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弃儿

邵氏“弃儿”家长离奇“嫖娼”,诱使者李洪富查无此人

邵氏“弃儿”维权家长“嫖娼”被拘一案中,请两位家长去“消遣”的李洪富后来下落不明;他提供的自称女儿也曾被抢走的材料被发现均系伪造    【财新网】(记者 赵何娟) 正当邵氏“弃儿”的家长们准备寻求法律维权途径时,寻找女儿最为坚决的两位家长——高平镇凤形村8组村民杨理兵、高平镇黄信村8组村民周英和,被邵阳警察控制。   6月22日,警方以杨、周二人嫖娼为由,决定将两人拘留十五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中,对嫖娼行为最重的处罚(详见财新网报道: 寻子无门“嫖娼”获罪 邵氏“弃儿”家长被拘15天 )。   据财新记者多方调查核实,事件远非那么简单。   具体细节是:6月21日,十余名邵氏“弃儿”家长相聚于邵阳市,商讨如何进一步寻找亲生骨肉,以及如何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权益等事宜。 (【专题】“邵氏”弃儿)   当晚,在其他家长准备离开邵阳市返回隆回高平镇时,一个自称自己的孩子也被抢走的“家长”,找到了杨理兵,要他俩留下谈事情。   近两个月,在财新传媒报道邵氏“弃儿”之后,坚持维权的杨理兵成为当地“名人”,类似事件受害人都愿意通过杨理兵,来联系媒体或者共同参与维权。   来人自称李洪富,是湖南省隆回县周旺镇斜岭村二组农民。他对杨理兵说,自己的一个孩子也被计生部门强行抱走。同时,他出示了盖有村委会、镇政府公章的证明材料。   这些材料显示:李洪富,隆回县周旺镇斜岭村三组村民,出生于1965年5月2日;其妻文树花,隆回县高天乡(雨山镇)文仙村二组,出生于1964年8月。二人于1993年生下一男孩名叫李德荣,1999年生二胎名叫李德华,当时罚款8000元。2003年4月28日收养一女孩,同年8月被抢走。   这些材料显得完整、真实,杨理兵等人深信不疑。当晚,杨理兵和周英和留在了邵阳。李洪富说,要请他们二人在邵阳市玩玩,放松一下。   6月22日上午,李洪富邀请二人,到邵阳市的一家洗浴中心包间内消遣。   10时许,三人进入包房后不久,即遭到邵阳市警方特警二队突袭检查。杨理兵与周英和被捕,二人最终因嫖娼被判拘留十五日。   同在一个包间内的李洪富,后来自称“跑掉了”。   财新记者获悉的邵阳警方出警记录显示:6月22日,邵阳市刑特警支队出动,在邵阳市一家洗浴中心的包厢内,将杨理兵、周英和二人抓走。   6月28日,杨理兵胞弟杨理海及另一位当地村民,去周旺镇斜岭村寻找李洪富。   他们找了多个村组,均查无“李洪富”此人。杨理海等人到村委会询问。村委书记表示根本无此人,也没有人因为丢孩子的事来盖证明公章。这位村书记已在该村任职九年。   6月28日下午,财新记者拨通了“李洪富”的手机。接电话者先称他确实是丢了孩子,后又说自己来自滩头镇,但已经去了广州。他说,杨理兵嫖娼的事他不清楚,随即匆匆挂了电话。   后来,“李洪富”再也联系不上,原先的手机号码停机。 为了获取邵氏“弃儿”维权家长的信任,自称“李洪富”的人,编造了女儿被抢的虚假材料。 经警方人士核实,“李洪富”的身份证,是盗用了别人的信息。     经财新记者核实,自称“李洪富”的人,其身份信息全系伪造。他原先向杨理兵提供的公民身份证(复印件),经警方人士向记者核实,该身份号码所显示的公民个人信息,与“李洪富”不符。   目前,“李洪富”下落不明。杨理海等人还在多方寻找他。■        http://policy.caing.com/2011-06-29/1002742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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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我们都是故土的“弃儿”

