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26]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从人品来讲，即从“私德”方面看在演艺圈内，倪萍是当之无愧的好人。这样的好人遇到如此的尴尬，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吊诡。此中意味值得国人细细品味。 用户： 猿人 发表于：2011-7-15 15:09:57 支持 (0) 反对 (0) [25]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谁孝顺父母D，永远跟D走，谁就是一根骨头的脊梁，谁就能位高权重，获得荣华富贵，这就是中国特色！！ 用户： 知了 发表于：2011-7-15 15:06:11 支持 (1) 反对 (0) [24]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倪萍实际是“共产党脊梁” 用户： 小桥 发表于：2011-7-15 14:10:47 支持 (3) 反对 (1) [23]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倪萍是个好人，可这就是好人倪萍现象。 哈哈哈，又有新思维的衍生鸟啊！ 倪萍就是假大空的干女儿哦，哈哈哈！ 所有假大空就是倪萍现象，哈哈哈！ 哎，笑死了！笑死了！笑死了！笑死了！ 用户： 拉西姆哈桑 发表于：2011-7-15 13:15:11 支持 (5) 反对 (0) [22]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李大眼对土骨头不感兴趣，对太平洋对岸扔过来的洋骨头有莫大的兴趣。 —————————– 当局不会担心什么莫须有的”洋骨头”,而是李大眼的三百多万粉丝的影响力. 山人网友有骨头与大家分享吗? 本人不介意土的,洋的,没馊就行. 用户： 刘勇健 发表于：2011-7-15 12:46:18 支持 (3) 反对 (0) [21]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李大眼对土骨头不感兴趣，对太平洋对岸扔过来的洋骨头有莫大的兴趣。 用户：山人 发表于：2011-7-15 9:52:31支持(0) 反对(31) ——————————————山人对做一个现代人不感兴趣，对做山顶洞人有莫大的兴趣。 用户： 粪土 发表于：2011-7-15 12:43:42 支持 (11) 反对 (0) [20]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说得好啊，痛快淋漓，狠狠痛斥了那些一身红骚气的伪君子们，戳破了他们那些虚伪的画皮。 李大眼，你是个爷们，我跟定你了。 用户： 不问岁月又为何 发表于：2011-7-15 12:42:41 支持 (16) 反对 (0) [19]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大眼，好样的，中国需要第三次启蒙。 用户： bluewind 发表于：2011-7-15 11:21:46 支持 (23) 反对 (0) [18]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现在敢讲真话的人不多了，李承鹏就是其中一份子，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你，你说出了我们的心声。现在还有谁敢为拆迁灾难中的老百姓发声维权，我们就支持谁。 用户： lixuehong9 发表于：2011-7-15 11:20:07 支持 (32) 反对 (0) [17]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窃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家）的价值在于对政治的批判精神，为民执言。凭此，社会得以进步。当局把倪萍们捧为脊梁，显示其已无改革进取之心。“没有倪萍这种‘共和国脊梁’，共产党早垮台了。”。这句话也可以转述为“没有倪萍这种‘共和国脊梁，共产党早就好了。” 用户： 北方佬 发表于：2011-7-15 11:06:59 支持 (16) 反对 (0) [16]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李大眼对土骨头不感兴趣，对太平洋对岸扔过来的洋骨头有莫大的兴趣。 用户： 山人 发表于：2011-7-15 9:52:31 支持 (1) 反对 (65) [15]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大眼果然犀利。字数补丁。 用户： cc60520 发表于：2011-7-15 9:41:41 支持 (17) 反对 (0) [14]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李承鹏的现象充分说明：中共吸纳精英的体制出现很大问题 用户： suidegg 发表于：2011-7-15 9:31:03 支持 (32) 反对 (1) [13]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当今社会似乎缺几个李，多了些倪。 用户： 墨汀 发表于：2011-7-15 9:15:35 支持 (42) 反对 (0) [12]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李大眼乃当代鲁迅，有良知的国人都会支持他。 倪萍没有必要生气，因为这里的倪萍已经不是演员倪萍本人了。这里的倪萍已经符号化了，它代表的是专制体制。 用户： 猿人 发表于：2011-7-15 9:11:14 支持 (39) 反对 (0) [11]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政协委员是一种“荣誉”，这是执政党自己说的。荣，百度词典解释4：草开花，亦泛指草木的花：绿叶素～。～华。荣誉自然可以理解为花瓶。 