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

朱学东 | 富豪好圈与权利尊重

2011年09月19日 16:45:50   旧文新帖:富豪好圈与权利尊重           朱学东       乔治·威廉姆斯在《世界商业史》一书中指出:商业的发达有赖于政治的稳定与私有财产制度的规定。在威廉姆斯看来,解决冯仑等富豪的担忧,需要从制度层面对私有财产权利的确认和保护。       君子好逑,富豪爱圈。     泰山会、江南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亚布力论坛、欧美同学会、华夏同学会这些熟悉或者陌生的名字,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是中国富豪们公开或者私密活动的主要圈子,其中时不时传出的兄弟情谊或商业传奇,于外人而言,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模糊迷人,越发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     1     没有人知道中国有多少这样的圈子,也没有人清楚,有多少中国富豪加入了这样的圈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是个讲究朋友圈的国家,趣味相投的人,结圈而行,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极其平常。所以,说中国社会是由各类不同的圈子构成的,也不为过。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方向改革确立以来,社会稳定,中国社会的创造力被激发出来,创富神话不断上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富豪行列。不久前发布的2009胡润百富榜上,有1015位上榜企业家财富超10亿人民币。就在7月,胡润研究院称,北京、深圳、成都、沈阳、上海、杭州6城市亿万富豪人数超过2万,千万富豪达34.88万人!     越来越多的富豪们开始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青联以及各种行业协会,党代会也出现了富豪的身影——中共十六大代表、远东控股的董事长蒋锡培成了执政党第一个民营企业家代表。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保育钧称,2008年有超过100位民营企业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在2009年,有12位民营企业家作为浙江省人大代表参加了全国人大会议。     财富阶层的崛起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现象。自 2001年7月1日起,他们开始被看做“新社会阶层”的一部分,其“广大成员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发生了变化。经过洗牌重构,富豪们跻身传统上层社会,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影响力。     上层社会富豪们的财富集聚效应,以及社会正式组织对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承认,对社会大众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也让市场经济的理念深入人心,由此也带来了对传统社会心理的巨大冲击和价值标准的重建,社会对财富的理解正发生着质的变化。     2     不过,财富的积累和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并没有消除财富阶层内心深处潜藏的不安全感。毕竟,能够加入人大、政协等社会正式组织的,只是财富阶层极小的一部分。而对富豪的意见,却弥漫在各个社会阶层。许多先富起来的人,原本就是突破旧有的法律政策框架发展起来的,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有难以逃脱的“原罪”;这些年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贫富分化急剧扩大,其中也有些人利用了制度的缺陷巧取豪夺;而在各式慈善捐款中,富豪们也总是深陷为富不仁的口水仗中。社会上对富豪的廉价道德批判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仇富心理在悄然蔓延     仅靠正式组织内为数不多的富豪,很难改变这样的格局。因此,在正式的社会组织之外,财富阶层的生活中,往往又形成了许多正式或非正式的圈子。     与三五好友啸聚一起,喝酒吃饭打牌聊天这样纯粹玩耍娱乐的圈子不同,如今财富阶层的圈子,既有丁是丁卯是卯的类似现代西方企业制度的严格规则,也有传统的德高望重长袖善舞的发起人。无论是以前的泰山会,还是如今的江南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等,工商巨富们加入这些圈子,除了高球美酒名车游艇等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之外,更是被物质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体命运感、共同的思想和价值观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3     有评论说,他们所以热衷加入圈子,是因为他们是经济上的巨人,权力下的侏儒。话虽偏颇,也不无道理。当我们把富豪结圈放在社会历史变迁的稍长时段中观察时,会发现,中国的工商巨子们,确实有需要共同面对的或公开或隐性的各式“利维坦”。稍不留神,“单兵作战”的富豪很容易被利维坦吞噬。     中国社会从古到今,都是轻商贵官,这既有传统文化的痼疾,也有国家权力刻意为之的排斥。在国家权力和强大的亦官亦商的国有垄断资本面前,民间成长起来的民营工商阶层成了二等公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这次金融危机的救市过程中,绝大部分救市资金进了国有企业的口袋,民营企业所得少得可怜,虽然民营企业在纳税、提供就业机会、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并不会比国有企业更差。按照马格利特的说法,这叫制度性羞辱。     至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今天在大多数场合,出于各种考虑,富豪们也还总是谦卑地奉陪末座。     只有在圈子里,富豪们可以挺起腰杆谈论自己想谈的事,再也无须向莫须有的力量弯腰陪笑。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比如江南会,对进入的会员在地域、年龄、从事行业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以保持内部的均衡和品位、文化的相近。