这是我昨天看完《新世纪》的长篇报道《邵氏“弃儿”》,在msn的签名。 地方政府将“超生儿”抢走,勒索“社会抚养费”未能如愿,则将“超生儿”当作父母不明的孤儿,皆以“邵”为姓,假福利院之手让外国人收养,每名收取3000美元不等。——这种翻遍二十四史找不到的官府恶行,竟然发生在处处高歌盛世成就的当下,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邵阳。这些年来,见闻这块土地太多超越想象的丑恶而内心已近麻木的我,对于故乡这种突破人伦底线的恶行,依然感受到巨大的恐怖与愤怒。 大约七、八年前,天涯网站“关天茶舍”还红火的时候,刊载了王怡的一篇文章《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旋即引发了同题作文的高潮,包括我在内大约有几十人都撰文述说自己业已“沦陷”的家乡。也有人认为这是读书人的矫情,无强敌入侵,谈何“沦陷”呢? 可当我们回头看看自己的故土:公权力驱使的推土机将老百姓一幢幢房屋推倒,草民即使自焚也阻挡不住;草民怀着找青天老爷做主的梦去上访,就可以被“安鼎信”这样的公司抓捕交给当地政府带回去修理;昔日的明山秀水被污染年轻一代重金属中毒却投诉无门。。。。。而今,连自己生养的亲骨肉都被抢走卖给外国人。我们细数前朝往事,蒙元的达鲁花赤统治汉民,满清在中原大行“圈地”,日本人横行中国,其罪恶恐怕也不过如此吧?,   这样的家乡,难道不算“沦陷”么? 而“沦陷”的,仅仅是我的家乡么? 地方政府假“国策”之名推行计划生育,几乎可说集中了公权力作恶的一切的手段,创造了公权力作恶所有的记录。以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的推行做切入点,最能准确地考察中国普通人真实的权利状态。 在记忆中,我读小学和初中时,老家的官府推行计划生育手段最为严酷,想必全国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计划生育是真正悬在地方官员头上的一把剑,“一票否决权”也绝不含糊,既然成了衡量政绩最重要的指标,为了仕途,官府的负责人为推行这项政策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强制堕胎、牵牛扒房、株连亲属。。。。。。等等屡见不鲜,不要说触犯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农民,其财产和尊严得不到保障,即使最基本的生命权,在执政者眼里,也是草芥一样,若挡其路亦可锄之。“要上吊,给你绳;要服毒,给你瓶。”这首歌谣流传甚广,乃计生干部“雷霆手段”的形象写照。我二婶的儿子、一位堂哥,在80年代中期是我们村有名的“超生游击队”,有三个女儿犹不甘心,仍想生儿子,带领妻女逃到贵州。家徒四壁,只有两间土砖屋,即使扒掉也无甚用处,于是计生干部将我的二婶和其他几个早已分家的儿子的猪、牛牵走。 计划生育推行早期,虽然残酷,但官民的冲突不如今天这么大,而作为“国策”其受到质疑亦不如今天广泛。究其原因,尽管当时农村老人认为生儿育女由自己说了算乃从古至今的“天条”,对和“天条”对着干的“国策”虽有怨言,但由于传统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被打压,不如今天有所觉醒,特别是二十余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一个个人从属于公权力全面掌控的“公社”,犹如一个大家庭中孩子的人身权、财产权被家长全面掌控,农民对官府控制一切资源包括自己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视为常态。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比较“刚性”,而非完全异化为地方官府敛财的手段。也就是说,当时的地方政府和计生干部虽然手法残忍,但还有一种“体制性忠诚”,且不说用行政权力强行控制人口增长和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是否冲突,底下办事的人可真是为了完成“控制人口增长”的政治任务。当时的计生部门是卖力不讨好的部门,负责人基本上是由卫生局等重要机构的副职调过去解决正职待遇。计生干部要承担相当的道德压力,而没什么太多的实惠。 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状况变了。计划生育政策在推行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弹性”,计生政策异化为地方官府除卖地外另一条重要的敛财渠道,计生部门的负责人是个肥差。地方官府推行计划生育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控制人口”,而是“要钱”,有钱交罚款,几乎任你生育,没钱交罚款,则雷霆万钧地执行“国策”。这对普通人来说,伤害更大。因为前期计划生育对穷人富人都一样,干部违反政策被开除公职的也不少见,老百姓对这种“公平的残酷”还能承受。 当“国策”异化生一种敛财的渠道,成了一门生意,它的“合法性”可以说荡然无存了。而某种行政举措,一旦取得了“国策”“压倒一切”之类的尚方宝剑,则地方官府敢公然违背道德和法治的底线,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依然“政治上正确”。如此,一旦被异化成敛财之道,则有了难以被追究、被监督的保护伞。这也是一旦事涉“计划生育国策”和“稳定压倒一切”,媒体监督起来就特别艰难的原因。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和保护伞,食髓知味的地方官府和官员,一次次突破底线,干出让人瞠目结舌的罪恶是必然的,这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的必然逻辑。 邵阳隆回县计生部门抢走“超生儿”,当成“孤儿”卖给外国的收养者,就是遵循这种权力的逻辑。在地方官员的眼里,既然其辖区的一切资源他可以用来生财,那么卖地和卖人有什么区别?强拆和抢人又有什么区别?计生部门这种勾当,和古代土匪绑架大户人家的少爷要赎金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升级版。因为古代土匪在道义上没有任何合法性,基本上是主流社会所抛弃的,无法进入正常社会。于是当人家不付赎金时,手中的小孩就成了负资产——因为山寨把其抚养大不合算,而卖给其他人家也很难,又没有稳定的交易渠道,不得已“撕票”。而隆回县的计生部门就不需要传统的“撕票”方式,被抢的小孩在他们手中成不了“负资产”,因为凭借公权力,可以将绑架来的孩子“洗白”,身份变更为“孤儿”,卖给有钱的洋人。——这样的买卖真是一本万利,比古代绑票的土匪要承担的风险小得多,何乐而不为呢?这种处理“肉票”的方式可以名之为“洗票”“兑票”“卖票”否? 当地方官府沦落为比人贩子还可恶的绑票者时,生长在那块土地的人,还能觉得故乡是自己的么?哪怕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与劳作,祖屋、祖坟可以随便被官府推平,连生出来的孩子,也会被官府拿走变卖成现钱。这样的故乡就是他乡,这样的国家是他的国。不论统治者来自异族还是产自本地,不能保护自己正当权利的人都是被奴役的。因此说,每一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毫不夸张,而多数人如我一样,是故土的“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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