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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更多注：本文是一个朋友写的，转贴下。挽救吴英，挽救法治中国。 挽救吴英，挽救中国法治 1 月 18 日 ，浙江省高院二审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以往引起广泛关注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不同，这一次公众与新闻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对吴英寄予同情，认为不应对其判处死刑。司法机关的裁判是否失当？媒体应否对司法施加影响？司法是否应独立于民意？已经成为互联网上热议的话题。 按照司法机关的惯常思维，对吴英判处死刑似乎并无不妥： 其一、吴英的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达 3.8 亿元。最高法院于 2009 年 5 月公布的斯茶仙集资诈骗案、杜益敏集资诈骗案，两被告人的集资诈骗数额分别为 1.42 亿元、 1.28 亿元，均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并已执行。吴英的集资诈骗数额远远超过上述两案，对其判处死刑，符合相同情形相同处理的司法原则。 其二、吴英集资诈骗的直接受害人虽然仅 11 人，但该 11 人向社会上更多的人员集资，其中 4 名受害人的集资对象就有 120 多人，吴英明知上述 11 人的资金系向社会公众募集，仍向其吸收资金，其行为造成众多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而且，吴英在案发前行为高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案发后拒不认罪，质疑司法机关办案不公，引起媒体炒作和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攻击。其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其三、近年来，在我国的部分地区，非法集资现象有逾演逾烈的趋势，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冲击了实体经济，造成企业破产、老板跑路，引发了众多债权人催债、职工讨薪，有的地方还出现暴力讨债、被害人因倾家荡产而自杀等极端事件，给社会维稳带来巨大压力，应当以重典遏制非法集资蔓延的势头。 然而，此案二审宣判后，引起社会舆论的普遍反对，恐怕是司法机关始料未及的。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理由主要有： 一、一些贪官犯罪数额比吴英大得多，仍能免于一死；赖昌星的走私罪行也比吴英的行为危害严重得多，而刑法已取消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死刑。对吴英判处死刑有失公平。 二、吴英并未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仅仅是向 11 名特定人员借高利贷经商办企业，因亏损造成资金无力返还，不应将此类民事纠纷作为犯罪处理。 三、吴英的非法集资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是其所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无法认定其有诈骗故意，不应以集资诈骗罪定罪。 四、吴英的集资诈骗罪虽能成立，但被害人贪图高利出借资金，有明显过错；吴英的诈骗行为虽然造成了被害人巨额财产损失，但侵害对象有限，尚不能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对其判处死刑有违刑法规定。 五、吴英检举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应认定为立功，并给予从轻处罚。 六、非法集资现象蔓延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民间融资渠道不畅、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引导与监管不力等多方面造成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管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使民间借贷阳光化。在管理制度上的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吴英式的案件还会不断地涌现，按照司法机关目前的裁判标准，恐怕还会有更多的人被判处死刑。严刑竣罚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七、经济犯罪不同于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对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暴力犯罪判处死刑，与“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念相符，能够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对侵犯财产权利的经济犯罪判处死刑，将生命权置于财产权之下，是对生命的漠视，有违刑罚的正义性。对经济犯罪不应判处死刑。 八、死刑是残酷的、非人道的，因而应当彻底废除死刑。 尽管上述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观点不乏片面之处，甚至有“杀人灭口”、“枉法裁判”的偏激之辞。但是，面对汹涌的民意，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却是我们的执政党、政府、立法和司法机关必须正视的问题。 首先需要辨别，网络上的民意是不是真正的民意？ 有的官员对于网络上的批评意见具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排斥感，他们也许怀疑这些意见是不是受到当事人亲属的怂恿、指使，是不是少数别人用心的人或境外敌对势力在混淆视听、恶意炒作。 对此，只要具有正常理性的人稍作观察、分析，不难作出判断：在新浪、腾迅、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上，对吴英案的评论达数万条；凤凰网还开展了网上民意调查，至 2012 年 1 月 22 日 有 64 万多人参与投票。为吴英奔走呼吁的亲属主要是其父亲吴永正，他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农民，显然不可能组织大量的网络“水军”在网上发贴、评论。在微博上，吴英案也是网民们在该案二审宣判后讨论的热点话题，至 2012 年 1 月 22 日 新浪网共有 28 万余条相关微博，腾迅网共有 32 万余条相关微博。发表意见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不仅有大量的草根平民，还有众多知名人士，如法学专家徐昕、何兵、谢佑平、范忠信、章剑生、经济学家茅于拭、许小年、郎咸平、叶檀、企业家任志强、潘石屹、媒体人胡锡进、著名律师陈有西、斯伟江等等。很难想象，这些人都是受到他人挑唆、指使而与司法机关唱“对台戏”。 如果有关部门还是对网络意见不放心，也可以深入民间，到街头巷尾作些访问、调查，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相信可以了解到真正的民意。 其次，需要考虑的是，民意需不需要尊重？ 诚然，在有的时候，民意具有偏激、非理性乃至落后保守的一面，例如，仇富仇官、同态复仇、宗法观念、等级特权意识等在当今中国社会都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司法需要保持必要的独立性，不能为民意、舆论所左右，立法、政府决策也不能完全迁就、屈从于民意。但是，不考虑、不重视民意则完全是错误的。面对民意，执政者需要考虑，这种民意是否合乎理性，是否体现社会进步潮流和发展趋势。对于宗法观念等陈旧、落后的民意，要通过舆论引导、宣传教育使其逐步消亡；对于杀人偿命等虽不先进但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民意，要给予必要的尊重并加以规范、限制；对于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符合普世价值理念的民意，则应给予积极的回应与肯定。 事实上，我们的执政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也一直是这么要求的。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人民呼声、让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政府；最高法院提出，判不判死刑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在死刑案件复核过程中要深入案发地，听取各方意见和社会反映，这些都是重视民意的体现。闭目塞听、罔顾民意的司法判决不能为民众所接受，不能满足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社会公众对吴英案提出的慎用死刑、保障人权的呼声，顺应了司法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理应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近年来，执政党、最高司法机关一直强调少杀慎杀、限制和严格控制死刑，但是，在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担忧遭到民意抵制，致使慎用死刑的政策难以得到充分贯彻落实。