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郑永年: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2012-01-03）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假如我是真的 [时事漫画] 分析员：美经济今年料继续疲软动荡 [达芬奇造假风波] 潘庄秀华：为还自己清白反击 [名家专评] 蔡逸儒：台湾大选前展望两岸关系 郑永年专栏 　　社会管理近年来已经提到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这非常容易理解。在很多年里，主导中国发展的唯一主义就是“GDP主义”，以钱为本，破坏社会。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深切感受得到的。社会管理概念的提出，表示国家发展的新方向。至少从两方面来说如此。第一就是要改变从前的做法。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对社会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贴疮口贴”的办法，就是在“疮口”上贴上一层又一层的“疮口贴”，而不是动手术来治愈“疮口”。结果里面越来越烂，而外面看来还过得去。另外一种就是“击鼓传花”的做法。有人说，中国各级政府现在是怀里抱着一个定时炸弹，但不是去拆除炸弹，而是努力想把这个炸弹传给另外一个人，从一届政府传给另一届政府。很显然，这两种办法都是毫不负责任的。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早爆发比晚爆发要好。社会管理首先就是要直面现实，承认问题的存在。 　　第二个方面更为重要，就是中国政府已经决心要花最大的力气，不惜一切成本来解决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负起责任来。社会改革这个门槛必须跨过去。如果跨不过去，社会就没有出路。原地踏步，维持现状已经不可能了；要回到过去强权统治的时代也不可能了。但如果跨过去了，中国社会就会有无限的希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去年年底在广东发生的乌坎事件和广东领导层处理事件的做法表明这个门槛必须跨过去，并且执政党也有能力跨过这个门槛。在中国，广东具有代表性。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先行一步，很多社会问题也率先积累起来，爆发出来。其他省份或迟或早也会这样。现在广东在省最高领导层的关注下，理性地解决了问题。这表明，执政党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也不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和制度背景，是制度不作为，政府不作为的结果。勇于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广东不应当成为一个特例，而应当具有普遍性。如果广东能够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杀出一条血路”，那么其他地方也应当这样。 　　应当指出，在看待乌坎事件上海内外现在存在着两种偏差。一种是微观错误，把其仅仅视为是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腐败问题和处理问题不当所致。结果，往往是开除几个地方官员，找几个“替罪羊”，不了了之。实际上，地方官员，无论是行政当局还是司法系统，都是被制度训练成“如此这般”地解决问题的。在很多场合，他们不是没有其他的思路来解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而是如果不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来解决问题，就会犯错误。而腐败问题、土地财政等更是中国宏观制度层面的问题。宏观制度不变，地方政府和官员就会继续成为牺牲品。 中国社会力量仍然薄弱 　　另一种是宏观错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国式（或者左派）的看法，即一些人把中国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村问题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联系起来，例如把它们和市场化联系起来，认为是各级政府不坚持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另一个层面是西方式（或者自由派）的看法，即简单地把这些问题视为是缺少“民主化”造成的，一些人总是把中国社会问题和“民主化”的概念联系起来。前几年，一谈到中国问题，就想到了颜色革命；而去年则把同类问题和阿拉伯国家的“革命”联系起来。 　　诸如此类的思维很难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理性的认识；这些思维之下的解决方法自然也难以真正解决问题，而往往适得其反，导致问题每况愈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也是经济制度、行政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单一制度因素所造成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首先是社会力量过小的产物。迄今为止中国社会还没有发育起来。传统计划经济下不存在真实意义上的社会，因为所有社会空间被国家所挤占，所有社会力量被国家所消化。上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理念。但那个时候，社会刚刚从计划经济分化出来，力量极其微弱，这个改革理想很难实现。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社会空间和社会力量有了很快的成长，但因为有关方面对之仍然采用控制和压制的手段，社会没有被组织起来，面对政治和经济力量，社会力量还是非常弱小。社会既没有自我管理能力，更没有纠正各级政府官员之错误的能力。各地多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抵抗和抵制运动，但并没有转化成为当局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举措。不过，这些年的经验也表明，到最后社会必然会有暴力的出现，因为暴力往往是社会自我保护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经验。 　　政治因素更为显著。例如基层腐败的现象。日益扩展和深化的腐败的确令人担忧。多年来，大家都在指责基层，诅咒地方官员，但很少有人来分析腐败之原因。其实，基层的腐败仅仅是中国总体政治环境的一个缩影。简单地说，它是执政党“城堡政治”的产物，即执政党的政治和社会、人民严重脱节的恶果。中共有8000多万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如果党员能够发挥作用，中国社会还会出现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吗？尽管中共的力量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显然和社会没有建立有机的联系。各级党政组织修筑了大大小小的“城堡”，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他们需要从社会吸取资源来生存和发展，但往往置社会的发展于不顾。同时，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社会力量难以参与进来，这必然发生自我腐败，自我腐烂。“城堡”之内，各方也设立了各种反腐败的制度和机制，但大多都是“左手规制右手”，毫无成效。只要有“城堡”，“围城”现象也必然发生。要从社会吸取资源，但不能顾及社会利益，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互动模式。也应当看到的是，这次乌坎事件表明，社会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修筑自己的“城堡”，不让政治力量渗透进来。但不管是何种情形，“城堡”现象必然造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严重对立，甚至冲突。

