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在饥饿，疲劳和孤独的状态下写出的诗句最最真诚，鲁迅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诗人皮包骨头，双眼布满血丝，胃里是盐水煮白菜，饿，可是又饿不死，累，可是又睡不着，孤独，无比的孤独，他想问为什么，可四周只有白的刺眼的墙，这时候诗人出现幻觉，写下一首诗。“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那些从死者，骨头里伸出的树叶，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当响。”这些语句无比纯净，高傲，敏感，惊心动魄。     致所有因诗意而死的无用之人   文/朱小福（Imperial College London）     1. 念中学的时候，每天上午的时间用来思考中午饭吃什么，下午的时间则一分为二，一半用来打盹，一半用来思考另一个问题，我以后要做什么。 我所在的中学，食堂菜色丰富，大师傅亦算和蔼。初中每天上午四节课，第一节课决定是去大食堂吃白饭加炒菜的套餐，还是去小食堂吃面和其它杂食，第二节决定套餐是要鸡肉还是番茄炒蛋，吃牛肉面还是炒面，第三节课决定吃完了饭是喝酸奶还是吃一个雪糕，第四节课决定酸奶和雪糕的口味。高中转学，每天中午去学校对面的粤菜馆，思考过程更为繁琐，略过不提。 中午饭之后的时间用来听音乐。标准的学生课桌，抽屉很大，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CD，听完一张，差不多就到下午上课的时间了。下午的课多半乏味，地理，历史，不过总比上午的数理化好那么一点儿。数十个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期的肉体挤在一件教室里，空气热哄哄的，漂杂着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我趴在桌上看四周的同学，有人发短讯聊天，有人看武侠小说，有人趁老师回过身写板书的时候，赶紧把藏在抽屉里面的小杯的泡面捧出来喝一口汤，吸溜着鼻涕把泡面再塞回抽屉里。 要我说，这种猪一般的生活实在是太美好了。     写杂剧的贾仲明说，“饱暖生淫欲。” 淫欲其实很好满足。对我来说，饱暖之后，比淫欲更可怕的是关于“我以后要做什么”的没完没了的思考。 高中应该选哪些课——大学要学什么——以后要做什么——我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如何才算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价值能否反应我的存在——我的存在是偶然还是必然——我是否在其它的平行宇宙中存在——我在其它宇宙中的选择是什么——宇宙的本源。 每个思考人生的人都是神经病。 化学老师撺掇我去学医。我觉得学医挺好，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积阴德，下辈子投胎还生在富贵人家。什么时代都少不了医生，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谁能长生不老，一辈子健康？随便什么地方长点脓肿肉芽，都得求我治，我把该切的一刀切了，剩下的杂碎缝缝补补，你能不给我钱？ 生物老师建议我去学遗传。我觉得学遗传挺好，人都不是人，人是遗传信息的载体，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行为都有其生物学意义，小孩子为什么怕黑？怕黑暗中的未知威胁，怕威胁带来死亡，怕个体的死亡不断累积造成物种的灭绝。遗传的力量很伟大，张三的儿子像张三，李四的儿子像李四，王二麻子的儿子不像王二麻子，坏了，王二麻子的老婆不是好人。 物理老师不太爱搭理我，我中学几年物理就没及格过，学到高二串并联电路分不清，学什么都不会学物理。 语文老师是个老头子，相貌不俗，伊常穿一件黑色羊毛大衣，长可过膝，头戴礼帽，脚上是黑色漆皮的balmoral lacing牛津鞋，还要一条大红色的开司米围巾作为亮眼搭配，极有海派风情。伊喜欢读我的作文，还问我作文的技巧。作文要什么技巧？识得三五千个汉字，读过几本闲书，平时是个话痨，谁都会作文。 决定文理科分班的时限快要到了。当时老头子已经退休，穿着伊的黑大衣，及其傲慢的在学校里走了几圈，遇见我，问我要学什么。我愁眉苦脸，我什么都不想学，委实不知道要选择什么。 老头子压了压礼帽檐，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写诗？” 说实话，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文科班有写诗这门课吗？” 老头子又说，“你应该是个诗人。” 说完伊就走了。 那次之后，老头子在学校里就鲜有露面。伊退休之后在家里闲着无聊，曾经到学校来无偿的给初中学生讲宋词，自己写讲义自己印，讲了一学期，应者寥寥，教学大纲里说了不考的宋词谁稀罕听，周敦颐比周杰伦酷吗？方岳比方文山帅吗？伊遂罢了手，似乎不久就到美国养老去了。     直到如今，好几年过去了，我每每想到伊彼时彼地那句“你为什么不去写诗？”就难以入眠，推枕绕室辗转反侧。我不知道是伊当时就看准了我爱和自己较劲儿的神经病气质，还是伊干脆就觉得我这辈子只配做写诗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事。 倘若时光能够倒流，我当时应该会一把揪住伊的大衣领子，“说清楚啊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就应该是个诗人啊——混——蛋！”   2. “诗人”，开玩笑呢吧？ 我读现代诗的起源，其实是读中国近当代史的副作用。 中学里的官配历史书都是三从四德女儿经培育出来的良家妇女，中国近当代史更是其中之最。初看伊，羞羞答答，什么话都是说一半儿留一半儿，掀开了盖头再看，一张寡淡的清水脸，放在人堆里怎么也显不出来，处久了就觉得乏味，教条框架太多，若是要求伊加点猛料，伊义正词严，“此乃青楼娼妓轻佻放浪之行，恕妾不可为。”