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北岛 55岁,诗人 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 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 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 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陈丹青 51岁, 画家 早 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 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 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 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 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陈 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 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崔健 43岁,摇滚歌手 改 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 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 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 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戴煌 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 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 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 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丁东 53岁,原山西省 社科院研究员 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在 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 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 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 当高的精神食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杜维明 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 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 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 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 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 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方舟子 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 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 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 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 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 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高耀洁 78岁,河南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 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 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 “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 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胡舒立 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 胡舒立创办的《财经》 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 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 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 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贺卫方 44 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 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 法 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 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 称绝唱。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侯孝贤 57岁,台湾电影导演 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 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 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为 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 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江平 74岁,原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 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法律。在一 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 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金庸 80岁,香港报人 金庸以武侠 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 金 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 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 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 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 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郎咸平 48岁,香港中文大学 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 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 郎咸平毕业于美 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 “郎监管”的绰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梁从诫 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 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 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 他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 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 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李敖 69 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 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 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 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 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 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廖冰兄 89 岁,漫画家 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 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 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 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 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林行止 64 岁,香港报人 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 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 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 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 綮,广受欢迎。 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 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他挚爱读书写稿,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身外物语》等70余册。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曾 获英国女王OBE勋章。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刘军宁 43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作 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 《保守主义》等著作。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谈论宪政能成为今天的潮流,1999年刘军宁在《南方 周末》发表的《驯化统治者》一文功不可没。