郑永年：中国的文化现状及其“走出去”困局 进入专题 ： 文化体制改革 走出去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     中国数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国文明也曾经为西方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方启蒙时代哲学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理性主义文化。我们常常强调“四大发明”，这些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实践领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而达至西方。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是中国的文官制度。传统上，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有效的文官体系。那么大的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建立帝国的是武力，但统治帝国的是发达的文官体系。西方也经过帝国时代，但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的文官体系。西方从近代国家的产生，到后来的民主政治的转型和运作，没有文官体系是不可想象的。隐含在中国的文官体系里面的几个原则，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是皇权和治权的分离。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权力，即治权或者相权（宰相）是向社会开放的。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来录用官员。这和西方历史上的家族统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引入了中国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现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而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前提条件。     二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变的，但如何保证一个国家的政策的连续性呢？如何保证治权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中断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关键。在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规则的制约，但文官制度的运作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这一点在任何一本西方教科书都会有论述。     三是文官的轮流掌管不同部门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掌权，皇帝会把他们进行调动，类似于现在人们所说的“干部交流制度”。这里有两个目标，一是防止地方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形成，二是为了让官员积累治理不同地区的经验，便于他们升迁，累积治理整个国家事务的能力。这一点对近代西方国家政权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说在亚洲了。     这里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传统中国也是等级制度，有“士、农、工、商”等，但中国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的等级制度，例如基于宗教、种姓、民族等之上的等级制度。对中国的儒家来说，人只有“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之分，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传统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接受教育的权利为社会的绝少数人所垄断。中国的“有教无类”思想对西方后来的“大众教育”影响很大。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往往垄断知识，中国本身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制度，但“有教无类”的思想则在西方演变成为“大众教育”制度。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逐渐民主化，而大众教育则构成了大众民主有效运作的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这里我们可以从讨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运动开始。随着经济崛起，中国感觉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文化“走出去”，中国其它方面的“走出去”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业“走出去”往往被视为是对外在世界的威胁，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等等。所以，这些年中国正在努力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包括孔子学院、各种名目繁多的“媒体走出去”项目。那么，这些“走出去”项目的国际命运怎样呢？在何种程度上成功了？     　　     营销效果取决于实际内容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营销，你要推销产品，首先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孔子学院在做什么呢？在推销中国语言。各种媒体“走出去”项目在做什么呢？对西方来说，中国是在做“出口转内销”的努力，就是说中国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概念，经过中国包装之后再出口西方。     实际上，如果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客观形势不容乐观。简单地说，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即西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正在急剧扩张，而中国文化则越来越处于守势。     西方文化，也就是地中海产生和开始兴起的文化，仍然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这个文化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又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西方文化基于宗教之上，具有使命性。这种宗教使命一直是推动其无限扩张的巨大动力。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的是，这种文化尽管还具有宗教性质，但很多方面已经被世俗化，也就是不再具有原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在亚洲尤其是东亚，这种变化更有利于其传播。     另一宗教文化，即穆斯林文化，近年来因为西方反恐怖主义战争，似乎处于守势，甚至消退。一些人把穆斯林文化简单地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穆斯林文化总体上并非鼓励暴力。从事恐怖主义的也只有穆斯林文化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极端的基本教义派。实际上，这些年来，尽管有西方的反恐战争，穆斯林这些年在世界上的扩张相当迅速，并且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即使在基督教为主的欧洲社会，穆斯林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在欧洲，穆斯林信仰者和基督教信仰者经常发生冲突，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穆斯林在欧洲的扩张。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穆斯林的扩张同样迅速。     如果和基督教文化相比，穆斯林文化的扩张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上所说，基督教文化倾向于世俗化，或者说世俗化成份在增加。推行基督教文化的主体是作为这一文化产物的世俗政府。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努力推行其民主、自由为载体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穆斯林文化圈内，政府的力量相对软弱，并且也没有类似自由、民主那样的吸引人们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西方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体系，也对穆斯林文化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穆斯林文化扩张的主体就是社会本身。这是一种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扩张。从长远看，会不会随着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穆斯林文化会占据越来越多的信仰空间？这需要人们的关注。     　　     中国文化处于守势     　　     和这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国尽管有经济崛起，但文化则处于守势。这种守势，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是很显然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思维本身就已经相当西方化了。