即便一些俱乐部也有官员和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但在这个场中,大家都是平等的一员。这种严格的要求,使加入者能够得到自身价值被认可的满足感和尊严。     在同一个圈子里,富豪们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过去单兵作战可能遭遇的困境,被同声相和共壮声势的团队出击轻松地消解了。圈子可以通过自己成员的人脉以及相关的活动,增强社会影响力。比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每到一处,地方的主要领导都会出来接见。这对于中国富豪们来说,极具现实意义。     4     涸泽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面对不确定的市场和政治风险的时候,富豪们同样十分脆弱。郎咸平在广东卫视节目中评论联想与泛海集团的结盟时说,中国企业家们最后不是走向专业发展的道路,而是越来越向“传统美德”靠拢,有钱挣找兄弟,有困难也是兄弟帮忙,而不是找银行等专业机构。     批评固然有理,但银行不是活雷锋,那些带有浓厚垄断色彩的银行更是只愿意锦上添花,而不愿意雪中送炭,除非你是国有企业,有政府背景。所以,巨人蒙难时,史玉柱靠老朋友的奥援,绝处逢生,别开生面;蒙牛遭困时,牛根生也只能靠他的兄弟度过危机,而非银行,虽然,银行拒绝援手的理由可能很充足。面对制度性羞辱,抱团取暖,共抗风险,也是富豪们爱结圈的一个重要理由。新近在创业板上市的华谊兄弟,正好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演绎了一出中国式富豪圈的故事。如今一位活跃在多个富豪圈的企业家,数年前就说过:“我们几个(注:都是如今鼎鼎大名的富豪们)现在相互持股之外,如果发现新的机会,也会一起去投资,这叫有福同享利益均沾,共谋发展。”     如今圈子里的富豪们,虽然都是在各自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但他们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维系既得利益方面的团结一致,更是要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上的团结一致,发展的意识已经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5     影响不仅仅是各自的商业利益。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书中说,自1990年代以来,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了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社会群体,他们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如在1990年代中前期施行经济紧缩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另外,他们影响着社会公共舆论和话语形成。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如今的富豪圈更多地体现出这样的特征来。     但是,财富阶层的这种影响甚至绑架公共政策的能力,并不能保证他们一定就是强者,也无法保护自身的权利不受侵害。     在中国历史上,针对财富阶层,发生过太多的变故,无论是敲诈勒索,还是公开掠夺,抑或是低价赎买。典型如本刊《中国商圈百年流变》中所描述的,乱世中国富豪们的命运,即便强大如上海总商会的大佬们,他们在乱世之中纵横捭阖,与市场博弈尚有获胜的机会,但在与政府强权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交往中,虽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仍未逃脱各种政治力量的巧取豪夺,最后覆亡。旧中国上海总商会大佬们的教训,其实不外乎两条:乱世没有法度,以及政治力量对私有财产的肆意掠夺。     现实的教训同样残酷。虽然社会稳定,但在中国国有与民营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尤其是国有经济掌握了社会最大的资源,并号称代表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时候,经济领域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受伤害最大的总是民营企业。远的如铁本事件的主角戴国芳,近者如东星航空和兰世立,以及日照钢铁和杜双华,他们和企业的命运,并不由他们自己来做主。尤其是当他们的利益,即便是合法利益,与国家宏调政策或长远利益不完全一致时,他们的权利就得不到尊重。物权法发布之后的兰世立和杜双华的故事,折射的是国家强权的傲慢,以及利益冲突中社会和公民权利的被怠慢和轻忽。     类似这些的变故,足以给如今的富豪们留下心理的阴影。     “从我们家来说,我爸妈是旧社会的富二代,但后来成为贫一代。我就是贫二代,但改革开放后我又成为富一代。我的孩子就是富二代,但等他五十岁时没准又成了贫一代。”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对《中国周刊》记者的这番表述,可谓是对这种心理阴影的点睛之笔。     6     乔治·威廉姆斯在《世界商业史》一书中指出:商业的发达有赖于政治的稳定与私有财产制度的规定。在威廉姆斯看来,解决冯仑等富豪的担忧,需要从制度层面对私有财产权利的确认和保护。这一点,这几年最大的成就,就是物权法的出台。物权法在第一编第一章中规定:国家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是在法律上对改革开放以来诸多既有制度的确认,有利于让人们尽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法律和制度的规定,让财富阶层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在现实中,更需要的是对这种制度的尊重,尤其是国家权力机构的尊重和坚守,确保这种制度的完整性权威性,即便在非常情况下,也要尊重和捍卫这种制度。否则,损害会最终从个体扩展到整体。因此,这种制度必须内化为普遍接受的社会心理,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精英结盟,抱团取暖,并以各种力量最终影响政策走向,可能更是财富阶层选择的一种无奈也是现实的解决方案。       (本文是为2009年中国周刊的一组报道《中国式商圈》而写,因故未能刊发。后来《中国式商圈》一组报道经过整理,由出版社以《中国式富豪圈》为名出版发行,此文得以正式发表。) 上一篇: 身教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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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高房价让中国失去创造力