吴英案二审宣判所引起的社会反响表明，在对经济犯罪慎用死刑问题上，民众的观念已经走在许多司法官员的前面，司法机关又有什么可顾虑，有什么理由不顺应民意，对经济犯罪滥用死刑呢？ 第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对吴英式的案件是不是应当判处死刑？ 受掌握的信息资料所限，本文不打算对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展开讨论，只想就刑法规定的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标准作一分析。 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如果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那么吴英集资诈骗行为无疑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但是，数额特别巨大并非判处死刑的充分条件，只有“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才可以依法选择判处死刑。法院的裁判文书也确实认定了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但是，这一认定的依据何在？ 是不是“数额特别巨大”就可以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显然不是。否则，法条无须将“数额特别巨大”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并列，作为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的两个必备条件。是不是因为吴英造成了众多被害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而认定其“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如果是这样，司法机关应当对此进行调查核实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还应当通知被害人出庭作证。只有众多被害人出庭陈述，以其亲身经历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灾难，法官才能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认定被告人的行为确实造成了众多被害人严重损失，社会公众也才有可能相信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是有理由的。尽管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案件事实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应当通知被害人、证人出庭，但是，既使是在死刑案件中，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也基本没有得到落实，从相关媒体报道看，吴英案的一审、二审庭审也无一被害人、证人出庭。事实上，也没有听到任何被害人公开宣称，他们因为遭受吴英诈骗而生活陷入困顿，据媒体反映，有的被害人还是公务员、有的是高利放贷者，他们对被骗情况讳莫如深。法院的裁判文书也没有对认定吴英“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依据和理由作出具体的阐述。据了解，司法机关对“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认定并没有任何标准，法院的裁判过程通常是先确定结果，再寻找裁判的法律依据，只要对集资诈骗的被告人适用死刑，就在裁判文书中认定被告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这种因果颠倒的裁判完全违背了正常逻辑，让人怀疑司法的真诚。 严格地说，使众多被害人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仍不足以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一个人、数个人乃至成百上千的人都不足以称为人民，只有一个国家、地区的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才能称之为“人民”。我们不会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是针对人民的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非法向人民吸收存款；也不会认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等犯罪是在利用、领导人民犯罪。刑法中既然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就应当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这一术语作出明晰、严格的界定，这种界定应当符合其字面含义，能够为普通民众所理解。据此，“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应当是指：造成国有财产特别重大损失，或者对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造成整体性的破坏。例如：使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损害或者使某一地区的金融体系遭受严重损害，引发地区性金融危机；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或严重减缓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引发地区性经济衰退；引起全国或地区性骚乱或社会动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一般的集资诈骗犯罪显然难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危害后果，不能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对照 1995 年 6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 1979 年刑法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作为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的限制条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减少和严格控制死刑，保证集资诈骗罪的死刑仅适用于严重侵害国民整体利益的犯罪分子。然而，由于司法机关对该术语的随意解释，导致了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死刑的滥用，违背了刑法的立法本意。 最后，还有必要对吴英判处或不判处死刑可能带来的后果作一评估。 目前，司法机关所面临的问题是： 2009 年，最高法院已经核准了两起集资诈骗死刑案件并已执行，还在媒体上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布。如果对数额比前述案件大得多的吴英案不判处死刑，意味着前面的两起案件都属错判；如果不能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甚至连许多被判处死缓刑的集资诈骗案件也需要纠正。这无疑会使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司法机关的权威受到损害。 也许有人认为，对斯茶仙、杜益敏等案件核准死刑后，并没有引起申诉、信访，也没有遭到民意的普遍反对，说明对此类案件判处死刑的效果是好的。但是，应当看到，上述案件之所以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是因为这些案件的社会影响不大，当时的媒体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而吴英案经过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在经历２ 008 年金融危机和 2011 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后，经济界、法律界和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现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对经济犯罪慎用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司法机关很难把舆论控制在它所期望 的范围内，这也正是吴英案二审宣判引起社会普遍反响的原因。可以预见，如果最高法院对吴英案核准死刑，必将引起更多的民意反对。 有的官员相信，媒体炒作不可能持久，还可以通过网络封锁、舆论控制等手段使公众和媒体消音。诚然，大多数人和吴英案没有利害关系，即使对吴英执行死刑，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也会渐渐将这件事情淡忘。但是，只要司法机关不能对自己的裁判说出充足的理由，公众关于司法机关“杀人灭口”、“枉法裁判”的误解、疑虑就无法消除，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将大打折扣。而且，随着类似的案件不断交付审判，公众的记忆将被不断地重新唤起，相关的话题将被不断地传播、讨论。