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

自由亚洲 | 重庆提出建设“道德高地”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表示,要改变发展方式,在重庆建设“道德高地”,树立发展范本。有评论认为,这是薄熙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又一挑战。 中共重庆市委7月20至21号召开三次九届全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的决议》,提出在2015年,把重庆市的基尼系数缩小到零点三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二点五比一,中心城市和周边城镇发展差距缩小到二比一。 《重庆日报》报道说,重庆市长黄奇帆在会议上解释说,中国改革三十年以来,在“做大蛋糕方面取得了成就,但蛋糕始终没有切分好,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能为中国提供一个“范本”。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会议之后也发表了题为“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长篇讲话,提出要把重庆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从百分之四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要落实农民的产权,使得农民的土地和山林可以流动增值。另一方面,薄熙来也提出,要加强国有经济的作用,使之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发挥作用。 旅居加拿大的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姜维平对此分析说,这是薄熙来在重庆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又一重大挑战。  “这篇文本实际上是薄熙来挑战胡锦涛、温家宝中央权力核心的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最大的特点是抓住了整个目前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帮助另部分人却没有做到,老百姓普遍不满。过去是蛋糕做大了,现在是要分蛋糕公平。它不是对重庆地方社会问题的一个表态,它是对整个目前中央领导核心的一种挑战,一种回应,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但是它回避了一个问题,由谁来分配蛋糕,也就是制度问题。” 姜先生表示,中共重庆市委的决议,也出现了非常不寻常的一些迹象。 “这个决议的最后不仅列明了委员的名单,主要领导的名单,而且还明确地写上了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其中就有李希光。也就是说这个决议的文本的起草者是一个庞大的队伍。” 姜维平曾任香港《文汇报》的东北记者站站长,后因撰文批评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被判刑。他表示,重庆在实施唱红打黑运动中,破坏了许多中国法律程序和规定,而以劫富济贫的方式,却获得了不少民众的支持。 薄熙来在讲话中表示,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目前中国已经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共同富裕却迟迟未能落实,因此重庆要转变发展方式,在重庆建立道德高地。 中国一位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重庆转变发展方式,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和目前中国官方的主流思路不同。而所谓道德高地,如果用唱红打黑的方式来建立,很可能会回到文革以前。  “道德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关键的问题是价值取向是什么。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歌运动,红歌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仇恨,是阶级斗争。不是回到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这跟重建道德是格格不入的。” 姜维平认为,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薄熙来可能会在智囊的建议下,推出更多的新措施,以求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也很可能会使中国政局发生一些改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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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老子《道德经》的逻辑思想

内容提要:至今国人不懂老子及其《道德经》,盖因孔孟之道对其篡改和排斥,并用以迎合历代專制统治者之一己之私所致。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放眼世界,当今众多国家和民族,却正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实践着老子《道德经》之精义。比如,老子《道德经》之“民本”思想演绎成了今天的“人權”、“民主”思想;比如,老子《道德经》之“契约”思想演绎成了今天的“黨政分开”、“三权分立”思想,等等。而且,“人權”、“民主”、“黨政分开”、“三权分立”等等已经汇成了历史的潮流,大有席卷世界之势。而在此背景之下,原本三千年前就有着人类最文明、最先进思想的老子故乡——中國,今当何去何从呢? 一、哲学观 老子哲学是对先秦周易等哲学思想的批判和继承,而集中國先秦哲学之大成。 1、老子的“自然”观 老子的“自然”观就是“阴阳”、“变化”观。 对此,诸如,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又说:“此两者{指”阴“、”阳“}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尽}”。 老子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变两仪,两仪变四相,四相变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其中通阴阳”。 老子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妩”、“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等等。 其中,特别是在阴阳之变化“法则”上,老子更有独创见解,诸如“阴虚制约阳实”、“三个阴阳交合成卦象”等等,从而集中國先秦哲学之大成。 2、老子的“道法自然”观。 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中,老子明明白白的揭示出了“道”的三个层次,和三种存在形式: 一是“自然之道”。即为宇宙观。是为最高层次。这就是“阴阳”、“变化”之道。 二是“天地之道”。是为中间层次。它介于“宇宙”与“人”之间,揭示的是世界万物赖以生存、活动的关系。反映的是世界万物“生存、发展之道”。故这个道是“阴阳”、“变化”之道在环境、空间之中的反映。 三是“王道”。是为最低层次。因“人”即“社会”,而社会的表现集中反映为“王道”,即“为王之道”。故这个道也是“阴阳”、“变化”之道在人类社会中的反映。 可见,“阴阳”、“变化”之道贯穿于自然、社会、历史之中。 3、老子的“柔弱胜刚强规律”观。 老子基于“阴阳”、“变化”观出发,一方面,概括性的揭示出了“刚强”即“阳”,“柔弱”即“阴”的这对哲学范畴,并从中看到了“刚强胜柔弱”乃是“自然之道”、“天地之道”、“王道”之“普遍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老子也看到了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也有“柔弱胜刚强”的时候。并且老子研究这些“条件”,概括性的揭示和引进了“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等等这些哲学范畴,从而使得“柔弱胜刚强”也成为了“自然之道”、“天地之道”、“王道”之“特殊规律”。 正是如此,老子揭示的“柔弱胜刚强”规律之革命性的意义是: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 正是如此,老子哲学以“刚强”和“柔弱”而终结了以“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之“八卦”,和以“金、木、水、火、土”之“五行”来解释世界的认识,从而集中國先秦哲学之大成。 