2010年开始了一场全民大猜谜,很多开发商、专家学者、购房者都参与进来了,估计大家都知道猜的到底是什么了吧,对,就是2011年的房价走势。引爆这场大猜谜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个报告,报告的主要观点是说2011年上半年房价将下跌两成。给出的理由是当时的宏观调控,尤其是房地产调控非常严格,开发商的钱开始收紧了。 到现在,2011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谜底其实还没有揭晓,但我今天不想去探究到底谁猜对了,或者谁猜错了,我想探究的是开发商的信贷是不是真的收紧了?我在《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这本书中,特意查了一下当时的真实数据,太可怕了。因为仅仅是2010年的前三个季度,开发商的贷款竟然就有6000亿。各位晓得2009年一整年银行放出的贷款是多少吗?告诉你,是5980个亿,而且很多专家都说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特征已经是天量信贷了。可是,现在的状况是2010年的前三个季度发放的贷款竟然比2009年一整年还多,同时还超过了2007年与2008年的总和,这难道不可怕吗?透过这组数字,我想告诉你的是,开发商现在根本就不差钱!也就是说,我们将会继续看到开发商囤地、捂盘惜售。 所以说,我们现在所说的房价应该下跌或即将下跌,可能更多的是从道义上来讲的,是一种道德感。但是,正是这种道义上的评判,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老百姓更大的痛苦。我为什么这么说?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一些所谓的专家到处说这个房价会下跌,老百姓才会抱有希望。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房价是一涨再涨。这对老百姓来说,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折磨,就像是用钝刀子割肉,一点点让你死掉,这还不如干脆点,让大家死个痛快。 更有意思的是,现在这个房价是涨是跌,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分水岭。它把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分成了“唱涨派”和“唱跌派”。其实我觉得这两拨人都有点奇怪,如果说是为了打压房价,那我们政府出台的政策,包括之前推出的新“国五条”、“国十条”,都不会成功的。为什么?因为这都是表面现象。猜房价,更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明明都是瞎猜的,给出的理由根本经不起推敲的。 当然,不管这些专家学者吵的多热闹,我得先做个表态,很多人在网络上留言说,郎教授说了什么什么样的观点。我在这里要清楚地告诉各位,我不是股评家,也不是理财专家,我从来不会去预测股市、楼市会怎么样,这方面的话题,我是从来不谈的。为什么?因为我水平不够,而且这也不是我的风格。我只想谈谈,目前这种状况,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还拿北京为例吧,在2010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房价确实在降,因为当时的开发商突然变得很高调,都嚷嚷着要降价,同时还出现了各种折扣、让利的活动,最明显的一条消息就是通州房价直落7000块。而且,北京市政府还出台了一个政策,说对于单价在3万块以上的新楼盘不发预售证。这样下来,那些单价在3万块以下的楼盘,就很容易拿到预售证了。后来的情况是,这些售价在3万块以下的楼盘,基本上是一开盘就能卖光。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实它的背后就是一种人为的操纵,而这种房价的下跌其实就是“北京式”的下跌。 这种“北京式”的下跌其实是属于心理按摩,只是暂时缓解一下大家的情绪,根本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各位想一想,为什么市区中心的房价都这么高了,还是一个劲地往上涨?而且,即使它一个劲地疯涨,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要买市区中心的房子?你是不是觉得奇怪?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所有好的资源都集中到市中心了,比如说学校,医院。而我们老百姓,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了让家人生病时能接受更好的治疗,就只能想尽办法住得离市中心近点,更近点,所以才会出现市中心房价都这么高了,还是供不应求的状况。想想看,如果把好的资源迁到河北的涿州去,或者迁到燕郊去,那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还会这么堵车吗?房价还会这样吗?所以说,现在问题的本质是资源分配制度的问题,如果说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分配制度,而只是想透过某种手段抑制这种强烈刚需的话,中心城市的房价根本就降不下来。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就是房价究竟是高是低,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还以北京为例吧,如果说3万块钱算高,2万块钱算高,那1.9万块钱是不是就不算高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把房价的涨和跌,当作判断房地产是否陷入危机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了。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不是说房价涨了,它就一定有危机,房价跌了,就没有危机,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最可靠的指标是什么?是老百姓的负担能力。 我举个例子,各位晓得香港的房地产为什么会在1997年崩盘吗?如果你跟媒体一样,说是因为索罗斯狙击香港,那我告诉你,你完全搞错了,因为那只是表面现象。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香港的供楼负担水平在1997年金融海啸之前已经很高了,在1994年、1995年的时候是90%,1995年跌到70%,然后1996年又上来了,在金融海啸之前最高达到110%,都成了负资产了,这太可怕了,因为这是崩盘的前兆。想想看,香港的老百姓把收入的90%、70%、110%,都拿去还房贷了,甚至都透支了,还怎么消费?老百姓没有钱消费的结果,就是香港经济的猛然下滑,这种状况持续下来,香港楼市怎么可能不崩盘?