在这篇文章中,刘军宁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宪政的作用主要在于“限政”: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 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罗大佑 50岁,台湾音乐人 他有两顶桂冠:“中国流行乐坛教父”和“中国的鲍勃·迪伦”,前一项可以理 解为人们对他音乐造诣的尊重,后者指的是他的社会批判性。 1982年,行医出身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发行,“掀起了台湾全省史 无前例的自省风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专辑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对于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的最强音。 音乐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罗大佑用音乐为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进行了深邃的 透视。他的过于文人气的歌词也许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乐,使他的歌曲在台湾和大陆青 年的心中打上了忧伤和激愤的烙印。 公共知识分子50人:秦晖 51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是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 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读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 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12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 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邵燕祥 71岁,作家 作为文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并非缘于他温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内刚的风骨。 早年他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不论“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有一种 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 ——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并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 声,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创造着精神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汪丁丁 51 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汪丁丁的笔下,除了黑格尔、康德、罗素、休谟等人的大段引述,还有方程式。他经常被问到,到底读过多少 书? 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他坚 持,个体生命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进行创造,从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积累起足够的“知识”总量,反过来增加全体的福 祉。 他自称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众,我们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达。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王朔 47岁,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准确描述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 说、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王朔本人 浓厚的玩世情怀,他的“拒绝崇高”,“解构一切神圣”,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着尖锐甚至过激的批评。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 化》,几乎是中国文化界分 析评论大众文化现象的第一篇,这显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对金庸、鲁迅等也有尖锐批评,同样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王选 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 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 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 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 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阮仪三 70岁,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 们庆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丽依旧的家乡。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 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温铁军 53岁,《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 长 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 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 是“农民、农村、农业”, 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 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 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吴敬琏 74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吴敬琏是最早抛弃“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的伪经济学的中国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吴敬琏身 体力行、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15年, 也是他个人硕果累累的15年。在中国几经反复、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吴敬琏功勋卓著,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1997年之 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 2002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 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吴思 47 岁,《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吴思最早发现了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从“陋规”、“内部 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纯为“潜规则”这个词汇。它作为一个如此好用的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常用词汇。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 笔下之所无”的领域,吴思还能继续精进,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则证明吴思并非是因幸运才发现了潜规则,就好像牛顿不是因为幸运才发现了 万有引力。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以惊人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无愧于“我说透了历史” 这种说法。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谢泳 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 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 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 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许纪霖 47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 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 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 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 点独特又富有争议的文章,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分析、2004年关于“台湾大选”的评论,均被读者认 为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徐友渔 57 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 徐友 渔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 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 一。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此外,徐友渔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罗克遗 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 东平 55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代初期, 杨东平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 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事非,不计利害。 