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南德意志报》1月19日回顾邓小平20年前南巡的背景和影响，认为此行是中共成立以来的”第二个传奇”，”今天看来几乎和毛的长征一样重要”。 该报写道：”邓小平南巡20年后，显而易见，中国摈弃计划经济是值得的，这个国家已经成为经济上的重量级角色，很多中国人过得比以前好多了。邓的第二个目标也达到了，就是巩固共产党的权力。尽管如此，邓的妙药有一些致命的副作用。并非所有中国人都同样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中国的贫富差距鸿沟极大。对于这些副作用，当今领导人不得不竭力应付。 “邓此行20年之后，中国现在面临从低工资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由于工资增长，第一批公司迁往印度、越南或孟加拉。党的领导人胡锦涛多年来就谈到要消除贫富差距，却没有拿出可行性方案。他只是在意识形态上论证说，中国必须成长为’和谐社会’。未来一代领导人若不能成功地进行第二次转型，胡锦涛就会作为中国的勃烈日涅夫载入史册。” 城市化的巨大挑战 《明镜周刊》（1月19日）写道：”4200万人生活在一个只有两个威尔士那么大面积的地方，这个超级大城市是中国政府在南方的珠江三角洲通过融合9大城市想要打造的，这是中国让人印象深刻的发展的一个惊人例子。中国人涌向城市，一个真正的群众性大迁移在进行，涉及数百万人。” 报道说，从统计上看这个趋势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在城市生活的人口超过一半，多于农村人口。 “中国政府将城市化看作保障长期增长的机会，最近经济繁荣明显减弱，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不稳，另一方面因为政府为了抑制消费价格的迅速增长采取了许多措施。” 该刊指出，”飞速的人口迁移让北京政府面临巨大挑战，北京那样的大城市忍受着致命的空气污染，许多楼房过滤空气，街道上行人戴着口罩以防呛人的烟雾，有时烟雾浓密，甚至飞机都不能降落。” 望子成龙压力太大 针对”狼爸”萧百佑教育子女的强悍方法，《新苏黎世报》1月19日写道：”……中国的子女基本上处于望子成龙的巨大压力下，为了让子女能够经受住就业市场的竞争，实现所追求的物质上的改善，父母不仅为儿女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毫不留情地要求他们刻苦学习。有些孩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下来，后来却因此精神崩溃，从一再出现的关于中国名校学生自杀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出。 “独生子女政策在两方面加剧了这个问题。父母在老年依靠一个孩子保障他们的晚年。要比上一代人取得更大成就的抱负集中于一个后代身上，父母为了所谓子女的幸福含辛茹苦，子女不能辜负他们。萧百佑在这方面与大不同，他回避了独生子女政策，两个孩子生在香港，两个孩子生在美国。这个通过奢侈品致富、却不让自己的子女用空调的人，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编译：林泉 责编：叶宣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今年1月18日正逢1992年邓小平南巡20周年。年轻一代论及邓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完全不知其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差点夭折，是他在1992年1月的“南巡”及其讲话让改革开放再度焕发生命。 “南巡讲话”对中国人的疗伤效应 1990年代初期，由于“六四”四件的影响，整个中国从南到北，政治方面人们如惊弓之鸟，经济方面乏善可陈。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确实扫去了弥漫在中国上空那种沉闷、彷徨、疑虑和无所适从的阴沉之气。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在深圳通过公开与小道两条途径流传的各种消息。当时的中国，最害怕重归“鸟笼经济”的是深圳、珠海等几个经济特区，而某位政治高层那句“要将万元户整得倾家荡产”名言，虽然未公之于世，但却不胫而走，遐迩皆知。正是在此情况下，年届80高龄的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这30多天当中，走遍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各城市，那篇“南巡讲话”让中国人知道“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特区要办下去，内地也要改革开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还发表了一篇内部谈话，传达到科级干部，大意是：“有人要坚持计划经济，好办。建议搞个计划经济特区，发粮票、布票、统购统销。实行自愿原则，让坚持要搞计划经济的人住那里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 此后，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民掀起“经商潮”，知识分子忙赶“下海潮”，一句人人会说的顺口溜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改善，外资的大量涌入，就是始于90年代“南巡”之后。从那以后，邓一手缔造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势头，不仅保持10年而无起伏，还为江胡两代尤其是江时代那看似鲜花着锦似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毋需否认，邓小平是他同时代共产革命领袖级人物中走得最远的人。与今天仍然在世的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相比，尤显其眼光之洞达与开阔。但任何大人物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更何况邓小平作为中共当时的实际掌门人，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党的核心利益执政权考虑。这一点注定了他的“改革开放”有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他为了中共一党利益，留下了种种通向腐败的制度管道，以及现在不得不面对的政治改革难题。 计划与市场的统一：政府管制经济的通道 计划与市场的统一，于邓而言，算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宜之计，但其后果是给政府及其腐败官员留下了掠夺财富的制度通道，造成了目前导致社会高度紧张的官民矛盾。 所谓“计划”，其实质就是要保留政府控制的资源分配大权。