索罗斯的狙击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而且,透过中国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可以看出来,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并不是最差的,之后香港经济还经历了两次衰退,等到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香港的旅游业和酒店业几乎停业。这整个过程中,楼价一直下跌,经济萎靡,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月供太高了,透支了香港人的钱包,一直到这个比例下降到30%以下,香港经济才开始好转。 所以说,30%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字。为什么这样讲?我给各位分析一下。如果说老百姓用30%的收入拿来还房贷的话,就能用剩下的70%的钱去消费,透过消费可以拉动经济,经济就可以稳定地增长。那我问你,如果房贷的负担是70%呢?那是不是就只剩下30%可以消费了?你知道老百姓消费能力大幅下降的后果有多可怕吗?整个经济就会萎缩。想想看,如果老百姓不消费的话,那么多企业生产的产品卖给谁?产品卖不出去,库存就增加了,怎么办呢?只有裁员。然后呢?倒闭。这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太可怕了。这是什么?一个萧条开始了。所以,作为一个国家来讲,一定要保证让老百姓的收入中,最多30%是用来还房贷的,70%可以用于其他支出,这样经济才不会走下坡路,才不会出现萧条。 那么,我们来估算一下我们中国当前的情况。在我们中国的一线城市,房贷利率如果按照5.22%来算的话,一线城市老百姓是60%到89%的负债,远远超过美国规定的30%。二线城市的老百姓也好不到哪去,也高达40%到60%。这表明现在的一线城市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说贷款利率再上调,比如说由目前的5.22%升到6.07%的话,那一线城市每个月的还贷比率就是63%到95%,二线城市是45%到65%。我们再看下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果按照5.22%的利率来算的话,全国平均是47%,而按照6.07%的话,全国平均就是50%。当然,目前我们这个比例还没有像美国次贷危机前,中国香港1997年崩盘前那么高,但是50%这个比率已经很高了,说明我们的楼市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楼市了。更何况,一线城市还贷比率最高已经接近95%了,很可怕的。 在房价高企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高房价让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创造力。我可不是危言耸听,你想啊,所有的人拼命工作,拼命挣钱,之后把钱都投到哪里了?我告诉你,既没有投到实业上,也没有拿去消费,基本都买房子了,这是很病态的做法,也是最可怕的。想想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自己的收入基本都拿去还月供了,那实质消费就减少了。对于那些手里有不少闲钱的人来说,本来想投资做点什么,可是,考察一圈下来发现,制造业也好,服务业也好,基本没有什么钱可赚的,那干嘛还要辛辛苦苦地做呢?我还是拿去炒房吧。这真的很可怕,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整个创造力的下降其实才是最大的危机。你看10年前,马云花50万创立了阿里巴巴,小马哥的这个腾讯也是差不多50万,陈天桥也是50万,他们都用了差不多50万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再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手里有50万的话,他们肯定不会投到创业上去,那干嘛呢?肯定是拿这50万去付首付了。 来自郎咸平博客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14030/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郎咸平:高房价让中国失去创造力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1/09/15, 20:2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郎咸平:谁谋杀了中国的大学生 郎咸平:达芬奇的哭泣 何三畏:搅局者郎咸平 郎咸平:中国变了,北大清华毕业生还不如坐台小姐 郎咸平:中国公务员是一群世界上最无耻的公务员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仙太郎精选集 (@99770) 40张漂亮的高清桌面壁纸下载 (@uuhy) 高校武士道士郎 (@99770) 中国联通Wo分业务广告,哪个最有创意? (@17jiong) 35个高品质的UI设计PSD文件下载 (@uuhy)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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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OMM:言论:性取向自由,不禁校园亲热

新一期“言论”,由Miss向同学投稿。OMM计划每月发布两期,分别由Jack与Miss向投递。希望大家提供反馈意见,谢谢! “我们就是骗你的,骗你的。” ——康菲公司相关负责人 CCTV 在6月初渤海湾溢油事故发生后2个多月后,央视记者9月2号前往达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作业现场,发现海面上仍有漂浮油污。记者随即在中国海监船上通过专用电话询问康菲公司漏油情况。当问及康菲公司8月31日宣布完成“两个彻底”与两天之后又发现漏油是否矛盾时,康菲公司相关负责人竟然称:“我们就是骗你的,骗你的。”见过脸皮厚的,但没见过面对CCTV脸皮还这么厚的,央视记者也表示相当无语。 随后,康菲公司发表声明,对央视报道中“康菲员工称‘我们就是骗你的’”提出质疑。康菲称员工没有发表该负面言论,在附近海域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个海上公共船用无线对讲频道发言。并要求央视更正采访中的错误报道。 康菲公司渤海漏油事件已延宕3个月,制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海上原油污染。9月2号,国家海洋局作出责令康菲公司执行蓬莱19-3全油田停止回注、停止钻井、停止油气生产作业等决定。但目前,康菲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也未对“雷语”背后,海洋安全隐患以及外来企业的“水土不服”才是更加值得关注的焦点。 “济南房价降了18元!” ——济南时报 济南时报 9月5日的济南时报,其头版头条在微博上被竞相转载。标题是“济南8月住宅均价9269元/平方米,与7月相比——济南房价降了18元!”,大家纷纷表示激动到泪奔…面对各地居高不下的房价,望房兴叹成为当下众多年轻人的心声。