选举

　　瑞丽县是紧靠缅甸的天涯地角，和缅甸有141公里的国境线。 　　1976年夏天，我在县委宣传部任文化干事，应省军区《民兵文艺》编辑部之约，要写一篇边防民兵先进事迹的文章，我来到民兵工作搞得很好的、瑞丽江界河岸边的顿洪傣寨。 　　在这里，我意外地碰到了准备偷渡出境的刘涛。这位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当时和她一家人竟然跳入波涛汹涌的瑞丽江，在奋力游向对岸时，公公、婆婆被激流卷走，她自己和丈夫、小姑被闻讯赶来的边防民兵救起，押送回京。 　　行踪可疑的“地质队” 　　那天晚上9点多钟了，队长、也是民兵连长喊板才从允当桥边的大田栽秧回来，见着我他就说：“允当桥头贺派寨的树林边，有几个躲太阳的外地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戴着太阳镜，顶着遮阳帽，还有几个箱子，几把雨伞，看样子可能是地质队的，我们给他们送了水、送了菠萝，所以，耽误到现在才回来。” 　　我听了，马上表扬他：“地质队是最辛苦的，成天在荒山野岭生活，听说我们瑞丽有铁矿和锰矿，他们可能就是为此事而来的。你们做得好，我们民兵既要打敌人又要爱朋友，当民族团结的模范嘛!” 　　吃完晚饭，喊板给我介绍他们民兵建设的情况：“我们栽秧打谷都带着武器到田间，从不放松警惕，前不久，我们还抓了两个想炸允当桥的匪徒，在我们口岸还抓了几个贩卖大烟的坏人。” 　　正在这时，基干民兵岩瑞进来向队长报告：“天黑了，树林边那几个地质队的人也没有走，不知是什么原因，问他们，他们说等一个领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哟!”喊板听了，笑着说：“我看他们衣装都整齐，说话又客气，像电影中的工程师一样，这样好啦，你约几个女民兵去请他们到我们竹楼上来休息，可能还没有吃饭，给他们煮点软米饭吃吃，现在是雨季，下起大雨来怎么办?把他们安排好了之后，你披着雨衣再去树林边等一等，他们的领导若来了，也一起请到我们竹楼上来住。”岩瑞去了半个多小时，又和两个女民兵一起回来了，报告说：“那些地质队员不在了，只剩下几张垫坐的废报纸在地上。”喊板听了后，说道：“那就算了，他们的领导可能来了。” 　　晚上，我就住在喊板家，外面下着大雨，火塘边几个基干民兵围在一起，喝着米酒，吃着花生，唱着傣歌，谈论着民兵斗争的趣事，直到深夜，虽然是大热天，但竹楼上很凉爽，我睡得也很香很甜。 　　一家人集体越境 　　东方刚刚朦胧见红，就有几个女民兵慌慌张张跑来，在竹楼下大喊：“队长，不好了，有几个人在江中拼命往对面的木姐方向游去!” 　　木姐是离瑞丽最近的缅甸边境城市，从顿洪过江后，不到一公里，枯水季节有人从这里涉江越境，现在，是风大浪急的雨季，哪个人要在这里越境真是不要命了!喊板一听，马上大声命令：“通知基干民兵，马上驾船捉拿!”他立刻起床，我也惊醒了，和他一道冲到了江边。 　　第一个发现有人在江中游动的是傣族老大妈牙咪哏。 　　每年雨季一到，傣族老百姓都有一个习惯，清晨，到江边打捞被江水冲下来的木板竹片，拿回家去做柴烧，这比上山砍柴要方便得多，省事得多。牙咪哏一来到江边，就发现有人在岸边抓住竹竿往水中跳，她也知道这是想偷越国境的人，但是她没有想到这样早，还有女的，还穿着刺目的花衣裙，于是，她赶紧叫一起出来的女儿去报告队长。 　　民兵们在喊板的指挥下，驾着四条细长的竹木船向江心冲去，他们一边追一边喊：“抓住他!抓住他!” 　　虽然船上岸上的喊声震天，但湍急的江水一点也不配合，前面两个黑影很快就被大浪冲到了下游，向伊洛瓦底江滚滚而去，手摇的木船根本追不上他们;幸好另外几个隔得近一点，被民兵拖上了木船，不然，还没上缅甸的江岸，他们就会溺死在混浊的大江中，一直冲到印度洋去。 　　船靠岸了，大家一看，还有那个穿花衣裙的，都是白天在贺派树林边的“地质队员”。喊板气慌了，大声训斥道：“你们是想偷越国境还是要跳江自杀?我们不是在抓坏人，我们是在救坏人，瑞丽江像巨龙翻滚，怎么游得过去?你们肯定是第一回来这里，前面那两个一定会被淹死!” 　　寨子的傣族老百姓都围过来了，几个老毕朗(老大妈)一看，还有这苗条漂亮的女孩，她们有的竟然流出了同情的眼泪，赶紧跑回家去，抱了几床薄毛毯，把他们一个个先裹起来，还问他们吃过早饭没有。女子伤心地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有两个毕朗还说：“我看他们不像坏人，先到我家去吃点豪甩吧(米面制的面条食品)!” 　　喊板立刻拦住了，他大声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跑外国?”水淋淋的越境者一句也不回答，只是望着滚滚下泻的江水在流泪，是呵!他们那两个同伴一定被水龙王吞下了。 　　我也用汉语普通话问了几句，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惊慌地看了我几眼，也没有说一句话。 　　这时，一辆手扶拖拉机开过来了，喊板叫了两个基干民兵说：“把他们都用毯子裹上，不要凉着，走!送到武装部去!”民兵归武装部管，他最熟悉的就是武装部群工科的同志。 　　我也坐上了拖拉机，和喊板一道回城了，路上，没有一个人讲话，到了武装部，武装部范部长得到报告后，立即吩咐：“这是集体越境，我们登个记，马上转送公安局!” 　　但武装部的干事怎么问，他们仍然一句话不回答，范部长又说：“这些家伙，又可恨又可怜，他们不说算了，我们把事情记下来报军分区，现在，立刻把他们送公安局，看他们还敢不敢不交待!” 　　我又随车到了公安局，公安局的赵局长好好表扬了顿洪的民兵，就立刻安排人给他们换了干衣服，送进了预审室，喊板感到任务已经完成，带着民兵胜利地回寨子去了。 　　我回到家里，心里很兴奋，这简直是目睹了我最需要的活材料，连文章的题目都取好了：《像剪刀一样严密的国境边寨》。 　　飞机押送回京 　　晚上12点多钟，公安局的小陈来敲门找我，他说：“我们局长叫我来请问你一下，你是内地来的参加过文革的大学生，有一个叫刘涛的女人是个什么人?” 　　我感到有些莫明其妙，反问他：“叫刘涛的多得很，你要问的是什么意思?” 　　小陈说：“白天送来的那几个越境的人，一句话都不回答，那个女的，我们预审股的丁股长审了她半天，她才说了一句话：‘我叫刘涛，什么都不想给你们讲，要讲我要向公安部的华国锋部长讲!’你说，这么大的架子，她是哪里来的刘涛?” 　　我一听，有点吃惊了，赶紧又问：“她说的是哪个地方的口音?” 　　“普通话口音，”小陈立刻回答，“标准得很!” 　　这一下，引起了我的联想，莫不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是呀，她和我的年纪差不多，清华大学毕业的嘛!文革中她不是和弟弟一起写了一张刘少奇的大字报吗?闹得四处风云，后来听说是江青逼他们写的，一直未听到她的消息，现在又不知是哪股“疯”发了，要跑外国!肯定是她，只有她才敢说要找华部长。想到这里，我立刻惊恐地说了：“那一定是刘少奇的女儿，你回去告诉预审股的，肯定不会错。” 　　是的，预审股审了一夜，就只得到这一句话，其他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公安局根据顿洪寨民兵提供的情况，还专门到贺派树林中去搜索，结果查到刘涛他们带来的当时在缅甸最走俏的中药材杜仲，另外还有衣物和解放前的同济大学毕业证书之类的东西，都丢在树林中，但就是没有证明刘涛身份的任何材料。 　　县公安局立即把这些情况向上级公安部门作了报告，层层上报，当天就报到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就明确指示：对作案人要严加看守，不准再审问，保证安全，明天之内把作案人送回北京，飞机由公安部安排，瑞丽公安局明天下午2点前一人一车押送到保山机场，不得有误。 　　他们一伙有五个人，三男两女，后来才听说，被水冲走的是刘涛的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姑娘是她的小姑，男的有一个是她的丈夫，有两个是他们的亲友，但姓啥名谁一个也没有交待。当时的瑞丽公安局，没有小汽车，要一人一车押送，怎么办?县委决定把唯一的一辆吉普车从乡下调回来专用，还是不够，怎么办? 　　我知道此事后赶紧向公安局长建议：小招待所停了4辆小轿车，客人可能还不走，就说有紧急外事任务借用一天，请他们支持一下，归还的时候给他们加满汽油就行了。我首先就和我接待的贾芝先生商量，他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还是李大钊同志的女婿，来民族地区深入生活，他一口就答应了。 　　当时的小轿车都是领导同志的公务用车，一说有紧急的外事任务，这些领导同志都同意了。第二天中午1：30分，押送刘涛5人的高规格车队按时到达离瑞丽最近的保山飞机场，那里已有飞机在等候，机旁还站着几个公安战士。 　　偷越国境，判刑两年 　　瑞丽公安局感到这个案子又大又蹊跷，刘涛肯定不敢盲目冒险来浮游滚滚界河越境，一看就知道是第一次来中缅边境，所以公安局更加注意边境那些可疑人的动向，终于抓住盈江县一名姓黄的女人，她是专门为越境客牵线搭桥的，她供认了刘涛一事和她有关。 　　原来，刘涛的丈夫通过从瑞丽回去的北京知青和这个盈江人的蛇头组织联系上了，他们从昆明坐的卡车都是专门安排的，直送到贺派的树林边，原定在这里和一个从缅甸来的男子接头，晚上在华侨旅舍住一晚，第二天就专门送他们从没有岗哨的田间小路出境。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男子未按时来，他们在树林边，被顿洪背枪的民兵问过几次，他们心虚，十分害怕，就躲进了密林深处;后来男子来了又没有见到这几个要出境的人，也就离去。当时又没有手机，刘涛他们在林中被雨水淋了一夜，想到再不走，一定会被民兵抓走，又误认为中缅国境线在这里只有瑞丽江，没有陆路，所以横下一条心，天一亮，就来到江边无人的地方，一人抱着一根竹筒就跳下水，公公婆婆被大浪冲走了，丢在林中的同济大学毕业证书就是公公的。后来才知道，落后的缅甸决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想要以此为跳板到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去。 　　第二天，我查了一些文革中的数据，得知刘涛和我一样大，也是1944年出生的，清华的毕业生，同我一样是文革前的末代大学生，心里怎么也恨不起她来，甚至还莫名其妙地有点同情。一个国家主席的女儿，水淋淋地被当“叛国犯”从界河中抓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谜”，我不相信国家主席的女儿连国家都不爱，肯定有其他原因。 　　我联想到，1976年清明节期间，参加纪念周总理活动的人都成了反革命，邓小平又重新被打倒，连我心里也都憋着一口气，何况她还是最大走资派的女儿。我又想到，文革中，她和弟弟被迫写了父亲的大字报，但仍然没有得到好报，还只是一个“可教育好”子女，大学毕业才当了个工人。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她肯定有冤屈，有想不通的事情，才走上了这条绝路。 　　我的征文文章最后还是写完了，我没有、也不愿引用这场最精彩的“活报剧”，但写了一些顿洪、允津、芒苓几个村寨的其他生动材料，后来，仍然在《民兵文艺》上发表了。 　　刘涛的悲剧总是在我心中时时闪现，我到北京开会，仍然打听不到她的下落。后来，在她被关了两年的时候，才正式宣判她以偷越国境罪判刑两年，押期抵刑期，判决时，她的服刑期正好也满了，恢复了自由。盈江那位姓黄的女子，当初判了15年刑，送到保山的监狱服刑;后来，警方知道刘涛已出狱了，她也在服刑三年时，被提前释放了。 　　现在，刘涛早已平反了，恢复了党籍，也落实了待遇，在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我的心情当然也跟着平静了，但作为同龄人，我还是把她意外的逃缅之灾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知道她人生的坎坷，我也愿她晚年安康愉快。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云南省文联专职副主席)     