用户： 古道西风 发表于：2011-7-15 9:03:04 支持 (24) 反对 (0) [10]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写得真好！佩服大眼。 其实大眼不是跟倪萍本人过不去，他们不在一个层次，不是一种素质，大眼不屑于跟她瓣。 我想，大眼的本意恐怕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用户： 十四星 发表于：2011-7-15 8:55:32 支持 (40) 反对 (1) [9]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我认为，要是自觉不能替民众讲话，就坚决不当这个代表，凭你的社会资本，相信当局不会把你咋滴。连这点都做不到，怎么还好意思谈道德、厚道？ 用户： 乡村一夫 发表于：2011-7-15 8:37:41 支持 (24) 反对 (0) [8]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没有倪萍这种“共和国脊梁”，共产党早就垮台了 用户： 小桥 发表于：2011-7-15 8:30:17 支持 (27) 反对 (1) [7]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父母官”体制下，就得做一颗永不“生事”的螺丝钉，活着像条狗，癫呀、屁呀、冒呀……，哪怕得不到那块叫脊梁的骨头，还是得癫呀、屁呀、冒呀……，生存就是“父母”恩赐你最大的人权，至于脊梁，很明显，那和自由有关，得自己去找，等大家都找到了，“父母”就得下课了。 用户： 和味牛杂 发表于：2011-7-15 8:17:10 支持 (19) 反对 (0) [6]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那种成份没有钙质，中间没有神经的脊梁，能挺直吗？高位截瘫吧！ 用户： bqz海1 发表于：2011-7-15 5:36:47 支持 (24) 反对 (0) [5]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2楼认为大眼欺负老实人。愚以为，恰恰是大眼揭露了人大，政协中的文艺界代表奴性嘴脸和虚伪的代表人民的面孔！搞了半天，人民“选举”你去参政议政，结果你去了想也不想甚至看也不看似的就投支持票？我问你：你是代表老百姓？还是代表党中央？ [4]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目的就是让你当花瓶，那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只是这样的事做得说不得，就像那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那么些大人难道没看出来？俗语：小孩嘴里掏实话，可倪萍大姐早已不是小孩了，因此实在实诚得有些过了。 用户： wanxinf 发表于：2011-7-15 0:40:11 支持 (31) 反对 (0) [3]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看罢大眼文，涕泪沾衣襟；一半叹才情，一半怜痴心！ 用户： zhccmmxw 发表于：2011-7-15 0:31:12 支持 (37) 反对 (1) [2]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不少代表知道自己不过摆设和花瓶，也就有自知之明演好自己角色，也不会把xx代表太当一回事。 而一向煽情惯了的倪萍大姐，一不留神把角色当成自己，说出甘当花瓶不添乱的肺腑之言，却戳破xx代表的花瓶本质。 从这个角度说来，李大眼有点欺负老实人了。 用户： kmtwb 发表于：2011-7-14 23:24:34 支持 (13) 反对 (16) [1] 回复：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打眼才华横溢如滔滔江水。 用户： 哲学农民 发表于：2011-7-14 22:57:52 支持 (52) 反对 (0) 加载中…

人民日报：拿出壮士断腕勇气突破利益“雷区”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 来源：人民日报 来源日期：2011-7-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5 0:57:46 阅读量：45次 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 历经三大历史性巨变，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穿越90年激流险滩，行走在一段相对开阔平静的水域。枪林弹雨的考验已成往事，筚路蓝缕的建设写入历史，但是，新的航程中，风险与挑战并未减少。正如先哲所言：“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也正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谆谆告诫全党，必须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 最大的危险是意识不到危险。我们仍在穿越历史的三峡，要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在未来不到40年时间里带进现代化。巨大的社会转型隘口，发展的矛盾与问题“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如何克服倦怠情绪保持旺盛斗志，以坚强的决心和勇气在深化改革中不断闯关夺隘，历史的责任就这样现实地摆到我们面前。 中等收入的“拉美陷阱”，以权力支撑财富的“西班牙幻影”，创新乏力的“日韩困境”……当改革从“摸石头”进入“深水区”，各种新的危险随之而来。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在现代化关键期，如果不能顺利转型乘势而上，就可能不进则退，失去发展的机遇，陷入长期的停滞。反观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有的躺在功劳簿上当“太平官”，患得患失不敢改革;有的面对风险难题当“葫芦官”，畏首畏尾不愿改革。