中国现在所进行的文化推广活动，尽管声势浩大，但不会对中国文化的扩张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中国缺少的是一套核心价值（core 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shared value）。很显然，中华文明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共享价值，那么就会被前面两种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     关键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品，更没有基于文化产品质上的话语权。西方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国。中国很难再继续依赖传统来推销自己了。不求进步，光想着从传统中找些什么，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已经解释不了当代中国。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传统传承的一方面，但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中国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当然，这种巨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来的历史。这要就我们生产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追求新的话语。没有这些，一种新的文化无从谈起。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吗？这种新文化能否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呢？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仅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为处于其它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接受。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离这个目标还远得很。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让“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这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强行推销到其它国家，强迫其它国家接受，那么便不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中国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现在所有的产品是复制品，具有浓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不简单照抄照搬，要不就是应用性，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很难像一些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更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国那样把自己打扮成是西方国家。中国强力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但什么是中国自己的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很多年里，在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大家都在呼吁“文化创新”。但是效果怎样呢？这些呼吁往往沦落为简单的政策口号和政策运动。现在国家有钱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块蛋糕。能否把得来的钱用在文化创新上呢？没有人能够知道。但以往的经验告诉人们，一旦得到了钱，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钱能够用到“文化创新”的领域，也不见得能够保证文化创新。     实际上，从历史上看，钱不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条件。欧洲丰富的文化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钱是结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创造都是在贫穷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西方，如果去掉了那些在贫困潦倒的条件下进行艰难创作的哲学家、小说家、画家、音乐家，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如此吸引我们了。实际上，一旦个人或者文化的创造者沦落为钱的奴隶的时候，就很少与文化创造相关了。要进行文化创造或者创新，就要寻找另外的途径。     缺少文化发展和创新使得中国文化很难“走出去”。不仅如此，正如上面所讨论的，中国文化的生存空间反而受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巨大的挤压。不过，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它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人们可以相信，中国可能也能够再次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要不就被消解，要不再次重生，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必须重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创新的全部意义。     　　     注：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为浙江人文大讲堂所作题为《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的演讲节选的第二部分。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化体制改革 走出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715.html    

海外新闻网站博讯推出了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毛派乌有之乡网站也推出了2011年的“十大汉奸”评选活动。 *博讯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 2009年以来，博讯一直在评选百大公共知识分子。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基本和去年的差不多。 不过，博讯的评选和公布方式，今年和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的，比如，维权律师维权组织；新闻和传媒界；作家、记者；学者；政界人士；网络人士；等等。而今年则按拼音排列。去年第一位是莫少平，第二是滕彪。今年第一位是艾未未，第二位是艾晓明。 *中国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国内的知名人士如刘晓波、贺卫方、崔卫平、茅于轼、杜光、杜导正、江平、焦国标、辛子凌、吴稼祥、陈子明、夏业良、徐友渔、刘军宁、袁伟时、鄢列山、于建嵘、余世存、应克复、周瑞金、张思之、资中筠、沙叶新、张鸣、周志新、任志强、胡舒立、等均在名单上。 *海外的公共知识分子* 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如胡平、蔡楚、陈破空、何清涟、廖义武、廖天琪、李剑芒、李晓蓉、刘亚伟、苏雨桐、吴国光、王军涛、王澄、万延海、萧强、夏明、杨恒均、杨建利、冯崇义、陈维明、郑永年、张裕，陈志武，陈丹青也在名单之上。 *港台公共知识分子* 另外，香港的北风、长平、陈平、金钟、闾丘露薇、钱钢、张成觉以及台湾的龙应台也被列入名单。 *CCTV的公共知识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列入名单的几个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柴静、韩寒、李承鹏、刘苏里、王克勤、五月散人、熊培云、笑蜀、杨继绳、周志新。特别是柴静，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记者。 *方舟子首次进入排行榜，但“绝不接受”称号* 还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今年也登上了博讯百大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方舟子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知道这个网站，不认同这个说法，也不同意被列入这个排名榜：“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在国内已经坏掉了，被一些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把名声搞臭了。