特别是,“刚强胜柔弱”与“柔弱胜刚强”规律,无疑的,其存在于道的三个层次、贯穿于自然、社会、历史领域。而这,就应该是黑格尔苦苦寻找而不得的“绝对精神”。 二、社会历史观 当老子将“刚强”与“柔弱”观用以去认识社会、历史的时候,便反映出了如下的思想: 1、老子的“社会”观。 在老子看来,“社会”也是“阴”与“阳”的统一体。其中,“阴”即“柔弱”,它表现为“百姓”:“阳”即“刚强”,它表现为“统治者”。正是这“百姓”与“统治者”则构成了“社会”。 2、老子的“斗争”观。 在老子看来,“阴”与“阳”的对立和矛盾,决定了“柔弱”与“刚强”的对立和矛盾,这也就决定了“百姓”与“统治者”的对立和矛盾。而这种对立和矛盾,就是“階級斗争观”的根源。 3、老子的“历史”观。 老子认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绝非是一部“刚强胜柔弱”的历史,而其中,也有着“柔弱胜刚强”。 4、老子的“民本”观。 老子讲“柔弱胜刚强”,从中揭示出和肯定了“百姓”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并认为,这是社会历史推动力的基础和源泉,从而提出了“爱民”、“顺应民心”的思想。这表明,老子一开始就站在了百姓的立场上。同时,基于老子“阴虚制约阳实”,即“百姓”制约“统治者”的认识。由此,反映出了老子的“民本”思想。 5、老子的“和谐推动历史”观。 老子认为,社会动荡不安,即造反、起义,和战争,并非能够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有在“柔弱”与“刚强”出现“和谐”关系时,方才能够得到极大的推动和发展。由此,反映出了老子的百姓与统治者“和谐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 三、道德观 当老子将“柔弱胜刚强”视为“道”,即“规律”的时候,于是就对先秦的道德观有了批判的继承和发展。 1、老子的“道德”观。 老子讲的“道”,集中起来,就是指的“刚强胜柔弱”规律{在《道德经》中老子称之为“常道”},和“柔弱胜刚强”规律{在《道德经》中老子称之为“非常道”}. 老子讲的“德”,即为“道”在“自律”、“民得”等方面的思想、行为规范。 可见,老子的“道”、“德”观,并非就是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观。 2、老子的“道德一统”观。 在“道”与“德”的关系上,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又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从而老子提出了“道德一统”的思想。 3、老子的“以德治道”观。 老子讲“德高道高”、“德低道低”。从中,揭示出了“以德治道”的思想。 老子“以德治道”的思想表现在“得道”和“治道”两个方面。 从“得道”方面来看,主要指“柔弱胜刚强”之道,老子一是讲要喜欢道,“同于道”、“同于德”。老子说:“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二是讲要“图难于小、于易”,勤学苦练,做到循序渐进。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又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又说:“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三是讲要善于研究和总结,做到“知人知已”,扬长避短。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又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又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四是讲要不自满,不骄傲。老子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认为,得道之人表现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五是讲要做到符合规律,精益求精。老子说:“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做到符合“道”的规律,并精益求精,方能得到道。 从“治道”方面来看,老子一是讲“忘我”、“无私”。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又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二是讲“爱民”、“顺应民心”。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三是讲“契约”、“平等”。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又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四是讲“正义”、“公平”。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中的“道”,从老子的“道德一统”的思想去看,这里的“道”就是“德”。而其中的“德”,就是指的上述“忘我”、“无私”、“爱民”、“顺应民心”、“契约”、“平等”观。这些思想和观念,正构成了“正义”的本质内容,和构成了衡量战争是否“正义”的判别标准。同时,老子又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又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又说:“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五是讲“无畏”、“不怕死”。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老子看来,有了“无畏”、“不怕死”的这种胆量和气魄,必然会表现出“道高”来,而“置于死地而后生”。 四、武学观 老子的哲学观、社会历史观、道德观反映出了“武”的思想和文化特质。 1、老子的“止戈为武”观。 老子清楚的看到,在“百姓”与“统治者”对立和矛盾的情况下,一旦统治者忙于“利已”,则必然导致“伤民”。而正是“伤民”,使得社会历来“武”、“戈”不息,甚至出现百姓的造反、起义,带来社会的震荡。从而揭示出了“武”、“戈”不息的社会本质。故在老子看来,要止息社会的“武”、“戈”,只有统治者做到“妥协”,并从“无私”、“爱民”出发,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使之出现社会的“和谐”,方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从中,也才能使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这就是老子的“止戈为武”思想。 2、老子的“以武制武”观。 老子基于“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而缔造出了“武术”。以之成为了对统治者施行“霸道”、“暴政”的有力的物质批判武器,并以之成为了实现“无为而治”政治的有力保障。这就是老子的“以武制武”思想。 五、政治观 1、老子的“公”、“契”治世观。 在老子看来,“公”即“百姓”。而“为公”的思想,即“为百姓”、“为民”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与老子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的。 在老子看来,“契”即“契约”,和“契约管理”。 老子的“公”、“契”思想乃是治世观的根本。 同时,在老子看来,由于“契约”和“契约管理”,其本质,在于将“私”规范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而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之“所得”,方才为“利”。因此,“契”与“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从这个意义上,也就可以说,讲“契”也就是在讲“利”,反之,讲“利”也就是在讲“契”。这是一个说法的两个方面。因此,也就可以说,老子治世思想之根本,也在于“公”、“利”二字。 2、老子的“无为而治”政治观。 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就是由老子的“公”、“契”治世观决定的。因为,老子一是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就是“公”的思想;二是讲“有德司契,无德司彻”,这就是“契”的思想。 其中,正是老子“契”的思想,它不仅与先前圣人的“无为而治”即“愚民”政治划清了界限,而且也是老子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必然。 故老子的“无为而治”,是突现“民心”和“契约”思想的反映,是统治者顺应民心的治世立场和态度,是统治者的政治立场向百姓立场靠近,甚至一致的根本办法和措施,是统治者消除“武”、“戈”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根本表现。 