民谚为之画像：“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群众讥之为“庸官”，讽之为“昏官”，既责其尸位素餐，更忧其贻误发展。 “政怠宦成”，或因既往成就遮住了视线，或因既定格局缚住了手脚，更深层的原因，是囿于个别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利益不断分化，主体日益多元，诉求日趋多样。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政务、财务透明化到收入分配合理化，很多改革必然触动个别利益、涉及深层利益，带来阵痛甚至风险。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面对大有可为的发展战略机遇期，面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要求，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革故鼎新的锐气、永久奋斗的朝气，才能打破利益的樊笼，克服前进的阻力。假如让精神在利益的温床上懈怠下去，只会滋生暮气、惰气甚至邪气。 对于可能出现的骄逸和懈怠，我们党始终高度警惕。从毛泽东同志勉励全党“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到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有“闯的精神”、“冒的精神”，要有“一股子气呀、劲呀”。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是一个决意永葆先进性的马克思政党必须一以贯之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曾开出根治“精神懈怠”的药方。1945年，黄炎培到访延安，发出周期率的警思：“大凡初时聚精会神，……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毛泽东回应道：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60多年前，我们党曾将夺取全国政权喻为“进京赶考”。今天，历史条件变化了，“赶考”的精神没有过时。靠人民的监督警示自己，以人民的期待鞭策自己，我们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以百倍的勇气推进改革大业，以振奋的精神赢得未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共中常委”或“中常委”，是由中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国执政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的领导机构，但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政治局和中常委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中央全会由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行使其职权，而中常委又在政治局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所以，中常委就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机构。 1，历史与现状 现任的“九人中常委”是由2007年的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包括胡锦涛（总书记、国家及军委主席）、吴邦国（人大委员长）、温家宝（国务院总理）、贾庆林（政协主席）、李长春（精神文明委主任）、习近平（国家及军委副主席）、李克强（副总理）、贺国强（中纪委书记）、周永康（政法委书记）。 中常委的历史从1956年的中共八大正式开始（五、六大也称中常委）。在此之前，1921年的中共一大领导机构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的中央局；1922年的中共二大领导机构是由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5人组成的中央执委会；1923年的中共三大领导机构是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为王荷波）５人组成的中央局；1925年的中共四大领导机构是由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５人组成的中央局；1927年的中共五大领导机构是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组成的中常委（八七会议后改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1928年的中共六大领导机构是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人组成的中常委；1945年的中共七大领导机构是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 可见，中共八大之前的核心领导成员一般只有3、5个人。1956年的八届一中全会开设副主席和常委，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恢复中央书记处为政治局和中常委的工作机构（最初由1934年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设立），1982年的十二大后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八大后的核心领导成员在5至11人之间（详细见附表）。