（维权网信息员赵小明报道）继2011年10月6日，北京13名公民参选人人大选举普法活动全面遭到警方打压后，10月8日清晨，13名参选人又来到东城区北吉祥胡同开展她们普法活动的第七站。 10月8日是参选人之一的刘秀贞为主讲进行选举普法宣传的日子。早上九点半左右。已经有7位参选人到了刘秀贞家。而另外3名参选人张善根、王秀珍、湛江被警察限制人身自由，不能来到现场。一家西班牙电视台记者也赶到刘秀贞的家进行采访。刘秀贞家门口的胡同内，北京市治安总队、各公安分局以及派出所的人聚集在北吉祥胡同口，把出入的窄路完全封死，这样没有人能够再进来。这家西班牙电视台记者是赶在警方控制路段之前进入胡同的，这才能进来采访。 刘秀贞家的隔壁就是街道办公室。昨天的时候，办公室门口的胡同里还挂着“积极参加选举活动”的横幅标语，然而昨天夜里偷偷被人撤掉了。几名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站在胡同院子里，表面看起来是在闲聊，实际应该是被派来监视这几名参选人的一举一动的。 警察已经在短时间内找刘秀贞谈了3次话，刚开始说绝对不允许做宣传，后来说可以在院子里宣传，而院子里的六户人家有五户没有人在，最后又说只能在屋子里宣传，说在院子里宣传怕影响邻里关系。而刘秀贞家的邻居东城区公安分局的警察们都聚集在北吉祥胡同南侧的大兴胡同口继续监视。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此次普法宣传虽没有前几次那样，绝大多数参选人都被限制人身自由，但碍于此次活动地点地形的影响，仍然无法充分的展开宣传，扩大力度与受众。北京13名公民参选人的选举之路依然走得很艰辛。本网会持续关注北京公民参选人的境况。 刘秀贞电话：15300150228 刘秀贞家地址：东城区北吉祥胡同15号。路线：公交车104、108、113、758、特11路到交道口南下车，路东。驾车：交道口向南约500米，宽街向北约1000米。

　　“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不能在外部搞反对党，就只有在内部(向不同群体)开放。”“西方政党是通过选举来衡量力量大小的，党员数量是无所谓的。” 　　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围绕中共党员人数突破8000万以及党员构成发生巨变等现象，对话《凤凰周刊》。 　　不是农民党员也能代表农民利益 　　记者：今年6月，中组部宣布中共党员已超过8000万名。一个党的党员规模多大为好? 　　郑永年：还没人研究过党员人数规模的合理性问题。这其实也是个假命题。因为中国是特殊的，西方政党是通过选举来衡量力量大小的，党员数量是无所谓的。 　　记者：统计显示，近三年党员扩招增速超过GDP速度。数量不断增大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凝聚力问题? 　　郑永年：党员加速扩张，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党员数量很大，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构，难以发挥效力。而且规模越大越难管理，效率成问题。现在很多党员除了入党、惩处、交党费外，其他时候组织的感受性不强。 　　记者：与建国初期比，目前工农在中共党员中比例大幅度下降，而干部、管理者以及大学生迅速上升。这个趋势如何分析? 　　郑永年：工人农民成分减少了，企业家、学生成分多了起来，实际上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吻合的。 　　不允许新兴阶层去组建政党，你就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党外。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不能在外部搞反对党，只能在内部向它们开放了。 　　记者：中共体现自己与时俱进的一个方式是，每出现一个新阶层，就从其中发展党员。还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保持党对社会阶层变动的同步性? 　　郑永年：通过职业划分来组成党员，这可能是最简单的方式。但现在好些分配比例是不公平的。很多组织是代表过度，而一些新兴组织是代表不足。在政治构成里应认真思考社会结构的代表性问题。 　　其实，一个党的敏捷性更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不一定要农民党员对应农民。代表机制设计好了，不是农民党员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制度若不好，就是农民党员也代表不好他自己阶级的利益。 　　“三个代表”应落实为党内民主 　　记者：从党员构成的现在变化，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共党员正走向精英化

    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革命最为显赫的成就。百年之后，新的时空之下，再来回望那段历史，价值何在呢？ 　　革命是否应当发生？这是一种疑问。它饱含着强烈情感性的问题取向，隐含的疑问则是：如果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会更顺利？可是，这样的疑问，看似强悍，而深刻的悖论在于，它无法论证。机会成本，如何讨论？因而，它只可能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情感投射而已。“穿越”历史，“假设”史学，属于想象，并非严肃历史研究与探讨。 　　对于后世读史者，革命，无论你是否喜欢，它已经发生。历史的本质特征是不可重复性，固此，研究它为什么会发生，才是正途。 　　中国近代史，无论我们持革命史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还是用现代化史观(洋务—戊戌—辛亥)，都无法绕过“革命”。辛亥这一年，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年代，非有足够的襟怀，即使百年之后，我们仍难逃机械刻板的解释。 　　辛亥年为起点前溯，革命的直接动力，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已经隐伏。甲午战争的失败，在相当意义上是晚清朝廷30年洋务运动的失败;倾国之力而建成的北洋海军，一战之下，灰飞烟灭。那么，未来中国，路在何方？ 　　这一年，上书李鸿章而未遂的孙中山，将自己的志业转向“革命”，由边缘出发，从社会底层开始尝试中国变革;同样这一年，以“变法”为号召的康有为，考试未中，没能进仕……第二年，康有为终于进入仕道，获得了从权力中央“变法”并改造中国的机会;与此对应，孙中山则在广州打响了推翻清廷的第一枪。由此开始，我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看到了两支竞争性的力量。如果将中国如何进入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性挑战，即使晚清朝廷愚顽，又如何能置身这一进程之外？看起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廷改变不重陆防的军事思想，仅仅只是一种技术性变革，但任何军事技术的变革往往正是一种政治性经历。为着保卫清廷的“新建陆军”，在后来的历史进程里，虽然更为隐秘，却同样是一种促成历史逆转的力量所在。 　　简而言之，甲午战争的失败，既是清朝中国以“洋务”之策进入现代化轨道的一次失败，同样也蕴含了未来改变历史的动力系统的发生。百年之后，我们放下利益衡量，更公允地看，无论是孙中山边缘集团的“革命”道路，还是康有为文人集团的“立宪”选择，以及军人集团和他们的代表袁世凯的种种“修补”，实为中国人探索如何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的努力。将他们视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动力，并无不妥。他们既是中国遭遇现代化挑战的产物，同时，也是促成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当然，三种历史动力系统之间，目标皆为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但表象却是彼此的竞争。在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际，“举国舆论，莫不目予(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结果16年后，却是孙中山革命性的“共和”道路最终胜出。 　　这是历史自身的逻辑。当一个庞大的朝廷(政府)，无力将它服务的国家在全球化的生存竞争里带至新境，它的崩溃，自是必然。无论这是以“革命”还是其他名目达成。只是，当这种转变，是以革命的行动完成，那么，我们由结果回溯当年的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与卓绝的奋斗，这位“先行者”，后人当然得奉献自己足够的敬意。 　　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看，它只是一个开始。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这个“革命”的开始，造就了后来的路径依赖。那么，百年之后，我们去重寻当年，其目标，当然是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在。 　　历史自有其逻辑。读史只是去寻找、发现并理解它。之后，将我们理解并形成共识的历史逻辑，化为这个国家当下及未来走向的资源。本刊连续的辛亥革命报道，以为价值在此 　　孙中山在美国 　　13 岁那年远渡重洋去檀香山的经历，使得孙中山第一次对西方文明、西方制度和西方历史有了了解。革命爆发前的最后两年，孙中山有超过一半时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在整个东南亚不受欢迎后，他在北美找到了一个栖身场所。在所有西方国家中，他了解最多的，正是美国。这里既是他革命之路的起点，也是他革命源源不断的动力之一。 　　革命中心之外的孙中山 　　1911年10月12日11点左右，在旅馆吃完早餐的路上，经过走廊报摊时，孙中山顺便买了一份报纸。他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印着这样一条简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他紧盯着报纸仔细看了两遍，才最终确信这个消息。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响起时，孙中山正在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途中。《孙中山全集》里记述，十几天前，他在途中接到黄兴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可是，“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丹佛)，而密电码本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 　　10 月11日晚上，孙中山与随行人员黄芸苏到了丹佛，住在丹佛市布朗宫殿酒店321房间—100年后，这个房间至今还被完整地保存着，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说： “当时是一个套间，房号是321，后来我们特意保留下来，并改成了会议室。”