老子的“无为而治”,保证了统治者在“契约”关系中的“一般既得利益”,而杜绝,或者牺牲的是统治者超越“契约”关系而对“特殊利益”的追求。可见,在统治者与百姓之间,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主要是反映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主要的反映的是一个“是否顺乎民心”的“政治”问题。 3、老子的“德治”观。 老子勾画出了如下的“德治”兰图: 老子从“忘我”、“无私”观念出发,认为,统治者不能将权力及国家机器据为专有和个人依赖,不能迷信“刚强胜柔弱”,并用“武”和“武力”来治国。而必须做到将手中的权力用于为百姓谋福利。只有百姓得到了安定和幸福,国家才会长治久安;老子从“爱民”、“顺应民心”观念出发,认为,统治者必须关心百姓疾苦,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做到顺应民心,并身先士卒,勤奋踏实,忠于职守,带领百姓去谋利益。各级官吏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百姓推选出来的人;老子从“契约”、“平等”观念出发,认为,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按照“契约”原则去施政,方才能够做到“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方才能够杜绝“言出法随”、“政出多门”,方才能够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方才能够做到以契彰德,取民于“德善”、“德信”;老子从“正义”、“公平”观念出发,认为,统治者要支持和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并做到“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从“无畏”、“不怕死”观念出发,认为,统治者必须发扬不怕死的精神,并带领百姓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4、老子的“善恶”观。 老子认为的“善”是为“以德报怨”。 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老子又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正是在“不善良的人”变得“善良”,和“不诚实的人”变得“诚实”中,充分表现出了老子“善”的观念。这就是老子的“以德报怨”的思想。 而与“以德报怨”相反的是“以怨报德”。而这“以怨报德”,就是老子认为的“恶”。也就是说,在老子看来,“不善良的人”不接受“善意”,和“不诚实的人”不接受“信任”,甚至反目相向,滋事寻仇,这就是在为“恶”。这就是老子“以怨报德”的思想。 老子的“以德报怨”和“以怨报德”,无疑的,成为了立身处事,分清“为善”、“为恶”的判断标准和取舍根据。 六、武术观 老子以“柔弱胜刚强”为核心,但又不排斥“刚强胜柔弱”{因为“柔弱胜刚强”的最终实现是靠“刚强胜柔弱”最终完成的}而缔造出了“武术”。 1、老子武术的“打机”观。 在老子看来,“机”就是“有”{指老子认识论中的“有无”观,即为“空间”}、“动”{指老子认识论中的“动静”观,即为“时间”}、“虚”{指老子方法论中的“虚实”观,即为“弱势阶段”}的三者合一、三位一体。这种状况,是“刚强”变为了“柔弱”的表现。打此,则事半功倍,万无一失。 2、老子武术的“法则”观。 老子概括出了武术打法的七大法则。 它们是:一是见实{老子认识论中的实}则打和避实{老子方法论中的实}就虚的打法法则。这是由老子的“无极太极”、“有无”观,和“虚实”观决定的。它决定了打的对象;二是桩和桩法法则。这是由老子的“阴阳”及其“变化”观、“八卦”及其“变化”观决定的。它决定了打的形式和本质;三是动中求打法则。这是由老子的“无极太极”、“动静”观决定的。它决定了打的方式;四是以静制动及以动逼静法则。这是由老子的“动静”观决定的。它决定了打的一大方法;五是打在机前和打在机后法则。这是由老子的“虚实”观决定的。它决定了打的又一大方法;六是打无绝打法则。这是由老子的“阴阳”及其“变化”观决定的。它决定了打的变化无穷;七是无打法则。这是由老子的“阴阳”及其“变化”观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即在“阴”、“阳”不交合的状态下,则无胜负、无打。 3、老子武术的“境界”观。 老子概括出了武术的三种境界。它们是:“微明”境界、“袭明”境界、“明”境界。 对于“微明”境界。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这就是打法上的“诈术”境界。是为低境界。 对于“袭明”境界。老子说:“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这就是在打法上,要熟练的运用打法法则,和懂得得失成败的境界。是为中境界。 对于“明”境界。老子说:“见小曰明,守弱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又说:“含德之厚,比之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又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就是“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是为高境界。 作者简介: 姚文俊 ,1948年出生,男,汉族,四川省资中县人。内江日报社主任编辑,已退休。盘破门武术名家。研究方向:老子《道德经》与中國武学文化。著述颇丰。代表作有论文《老子是中國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论中國“物理”拳种的源流和意义》、《论老子“和谐”社会思想》等,并有专著《中國武功盘破门》、《老子武学与国学》、《盘破门与武术人物》。为立足中國武术、武学,新解老子及其《道德经》,开重新认识先秦思想之先河而独辟蹊径,研究老子及其《道德经》的中國第一人。 作者: 姚文俊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7-1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老子《道德经》的逻辑思想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思想学术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黑格尔,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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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礼庭:再论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性

就在五天前,我读了张维迎先生的《市场制度最道德》[1],和何中华先生的《“斯密问题”与社会的道德条件》[2]后。就写了《也谈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性》[3]的文章,就市场经济道德性的问题谈了和张维迎先生相似的观点,但却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内容分析了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但今天我又看到了方绍伟先生的《“市场制度最道德”是谬论——张维迎与“市场道德主义”的贫困》[4]文章,感到应该就张维迎先生和方绍伟先生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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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标签: 市场制度 ● 张维迎 ( 进入专栏 ) 经济学和宗教伦理的基本假设是,人是自我中心的。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 1.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的本性 人类犯错误或干坏事有两种原因,一是无知,知识有限,不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想干好事,结果却成了坏事;二是无耻,明知这事坏,损害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仍然去做。比如,在广泛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整个链条中,好多人做了负面贡献,其中有些人可能出于无知,有些人可能出于无耻。 现实中,这二者很难区分。