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萍

《人民日报》网站究竟代表谁?

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吴学灿 《人民日报》副秘书长兼“人民搜索”总经理邓亚萍说,我们本身代表的是国家,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赚钱,而是履行国家职责。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搜索”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网站,代表的却是国家。从《人民日报》和“人民搜索”所代表的“党和国家”,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中国的媒体所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种“党和国家领导人”既代表党、就像《人民日报》代表党一样,又代表国家、就像“人民搜索”代表国家一样。而《人民日报》和“人民搜索”的关系,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所以党和国家的关系,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 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像任何国家的国有企业。世界上除了中国、朝鲜这几个国家,国有企业都是指中央政府投资、控股或实际控制的企业。而这些国有企业是全体国民共同所有的,也就是说所有国民都是国有企业的股东,这些国有企业的利润要由全体国民来分享。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各级政府所有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资金虽然是全体国民上交的税金,但是任何一个不担任政府官员的国民,都与这些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分享国有企业所创造的利润。但是这些国有企业亏损所造成的黑洞,却要由全体国民上交的税金来填补。 “人民搜索”为了上市圈钱,不得不公布有关资料。今年年初,在网上公布的“人民搜索”2010年营业额是零,而利润总额却有3899063.40元,这是人类社会从未出现的“伟大”经营成果。 任 何一个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不管是资产数千亿美元的跨国公司,还是一个个体户的手工作坊,在没有卖出任何一个产品的情况下,却可以得到三千多万元的利 润,这要让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要自杀,投河上吊。因为他们即使有千手观音那样的一千只手,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解释这种天才的经营思想,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 营效果。无论是亚当•斯密斯、大卫•李嘉图还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都只能抱头鼠窜,从此不敢说自己是经济学家。 即使是马克思的《资本 论》,也无法解释邓亚萍的“人民搜索”所创造的“伟大”业绩。在《资本论》中,利润是价格减去成本所得,价格是产品在市场上卖出后的收入。扣除了各种成本 之后,才有利润。如果成本大于收入,也就是成本大于产品售出后的价格之和,利润就是负数。无论如何,只有产品卖出之后,才能谈到利润是正还是负。 在 没有产品售出的情况下,也就是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却有三千万的利润,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邓亚萍这样的人,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经营“天才”,而 且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她应该当之无愧地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应该专门设立一个宇宙经济学奖,这个奖第一个获奖人,就应该是邓亚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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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斯疾——哀悼高华 蔡定剑老师

作者: 郭宇宽  |  评论(1)  | 标签: 什么人会得癌症 斯人斯疾——哀悼高华 蔡定剑老师 郭宇宽 高华老师的去世,一直是我心里很沉重的负担,我甚至都没能在他弥留之际去看望他。还有这之前蔡定剑老师的去世,也让我一直不能释怀。这两位老师与我相知相识多年,都与我有很好的交情,是我亦师亦友的前辈,而我却没能在他们最后的时光亲自去看望。并不是古人讲的“多病故人疏”,或许是我自己有心理阴影,因为我大学里最好的同学和兄弟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最近一个远房亲戚又很年轻得了癌症,或许是我觉得一个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许需要一个人独自去面对。