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 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 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和才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锦麟 51岁,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曾是下乡 知青、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后来成了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笔耕不辍。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也因为凤 凰卫视“慧眼识英雄”,一个极少成本的读报节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海内外华人熟悉 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和《有报天天读》挂在一起,已经成了节目收视率持续攀升的保证。 他的节目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对政治和社会的敏感, 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加上在电视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真性情的流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鄢烈山 52岁,时评家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杂文、随笔与评论集15种,与人合著历史人物传记一种。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 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 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 功。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伟时 73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 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 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 上。”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经常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 论,也一再闪现出过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写作风格有较大变化。此书不但保持了拒绝人云亦云的态 度,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生动,警句迭出。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岳 39 岁,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这个成长于苏北、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调查中先行者的代 表。 过去的11年,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变成了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他是一个“盗火者”,他让中国告别 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漫长历史。 他的努力喻示 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变更和包装的。经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国民众第一次,接受到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 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思之 77岁,律师 张思之被 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 生涯。 重返律师界后张 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当地上千百姓 欢呼,“人民律师万岁”。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 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五常 69 岁,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末,他求学于20世纪经济学最具爆发力的芝加哥大学, 因缘际会,他的亦师亦友们,后来有8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并且有显著的贡献,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 已从美国回到香港的他在《信报》开设经济评论专栏,也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畅、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烟火、 不辨菽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参考坐标。他一手确立了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郑也夫 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 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 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 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 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向逝者致敬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顾准(1915-1974) 一 个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凭借个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力量艰难掘进的先驱,他在那个黑 色年代里的思想探索,成了未来时代的先声。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因“思想罪”、“言论罪”于1958年、 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于北京。 在难知来日的境地中,顾准不问个人生死荣辱,苦心治学,探寻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源 流。他毕生的学术愿望,是冀望中国能跳出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蔽障,以渐进方式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于1980 年代初出版后,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1990代后期他的遗作被陆续整理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书出版,他的价值才真正被知识界所知道和 认可。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1919-1969)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岛内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华人世界的最早传播者。他怀抱自由主义理想,以纯粹而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勇 气,在胡适、雷震创办的民间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政”,与其同道在台湾开创出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数学子的精神导 师。致力于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传统。以五十盛年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 王若水 (1926-2002) 王若水(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作为一名在体制内生活多年进而又对体制进行痛彻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 的梦中人”。1980年代,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发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 道主义的文章。著作有《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等。他认为,本世纪以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观点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他认为马克 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哲学思想,名之曰:唯人主义。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而发展(即创造性劳动)是人自由的根本体现。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黄万里(1911-2001) 黄万里(1911-2001) 2001年8月27日,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水利学家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他生平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弊端的论证没有得 到决策层的重视。1950年代,黄万里因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而受到批判,后被划成右派。但结果却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 积、洪水泛滥,得不偿失!