八大1956年召开，九大到1969年才召开，十大、十一大隔四年，1977年的十一大后党代会隔五年一开，显示了中共高层领导制度化的新趋势。 2，“九人中常委”的六大特征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总书记的限任制就是从十六大正式启动的，“九人中常委”的结构也是从十六大开始的。1973年的十大也有过“九人中常委”，但新的“九人中常委”却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征，这些特征至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是“职能代表特征”。十六大和十七大的中常委都有总书记、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政协主席、纪检委、精神文明委、政法委等七大职能代表，另外两名中常委是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通过具体个人的政治背景，这些职能代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条块利益”。在新总书记第一任的十六大，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只是一般的职能代表，具有某种“应急预案”的含义；到了总书记第二任的十七大，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就不再是一般的职能代表，而是下届十八大的可能接班人。这显然是一个巧妙的“梯队接班制”安排。 由此出现的第二个特征是“新老双层特征”。这个特征没有出现在新总书记第一任的十六大，因为接班人问题要到总书记第二任才确定，故十六大（2002年）的中常委年龄都在58岁以上，最大的是67岁的罗干（符合70岁的最高年龄线）。到了十七大（2007年），最年轻的中常委是52岁的李克强和54岁的习近平，最大的是67岁的贾庆林。学历上也从十六大的本科和硕士两层学历（温家宝和吴官正是硕士）提升为本科、硕士和（在职获得）博士三个层次（习近平是清华博士、李克强是北大博士）。 “新老双层特征”的另一层含义还在于“军委主席”的安排上。2002年胡锦涛接任总书记后，并没有马上接任中央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直到2004年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后胡锦涛才接任。2012年胡锦涛的总书记职位期满，预计他还可能在军委主席的职位上“留带”两年，以确保新老交接的稳定过渡。任期限制（两届）、年龄限制（70岁）、同级职位时间限制（15年）都是“梯队接班制”安排的重要内容，“军委主席两年留任制”也是“梯队接班制”的重要方面。 “九人中常委”的第三个特征是“集体领导特征”。集体领导并不意味着没有首脑，但有首脑也不必然是“个人独断”。这里，“个人崇拜”的政治文化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个人崇拜”的制度基础。有的人坚持认为现在的“九人中常委”依然存在“个人独断”，这种解读的错误，在于不理解首脑“权力终身制”与首脑“有限任期制”所导致的政治文化差别。 首脑“有限任期制”的主要后果有三个，一是在任时不再有“党权个人化”的情况（如江泽民或胡锦涛不再有毛泽东的“个人专权”、别人不服从时“重上井冈山”的危胁、以及大规模的“政治检讨”和“政治清洗”），二是任满后不再有“垂帘听政”般的政治影响力（如江泽民卸任后不再有邓小平的卸任后的“南巡问政”影响力），三是个人的好恶不再毫无过滤地直接放大为政治决策。 当然，“有限任期制”的这三个后果，也与中共高层领导从“革命资历”转向“建设资历”的代际过渡有关。但无论如何，“九人中常委”即便是一个权力金字塔，它也不再是个人乾坤独断的金字塔，而更多的是一个协商讨论和平衡制约的“集体相互问责机制”（见“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论中共高层领导的行为模式”一文）。“集体领导特征”如今在中央高层比在地方党委更加突出。 “九人中常委”的第四个特征带有更多的历史痕迹，这就是中常委选举制度上的“提名酝酿特征”。中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和中常委，然后再从中常委中选出总书记，再由中常委提名表决中央书记处人选。中共的党内选举禁止西方的“竞选”，“差额选举”只用于地方党组织的委员和代表，中央党组织和地方党委书记一律采用“等额选举”（包括政治局、中常委、中纪委、地方各级党委和纪检委正副书记）。 中央一级的“差额选举”只出现在预选中，如2007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预选，都采用了差额选举办法，差额比例在百分之八以上。2011年3月14日，总理温家宝在两会上提出，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应当实行差额选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政治局和中常委从预选到正选的“等额选举”，当然意味着实际的“选举”是一种“荐举”或“挑选”（SelectionratherthanElection），这就是所谓的“提名酝酿”。“提名酝酿制度”是由毛泽东提出的选举中央委员会新领导人的办法。具体过程是，先由各地代表团的个人提出一个名单，各代表团汇总后由中央集合起来，现任政治局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制定一个预选名单，然后再发下去，各代表团进行预选，然后再由现任政治局集合起来，制定一个向大会提出的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在中央委员会这个层次上，“提名酝酿制”有更多的“自下而上”的性质；但在政治局和中常委这两个层次，“自上而下”的性质就更加明显。“提名”之后，真正的功夫都体现在“酝酿”之上，它无非也就是个人意志和集体意志的协调过程。