等到过几年再看看伊，原来这婚姻从头到尾都是幻觉，您有一句真话没有？ 我受不了这个，家花不如野花香。我看到教科书上讲了开头，就得去故纸堆里找它不同版本的经过和结尾，正史野史，名人八卦，我在历史课上把这些大毒草夹在教科书里，看得津津有味。 文革的史料我看的最多，开始时我抱着端正的学习态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从各个角度剖析红色狂潮，解放思想廓清历史以史为鉴以求进步，后来我发现这么着不行，越看越糊涂。于是军事和经济就不看了，再过一会儿政治也不看了，只看文化，可是文化没什么好看的啊，主流文化只有八个样板戏，地下文学有手抄本和诗，手抄本就是黄赌毒大毒草，除了反特就是情爱，光《一双绣花鞋》我就看过三个版本，看来看去都差不多，女特务奶大腰细，男特务蛊惑青春少女，想炸的都没炸成，该死的全死了，忠诚的人民卫士万岁。 这么算下来，能读的只有诗。 文革时期的主流诗歌和太平天国时期差不多，洪秀全写的《天父诗》最好读，“因何当睡又不睡，因何不当睡又睡。因何不顾主顾睡，因何到今还敢睡。”文革时候的革命小将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水平，“红小兵，反潮流，写出诗歌千万首，首首诗歌如排炮，炮声隆隆轰鬼头。”这是比较好听的，差一点的还有，其中数《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最有名，此诗气势之豪壮，韵律之铿锵，纵观千古无出其右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朗诵诗需左手叉腰，右手挥舞毛选，双目平视前方，注意诗的韵律和格调，结尾处“滚他妈的蛋”应重复三次，同时屈膝扎侧身马步，以壮声势。 十年动乱促使地下诗歌在这其间蓬勃发展，文革初期的诗人多为风头正劲的高校中的红卫兵，他们创办诗社，油印报刊，通过诗歌宣传政治主张，后来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文艺青年”遭到了残酷的惩罚，死伤无数，受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潮流影响，充满哲学思想的诗潮也逐渐消弭。文革后期的诗人主要是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理想和现实的严重脱节造就了几十万人格分裂者，分布在云南，新疆，内蒙，东北，以及许多条件恶劣的边陲之地。他们白天坚信自己可以创造历史，晚上却在肮脏简陋的住所里用他们唯一擅长的无用之技排遣心中的彷徨苦闷和强烈的幻灭感。     在饥饿，疲劳和孤独的状态下写出的诗句最最真诚，鲁迅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诗人皮包骨头，双眼布满血丝，胃里是盐水煮白菜，饿，可是又饿不死，累，可是又睡不着，孤独，无比的孤独，他想问为什么，可四周只有白的刺眼的墙，这时候诗人出现幻觉，写下一首诗。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 “那些从死者，骨头里伸出的树叶，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当响。” 这些语句无比纯净，高傲，敏感，惊心动魄。 可是这些语句有什么用呢？在混沌的年代里，诗意不能长出橡胶树，诗意不能养出猪，诗意仿佛阴险的杀机，不但不能让营养不良的精神变的强壮，还会让本来就虚弱的灵魂死的更快些。   3. “也许他会冻死在寒冰，我望着迷蒙的雾，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只死去的大雁。他是那样的年轻，他死了，但流露着使人难忘的，笑痕。” 郭世英的《大雁》是他流传在世的有限作品中最漂亮最鲜活的一首诗。诗人是郭沫若之子，著名的北京文艺青年，文革时最先被镇压的两个“成形的资产阶级文艺组织”之一“X社”的创始人，另一个“成形组织”则是张仃之子张郎郎创建的“太阳纵社”，当时徘徊在这两个诗社周围的有北岛，食指，芒克，这些后来的著名诗人当时尚属思想萌芽期。这两个地下诗社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即被镇压，张郎郎被全国通缉，携女朋友私奔不成，被抓回来坐牢，狱友是遇罗克，遇罗克在1970年被枪毙，张郎郎运气好些，坐了十年的死囚牢，最终死里逃生。郭世英被捕之后被送去劳动改造，受了四年折磨，形式愈发严峻，隔离审查，严刑拷问，最终坠楼而亡，身上还绑着一把椅子，据说景象甚惨。郭世英的死因至今没有定论，是他杀还是自杀成了谜案。 总之年轻的诗人就这么死了，死的毫无价值。 当时与郭世英有交往的人零零散散的也写了不少回忆录，前些年逐渐浮出水面，但郭世英的形象始终有点模糊。大约因为但凡回忆亡人，口吻总是温柔，溢美之词甚多，反而失掉了其人的本来面目。牟敦白称其言必称“个性解放”，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周国平称其“极其真诚”，但也有传言称其早期“又红又专”。关于“X事件”的各种传闻也越来越扑朔迷离，但近几年却少有人提及，亲身经历文革的人逐渐年老，伤痕文学也已成了过时的产物，前几日在网路上看到有人撰文，呼吁人们停止追究“X事件”，让诗人rest in peace。 想来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死虽然蹊跷，虽然毫无价值，但终归还是悲壮的。一个因诗意而死的“苦闷的象征”，如今沦为各方茶余饭后的口舌谈资，甚至被拿来比对其父辈的种种，而那些置他于死地的诗，却没有人再读，这多多少少有些不堪。 大浪淘沙，时间过了几十年，今时今日许多灵魂依然苦闷，终究不愿意再为诗意牺牲。 有一天，闲来无事，看《我爱我家》，十几年前的北京味儿十足的情景戏剧，比现在的无厘头要有趣的多。其中有一集是说全家老少一起阻止小女儿师生恋，说班主任老师不是好人，是反动分子，“曾经贴过‘打倒江青’的大字报”，小女儿听了不忧反喜，“您太了不起了！您和张志新遇罗克他们是一样的人！”