黄万里一生坚信,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这就是他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杨小凯 (1948-2004) 杨小凯(1948-2004) 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最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张五常称其为“最有预感天分并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学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边际经济学,被布坎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关注中国改革,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 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对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问题有独特、深入分析,他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的“后发劣势”的分析令人警醒。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王小波(1952-1997) 王小波(1952-1997) 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说以恣肆无羁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语调,把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荒诞性和悲剧性重新呈现出来,语言机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杂文 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杂文和随笔,在率性而为的调侃、意趣横生的戏谑底下,解构神话,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条透露出虚弱与紧张。其死后出版的 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等迄今长销不衰。 《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 学 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 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76289104&owner=227757798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7069/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11/04/16, 14: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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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流: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谈到当今中国人身上最大的三个包袱时,大家或许随口便可举出住房、看病和上学难三大民生问题,其实却不然,它们只是中国诸多问题的表象,其实质在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又渐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新官僚主义,中国式垄断资本家,新帝国主义。近些年来,中国的改革家们一如既往地在教育、医疗和房地产领域所做的努力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因乃是由于这些利益既得者们的极力阻拦,才使得中国的改革举步不前。在这样一个时期,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时,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期而至,改革的步伐远远滞后于社会的变化,以至于社会不公平加剧,矛盾激化,民怨沸腾,本文姑且将这一阶段叫做后改革时期——同时这里还要声明本文的写作目的并非为了鼓吹革命,而是为了分析现象背后的本质。   一、新官僚主义   集权体制的产物   在学术界,集权体制或许更倾向于一个中性词,而在如今的中国,集权体制正日益走向它的负面。改革初期,中国的集权政治以它少有的高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毕竟这是一项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利的事业,而当社会进入了后改革时期,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利益再分配时,集权主义政治的弊端便暴露无遗,这个缺少监督和权利制衡的独裁体系中的官僚们没有动力将纳税人的钱重新返还到民众手中,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腰包,成为了这次利益分配中的天然优先者。   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新官僚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他们总以国家富强的功臣自居。比起以往封建和军阀时期的旧官僚而言,中国现在的新官僚们手中掌握着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这也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看似最有力的合理性。然而这些财富的创造到底跟新官僚们有多大的关系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是这些官僚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显伸手,有所作为,还不如说是他们终于明白了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把国门打开引进了市场机制,无为而治,换句话说,他们的最大功劳在于他们终于操起手来旁观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发号施令指挥国民经济的运转。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应该归功于中国工人和企业家们的勤劳和智慧,应该归功于少数改革家们的果敢尝试,跟大多数官僚没有多少关系,他们是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合法抢劫   新官僚们为了扩大自己手中的财富(即所谓的财政收入),除了自作主张地增加各种荒谬的收费和税收项目外,他们还以国家的名义向弱势的市民和农民廉价强制征用土地,用合法的暴力将手无寸铁的居民赶出自己的住宅,这些土地的收入每年数以万亿元计。而如果只要拿出这些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市民保障房的建设,中国住房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只可惜这些新官僚们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他们的统治不需要,至少暂时不需要通过人民的许可,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挥霍着他们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为自己修筑皇宫一般的办公楼,肆无忌惮地消耗着每年上万亿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公车消费。他们还以暴发户的形象在世界人面前摆阔,就以最近几年来的奥运、世博和亚运会的承办为例,中国的新官僚们以绝对家长的姿态,在没有跟人民商量的情况下,大手笔地花费了总计超过万亿的纳税人的劳动所得,而这些财富若能如人民所愿地及时反馈到民众的身上,中国当前的上学、医疗和住房问题也就不可能存在。但即便如此,新官僚们还仍然不知足地叫嚣着“财政经费紧张”,意在将要加强他们抢夺的力度,一副贪得无厌的姿态暴露无遗。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非法偷窃   中国的新官僚们早已不满足于以上明目张胆的集体腐败,他们还永无休止地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利将“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填饱私囊,干着非法偷窃的勾当。贪污腐败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以最近的案例为例,一个贫困县的信用社股长就可以贪污挪用上亿元的民用资金,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这些新官僚们每年从国民财富中偷窃的数目应当又是另一个天文数字,其中可统计的外逃国外的资金每年就高达千亿以上。通过明抢暗盗,中国的新官僚们终于实现了他们在这次财富中的优先分配,而接下来他们要从事的工作便是如何维护这种荒谬的分配体系,他们阻碍行政体制的改革,制造各种谎言,以所谓的“中国特色”、“稳定压倒一切”来麻痹人民,他们更试图以管制言论自由来掩耳盗铃。此外新官僚主义们的丑恶还在于他们 做了国家的蛀虫之后还要求民众给他们唱诵赞歌。   总之,一个不需要人民许可的政权没有义务和职责去为人民谋取福利,他们剩下的工作就只有作威作福。   新官僚体制的僵化与死亡   跟旧的封建官僚体制一样,中国现在新官僚体制依然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权利体系之下的,这种体制下的官僚机构的使命是依附权贵而非向民众负责,派别利益和裙带关系胜过效率和才干,正如我们当下所见的“衙门部门”和“家族单位”,一个芝麻大的机关可能是由多半纸上谈兵的领导加上三成干部子弟和极少数唯命是从的底层职员组成。这种机构正日益脱离它的存在意义,它们不再是服务于国民的公共机构而是凌驾于国民之上的衙门体系。新官僚主义如同病毒一样侵蚀着中国现在的统治体系,其侵蚀速度也如同病毒扩散一样成几何级数增长,但它却又是建立在绝对权威和专制基础之上的,民众既无法将其从外部摧毁,也无法将药剂注入其内部改良,就好比一头病入膏肓的猛虎,人们既没法靠近它,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走向灭亡, 而又爱莫能助。   区别官僚主义与改革家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少数的改革家,至少历史曾证明过这一点,他们深知自己权利的来源,他们亦深知不进则退,不改则亡的道理,他们或许宁愿不成为这次利益的优先分配者而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是这个日渐老朽的官僚体系从内部自我更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希望。   二、中国式垄断资本家   专制权利的衍生物   垄断是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竞争的产物。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花了将近几百年的时间,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不过三十年的历程,可眼下的中国却已经走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转变我们断不能用所谓的奇迹来形容,相反我们要为这种转变感到恐惧和悲哀,因为他们的形成既没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也没有形成约束他们当前行为的法律和制度,这个在短时间形成的怪物,它跟中国的新官僚主义一样,是依附于专制权力体系下的掠夺人民财富的另一座大山。