甚至我觉得,如果我在他们最后的时候到现场去的话,我甚至都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好,因为我觉得以这两位老师的性格,恐怕不会希望展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成为别人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像孔子去看他也许也是得了当年的医学知识还诊断不出是什么癌的学生,也是难过的不得了但不知道说什么好,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两位老师虽已故去,不知道用词语表达好,但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停止怀念与两位老师相交相识的时光。 前些日子我与一位体制内地位非常高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说他最近观察到身边有很多四五十岁的男性朋友都得了癌症,学界政界都有。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诱发癌症的病因有很多,饮食、辐射之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但据他的观察,有两种人不会得癌症,一种是头脑特别单纯的好人,像倪萍、邓亚萍这样的人,心地非常善良,有点像傻大姐一样的感觉。这些人心情极度阳光,好像对社会上的邪恶完全无视,或是看到了却没有感知的能力。第二种是那种坏透了的人,坏到底了,也不会得癌症。 他这样说完以后,我说我可以再加上第三种人,就是他不见得有多坏,而是有一种天然的本能,使他能够在内心说服自己他所做的事情全都是理直气壮的。比如像孔庆东,作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却整天说些不靠谱的话,一点都不负责任。这些人从来不跟人进行公开辩论,实际上是屏蔽了所有外界对自己的指责以及自身内在逻辑的不自洽,永远活在粉丝们的簇拥中。这些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让自己认为自己做的事是正当的。这些人也不会得癌症。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得癌症呢?以这位前辈的观察,得癌症的都是一些不得不“入世”但又内心充满挣扎的人,也就是良知未泯却又处处碰壁的人。他这么一说,我就立刻想到了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 曾经有人对我说,你觉得蔡定剑会不会是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人呢?我说绝对不会。许多人都是从蔡定剑老师的文章著作中了解他,而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却使我对蔡老师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亲近。 有一次我与蔡老师做完一期节目一起飞回北京。下了飞机以后,我们在北京机场排队等出租车。在排队的过程中,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从栏杆下钻过去插队。我忍不住批评他说,哥们儿你也太不讲规矩了,大家都在排队等车,你怎么好意思插队呢?蔡老师看到后也过去批评他,而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装没看见。这个青年人受到我们的批评后,面子上也好像挂不住,但就是不认错,反而把脑袋掉向另一边,装作听不见,继续赖着不走。蔡老师本来想让他认个错也就过去了,结果这个青年人的态度刺激了蔡老师,于是蔡老师就凑到他前面去,指着他的鼻子批评他。结果这个年青年人又把脸掉向另一边,还是不理不睬的态度。这一下蔡老师更生气了,气得身子都发抖了。我看到蔡老师情绪这么激动,就过去拦住他打圆场,说这人这么没教养,咱就别理他了。我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 结果坐上出租车之后,我发现蔡老师真是气得不轻,到了车上之后手还在发抖,而且一直跟我讲说中国搞不好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了,一点都不守规矩,脸皮还这么厚。从机场出来的半个多小时里,蔡老师的情绪一直都没有平复。 之后我回想起这件事来,才理解了蔡老师的痛苦与无奈。蔡老师将一生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宪政上。宪政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地讲,就是社会上无论有权力的人还是没权力的人都要讲规矩,都要守契约。蔡老师面对一个插队的人,既生气又感到无能为力,规则在中国真是一分钱都不值。可想而知,当蔡老师进行更宏大的中国宪政的研究时,一方面对中国宪政之路孜孜以求,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中国残酷的现实。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对蔡老师是一种何等的煎熬! 刚去世的高华老师是我的南京老乡。他在南京的住宅是南京大学分给他的,与我外公外婆在龙江阳光广场的住宅只隔了一栋楼。我每次回南京,都要到他家去拜访一下。高华老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文革史,在其经典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他要把事情讲清楚的愿力。高老师不止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告诉我,现在有些人完全罔顾事实,令他非常气愤。