在这间房间里，还悬挂着原始登记记录的复印件、孙中山的照片及“天下为公”的题词。 　　当时在酒店，孙中山从行李中找出密码本翻译出黄兴的电报：“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之后，孙中山拟电：“时予在典华(丹佛)，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可是，还没等他第二日发出这份“令勿动”的电报，革命胜利的消息已经从大洋彼岸传来。多年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孙中山惊喜交集的心情可以想见。他马上先给黄兴发了一封电报，“申说复电迟延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 　　接下来一个重要问题马上摆在面前：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表面上看，马上回国，投入革命第一线，似乎是最合理的选择——如果他即刻动身坐船，20日左右便可抵达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可是冷静下来，孙中山决定暂留国外。在他看来，在这关键时刻，西方列强对新政权的态度极为重要，所以外交活动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如果在中国驻有军队的西方大国为维护从清政府手中获取的特权，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则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反之，如果列强能支持这场革命，则胜利的把握就更大。 　　以孙中山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6个国家：美、法、德、俄、日、英。其中，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是反对革命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 　　孙中山于是取消了原定的旅行计划，立即驰往华盛顿。途中看到报上载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文字，孙中山意识到，中国革命已为世界所关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途中格外谨慎，避免会见一切报馆访员。可是10月15日途经芝加哥，那里的华侨已迫不及待为他举行了颇具声势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把孙中山当做促成这场革命发生的英雄来欢迎。美国报纸上不断刊出文章，预言孙中山将当选未来共和政权的总统。会后，有十几家西方报纸想采访孙中山，但都被他避开。尽管如此，“孙逸仙”这个名字已经频频成为这段时间外电报道的重点对象。其中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孙逸仙博士的信徒设在纽约的总部，昨晚挤满了人。据称，几乎每一个出席者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墙上悬挂着孙逸仙博士的巨幅油画肖像，还有其他穿着革命军军装的士兵和海员像。大家都在谈论革命。” 　　其实，早在 1911年5月21日，孙中山就到过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被拒绝。当时美国标榜“严守中立”。这一次，革命已然成功，孙中山希望美国态度有所改变。10月18日，他再次写信给诺克斯：“我曾经于上次访华府时，尝试拜访你，但没有如愿。今冒昧再致信你，希望和你作一次秘密会晤。”诺克斯认为孙中山是“欲推翻现存政府的领袖，不愿与之接触”，也拒绝接见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 Lea)。并且，当1911年11月孙中山在伦敦谋求西方援助时，诺克斯还曾指示美国驻伦敦的金融机构，不要向孙中山提供贷款。 　　失望之下，考虑一番之后，孙中山决定立即归国。1911年12月25日9点45分，“地湾夏号”邮轮缓缓靠岸。在黄兴、宋教仁和陈其美的迎接下，孙中山走下轮船。此前，很多媒体都在猜测这位常居海外的革命者带来多少资金回国——《申报》就数次报道他购买战舰、兵舰带回的消息。所以孙中山一上岸，许多记者就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13岁少年的新大陆 　　夏威夷是美国著名的度假所在地，其州府所在地火奴鲁鲁(Honolulu)，因为火奴鲁鲁早期盛产檀香木而被华人习惯称为“檀香山”。檀香山国际机场候机大厅里，有一个仿照岭南园林建筑风格设计的中式花园，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公园正中央，矗立着一尊孙中山雕像。因为孙中山的关系，这一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2006年，夏威夷市政府将中国城旁的一座公园命名为孙中山纪念公园，里面还有香港著名雕塑家朱达成创作的孙中山铜像。2011年初，夏威夷檀香山市全体市议员一致通过，今年为檀香山“孙逸仙年”。 　　1879年，一位穿着长衫、头上盘着辫子、戴着红顶绸布瓜皮帽的13岁中国少年，怯生生地下了船，以好奇的眼光打量周围。这就是刚从蒙昧中国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乡村少年孙中山。 　　孙中山的出洋，与其兄长孙眉关系甚大。比孙中山整整大12岁的孙眉因家境贫寒，只读了4年书便辍学做工。16岁，孙眉随同乡亲友赴檀香山做工，经过几年打拼，经营的农牧业因成效显著而受到夏威夷政府的青睐。那时，夏威夷糖业生产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劳力，孙眉因此得到了夏威夷政府的特许状：“多招华人来檀香山大兴垦务。”1878年，孙眉回到家乡，与同乡姑娘谭氏结婚，准备招一批乡亲们前往檀香山。孙眉设立了移民事务所，与人合股接管一艘航海巨船，作为移民之用。 　　孙中山也想随哥哥一起去国外闯荡，遭到父亲孙达成的坚决反对。孙达成的两个弟弟均死于海外淘金，不愿意小儿子也走上这条充满艰辛之路。 　　第二年，孙眉的同事雇一条约2000吨的英国铁壳汽船“格兰诺克号”，到澳门载运中国侨民。再三恳求下，父亲终于同意。这年5月2日，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先乘帆船到澳门，再由澳门乘英轮赴檀香山。孙中山后来在给别人的一封信里提及此行对自己的影响：“13岁随往夏威仁岛(注：当时译名)，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这时的夏威夷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叫夏威夷王国(Hawaiian Kingdom)。1894年7月4日，夏威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Hawaii)成立，欧瓦胡岛上的火奴鲁鲁为其首府。这里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最前沿，也给少年孙中山带来最初、也是最强烈的思想振荡。 　　到檀香山不久，思家心切的杨夫人先返回故土，孙中山则被安排到孙眉在茂宜岛茄荷蕾(Kahului)开设的商店当店员，学习记账、珠算和当地楷奈楷人的方言。孙中山很快发现自己对呆板的买卖毫无兴趣，遂向哥哥提出上学的想法。孙眉虽然只在家乡读了4年私塾，仅粗通文义，但他对教育极重视，因而对弟弟的请求欣然应允。 　　这年秋天，孙中山进入火奴鲁鲁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意奥拉尼学校 (Iolani School)，入校时的名字还是父母为他最初起的——“孙帝象”。创办于1862年的意奥拉尼学校是夏威夷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如今也是夏威夷最有名的私立学校。意奥拉尼学校原本的目的在于栽培原住民，特别是王室或部落酋长等贵族的子弟。由于西方人、中国人、日本人大量移入夏威夷，这所英国与美国传教士所办学校，很自然也招收部分移民者的小孩。孙中山1879年9月入学，同年有10位中国学生在该校就读。学校教师几乎全为英国人，收费也高于其他学校，每年学杂费150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孙中山在这所学校读了3年，连同生活费用自然是笔不小的开支。 　　孙中山入学时，课已开过了两星期，并且他完全不懂英文。细心的老师将他安排在课堂里旁听一段时间，并单独辅导他英文字母和语法知识。孙中山很快就可以读英文课本和用英文写作文了，他对数学也很感兴趣。 　　3 年后中学毕业时，他获得全班英语语法第二名。1882年7月27日，学校在圣安德鲁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当时夏威夷的国王卡拉卡瓦(King Kalakawa)，王太后爱玛(Queen Emma)和公主莉莉奥库兰尼(Princess Liliokalani)皆出席，孙中山在典礼上接受了国王亲自颁发的奖品。这也被当地华侨视为一个极大的光荣。 　　意奥拉尼是所教会学校，《圣经》是必修课，早晚两次祈祷，星期日则要去圣安德鲁教堂做礼拜。孙中山受基督教影响很大，从中领悟了许多道理，这对他日后提出平等、博爱、天下为公等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而西学教育和当地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少年孙中山的人生观形成中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种子。 　　意奥拉尼学校的读书经历，是孙中山对西方历史及西方制度的第一次体验。在意奥拉尼学校的大教学楼前，还有一座少年孙中山铜像。学校也以出了孙中山这样一位伟人为荣，校方说：“我们很愿意和学生讲孙逸仙博士的故事。” 　　从意奥拉尼学校毕业后，孙中山先回到大哥的店铺帮忙。几个月后，又按捺不住继续求学的心思，经孙眉同意，1882年秋天，他再次去火奴鲁鲁，进入美国人办的欧瓦胡学院(Oahu College, Honolulu)的大学预科班。孙中山在这里读了两个学期，学校至今还保留着他当时缴纳的55美元学费的记录。 　　进入欧瓦胡学院时，孙中山仍使用“孙帝象”这个名字，以至在后来很长时间内，学校并不知道孙中山是他们的杰出校友之一。“也是最近几年，我们才知道，孙帝象原来就是孙中山。”校方人员介绍说。有趣的是，出生于火奴鲁鲁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读过的普纳荷学校(Puhahou School)，前身即欧瓦胡学院。而孙中山当年读书时的两层小楼至今仍在使用。“孙中山在这里读书时，普纳荷全校只有158个学生，他所在的班级共有 32人，其中有3名中国人。”孙中山的同学中，包括当时的夏威夷王子库伊奥(Kuhio)。 　　普纳荷校园里有一棵酸子树，如今已长至两层楼高。果实的外壳似花生，但比花生大。剥开，里面漆黑发黏，其味酸中带丝甜意。