中国式的垄断资本家包括国有垄断资本家,新官僚资本家和依附在官僚权力体系下的少数裙带资本家,他们垄断的产业大致包括:房地产、教育、医疗、电力电信、银行、不可再生能源、道路基础设施、媒体与出版、殡葬、烟酒等几乎所有关乎 民生的产业。   与民争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建立在绝对专制权力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牢牢掌握着着国家的命脉产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不排除这种垄断合理的一面,然而当他们滥用这种权力,排挤和扼杀民间资本,并且他们的目标变成只为自我利益集团服务时,国家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在教育、医疗、电力电信、能源、交通行业,国家资本以绝对的垄断的地位消除了市场自由竞争的可能性,而其后果首先是导致了这些行业体系的僵化,失去国际竞争力,教育便是这种垄断的牺牲品之一。这些行业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绝对的垄断对应着绝对的权力,仅以交通为例,近些年来,在交通领域出现的巨贪连绵不绝,堪称历史奇观。更可怕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似乎早已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和地位,忘记自己权力的来源,他们不是将服务国民作为其目标,而是一味追求利润,于是产生了暴利和垄断福利,形成了以中石油为代表的国家“托拉斯”,他们积累的财富让他们在世界上独具鳌头,他们的崛起却并不代表着市场的繁荣和强大的创新能力,相反,他们的暴利是是基于挤占其它行业的剩余价值和榨取国民财富而形成的,其企业竞争力却非常差劲,据比较,中石油的企业效率不到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分之一,他们本身仍然是个“低能儿”。   窃公为私的新官僚资本家   中国的新官僚资本家诞生于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为了提高企业效益,中国在最近三十年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这种转变本身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在缺乏法制的现代官僚体系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却变成了新官僚们瓜分国有资本的天赐良机。原来国有企业中的新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近水楼台的优势,打着国有股份制改革、MBO(管理者收购)的旗号,巧妙地将国有资本在一夜之间合法地划入自己的名下,这些新官僚们也瞬间成为了新官僚资本家。如果说中国的新官僚们的奢侈挥霍还可以计算的话,三十年来中国国有资本的流失则是一个不可估算的天文数字,其中就以西安方欣食品公司为例,其造成的流失就高达30亿人民币以上。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的跟当年日本政府公开扶助民营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这些资本是通过暗箱操作流入私人口袋的,它们从此不再具有造福国民的使命,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大宗期货、黄金珠宝、股票等投机性行业,而不是被脚踏实地的民营企业家占有去发展实体经济,它们非但不能造福百姓,反而扰乱了民生经济,加重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这批新官僚资本家们的诞生也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官僚集权和法制落后的产物,他们或许是钻营特权垄断的能手,却不大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开拓者,更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希望。   依附于权贵的裙带资本主义   通过中国式公共裙带关系和钱权、色权交易,少数民间资本家也分享了中国官僚体系所创造的垄断利润,用媒体的称呼叫做裙带资本主义。不少善于钻营的中国企业家没有把精力放在企业的创新和市场的开发上,而是把他们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巴结权力,经营人脉资源的无休止的利益场中,把自己的命运捆绑在其他官僚的仕途沉浮中,因为在中国创新所带来的缓慢收益要远远低于利用特权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于是便出现了诸如李薇这样的“传奇企业家”,涉及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多个行业的上百亿垄断暴利。诚然不是每一个民间企业家都能取得如此的“成绩”,但他们巴结官场权贵,操纵和收买权力机构,不但加速了官僚体系的腐败,而且破坏了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当权力寻租给企业带来的实惠大于企业在市场中自我提高所创造的价值时,这个民族的企业就会集体自甘堕落,失去追求创新的激情和压力,他们便注定要成为国际竞争中的最后失败者。   三、新帝国主义   落后的代价   中国经济虽然在最近三十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为何中国的工人至今仍然拿着世界上最低的工资却干着最长时间最低端的劳苦工作?为何中国的企业总是走不出国门?为何中国的稀有矿产资源只能廉价出口国外?为何外国粮商能控制中国粮油市场85%的份额?为何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的排名前五位的企业都是外资企业?这一切除了上文提到的新官僚主义和中国式垄断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到全球化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区别于旧帝国主义在于他们不再使用枪炮和武力压迫中国人,而是通过看似合法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投资来剥削中国工人和控制中国经济,而更可怕的是“落后”的我们要么全然不知,要么不知所措。而我们之所以落后,不是中国人本身的愚笨和懒惰,也不完全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由于中国的官僚体系正在走向腐朽和僵化,他们不但不能应付外来新帝国主义的进攻,反而阻碍了民族企业的发展,中国式的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逐渐战胜原本弱小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了权利之间的较量,而当中国的企业一味追求特权垄断利润,失去自我创新的动力时,整个国民经济体在世界老练的新帝国主义面前就显得矮小而落后,让历史在毫不察觉中重演,用郎咸平教授的话说,新帝国主义正在重新瓜分着中国。   新官僚遇上新帝国主义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是制定游戏规则,当中国加入WTO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后,政府的责任便是通过各种法案来规范外资在中国市场的行为,尽可能地保护民族企业和国民的利益。但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僵化的中国新官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反应极为迟钝,在外资已经收购和控制了中国大量的民族品牌以后,中国的《反垄断法》才姗姗来迟,当中国的稀土资源宣布进入枯竭时,新官僚们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们的稀有矿产资源一直在贱卖,更不用说中国政府一直在用几乎为零的地租和无限制的生态环境损失来吸引国外被抛弃的污染型企业。而地方政府则更加离谱,在没有做任何研究和实验的情况下,广西政府居然允许和鼓励农民种植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先抛开经济损失不说,中国人的生命安全在这里被当成了儿戏。 兰州市政府居然把市民的自来水厂卖给外资,这不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卖掉吗,这种行为比起当年清朝政府被迫卖铁路来更没水准。在自己家里这些新官僚们都不知如何用游戏规则来限制外资,更别奢望他们能在别人的游戏规则下能谈判成功,他们注定是现代版的琦善。   中国式垄断资本家遇上新帝国主义   中国式的垄断资本家们在国内或许是经营权利、追求垄断利润的能手,可当他们遇到新帝国主义时,就显得多么渺小和无能。首先在现代国际商业谈判中,他们就表现得毫无章法和战略,就以郎咸平教授揭示的力拓铁矿石的谈判为例,这帮在国内玩惯了“公关”战略的垄断资本家们试图也用同样的谋略来对付新帝国主义,可人家的市场游戏规则跟中国的截然不同,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据估计其造成的损失高达7000亿元,而这些损失最终还得由中国的消费者来买单。另一方面,也是致命的一点,当国外资本家们正努力进行产品研发和产业链整合时,中国的垄断资本家们仍然津津乐道于最求短暂的特权垄断利润,最后在国际产业链中,中国所占有的就只有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过来的制造一个环节,而其它产生绝大部分利润和产品设计与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都在新帝国主义的掌控中,这也就导致了为何中国的工人们只能拿世界最低的工资,这也难怪为何美国的孟山都拿着中国的大豆种子在世界上申请了40多个专利,控制了中国的大豆种子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却只能痛心疾首,望尘莫及。新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式的垄断资本家们的另一致命武器是金融资本,中国的垄断资本家们其实也不缺钱,可是他们缺人才,他们玩的那一套规则培养不出也吸引不了世界一流的管理大师和金融家,于是以华尔街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利用他们的一流的金融人才(其中也不乏来自中国的金融天才)操纵着中国的企业的命运,中国2004年粮油压榨企业的大规模(70%)倒闭并瞬间被外资收购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依附在权利体制下的中国式垄断资本家们既不能走出国门,也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他们是一群落后的资本家。   中国自由资本家的生与死   新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剥削中国工人和操纵中国经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新帝国主义的强大和邪恶,而在于我们自身的落后和弱小。倘使中国人不愿再次关起国门来,抗衡和制胜新帝国主义的唯一法宝就是培养和扶植中国的自由资本家,只有那些通过自由竞争成长起来的具有民族责任感的自由资本家才可能在如今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取得胜利,那些依靠特权成长起来的中国式垄断资本家没有也将不可能与西方老练的新帝国主义匹敌,这一点也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近些年来能够在国际上树立自主品牌的,尤其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的正是这些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自由资本家。