许多无耻行为从根本上讲也可以说是因为无知,是缺乏智慧的表现,结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我提醒大家,不要简单地把人类犯的所有错误,都归于无耻,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关于市场经济,学者包括经济学者都要保有这样一种认识: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的本性,拥护市场的人没有想过用市场改变人的本性;反过来,正因人的本性没法改变,所以才有了市场经济,也才需要市场经济,市场使人的行为更符合善的要求。 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self-cen-tered)。我不一定说人是自私的,但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和孔子这样看,亚当·斯密也这样看。 亚当·斯密说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的大小,一是与物理上的距离有关,二是与生理上的距离有关。人因为能设身处地,才会同情他人;因为能将心比心,才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可能。看到自己的亲人过世,比看到几千公里外非洲人的过世时的同情心肯定要大;看到猴子被杀,比看到蚂蚁被杀时的同情心也要大。为什么?因为猴子比蚂蚁与人的相似性更大。而你对蚂蚁的同情心,可能比对植物的同情心更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信奉佛教的人,不吃荤,只吃素,因为动物在形象上、生理上跟人的相似性比起植物来更大。所以同情心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 并且,即使利他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为认识的人牺牲自己利益的人,比为不认识的人牺牲自己利益的人多;拔己一毛而利天下的人比比皆是,但舍己一命而救他人的寥寥无几。这些,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都讲到了。 我的理解,儒家的一整套伦理体系也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儒家伦理是有等级的,为什么从亲情孝悌扩展到宗族、国家层面?因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国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否则你为什么不爱其他国家? 事实上,所有的宗教都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这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没什么不同。关于人性的假设,无论科学的宗教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一样。亚当·斯密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写出《道德情操论》,也不会写出《国富论》。同样,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正因为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需要被教导,才产生了宗教。儒家内部有人性恶、人性善的争论,西方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对自然状态下人的行为描述也大相径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根本上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主张都从这个假设展开。 2. 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  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就像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人是自我中心的,但任何人要生存都离不开他人的合作和协助,人类怎样从以自我为中心到达合作和互助?或者说,自利的本性如何能够给他人带来好处,而不是伤害?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都不断追求better life。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归纳一下,大概两种:第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即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为自己得到好处。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第二,是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仔细想一下,市场的逻辑其实也是宗教的逻辑,所有宗教都教育人要积德行善,也就是通过利他而实现自己的幸福。比如,老子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佛教主张通过了悟“空性”达到“无我”的境地,以“普度众生”来实现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我要修炼才能达到,不是天生无我,要是天生无我就没必要修炼了,也就没有宗教了。从这方面讲,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 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 我上次去山西榆次,看到县古衙门有一幅对联,大概是这样的: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什么意思呢?善以心论,恶以行断。一个人是否是孝子,不能看这人给了父母多少钱、盖什么房子、买什么车,如果这样,穷孩子就没办法当孝子了。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恶人,不能看有没有恶的心,而要看有没有恶的行。道德伦理规范的是行为,而不是心!这就是宗教和市场逻辑的基本差别。市场不求改变人的心,只求改变人的行为,市场就是你必须通过满足别人的需要来实现你自利的动机。从这个角度讲,市场本身是最讲伦理的,它使得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罢,一定得建立在给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这是我理解的市场的逻辑。 认为市场的逻辑和伦理宗教对立,完全不对。与市场的逻辑真正对立的是强盗的逻辑。强盗的逻辑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强盗行为的出发点可能非常善,当初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当然,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这两种逻辑是共存的,有些人赚了钱不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了幸福,而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不幸,但这本身不是市场的逻辑。从长远看,在市场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如司马迁所言,“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我认为市场制度是最符合伦理道德的,但是,正如我们对好多问题都有理解上的偏差,我们对市场也存有误解。 对市场的偏见可能与感情色彩有关。简单地说,市场给每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只要你为别人创造价值。健康的市场中谁赚钱最多?就是提供服务人数最多的人。一个保姆,只能服务一个人或一家人,挣不了多少钱,但是生产iPad或iPhone,就可以服务几千万人,几亿人,赚的钱就多得多。市场就是按照你给多少人带来幸福回报你。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多,赚得钱就越多;带给别人的幸福越少,赚得钱就越少,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有时,同样情况别人赚钱了,你没赚钱,你会不满,这跟人性的一个特点有关:我们往往把成功归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失败了总怨恨别人;我们常把自己看得比本来高尚,把别人看得比本来卑鄙。赚不到大钱的人,往往有这样一种心理:不是我没本事,而是我道德水平太高,不愿骗人。那些人为什么能赚大钱?