我听到这句台词，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些一直被视为禁忌话题的动乱中的牺牲者，也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称作英雄，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台词。     遇罗克是因言获罪的典型例子，他有普罗米修斯的心态，想作为牺牲的先例。他在文革之后的全民自我反思过程中被迅速的神化，成为一个时代的烈士，说到底他其实是个只信奉马列思想的教条主义者。可是他代表千百万被压抑的人发出反抗的声音，这是需要勇气的行为。《出身论》拿到现在，叫我们这辈人读，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他的思想已经被遗弃了。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否，他们始终是有信仰并且愿意为之付出性命的人，是一个时代的先锋和极少数派，因此他们就不应该被历史剔除出去。而十几年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又逐渐成为了隐秘的话题，被人有意无意的忘却。 好在还有人一直在我们耳边说，时代是在进步的。 在网路上看到了张郎郎的回忆，“在大的政治动乱中，个人就是牺牲品。你最好当一个旁观者，或者当一个记录者，那比牺牲更有意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白鼠，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 1970年，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了遇罗克的万人审判，“现行反革命”，“死刑”。 “啪”，又一个因诗意而死的人。 当时的目击者北岛为此写了一首诗。 “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4. 还是说诗人。 我觉得比较有偶像潜质的诗人是安东尼奥·波契亚，提到他的时候可以顺便卖弄一下因自杀早逝的意大利女诗人安东妮亚·波齐那，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说比较像绕口令。 时代变了，写诗写到被枪毙的情形大约不会再有，但是诗还是能要人命。 关于波契亚的介绍通常只有一句话，“阿根廷诗人，用一生的时间写了一首诗，《遗忘的声音》。” “用一生的时间写了一首诗！” 简直是“孤独致死”的代名词。 他的唯一的诗，没有形式，没有技巧，写完了之后一一标上编号。 “对于死去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与最遥远的星辰没有什么两样。” “我看不见泪河，是因为缺少我的一滴泪。” 太文艺了！太文艺了！ 我在夜里读他的诗，被感动的热泪盈眶，恨不得要去街上狂奔。 这才是写诗的最高境界，所有八卦，所有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所有与政治和时代背景有关的猜测都是庸俗透顶！ 我出生了，我写诗，我死了。诗人留给这世界的任何踪迹都不可寻，除了这唯一的一首诗，仿佛从天而降。 诗是无用的，就让它无用到底！ 前日看了一篇妙文，《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是上海女作家毛尖回忆八十年代的姑娘们供养诗人的风潮。文中提及马原，格非等等一票先锋文学青年，亮点甚多。文章最终的点题段落老调重弹，还是感慨“岁月神偷”，“青春不再”。但是本着“隔锅饭香”这个基本理论思想及其演化学说“别人的青春永远比我的有趣”，这篇小短文还是让我看的甚是眼馋，在图书馆里发出不雅观的啧啧称赞之声，艳羡之情溢于言表，毫无骨气，恨不能立刻拉一个诗人来养着。举目四望，满眼净是不知诗为何物的工科男，仰天长叹，“工科者鄙！” 我觉得我读理工科是个错误。不过大多数人的前半生都浪费在错误的事情上。我期望我晚年时能够闭门免谈世事，在杭州小孤山附近找个老房子住下，从此不问苍生问鬼神，把脑子里面记载着的“有用”的知识统统忘记，做一个在智商上毫无优越感的人。 烧死布鲁诺，烧得好！ 磕红丸，一天三颗！ 炼丹修禅，打卦扶乩，问籤求谶，正经事！ 等到那时，我每天想着无用的事，说不定能写出几句诗，不过是做不了诗人的。其一，作为诗人，我前半生污点太多，我读过理工科，亲历过数次暴乱，竟然没有去掺合一下；其二，我是绝不会因诗意而死的，反革命言论不写就不写吧，“孤独”的心境时常有，靠暴饮暴食排遣足矣，写诗赚不来酒钱，只能抖擞精神腆着一张老脸出山，“作文辅导老师侬要勿啦？数理化也能教！” 我又再次想起了老头子的那句话，“你应该是个诗人。” 终于等到了高中文理分班，我左思右想，虽然以后的日子应该衣食无虞，但还是想学个所谓一技之长，用俗世的标尺来衡量我的人生价值，事一事权贵，为五斗米折一折腰。于是乎怀着阴微的心情进了理科班，上午依旧思考中午饭吃什么，下午依旧打盹，依旧思考人生。第一次物理测验的结果出来，我一看，从分班之前的全班倒数第十变成了分班之后的理科班倒数第一。抬头瞧一瞧物理老师，伊真可怜，学识满腹，却要为了五斗米打发我这种学生。遂不再想，趴下便睡。 熬到毕业，上了一个因为理工科闻名的大学，写论文，做实验，坚信科学能拯救世界。有一天，我去找我的导师讨论伊新发表的一篇论文，该论文的数学模拟部分做的颠三倒四，我基本没看懂，伊说伊也没懂，我满心疑惑，“没用的模拟你放这儿干什么？”伊诡秘的一笑，“这个模拟做出来的图放在论文上好看。” 我想，就在那天我的“科学拯救世界”理论被碾的粉粉碎。 上到高年级，对科研成果里的水分见怪不怪，“这是被广泛认可的理论”等同于“我找不到参考文献”，“以三个菌种样本为例”等同于“其它的菌种都被污染了”，对论文中的语言偷梁换柱成了一个技术活儿。 认识了一个和我选了同一门课的黑人兄弟，伊实验报告分数极低，在实验室外面闷闷的抽烟。我看了伊的报告，伊真是个老实孩子，有一部分实验数据的误差比样本本身还大，伊也敢往报告上写。我教育伊说这报告不是这么个写法，伊那张大黑脸绷的笔直，“绝不在科学中弄虚作假”，我担心伊这么弄下去连毕业都有风险，伊说伊不在乎，伊真心的热爱科学，伊愿意一辈子泡实验室，哪怕研究出来的东西没有价值。 我的天，原来我错了。 理工科学校里也有这般愿意为“科学的诗意”而死的无用之人！     （采编：何凌昊；责编：尹桑）     您可能也喜欢： ＜妇女节特稿＞婆媳之争：中国女权史的一条线索 ＜天权＞卢瑟，伦敦和《金瓶梅》 ＜摇光＞责任的来源 本期主题：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评长春马六事件 无觅