可如今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处境正在恶化,一方面他们正面临着国内的特权资本家的排挤,另一方面还有正准备随时吃掉他们的外来新帝国主义,而在这一刻,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与死将决定着中国民族命运的盛与衰。   总而言之,在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正面临的住房、上学、看病难和将要面临的诸多其它问题其实质在于中国的社会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三座大山,这其中新官僚主义是中国式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的温床和靠山,同时他们又互相包庇、彼此勾结着形成掠夺国民财富的利益联盟,在国民面前他们的力量强大而坚固,而在新帝国主义面前却显得弱小和无能。要推翻这三座大山,首先要消除新官僚主义,而要消除新官僚主义,唯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倘不然,当历史的车轮开进死胡同时,悲剧便会重演。 相关日志 2011/04/12 — 改革前夜的“挣扎”:事业单位改革忙“跑部” (0) 2011/04/11 — 水木社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0) 2011/04/10 — 令狐公:铁路经营权下放年内或试点 市场化改革启动!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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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谈到当今中國人身上最大的三个包袱时,大家或许随口便可举出住房、看病和上学难三大民生问题,其实却不然,它们只是中國诸多问题的表象,其实质在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國社会又渐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新官僚主义,中國式垄断资本家,新帝国主义。近些年来,中國的改革家们一如既往地在教育、医疗和房地产领域所做的努力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因乃是由于这些利益既得者们的极力阻拦,才使得中國的改革举步不前。在这样一个时期,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时,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期而至,改革的步伐远远滞后于社会的变化,以至于社会不公平加剧,矛盾激化,民怨沸腾,本文姑且将这一阶段叫做后改革时期——同时这里还要声明本文的写作目的并非为了鼓吹革命,而是为了分析现象背后的本质。   一、新官僚主义   集權体制的产物   在学术界,集權体制或许更倾向于一个中性词,而在如今的中國,集權体制正日益走向它的负面。改革初期,中國的集權政治以它少有的高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毕竟这是一项对每一个中國人都有利的事业,而当社会进入了后改革时期,中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利益再分配时,集權主义政治的弊端便暴露无遗,这个缺少监督和权利制衡的獨裁体系中的官僚们没有动力将纳税人的钱重新返还到民众手中,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腰包,成为了这次利益分配中的天然优先者。   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新官僚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他们总以国家富强的功臣自居。比起以往封建和军阀时期的旧官僚而言,中國现在的新官僚们手中掌握着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这也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看似最有力的合理性。然而这些财富的创造到底跟新官僚们有多大的关系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是这些官僚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显伸手,有所作为,还不如说是他们终于明白了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把国门打开引进了市场机制,无为而治,换句话说,他们的最大功劳在于他们终于操起手来旁观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发号施令指挥国民经济的运转。中國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应该归功于中國工人和企业家们的勤劳和智慧,应该归功于少数改革家们的果敢尝试,跟大多数官僚没有多少关系,他们是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合法抢劫   新官僚们为了扩大自己手中的财富(即所谓的财政收入),除了自作主张地增加各种荒谬的收费和税收项目外,他们还以国家的名义向弱势的市民和农民廉价强制征用土地,用合法的暴力将手无寸铁的居民赶出自己的住宅,这些土地的收入每年数以万亿元计。而如果只要拿出这些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市民保障房的建设,中國住房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只可惜这些新官僚们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他们的统治不需要,至少暂时不需要通过人民的许可,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挥霍着他们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为自己修筑皇宫一般的办公楼,肆无忌惮地消耗着每年上万亿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公车消费。他们还以暴发户的形象在世界人面前摆阔,就以最近几年来的奥运、世博和亚运会的承办为例,中國的新官僚们以绝对家长的姿态,在没有跟人民商量的情况下,大手笔地花费了总计超过万亿的纳税人的劳动所得,而这些财富若能如人民所愿地及时反馈到民众的身上,中國当前的上学、医疗和住房问题也就不可能存在。但即便如此,新官僚们还仍然不知足地叫嚣着“财政经费紧张”,意在将要加强他们抢夺的力度,一副贪得无厌的姿态暴露无遗。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非法偷窃   中國的新官僚们早已不满足于以上明目张胆的集体腐败,他们还永无休止地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利将“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填饱私囊,干着非法偷窃的勾当。贪污腐败在中國的官僚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以最近的案例为例,一个贫困县的信用社股长就可以贪污挪用上亿元的民用资金,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这些新官僚们每年从国民财富中偷窃的数目应当又是另一个天文数字,其中可统计的外逃国外的资金每年就高达千亿以上。通过明抢暗盗,中國的新官僚们终于实现了他们在这次财富中的优先分配,而接下来他们要从事的工作便是如何维护这种荒谬的分配体系,他们阻碍行政体制的改革,制造各种谎言,以所谓的“中國特色”、“稳定压倒一切”来麻痹人民,他们更试图以管制言论自由来掩耳盗铃。此外新官僚主义们的丑恶还在于他们做了国家的蛀虫之后还要求民众给他们唱诵赞歌。   总之,一个不需要人民许可的政权没有义务和职责去为人民谋取福利,他们剩下的工作就只有作威作福。   新官僚体制的僵化与死亡   跟旧的封建官僚体制一样,中國现在新官僚体制依然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权利体系之下的,这种体制下的官僚机构的使命是依附权贵而非向民众负责,派别利益和裙带关系胜过效率和才干,正如我们当下所见的“衙门部门”和“家族单位”,一个芝麻大的机关可能是由多半纸上谈兵的领导加上三成干部子弟和极少数唯命是从的底层职员组成。这种机构正日益脱离它的存在意义,它们不再是服务于国民的公共机构而是凌驾于国民之上的衙门体系。新官僚主义如同病毒一样侵蚀着中國现在的统治体系,其侵蚀速度也如同病毒扩散一样成几何级数增长,但它却又是建立在绝对权威和專制基础之上的,民众既无法将其从外部摧毁,也无法将药剂注入其内部改良,就好比一头病入膏肓的猛虎,人们既没法靠近它,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走向灭亡,而又爱莫能助。   区别官僚主义与改革家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少数的改革家,至少历史曾证明过这一点,他们深知自己权利的来源,他们亦深知不进则退,不改则亡的道理,他们或许宁愿不成为这次利益的优先分配者而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是这个日渐老朽的官僚体系从内部自我更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希望。   二、中國式垄断资本家   專制权利的衍生物   垄断是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竞争的产物。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花了将近几百年的时间,中國的市场经济发展不过三十年的历程,可眼下的中國却已经走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转变我们断不能用所谓的奇迹来形容,相反我们要为这种转变感到恐惧和悲哀,因为他们的形成既没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也没有形成约束他们当前行为的法律和制度,这个在短时间形成的怪物,它跟中國的新官僚主义一样,是依附于專制权力体系下的掠夺人民财富的另一座大山。中國式的垄断资本家包括国有垄断资本家,新官僚资本家和依附在官僚权力体系下的少数裙带资本家,他们垄断的产业大致包括:房地产、教育、医疗、电力电信、银行、不可再生能源、道路基础设施、媒体与出版、殡葬、烟酒等几乎所有关乎民生的产业。   与民争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建立在绝对專制权力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牢牢掌握着着国家的命脉产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不排除这种垄断合理的一面,然而当他们滥用这种权力,排挤和扼杀民间资本,并且他们的目标变成只为自我利益集团服务时,国家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在教育、医疗、电力电信、能源、交通行业,国家资本以绝对的垄断的地位消除了市场自由竞争的可能性,而其后果首先是导致了这些行业体系的僵化,失去国际竞争力,教育便是这种垄断的牺牲品之一。这些行业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绝对的垄断对应着绝对的权力,仅以交通为例,近些年来,在交通领域出现的巨贪连绵不绝,堪称历史奇观。