久而久之，不仅司法权威将荡然无存，而且会使执政党失去民众的信任，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相较于纠正错案给司法权威带来的损害，拒绝反省、坚持错误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 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在法治发展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人因为法制不完备而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即使是在一些法制较为完备的国家，也存在错杀和冤狱。我国的法治建设起步较晚，立法、政府决策和司法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和偏差，是完全正常的；只要我们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保持谦卑的态度，听取群众的意见，时时对自己的决策、行为进行反省，使自己的工作不断改进，群众是会理解和支持的，从长远看，有助于提高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威信。司法机关应当相信，勇于自省、依法纠错才能赢得民心。 除了依法纠错外，司法机关似乎还有必要对其内部体制加以反省。熟悉司法工作的人都知道，法院的办案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从事审判活动都受到其内部权力体系的管理和约束，法官提出的裁判意见是否符合上司的意图，影响到法官的业绩考核和职务晋升。吴英案从立案侦查时起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法官们对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不可能无所了解。但是，在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法官们很难冒着被上司批评的风险充分、独立地发表不同意见。也许，正是这种迎合上司意图和从众的心理，导致了目前审判结果的发生。司法机关应当改进其内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使得案件审判过程中各种不同意见得以充分的发表。 撰写此文，不是为了挽救一个吴英，而是呼吁挽救中国法治。
阅读更多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4 次 更新时间： 2012-03-06 11:40:47 刘向文 王圭宇：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进入专题 ： 反腐败 反贪污贿赂法 ● 刘向文 王圭宇 【摘要】2008年12月30日，《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公布实施。该法的公布实施，使俄罗斯联邦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的转变。该法的立法进程具有四个明显的特点，即在总统的直接推动下进行、循序渐进地推进反贪污贿赂法治、坚持从本国现实国情出发以及力求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典。了解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及其特点，分析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主要内容，对我国反腐败法治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权力反腐；制度反腐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伴随着急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转型，俄罗斯联邦国内的贪污贿赂等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时至今日，腐败问题已成为俄罗斯社会难以治愈的一大顽疾。它严重侵蚀着俄罗斯联邦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阻滞着俄罗斯联邦的进一步发展和振兴。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腐败问题在我国也日益严重。为了顺利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有必要认真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反贪污贿赂法治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的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改革的经验，无疑对我国反腐败法治的研究以及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 从1992年拟定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到2008年《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1和《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2的公布实施，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制定颁布经历了“起步”、“推进”和“完善”等三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叶利钦时期） 在叶利钦总统任职时期，俄罗斯联邦开始实施反贪污贿赂法治改革。其反贪污贿赂的主要措施如下：（1）拟定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俄罗斯联邦独立初期，新旧体制转轨引发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法制滞后，导致贪污贿赂之风盛行。贪污贿赂问题日趋严重，不仅破坏官民关系，而且威胁国家安全。3在这种形势下，当时的俄罗斯联邦立法机关于1992年拟定并通过了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4。虽然因1993年“十月事件”爆发，整个立法权力机关体系被摧毁而搁置一边，但其规定的诸多内容和制度无疑为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继续推进奠定了基础。（2）签发关于国家公职人员申报收入和财产情况的总统令。1997年5月15日，叶利钦签署了关于担任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职务的人应当申报收入和财产情况的总统令。俄罗斯联邦政府组成人员不仅要申报个人收入和财产情况，而且要申报其配偶、子女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和财产情况5。值得指出的是，该总统令是在俄罗斯联邦建立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 建立预防贪污贿赂有效机制的首次尝试。（3）颁布第一部俄罗斯联邦政府法。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宪法》6。1997年，叶利钦签署总统令，批淮第一部依据上述宪法制定的俄罗斯联邦政府法。该法首次对俄罗斯联邦政府组成人员作出两类限制性规定。其中，一类是限制政府组成人员的权利，另一类是规定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包括申报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义务)7。 （二）推进阶段（普京时期） 自2000年5月任职以来，普京总统采取了反贪污贿赂的许多措施。由于诸多原因，俄罗斯联邦这一时期的贪污贿赂之风不减反增，反贪污贿赂法治改革在徘徊中前进。当时主要的反贪污贿赂措施如下：（1）成立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2003年11月24日，普京签署第1384号总统令，成立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性机构——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8。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向总统提出相关建议，以及制定和落实国家反贪污贿赂的政策等。（2）拟定第二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2002年，俄罗斯联邦议会下院一读通过了第二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9。但是，该草案也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制定颁布一大批与反贪污贿赂相关的法律法规。（3）在普京总统任期内，俄罗斯联邦制定颁布了一大批与反贪污贿赂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原则法》10、《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体系法》11、《俄罗斯联邦国家文职公务法》12等。其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规范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从制度上预防贪污贿赂行为。（4）各级检察机关增设反贪污贿赂立法执行情况监督局(处)。