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中国政坛风波迭起，重庆“唱红”被否，“打黑”被指违反正常司法程序 中国政坛近来风波迭起，迄今仍无止息迹象。耐人寻味的是，无论中央有什么反应或决策，社会上下乃至国际各界，总是答以沸沸扬扬的议论与猜测，成为“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实例表演。 史有前例？ 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不过，看看多事之秋的晚清，也许能为观察今日提供一些启发。晚清诸多变动线索中，两条既相交又对抗的脉络时隐时现。从康有为成立保国会，到慈禧谋废光绪遭到江南千余士绅上书反对，再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时，南方三大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竟然按兵不动，还百般安抚列强。在慈禧眼里，国家就是朝廷，朝廷就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士绅有何资格谈论保国，又凭什么干涉皇家立储？她无法了解，紫禁城之外，特别是南方各省，国民意识正蓬勃兴起，皇朝天下的统治逻辑，已在民间消解。北京表面上仍行礼如仪地写奏章，江南小报早就演绎出连篇故事。上层政治与社会现实出现严重割裂。 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类似割裂再次出现。高层的秘闻谣传满天飞，公众借助网络和微博，只作拍案惊奇的围观。即使是自上而下按部就班的安排，也会变味。每次重大消息来临，包括人民网在内的网站，都争抢事关商业利益的头家发布和点击率。消息发布次日，各地总会出现在头版刊登薄熙来夫妇照片的报刊。这是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时代都无法想像的娱乐场面。深感失去控制的中央，自然要强调纪律。只是今非昔比，社会已不是当初半军事化的组织状态。关停网络或评论功能，社论里严词训诫，都已失去想像中的“指导”意义，仅仅引起民意反弹。多年来借助利诱扩展的党本身，也无法再维持“铁的纪律”。唯一还能以纪律为号召的，只剩下武装力量及其报刊。 晚清最后十年，清廷在政治改革上反反复复，每次都变成满蒙贵族鼠目寸光的争权夺利。今天中共准备十八大换届已有两年之久，私利冲突主导的争斗，仍令其进退失据。高层权贵，人人有海外账户，有子女海外就学，有亲属掌控资产千百亿元的国有大公司或私募基金。用哪一条打击政敌，都有可能牵扯出一大片，成为公众围观的祭品。还是刑事罪名比较保险。 路线斗争？ 薄熙来和整肃他的力量之间，是否存在典型的路线斗争？薄氏及其支持者愿意强调这一点；但其反对者似乎也时不时地想提醒大众有这个问题存在。同时，双方又常常互相让步，并不坚守立场。薄氏及其追随者强调经济发展后的问题是“如何分大饼”，其竞争者汪洋在广东就应声说，还是要先把饼做大。可是很快，现任中央和省级领导又都大谈要改变发展至上的政策方向。看来，言辞对抗未必就代表了政策上的水火不容。 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薄熙来在重庆大打民生牌，为社会发泄不满打开一个新窗口。重庆万盛区居民大规模抗议与綦江县合并，在薄氏和王立军当权时，应该不会发生。上海多次变更行政区划，私下很多不满，也没有转化成街头抗议。这次以担忧民生福利受影响作为抗议利诱，与以往其他地方的维权姿态有所不同，可以说是整肃薄熙来释放出高压下的不满，但也可以说是民众借用了薄氏的民生口号。他高调的立场和许诺，为之后的民众博弈提供了新空间。 薄熙来最为人所知也最引起争议的，是大张旗鼓的“唱红打黑”。薄氏“唱红”，没有强调劳农阶层主体性的革命传统，一味对党和革命老一辈感恩戴德。日程上，他及时邀请将军后代合唱团，高调串联太子党，在声势上奠定“红”的资格与个人出身的关系。正是在展开唱红之后的2009年，薄瓜瓜获得一个莫名其妙的“首届”英伦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包装进入公共视野，还受邀在北京大学演讲，彻底改变了中共高干子女从韬光养晦到闷声发大财的一贯传统。“唱红”最直接的社会效果，就是社会大众深受困扰的“红二代”、“官二代”现象，获取了政治上的正当性资源，并成为商业传媒时代的娱乐新宠，直接冲击到每年两会的宣传报道。 土地财政和土地权益 “打黑”固然是百姓所望，而且，百姓遭遇的黑，大多正是处于官商勾结、警匪一家。但即使不说打黑中的黑打，只看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超出24小时，也已经为重庆打黑经验投下巨大问号。重庆市民咸认王立军治下，当地警风有所改善。值得追问的，也许还有看来与打黑无关的土地财政问题。重庆标榜发展国有企业和公租房，可是所谓“八大”国有公司，全部都是投资公司，大部依赖土地财政和基础建设。要保证那里声称的三十年以上土地供应资源没有问题，首先就要确保农民土地特别是宅基地，能够大量进入市场。这是几年前重庆院校施加压力，在缺乏毕业后城市就业保障的情况下，强迫学生“农转非”的背景。 重庆农村户口人员的土地权益问题，很少进入讨论，成为被消声的社会群体。压力下失去农业户口的人们，甚至无法像拉丁美洲的村民们那样，声称自己属于“失地农民”。强迫转非，不是对户口制度不公平的挑战，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夺。 整肃薄熙来大戏连台之际，土地权益冲突仍在全国各地延烧，恶性暴力拆迁，持续在各地发生，亟待正视解决。其实，广东乌坎村的冲突，起因也是土地。虽然实现了村委会民主选举，但上级的陆丰和汕尾市政府如果不改变招商引资的思路和程序，或者对新任村委会袖手旁观，乌坎问题就仍然没有解决。其他村镇，也会继续遭遇土地已被售出，村民还蒙在鼓里的情况。