心黑。这是自我安慰。现实生活中,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要求别人大公无私的人,可能最贪婪,他们喜欢占领道德制高点,忽悠别人以谋取私利。他说别人太贪,往往是嫌对方要价过高,希望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入;而从对方的角度看,也觉得另一方想占便宜,花这么点钱就想买我这么值钱的东西。如果仅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可能会做出和事实相悖的评价。 关于市场和伦理的关系,从古到今还是有好多误解,有必要澄清。大家都同意,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从而使自己变得幸福,最符合伦理。但我的观点是,仅仅靠说服人,没用,还得靠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市场,就是自由竞争!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就像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你存款时它只付百分之一二的利息,而它贷款时收取百分之五六的利息,这么大的利差,傻瓜都能赚钱。银行的高利润,有一部分靠的是剥削储户,而不是创造价值。这不是市场,这是反市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太强了。 微观层面上,每个人做事都是有目的的,每个人都有一双看得见的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宏观层面上,市场是双看不见的手,这双看不见的手监督看得见的手一定不能偷偷干坏事。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帮助别人的手,而不是伤害别人的手。如果在宏观层面还有其他看得见的手,这时候市场就可能无能为力,你的看得见的手就会伤害别人,而不是给别人带来幸福。 3. 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 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竞争中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 前文的意思不是否定宗教的、伦理的追求,它们和市场本身是一样的,使人有善的行为,只是宗教和伦理是从人心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市场是从行为上考虑问题,“原迹不原心”。 亚当·斯密原话的意思是,在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并不是什么坏事,并不是恶的行为,相反,他这样做的时候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去追求社会利益时还要大,还要好。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他看到常人看不到的,现实中也确确实实如此。再看看计划经济的后果,很难说它初始的目的有多不好,但带来的却是灾难,但那些卖瓜子的人,出发点不过是自己赚钱,但必须做出别人喜欢吃的瓜子才能赚到钱。 其实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了。司马迁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坚定的自由放任市场主义者,他说得很清楚,人们追求快乐幸福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说服也没用。“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要顺其自然,不需要政府搞出那么多的规划,那么多的产业政策,征集动员大家干这干那。所以我认为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的坚定的主张者、捍卫者。 早司马迁几百年的老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老子承认人们追求幸福的正当性,他对政府干预政策对人类幸福的危害有深刻的认知,但他没有理解市场的奥妙,所以他教导人们,追求幸福的办法是节制欲望,清心寡欲。与老子不同,司马迁深刻认识到,节制欲望不是追求幸福的最好办法,市场经济可以将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农工商虞,分工合作,“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任其能,竭其力”,财富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不召自来,不求自出,“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并且认识到,财富是道德的基础,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竞争中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一瓶矿泉水,它是谁生产的我们不知道, 这个矿泉水公司的老板我们不认识, 我们为什么能够放心喝它?就是因为利润制度的作用, 你的利己之心, 一定要变成利人之行。伦理、 宗教、 哲学, 我觉得和市场没有任何矛盾, 只是考虑问题角度不一样。好多科学的不同, 不是研究对象的不同, 而是研究方法的不同, 趋于这个目的的方法不一样。因为人是无知的, 教育就非常重要,就是让人们更懂得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不要为短期利益牺牲长远利益。 有一点要强调,利他主义并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比方说,一样东西我说两块卖给你,你说不行,得五块才买,我说五毛就行了,你说不行,得二十块,这个交易绝对成交不了,因为都太为对方考虑了。市场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才能讨价还价,才有利益均衡,如果都是慷慨君子,交易价格反倒没办法确定了。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但这一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和找到,也可以反过来说,道德需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因为善的动机既可能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使你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必须首先满足别人的利益;第二还要教育人,教育不是给人灌输什么,而是让人明白事理,不犯傻。就像我经常给企业界讲的,什么是企业?一个企业真正的竞争力是什么?是你的声誉,是名声。我们天生就看得比较近,要让一个人看得远一点,需要有好的制度,还需要好的理论研究。这么讲是有依据的。世界范围看,哪个地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健全,哪个地方人的道德水平就比较高,更诚实守信。不诚实守信你企业是存在不下去的,很快就会完蛋。相反,哪个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受到政府的干预多,哪个地方坑蒙拐骗就多。 当然我不否认修心很重要,但修心本身也是自我利益的需要,因为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别人对自己的认可。我们希望自己比别人好,希望受人尊重,所以必须有个好名声,这些本身也是自我中心为基础的需要。人的道德、善心,还是基于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套用亚当·斯密的话,劝道人们行善的最有效方法是告诉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是别人的需要。如果一个人不关心自己,你瞪我一眼有什么关系,我不在乎自己,你打我一顿我也不在乎,又何必关心他人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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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经济学和宗教伦理的基本假设是,人是自我中心的。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 1.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的本性 人类犯错误或干坏事有两种原因,一是无知,知识有限,不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想干好事,结果却成了坏事;二是无耻,明知这事坏,损害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仍然去做。