天天盼着房价跌,结果尼玛,不跌可好,一跌惊人啊。换个角度看,济南的一小步象征着祖国房市的一大步,尽管下调幅度微乎其微,面对高昂的房价和坑爹的新闻头条,我们还是要相信天朝爆冷的才华。 “谁敢打110!” ——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 新京报 这句话听得太多,本来已经没了新鲜感,但打人者竟然是一名15岁的军二代,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于是,民众的八卦心理再一次被炒了起来。案件也很俗套,甚至似曾相识,开着宝马的孩子打了人,然后叫嚣,又一个live版“我爸是李刚”,很巧,这位父亲也姓李,而且,国人皆知。未成年的孩子,寻衅滋事也算不上大罪,只是,官二代、富二代乃至军二代以这样的姿态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最终还是将矛头指向了疏于管教的父辈们。宝马、冲锋枪,看来李双江唱的果然是“红星罩我去战斗”。 “性取向自由,不禁校园亲热” ——中国传媒大学新生手册 新京报 近日,一本《新生生活手册》在中国传媒大学流传。这种“手册”囊括了与学生生活相关的信息,是新生入学必备之良品。然而其中“性取向自由,不禁校园亲热”等言语由于尺度过大引发争议。编者称,这些纯属调侃,体现学校的人性化和包容。这种低姿态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尝试,相较于上世纪拿着手电筒满校园乱转防止学生恋爱的校园巡检来说,广院完成了从地狱到天堂的质的飞跃。只是,尺度把握的不好,会否引起学生不良的遐想或者晦涩的表明校方的某种态度,比如我们不反对同性恋和校园亲热…BTW,校方关心的重点是不是应该稍微更高远一点呢?作为吸引新生的噱头无伤大雅,要是这就是广院的格调,恐怕是会令人有些失望。 “本人在人行道上摔倒被人施救,施救者免责。” —— 武汉周婆婆 南方周末 这是家住武汉市汉阳知音西村87岁周婆婆,为自己写下并随身携带的一份声明。几天前,周婆婆的老伴李爹爹,在路上摔倒后无人上前帮扶,终致鼻血堵塞呼吸道而窒息死亡。因好心救人而被赖上医药费的案子在各大城市屡见不鲜,每每在街头遇到摔倒老人,我也会迟疑是否该伸出援手,如今看到老人家这样一份声明,仔细想来,不免有些悲从中来。救还是不救,在中国,这就是个问题。 “全国只有重庆做到教育支出占GDP的4%” ——重庆市长黄奇帆 重庆晨报 经过10年发展,重庆大专院校生均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从以往不足全国标准的50%发展到全面超越,学生数量也从20多万发展到75万。6所本科院校升格为大学,7所大专升格为本科。全国只有重庆做到了教育支出占GDP4%,今后仍将保持这一比例。重庆这些年各方面动作频频,从打黑到红歌,敢为全国先。在薄熙来同志的带领下,在大学生泛滥的今天,尽管又扯上了坑爹的GDP,我到不介意趁着这股东风期待一下重庆XX大学在中国的崛起。 “今天是伟大的毛主席逝世35周年,为什么媒体都不报道?而是疯狂的传播那些乌烟瘴气的八卦信息???” ——芙蓉姐姐 新浪微博 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纪念日,靠媒体传播乌烟瘴气的八卦信息特性起家的芙蓉姐姐向大众发出如上质问。好吧,成功减肥之后的芙蓉姐,励志还不够,更要求大家牢记党史,不忘毛爷爷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做出了多么艰巨的努力和牺牲。恩,听芙蓉姐的话,坚决抵制低级趣味,人手一本毛泽东语录有没有。BTW,芙蓉姐姐,要不你搞个批发呗~ “全世界每小时人均工资中国0.8美金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但是我们有排第一名的,就是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间一年竟高达2200个小时。” ——郎咸平 创业家杂志 全球最低的时薪 + 全球最长的工时 = 遭受中国特色式发展剥削之下的中国13亿民众。为什么在香港,一个餐厅侍应生的最低月薪也有8000港币,而本科毕业生1万2起?因为正常社会皆藏富于民。而正是因为在对民众的猛于虎的各种税收下,国富才能造高铁、买军火、强拆、建innernet,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懂了没? “中国的崛起不代表美国的终结,一个成功的中国能够让美国更加繁荣,而不是相反。” ——美国副总统拜登 纽约时报 9月8日拜登在《纽约时报》撰文表示,中国的崛起不代表美国的终结,一个成功的中国能够让美国更加繁荣,而不是相反。对于外界炒作的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问题,拜登认为,实际上美国的债务在美国人自己手中。中国仅持有8%的美国国债。持续争议的债权降级实在是从某种程度上给奥巴马惹了不少麻烦,加之2012大选在即,中美关系这张牌怎么打,更显得异常关键。拜登此行,丢下忙得焦头烂额的总统先生,倒是显得优哉游哉,不亦乐乎,看来炒肝什么的挺对胃口。拜登这一席话,貌似在替中国威胁论洗白,但请注意,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对于经济发展进入倦怠期的美国而言,如何尽快的让中国进入消费性社会,以其强大的购买力刺激全球经济复苏,是主旨。而如何转,转型期将持续多久,就目前脆弱的经济体制而言,盲目崛起相当于慢性自杀。道路不易,我们还是放慢脚步,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实的走稳每一步,不要被老美一席话,就激动的向前冲。 “上得起学,吃不起饭,这是要闹哪样!再涨价就得卖身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某女生 扬子晚报 8日中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某女生举举条幅抗议食堂涨价,虽然不知这位同学饭量如何,但这物价涨的速度实在是有点过,连一向以节食物瘦身的学妹群体都条幅怒喊了,看来通涨无处不在呀!同为无薪的穷学生一族,虽然学校食堂目前尚未涨价,我表示,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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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继绳:警惕社会阶层的固化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9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7 20:35:23 杨继绳:警惕社会阶层的固化 标签: 阶层固化 社会流动 ● 杨继绳       日前,《南方周末》发问:穷孩子没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大学越来越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可在当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社会阶层固化”的话题再次浮出水面。