作者： 旁听生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 社会 , 历史 , 文化 , 感悟随笔 , 人性 , 民情 , 道德 , 天理 , 文学 今日里谈天说地评元曲，先从之前北宋的宋真宗赵恒谈起吧。赵恒他作为宋朝第三位皇帝，披黄袍坐龙椅上，在位二十五年，总的来说，在他统治时期治理今朝所谓“国家”也者也真算有方的，学习下今日时政评论员口吻说的套话：在当时，北宋的政权体制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力比较强盛的，日新月异得真是像好肥大又不喜咬人的河蟹。这些活，今朝也有一些自认为不很一般点的主义爱国者听后，虽可能会摇一下下头，那就摇吧，只要不会把自己的头摇伤就是了。 公元1004年，辽国又入侵宋，宋朝大多数大臣建议不抵抗，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少数人极力主张抵抗，最后他们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双方在澶渊相交，宋胜。真宗决定就此罢兵，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或换取本王朝与辽的和平，定下历史教科书上常谓的【澶渊之盟】。这有点点疑似为今维稳论者爱弹唱之金曲：用钱能搞定的都不是大事！当然，其后至今也有很爱国者总说这是宋朝向北地番邦纳贡来换取和平的做法，也是一个软弱王朝的开始。好像说赵恒先生应该用这些白银、白绢，还要让万民百姓继续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三四年，再穿越到今米国或犹太，红俄之邦大搞一批爱国者牌导弹来扩大疆域，再让今红朝继承者来继承着，千秋万代不变色才是政治正确！我说此话政治上也算正确吧？更不是要暗中笑谁，且是现有引例的，有一位表演专家又委员者最近就很政治正确，他大义凛然批评说“比如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一到网络上，被恶搞成‘世界是你们的，也是儿子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那帮孙子们的’。” 如此说着，他给自己又如此照了一回像。这一 批评说本见此： / heinigo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4018 说着说着，说远了，真罪过。小的只认为从【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这对两边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来说，真正是最为难得的安定幸福的好时代！那一厚轴至今让多少文人兼古董爱好者津津乐道，为真或假千争万辩得津津有味的【清明上河图】得以有地下笔，徐徐展开。更可喜且最主要的是：还有好事还在后头；这位赵皇帝不仅没有让他治下万千民众一齐唱什么大救星类颂歌，反而面向朝野上下所谓的“读书人”作开劝学报告或号召——【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劝学人赵恒发出这号召虽称为“诗”，只能勉强算“打油”类吧。话又说回来了，这宋真宗勉强，勉为其难打出的这一桶油还真不算是地沟油的！在其后至今的一千年里绝大部分的岁月中，基本上一直很吃香的。读书人（只指男性而言）把这号召弄成简化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几乎人人心里头总默默念叨着，前赴后继，头悬梁，锥刺股还忍痛倾力响应这劝导号召，十年寒窗后，万头攒动，只为抢食这一桶皇家科举食堂里独供的好香、好鲜的油。只有前不算很久时也发生过的；在一九四九年后，特别是号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割命”的十年里，高考也被耄禁止了十年。宋真宗这类打油体被打出了比地沟油还罪恶的反动派或封建牌的坏名声。可君等还应当记得一九七七、七八年恢复高考时的空前盛况！端的是：千军万马挤抢独木桥。子曰：吾日三省身。吾平头百姓，省什么身呢，只能仿省着此一类科举史后在此乱说：宋真宗打的这油千年难腐，宋真宗还实在是宋正宗。“读书做官论”总打不倒的总原因概在天理人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吗？！ 哦，哦。真是忘记了，是谁后来让历史先借金人，再借蒙古人之手，铁骑劈刀，用暴力硬生生卷收了【清明上河图】。原来后之红朝文化大割命的先祖，先驱者，先锋队原来很有点像是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啊！需知在蒙元初期，统治集团内部有很多人都很鄙视被征服的汉民族，尤其是读书人，即后来清末民初时才出现的名词：知识分子。可这也说明了蒙元权贵心存之恐懼。他们废除摧毁了读书人的进身之阶——科举考试制度达七十多年之久。虽然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汉化日深，仁宗延祐二年正式恢复了科举，不但规模有限，名额数量上还有民族歧视。 现抄录蒙元朝失名人士写传的两首散曲为证： 【中吕】朝天子——志感（一）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德过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 【中吕】朝天子——志感（二） 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好和歹没条道。