当年孙中山就是坐在这棵树下，把酸子当零嘴吃。回国时，他将其种子带回乡，种在自家院前。如今种子已长成大树，叶密苍翠，仍守候在故居旁。 　　叛逆的17岁年纪的青少年孙中山，很自然地与兄长孙眉发生冲突。在意奥拉尼读书期间，孙中山就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被基督教影响，很虔诚地参加各种教会活动，有了受洗礼入教的念头。但这遭到孙眉的强烈反对。孙中山还将孙眉挂在厅里的关帝画像扯下来，告诉农场职工，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消灾治病呢？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才是。气恼的孙眉于是暗地里通报父亲，要把弟弟送回家，严加管教。1883年7月，未满17周岁的孙中山心有不甘地从欧瓦胡学院退学回国，结束了第一次海外学生生涯。 　　在檀香山的4年多的西方教育，已经在这个少年心灵深处，埋下了日后为民族前途奋斗的萌芽。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同窗钟工宇1932年曾向《纽约太阳报》记者戴维斯介绍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课外常用方言交谈……他告诉我，他想知道，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处得这样好？……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为什么满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的蚂蚁？这样对吗？我当时无法作答。” 　　从13岁到17岁，正是一个少年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讲演时曾这样提到这段经历：“忆吾幼年，从学私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于课暇，辄与周围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类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 　　革命的起点 　　从檀香山回国后的几年，孙中山辗转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学医、从医，结交有志青年，热议国事;而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他对清政府抱有最后一丝希望的改良梦想，也消失殆尽，从此，他头也不回地走上革命之路。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檀香山作为他革命之路的起点。 　　在郑观应的帮助下，1894年10月，孙中山从上海踏上驶往檀香山的航船。此时的他28岁，再也不是那个负笈求学的懵懂少年。再次去檀香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史扶林分析：在檀香山，“他可以依靠他的哥哥的影响和财富”，除此之外，在檀香山的广东人很多，“对他来说，这个社会是不需要介绍的”。 　　这次距他上次离开檀香山，已经9年，当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夏威夷1893年发生革命，王后被逼退位，君主制已变成了共和制。那时夏威夷数万华人中绝大部分来自广东，广东人中又有八成是中山人，他们之间直接或间接都是孙中山的亲友邻坊。尽管如此，当时的革命宣传工作极为艰难。有一次孙中山在华埠路过，有华侨指着他的背影叫他“疯子”。孙中山后来在回忆中也不无痛心地说：“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邓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他很清楚，革命需要一个组织，便利用自己的医术边为人治病，边宣传革命的意义。陈少白后来说：“孙先生那时候革命思想很厉害，碰上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及其支持者聚集在檀香山卑涉银行华人经理、基督教教友何宽的家中，举行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何宽、李昌、刘祥、钟宇、程蔚南、郑金、黄亮、许直臣、宋居仁等二十余人。孙中山为会议主席，他提议将这个以反清为目的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 　　据《檀山华侨》描述，当那些入会者由孙中山带头，各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举向天时，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会员李昌便朗诵誓词：“联盟人×省× 县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誓词中用了“合众政府”一词，而不是后来孙中山常用的“共和”。 “合众”，即“联邦”或“联合”之意，在美国历史学家史扶林看来，这一提法很显然是以美国的共和形式的政府为蓝本，“因为有理由认为孙中山是在夏威夷最先受到美国的影响”。 　　成立兴中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将来的中国革命筹款。为此，组织者们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两种筹款方式，一是规定每位会员要捐5块银元;另一种是发行股票，每股10元，承诺革命成功后每股偿还100元。可是人们对此的反应并不像预期那样热烈。客观而言，很多华侨本身就是去美国谋生的，条件并不宽裕，说服他们掏腰包支持在那时看来还虚无缥缈的革命，实非易事。 　　兴中会创始人何宽的曾孙何宇锦至今还生活在檀香山。出生于1950年的何宇锦并未见过自己的曾祖父，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曾祖父的研究。何宇锦说，何宽是通过孙中山的中学同学钟工宇而相识孙先生的，两人一见如故，由此成为孙中山革命最为忠诚的追随者。1931年何宽在夏威夷去世，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特意向何宽的墓地敬献了花圈。 　　作为兴中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在银行供职，为人诚实守信的何宽，自然成为孙中山最为可靠的“财政大臣”，兴中会的一些支票，都要由他跟孙中山共同签字方可生效。据何宇锦介绍，从1894年11月24日到1895年9月2 日，先后有112人陆续加入了兴中会，这些人的名字和缴纳的会费，都被何宽保留在了“兴中会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簿”中。根据账本记载，兴中会成立一个多月后，共筹集1388美元，在此关头，此前一直对弟弟的革命活动有诸多阻挠的孙眉慷慨解囊。孙眉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了一部分牲畜，并以当地华人首富的身份，带动了周围20多人，捐赠了5000美元。 　　虽然檀香山的华侨们在提供资金上的反应令人失望，但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政治热情被激发。这部分华侨大部分是商人、店员、农民和工匠，他们历来处于传统的中国政治舞台之外，这一次，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和孙中山的事业联系起来，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这群人中，邓荫南是其中一位。他本是当地的一位商人兼农场主，在介绍了14位成员加入兴中会后，他更是变卖家产，捐出资金，随孙中山回国参加革命。另一位华侨宋居仁也将自己的餐馆变卖，带着两个有夏威夷血统的儿子回国参加起义，并为国捐躯。 　　争夺阵地 　　1903年10月7日，檀香山的英文报纸《早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为《著名革命家悄悄抵埠》。副标题是“此人想推翻慈禧太后和她的政府”。 　　这是孙中山第五次造访檀香山。时隔7年，这里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从梁启超到檀香山后，他宣扬的“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使很多人都受蛊惑，大部分兴中会会员都转向保皇党。尽管康有为诅咒过那些领导群众起义的“叛徒”、“土匪”，但是保皇派们要恢复权力，保证自己的政治前途，唯一的希望就是借用孙中山的策略——在华侨中募捐。梁启超显然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获得许多华侨捐款，不仅如此，他们还出巨资，赞助出版保皇党的机关报《新中国报》，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攻击反清革命。在保皇派的猛攻下，兴中会成员减少到只剩下10人，几乎被彻底摧垮。 　　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决定再一次征服这个群岛，向梁启超的宣传才能及他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独一无二的解释者的身份挑战。在檀香山逗留期间，孙中山在群众大会上向成千华侨发表演讲，阐明他的革命和共和目标。数千华侨头一次发现了孙中山的演讲才能，孙中山也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注意，他们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演讲的消息。美国作家夏曼(Lyon Sharman)在《孙逸仙》里这样记载：“英文报纸的记者被那位穿着一身亚麻布衣服、剪短了头发的演讲者的洋化了的外貌吸引住了，他的听众都穿着中式服装，留着长辫。在这些新闻记者看来，孙中山不像个狂热者，而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演说家，他用有力的手势来强调他说的话。”夏曼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天生领袖”，当他谴责清政府、说到要竭力效法美国的共和制和选举总统时，听众都为之欣喜若狂。 　　这一次，孙中山还生平第一次利用报纸攻击他的政敌——他把一家老式的中文商业性报纸《隆记报》改为兴中会的党报，本人亲自做主笔，写了《驳保皇报》一文，和《新中国报》展开论战。此时的民心也在发生微妙变化。1900年汉口密谋的失败，此后又没有任何勤王的起义，这些都削弱了华侨对梁启超的信任。与此相反，孙中山轰动一时的惠州起义的尝试和史坚如的奇袭广州衙门，都让华侨对革命的支持态度更转向明确。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于是也再难修复。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在《复某友人书》中指斥梁启超：“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彼见风潮已动，亦满口革命，故旧金山之保皇党俨然革命党”，“今日之计，必先破其戾谬”。