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
（2011-12-13）
| 早报导读 |
● 郑永年
郑永年专栏
亚洲国家随着发展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了。这当然是西方的胜利，西方的崛起，而不是亚洲的崛起。亚洲通过学习西方而崛起，这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解释，也为亚洲大多数人所认同。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当然不是除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亚洲只是西方的延伸。
前不久，我在台北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模式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上，一个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这个问题提得很简单，但可以供我们思考一阵子。这里涉及到至少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中国需要文化崛起吗？第二，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第三，中国能够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吗？近来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对文化崛起和创新的讨论再次在中国盛行开来。对这里提出的三个问题的讨论或许能够深化人们对文化崛起和创新的艰巨性的认识。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尽管大多数人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强调的是经济崛起，但很多人已经开始涉及到文化方面。中国的执政党刚刚在今年9月召开的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文化的崛起，单向面的经济崛起并不能说是真正的崛起。经济崛起大多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计算的。一个国家的GDP很重要，但GDP只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并不能涵盖其他方面。举例来说，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1820年代，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还多。从现在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大国的象征。但很可惜的是，二十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八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体的12%，而日本是3%，美国则是1.8%。
中国古代王权并非集权制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在一个新兴国家面前不堪一击？表面上看，英国的胜利在于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洋枪洋炮。但如果光从军事武器来看问题，就会过于肤浅。再深入一步，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英国的不同国家形式。在西方来到中国之前的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拥有世界上很先进的政治体制，尽管王权体制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差不了多少，但中国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是最为先进的。但是这个体制一旦遇到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国家体制，就变得不堪一击。传统中国王权尽管理论上非常集权，但实际上往往是无比分权，即“无为而治”或“统而不治”。中国自己经常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这个体制。也就是说，这个体制没有很多制度建设，没有动员能力。王权所拥有的动员能力主要是维持王朝尤其是皇室服务的。因此，尽管当时中国拥有那么高比例的GDP，但这些资源并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转化成为政府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而英国呢？当时的英国所拥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政权形式，即主权国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之前，英国所有的是极其分散化的城堡政治。君主政治消灭了城堡政治，国家政治权力才能集中。尽管当时的英国的GDP并不算高，但国家能够有效动员资源和使用资源。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当时的英国也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那么问题在于，近代国家形式先崛起于西欧，这里就涉及到文化的崛起。西欧近代国家的崛起是中世纪后期西欧理性文化崛起的产物。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最初源自地中海地区，后来又逐渐容纳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文化。文化的崛起自下而上，文化最后的政治结晶便是近代国家形式。当然这种文化还具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自15世纪之后，不断产生着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尤其对英国来说，因为是海洋国家，英国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当时英国的船坚炮利是其硬力量的话，那么“自由贸易”便是其软力量。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文化崛起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这一角度来说，今天中国强调文化崛起和文化创新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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