而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最新修订本近日出版,该书对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等社会群体进行了分析。     为此,本报记者围绕“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固化”专访杨继绳。           1、开放社会需要“阶层流动”          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          新京报:为什么会关注到“阶层流动”这个问题?     杨继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为“阶层流动”。     人们都希望向上流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如果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     可以说,阶层流动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新京报:社会流动和哪些因素有关?     杨继绳: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先赋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个是“后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努力。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就小,继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袭性强。     从宏观来看,一是重大制度和政策变革;二是工业化、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三是个人努力。     1949年的政权变更和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等,每一次重大制度变动,都有一批人社会地位上升,一批人社会地位下降。1978年开始至今的改革开放,又是一次因制度变化造成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工业化使大批农民变成工人,城市化使大批农民变成了市民,产业结构升级使大批蓝领变成白领。     个人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其社会地位,也与制度有关。“先赋性因素”起作用太大的社会,是一个封闭性社会。“后致性因素”起作用大的社会才是开放性社会。     两种制度相比,前者是落后的,是改革的对象。           2、“官二代”是集体世袭          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员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          新京报:你曾提出“集体世袭”这一概念,这和“阶层固化”什么关系?     杨继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也可以称为继承)的另一种说法。     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官员子弟的,实际上我说的是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官员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的确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让官员子弟可以依靠父辈掌握的公权提升自己社会地位。     新京报:具体指什么?     杨继绳: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很多领域,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对经营者来说,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与官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的重要资源。官员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为富翁。     新京报: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杨继绳: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员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官员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官员子弟,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     我提出“集体世袭”时候还没有“官二代”的说法,其实,现在流行的“官二代”的说法,就是“集体世袭”的结果。             3、教育不公阻碍“穷二代”向上流动            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出现了很多人弃考的现象          新京报:那么,“穷二代”是怎样形成的呢?     杨继绳:“穷二代”也是一种世袭,是被迫的世袭。教育是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所以,教育公平是带有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等,农村和城市,市区和郊区,东部和西部,教育资源差别很大,处于西部的或者农村的孩子很难受到好的教育,在城市里的边缘,也受不到很好的教育。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减少,来自城市的生源增加。从综合情况看,高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条件要恶劣得多。     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低阶层的下一代很难向上流动,使社会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续和发展。“穷二代”就是这样形成的。     新京报:贫穷家庭的孩子,在高考不公平的情况下,即使考上好大学,毕业后也很难进入高阶层。     杨继绳:是呀,原来都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现在,由于中上层社会地位的职务被世袭了,所以现在即使得到高的学位,也难找到好的工作,知识改变命运经常行不通了。     