按照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制度设计，中国国土上的任何资源――尤其是农村的资源，不管是土地、矿产、河流、古迹，都属于国有，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改革以来，政府控制资源与毛时代没有本质差别，却多了个“市场”，“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为金钱。这就是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所说的“权力市场化”。正是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将公共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市场变现。这种半行政管制半市场化状态，造就了官僚阶层及其依附者成为大大小小的暴富者。 由于有了这条支配公共资源的制度管道，无论土地还是矿产，只要被地方政府发现其价值，毫无例外地都被其以国家的名义强征。因为事涉民众生存资源，于是各地相继上演着一出出政府与民争利的暴力拆迁与暴力征地事件，造成了不 少“失去土地的村庄”，造成了1亿多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农民”，以及失去家园的城市拆迁户。这些利益受损者已经构成了中国今天群体性事件的主角，官民矛盾极端尖锐。 政治之腿绊住了社会发展 “南巡讲话”的另一要点有关政治。即“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这一条被邓公之后的两代领导人强力坚持，甚至被上升到要求国际社会尊重的“国家核心利益”的高度。但正是这一条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日趋强化，甚至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出现利益集团化趋势。十余年前，我曾说过，减少腐败必须让政府权力从经济领域退位。但十余年过去，随着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日强，中国的腐败也越演越烈，许多弊病丛生的制度不仅未被革除，反而呈僵化状态。推究起来原因在于，所谓政府机构必然由作为个体的众多官员组成，而官员们的“经济人”本色决定了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在权力高于法律、缺乏监督机制的中国 社会中，由于政府掌控政治经济舆论等各领域，政府官员很容易将本集团利益包装成“公共利益”。中国的现实证明，一旦地方政府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 官员们就不再关心公共利益与国家的未来，只专注于通过某种制度安排获利。甚至为实现本集团的特殊利益不惜牺牲公共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这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历时30余年，至今在许多领域仍然保持半市场化半行政干预状态的根本原因。 　　 对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来说，维持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状态最理想，无论是前进（民主化改革）还是后退（毛时代）都不符合它的需要。如果让中国成为“完全竞争”市场，政府管制经济的权力或弱化或从某领域退出，这意味着“造租”与“寻租”的能力弱化或者消失，官僚集团将失去“交易资本”；退回到毛时代，政府虽然拥有管制经济的权力却无市场，那么通过权力寻租所得无法通过市场变现。因此，目前这种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混沌状态最便于政府官员从中混水摸鱼。 中共党史上，若论开创大政治格局者，至今只有两人，一是毛泽东，二是邓小平。毛泽东“开国之功”至今仍为党内几代人念之不忘，即使是被世界目为反文明的“文革”功业也有人时常怀之念之。邓小平的功业有二，一是将中国人从毛时代的饥饿穷困里解放出来，二是打开了闭关锁国之门。但一因20余年前那场“风波”，二因现实中的政治腐败、贫富差距过大、司法不公等，其伟业已被打上大大的折扣。但我认为，邓留下的制度缺口乃是因其个人局限所致，其后被发挥成今天这般模样，却是其始料不及。 对人物、事件的历史评价，往往需要时间沉淀。我们这一代人最应该做的事情，也许是忠实地记录这个时代人们的真实观感。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 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1986年10月30日，陈云同志同邓小平、李先念同志在一起。陈云（左）、邓小平（中）、李先念（右）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 　　岁月不饶人。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 　　陈云约邓小平李先念到家里秘密长谈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几位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还没等身边的人忙完，陈云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的重要性，从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的片断中可以反映出来： 　　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六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由此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 　　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共产党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陈云“植树辟谣”邓小平直接答疑 　　1987年3月中旬，久不出门的陈云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他也知道了外界对自己有关“重病在身”的种种猜测。看来，露不露面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4月4日，杭州迎来了入春以来少有的晴天。上午10时左右，陈云从住地乘车出发，前往位于杭州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准备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云栖竹径”碑亭旁。