比如中国59年到61年的大饥荒饿死许多人,这是国际范围内所有研究历史的人都应该有基本共识的一个历史事实,而有些人竟然睁眼说瞎话,对这个事实进行歪曲,反而将严谨的历史研究成为诽谤造谣。有一次高华老师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叫秋石客的人。我说我听说过此人,但基本不怎么关注。高华老师非常认真地说,这个人的言论实在是太恶毒了,心理非常阴暗。于是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人的言论,发现的确是不靠谱,将一些枝节问题拿来意图颠倒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后来很多次,高华老师都跟我提起这个人,言语中多有气愤之意。 对我来说,秋石客这些不靠谱的言论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高华老师这样严谨的历史学者来说,不会伤他一根汗毛,就会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伤害。如果一个人就可以让高华老师产生这么大的情绪上的波澜,可想而知,每当他看到乌有之乡上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或者否定大饥荒的存在,或者赞颂毛主席就是伟大的时候,他的内心该是多么苦闷。 我并非说这种精神的苦闷一定导致癌症,但在我看来,文革中有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莫名其妙地得了癌症,这背后一定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从计算机专业的角度来讲,癌症就是一个人的运转程序进入了死循环,死机了,因此身体机能全部紊乱了。所以我非常能理解彭德怀将军为什么会得癌症,因为他明明是对的,然而却跟周围所有人都讲不通,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和受阻,完全可能将一个人逼入“死机”的状态,他不得癌症才怪呢。 而对于高华、蔡定剑这样执着而敏感的学者,当他们这种求真的、固执的、坚持的精神,与这个社会整体的氛围进行碰撞的时候,不仅要以强者的姿态独自承受内心所受的创伤,更要承受这些碰撞所带来的长期的紧张和压抑。这种撕裂的甚至是拧巴的生活状态,给两位老师造成了多大的折磨! 一个学者的治学历程,就像佛教讲的那样要“信解行证”,而最后的圆满在于“证得”,就像我们小时候做数学题一样,一定要把结果证明出来,才能印证我们内心所坚持的东西,也就是佛家所讲“断烦恼,证菩提”。而从我的角度来看,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对他们一生所求,有自己的“信”,“解”,“行”,但独独没有“证得”。而这种痛苦和煎熬乃至曲高和寡处的困惑和迷惘,也许是造成他们得癌症一个重要原因。 蔡定剑老师和高华老师的去世,很长时间都像是压在我心里的巨石,让我觉得这仿佛是一种悲剧宿命。好像在中国探寻这些会给人以暗物质般压力的学问时,所有的的知识分子都注定要承担许多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 对此我想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大家都要保重自己。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郭宇宽的最新更新: “农村人”为什么难缠? / 2012-02-07 20:40 / 评论数( 5 ) 美国人健身,中国人享受 / 2012-02-07 09:27 / 评论数( 1 ) 激活中国民间金融的关键在于尊重“差序信任” / 2012-02-03 17:15 / 评论数( 2 ) 没有“文人相轻”,哪来思想繁荣 / 2012-02-01 21:20 / 评论数( 5 ) 向孔乙己致敬 / 2012-01-31 12:33 / 评论数(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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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 | 斯人斯疾——哀悼高华 蔡定剑老师

作者: 郭宇宽  |  评论(2)  | 标签: 什么人会得癌症 斯人斯疾——哀悼高华 蔡定剑老师 郭宇宽 高华老师的去世,一直是我心里很沉重的负担,我甚至都没能在他弥留之际去看望他。还有这之前蔡定剑老师的去世,也让我一直不能释怀。这两位老师与我相知相识多年,都与我有很好的交情,是我亦师亦友的前辈,而我却没能在他们最后的时光亲自去看望。并不是古人讲的“多病故人疏”,或许是我自己有心理阴影,因为我大学里最好的同学和兄弟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最近一个远房亲戚又很年轻得了癌症,或许是我觉得一个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许需要一个人独自去面对。甚至我觉得,如果我在他们最后的时候到现场去的话,我甚至都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好,因为我觉得以这两位老师的性格,恐怕不会希望展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成为别人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像孔子去看他也许也是得了当年的医学知识还诊断不出是什么癌的学生,也是难过的不得了但不知道说什么好,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两位老师虽已故去,不知道用词语表达好,但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停止怀念与两位老师相交相识的时光。 