工农子弟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最近两年出现了“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的特点与蚂蚁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费用有的用尽了家庭的积累,甚至欠了债,大学毕业后他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现在很多人弃考,不参加高考了。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从低阶层流动到高阶层的比例,高出90年代以后至今,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杨继绳: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快有制度改变的原因,即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政治身份的废除,私有经济的恢复,个人自由度的扩大,创造了大量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      就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因素而言,80年代,后致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大,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小。到90年代中期以后,后致性因素下降,而先赋性因素扩大,即世袭问题开始变得严重了。     为什么先赋性因素加强了?经济市场化了,行政权力不仅保持着计划经济的状态,还有强化的趋势。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不匹配。再加上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有很多可以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漏洞。权力进入了市场,控制了市场,就形成了阶层世袭的利益机制。             4、“矛盾”从农村移到城市            现在的农民工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比较开阔,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还有农民工二代的问题,你曾说他们忍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心理没有原来老一代人那么强。为什么?     杨继绳:如今,在一些大城市,农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离开了农民工,社会生活就要瘫痪。但是,他们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处于边缘地位,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新京报:大量的“农二代”生活在城市里,如果城市不能接纳他们的话,恐怕也会产生不和谐,甚至是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吧?     杨继绳:原来的城乡差别没有因农民进城务工而消失,而是也带进了城。不仅在职业选择方面,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地位,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教育等一系列方面,都无法和城市居民相比。甚至有些地方,每逢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还要粗暴地侵犯农民工的人权:将他们赶出城市。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同在城市的屋檐下,而且很不公正地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个屋檐下是很不安全的。     现在的农民工基本队伍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也比较开阔,他们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城市怎样接纳“农二代”呢?     杨继绳:从长远看,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为了使几亿农民顺利完成进入城市的过程,当前应当做的是:(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三)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五)逐渐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六)扭转对农民工的管理的指导思想,由防范和管制式的管理改为服务和接纳式管理。     我们不能等待漫长的城市化来化解面临的矛盾,必须从制度上、政策上采取措施,迅速消除“二元城市”(一元是原有城市居民,另一元是进城务工农民)里极不平等的状况,给农民工以社会公正,给城市居民以安全。最近两年,社会上一直在呼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政府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力度远不足以缓和面临的尖锐矛盾。             5、“阶层固化”易产生社会摩擦            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          新京报:《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是研究社会公平的,阶层固化也是不公平吧?     杨继绳:当然是。阶层固化是社会不公的重要方面。如果个人怎么努力都无法提高社会地位,家族地位世袭,哪有公平可言?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玻璃是没有弹性的,一有震动就会破碎。所以,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在日常表现中就是阶层摩擦、阶层冲突。     新京报:当前流行的“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不是不公平造成的?     杨继绳: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因为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很多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致富的。