比如,在广泛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整个链条中,好多人做了负面贡献,其中有些人可能出于无知,有些人可能出于无耻。 现实中,这二者很难区分。许多无耻行为从根本上讲也可以说是因为无知,是缺乏智慧的表现,结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我提醒大家,不要简单地把人类犯的所有错误,都归于无耻,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关于市场经济,学者包括经济学者都要保有这样一种认识: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的本性,拥护市场的人没有想过用市场改变人的本性;反过来,正因人的本性没法改变,所以才有了市场经济,也才需要市场经济,市场使人的行为更符合善的要求。 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self-cen-tered)。我不一定说人是自私的,但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和孔子这样看,亚当·斯密也这样看。 亚当·斯密说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的大小,一是与物理上的距离有关,二是与生理上的距离有关。人因为能设身处地,才会同情他人;因为能将心比心,才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可能。看到自己的亲人过世,比看到几千公里外非洲人的过世时的同情心肯定要大;看到猴子被杀,比看到蚂蚁被杀时的同情心也要大。为什么?因为猴子比蚂蚁与人的相似性更大。而你对蚂蚁的同情心,可能比对植物的同情心更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信奉佛教的人,不吃荤,只吃素,因为动物在形象上、生理上跟人的相似性比起植物来更大。所以同情心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 并且,即使利他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为认识的人牺牲自己利益的人,比为不认识的人牺牲自己利益的人多;拔己一毛而利天下的人比比皆是,但舍己一命而救他人的寥寥无几。这些,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都讲到了。 我的理解,儒家的一整套伦理体系也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儒家伦理是有等级的,为什么从亲情孝悌扩展到宗族、国家层面?因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国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否则你为什么不爱其他国家? 事实上,所有的宗教都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这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没什么不同。关于人性的假设,无论科学的宗教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一样。亚当·斯密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写出《道德情操论》,也不会写出《国富论》。同样,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正因为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需要被教导,才产生了宗教。儒家内部有人性恶、人性善的争论,西方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对自然状态下人的行为描述也大相径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根本上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主张都从这个假设展开。 怜悯之心 (邝飚/图) 2. 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  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就像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人是自我中心的,但任何人要生存都离不开他人的合作和协助,人类怎样从以自我为中心到达合作和互助?或者说,自利的本性如何能够给他人带来好处,而不是伤害?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都不断追求better life。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归纳一下,大概两种:第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即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为自己得到好处。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第二,是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仔细想一下,市场的逻辑其实也是宗教的逻辑,所有宗教都教育人要积德行善,也就是通过利他而实现自己的幸福。比如,老子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佛教主张通过了悟“空性”达到“无我”的境地,以“普度众生”来实现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我要修炼才能达到,不是天生无我,要是天生无我就没必要修炼了,也就没有宗教了。从这方面讲,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 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 我上次去山西榆次,看到县古衙门有一幅对联,大概是这样的: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什么意思呢?善以心论,恶以行断。一个人是否是孝子,不能看这人给了父母多少钱、盖什么房子、买什么车,如果这样,穷孩子就没办法当孝子了。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恶人,不能看有没有恶的心,而要看有没有恶的行。道德伦理规范的是行为,而不是心!这就是宗教和市场逻辑的基本差别。市场不求改变人的心,只求改变人的行为,市场就是你必须通过满足别人的需要来实现你自利的动机。从这个角度讲,市场本身是最讲伦理的,它使得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罢,一定得建立在给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这是我理解的市场的逻辑。 认为市场的逻辑和伦理宗教对立,完全不对。与市场的逻辑真正对立的是强盗的逻辑。强盗的逻辑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强盗行为的出发点可能非常善,当初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当然,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这两种逻辑是共存的,有些人赚了钱不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了幸福,而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不幸,但这本身不是市场的逻辑。从长远看,在市场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如司马迁所言,“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我认为市场制度是最符合伦理道德的,但是,正如我们对好多问题都有理解上的偏差,我们对市场也存有误解。 对市场的偏见可能与感情色彩有关。简单地说,市场给每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只要你为别人创造价值。健康的市场中谁赚钱最多?就是提供服务人数最多的人。一个保姆,只能服务一个人或一家人,挣不了多少钱,但是生产iPad或iPhone,就可以服务几千万人,几亿人,赚的钱就多得多。市场就是按照你给多少人带来幸福回报你。