想以政改言论打击薄熙来的高层政客，不妨先从人民的民主权利入手，让民众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土地。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不过，如何将温总理的中国政改蓝图付诸实施，人们至今仍未见到执政当局的只言片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近年以来不断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成功经验，也有意无意地被国内舆论所忽略。 FT中文网上作者罗天昊的文章回顾说，事实上，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便可以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等权力核心机构；2006年，越共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也实现了直选，越南国会甚至可以否决其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到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就已经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公开个人财产。 与此同时，越南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的运作。在经济领域，越南也是成绩斐然。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综合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也是仅次于中国。尤为值得骄傲的是，2005年，越南更是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高度评价为“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名副其实的“藏富于民”。 文章又说，打破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在那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革命领袖们的巨大贡献，往往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但由于他们的威望，大都是由革命而派生的，于是，继续革命乃至终生革命，以致于无法完成自身角色转换的革命领袖比比皆是，他们大多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致使在这些国家，总是要等到那些传统革命领袖们自然老去，第二代领导人才有力量启动国家现代化的计划，而类似的教训，在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屡见不鲜。 在越南，胡志明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为举国上下所折服，以致于当胡志明于1969年去世之后，越南已经没有了绝对权威。胡志明的继任者黎笋，虽然也很强势，却仍然无法制衡党内的各种势力，这反而为越南政治的多样性，预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间。虽然黎笋奉行亲苏反华的政策，并直接引发了中越边境战争，但即便如此，在黎笋当政的十年间，越共党内的中间派和改革派，均有幸保留了相当的实力，并没有像某些国家那样，被残酷清洗一空。因此，当黎笋于1986年去世之后，继任的温和派领导人长征，很快便利用其体制内程序，解放了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的改革派领袖阮文灵。正是阮文灵的上台，促成了越南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 虽然阮文灵后来因为改革触动官僚阶层利益而下台，但是，掌管意识形态的所谓“北方派”却始终没有实现一派独大，越南国内亦从未有过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残酷内斗。自胡志明始，越南总共经历过八位总书记，其中，黎笋和农德孟当政十年以上，其它人都是五年左右，代际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越南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势力。领袖的早死，无意中去掉了越南的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缺少强势领袖，反而使越南幸运地加速开启了现代化历程。 罗天昊的文章回顾说，越南在1976年宣布南北统一，1986年即开始革新开放，在此十年间，越南的南北经济模式之优劣，对比明显。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南方基本上由美国人经营，实行现代体制，经济相对发达，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基础。其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泰国，西贡更是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而在越南统一之后，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南方“北化”之后，越南人才发现，不仅北方不行了，原本繁荣的南方，亦开始凋敝。