善的人欺，贫的人笑，读书人都累倒。立身则小学，修身则大学，智和能都不及鸭青钞。 啊呀，元朝的读书人好愤怒，当然愤怒得好有理！。可那么些个蒙元朝读书人如似今穿越剧般得以来见识一下今朝人世，只能瞠目结舌，瞠目而视！也许会觉得当时愤怒得实在有点早了吗？ 本朝一九四九年能正式立国，实借北邻红洋邦那斯头人之大力，更行北邻红洋邦之制度，改头换面转世的李自成们真正入了京，成了精。耄眼中“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 即在早年在各场“痞子运动”中的被耄赞扬“好得很”的各等样积极分子，先 化身为大大小小的革命者加老长工，老贫农，放牛娃和高玉宝们；再化身老革老红们，老八们，南下老干们，万山红遍，红遍了全国！他们四个兜的制服一披，一跺脚，四面颤抖！八面威风。吃香喝辣，既然每一寸土地，每一滴水全属阿公了，那就吃定阿公好啦！老牛嫩草一路啃去，老马识途一路踏去，血迹斑斑，血肉横飞。真胜利！草们，花们，藤瓜儿们，怎敢不莺歌蝶舞！革命群众更伟大的人民儿们，只能手舞足蹈。真解放！ 按红洋教之教义，而且更当然的，另一些人，只因祖上多留下了几分田产，身边有几两碎银，又多识了几个字，这统通都成了罪！自认为和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更都遭了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天真明朗，可又最爱好一样，非要百姓万民喊万岁不可！真邪门！人被分阶级、红黑四五类，八九等，各种刑罚手段专政之。又被城乡两种户口更无数票证捆绑之。你如侥幸，身在各种工作单位吃阿公，一条红色魔棒就拨弄得几乎个个人借革命以营私，人们整日里战兢兢或又恶狠狠，夺利抢食如斗鸡，人在无形栏栅笼罩里，心如暗獄比铁硬。更滑天下之大稽，大小头人酋长们还每日里手擂胸脯咚咚响，口称要解放全人类。“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好家伙！ 真正是顿时变成了猩社会来腥气象，全是新猩人！只不识天理、人性、道德和常识被丢弃在哪个角落里。至今找不回。 好容易天收了耄，改革了，开放了，第二个春天来了，郭沫若们和他的学生们又欢呼开了，一年四季全春天！六十余年来年年是春天。红歌不是这样唱的吗：“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这里！”而别人那里当然全是冰天雪地的长冬天！总之，改革开放无限美，*的领导第一条啦！小虫小鸟齐欢唱，小草小花又成长。又似乎，读书做官论大败读书无用论！我只知他们读的大都是邪门歪道的垃圾书！读书读成了什么样的怪东西，一身坏血病！ 六十余年来，就如此这般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教愚着。一代代新读书人演化成如什么思想，什么主义武装着的；大大小小的设计师们，工程师们，政工师们……真假文凭漫天飞，红朝遍地装大师！官帽学帽一叠叠，非博即硕，又哄又钻。一手硬，一手软，一手戴三个表，一手摸河石头，和谐地，科学发展地一代代的涌现在铁桶江山里领导着。还是吃阿公，虽然阿公阿民们冷不丁地，冷不防地总喊痛，无奈头脑四肢皆麻翻，酸软软地无人扶，人民的儿子还硬是要为人民！孝子成排围成墙！铜墙铁壁新长城，这么幸福得有特色的活着，你们还想咋的？！口号标语不断变，马教总是离不了。以不变应万变，诚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乎？只可恨总有些人民们总觉得维稳会，维持会里尽裸官，主义思想好画皮，红绿钞票赛亲爹！好奇怪，谁人把豹子胆借给他们了？ “智和能都不及鸭青钞” 。看看，原来是元 朝这些失名.无名的人民们早已看透当时，还预知了未来，好生了得！是哪只看不见的手老爱搞恶性循环的老游戏？ 说过了失名无名们的作品，咱再来说一个有名的吧。 我曾评写元散曲大家张养浩和张可久的一些主要作品。今再评又一个张姓人写的元曲儿，看有点点意思否？ 【双调】水仙子——作者——张鸣善 ——讥时 鋪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非熊。 这都是因太为国为民了，日夜操劳、操练给闹下的！眉头与眼睑展开、松弛、下垂时大如草蓆铺苫，这眼袋深厚，深刻得如此深沉、深远？深谋远虑，高瞻远瞩而冷静平静得早似有了伟大的战略部署，不由人不信他们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又似笑非笑，挤眉弄眼得很似慈眉善目；又很似安祥镇定的模样。怪不得早已位居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目空一切的，诚然是“司空见惯寻常事”。软绵绵得绵里藏针这一套不服不行！硬起来时，捋起衣袖，胳膊青筋毕现，挥舞斗大拳头，拍桌子打凳，操娘骂街赛过街市上的粗野泼皮，实力武力决定一切！谁的拳头大且先下手为强，万倾土地万钟粮，锦衣玉食岂能不永远独享？！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言乱语全成了标语口号、纲领规划、主义理论。这么些东西概莫能外，总而言之实际上全都是哄骗、哄闹、哄弄人的玩意儿！他们当然是当代英雄！谁能对此说“不”字！？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岐山凤鸣时的周公，卧龙南阳时的诸葛，天遣渭水旁的飞熊吕尚一一来转世。 看了上面曲子所形容的东西，一个个似非常了得！可惜在元末张鸣善眼里笔下，当时上层社会里这些人物全是些五眼鸡、两头蛇、三脚猫！怪物如妖真不凡。作者在此曲后半部这三句“鼎足对”似用今之漫画式手法辛辣地讽刺嘲笑了欺世盗名的权贵们。更似后之犹太天才作家卡夫卡之变形、象征、暗示之先行。让元之后如我等般的读者读得痛快淋漓大笑后，还可能遗留下什么种样的酸辛感觉？ 张鸣善，名择。自号顽老子，以字行。生卒年不详。祖籍平阳（今山西临汾）。