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多,赚得钱就越多;带给别人的幸福越少,赚得钱就越少,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有时,同样情况别人赚钱了,你没赚钱,你会不满,这跟人性的一个特点有关:我们往往把成功归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失败了总怨恨别人;我们常把自己看得比本来高尚,把别人看得比本来卑鄙。赚不到大钱的人,往往有这样一种心理:不是我没本事,而是我道德水平太高,不愿骗人。那些人为什么能赚大钱?心黑。这是自我安慰。现实生活中,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要求别人大公无私的人,可能最贪婪,他们喜欢占领道德制高点,忽悠别人以谋取私利。他说别人太贪,往往是嫌对方要价过高,希望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入;而从对方的角度看,也觉得另一方想占便宜,花这么点钱就想买我这么值钱的东西。如果仅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可能会做出和事实相悖的评价。 关于市场和伦理的关系,从古到今还是有好多误解,有必要澄清。大家都同意,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从而使自己变得幸福,最符合伦理。但我的观点是,仅仅靠说服人,没用,还得靠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市场,就是自由竞争!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就像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你存款时它只付百分之一二的利息,而它贷款时收取百分之五六的利息,这么大的利差,傻瓜都能赚钱。银行的高利润,有一部分靠的是剥削储户,而不是创造价值。这不是市场,这是反市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太强了。 微观层面上,每个人做事都是有目的的,每个人都有一双看得见的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宏观层面上,市场是双看不见的手,这双看不见的手监督看得见的手一定不能偷偷干坏事。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帮助别人的手,而不是伤害别人的手。如果在宏观层面还有其他看得见的手,这时候市场就可能无能为力,你的看得见的手就会伤害别人,而不是给别人带来幸福。 3. 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 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竞争中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 前文的意思不是否定宗教的、伦理的追求,它们和市场本身是一样的,使人有善的行为,只是宗教和伦理是从人心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市场是从行为上考虑问题,“原迹不原心”。 亚当·斯密原话的意思是,在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并不是什么坏事,并不是恶的行为,相反,他这样做的时候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去追求社会利益时还要大,还要好。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他看到常人看不到的,现实中也确确实实如此。再看看计划经济的后果,很难说它初始的目的有多不好,但带来的却是灾难,但那些卖瓜子的人,出发点不过是自己赚钱,但必须做出别人喜欢吃的瓜子才能赚到钱。 其实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了。司马迁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坚定的自由放任市场主义者,他说得很清楚,人们追求快乐幸福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说服也没用。“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要顺其自然,不需要政府搞出那么多的规划,那么多的产业政策,征集动员大家干这干那。所以我认为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的坚定的主张者、捍卫者。 早司马迁几百年的老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老子承认人们追求幸福的正当性,他对政府干预政策对人类幸福的危害有深刻的认知,但他没有理解市场的奥妙,所以他教导人们,追求幸福的办法是节制欲望,清心寡欲。与老子不同,司马迁深刻认识到,节制欲望不是追求幸福的最好办法,市场经济可以将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农工商虞,分工合作,“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任其能,竭其力”,财富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不召自来,不求自出,“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并且认识到,财富是道德的基础,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竞争中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一瓶矿泉水,它是谁生产的我们不知道, 这个矿泉水公司的老板我们不认识, 我们为什么能够放心喝它?就是因为利润制度的作用, 你的利己之心, 一定要变成利人之行。伦理、 宗教、 哲学, 我觉得和市场没有任何矛盾, 只是考虑问题角度不一样。好多科学的不同, 不是研究对象的不同, 而是研究方法的不同, 趋于这个目的的方法不一样。因为人是无知的, 教育就非常重要,就是让人们更懂得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不要为短期利益牺牲长远利益。 有一点要强调,利他主义并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比方说,一样东西我说两块卖给你,你说不行,得五块才买,我说五毛就行了,你说不行,得二十块,这个交易绝对成交不了,因为都太为对方考虑了。市场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才能讨价还价,才有利益均衡,如果都是慷慨君子,交易价格反倒没办法确定了。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但这一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和找到,也可以反过来说,道德需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因为善的动机既可能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使你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必须首先满足别人的利益;第二还要教育人,教育不是给人灌输什么,而是让人明白事理,不犯傻。就像我经常给企业界讲的,什么是企业?一个企业真正的竞争力是什么?是你的声誉,是名声。我们天生就看得比较近,要让一个人看得远一点,需要有好的制度,还需要好的理论研究。这么讲是有依据的。世界范围看,哪个地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健全,哪个地方人的道德水平就比较高,更诚实守信。不诚实守信你企业是存在不下去的,很快就会完蛋。相反,哪个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受到政府的干预多,哪个地方坑蒙拐骗就多。 当然我不否认修心很重要,但修心本身也是自我利益的需要,因为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别人对自己的认可。我们希望自己比别人好,希望受人尊重,所以必须有个好名声,这些本身也是自我中心为基础的需要。人的道德、善心,还是基于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套用亚当·斯密的话,劝道人们行善的最有效方法是告诉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是别人的需要。如果一个人不关心自己,你瞪我一眼有什么关系,我不在乎自己,你打我一顿我也不在乎,又何必关心他人呢? 4.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说假话不脸红 如果社会不注意制度建设,不尊重人权、财产制度,仅仅靠说教,最后恰恰是人人都变得虚伪。 