整个越南，就开始了反思和对比，在维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南方搞经济的那一套，还是赢得了相当多的越南高层的认同。 同时，大批在南方工作的干部，纷纷进入越南高层，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现代眼光，这样，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上，越南即与中国不同，他们的步伐更大，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闯荡的勇气。除越南改革的灵魂人物阮文灵外，前总理武文杰、前国家主席阮明哲、现总理阮晋勇等，都是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棋手。而现在风头正劲的阮晋勇，正是典型的南方派，他的政治生涯，即从胡志明市发生飞跃。由此可见，越南的革新开放之后，对于现代文明的承接，要比中国成功得多。 文章接着说，虽然中国方面非常忌讳谈论越南的政治改革，但事实上，作为学生的越南确实已经将老师远远甩到了身后。越南政改的最大突破，莫过于越共总书记顺利实现了差额竟选，而这一职位，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然是讳莫如深，无人敢于对其产生方式提出质疑。事实上，在实现总书记差额竞选之前，越南就先期对其政治局的设置进行了改革。早在2001年，越共就取消了政治局常委，恢复设立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却不能担任国家元首之职；总理实权较大，但却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只具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也仅有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但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来有一定充实。 文章最后强调说，而正是有了前期的铺垫，使得总书记不再是一权独大，再推出总书记的差额竞选，才不致引来巨大反弹。由此可见，在越共高层，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呈现出程度不同的相互制衡色彩，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越来越接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了。此外，在核心实权职位改革的同时，越南最大的突破，是国会代表这种相对虚职的普遍竞选制度。2007年，在越南第十二届国会选举中，越南推行了国会代表差额竞选制度，从875位候选人当中选出500位新任国会议员。 在很多“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人大代表或者国会代表，要不就是官员，不是官员的代表，也多数是“花瓶”和门面。而越南的直选则是真刀真枪，越南共产党中央推荐的代表，甚至都有两位数的落选。国会代表的竞选，增强了整体政治活力，亦使国会更能代表多数国民的意志。 (注：文章作者为中国长江商学院前高级研究员，致力于国家及企业竞争战略研究。)

 2012年 4月 15日 方励之遗体告别仪式在美举行 记者: 叶兵 | 华盛顿 方励之提供 方励之教授伉俪(资料照片) 中国著名异议学者方励之教授遗体告别仪式4月14日下午四时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举行。包括1989年64事件后流亡海外的一些学运和民运人士在内的两百多人到场出席这一悼念活动。 方励之夫人、前北京大学副教授李淑娴对出席仪式者发表了追忆方教授的讲话，其中提到：1957年李淑娴被打成右派，方励之宁愿被开除中共党籍，也不放弃爱情。 *生前友好 到场送别*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原新闻自由导报主编吴仁华到场参加了这次活动。他星期日在推特上发布了有关的情况。他表示，在海外从事民运人权活动的王丹、王超华、肖强、李晓蓉、郑存柱等出席了仪式，大多数与会者是方教授的学生、同事。 当年和平示威者受到开枪镇压后，协助方励之夫妇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的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也在告别仪式上发言。1989年6月，方励之夫妇因支持学生运动的诉求而被当局称为“幕后黑手”，并遭到通缉。他们在美国使馆滞留约一年后乘美国军用飞机，取道英国并在那里停留数月后到达美国，在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 *异议学者 客死异乡* 方励之是天体物理学家，1986年年底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因宽容学生运动而被迫辞职前，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他提倡自下而上争取民主的言论激励了当时遍及北京、上海和安徽合肥等地高校的学潮，被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点名把方励之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方励之4月6日在图森市家中突然逝世，客死异乡，享年76岁。