实际上,人们仇视坏官,对好官还是尊敬的。袁隆平有钱,人们不仅不仇视,反而高兴。因为他的发明对社会贡献大。人们仇视的是那些得到不义之财的人。     当今,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得的财富,就是不义之财,这跟偷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恶。     “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怎样产生的呢?“仇官”的背后是官民矛盾;“仇富”背后是劳资矛盾,如果是靠权力发财的,也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某些官员的为所欲为。为什么一些官员能够为所欲为?这后面就有制度性原因:权力不受制衡。当然,资本过度肆虐,其背后也有一个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成为社会强势,这种强势为了保持和扩大既得利益,就阻碍社会合理流动,于是就出现了“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就是这样形成的。“仇官”、“仇富”会加剧社会震动,表现为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日益增多的群体事件。             6、“阶层流动”需要新思维          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就得制衡权力,驾驭资本。而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体系          新京报:你曾谈到,阶层固化会影响社会稳定,那么,怎样保持社会稳定呢?最近两年,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稳定,一再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杨继绳:谁都希望稳定,谁都不希望动荡,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稳定。     通过改革,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因此,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     这样,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和场合显示政府的作用。     其中,保证社会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利益多元化以后,要允许各种利益主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相互沟通,通过沟通达到理解、协商和妥协。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保持这个渠道畅通无阻,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很多底层民众缺乏利益表达渠道,这恐怕不利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吧?     杨继绳:是的。如果堵塞言路,各个社会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同阶层之间缺乏沟通渠道,这当然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言路不畅,只好通过群体事件这样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花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上访。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精力“截访”,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通过暴力强制,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     新京报:如你所言,仅仅采用社会控制的手段来维持稳定并不足取。那么,应当怎样保持社会稳定呢?     杨继绳:现在的情况是,高压锅里压力正在增加,你是慢慢放气呢,还是再拧螺丝呢?如果采取传统的稳定思维,就是拧螺丝,如果采取新的稳定思维,就是放气减压。拧螺丝可能暂时稳定,到一定时候可能就要爆炸了,所以还是要减压,即采取向低层倾斜的再分配政策,减弱不平等程度等。     当然,放气减压也只是暂时措施。最根本的是要釜底抽薪,从制度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公权部门尚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与制衡,资本力量尚未得到有效的监管与驾驭。这样,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共同施压于普通大众。这是社会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也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渊薮。     所以,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就要将公权部门和资本力量纳入到更为有效的监管体系之中。而制衡公权和驾驭资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体系。          本报时事访谈员 张弘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00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继绳:警惕社会阶层的固化 杨继绳:用集体认识记录和评述不能反映真实历史 杨继绳:我看“中国模式” 杨继绳:鲜血使人猛醒 杨继绳:再谈公务员福利分房 杨继绳: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 杨继绳:为国为民心坦荡——读《李昌传》 杨继绳:中国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我心里的中国:不断变化着的图腾 杨继绳:灿烂的夕阳——悼李慎之 杨继绳: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 杨继绳:关注企业的社会资本 杨继绳:胡耀邦与当代中国变革 杨继绳:“人民”?要“人”,不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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