更可怕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似乎早已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和地位,忘记自己权力的来源,他们不是将服务国民作为其目标,而是一味追求利润,于是产生了暴利和垄断福利,形成了以中石油为代表的国家“托拉斯”,他们积累的财富让他们在世界上独具鳌头,他们的崛起却并不代表着市场的繁荣和强大的创新能力,相反,他们的暴利是是基于挤占其它行业的剩余价值和榨取国民财富而形成的,其企业竞争力却非常差劲,据比较,中石油的企业效率不到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分之一,他们本身仍然是个“低能儿”。   窃公为私的新官僚资本家   中國的新官僚资本家诞生于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为了提高企业效益,中國在最近三十年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这种转变本身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在缺乏法制的现代官僚体系下,中國国有企业的改革却变成了新官僚们瓜分国有资本的天赐良机。原来国有企业中的新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近水楼台的优势,打着国有股份制改革、MBO(管理者收购)的旗号,巧妙地将国有资本在一夜之间合法地划入自己的名下,这些新官僚们也瞬间成为了新官僚资本家。如果说中國的新官僚们的奢侈挥霍还可以计算的话,三十年来中國国有资本的流失则是一个不可估算的天文数字,其中就以西安方欣食品公司为例,其造成的流失就高达30亿人民币以上。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的跟当年日本政府公开扶助民营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这些资本是通过暗箱操作流入私人口袋的,它们从此不再具有造福国民的使命,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大宗期货、黄金珠宝、股票等投机性行业,而不是被脚踏实地的民营企业家占有去发展实体经济,它们非但不能造福百姓,反而扰乱了民生经济,加重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这批新官僚资本家们的诞生也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官僚集權和法制落后的产物,他们或许是钻营特权垄断的能手,却不大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开拓者,更不可能是中國未来经济的希望。   依附于权贵的裙带资本主义   通过中國式公共裙带关系和钱权、色权交易,少数民间资本家也分享了中國官僚体系所创造的垄断利润,用媒体的称呼叫做裙带资本主义。不少善于钻营的中國企业家没有把精力放在企业的创新和市场的开发上,而是把他们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巴结权力,经营人脉资源的无休止的利益场中,把自己的命运捆绑在其他官僚的仕途沉浮中,因为在中國创新所带来的缓慢收益要远远低于利用特权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于是便出现了诸如李薇这样的“传奇企业家”,涉及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多个行业的上百亿垄断暴利。诚然不是每一个民间企业家都能取得如此的“成绩”,但他们巴结官场权贵,操纵和收买权力机构,不但加速了官僚体系的腐败,而且破坏了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当权力寻租给企业带来的实惠大于企业在市场中自我提高所创造的价值时,这个民族的企业就会集体自甘堕落,失去追求创新的激情和压力,他们便注定要成为国际竞争中的最后失败者。   三、新帝国主义   落后的代价   中國经济虽然在最近三十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为何中國的工人至今仍然拿着世界上最低的工资却干着最长时间最低端的劳苦工作?为何中國的企业总是走不出国门?为何中國的稀有矿产资源只能廉价出口国外?为何外国粮商能控制中國粮油市场85%的份额?为何在中國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的排名前五位的企业都是外资企业?这一切除了上文提到的新官僚主义和中國式垄断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到全球化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区别于旧帝国主义在于他们不再使用枪炮和武力压迫中國人,而是通过看似合法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投资来剥削中國工人和控制中國经济,而更可怕的是“落后”的我们要么全然不知,要么不知所措。而我们之所以落后,不是中國人本身的愚笨和懒惰,也不完全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由于中國的官僚体系正在走向腐朽和僵化,他们不但不能应付外来新帝国主义的进攻,反而阻碍了民族企业的发展,中國式的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逐渐战胜原本弱小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了权利之间的较量,而当中國的企业一味追求特权垄断利润,失去自我创新的动力时,整个国民经济体在世界老练的新帝国主义面前就显得矮小而落后,让历史在毫不察觉中重演,用 郎咸平 教授的话说,新帝国主义正在重新瓜分着中國。   新官僚遇上新帝国主义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是制定游戏规则,当中國加入WTO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后,政府的责任便是通过各种法案来规范外资在中國市场的行为,尽可能地保护民族企业和国民的利益。但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僵化的中國新官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反应极为迟钝,在外资已经收购和控制了中國大量的民族品牌以后,中國的《反垄断法》才姗姗来迟,当中國的稀土资源宣布进入枯竭时,新官僚们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们的稀有矿产资源一直在贱卖,更不用说中國政府一直在用几乎为零的地租和无限制的生态环境损失来吸引国外被抛弃的污染型企业。而地方政府则更加离谱,在没有做任何研究和实验的情况下,广西政府居然允许和鼓励农民种植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先抛开经济损失不说,中國人的生命安全在这里被当成了儿戏。兰州市政府居然把市民的自来水厂卖给外资,这不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卖掉吗,这种行为比起当年清朝政府被迫卖铁路来更没水准。在自己家里这些新官僚们都不知如何用游戏规则来限制外资,更别奢望他们能在别人的游戏规则下能谈判成功,他们注定是现代版的琦善。   中國式垄断资本家遇上新帝国主义   中國式的垄断资本家们在国内或许是经营权利、追求垄断利润的能手,可当他们遇到新帝国主义时,就显得多么渺小和无能。首先在现代国际商业谈判中,他们就表现得毫无章法和战略,就以 郎咸平 教授揭示的力拓铁矿石的谈判为例,这帮在国内玩惯了“公关”战略的垄断资本家们试图也用同样的谋略来对付新帝国主义,可人家的市场游戏规则跟中國的截然不同,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据估计其造成的损失高达7000亿元,而这些损失最终还得由中國的消费者来买单。另一方面,也是致命的一点,当国外资本家们正努力进行产品研发和产业链整合时,中國的垄断资本家们仍然津津乐道于最求短暂的特权垄断利润,最后在国际产业链中,中國所占有的就只有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过来的制造一个环节,而其它产生绝大部分利润的产品设计与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都在新帝国主义的掌控中,这也就导致了为何中國的工人们只能拿世界最低的工资,这也难怪为何美国的孟山都拿着中國的大豆种子在世界上申请了40多个专利,控制了中國的大豆种子市场,而中國的企业却只能痛心疾首,望尘莫及。新帝国主义对付中國式的垄断资本家们的另一致命武器是金融资本,中國的垄断资本家们其实也不缺钱,可是他们缺人才,他们玩的那一套规则培养不出也吸引不了世界一流的管理大师和金融家,于是以华尔街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利用他们的一流的金融人才(其中也不乏来自中國的金融天才)操纵着中國的企业的命运,中國2004年粮油压榨企业的大规模(70%)倒闭并瞬间被外资收购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依附在权利体制下的中國式垄断资本家们既不能走出国门,也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他们是一群落后的资本家。   中國自由资本家的生与死   新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剥削中國工人和操纵中國经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新帝国主义的强大和邪恶,而在于我们自身的落后和弱小。倘使中國人不愿再次关起国门来,抗衡和制胜新帝国主义的唯一法宝就是培养和扶植中國的自由资本家,只有那些通过自由竞争成长起来的具有民族责任感的自由资本家才可能在如今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取得胜利,那些依靠特权成长起来的中國式垄断资本家没有也将不可能与西方老练的新帝国主义匹敌,这一点也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近些年来能够在国际上树立自主品牌的,尤其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的正是这些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國自由资本家。可如今中國自由资本主义的处境正在恶化,一方面他们正面临着国内的特权资本家的排挤,另一方面还有正准备随时吃掉他们的外来新帝国主义,而在这一刻,作为中國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中國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与死将决定着中國民族命运的盛与衰。   总而言之,在后改革时期中國人正面临的住房、上学、看病难和将要面临的诸多其它问题其实质在于中國的社会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三座大山,这其中新官僚主义是中國式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的温床和靠山,同时他们又互相包庇、彼此勾结着形成掠夺国民财富的利益联盟,在国民面前他们的力量强大而坚固,而在新帝国主义面前却显得弱小和无能。要推翻这三座大山,首先要消除新官僚主义,而要消除新官僚主义,唯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倘不然,当历史的车轮开进死胡同时,悲剧便会重演。   2011年4月10日,纪艾未未失踪一周   巴黎   作者:何流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1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WTO与国有金融体制改革 (2) 邓式改革三十周年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0) 进一步改革歧视农民的税费政策 (0) 走出总设计师的历史局限 (2)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央集权制 (0) 行动起来搬掉新“三座大山” (8) 联合国改革给中国出了两道难题 (0) 维新变法百年后的思考 (0) 破除体制性障碍,打开就业大门 (0) 现在是否是政治改革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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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骆家辉来了,中国的日子会更难