这里还是有些凉意，但兴致勃勃的陈云却脱下大衣和帽子。警卫员关切地说：“天凉，可以戴上帽子。” 　　陈云这次来，除了参加植树外，还有一层“辟谣”的意思。所以他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几天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的事。薄一波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牎” 　　陈云自豪地笑着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 　　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尽管有关陈云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但外界还是猜测不断，也有外宾亲自向邓小平打探过这方面的消息。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作了这样一番解释：“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4月20日，印共(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来访，他直接问邓小平：“有报道说，您在十三大的时候要退职？” 　　邓小平回答道：“我讲了几年了，但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恐怕还是半退。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恐怕我不参加了，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问：“您还将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吗？” 　　邓小平回答：“没最后定。我现在还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就够了。好处就是让别人做，特别是让年轻人做。另外，保留一个半退的形式，还可以起原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多活几年。” 　　陈云的“两年计划” 　　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十三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订；一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到了1987年七八月间，由于连续找人谈话和思考十三大前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感觉很疲倦。 　　得知陈云身体欠佳，一些老朋友纷纷问候。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陈云住处看望。谈话中，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活几年？”陈云根据自己前些年为身体制订的“两年计划”回答：“我想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回自己家吃。” 　　9月6日，陈云到邓小平家参加中央决策层会议。散会后，杨尚昆关切地问陈云：“陈云同志，身体还好吧？”陈云轻松地说：“死不了，还可以再活两年，要保证不摔跤。”杨尚昆鼓励说：“还可以活10年。”陈云没有10年的打算，回答：“两年就行了。” 　　一旁的李先念也为他鼓劲：“要作个‘五年计划’嘛。”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估计：“不，只作‘两年计划’，我这是滚动式的计划。这样更实际点。”他边说边用双手做了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9月29日，薄一波来陈云办公室商谈工作。临别时，薄一波也叮嘱：“要多保重身体。”陈云笑道：“还是按我的计划来，只作‘两年计划’。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薄一波佩服地说：“柳宗元有句话，叫‘精壮暴死，久病延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的身体就属于‘久病延年’呀。” 　　党内不同意三位老人只好“半退” 　　10月9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对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所作说明。人事安排，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安排，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早就商议过，他们在十三大时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表率。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其他人一致反对，大家的意见，只同意他们“半退”，仍然担任一定的职务。 　　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后，陈云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为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陈云在会上作了说明，他还公布了1986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陈云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走上主席台…… 　　大会的主题报告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个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后来，当代表中共中央作这个报告的中央负责人犯了政治错误时，有人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此，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都主张：这个报告，不是哪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中央的集体智慧。 　　十三大结束后，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11月2日，已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