2006年6月，由普京总统提名的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恰伊卡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检察机关今后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反贪污贿赂13。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在机构改组中，增设了反贪污贿赂立法执行情况监督局14。（5）批准《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等国际条约。2003年12月9日，俄罗斯联邦签署了《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三年之后，普京总统签署了《关于批准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的联邦法律》。《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的签署，为俄罗斯联邦与世界各国护法机关在揭露贪污贿赂犯罪领域开展协调行动，奠定了法律基础15。同年7月26日，俄罗斯联邦批准了欧洲委员会《关于贪污贿赂应承担刑事责任公约》，促进了俄罗斯联邦在反贪污贿赂领域的国际合作16。但是，应当指出，履行以上两项公约中所规定条款的工作，当时在俄罗斯联邦国家立法中刚刚起步，直接调整反贪污贿赂斗争的法律依据几近“空白”。 （三）完善阶段（梅德韦杰夫时期） 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正式宣誓就职，成为俄罗斯第三任总统。上任伊始，他就采取种种措施以推进俄罗斯联邦的反腐败法治进程。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有下述三个： 1、成立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2008年5月19日，梅德韦杰夫签署关于反贪污贿赂措施的第815号总统令。该总统令决定成立以梅德韦杰夫总统为主席，由19人组成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同时，首次决定在上述反贪污贿赂委员会中，设立以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纳雷什金为首的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主席团17。 2、批准《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2008年7月31日，梅德韦杰夫签署第1568号总统令，批准由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纳雷什金为首的反贪污贿赂委员会主席团拟定的《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并于8月5日向社会公布了该计划18。《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主要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贪污贿赂的立法保障。反贪污贿赂计划规定，2008年10月1日前拟定并提交《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草案》。二是为了预防贪污贿赂, 进一步完善国家管理措施。三是进一步完善培养法律干部的措施以及对公民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的措施。四是为落实上述措施,而应当首先采取的措施19。 3、倡导制定并最终批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2008年12月2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联邦法律第273号令，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20。《国家反反贪污贿赂计划》与《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相继公布和实施，使俄罗斯联邦由“行动反腐”转向“制度反腐”。至此，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进入法治化、制度化、系统化阶段。 二、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立法进程的特点 分析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可以看出, 该进程大致上有下述四个主要特点：在总统的直接推动下进行、循序渐进地推进反贪污贿赂法治、坚持从本国现实国情出发、力求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典。 （一）坚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 考虑到本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根据当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并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是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立法进程的又一特点。其主要表现如下： 1、为了解决主要矛盾，反贪污贿赂法第一个草案被搁置。在叶利钦总统任职期间，俄罗斯联邦曾经历了叶利钦为首总统一方和哈斯布拉托夫议长为首议会一方之间、左右两大营垒之间的尖锐对峙以及联邦主体立法大量违反联邦立法的混乱局面。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联邦统一，稳定国家政局。所以，当时不可能制定出反贪污贿赂法法。 2、在普京时期，尽管贪污贿赂问题已非常严重，但反贪污贿赂斗争没有真正步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道路。这也是迫于当时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需要。例如，叶利钦总统任职期间, 联邦主体分立倾向严重，大量的联邦主体立法违反联邦立法，对联邦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了严重威胁。当时，在专家学者和选民中，甚至出现了“俄罗斯联邦也会像苏联一样解体吗”的疑问。因此，在这一时期，“围剿”违反联邦立法的联邦主体立法，维护联邦统一，成为普京总统在任期间的首要政治任务。又如，1990-1999年期间，俄罗斯经济连续十年滑坡，导致物质基础薄弱。普京就任总统后，在2003-2005年独联体三国爆发“颜色革命”的背景下，发展经济，以不发长期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保证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始终是国家的重中之重。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致使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迟迟未能制定颁布。 3、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制定颁布反贪污贿赂法的条件已经成熟。其主要表现如下：（1）普京总统时期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且在销售油气资源和军火方面获得较多利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反贪污贿赂的经济基础21。（2）普京时期对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打击，以及“围剿”违反联邦立法的联邦主体立法, 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联邦统一，给反贪污贿赂法治奠定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宽松的政治环境；（3）俄罗斯联邦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进步，使民众对反腐败法治的呼声和要求越来越高。总之，《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制定颁布，符合这一时期俄罗斯联邦的国情，也适应俄罗斯联邦国内具体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在总统的直接推动下进行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立法进程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自始自终都在总统的推动下进行，或者说是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其主要表现如下：（1）在叶利钦总统的直接推动下，俄罗斯联邦于1992年酝酿制定了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虽然该法律草案被搁置，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己经启动22。1997年初，叶利钦总统又在国情咨文中，不仅指出俄罗斯联邦贪污贿赂问题的现状,而且规定了反贪污贿赂的基本方针和措施。由于叶利钦亲自举起了反贪污贿赂的大旗，所以1996年7月16日《俄罗斯报》曾以《总统命令向恐布活动、贪污贿赂和犯罪开炮》的大字标题作了报道。