“提名酝酿”也因此而被称为“内定”，与毛泽东时代的区别是，现在政治局和中常委新成员的“内定”更加集体协商化了。这个过程往往被“暗箱操作”等说法所神秘化，可如果理解了上述“梯队接班制”的种种安排，这个过程其实并不神秘，年龄、关系、任期、政绩、资历、学历、思想倾向等等都几乎是明摆着的。实际上，这种制度化的透明度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的”，其目的在于对高层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稳定和连续”。 就近期而言，9人的中常委和25人的政治局预期至少有一半将在十八大退休；王岐山 、刘云山 、李源潮 、汪洋 、俞正声 、薄熙来 、刘延东 都有晋升入中常委的可能。如果刘延东当选，这将是中共第一位女性“入常”。目前，62位正省级干部里只有一位女性（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之前的先例是1977年河北省委书记的吕玉兰以及1985年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27位正部长里有三位女性（监察部长马馼、司法部长吴爱英、计生委主任李斌）。 制度化问题触及了“九人中常委”的第五个特征：“党权最大化特征”。我在“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论中共高层领导的行为模式”一文提出：“党权最大化”指的不仅是党对国家政权的独立控制，而且也是中央对党的领导权的独立控制，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权最大化”既是中共高层领袖的个人行为目标，也是他们的集体行为目标。这个最大化已经从偏向于范围和程度的权力最大化，转变和收缩为偏向于控制效率的权力最大化。“党权最大化”行为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忠诚”，是对党权的忠诚，或通常所说的“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忠诚”。高层领袖的忠诚不再仅仅是忠诚本身，而是推进到了忠诚的激励和换发，从而力图使更多的人忠诚于党权。“鼓动忠诚”里的忠诚，是非常具体的对组织体制、领导关系、信仰观念的忠诚。 要特别注意的是，“党权最大化”是高层领导个人和集体信念的产物，是超越具体物质追求的关于政权形式与国家发展的信念。正因为这种“多党必乱”的信念，“党权最大化”超越了物质欲望，超越了荣誉声望和权力意志，它变成了中共高层的一种坚定不移和近乎终极意义的精神追求。 同样重要的是，从中常委上述的“职能代表特征”、“新老双层特征”、“集体领导特征”和“提名酝酿特征”等四个方面看，“党权最大化”实际上已经从中常委的个人和集体的行为目标，上升为一种意识性和目的性极强的“制度化目标”。也就是说，中常委不仅作为个人和集体在维护这个目标，而且还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安排，力图使“党权最大化”的行为逐步稳定化、长期化、制度化。 这种“永久执政制度化”的努力，显然是中共在汲取了苏共崩溃、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轮回以及中共自己内部的权力斗争等三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进行的。苏共的教训是最高领导的右倾，中国历史和中共历史的教训是权力终身制，还有诸如清末立宪后地方的离心和失控。中共力图通过“永久执政制度化”来对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在我看来，中共的“永久执政制度化”努力，几乎已经竭尽了人为制度设计的最大可能。尽管“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算不如天算”，但对“多党民主论”来说，它无论如何也是个坏消息。 “九人中常委”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叫“绩效强权特征”，这个特征涉及“九人中常委”和中共本身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一脉相承的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一方面使中共偏离了中国文化本身“道统和学统”的儒家“传统合法性”，另一方面却使中共获得了具有某种超越性质的共产意识形态的“神圣合法性”。只是，随着苏联模式和中共立国后前三十年的失败、以及中共改革开放和外部世界全球化的加速，共产意识形态的“神圣合法性”已经近于丧失殆尽（见“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和“再论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两文），至少也是陷入了危机。 如此，中共一方面继续依靠其“打江山、坐江山”的“强权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加大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力度，力图通过“绩效合法性”去实现与传统文化的“实利主义”和“天命观”的对接。当然，中共并没有放弃共产意识形态，“九人中常委”实际上一直利用不同的场合去“鼓动忠诚”；与此同时，“九人中常委”也没有排除启用“选举合法性”的最后手段。 可以预见，在“一党民主”的意义上，诸如温家宝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差额选举”等“选举合法性”手段会被逐渐使用。在这些可称为“有限普选”的试验中，中共或许能够使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获得一个更高的综合分数，并通过部分化解“官权与民权”的“争利”矛盾来淡化的“一党还是多党”的“夺权”矛盾（“争利”和“夺权”既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手段）。