由于否定了市场的逻辑,才使得社会变得如此虚伪,如此假话连篇 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每个人都自我中心,但又需要别人的合作,怎么能够这两方面统一起来,这是所有的哲学、道德学、市场理论都希望解决的。我深信,市场经济本身是解决这个矛盾和挑战的最有效的方式。 前面讲到,支配人类历史的就两大逻辑,一是强盗的逻辑,一是市场的逻辑。国家之间打仗是强盗的逻辑,自由贸易、交换是市场的逻辑。我相信这两个逻辑未来仍然会并存。我们希望处理国际关系也能用市场的逻辑,比如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是靠自由贸易,而不是靠征服、靠武力解决问题。好在人类都有学习的能力,中国有句古语,“不打不成交”,开始可能喜欢用打的方式,用侵害别人的方式,最后两败俱伤,之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开始“交”往。“交”就是交换、互利、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德国企图用强盗的逻辑富强,没成功,二战后日本和德国靠生产汽车、电子等产品发展起来,依靠的是市场的逻辑。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走向市场的逻辑。我们跟美国人坐下来谈判,说这对美国好,美国人也说这对中国好,这就是人类的聪明之处。 如果社会不注意制度建设,不尊重人权、财产制度,仅仅靠说教,最后恰恰是人人都变得虚伪。由于否定了市场的逻辑,才使得社会变得如此虚伪,如此假话连篇 过去研究伦理学和研究市场的学者之间误解太多,其实人类的分歧好多都是由误解而来,是无知导致的。在化解分歧和误解上,伦理学者和经济学者应该像亲兄弟,因为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伦理道德和市场的研究在未来应该完全成为统一体。事实上,西方中世纪的时候,经济学不过是伦理学的一部分。我是搞经济学的,从来不否认道德伦理的重要性。制度是大框架,同时也要道德伦理。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是在哪里?不是抑制了青年人的创造性,消灭了他们的好奇心。最大的失败是使人变得虚伪,说假话不再脸红!为什么?就是因为没建立一个好的私有产权制度。西方没有一个企业贴标语说要诚实守信,不用贴,这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市场。丢掉了市场的逻辑,丢掉了基本的市场规则,只能用虚无缥渺的说教,最后就是言行不一。 以前上学时,一个同学铅笔刀丢了,老师让学生排成一队,看谁脸红,脸红的人就是偷铅笔刀的人。现在再把人叫一块儿,不再脸红了,这方法没用。由于否定了市场的逻辑,才使得社会变得如此虚伪,如此假话连篇,这是让我最痛心的。强调伦理时不要忘记这一点,否则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建设贡献不大。 除了无知和无耻,社科院钱津教授讲的“无奈”,非常有启发性,也有活生生的例子,如央视经常播些节目,他们自己也不喜欢,很无奈。但我想,无奈是因为意志或能力软弱,通常是由无知或者无耻派生出来的。 5. 普适价值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 如果不承认普适价值,等于中国文化永远不能走向世界,中国永远不能崛起 价值是我们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目的是解决我们的冲突和约束我们的行为。比如开车要靠右行,有这样一个规则,冲突就大大减少。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自然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全球化出现后,一些地方的价值观、规则还会保留,但一些基本规则就得统一了。在中国开车靠右行,在英国靠左行,如果英国人和中国人在同一条马路,就要统一规则。欧洲各国原来的交通规则也是不一样的,拿破仑以来的欧洲一体化导致了欧洲交通规则的统一。瑞典在1967年之前是靠左行,后来改成了靠右行。 在全球化时代,一定要有全球共同遵守的规则。现在有些人过分强调中国价值的独特性,按前文的逻辑,可能是因为无知,也可能是因为无耻。反对普适价值可能对人类本身不是件好事,如果没有普适价值,人类怎么可能相互交往呢?比如,不同国家之间要按照市场的规则交 换产品,就得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制度就应是普遍认可的规则,我不能抢你的东西,我也不能强迫你买我的东西,只有通过谈判,才知道什么是公平价格。 有个共同的规则,从平衡利益的角度看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承认普适价值,等于说开车不需要统一的交通规则,结果可能是冲突甚至更为悲惨。当然,普适价值并不 是简单地把某一方的规则强加给另一方,规则的形成可能是相互妥协的结果。 再举一例。如果各国都坚持说自己国家的语言,大家就没法交流。一百多年前有人创造了世界语,但没流行起来,语言是数千万年历史积累起来的,人为创造一种语言可能像计划经济一样不可行。我的意思是,交流首先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其次才是使用哪种语言。具体使用哪种语言可能与历史有关。英语成为世界商界和学术界的通用语言,有诸多历史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现在学中文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是因为中国崛起。中国人的一些价值观念也可能变成普适价值,儒家、道家等传统哲学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就是证明。如果不承认普适价值,等于中国文化永远不能走向世界,中国永远不能崛起! 普适价值也是可能的。人类本来就是同宗同族,一万多年前的冰盖融化把各大洲分开,人类现在的不同文化是在一万年以内形成的。人类来自共同的祖先,基因上不应该有文化冲突。 其次,人类好多利益冲突被我们大大夸大了,这些夸大有的是出于无知,有的是因为无耻。有思想者把人类的冲突都归结于不可协调的阶级矛盾,最后将一切都归为斗斗斗。我们应该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比想象的少,好多利益冲突是发生在工人内部,而不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现在反对中国出口的美国人主要是美国的工人阶级,而不是美国的资本家,帮助中国游说美国政府的反倒是美国的企业家,而不是美国的工人,就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冲突大于中国工人阶级和美国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尽管前一个冲突也由于我们的无知被夸大了。中国和美国的冲突,中国和东南亚、日本的冲突,真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小。无知的教育灌输的理念导致我们夸大了冲突。现在,完全有可能通过更多沟通,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使得普适价值的形成应该更加容易。过分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对中国的利益或者说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不好的。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如果大家都按照市场的逻辑去做,都想办法通过为别人创造价值,为别的国家、民族带来财富而获得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个世界的冲突就会变少,自由贸易非常非常重要。我在美国演讲时推荐美 国政治家读两本书,一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自由贸易的理论;二是老子的《道德经》。老子讲“大邦者下流”,说的是真正做一个世界的领导者,不能太趾高气昂,不能太跋扈,要有胸怀和气量。要领导不同文化的人民,尤其如此!伊斯兰文化虽然与我们不一样,但人的本性一样,他们也热爱和平,问题是我们需要真正理解他们。 普适价值,第一是必须的,第二是可能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只能走向强盗的逻辑,世界没有宁日,只有末日。 (作者为北大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个学术对话上的发言修改而成。作者感谢对话组织者阎雨博士的组织工作。文章大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61332/0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6525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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