（2）在普京总统的直接推动下，俄罗斯联邦于2002年酝酿制定了第二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该草案的制定，使俄罗斯联邦进一步总结了反贪污贿赂立法的经验教训。普京还于2003年11月24日签署总统令，成立俄罗斯联邦历史上第一个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性机构——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向总统献言献策以解决贪污贿赂问题23。2004年，普京解散了卡西亚诺夫政府，任命弗拉德科夫为政府总理，加速进行包括国家公务制度改革在内的行政体制改革。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规范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以便从制度上预防贪污贿赂行为。（3）在2008年5月上任后，梅德韦杰夫总统更加注重从制度上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在组织上，他再次成立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在立法上，加强反贪污贿赂立法的工作。例如，督促制定《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和《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它们的制定颁布，有力地推动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历史进程。 （三）循序渐进地推进反贪污贿赂法治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开始进入全面快速的“社会转型期” 24。在转型期纷繁复杂的民族矛盾、社会冲突相亘交织的形势下，俄罗斯联邦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得以顺利进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俄罗斯联邦在总结苏联剧变时期激进式改革惨重教训的基础上，向中国学习，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以避免国家政局和社会的动乱25。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坚持循序渐进型改革道路的结果。其“循序渐进”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在拟定三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的基础上通过反贪污贿赂法。俄罗斯联邦在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三位总统长达19年的任职时间里，先后拟定三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并最终在时机成熟时，于2008年通过了反贪污贿赂法。（2）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推进过程，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它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反复修改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不像发达国家法律那样一次定型26。所以，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是一个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修改补充，并逐步完善的过程。 （四）力求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典 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典，始终是俄罗斯联邦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追求。早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之时，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以竭止当时日趋泛滥的贪污贿赂之风，就是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联邦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1990-1999年俄罗斯联邦经济连续十年滑坡，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正是由于转型期特有的困难和矛盾，俄罗斯联邦的犯罪问题（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呈现出“爆炸”局面27，更加大了俄罗斯联邦对制定反贪污贿赂法的政治需求。其间两易其稿就是最好的明证。在普京时期，俄罗斯联邦也一直没有停息过对制定统一反贪污贿赂法的讨论。只是由于普京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所需，才延缓了这一进程。其表现, 是国家杜马仅在2002年一读通过《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草案》28。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伊始，便开始努力弥补在反贪污贿赂领域立法上的缺失和制度上的不足，以便从根本上消除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的基础。他先是重组了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接着在2008年7月31日批准了《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然后，又于2008年12月25日签署联邦法律第273号令，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 三、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规定了反贪污贿赂的预防机制、国际合作机制等很有特色的反贪污贿赂制度。29该法的制定颁布，使俄罗斯联邦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的转变。 （一）明确界定“贪污贿赂行为”的概念，确立反贪污贿赂的基本原则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1条规定，“贪污贿赂行为”是指国家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公务员实施的以下两种行为：（1）为了给自己或者给第三人谋取以金钱、贵重物品、其他财产或财产性服务、其他财产权为形式的利益，而违背国家和社会的合法利益，滥用公务地位，行贿，收受贿赂，滥用权限，实施商业贿赂的行为，或者自然人非法利用自己职务的其他行为，或者由其他的自然人向第三人非法提供类似利益的行为；（2）以法人的名义或者为了法人的利益而实施上述1项中所指出的行为。与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公布的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中关于“贪污贿赂行为”的界定，明显扩大了“贪污贿赂”的主体范围和客体范围30。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3条确立了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行为的基本原则。它们包括下述原则：（1）承认、恪守和?I卫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原则；（2）法制原则；（3）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公开和透明原则；（4）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必须承担责任原则；（5）综合采用政治的、组织的、新闻宣传的、社会经济的、法律的措施，专门措施和其他措施原则；（6）优先采用预防贪污贿赂措施原则；（7）国家与社会团体、国际组织和自然人合作原则。 （二）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制定颁布，改变了以往主要靠总统命令和指示惩治贪污贿赂的尴尬局面，为各种护法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的联合行动奠定了法律基础，从而使俄罗斯联邦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变。 1、奠定反贪污贿赂的法律基础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2条宣布,“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标准,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本联邦法律,其他的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总统的、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其他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法律文件构成反贪污贿赂的法律基础”。 