但是，基本的两条依然是“绩效合法性”和“强权合法性”，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绩效强权特征”，中共将非常警惕清朝末期立宪后地方势力抬头之类的危险倾向。 3，结语：“魅力领袖”的终结 本文“冷酷实证”地分析了中共“九人中常委”的六大特征，即“职能代表特征”、“新老双层特征”、“集体领导特征”、“提名酝酿特征”、“党权最大化特征”和“绩效强权特征”，这六大特征仅仅是“九人中常委”的集体特征（其他集体特征还包括未展开讨论的“运作制度化特征”和思想倾向的“中庸之道特征”，总共是八大特征）。中常委的个人特征分析，将涉及中常委个人的性格、能力、思想倾向等等，不过这些都将是另一个研究的内容。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已经从轰轰烈烈的“魅力领袖”时代进入了平平淡淡的“能力领袖”时代。只有新的“魅力领袖”再度出现，“九人中常委”的现行格局才可能发生变化。 附表：八大至十六大的中共中常委 八届一中1956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八届五中）、邓小平 八届十一中1966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九大1969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十届一中1973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十届二中1975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邓小平、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十届三中1977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 十一届一中1977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陈云（十一届三中）、胡耀邦（十一届五中）、赵紫阳（十一届五中） 十一届六中1981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十二届一中1982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十二届五中1985赵紫阳、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 十三届一中1987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十三届四中1989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 十四大1992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 十五大1997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 十六大2002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 十七大2007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斯伟江：法院的仁心当以仁术贯之 作者：斯伟江 来源：凤凰网评论 来源日期：2011-7-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4 9:22:56 阅读量：52次 据报道，2009年5月16日，云南昭通男子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王家飞后，又将其3岁的弟弟活活摔死。其后，李昌奎在四川投案自首。这次不被死者家属认可的自首，最终成为他的“免死金牌”。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死刑。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此案后，改判李昌奎死缓。 舆论喧哗之后，云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田成有认为：“这个国家需要冷静，这个民族需要冷静，这是一个宣泄情绪的社会，但这样的情绪对于国家法律而言，应冷静。我们不会因为大家都喊杀，而轻易草率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田院长最后说，“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10年之后再看这个案子，也许很多人就会有新的想法。我们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 说实话，从田院长的讲话看，这是一个有学养和独立思考的法官，同时，也是存有仁心的人。记得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其母告知)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也常求其死也。”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能不判死刑的，尽量不判。当然，这里面的求，是要看死囚是否有法定理由，有法定情节，可以从轻不判死刑。我国刑法规定自首可以从轻。对于死刑犯来说，可以从轻，未必表示一定就可以判死缓。药家鑫也是自首，一样是死刑。相当于国外，多重谋杀，可以判处多次死刑，但命只有一条，虽然可以从轻，但是，罪犯还得死，因为罪孽太重，自首不足以轻到死缓。 李昌奎是否该判死刑，本来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法治国家，法官判了，民众虽有质疑，只是会质疑法官的判决不合理，但不会质疑到法官、法院的操守。在中国，一旦出这样的质疑，民众必定质疑法官是否被买通。