前些日子我与一位体制内地位非常高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说他最近观察到身边有很多四五十岁的男性朋友都得了癌症,学界政界都有。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诱发癌症的病因有很多,饮食、辐射之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但据他的观察,有两种人不会得癌症,一种是头脑特别单纯的好人,像倪萍、邓亚萍这样的人,心地非常善良,有点像傻大姐一样的感觉。这些人心情极度阳光,好像对社会上的邪恶完全无视,或是看到了却没有感知的能力。第二种是那种坏透了的人,坏到底了,也不会得癌症。 他这样说完以后,我说我可以再加上第三种人,就是他不见得有多坏,而是有一种天然的本能,使他能够在内心说服自己他所做的事情全都是理直气壮的。比如像孔庆东,作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却整天说些不靠谱的话,一点都不负责任。这些人从来不跟人进行公开辩论,实际上是屏蔽了所有外界对自己的指责以及自身内在逻辑的不自洽,永远活在粉丝们的簇拥中。这些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让自己认为自己做的事是正当的。这些人也不会得癌症。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得癌症呢?以这位前辈的观察,得癌症的都是一些不得不“入世”但又内心充满挣扎的人,也就是良知未泯却又处处碰壁的人。他这么一说,我就立刻想到了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 曾经有人对我说,你觉得蔡定剑会不会是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人呢?我说绝对不会。许多人都是从蔡定剑老师的文章著作中了解他,而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却使我对蔡老师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亲近。 有一次我与蔡老师做完一期节目一起飞回北京。下了飞机以后,我们在北京机场排队等出租车。在排队的过程中,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从栏杆下钻过去插队。我忍不住批评他说,哥们儿你也太不讲规矩了,大家都在排队等车,你怎么好意思插队呢?蔡老师看到后也过去批评他,而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装没看见。这个青年人受到我们的批评后,面子上也好像挂不住,但就是不认错,反而把脑袋掉向另一边,装作听不见,继续赖着不走。蔡老师本来想让他认个错也就过去了,结果这个青年人的态度刺激了蔡老师,于是蔡老师就凑到他前面去,指着他的鼻子批评他。结果这个年青年人又把脸掉向另一边,还是不理不睬的态度。这一下蔡老师更生气了,气得身子都发抖了。我看到蔡老师情绪这么激动,就过去拦住他打圆场,说这人这么没教养,咱就别理他了。我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 结果坐上出租车之后,我发现蔡老师真是气得不轻,到了车上之后手还在发抖,而且一直跟我讲说中国搞不好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了,一点都不守规矩,脸皮还这么厚。从机场出来的半个多小时里,蔡老师的情绪一直都没有平复。 之后我回想起这件事来,才理解了蔡老师的痛苦与无奈。蔡老师将一生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宪政上。宪政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地讲,就是社会上无论有权力的人还是没权力的人都要讲规矩,都要守契约。蔡老师面对一个插队的人,既生气又感到无能为力,规则在中国真是一分钱都不值。可想而知,当蔡老师进行更宏大的中国宪政的研究时,一方面对中国宪政之路孜孜以求,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中国残酷的现实。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对蔡老师是一种何等的煎熬! 刚去世的高华老师是我的南京老乡。他在南京的住宅是南京大学分给他的,与我外公外婆在龙江阳光广场的住宅只隔了一栋楼。我每次回南京,都要到他家去拜访一下。高华老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文革史,在其经典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他要把事情讲清楚的愿力。高老师不止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告诉我,现在有些人完全罔顾事实,令他非常气愤。比如中国59年到61年的大饥荒饿死许多人,这是国际范围内所有研究历史的人都应该有基本共识的一个历史事实,而有些人竟然睁眼说瞎话,对这个事实进行歪曲,反而将严谨的历史研究成为诽谤造谣。有一次高华老师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叫秋石客的人。我说我听说过此人,但基本不怎么关注。高华老师非常认真地说,这个人的言论实在是太恶毒了,心理非常阴暗。