他认为梁启超“以一人而持二说”乃是“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 　　兴中会与保皇党，实际上开始了在华侨中争夺政治影响和经济支援的严厉对抗。当时一家报纸提及：“康同璧女士(注：康有为之女)及欧某至各埠游说运动，务以拒绝革命党为事。而孙逸仙医生亦遍游各埠，意在解散保皇会，并欲筹饷50万金云。” 　　那时孙中山的名望仍然比不上他的对手——1904年底，康有为穿着紫色袍褂来到美国。在华盛顿，他获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在费列得尔菲亚市，穿着蓝色漂亮军服的保皇会两个连的候补士官生，手持黄龙大旗和美国星条旗做他的随从护卫，雇用的军乐队为他开路，沿途保皇党徒大放鞭炮，夹道欢迎。不过，在孙中山的猛攻下，保皇派对檀香山3年之久的垄断终于被打破。孙中山展现出来的革命气魄和个人魅力，也为他本人和革命运动赢得了更多的尊敬。 　　秘密社团 　　旧金山唐人街新吕宋巷36号，是一栋稍显破旧的3层小楼，门口的台阶逼仄得仅能容纳一人上行。很少有人知道，这座不起眼的小楼，当年却与遥远的中国革命有着不可小觑的关系。这里便是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它的前身是洪门致公堂。 　　1896 年6月18日，30岁的孙中山独自一人从檀香山乘轮船抵达三藩市(旧金山)。这是他首次踏上美国本土。他向所遇到的华侨继续积极鼓吹反清革命，但他的宣传未获得积极响应，欢迎革命的，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而且很多人认为孙中山“谋反”是大逆不道，“视为蛇蝎”，甚至连筹措旅费也遭到了华商们的拒绝。一举一动受到监视的孙中山察觉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停留了3个月后，他远赴英国。 　　可是，这一次美国大陆本土之行，也让孙中山有了另一个收获——他发现美国有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民间社团，这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会馆，也就是俗称的致公堂。孙中山的舅舅杨文纳很早就到美国淘金，熟知这里华人情况的他向孙中山建议，北美系保皇会发源地，“倘不与洪门人士合作，势难与之抗衡”，力劝孙中山加入洪门。 　　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也是美国华人的一位传奇人物。出生于1863年的黄三德是广东台山人，15岁时到美国谋生，1893年被推举为三藩市致公堂盟主。旧金山致公堂是美洲各埠洪门分堂的总部，其在华人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视。黄三德后来著有《洪门革命史》一书，据其自述，1903年，由他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的洪门组织——国安会馆，允许孙中山加盟。1904年1月8日，通过兴中会元老钟木贤作保，孙中山在檀香山国安会馆宣誓加入洪门，并被封为“洪棍”(洪门称“元帅”为“洪棍”)，跻身洪门致公堂的要职。夏威夷国安会馆曾保存了孙中山入会日期的档案和保荐人的数据，这份珍贵档案却因近些年数度搬迁而不慎遗失。 　　如今，在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内，依然完整保留着孙中山的书房。陈列有孙中山曾经使用过的桌椅、印泥、保险箱等物品，以及他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人往来的信件等。鲜为人知的是，除了孙中山之外，当年还有大批仁人志士曾经秘密加入洪门致公堂。据致公总堂会长周国祥介绍，这其中就有孙中山的革命盟友黄兴，以及大名鼎鼎的蔡锷、蔡廷锴将军，而黄花岗72烈士中，有68位是洪门兄弟。 　　加入洪门不久的孙中山马上就得到了很现实的帮助。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搭乘“高丽号”，再次离开檀香山前往旧金山。早在1882年，美国议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华人没有必要的证件不能进入美国。为了能在美国推广革命活动，孙中山不得不设法取得美国护照。1904年3月，在他第二次前往美国本土的前夕，由哥哥孙眉、舅舅杨文纳这些亲友作证，申领了一份夏威夷出生证明——1866年出生于香山翠亨村的孙中山，称自己是1870年11月4日在夏威夷出生;11月13日，在向法官宣誓后，他领到了一个美国岛属居民所持之护照。 　　经过一周的海上漂泊，4月6日，“高丽号”到达旧金山。可是孙中山一上岸便被美国海关以手续不符等理由扣留。个中原因，一种说法是与孙中山激烈论战的保皇党担心孙中山一旦抵达美国大陆，会给那里的同党带来更大的麻烦;另一种说法是清朝皇室贝子爱新觉罗·溥伦率团到美国参加圣路易斯世博会，清官员担心孙中山“闹事”，因此令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祐阻挠。何祐立即照会美国海关当局：以保全清、美两国邦交，请禁止将于某日抵埠的中国乱党孙某入境。当海关查知孙中山所持的是夏威夷出生证，表示按照法律难以禁止的时候，他们又极力说明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人，所持护照，必是伪造。这样，孙中山便被困在码头上的木屋里，等待处理。 　　小木屋简陋，与外界完全隔绝。有一天，孙中山无意间从他人那里借到一份侨报《中西日报》，见上面写有“总经理伍盘照”的字样。他猛地回忆起1895年从香港逃离时候，基督教教友杨襄甫、左斗山两人，曾特地写信给旧金山《中西日报》总经理伍盘照，请他念同教的友谊，对孙中山予以照顾。这封信孙中山暂时没用上，仍留在皮箱里，他立刻根据报上地址写了个便条，让一位西洋小报童送到《中西日报》。伍盘照收到信后，马上按信封英文地址赶到木屋去，那时，伍盘照还兼任清廷驻旧金山领事署顾问，领事何祐经常向他请教对外事务。伍盘照一方面正告何祐：孙中山系革命党，不能指为乱贼，请勿激起众怒;另一方面，又去拜访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英文书记唐琼昌。 　　危急时刻，黄三德立即组织营救。他先以自己的名义拿出500美元做保证金，保释孙中山，又花5000美元聘请当时檀香山著名律师何利为孙中山上诉。据黄三德在《洪门革命史》中回忆，官司一直打到华盛顿最高法院，经过17天的审判，最终获胜诉。1904年4月28日，美国政府工商部电告旧金山海关，批准孙中山在美居留。使孙中山索性甩开了各种顾忌，在美国公开从事革命活动。 　　孙中山脱险后，向黄三德表明：此次来美目的，是要发动华侨捐资支持革命运动。黄三德表示全力支持，并亲自陪同孙中山到全美各埠发表演讲。1904年5月24日，孙中山与黄三德从旧金山出发，开始赴美国各地对洪门会众进行注册和宣传活动。据中国社科院所编的《孙中山年谱》，所到之处，黄三德必“开台演戏”(洪门称招收会员拜盟行礼为“开台演戏”)，孙中山则发表演说，阐扬反清革命宗旨，驳斥保皇谬论。每到一处，黄三德必介绍孙中山与各埠的华侨领袖相识，以扩大革命影响，建立孙中山的威信，其中，美洲另一华侨组织安良堂的侨领司徒美堂就是在黄三德的介绍下认识孙中山的，从此，司徒美堂也成为忠实追随孙中山的华侨领袖之一。 　　不知为何，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与黄三德的关系却日渐疏远。有学者认为，是黄三德自恃功高，数次向孙中山跑官要官，孙中山没有应允从而引发矛盾。也有研究者称，革命成功后，黄三德希望将洪门致公堂在国内立案，注册登记成为一个公开的合法组织，进而参政议政。当时孙中山并没有答应，这使得两人渐行渐远。再后来，黄三德听从建议，同意成立致公党。不过孙中山在日后否认洪门与革命的关系。 　　为革命筹款 　　“在孙博士壮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募集革命资金的工作，明显地成了他的主要职业。”研究孙中山的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对孙中山做了这样的评价。武昌起义爆发前，孙中山本打算亲自赴南洋各国去筹款，但因从事革命，许多国家都拒绝他入境，使孙中山在南洋一带难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华侨革命党人多次为革命起义捐献大笔款项，“大有接应不暇之势。出钱者因多叹元气之未复，劝捐者亦殊党开口之为难也”，所以孙中山只得将筹款重点放在美国。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四度到美国本土，为革命奔走呼号，并在华人华侨中积极筹款。 　　为了筹款，孙中山也设想了好多形式。韦慕庭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里写道，其中一个计划是建立一个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中华实业公司，“这个公司打算筹集资本100万元，以1万股为限，每股百元”。孙中山许诺，中国的投资者在“将来革命成功后，专承办开矿，专利十年”。可是这个计划最终失败。 　　在洪门的帮助下，1911年7月，就在孙中山最后一次来到美国本土期间，黄三德与孙中山联手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帮助孙中山一路打通海外筹款的通道。根据章程，不管是谁，凡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捐助的，皆得列名为“优先国民”，他日革命成功，概免军政府条件之约束，而入国籍。筹饷局的成立，使得海外筹款活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仅仅几个月，便筹款接近15万美元。当时，孙中山仍属于清廷通缉的要犯，黄三德在洪门内部下达密令，要求致公堂各分堂全力保护孙中山的安全。而辛亥革命爆发那天，陪同孙中山一起去丹佛的黄芸苏，正是致公堂另一位负责人。致公堂当年发出的筹饷公告中还提道：“现经印就捐册，寄呈各埠，后派演说员两队，孙文大哥、黄芸苏为一队，周游美国之北。”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当年为了革命活动方便，而谎称自己出生于夏威夷的经历，最近一段时间被不少媒体热炒，甚至有人撰文耸动地称，辛亥革命后，中国人选了一位“美国人”做总统。实际上，孙中山获得的美国公民身份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08年，孙中山偕胡汉民等人从新加坡前往曼谷，在华人华侨中宣传革命。当时的暹罗(即泰国)当局迫于清政府压力，要将他驱逐出境。孙中山以自己是美国公民为由，在会见美国驻暹罗公使汉米尔顿·金时，要求保护。汉米尔顿·金随即将此事电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卢特。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电复汉米尔顿·金，认为孙中山不符合美国公民资格，不能取得美国护照。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公民。 　　孙中山主要的、不断的资金支援来源，就是海外华侨，其中就包括为革命几乎耗尽家财的兄长孙眉。在夏威夷以经营稻米起家的杨然，是当地的百万富翁，民国成立后曾捐巨款帮助孙中山。