家居湖南，或曰住武昌。后流寓扬州，元亡寓居吴江。曾做过官，任淮东道宣慰司令史。入明曾擢江浙提学，以病推辞征聘而隐居。【录鬼簿续编】载其有【英华集】，今佚。所作杂剧今知有【烟花鬼】、【夜月瑶琴怨】、【草园阁】三种，均不存。现存小令十三首，套数二套。其作品被【太和正音谱】列为最上品，评曰：“张鸣善之词，如彩凤刷羽。藻思富赡，烂苦春葩，郁郁焰焰，光彩万丈，可以为羽仪词林者也。诚一代之作手，宜为前例。”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说：“张鸣善能填词度曲，每以诙谐话讽人，令人绝倒。”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元末时的一个小放牛娃，小叫花子，小和尚成了朱明朝廷太庙里首席大和尚时，张呜善被委以江浙提学这一比今一省厅长还大的官椅子来坐，他竟称病推辞隐居为民。无论称气节，谓品格，只让四九年至今所谓“知识分子”的很大部分难受难堪得很！当然，很可能他们一个也不难受难堪，只庆幸得意得很。 敢于推辞杀人如麻的麻面大和尚朱元璋给予的官椅不坐，像这样大胆的行事举动，张鸣善可不是仅此一次。请再听他沉痛严峻地吟唱一曲吧： （双调）. 落梅风——咏雪 漫天坠，扑地飞，白占许多田地。 冻杀吴民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 原来在此之前，前盐贩子张士诚忽扯旗造反称起义军领袖。呼啸厮杀在江南江北，其间他胜时称王称帝，败则两次受招安降元为官。张士诚偕兄弟占据江浙两省富裕之地，在巅峰状态时，占地两千余里，兵马数十万，控制人户无数！被朱元璋灭亡前，据苏州称吴王。据后之书记载：“张士诚据苏州，其弟士德，攘夺民地，以广园囿，侈肆宴乐，席间无张明善（鸣）则弗乐。一日雪大作，士德设盛宴，张女乐，邀明善咏雪，明善倚笔题云云。书毕，士德大愧，卒亦莫敢谁何。” 好心给官你不做，称病辞谢省厅级。后来杀自己人也如麻的朱元璋当时居然轻轻放过张鸣善，可能朱当年觉得龙椅尚未彻底坐稳吧？之前又曾有人真心让你来吃盛宴，大家一起来推杯换盏，唱和咏雪着，多乐呵呵啊，偏不识趣，借题发挥，指雪骂王，含沙射张，只一个劲地为吴民们叫苦不迭，叫苦连天！真扫兴！而最最令今之红朝人民奇怪的是：张氏兄弟不但不将其捆绑、牢笼、灭杀之解恨，结局竟然是：“士德大愧，卒亦莫敢谁何。”！？以致令如此反动之作品遗患至今。我今按红朝人民式逻辑推论一下这事件为何得此善局：张士诚兄弟你们啊，做人如此有底线，怪不得你们不能改朝换代，统一祖国，坐不稳龙椅啊！终败于朱和尚也属理所当然的吧！？ 在面对蒙元朝廷权贵时，他冷嘲热讽：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在新朝新皇邀请入朝为官吃俸禄，他居然称病辞谢，遁世隐居起来。其间更胆大包天为赋新词指骂义军领袖太不义！管你是什么老皇新帝还是领袖领导！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张鸣善，你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鸟，既然对虽可为善，更喜作恶的权力如此警惕，但面对权力者们又一世里苦叫悲鸣着，只因为你呼唤鸣放的都是上苍的良和善吗！呜呼！先辈们。 我在近二十年前，在一册元曲选本中，又读张鸣善这曲【双调】水仙子——‘讥时’后，写下一眉批——《孟子•告子下》中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少实不悟，今灿然一笑。可谓：元代有三张，可解今人愚。 （断断续续写于二零一二年三月春之淫雨阴雾中。如欲转载请注明出处，商业用途请通知本人。）

　　 作者：刘梦溪 　　 　　　　朱维铮先生其人其学 　　 　　　2012年3月10日下午3时52分，我个人向所欣赏的朱维铮教授不幸逝世。闻讯后打电话给朱夫人张先生，话未出口，已彼此泣下。维铮年仅七十有六岁，正值学问的盛年，不知有多少未竟的课业，尚待他宵衣旰食以付。他走的太早了。如果不是长期溺嗜烟酒，悲剧应不致发生。但若离斯二瘾，也就少了维铮特有的豪气。天地有大美，惟难得其全耳，奈何奈何！人生一如艺术，总在这里哪里留下遗憾。当十年前我卧病的时候，因思念老友而不时出现维铮先生在学术会议上醉酒战群儒的场面，不禁为之慰释而喜。他的雄睨多士的意气，他的与乡愿决绝的率性与直声，大家将永远记得。谨成一联以志哀： 　　 　　　　博通经史，雄睨多士，微言从此失诤友； 　　 　　　　坐阅古今，使气命诗，率性常留遍学林。 　　 　　　　并重刊三年前写的一篇关于维铮的文字，兼志其人其学，以为纪念焉： 　　 　　　　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则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中世纪”的“闲愁胡恨”。 　　 　　　　没想到朱维铮先生也去参加今年11月杭州的马一浮研讨会。我们对马持论固异，见面交谈却能生出快意。我喜欢他的直言无隐的风格。其实我们吵过架，但很快重归于好。我因此说维铮是“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会后去沪，与维铮同行，候车闲话，得聆他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益增了解。复旦演讲后的餐叙，维铮夫妇在座，《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和《走出中世纪二集》两书，就是此时所赠。最近才断续读完。读维铮的书，如对作者本人，音容意气充溢字里行间。他气盛文畅，有时竟是“使气以命诗”。但理据充足，合于《诗》“大雅”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名物考史，诗文证史，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他相信在历史的陈述中可以发现历史的实相。 　　 　　　　置于两书卷首接而相续的6万多字的长文《走出中世纪——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就是这种历史陈述的典要之作，最能见出维铮治史的卓识与功力。