2、确立反贪污贿赂的组织基础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1条和第5条确认了反贪污贿赂的组织基础。其主要内容包括下述两个方面：一是确定了反贪污贿赂主体的范围。反贪污贿赂主体包括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市民社会机构、组织和自然人。二是对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会议、联邦政府、联邦主体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联邦检察机关以及审计机关在反贪污贿赂领域的职权范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三是规定由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和其他人组成成立反贪污贿赂协调机关。后者的主要职权包括：(1) 协调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反贪污贿赂活动；(2)拟定并向联邦总统、联邦政府、联邦会议以及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提交相关命令、决议、指示的草案。 （三）从“分散反腐”转向“系统反腐” 《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在2008年颁布实施后，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斗争逐步由“分散反腐”转向“系统反腐”。这不仅表现在《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为反贪污贿赂主体的联合行动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法律保障，还表现在它确定了反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性措施、提高反贪污贿赂效率的基本活动方针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诸项内容。 1、建立反贪污贿赂的预防机制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6条规定，应当采取以下基本措施来预防贪污贿赂行为的发生：（1）在社会上营造不能容忍贪污贿赂行为的氛围；（2）对法律文件和法律文件草案进行反贪污贿赂鉴定；（3）对希望担任公职的公民提出专门知识技能水平方面的要求，并且依照规定程序审查其提交的各种信息31；（4）把不提交关于自己、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务的信息或者提交明知是虚假的和不完整信息的行为，规定为拒绝录用、解除公职的依据；（5）对公职人员晋升、授衔、奖励、表彰之时，廉政情况是其中的重要考核内容；（6）对反贪污贿赂立法的遵守情况，实施社会监督和议会监督制度。 为了避免公职人员由于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的利益冲突而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滋生贪污贿赂犯罪的可能性，《俄罗斯反贪污贿赂法》第10条和第11条还规定了在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存在利益冲突时的预防和调整程序。 2、确定国家机关在提高反贪污贿赂效率方面的基本活动方针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7条用21款的篇幅,对如何提高反贪污贿赂斗争的效率作出详细规定。它们包括：（1）在反贪污贿赂方面奉行统一的国家政策；（2）建立护法机关、其他国家机关与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的互动机制；（3）鼓励国家公务员、地方自治公务员以及公民积极参与反贪污贿赂的斗争；（4）建立对国家机关活动的社会监督机制；（5）为相应的活动领域制定统一的禁止性规定、限制性规定和许可制度，以便在该领域保证预防贪污贿赂；（6）对国家公职人员规定统一的权利、义务、限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7）保证政务信息公开；（8）保障大众新闻媒体独立；（9）保障法官独立和司法独立；（10）完善护法机关和监督机关反贪污贿赂活动的组织；（11）完善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的任职程序；（12）为满足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需要而实施的工程招标等要保障公开和客观的竞争性；（13）进一步规范经济领域的各种行为；（14）完善公有财产的使用程序、转移程序和私有化程序；（15）改善国家公职人员的待遇；（16）完善流失国外的涉案资金的国际处理机制；（17）加大对公民和法人诉愿中所包含问题解决情况的监督；（18）将国家机关的部分职能转交给自我调整组织以及其他的非国家组织；（19）裁减国家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公务员的数量；（20）提高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和它们的公职人员因不采取措施消除贪污贿赂产生原因方面的责任；（21）使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限的行政规则和职务规则最佳化和具体化。 3、确定反贪污贿赂的国际合作机制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4条宣布, 俄罗斯联邦依照所签署国际条约的规定，并根据互惠原则，在反贪污贿赂领域与外国政府,外国的护法机关、专门机关或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国际合作的形式包括：（1）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查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址，以及查明参与贪污贿赂犯罪的其他人的地址；（2）查明因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而获得的财产，或者查明作为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工具的财产；（3）在必要时，提供客体或提供物品的样品，以便进行研究或进行司法鉴定；（4）交流反贪污贿赂问题方面的信息；（5）协调预防贪污贿赂的活动以及与贪污贿赂作斗争方面的活动。另外，还规定,未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定居的外国公民或无国籍人士以及依照外国立法成立的具有责任能力的外国法人，国际组织以及它们的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外国组织），被控告（被怀疑）在俄罗斯联邦境外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的，应当在俄罗斯联邦所签署国际条约和联邦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依照俄罗斯联邦所签署国际条约和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依照俄罗斯联邦立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8条和第9条，比较详尽和系统地规定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它规定，希望担任或者已经担任国家机关或地方自治机关公职的人员，必须向所在机关提交关于自己、自己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务的信息（构成国家秘密的“秘密信息”除外）。禁止将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公职人员提交的以上信息用于其它目的或者故意泄露。但是，依照俄罗斯联邦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程序，可以将关于国家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公务员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务的信息交付大众新闻媒体公布，以便对其进行监督。任职机关可以独立地或者依照俄罗斯联邦总统规定的程序，向护法机关或其他监督机关查询它们所掌握的关于国家公务员或地方自治公务员的，以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务方面的资料，以检查公职人员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加入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时,不按照上述规定履行申报义务的公民,以及己任职的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公职人员，将被拒绝录用或者被处分、解职。此外，国家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公务员有报告向其行贿情况的义务。