其子敬仰孙中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仙逸，他立志航空救国，积极帮助孙中山向世界各地的华侨募捐，购买了12架飞机(其父捐献了4架)。回国后还亲自动手装配了第一架国产飞机，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字“罗莎蒙德”(Rosamonde)命名。宋庆龄不顾生命危险，亲自登机试飞，揭开了中国航空史的第一页。被孙中山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杨仙逸后在奉命东征叛军陈炯明时不幸遇难。此类感人的华侨支持革命的故事不胜枚举。据历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之前，在五大洲的华侨人数约 800万，他们在世界各地遭受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使得他们迫切希望祖国强盛，愿为推翻清朝统治，民主救国不遗余力。所以，孙中山曾不无感慨地说：“华侨是革命之母。” 　　辛亥之后，孙中山在南京与上海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取道欧洲回上海，6天后，他从这里出发去往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共和之制，由此肇始。仅仅92天后，孙中山卸职临时大总统，又回到了上海。在这里，他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隐居生活，完成了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建国方略》。如果说南京是孙中山的政治顶峰，那么，上海就是他的革命港湾。 　　孙博士回来了 　　上海淮海中路是1900年法租界越界修筑的一条道路，最初叫西江路，后来又以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昌之名，改称“宝昌路”。在淮海中路650弄，两座老式居民楼的夹道后面，一座3层高的花园洋房正在整修，深灰色嵌暗红色的外墙，每层都有8个拱门式阳台，背面墙上还有一幅宫廷画似的砖雕，气派非凡。工程虽然持续了一年多，但却少有工人知道这座建筑的来历，只有住在附近几十年的居民才了解，这里就是当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海外回国的行馆。 　　1911 年12月25日，圣诞节，孙中山乘坐的“地湾夏号”轮船抵达上海吴淞口码头。16点20分，他与同行的胡汉民等人乘汽车来到这里，当时的门牌号还是宝昌路 408号。此后直到1912年1月1日起程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此居住了6天。虽然短暂，但却异常忙碌，为即将建立的新政府做准备。 　　只是，在抵达这里前，“孙博士去了哪里”，成为中外记者都迷惑不解的问题。 　　武昌起义事发突然，当时身在上海的革命党人毫无准备，设在爱文义路伍廷芳家的总部，整日人声嘈杂。伍廷芳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后来做过驻美公使，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共和。只是，他当时整天闷闷不乐，背着手在起居室里大踏步走来走去。来自澳大利亚的新闻记者威廉·亨利·端纳，每天早晨都会到他家，协助处理对各国的交涉事务。伍廷芳曾对他说：“孙逸仙这位老兄究竟在哪里？他说他发动了这场革命，如果是，那么他在哪里？”他要求秘书每天发电报，直至找到孙中山并获得回音为止。 　　起义成功了，找谁来做领导人？恐怕这是辛亥革命最为怪诞之处。身在武汉的黎元洪被战士们从床底下强拉出来，硬安上了湖北都督的名号;从上海匆匆赶来的武将黄兴，就任战时总司令，却在一月激战后，以汉阳失守而返沪。身在上海的端纳也发觉，虽然各省宣布独立的报告纷纷传至上海，声称他们推翻了当地清廷政权，但对于如何成立新政府，却并无任何建设性意见。 　　“不管是黄兴还是黎元洪，选谁当总统，对方都不服，孙中山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选择。”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向本刊记者分析，“加之，黄兴的极力邀请，孙中山当选也就顺理成章了。” 　　只是，孙中山当时选择了去访问英法。他去了纽约、华盛顿，又坐船到伦敦和巴黎。他解释说：“目前革命形势的成败关键不在于军事方面，而在于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面。”在伦敦时，孙中山收到了来自广州的电报，“要求他担任新共和国的总统”。《泰晤士报》也对在上海召开的各省革命领袖会议做了报道，里面提到新政权将定都南京，并选孙中山为总统。但是，孙中山打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说他闻知黎元洪将被选为总统而感到高兴，又说，闻黎有推袁(世凯)之意，“合宜亦善”。 　　1911年12月中旬，唐绍仪受袁世凯之命到上海议和，与伍廷芳谈判的那天下午，伍廷芳慎重地向各位宣布，有家报纸报道“孙逸仙在赴上海的途中，已与一些美国将军抵达新加坡”。屋子里开始猜测纷纭，这些美国将军是来干吗的？他们为何要与孙中山一起来？ 　　12 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迎接，并劝说孙中山留在广州，因为北方形势复杂。结果，孙中山反劝服了胡汉民，与其一起回上海。抵达上海时，按照端纳后来的回忆，当时无人知晓，所以没人在场欢迎。可是，据一位与孙中山同行的中国人张大椿回忆，船抵吴淞口，是沪军都督陈其美派了一艘小火轮前去迎接，船上还挂了代表新政权的五色旗。 　　宝昌路408号行馆原来是法国人屠榭的产业，抵达这里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召集同盟会骨干召开会议，讨论选举和组织政府问题，并最终确定了总统制而非内阁制，推举孙中山和黄兴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候选人。第二天，又开会讨论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29日16点，同盟会本部在外滩汇中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南楼召开了欢迎孙中山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传来了南京选举的结果，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7省代表中，他得了16票，还有一票投给了黄兴。 　　端纳回忆，当时他去行馆拜访，说起伍廷芳着急找他，才得知原来孙中山早就收到了伍廷芳发自上海的密码电报，但自己的密码本却落在了得克萨斯州，只好赶去取回才破译了内容。他迅即回了电报，奇怪的是，伍廷芳未得到回音，后来方知原来是伍廷芳的秘书私藏了起来。“部分革命党人并不希望孙中山发号施令。”端纳总结。 　　共和肇始 　　1912 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从上海起程，前往南京。辛亥革命前，虽然孙中山早已声名远扬，但他的行踪却并非完全公开和自由。为保障安全，有时还不得不乔装出行。可现在不同了，此次赴任，声势浩大。他搭乘汽车到上海北站，沪军都督陈其美、民政长李平书已在寒风中等候多时。孙中山的随行人员有专程赶赴上海迎接的17省代表汤尔和、王宠惠、宋耀如等，一时间云集万人。 　　据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馆员王志鲜向本刊记者介绍，现在位于天目东路的上海北站，于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时建成，是上海第一座火车站。孙中山一行抵达时，上海各军队已先期集结，擎枪排列。孙中山先与欢送者代表合影，然后登车，担任列车警卫的是沪军敢死队45名队员，由郭汉章任队长。11时，列车启动，鸣炮示庆，响彻上海上空。 　　现在的上海北站，已经成为上海铁道博物馆，西侧不远就是上海站。王志鲜告诉本刊记者，当年日军轰炸上海，北站遭袭，四层楼房只剩下一层，因此，在很多老上海人记忆里，北站就是一座平房车站。反倒是1987年“退役”后，又恢复了最初模样。那张放大的黑背景照片格外显眼，孙中山身穿黑色呢子大衣，戴平顶军帽，神情肃穆，两侧是持枪敬礼的战士，欢送人群紧紧簇拥在身后。 　　从上海到南京，1908年通车的沪宁铁路，由英国人修建，全长311公里，从上海北站到南京下关站，沿途共设37个车站。当时的火车行进速度只有30多公里，京沪线正常运行需10小时，即便孙中山的专列沿途不停，到达南京下关也已经是傍晚。 　　位于长江南岸的下关火车站，现在已更名南京西站，按当时统一规格“一等站屋”设计。就职专列抵达，军乐队奏起乐曲，长江江面上的军舰与江边狮子山炮台均鸣放礼炮21响，江浙联军部队各营举枪致敬。孙中山一行换乘南京城内的小火车，沿街军警密布，店铺悬挂彩旗，群众夹道欢迎。在两江总督署东箭道车站下车后，又坐上一辆蓝色丝绸绣花马车，从东门进入两江总督署，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府。 　　在南京，位于长江路上的总统府旧址已经成为游客必去的标志性景点，即便工作日也是熙熙攘攘。总统府展览研究部部长刘刚向本刊记者介绍，人们记忆里的总统府，印象深刻的是那幅解放军部队插上五星红旗的照片，却少有人知道，现在大门上的“总统府”三个大字，是1948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后才换上去的，当时的大门也并非如此。 　　总统府建筑群可追溯到明初，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在明朝宫殿西侧辟出一块幽静之地建汉王府。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当时称天京)后，在此兴建天王府，后来曾国藩攻破天京，放火焚毁，清廷拨款重修两江总督署。现在的总统府，是端方在任两江总督时开始修建的。孙中山抵达那天，南京天气阴冷，不时飘着阵阵细雨，大门前广场上华灯高照，各省代表和将领等候多时。孙中山从容地走下马车，一手持帽，微笑着和大家握手寒暄。针对当时有报道说他从海外带回了30万元巨款，孙中山则说：“文此次回国，身上是不名一文，文带回的是革命精神。”话音未落，顿时掌声四起。 　　从大门进入，往前走没多远就是总统府大礼堂。当晚22点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就在这里举行，各省代表、将领及各国领事等200多人参加。军乐奏过，山西代表景耀月向与会者报告了大总统的选举经过，然后高呼：“请大总统宣誓就职。”孙中山在大家注目下，缓缓走向前，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大声朗读誓词：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 　　紧接着，致颂词、欢迎词，授大总统印，致答谢词，一系列程序完成后，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五项施政方针。位于南京北极个、狮子山的炮台鸣炮21响，下关江面的军舰拉响汽笛。在这个南京城的不眠之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政权诞生了。 　　