于是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人的言论,发现的确是不靠谱,将一些枝节问题拿来意图颠倒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后来很多次,高华老师都跟我提起这个人,言语中多有气愤之意。 对我来说,秋石客这些不靠谱的言论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高华老师这样严谨的历史学者来说,不会伤他一根汗毛,就会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伤害。如果一个人就可以让高华老师产生这么大的情绪上的波澜,可想而知,每当他看到乌有之乡上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或者否定大饥荒的存在,或者赞颂毛主席就是伟大的时候,他的内心该是多么苦闷。 我并非说这种精神的苦闷一定导致癌症,但在我看来,文革中有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莫名其妙地得了癌症,这背后一定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从计算机专业的角度来讲,癌症就是一个人的运转程序进入了死循环,死机了,因此身体机能全部紊乱了。所以我非常能理解彭德怀将军为什么会得癌症,因为他明明是对的,然而却跟周围所有人都讲不通,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和受阻,完全可能将一个人逼入“死机”的状态,他不得癌症才怪呢。 而对于高华、蔡定剑这样执着而敏感的学者,当他们这种求真的、固执的、坚持的精神,与这个社会整体的氛围进行碰撞的时候,不仅要以强者的姿态独自承受内心所受的创伤,更要承受这些碰撞所带来的长期的紧张和压抑。这种撕裂的甚至是拧巴的生活状态,给两位老师造成了多大的折磨! 一个学者的治学历程,就像佛教讲的那样要“信解行证”,而最后的圆满在于“证得”,就像我们小时候做数学题一样,一定要把结果证明出来,才能印证我们内心所坚持的东西,也就是佛家所讲“断烦恼,证菩提”。而从我的角度来看,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对他们一生所求,有自己的“信”,“解”,“行”,但独独没有“证得”。而这种痛苦和煎熬乃至曲高和寡处的困惑和迷惘,也许是造成他们得癌症一个重要原因。 蔡定剑老师和高华老师的去世,很长时间都像是压在我心里的巨石,让我觉得这仿佛是一种悲剧宿命。好像在中国探寻这些会给人以暗物质般压力的学问时,所有的的知识分子都注定要承担许多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 对此我想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大家都要保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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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时代周报:神秘基金会捐370万英镑引发质疑 剑桥大学受困巨额中国捐款

英国剑桥大学校园         本报记者张子宇 目前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欧美各国政府都在削减教育经费。在拥有世界第二大教育产业的英国,自2011年起,政府开始大规模削减教育经费,对大学的财政预算拨款被削减了12%。本土学生的学费从原来的2000多镑一年涨到8000-9000镑,这甚至引发了2011年初严重的英国大学生抗议削减预算的游行。 但是,正值各家大学渴望企业慷慨解囊的当下,一笔370万英镑的捐款,却让世界知名的剑桥大学深感头痛。英媒近日报道,剑桥大学接受了一笔捐款以设立一个新的终身教授职位。由于捐款来自一个中国基金会,引发了英国舆论和剑桥校内一些学者的质疑。而牵扯进这件事的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Nolan)教授,又是以中国经济问题而知名。 来源不明的370万英镑 这笔370万英镑是来自一家音译为“崇华基金会”(ChongHuaFoundation)的组织,英国媒体表示,驻华记者搜索了在北京民政部注册的慈善机构,各种慈善联合团体以及中国的公司注册部门,都没有找到“崇华基金会”或者其他类似的机构名称。 “虽然不知道‘ChongHua’的确切中文字符,但这个名字很可能的意思是‘尊重中国’。剑桥大学官方宣称基金会的捐赠是基于‘造福中国的教育福利’”。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 “缺乏透明、公开引起了我们严重的担忧,并且还导致对捐赠者和剑桥大学之间关系的质疑。”剑桥大学政治系资深讲师特拉克·巴卡维(TarakBarkawi)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我怀疑中国有没有独立的教育基金会,而剑桥校方却不考虑到这点。在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丑闻被揭露以后,剑桥大学做出的这次举动是极其鲁莽和轻率的。”巴卡维博士解释自己的立场,他是剑桥校内对这起捐款提出质疑的主要学者之一。 2010年3月,英国另一着名高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霍华德·戴维斯爵士(HowardDavies)因为卷入已故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之子赛义德·卡扎菲的博士丑闻而辞职。小卡扎菲在LSE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利比亚战争期间被爆出论文抄袭丑闻。另外,LSE还接受过利比亚一些政府背景的组织不少捐赠。 “学校中有人质疑这笔捐款,但是并非说有很多人质疑、反对或者批评。”剑桥大学新闻主管、发言人蒂姆·霍特(TimHolt)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如此表示。 关于捐款的来源问题,霍特进一步解释:“剑桥大学每年会接受大量捐赠,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匿名。学校会对捐款的来源进行评估,但是我们也需要考虑到捐赠者的意愿。我们的调查没有发现这个私人基金会和中国政府之间有任何联系。这个基金会由‘希望保持匿名的富裕人士’成立。” 在捐款门疑云爆出后,旅英中国学者、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SchoolofContemporaryChineseStudies)院长姚树杰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一些英国媒体和个人对此事的质疑,文中写道:作为华人,我很不理解,英国媒体还有一些英国人,为什么还要用如此冷战的态度看待中国?英国经济不景气,千方百计想拉中国投资,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中国的留学生数量,这些都是对英国的经济非常有利的。 不过在事后,姚树杰在博客和微博上所发表的相关言论和文章均被删除,他自己也表示,不适合就这个问题接受采访。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英国大学的中国学者对时代周报表示:“现在英国教育部门的资金确实非常紧张。不管这次争议到底合理不合理,确实他们(英国大学)对捐赠来者不拒,或者说‘在支票面前直不起腰’。” “实际上和这个的合作并没有停止,学校会按照官方程序讨论是否接受这笔捐赠,一切都在讨论和评估的正常程序中,这和我们公布的接受捐赠道德指引相一致。”霍特说。 “地球上最了解中国公司的人” 处于这次风口浪尖上的诺兰教授,是剑桥大学贾吉商学院(JudgeBusinessSchool)的中国管理学教授。他本科毕业于剑桥,然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同时他还有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 在网站介绍上,诺兰教授有着显赫的履历,他多年研究中国问题,曾多次和中国的政治及商业领袖会面,讨论全球化、世贸等问题。他是渣打银行、世界银行和可口可乐公司的顾问,也会参与一些与英国石油(BP)、安永、米其林、汇丰银行等跨国巨头CEO们的讨论。英国《金融时报》曾经称赞他,在对中国公司及其国际竞争力的了解方面,在这个地球上没有比彼得·诺兰教授更强的人了,即使包括中国在内。 诺兰教授还是中国高级管理培训项目(ChinaExecutiveLeadershipProgramme,CELP)主管,据报道参与这个项目的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政治商经营。剑桥的网站上还介绍这个项目经常会举办一些顶级中国及跨国公司的会议。 在2010年,中国着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剽窃风波中,80位国际学者发表公开信支持汪晖,其中也有诺兰的名字。 “往具体了说,为什么捐款将设立一个终身教授职位,但是这个职位的获得者却在生效前已经被确定了?也就是说没有对候选人进行公开的评议,而按照常规,这是需要做出公开审议的。”巴卡维批评到,“捐赠者对设立的教职获得者施加影响是不合理的,关于这些的种种疑问都没有得到透明的解释,这必然引发我们高度的担忧。” 诺兰教授自己的学生中确实有不少是中国人,其中包括着名的前乒乓球明星、现人民搜索网络股份公司总经理邓亚萍。2008年,邓亚萍以论文《北京2008奥运会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获得了剑桥大学土地经济学(LandEconomy)的博士,当时她的指导老师正是诺兰教授。 在事发以后,诺兰教授拒绝了一切媒体的采访要求。时代周报发出的电子邮件采访申请没有得到回复,办公室电话也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而英国媒体也被剑桥校方告知,诺兰教授近期将不会就相关问题接受采访。 政治偏见作怪? 其实接受外国的带有政府色彩的捐助,在近年来的英国高等教育界并不少见。所以在LSE风波发生后,很多人就批评英国舆论和LSE本身在接受捐助的时候“欣然收钱”,在卡扎菲垮台以后“秋后算账”。 另外在2008年,沙特阿拉伯给了剑桥和爱丁堡各自800万英镑,建立伊斯兰研究中心。2010年,伊朗捐赠了1万英镑给杜伦大学,杜伦大学的伊朗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承认,“捐助有附加条件”。 一些批评者质疑诺兰有可能在一些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如南海以及非洲事务等方面维护中国的利益。“在一篇节选自他的书、2005年刊登在《新政治家》一篇文章《中国处于十字路口》里,诺兰教授写道,西方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威胁到了北京。在去年七月他给下议院专责委员会的一份冗长的意见中,他形容中国执政党为‘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组织’,并且能力越来越大。它以强大的竞争力和任人唯贤为基础。”《每日电讯报》写道。 姚树杰则在文章中透露:诺兰教授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们也有许多共同的研究兴趣和学术观点。他对中国有批评的态度,但是,他总体来讲看好中国。10多年前,台湾人给了一大笔钱,在剑桥设立一个叫做‘Singyi’的教授职位给了诺兰。