最后，《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12条还对曾经担任国家公务或地方自治公务职位的公民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五）强化并完善对贪污贿赂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13条和第14条规定了对贪污贿赂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俄罗斯联邦公民、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实施了贪污贿赂违法行为的，均应当依照俄罗斯联邦立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和纪律处分。实施了贪污贿赂违法行为的自然人，可以依照俄罗斯联邦立法的规定，根据法院判决剥夺其担任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一定职位的权利。以法人名义或为了法人的利益组织、准备和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的，或者实施违法行为以便为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创造条件的，可以依照俄罗斯联邦立法的规定，对法人适用相应的责任措施。 四、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法治进程不是一个孤立的经验，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全面而又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顺利开展意义深远。我国反腐败法治和反腐败斗争的推进，应当在立足本国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经验教训，完善自身。同时，还要坚持循序渐进的改革模式，切忌急功近利，一蹴而就。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及其特点，反贪污贿赂法的主要内容，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制定统一的反腐败法，构筑反腐败法律体系 近年来，党中央一直在进行反贪污贿赂的规范制定工作32。2009年9月19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规定：依纪依法查处和整治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问题；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抓紧制定一批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扎实推进一批改革措施，坚持不懈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引向深入33。但是，我国反腐败法的立法工作进展缓慢，还没有进入全国人大的近期立法工作规划。而现实和实践表明，制定一部集司法组织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行政法等于一体的《反腐败法》或者《反贪污贿赂法》,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头等大事。同时，我们还应当适时地修订和完善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34，努力推进反腐败的地方性立法工作，以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法律体系35。而这部综合型反腐败法典究竟采取什么模式、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原则、具体的制度如何安排，都将成为制定反腐败法典所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可以说，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尤其是其在《反贪污贿赂法》中所确定的一系列新的制度和机制值得我们在进行相应的反腐败立法工作中参考和借鉴。 （二）反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领导和规划 应当指出，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不仅在于俄罗斯联邦三任总统为首的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动，还在于对反贪污贿赂立法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例如，2008年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公布的《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对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工作进行了整体性规划。制定颁布《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仅是该计划的第一点内容36。在我国的反腐败法治进程中，同样需要统一的规划和领导。200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就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作为中共中央印发的第一个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规划，它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的纲领性文件37。有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规划，接下来的主要任务便是贯彻和落实规划精神。因此，为使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需要按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要求，大力推进我国的反腐败法治进程，以取得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质性胜利。 （三）反腐败需要在立足国情的前提下渐进式展开 转型期应当是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时期。在社会变革时期，要反对激进主义的改革主张，坚定不移地走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38俄罗斯联邦处于转型期的这一国情，决定了反贪污贿赂法治化进程的“渐进性”。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经历了“起步”、“推进”和“完善”三个阶段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我国目前与俄罗斯联邦一样，也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腐败问题也成为我国社会的一大顽疾。在转型期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面临富国强民的主要任务。只有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相结合，只有建立在社会、政治与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上，我国的反腐败法治才能深入、顺利地进行。同时，我国的反腐败法治和反腐败斗争同样要走渐进式发展道路，在实践中不断磨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切不可急功近利。 （四）加快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在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进程中，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始终是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员最初的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 是由叶利钦的总统令确认的39。而它的进一步完善,是由2008年12月30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完成的。在我国，早在1989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财产申报法》的立法建议。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由于时机不成熟等种种原因，由法律确认的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尚未出台。但是, 我国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最终会确立的。确立的法律形式大致有下述三种：（1）借鉴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经验，由我国即将制定的《反腐败法》或《反贪污贿赂法》予以确认；（2）在《反腐败法》或《反贪污贿赂法》出台之前,制定单行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对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专门性立法规定；（3）不单独制定单行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而是通过修改补充我国现行的《公务员法》，把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纳入《公务员法》。