读时我心志清醒，眼睛极累，却又不愿罢手，只好一气了之。即使对明清史事尚不算陌生的笔者，也无法不被他的理据情采所折服。理缘于据，即历史事实本身。采缘于情，即作者的爱憎态度。他对明清的二祖（明太祖、明成祖）三帝（康熙、雍正、乾隆）尤多恶感。被新旧史家一说再说而为不知情者所景慕的“康乾盛世”，维铮不以为然，这与鄙见不无针芥之合。增订本《戮心的盛世》、《满清盛世的“小报告”》和关于年羹尧、汪景祺、和珅诸案的文字，则是对此一问题具体而微的论述。如果说于康熙他还心存顾惜，对雍乾及其所效法的“二祖”，则发覆掘隐不遗余力。他认为“体制性腐败”、“权力腐败”是大清帝国的“国病”兼“死穴”。他说雍乾及“二祖”是恐怖政治的制造者，而“政治冷淡症正是恐怖政治的女儿”。致使清中叶惠（栋）、戴（震）等诸汉学巨擘，不得不扮演“锢天下聪明智慧尽出于无用一途”的历史角色。虽然他引用的是魏源的话，但他本人的态度朗若晨星。 　　 　　　　维铮自然不会否定清代汉学的群体学术成就，这有他的《梁启超和清学史》和《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二集》）及其他关涉清代学术的论著可证。况且他的学术驻点原未尝离开过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现代诸学术硕彦，他们对清学的态度，维铮岂能完全知而不认。只不过他试图将思想和学术作一区分，似乎认为清中叶纵有名副其实的学者，却鲜有真正的思想家。也许写《孟子字义疏证》提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的戴东原是一个特例，但也止于《疏证》一书而已（戴《与某书》亦曾直言“後儒以理杀人”）。因此他对盛行于明清两代的程朱理学，不稍加宽宥的痛而辟之。甚至连程朱祖述宗奉的孔孟，也不肯通融缓颊。他对儒家殊少敬意与好感。《史》、《汉》两家对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的书写，他一再引为学术知己。而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的“求以合之当世”一语，他胪列众多今典予以驳正。不消说当九十年代看到徐中舒的《论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他是何等的惊喜。因为这一考古实证可以把孔子从儒的祖师的地位上拉下来，维铮当然乐观其盛。而且此公案直接牵涉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郭沫若几位名可惊座的大人物，即使是他们九泉之下的欣喜或窘态，维铮自必也乐于静观冥想。 　　 　　　　然而维铮对儒家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有未能将汉以后渗入家国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儒学，和作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区分开来的嫌疑，也有未能将宋代哲学家程朱和明清权力者装饰过的程朱理学区分开来的嫌疑。王国维、陈寅恪都指宋代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最高峰（措辞不同其意则一），陈寅恪更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与传衍，为我国思想史上“一大事因缘”。这些维铮必早已熟知。孔孟所建之儒家道统，是否如韩愈所惊呼的孟轲之后已“不得其传”？宋儒在重建儒家道统方面的建树，宜有哪些可圈可点？似还有绝大的探讨空间。我很高兴在《二集》里读到《百年来的韩愈》一文，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绝妙好词。只有朱维铮教授有这样的本领，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中心，串联起晚清以还那么多的人物与故事，曾国藩、严复、张之洞、谭嗣同、毛泽东、蒋介石、陈寅恪、俞平伯、冯友兰、刘大杰，都一一坐定位置，成为他用可信史料编排的舞台剧中的一个角色。他议论风生，举重若轻，剥蕉至心，是非分明。但他的冷峻的语言风格，容易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没有同情。清儒“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信条，他奉为圭臬，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 （《廿二史考异序》），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陈寅恪语），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章学诚有言曰：“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我读维铮书看到的作者，宜乎“独断之学”胜于“考索之功”。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明者”。他看重思想的力量。他的学问是活学问，不是死学问。但如果有人以为他的学问根底不够坚实，那就难免犯不知人也不知学的错误。他的学问根底来自五十年如一日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他习惯夜里读写，上午睡眠。上帝虽未垂顾于他，却为他拨出比常人多的多的时间。疯狂阅读加上惊人的记忆力加上超强的理性分疏能力，成为朱维铮学问过程的主体精神结构。包括《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在内的他编的那些文史典籍，我们切忌以俗眼揣度，在他可是自己吞食原典资料的天赐良机。