所以诺兰的教职全称是‘SingyiProfessorofDevelopmentStudies’。多年来,诺兰不因为接受台湾当局的捐款而反对中国大陆。相反,诺兰一直看好中国,多年来穿梭于英国和中国之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为中组部开办了一批批的高层领导干部培训班。我估计,就是因为诺兰的‘中国情’,才赢来了今天的这笔巨大捐款。 一些英国人认为这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一部分,包括捐赠外国教育机构及设立孔子学院。巴卡维就认为:“显而易见的是,这次新增教职设立在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这也符合中国的公共宣传,因为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的一员,中国很乐意保持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面貌。”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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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宇:剑桥大学来源不明的巨额中国捐款

原题:神秘基金会捐 370 万英镑引发质疑,剑桥大学受困巨额中国捐款   目前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欧美各国政府都在削减教育经费。在拥有世界第二大教育产业的英国,自 2011 年起,政府开始大规模削减教育经费,对大学的财政预算拨款被削减了 12% 。本土学生的学费从原来的 2000 多镑一年涨到 8000-9000 镑,这甚至引发了 2011 年初严重的英国大学生抗议削减预算的游行。 但是,正值各家大学渴望企业慷慨解囊的当下,一笔 370 万英镑的捐款,却让世界知名的剑桥大学深感头痛。英媒近日报道,剑桥大学接受了一笔捐款以设立一个新的终身教授职位。由于捐款来自一个中国基金会,引发了英国舆论和剑桥校内一些学者的质疑。而牵扯进这件事的经济学家彼得·诺兰( PeterNolan )教授,又是以中国经济问题而知名。 来源不明的 370 万英镑   这笔 370 万英镑是来自一家音译为“崇华基金会”( ChongHuaFoundation )的组织,英国媒体表示,驻华记者搜索了在北京民政部注册的慈善机构,各种慈善联合团体以及中国的公司注册部门,都没有找到“崇华基金会”或者其他类似的机构名称。   “虽然不知道‘ ChongHua ’的确切中文字符,但这个名字很可能的意思是‘尊重中国’。剑桥大学官方宣称基金会的捐赠是基于‘造福中国的教育福利’”。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   “缺乏透明、公开引起了我们严重的担忧,并且还导致对捐赠者和剑桥大学之间关系的质疑。”剑桥大学政治系资深讲师特拉克·巴卡维( TarakBarkawi )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我怀疑中国有没有独立的教育基金会,而剑桥校方却不考虑到这点。在 LSE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丑闻被揭露以后,剑桥大学做出的这次举动是极其鲁莽和轻率的。”巴卡维博士解释自己的立场,他是剑桥校内对这起捐款提出质疑的主要学者之一。    2010 年 3 月,英国另一著名高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霍华德·戴维斯爵士( HowardDavies )因为卷入已故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之子赛义德·卡扎菲的博士丑闻而辞职。小卡扎菲在 LSE 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利比亚战争期间被爆出论文抄袭丑闻。另外, LSE 还接受过利比亚一些政府背景的组织不少捐赠。   “学校中有人质疑这笔捐款,但是并非说有很多人质疑、反对或者批评。”剑桥大学新闻主管、发言人蒂姆·霍特( TimHolt )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如此表示。   关于捐款的来源问题,霍特进一步解释:“剑桥大学每年会接受大量捐赠,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匿名。学校会对捐款的来源进行评估,但是我们也需要考虑到捐赠者的意愿。我们的调查没有发现这个私人基金会和中国政府之间有任何联系。这个基金会由‘希望保持匿名的富裕人士’成立。”   在捐款门疑云爆出后,旅英中国学者、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 SchoolofContemporaryChineseStudies )院长姚树杰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一些英国媒体和个人对此事的质疑,文中写道:作为华人,我很不理解,英国媒体还有一些英国人,为什么还要用如此冷战的态度看待中国?英国经济不景气,千方百计想拉中国投资,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中国的留学生数量,这些都是对英国的经济非常有利的。   不过在事后,姚树杰在博客和微博上所发表的相关言论和文章均被删除,他自己也表示,不适合就这个问题接受采访。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英国大学的中国学者对时代周报表示:“现在英国教育部门的资金确实非常紧张。