前些时候,奥巴马提名商务部长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接替将要离任的共和党的洪博培,这里头当然有他政治、经济的多重考量。看到美国首位华裔驻华大使就要上任了,哎哟,我们有的人反应那是相当强烈,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激动的。这个华裔大使的中国话离白皮肤的“中国通”洪博培差远了。 骆家辉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什么首位华裔州长、什么首位华裔驻华大使,代表什么?我告诉你,骆家辉的身上,那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梦。他自己说他是第三代移民,他的祖父母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很穷,可是美国成就了他们一个美国梦。他父母含辛茹苦地送他去念大学,完了美国又给了他一个立足点平等的平台。好了,现在这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要来中国捍卫美国的利益啦。他可不是什么“温和派”,扬言要“敲掉中国的贸易壁垒”的就是他。 美国高额的财政赤字和10%左右的失业率让奥巴马难受得要命。怎么办呢?于是这家伙就想起来搞“出口倍增”5年计划。当然要冲着中国来啦,要扩大对华出口,平衡中美贸易。好了,在奥巴马这个计划里面,骆家辉可是一个“关键人物”。有多关键呢?2010年,这哥们带着贸易代表团多次来中国,推广“清洁能源”,做起了“能源推销员”,拿到大笔订单。可就在拿到订单的同时,美国频频对华“双反”调查。这商务部长可真是绝不心慈手软。骆家辉的黄皮白心,我在我的新书里早就说过了。下文就摘自《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一书。再早之前,我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新帝国主义在中国 2》里就揭露过新帝国主义的嘴脸。 2010年5月21日,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清华大学发表清洁能源为主题的演讲中,只字未提近年来一直成为热点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当他会见中美商会会员的时候,面对代表的提问,他说汇率问题将留到中美经济战略会议的时候再讨论。这是美国给我们的第一个意外。 那美国给我们的第二个意外是什么呢?是他们竟然慷慨地许诺“考虑”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各位知不知道这个有多重要?这么多年来,就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以才经常制裁我们的出口产品,比如反倾销等等。而且,美国的制裁通常是采用第三国的市场价格来做计算,比如说在中美彩电反倾销案当中,美国选择印度为中国的替代国,要知道印度彩电的平均原材料价格是中国的6倍,价格肯定比我们高得多,但是美国从来是不讲道理的,他们就用这个标准来制裁我们。而这些制裁依据的真正法律基础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如果美国一旦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的话,就没有制裁我们的法律基础了。要知道2006年到2009年之间,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涉案金额超过60亿美元。美国真的会放弃这个杀手锏吗? 我发现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总统奥巴马两个人在唱双簧。骆家辉是中国人的脸孔,其实是个香蕉,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这种人对中国理解更深、打击更大。还有很多人说,盖特纳的中文讲得特别好,还很高兴。我说你们不要高兴,会去学中文的美国人个个都不是好惹的角色。你想想看,高中大学时代就想到学中文,这是何等的睿智,你会去学非洲话吗?而且骆家辉这种香蕉,他为了显示出他的公正公平,他对中国一定会更过分。所以当年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位过世的老师陈昭男教授在我大学时曾经跟我说:“郎咸平,以后你在美国找指导教授,千万不要找美籍华人。他们为了表现自己的公平公正,特别折磨中国学生。你要找犹太人,或者找美国白人,他们心中是没有什么牵挂的,比较坦荡,他们会照顾外籍学生。”我谨记这个教诲,因此我在美国的指导教授就是美国白人,还有犹太人,我绝对不敢找美籍华人,我看骆家辉也差不多。 骆家辉从5月16日抵达香港,到5月25日离开北京,从香港的清洁能源及环保行动论坛,到清华大学的演讲,时间在变、地点在变、听众在变,但这个哥们儿的演讲主题一直没变,那就是清洁能源。我把他的原话念给各位听。骆家辉说:“希望150年后我们的子子孙孙在回顾这150年时,能够感到非常的欣慰,也能为他们的前辈感到骄傲。由于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节能减排上所作的努力,为地球作了巨大贡献。”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听这个吹捧我们的谎言了,还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呢,实在可笑,美国如果能独霸的话,他们有什么理由找我们去共同努力呢?美国自己不行吗?而且他说美国代表了新能源的最高水平,包括波音、杜邦、通用、杜克、第一太阳能在内的24家企业,他把它们称之为代表了开发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服务或技术的美国企业。 看看在奥巴马“智慧外交”思维下,围绕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骆家辉和奥巴马是怎么唱双簧的。5月26日开完经济战略会议之后的第二天,奥巴马在美国发表讲话,讲得刚好完全相反。他说我们在能源科技上已经远远落后,全球光伏电池生产前10名里面,7个都是亚洲公司,前5名有3个是中国的,分别是尚德电力,注册地是江苏无锡;英利绿色能源,注册地河北保定;天和太阳能,注册地江苏常州。各位朋友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骄傲?我认为,只要你觉得骄傲的事情通常都会有问题。我发现所谓这3家中国公司虽然是在中国注册,但都在美国上市的,而且大部分股权都是美国投资人。此外,美国的机构投资人和基金分别持有了尚德和英利42%和48%的股权。 我看,他们这个一唱一和的目的就是希望新能源的前期研发由中国买单,把中间制造的污染例如提炼多晶硅所留下的剧毒四氯化硅留在中国,最后再将利润留在美国。这就是我们在这次中美经济对话上的真正让步。2010年5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BP)原油在墨西哥湾外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环保大灾难。就是因为这个原油泄漏事件,使得奥巴马的民调达到历史的低点,奥巴马痛苦不堪。甚至按照媒体的报道,超过半数的人对于奥巴马处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是不满意的,可能会危及到他以后的竞选连任。 各位想一想,5月20日发生漏油事件,5月24、25日就是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奥巴马派出了200多个阁员参与会议,这是为什么?要知道美国跟我们可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官员特别多,美国的官员是非常少的。人家是精英政府,不像我们是大政府,到处都是官。200多人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就是说,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几乎倾巢出动。我甚至怀疑现在留在美国的只有一个官员,他就是奥巴马。 如果你是奥巴马,碰到这种漏油事件怎么办呢?最好能够在能源政策上交给民众一个又好又快的成绩单。于是骆家辉这哥们就跑到中国来大肆兜售他们的“清洁能源”。   美国太阳能电池巨头第一太阳能公司最近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生产基地,工程占地64平方公里,稍大于纽约曼哈顿的面积。生产规模大概是200万千瓦的发电量,相当于两座中国的燃煤发电厂。以奥巴马曾经视察的Solyndra公司为例,这家企业在一年里就获得了5.35亿美元的财政担保贷款,而这个企业给奥巴马的回报是什么呢?3000个工作岗位,其中1000个是全职的。Solyndra拿5.35亿美元的财政担保贷款是要做多大产能呢?50万千瓦。所以第一太阳能公司鄂尔多斯项目四倍于Solyndra项目,也就相当于帮美国政府省了21.4亿美元的财政担保贷款。而且,如果在美国建立同样规模的太阳能发电站的话,花费需要50亿~60亿美元,但是在中国建呢?美国就省了50亿~60亿美元的投入!这样算下来的话,总共节省了美国人71.4亿~81.4亿美元的投入。此外,由于太阳能的生产设备全部在美国,这将为美国创造12 000个工作机会,其中4000个是全职工作。 看看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访问日本的时候,怎么回答日本的媒体的,他说,“美国经过多方面的考虑,认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不考虑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了。”正如同我所想的,他们毫不犹豫地就把这个大礼物收回去了。2010年6月10日,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受到议员的炮轰,批评他没有对人民币施压。他的回答挺熟悉,他说,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的内政,他们不应该怎么怎么。参议院气得要立法压迫人民币升值。美国总统奥巴马竟然暗示这个立法的提案会在众议院被否决。他们两个人怎么会那么够意思呢?道理很简单,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他们就是脸皮再厚,也得顾及点吃相,不能太难看了吧。不过,奥巴马绝不是省油的灯,6月18日,奥巴马写给6月26和27日召开的20国峰会的其他领导一封私人信件,敦促他们在峰会上对人民币施加压力。我们是赔了两个夫人(一个夫人是金融核弹头,另一个夫人是新能源)又折兵(汇率还要升值)啊。 这就是骆家辉他们干的事儿。 相关日志 2011/03/10 — 通胀来临:美国的策略,中国的策略 (0) 2011/03/10 — 骆家辉自称是百分百的美国人 随时准备将中国诉诸WTO (0) 2011/03/02 —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比先前估计的还要高30% (0) 2011/02/18 — 美大使微博引网络自由言论遭删帖 (0) 2011/01/14 — 苹果日报:贪官对中美关系有重大贡献/林和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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