因此，田院长说：“说真心话，我不是为李昌奎个人说情，李昌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作为一个执法者就案件本身而谈，判决也不是经过一个人出来的，是经过27名高院审判委员会成员讨论而来的。”言下之意，谁能买通27个审委会委员。 民众的质疑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国司法腐败非常严重。审委会机制中也有主导人。本案撇开司法腐败，法院的裁量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和药家鑫案一样，李昌奎的情节非常恶劣，两条人命，和药家鑫案一样，同样杀人灭口，相比之下，李还有强奸，且摔死3岁小孩，两个死者的青春都没有展开，就如此残酷地凋谢，显然，比药家鑫的犯罪情节更恶劣，如果说，李昌奎的自首救了他的命，那么为什么情节还要轻的药家鑫，自首救不了命? 社会公众的情绪确实可能不冷静，法官也确实需要独立、冷静，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但是，社会舆论冷静不冷静和社会舆论批评是否正确，在逻辑上是无关的。法院这个判决，和其他死刑判决是否是同一法律标准，是民众关心的焦点。 从目前法院公布的信息看，显然不足以打消公众的质疑。法官的自由裁量，也是有逻辑、有分析的裁量，所谓慎杀、少杀的原则都没错，关键是你是如何得出李昌奎的自首足以轻到死缓的理由，在判决理由无法说服法律人、公众之前，所谓民众不冷静的说法不是借口。其实，法律对于受害人家属也一样需要交代，这种交代不光是赔钱，关键是公众。如果说，慎杀、少杀是基于一种仁心，那么，法律同样要对受害人家属一个公平，两边都仁心，才是真正的法律。这其中需要仁术，就是公开、合理、标准统一。 从这个角度看，李昌奎的判决仍值得商榷。民众整体的情绪是无法统计的，有冷静的，也有狂热的，有理智的，也有冲动的，这些都不影响法院理智的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判? 仁者爱人，为什么法院爱李昌奎，不爱药家鑫?

为什么不相信张海忠是自杀？ 作者：黎明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1-7-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4 8:48:10 阅读量：810次 7月12日，河北邯郸市公安局通报邯山区区长张海忠身亡案情，称张海忠系重度抑郁症自杀，排除他杀可能。专案组摆出7项依据认定其自杀，推测张海忠先触电未遂后，实施割颈自杀。据资料显示，张海忠生前主抓拆迁工作，曾有传闻怀疑其身亡与拆迁项目有关。 受众对此信息如何反馈呢?一个字：呸!两个字：不信!三个字：鬼才信!浏览网上留言，可知绝大多数的网民就是这样的态度。这让我觉得，此时出来和主流网民唱反调，需要担待挨骂和自毁形象的风险。 不过我还是得说出来，张海忠是自杀，我信。仔细看过专家组的“7项证据”，认为它证据链完整，逻辑上严丝合缝，较准确地再现了现场情节。其实，无需7项证据，只要其中一两项也能确认此案为自杀而非他杀。 我联系了和此案全无关系的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朋友，交流了一下看法，他的看法和我相同。我请他指点一个我感觉有点含混的细节，即张海忠的“死亡姿势”。张海忠儿子进屋后发现，“其父跪在床边，双肘压在床上，右手握一把菜刀”。问题是：自行割颈后的剧痛是否会让自杀者翻滚在地，像张海忠这样的跪姿是否存在疑点?朋友回答说此时自杀者会被强烈的恐怖所笼罩，恐怖在此时是第一位的，疼痛反倒退居其后，至于下刀后死者怎么活动过，要看血迹分布。 不错，在专业人士眼前，血迹会说话。依现有刑侦经验，在血迹形态和血迹分布上造假，尚未见成功的伪造现场个案，可以说这方面还造不了假。专家组发布案件信息时不会做太多的专业描述或图解，但他们的证据链由许多相互印证的痕迹证据组合而成，这是没问题的。 之所以说此案的“技术因素”，原因在于张海忠的他杀与自杀之辩，完全属于“纯技术问题”。对此案所有的“阅读延伸”与意义发掘，均取决于技术判断，所有的伦理、政治、社会心理等这样那样的理由，在未有技术结论之前，统统都应靠边站;而在技术结论出来之后，所有的说法也不能脱离或无视站得住的技术鉴定。 讲道理该是这样，讲情绪就说不上该怎样了。“技术派”网友提出问题质疑并试图颠覆专业结论，这样的“就事论事”是好事，但多数网友提不出任何技术上的问题，只是“感觉不对”，“无论如何都不信”，并由其集体心态形成了强大的“谁信谁傻×”的舆论气场。 一语道破吧：与其说众多围观网友“不相信张海忠自杀”，不如说“大家希望他被杀”。 观察网上发言，有个现象应该让有的人“触目惊心”，而实际上几乎没人有感觉：无论对死因怎样理解，对张海忠之死几乎没人表示同情;被杀也好，自杀也罢，只因他是一名官员，是一个负责拆迁的官员，作为拆迁先进分子的官员——— 于是，被杀成了最应该、最合理的“公众想象”，而自杀，就有点“败大伙的兴”。 近期，网民对证据确凿的残暴凶手都有怜悯话语，而地方各级涉事官员之死总是引来各地“贺电”，可见矛盾之尖锐，更可见以强拆和反强拆为代表的利益冲突之激烈。 当然，民间其实也依常理“平心而论”。这些涉事官员日子过得太好了，没有自己找死的任何理由;暴力拆迁行动中，他们做过的坏事太多了，有人进行反抗很正常，而没有反抗行为才不正常;他们官场乌黑乌黑地相互倾轧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需要谁被杀就他杀，需要谁自杀谁就被自杀……如此等等，虽则“宏观有理”，也是合理的“假想线索”，但不可“按图索骥”，用于指导对每个具体案例的分析。 具体到涉事官员个人，他是什么就该认作什么。或许贪腐分子，或许歹徒与无赖，或许天真无知者、半吊子，或许是个一时糊涂者——— 即便他是个病人，是个无法理解的人，这也不奇怪。 对涉事的权力代表者，众网民不必仅以道德评判，而将其视为无逻辑、无章法、无理智的疯子，因为他们多半不是。他们是利益的积极谋划者，理性的经济人，计算风险与成本的理性政治人，理性的民事、刑事当事人——— 倘能这样看，当有更高的“民智含量”。(作者系知名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