不管这次争议到底合理不合理,确实他们(英国大学)对捐赠来者不拒,或者说‘在支票面前直不起腰’。” “实际上和这个的合作并没有停止,学校会按照官方程序讨论是否接受这笔捐赠,一切都在讨论和评估的正常程序中,这和我们公布的接受捐赠道德指引相一致。”霍特说。 “地球上最了解中国公司的人”   处于这次风口浪尖上的诺兰教授,是剑桥大学贾吉商学院( JudgeBusinessSchool )的中国管理学教授。他本科毕业于剑桥,然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同时他还有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   在网站介绍上,诺兰教授有着显赫的履历,他多年研究中国问题,曾多次和中国的政治及商业领袖会面,讨论全球化、世贸等问题。他是渣打银行、世界银行和可口可乐公司的顾问,也会参与一些与英国石油( BP )、安永、米其林、汇丰银行等跨国巨头 CEO 们的讨论。英国《金融时报》曾经称赞他,在对中国公司及其国际竞争力的了解方面,在这个地球上没有比彼得·诺兰教授更强的人了,即使包括中国在内。   诺兰教授还是中国高级管理培训项目( ChinaExecutiveLeadershipProgramme , CELP )主管,据报道参与这个项目的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政治商经营。剑桥的网站上还介绍这个项目经常会举办一些顶级中国及跨国公司的会议。   在 2010 年,中国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剽窃风波中, 80 位国际学者发表公开信支持汪晖,其中也有诺兰的名字。   “往具体了说,为什么捐款将设立一个终身教授职位,但是这个职位的获得者却在生效前已经被确定了?也就是说没有对候选人进行公开的评议,而按照常规,这是需要做出公开审议的。”巴卡维批评到,“捐赠者对设立的教职获得者施加影响是不合理的,关于这些的种种疑问都没有得到透明的解释,这必然引发我们高度的担忧。”   诺兰教授自己的学生中确实有不少是中国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前乒乓球明星、现人民搜索网络股份公司总经理邓亚萍。 2008 年,邓亚萍以论文《北京 2008 奥运会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获得了剑桥大学土地经济学( LandEconomy )的博士,当时她的指导老师正是诺兰教授。   在事发以后,诺兰教授拒绝了一切媒体的采访要求。时代周报发出的电子邮件采访申请没有得到回复,办公室电话也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而英国媒体也被剑桥校方告知,诺兰教授近期将不会就相关问题接受采访。   政治偏见作怪?   其实接受外国的带有政府色彩的捐助,在近年来的英国高等教育界并不少见。所以在 LSE 风波发生后,很多人就批评英国舆论和 LSE 本身在接受捐助的时候“欣然收钱”,在卡扎菲垮台以后“秋后算账”。   另外在 2008 年,沙特阿拉伯给了剑桥和爱丁堡各自 800 万英镑,建立伊斯兰研究中心。 2010 年,伊朗捐赠了 1 万英镑给杜伦大学,杜伦大学的伊朗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承认,“捐助有附加条件”。   一些批评者质疑诺兰有可能在一些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如南海以及非洲事务等方面维护中国的利益。“在一篇节选自他的书、 2005 年刊登在《新政治家》一篇文章《中国处于十字路口》里,诺兰教授写道,西方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威胁到了北京。在去年七月他给下议院专责委员会的一份冗长的意见中,他形容中国执政党为‘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组织’,并且能力越来越大。它以强大的竞争力和任人唯贤为基础。”《每日电讯报》写道。   姚树杰则在文章中透露:诺兰教授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们也有许多共同的研究兴趣和学术观点。他对中国有批评的态度,但是,他总体来讲看好中国。 10 多年前,台湾人给了一大笔钱,在剑桥设立一个叫做‘ Singyi ’的教授职位给了诺兰。所以诺兰的教职全称是‘ SingyiProfessorofDevelopmentStudies ’。多年来,诺兰不因为接受台湾当局的捐款而反对中国大陆。相反,诺兰一直看好中国,多年来穿梭于英国和中国之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为中组部开办了一批批的高层领导干部培训班。我估计,就是因为诺兰的‘中国情’,才赢来了今天的这笔巨大捐款。 一些英国人认为这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一部分,包括捐赠外国教育机构及设立孔子学院。巴卡维就认为:“显而易见的是,这次新增教职设立在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这也符合中国的公共宣传,因为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的一员,中国很乐意保持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面貌。” 来源 : 时代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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