中国科技大学在海外的一些校友会和联谊会发出唁电，高度评价了这位遭到北京严厉整肃的学者。近几个星期以来，64后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学者学生和民运人士争取回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任剑涛：文明形态史观中的儒学与现代性 进入专题 ： 儒学 现代性    ● 任剑涛 （ 进入专栏 ）       方朝晖的近著《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起码在三个方面契合了中国目前的国家处境需求。第一个是在中国的GDP迅速增长（不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崛起）的时候，近代以来树立起的西方典范之典范性在中国迅速丧失。整个社会充满着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交集中典范丧失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正是儒学复兴或国学复兴一个最重要的契机。此前，以毛泽东作为标志的、中国人的现代典范认受，最初受国际主义激励，后来受民族主义激励。但是毛泽东当初对典范性的认知是确定不移的，那就是“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以邓小平为标志的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典范认受，也是一样。可以说，中国的革命与市场经济，都是西方舶来品。只是在中国GDP迅速坐大到世界第二位，而且在意料之外发现，1998年和2008年两场金融危机显示出西方典范的失落。于是这两个契机促使我们要脱离西方这个典范了。但脱离这个典范之后怎么思考和处理中国自己的问题，其实我们是糊涂的。方朝晖此书，契合了这样一个焦虑中的精神需要。不过中国人的普遍焦虑显示，在脱开西方这个典范后我们还不怎么会思考。这样的尴尬处境直接反映在方书中：方书的理论根基全部是西学。尤其是最后论说文化相对论和进化论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表达的熟悉套路：先把西学理论堆上来，然后说中国怎么办。于是，方术前半段的民族文化立场表白与后半段对西学的暗渡陈仓，突兀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在全书的开篇，作者承诺了一个儒学的现代性方案，然后作者做登高一呼状，但结果还是在西学的知识高压中拯救儒学的现代价值。可见中国人要在GDP的强势增长中作别文化焦虑，还要假以时日。只不过超越西方、作别西学的意图已经呈露，而且国学的出台及其获得的广泛社会响应，开始显示中国人克制这一焦虑的希望。     第二则契合了当代中国的内部精神紧张催生的上下探求需要。中国人普遍对当下的精神状态不满。方书对这种不满有一种潜含的回应企图。不过方著将这些基于现实的不满转换成了两个理论性的话题：一是对现行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不满及其安顿问题。作为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列理论，一直处在它的西学原型与中国革命需要的紧张之中。在夺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趟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路，从而战胜了国民党。在60年的曲折执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终将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西学的东西。人们还会质疑，国家是靠西学的东西解决政治政统问题。而且中国在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时，国家型态也是从西方来的，而不是延续传统的帝国形态。国家精神基础与传统政治习性之间存在罅隙。这是一种政治焦虑出现的契机。这种焦虑使人不愿意以马列为正统，而意图另立一个正统。但建立疏离现代政党-国家意识形态轨道的新政统，肯定会面对巨大的双重压力，一个压力来源于西方主流正统（自由民主理论体系），另一个压力来源于西方非主流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但这二者在方朝晖来看，尽管是压力，但却不是中国疏困之道。在方朝晖的眼里，中国现代转轨足以呈现的新正统，只能是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主流——儒家。但这一正统与现实似乎无涉。因为远在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终结之后，这个“正统”就被切断了它与整个社会精英阶层上向流动的通道。换言之，在当代中国，儒学没办法发挥政治整合功能。     但这并不妨碍作者树立起自己著书立说的宏大志向。方著顽强地执着于当代中国道统和政统的疏解。作者显出的志气比牟宗三还大。而且将牟宗三的陈述放逐到太平洋对岸去了：牟氏仅仅是一个崇拜西学的儒学者，但这样恰恰无助于实现牟氏为自己确立的继承道统、开出政统、创出学统的宏大目标。只是这样的进路，注定了作者契合选题的第二个契机的时候，把所有关乎政统和道统的关键选项，都淘汰掉了。因此完全无法凸显契合中国当代精神需要的可行路径。     方著因应中国GDP强势增长和精神转向需要，其实都是受当下中国现实需要的驱使而进行的探求。这构成他与中国现实出路涉及相吻合的“第三重契合”。