“南京临时政权的价值，长期以来被历史学家低估了，虽然它的寿命很短，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那毕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张宪文教授向本刊记者分析道，“这个政权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选举，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公仆的概念，第一次有了国家领土和民族团结的观念等等一系列的开创性工作，真正奠定了共和的意识。” 　　南京情结 　　孙中山在总统府的办公室叫西花厅，有别于其他中式建筑，有典型的西式风格，是当年端方出洋归来后仿建的西洋建筑，坐北朝南七开间，现在仍按当年的摆设陈列。从1912年1月1日到4月1日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的92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在这里，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剪发辫、废缠足、改服饰、改称呼、废跪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了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主持了两项最重要的工作——筹款和议和。 　　在美国史学家韦慕庭分析看来，筹款一直是贯穿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个基本任务，无论对象是早期的华侨还是后期的外国政府。当时临时政府财政极其拮据，各地战事未断，军费开支浩大。当时的秘书长胡汉民后来在自传里记述，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急电中央索饷，孙中山朱笔一批，拨款20万元，可当胡汉民手持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才发现国库内只有10枚银元了。当年跟随孙中山一起回国的荷马李将军要回国，孙中山想发点薪金给他，可连100块钱都拿不出。 　　在巩固新政权的同时，孙中山一直没有间断与袁世凯及清廷的接触。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部主任郭必强向本刊记者介绍，其实，孙中山在得知自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曾发电报给北京袁世凯，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谁能使清王朝逊位，谁就能取得共和国领袖的地位，这在当时已是各方共识。从郭必强他们偶然发现的一批电报来看，孙中山在南京就职的第二天，即发电报给外交部，让他们每日都要报告与北京方面议和的进展情况。 　　军权在握的实力派袁世凯，是民国政府和清廷都想极力拉拢的对象。后来，皇帝退位，眼看袁世凯就要上位，孙中山急忙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迁都南京。虽然此前从未到过南京，但孙中山却有深厚的南京情结。1910年，孙中山在与伍平一的谈话中强调了南京建都的意向：“金陵可以建都之外，尚有扬州大舰可以进入，民国首都，以交通为主，因无防于民之反侧，然终以金陵为历史上声威所系，将来宜于齐齐哈尔、蒙古等地置重兵(以固国防)。”民国政府刚刚成立的 1912年1月6日，孙中山在南京与《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则表示：“南京将作为永远之都城。” 　　在张宪文教授看来，这种选择也是一种各方妥协的结果。武汉与上海各不相让，北京又是代表清廷旧势力的地方，反倒是南京，既满足交通、安全等需求，又因为是第三地而少了各方争执。只是，深谙中国政治规则的袁世凯怎么会放弃北京，为此甚至还发生了亦真亦假的兵变。后来孙中山自己也意识到这些，他在1914年4月 18日致邓泽如的信中反思说，当时所任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傀儡。 　　原南京史志办副主任赵建中曾专门研究过孙中山在南京的活动。他告诉本刊记者，南京期间，孙中山曾登上城内最高点狮子山，观察长江两岸的防御形势;曾到过三牌楼的广东会馆参加同乡宴请;也曾在夫子庙的文德桥上即兴发表革命演说。但是，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总统府内料理政务。从西花厅办公室走出来，跨过太平湖上一座小石桥，不远处一座灰砖青瓦的中式结构二层小楼，就是他的起居室，门前一副对联是孙中山亲自所作——“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当。”虽然贵为大总统，但经历了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孙中山仍保持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习惯。不久，他的原配夫人卢慕珍也来到这里，亲自照料起居，每天的菜金不过4角。刘刚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个历史细节。有一次唐绍仪来访，孙中山留其吃饭，特意让人去买了一只卤水鸡，唐拿过来三两口便吃光了，孙只得说：“慢待了，没什么好菜了。” 唐绍仪感慨：“我在家每天菜金10元，一只肥烧鸡，我一人一顿就吃完了，想不到总统府里只是这样待客。” 　　赵建中说，从史料记载看，孙中山从1912年4月3日离开南京后，并未在有生之年回来过。南京城的中山色彩，反倒是由于他的去世而更加明显起来的。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曾吩咐要葬于紫金山。相传是因为，当年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一天孙中山与胡汉民去钟山打猎，发现了这块风景秀丽的风水宝地。可紫金山在哪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来，因为，大家只知南京有个明孝陵所在的钟山，后来，汪精卫还专门请历史学家写了篇《紫金山考》，送到各家报馆发表，这事才算最终定下来。 　　1928年，为了准备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当时的南京特别政府专门在下关江边修建了新码头，并新修了一条直接到达孙中山陵园的大道。其中，自下关码头到鼓楼，是西北东南走向的中山北路，鼓楼至新街口一段为南北走向的中山路，再从新街口到陵园，是东西走向的中山东路。当年这条迎灵大道，现在仍旧是南京城市结构中的主干道，沿途繁茂的法国梧桐，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1929 年5月28日上午，运送孙中山灵柩的专列抵达南京浦口车站，当时还没有横跨长江的大桥，只能在浦口码头转乘轮船过江，在对岸下关码头登陆，直接沿中山北路运至现在位于湖南路10号(当时称丁家桥16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为期3天的公祭。而今，中山大道沿线的地名也多与孙中山有关，中山门、逸仙桥，南京城内还随处可见中山先生的印记。浦口车站虽然已经停用，但站前的拱形连廊还是典型的民国建筑风格，从浦口开往下关的轮渡，每20分钟一班，票价2元，每天都有很多人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登船往来两岸。船行江上，不远处的南京长江大桥如巨龙锁江，天晴时候，狮子山顶的阅江楼清晰可见。 　　革命港湾 　　卸任临时大总统，离开南京的孙中山，选择返回上海。他从这里出发，寻访武汉、南昌等地，北上北京，与袁世凯进行了13次会晤。自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新闻记者端纳就承担起他的外交顾问角色。他很快发现，一生都在投身革命的孙中山，对于一个新政权的建设充满了理想化色彩。在他看来，袁世凯别出心裁设立“全国铁路督办”一职，聘请孙中山出任，月薪3万元，只是为了利用已经引退的他的影响力。可孙中山并不以为然，愉快并认真地接受了这一空头职务，并很快乘坐以前慈禧的专用花车，开始了全国铁路考察之旅。 　　一天早晨，端纳被早早叫到孙中山所在的花车车厢，只见孙中山已经坐在一幅中国大地图前工作，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线条，把各个城市连起来。孙中山兴奋地告诉端纳：“我计划10年内修建 20万里铁路。”一连几天，这位缔造了民国的革命领袖都沉浸在热血沸腾的梦想中。车到丰台站，孙中山要接受中外记者访问，并向大家介绍他的铁路救国思想，这让端纳很是紧张了一番。他提醒孙中山：“博士，绕过西藏那条铁路修不了，铁路经过的一些山隘高达1.5万英尺。” 　　“有的是路。”孙中山皱起眉头。 　　“没有路，博士。那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直插云霄，陡峭不平，连强健的牦牛也爬不上去。” 　　“有路的地方就能修铁路。”孙中山态度温和，但却不可撼动。 　　结果，后来记者来到车厢，只是孙中山的地图却不见了。这时，一位秘书走过来俯身与孙中山交头接耳了一番，孙中山对记者们宣布：“很对不起，司机收到报告说土匪要来劫车，他说，必须马上把火车开走。”就这样，记者们纷纷离去。几小时后，孙中山的地图又奇迹般地回来了。很显然，防范孙中山过度理想化，已经成为端纳的职责之一。 　　从政治巅峰上走下来后，孙中山在上海开始筹划铁路救国。后来赴日本考察实业，惊闻宋教仁被刺，于1913年3月24日返回上海，仍住宝昌路行馆。在这里，他策划发动了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可惜很快失败，只能再次流亡日本。 　　时隔3年，1916年5月1日，孙中山再次返沪。所不同的是，这次，紧接着抵沪的还有新婚妻子宋庆龄。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早年的革命伙伴，至今在上海的东余杭路还有一栋普通的两层楼房，就是当年宋耀如在上海建的第一座房子。从南京卸任后，孙中山在上海就寄宿在宝昌路491号宋耀如家，直到二次革命失败这段时间，只是当时并未对外明确公布。这次返沪，由于袁世凯的追捕行动并未撤销，两人秘密入住法租界环龙路63号寓所，直到袁世凯死后3个月，才对外公布了孙宅的地址。 　　这栋深灰色的二层小楼房，位于现在的南昌路59号，王志鲜前些年找到这座建筑的时候，已经被住户改装得几乎不能辨认。对面就是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一来孙中山可就近领导革命工作，二来也可保障安全。在这里，孙中山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完成了《民权初步》(又名《会议通则》)的创作，并开始着手用英文撰写《实业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孙中山与唐绍仪、廖仲恺等人紧急磋商，于7月8日乘军舰离沪赴粤，成立护法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环龙路寓所的使命由此结束。遗憾的是，1999年，这栋房子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科学会堂大楼。 　　