牵涉学术的理和事，他从不“尸位素餐”。如同钱钟书说“善述”不亚于“善创”，好的编选整理，与文献研究庶几近之，远非夸张篇幅的浮词空论所能比并。课堂上下，大会小会，维铮可以随时挑出时贤後生关乎古典今典以及时地人事的瑕疵舛误，就缘于他的记忆和阅读。 　　 　　　　至于文情词采，我是这次才发现的。当他的笔触行至清季的甲午之战，因日人长期预谋蓄势，一旦开衅，陆战清军节节溃败，要不要决战海上？翁同龢和李鸿章两个怨家争论激烈，而且都想得到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作者于是写道：“岂知这时太上女皇突然‘病’了，连皇帝也拒见。她的行为，似乎可解读为听任皇帝自主决策。于是翁师傅也胆大了，亲赴天津逼迫李鸿章出战。既然慈禧心态莫测，那么面对今上对之言听计从的帝师的压力，李鸿章能不孤注一掷吗？果不其然，黄海一战，北洋舰队惨败。也许这正合满汉权贵之意。他们早将当年怀疑曾国藩的阴沉目光，移向实力最强的淮军首领李鸿章，认定他有‘不臣之心’，‘挟外洋以自重’，所以不肯与‘倭贼’决战。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们反而弹冠相庆，以为李鸿章的赌本输光了。”结果“光绪帝和他的重臣因主战而忍诟，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因丧师而失权，恭亲王等满洲权贵从此退缩自保。至于‘公车上书’凸显的举国同仇敌忾，在太后更是觑若无物，她不是早就宣称，谁要扫了她‘六旬万寿’之兴，她就决不饶恕吗？”“倒霉的是李鸿章。他在甲午海战败后，便被皇帝下诏拔去三眼花翎，在当时外国人眼里，已如公鸡失去了尾巴。”（《二集》页46至48）这些诙奇跌宕而又语势流贯的文字，读得我们几乎要撇开历史故实，束手驻足来专赏史家的词采文章。 　　 　　　　现在好像又有豪杰之士欲尾随为“则天武后”翻案的昔日时髦，也在替“狡诈的老太婆”慈禧说项了，包括称赞她的“美丽”。在这个问题上，即使不曾欣赏“郁郁乎文哉”的朱氏之论我也一定“从朱”。“狡诈的老太婆”是已故史学家翦伯赞给慈禧下的考语，见于他的《义和团运动》一文（新版翦著《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作“狡猾”，不知是后改还是原文本如此而维铮笔误）。维铮引来，甚获我心。也是这次才知道，维铮对《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还有如许的兴趣。苏州姑娘林妹妹的家政名言，也为他屡引而无倦意。关于耶教来华及西来学术和中外接触史的研究，也成为他关心垂顾的领域，也是这次所见识。我想他一定到徐家汇看过那些珍藏的相关史料。但清代汉学和西学的关系，窃以为至今还是假设多于求证的未竟课题。“盛清”的国力虽不弱，但近代科技远逊于西方，甚至不是“先进”和“落后”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中国近代科技的不发达，那是要走到历史的深层，借助文化与信仰的大背景来作诠释。新世纪曙光的不能应运而来，如果仅仅归之于“体制腐败”的“国病”，似尚嫌过于笼统。 　　 　　　　总之维铮先生的学问结构，史学是其地基，经学是其屋棚四壁，近代人物是屋中暂住的过客，思想是其柱石。说开来，他所治之学主要还是思想史。他也是以此自负自居的。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则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中世纪”的“闲愁胡恨”。 　　 　　　　他优越地驱遣着入于他研究领域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他既不想充当历史人物的“辩护士”，也不想做历史事件的“事后诸葛亮”，但他不免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清理（他偏爱马克思的这句话）没有为后来者留下多少空地。然则即使是“高明者”的“独断”，也有失手的时候。《二集》中《关于马一浮的“国学”》那篇，就是显例。想不到一向谨严的维铮竟这样立论：“他（指马一浮）对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一定要作价值判断，那么在我看来，如今此等老宿已近于无。”就是说已经没有价值。“是这样吗？”这里我套用一句几次出现在此两书中维铮诘问他者的俏皮话。而且说马先生“在政治上总随改朝换代而转向”、“越发坚持其‘用世’为归宿的所谓儒学教旨”、“可谓‘与时俱进’”，如果不是厚诬前贤，我以为也是言重了。马对释氏义学和禅学的洞悉达恉（许慎称《说文》有“究洞圣人之微恉”之意）并不弱于儒学。在蠲戏老人心目中，佛学和儒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宋儒的吸纳二氏而又在言辞中隐其来路的做法，马一浮不予认同。马的学术思想其实是儒佛并重，以佛解儒，儒佛会通。只以儒之一脉来匡马的思想，未免失却半壁江山。至于指抗战时期马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是想充当“帝师”，恐怕也是缺少足够理据支持的过当之词。我虽爱重维铮，但此篇文章的立论则期期以为不然。其实维铮完全可以不写这篇文章。当然文章纠正时人的一些舛误，自然是好的，抑又未可全然抹煞也。 　　 　　　　另外《百年来的韩愈》词密理周，洵为不可多得之作，已如上述。但第六节析论陈寅恪的《论韩愈》，认为陈所列举的韩之“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也许可以解释为对五十年代初“三反”和“抗美”的“赞同”，以及陈文论韩之“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是对毛的《反对党八股》的“赞同”等等，恐怕亦难逃附会的嫌疑。是又我爱维铮，亦不敢悉为维铮辩也。 　　 　　　　原载2009年2月11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