无疑，今天中国是个失序的社会：一者没有价值秩序，所以引出道统问题；二则没有政治秩序或政治方向，所以要解决政统问题；三者我们整个的思考很混乱，知识的紧张感复加政治的不知所措、价值的交叠错位，人们似乎想以会同中西、融合古今的姿态冰释所有问题，但结果仅仅把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搅和在一起，完全无法帮助人们澄清思想混乱。而且学人在选择自己学术进路的时候，总是在历史基点上的给定秩序上入手，于是既定的历史秩序便称为框定现实秩序建构的套套(total)逻辑。     于是，方著与当代中国需要的第三种契合，契机是显露在外的，但是把握契机却是非常艰难的。作者选定的论题，注定他不得不做“三级跳”的论述：从儒学这一古典中国的主流观念体系出发，似乎要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进行系统而彻底的辩护，但由于这一辩护不得不在现代性的实际处境中进行，因此儒家的具体主张还来不及出场的时候，中西现代性的构成性差异就必定被引导出来。但要说清楚中西现代性的差异，在作者还来不及深入辨析两者差异的时候，又不得不从文明的形态史观中寻找论述资源。于是，从儒学跳到现代性、再从现代性跳到文明的形态史观，作者最后不得不在文明形态比较的宏大论说中将现代性论说和儒家论说收缩为宽泛而欠深入的论题。     以文明形态史观来比较中西文明异同，在汉语学术界起自梁漱溟先生。解读方朝晖这本著作，人们很容易将之归于梁漱溟的论述脉络。但这样的归纳，掩盖了方著论述更为直接的西学脉络。斯宾格勒才是方著这一论述进路的思想源头，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是斯宾格勒思想最宏大的展开。不过斯宾格勒的价值立场非常鲜明，汤因比的历史学中立观念似乎较为明确。因此汤因比的论述典范性和文明形态归属感，远远不如斯宾格勒那么厚重。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是在西方文明形态的衰落基点上立论的，关心的其实是德国的处境与出路。不论是从立论基点上看，还是从论述关注点来看，方著的焦虑跟斯宾格勒的焦虑，如出一辙。在我的分析里面，这种焦虑可以通称为后发现代国家的文明前景焦虑感。英国人就不会写出这种东西来，只有法国人、德国人才写得出来。这与文明发展的紧迫感具有紧密的联系。英国人的现代转型，是唯一可以免除由国家外部施加转型的强大紧张感的民族。德法都是在转借英国的现代方案，因此，强大的文化压力与紧迫的转型张力，才会导出“文明的没落”这种论题，紧张的文明比较研究才会催生文明形态史观。斯宾格勒当时，德国的问题不是东方跟西方的文明形态对比，也不是西方跟西方的文明形态对比。因为当时的德国，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不属于西方。但它却必须融入西方。德国不得不处置由此导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臣服英国现代方案，意味着德国文化的衰落。但德国是不服这个衰落的。另一方面，不诚服英国的方案，德国的处境堪虞。于是，德国需要建立具有雄性特征的新文化。这样的文明形态，即不输于英国称雄世界的文化，又避免了民族精神的萎靡。于是，在文明形态史观引导下，德国人建立起了一种悲剧英雄式的历史哲学。     我们今天的处境与德国相同。一方面，我们GDP增长给国人以巨大的鼓舞。在这个意义上思考中国的未来，人们可以放心地与官方站在同一个阵线上来思考问题。GDP让我们顾盼自豪。但物质上的增长，并不给人们精神的满足。为了确定我们这个顾盼自豪真正是有根据的，所以人们要重建道统、学统、政统。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却同时面对典范性的失落，陷入一种似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徘徊彷徨状态。于是再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将自己安置到一个广阔无比的文明形态比较的天幕中，去紧张确定自己的过去、现代、与未来方位，去急迫地拣选当下急用的、未来必须认受的东西。这就将论述中国问题的论者，一下子驱赶到一个可能掌握不了的巨观论述境地：因为这一驱赶，使得所有论者的志向都过于宏大，而一定要上升为文明形态史观，才能展开自己的思想世界。这就是方著的处境：一个儒学和中国的现代性已经满足不了论者的要求了。只有在文明形态史观里面，才能安顿下论者这么宏大的话题。于是，他不得不做三级跳：用儒学来安顿不行。而且在儒学安顿里面，因为已经将现代大儒牟宗三判了“死刑”。而牟宗三早就断言过，中国没有建立自己的学统，且政统没能开出，道统缺乏承继。要在牟宗三之外建构崭新的道统、政统与学统，谈何容易。于是，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话题就此引导而出。但这一进路也不足以解释清楚问题。因为只是断言中西各有自己的现代性资源，不等于证明了中国现代性就具有了拯救自己民族－国家的价值，也不等于指出了中国脱离西方现代性的现实出路。这个时候，不拿文明形态史观来说事，就不足以截断众流式的腰斩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性的幻想，也因此不足以鼓励中国人重建自己对自己传统文明、尤其是儒家理念的绝对信心。这样的论述进路尽管虽然令人不满，但却是让中国人脱出西方现代性迷梦的唯一方式。换言之，方著选定文明形态史观作为自己言述儒家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方法依托，乃是他必定要走的一个路子。这是一个矛盾的路子，是在肯定西方现代性是所有古典文化更新的出路，但却又不得不在反西方的路途上来证明前一预设的正确性。这样的矛盾路子是文明形态比较的话题注定的。