对比以上三种方案，笔者认为，第一种方案是最佳的选择方案。 （五）建立健全从预防到惩治的反腐败综合治理体系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明确界定了“贪污贿赂行为”的概念、确认了反贪污贿赂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反贪污贿赂的预防机制、国际合作机制、财产申报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反贪污贿赂制度和措施,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的转变。同时，也可以说，《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确认了一个从“预防”到“惩治”的反贪污贿赂综合治理体系。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借鉴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的立法经验，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1）建立和完善反腐败预防机制。惩治腐败，重在“防患于未然”。而且，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也明确指出，“要坚持惩防并举、重在建设，强调要以建设性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重视预防”。（2）健全和完善反腐败责任追究机制。要惩治腐败现象，不能仅仅采取说服、教育、批评以及舆论监督的手段，而是要注重法律制度建设，强化和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由“权力问责”转向“制度问责”，这样才会走出“治标不治本”的反腐怪圈。（3）强化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腐败问题已经超越国界，日益演变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反腐败法治要始终注意国际合作。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并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这为我国在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4）设立专门化的反腐败机构和组织。在反贪污贿赂方面，俄罗斯联邦不仅设立了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联邦议会两院的反贪污贿赂委员会, 而且在总检察院成立了反贪污贿赂立法执行情况监督局，在联邦内务部成立了经济犯罪侦查局等等。笔者建议，我国应在原有的传统型反腐败组织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并构建专门化的反腐败机构和组织，以利于我国反腐败法治的开展。 刘向文（1943-），男，河南开封人，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ПбГУ)联合培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生，郑州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本文系郑州大学法学院刘向文教授主持的2011年河南省教育厅重点基地项目“俄罗斯转型期法律制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1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лан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коррупции //〔Электро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http：// www. rg. ru. 2008 / 08 / 05 / plan-dok.html ．此计划无论从直译角度还是从意译角度，都应当译为《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但是，从去年以来, 我国新闻媒体多采用反腐败一词。所以，一些记者和学者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译为反腐败法，将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译为反腐败计划。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在翻译俄罗斯联邦法律和研究俄罗斯联邦法律制度时，应当尊重俄罗斯联邦存在的客观事实。那种随意将俄罗斯联邦法律或俄罗斯联邦法律制度都翻译成我国法律和法律制度名称的做法, 是不妥当的。 2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корруп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Электро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http://www.rg.ru/2008/12/30/korrupcia-fz-dok.html． 3详见刘向文著：《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的理论与司法实践》，载梁国庆主编：《国际反贪污贿赂的理论与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笫331-389页。 4俄罗斯联邦于1992年拟定了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Проект Закона о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议会两院虽通过了该草案，但该草案最终被搁置。（Проект Закона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корруп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См．：Андрей Шаров．Спецпрокуратура против коррупции //〔Электро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http：// www. rg. ru.
阅读更多茅于轼：房地产已无药可救 进入专题 ： 房地产 ● 茅于轼 （ 进入专栏 ） 房价回调是否预示着政府的调控有效?会下跌多少?房地产的救药良方到底在哪里?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接受南都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无药可救，最后必然会走向破灭，届时房价下降50%都不过分，因此他建议老百姓现在不要出手买房。 同时，茅于轼完全否认限购限价措施对楼市的作用，他特别提醒，保障房是为了保障最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而不应该是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不应该纳入其中。 谈房企民营开发商发展瓶颈在于资金 南都：浙江绿城近期多个项目出让，凸显了民营房企在楼市调控之下的生存危机，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茅于轼：房企为什么会赚这么多钱?直接原因是房子在不断涨价。买房人赚钱，卖房人也赚钱。 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看到(市场)情况在变，可是很多房地产开发商看不到这些变化。所以现在房子不好卖，借了钱还不了，(他们)就发生了资金链断裂。 南都：为什么这种现象在民营房企较为普遍，国营房企相对好一些? 茅于轼：国营房企与民营房企的区别在于它能弄到钱。但是大环境决定了无论国营还是民营，房地产业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我前年就提出这点，我的房地产朋友很不喜欢听我的话，他们说你给我捧捧，我说如果我捧的话就是害了你们。可惜懂这个的人不太多。 南都：很多民营企业受宏观调控的影响最大，发展瓶颈在哪里? 茅于轼：就是资金问题。 南都：因为没有资金，所以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 茅于轼：大银行是不服务中小企业的。这个全世界都一样。美国有8000多家银行，大部分都是小银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不严重。 南都：中国民营房企未来发展空间在哪里? 茅于轼：资金问题不解决就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他们现在最大的融资渠道就是民间借贷。现在政府要将这块砍掉，民间反应很大，因为民间借贷这块没了，就会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对金融的垄断。 南都：郎咸平曾说过：中小房企消失后，房价会越高。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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