我绝不会去接受这样的称号。” 方舟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拿到了生化方面的博士学位，是美国互联网站‘新语丝’创办人。 *乌有之乡网民选方舟子入十大“汉奸”行列* 方舟子虽然被列入了博讯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毛派网站乌有之乡也把方舟子列入“十大汉奸”候选人。乌有之乡12月20日推出评选“十大汉奸”活动，公布了一份候选名单，其中就包括方舟子。当然，这个名单还包括了也在“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上的贺卫方、辛子凌等人。 乌有之乡一网友(galysw)在评论方舟子时说：方舟子的主要“罪状”就是他“打击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文中说，方舟子的真名就象他的国籍一样，很多人并不清楚。文中说，“此人在1990年为达到出国目的，伪造直系侨属证明，欺骗学校和政府，并因此赖掉了应交的12500元培养费。” 这名网友说，方舟子“此人在美学习一无所长，回到国内呼风唤雨，高举学术打假大旗，诬陷一批中国的科学家，打击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极力推销转基因伪科学，误导中国人食用转基因毒素，妄图毁掉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实现其主子的邪恶目的。” *乌有之乡：CCTV白岩松也列入“汉奸”行列* 乌有之乡虽然没有把“百大”之一的CCTV的记者柴静列入名单，但是，把柴静的同事白岩松列入了，排名第二。该网友的评论说：“白岩松，一个板着一副面孔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占据着电视媒体的黄金时段，不断向国人灌输奴化思想和汉奸思维，吹捧洋奴哲学，压制民族精神，妄评砸“日本开拓团”碑不值、不用、也不提倡，反对抵制家乐福称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此人尽管没有很突出的汉奸言行，但他利用央视平台对国人进行汉奸教育，危害极大。”

郑永年：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 （2011-12-13）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要爱要爱要爱「生日会」 [时事漫画] 阁员增至22人 澳洲内阁局部改组 [全球金融风暴] 欧盟峰会错置问题焦点 [名家专评] 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 ● 郑永年 郑永年专栏 　　亚洲国家随着发展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了。这当然是西方的胜利，西方的崛起，而不是亚洲的崛起。亚洲通过学习西方而崛起，这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解释，也为亚洲大多数人所认同。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当然不是除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亚洲只是西方的延伸。 　　前不久，我在台北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模式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上，一个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这个问题提得很简单，但可以供我们思考一阵子。这里涉及到至少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中国需要文化崛起吗？第二，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第三，中国能够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吗？近来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对文化崛起和创新的讨论再次在中国盛行开来。对这里提出的三个问题的讨论或许能够深化人们对文化崛起和创新的艰巨性的认识。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尽管大多数人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强调的是经济崛起，但很多人已经开始涉及到文化方面。中国的执政党刚刚在今年9月召开的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文化的崛起，单向面的经济崛起并不能说是真正的崛起。经济崛起大多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计算的。一个国家的GDP很重要，但GDP只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并不能涵盖其他方面。举例来说，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1820年代，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还多。从现在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大国的象征。但很可惜的是，二十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八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体的12%，而日本是3%，美国则是1.8%。 中国古代王权并非集权制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在一个新兴国家面前不堪一击？表面上看，英国的胜利在于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洋枪洋炮。但如果光从军事武器来看问题，就会过于肤浅。再深入一步，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英国的不同国家形式。在西方来到中国之前的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拥有世界上很先进的政治体制，尽管王权体制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差不了多少，但中国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是最为先进的。但是这个体制一旦遇到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国家体制，就变得不堪一击。传统中国王权尽管理论上非常集权，但实际上往往是无比分权，即“无为而治”或“统而不治”。中国自己经常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这个体制。也就是说，这个体制没有很多制度建设，没有动员能力。王权所拥有的动员能力主要是维持王朝尤其是皇室服务的。因此，尽管当时中国拥有那么高比例的GDP，但这些资源并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转化成为政府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而英国呢？当时的英国所拥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政权形式，即主权国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之前，英国所有的是极其分散化的城堡政治。君主政治消灭了城堡政治，国家政治权力才能集中。尽管当时的英国的GDP并不算高，但国家能够有效动员资源和使用资源。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当时的英国也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那么问题在于，近代国家形式先崛起于西欧，这里就涉及到文化的崛起。西欧近代国家的崛起是中世纪后期西欧理性文化崛起的产物。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最初源自地中海地区，后来又逐渐容纳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文化。文化的崛起自下而上，文化最后的政治结晶便是近代国家形式。当然这种文化还具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自15世纪之后，不断产生着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尤其对英国来说，因为是海洋国家，英国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当时英国的船坚炮利是其硬力量的话，那么“自由贸易”便是其软力量。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文化崛起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这一角度来说，今天中国强调文化崛起和文化创新是一个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