1918年6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重新回到上海，在法租界的大马路码头登岸，随后与迎接他的汪精卫等人一同乘车驶抵莫里爱路29号，也就是现在位于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铺满深灰色鹅卵石的外墙面，在梧桐树的掩映下，呈现一种英国乡村式的风格。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李丽告诉本刊记者，当年的莫里爱路，是取自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名字，这栋房子是四位加拿大华侨集资买下赠与孙中山的。一生奔波革命的孙中山，终于在他52岁的时候，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故居的一楼是餐厅和会客室，二楼则是书房和起居室，加起来也不过400平方米。美国友人林百克先生对这栋房子详加描述一番后，认定它是“一个最安适而不华贵的住宅”，适合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简朴的生活。楼前的小花园，是他与夫人经常打槌球的地方，一位经常造访的朋友描写道：在打槌球的时候，孙博士总是用力挥动木槌，在他获得了第一个机会时，就把球送到离孙夫人很远的地方去。每当此时，而且预测到最坏的遭遇，孙夫人总是站立在边线地方转向我们，突然大笑大嚷： “看住那个布尔什维克!” 　　在这里，孙中山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他开始尝试着从激烈的革命斗争中走出来，反思一生的革命经历，总结自己的革命思想。从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这段时间，孙中山在上海几乎过着一种退隐般的生活，主要精力转向了写作，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建国方略》(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也是在这里，他会见了苏联代表越飞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开始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宝昌路上的行馆和宋宅、环龙路63号居所，莫里爱路的家，都位于当时的法租界内。据考证，从1894年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算起，孙中山一生共27次来过上海，这可能是他到访次数最多的一个城市。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看来，因为上海是当时的全国舆论中心、革命策划基地，交通便捷，利于对外联络，舒适的环境切合了孙中山多年的欧美生活，而且安全比较有保障。不止一次，孙中山告诉友人，自己家门口就有两个法租界巡警在巡视保护。从1912到1924年，辛亥革命后这段日子，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和两次护法战争，每遇挫败，上海就成为他的革命港湾。现在这片区域，已经成为洋房密布的老城区，粗壮的法国梧桐遮蔽了整个街区的道路。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部队推翻曹锟军政府，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9日，从香港北上途经上海的孙中山，在莫里爱路的家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此次北上的目的，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家。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参考书目：《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孙中山上海史迹寻踪》、《我在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身边的日子》、《袁氏当国》、《国比天大：宋庆龄》、《总统府史话》)

秦晖：辛亥百年遗产：几个层面的观察(上) 作者：秦晖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1-10-8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8 8:35:18 阅读量：25次     辛亥百年，人们已经写了浩如烟海的文字；百年辛亥，人们依然还有太多的话要说。一百年来，在国难当头、强敌入侵时，人们为“民族”而战斗；因积贫积弱、温饱难求故，人们为“民生”而拼搏；当国家自立、国民脱贫后，对“民权”的追求又强烈起来。只要民主前贤、共和先烈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辛亥情结”就会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近代中国的发展非“三阶段”而是“两条线”     过去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许多细节不甚了解，予以辨析绝对是必要的。但是过去对这段历史的大背景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描述，这恐怕更应该反思。     例如，过去人们常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看近代史，于是流行一种“三阶段”的叙事：洋务运动时国人热衷于船坚炮利，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国人由改良而革命，是学习西方的“制度”；而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改造国民性”，学西方的“文化”了。     这种把“文化”列为最高层次的“三阶段”论反映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但它未必符合事实。笔者曾指出：其实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国人对西方“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产生羡慕，并不晚于国人重视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而像刘锡鸿那样反感西方“器物”，却对西方“政教”私下称羡不已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但是，最为重要的反证应该是太平天国：作为基督教这一“文化”在华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太平天国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震撼了神州。今天的“新儒家”常责怪民初新文化运动反儒。其实太平天国对“儒家文化”的极端排斥和禁毁，对“基督教文化”的狂热信仰和推行，都比被今人称为“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要激烈得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平天国在“器物”和“制度”两方面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文化”上以耶排儒，制度上却实行中世纪式的神权专制，是典型的“西化而非现代化”运动。     30多年后的义和团，“奉旨造反”，大闹京师，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从“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一锅端了。但是，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整一个“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说更像难兄难弟了。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显然，与“三阶段”说相反，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到20世纪下半期又再次大力“反西化”：开始反“资本主义”(欧美)，接着反“修正主义”(苏俄)，“文化大革命”原说是“封资修”一齐反，看来是要彻底“虚无”了。但是到了“文革”后期忽然大搞反孔扬秦、批儒捧法，出现全民读《韩非》、全面大“专政”的奇观。到了改革时代，先是拨乱反正，出现“荆轲刺孔子”的“西化大潮”，后来又“三十年河东”，形成“荆轲颂秦王”的“传统热”，一直到现在。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与此不同，另一条线就没有这样折腾，但也充满了坎坷。那就是制度上的现代化变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以“三代”喻西方，希望摆脱秦汉以来的“大盗-乡愿”之制，实现古儒“天下为公”理想的呼声。到了戊戌，开始了以“孔子改制”为舆论准备而以学习“西法”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但是，“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刘锡鸿语)，此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容改革。他们的倒行逆施不仅断送了体制革新的一次机会，而且直接导致了庚子国难。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武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共同点都是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的尝试。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很多人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被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学术上热心国学研究，政治上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都是完全正常的。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拜上帝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不去“刺孔子”，更不“颂秦王”，而就是要改“秦制”。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普世价值、是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文章未完，敬请关注明天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