不是说论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是说论者没有明确陈述这一点，而是这中间充满的张力不足以让论者将结论与前提顺畅地统一起来。即非文明形态史观不足以服务于承接道统、开出政统的目标。     正是因为如此，方朝晖不得不选择一种无逻辑支持的三级跳：第一，为了满足新的道统、政统、学统的需要，他必须从儒学出发，因为这是他的价值立场决定的。而只有这个价值立场选择是不足以支持论者的宏大论述的。因为在儒家价值选择之外还涉及第二重选择，即制度选择问题。这是儒家之外、法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所以论者一定要扩展到中国现代性的论题上。以便引进中国古典世界生成的其他思想资源。但第二，对中国现代性的论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称为令人乏味的话题了。人们总是唠唠叨叨没完，喋喋不休地劝告人们相信现代性不是西方的单一现代性，而是西方与非西方共同塑造而成的多元现代性。结果西方的新左派朋友、像詹姆逊这样的圣祖到中国来了，却对中国的同好们讲，所谓现代性就是西方的单一现代性。确实，完整的现代性仅存于西方。韦伯早对此做过强调。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论”里写得非常清楚，所有现代性基本结构的因素和历史原生因素，注入拱形建筑、会计传统、精于计算、圣洁目标，所有这些，在印度、中国等非西方国家里，都能找到。但将这些现代性要素结构成完整的现代性结构形态，西方是独一无二的。从詹姆逊回溯马克斯•韦伯，人们一以贯之地这样认定。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不是关乎文明发展的民族羞耻心可以改变的事情。所以，任何一个论者一定要拿“中国的”现代性来说事儿，人家就会要问你，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一个真正的modernity会是历史形态的吗？那我们可以将中国的现代性一直追原到春秋战国的国家肇始时期了，如此现代性就变成了极其无聊、无以确定边界的含混概念了。这样的话，现代性就和传统性没有区别了。因为我们可以预知开创人类文明的文化英雄创制的古典传统就是现代性的话，那么还进行费力的古今之争做什么，它们原本就没有什么两样。这岂不是说古今中外的人都是人一样的无聊。论者的多元现代性从来只在什么视角上才有意义呢？在现代性的具体方案制定与实施上：一切现代性方案，总是某个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方案，因此它总是多元的。     于是第三，文明形态史观一定要出来搭救为某种古典文化的现代性价值进行辩护的行动。分析一下，支持论者的文明形态史观的资源是什么呢？并不是一种文化传统中生活的人们所建立的学统，而方朝晖恰恰尝试提出一个关乎现代性的中国学统，自然，这个学统就不是古典传统所贡献的。因为按照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的说法，西方现代性也是西方传统中断的产物，而不是西方文化绵绵不绝、相沿发展下来的结果。西方世界以外的现代性，自然就更不可能是自己历史顺延的果实。可见，方著确实契合了中国某种现实处境的需要。但是因为雄心太大，最后由文明形态出场拯救的传统，其实是无法兑现他最初设定的那种任务的。而且他引入文明形态史观论述问题，将要论说的话题搅合在一起，显得不清不楚：在现代性的论说上，道统问题最好是交给哲学来说，政统问题最好是交给社会科学来说，而学统问题最好是交给知识社会学来说。不作这个切割，想一本书兼得的话，那是很难给出清晰明白的论述的：当论者在政统上比较的时候，现代政治的选择和传统政治的选择导出的古今之争，使你没办法说话。比如说刘小枫硬要从此处言说，他呈现的论说究竟意欲何为，他自己可能也是糊涂的。说到古今之争，其实是虚构出来的话题。所谓古今之争，都是当下之争。为“古”辩护，只不过是以古典学说为资源，申述自己关乎现代的见识而已；为“今”伸张，也不过是直接以现代学术为资源，如此而已。没有一个真实的、跨越古今这两个时间空间结构的争执，那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因为我们现代人与所有的古典和跨古典文明的对话，都只是在思想的世界中跨时空的。而对话者都是处在现实的场域之中的，任何对话生成的主张，都只能是现实的主张。在这个意义上，道统的继承，不过是意图承接道统的人自己当下的价值选择而已；而政统的开出，直接与中国现实政治的走向、政体的选择等问题相关，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古典学理清理的问题。道统、政统问题，自然也可以放在文明形态史观上比较，但那只涉及到个人价值的基本决断问题。就此而言，我承诺普世儒学。强调宋儒的基本观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明确拒斥特殊主义儒学。特殊主义儒学表面上在为儒学价值辩护，但实际上降低了儒学的“格”。儒学从来不取特殊主义的进路。惟有如此，儒学的永恒人类价值，才能得到确认。至于建立学统，除了在这个问题上精思明辨以外，也找不到准确的方向。          （题注:这是在“儒学与中国现代性学术研讨会暨《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稿。方朝晖，《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      进入 任剑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现代性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341.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