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青袖:再论毛泽东与鲁迅——答耳关音先生

青袖:再论毛泽东与鲁迅——答耳关音先生 进入专题 : 毛泽东 鲁迅    ● 青袖        在这个后极权时代,经济大潮的冲击,带来的是意识形态沦陷与信仰迷失的自由与混乱。一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为中国暴力革命所中断的五四启蒙运动的未完成,大多数国民的素质依然延续着传统社会渴望被统治的奴性,以及对做稳了奴隶时代的怀念的回归惰性,再加之毛氏极权统治铁幕尚未得到完全充分的揭露,更没有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清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批判也是“有严重错误但依然伟大”),所以,在许多被革命道德话语和历史正义感充塞的国人心中,伴随着对平等暂时相对缺失的改革开放现实的诸多不满,依然延续了对毛泽东时代及其本人牢不可破的崇拜情结。而另一方面,历史的真相也伴随着网络的发达而无所不在地渗漏,大量真实史料的披露逼迫人们沉思:为什么会这样?许多人沉思的眼光透过暴力革命蛊惑人心的面纱而看到了被掩盖的大规模的“血与污秽”,终于在困惑中警醒过来:原来真相是这样的。在革命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原来出现了如此大甚至是相反的偏差。于是,“毛泽东”在中国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网络上因此话题而引起的激烈交锋。这不,在下发表于“原创力量文学联盟”网站的一篇即兴式杂文《毛泽东与鲁迅》,由于涉及到了这方面的敏感内容,就引起了一位“耳关音”先生的强烈“反弹”。   应该说,在现今这个写文章比读文章的人还多的网络信息爆炸时代,一篇不起眼的文章能够多少受到关注,不管是来自“青眼”或“白眼”式的关注,都是一种幸运,而且受到白眼,也不一定非要去白眼相报。但仔细阅读了耳关音先生署名为《鲁迅为何不能成为革命家》的文章,觉得作者的想法,在现今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譬如这篇文章后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喝彩”和轰然叫好即是明证。另外,耳关音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格外重视,他将这篇文章在多个网站发表,俨然发出了漫山遍野的“追剿令”,如此,我也就不妨自投罗网:暂时抛下正事不做,与之“辩白”一番。当然,这是否反遭更大的讥讽,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了。可与言而不写之言谓之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为之失言,我所能做到的只是:让一切从历史的真相出发。        一:关于“革命家”的定义兼及“鲁迅到底是不是革命家”        初次看到耳关音的《鲁迅为何不能成为革命家》一文,即认为是一篇写得不错的杂文,因为其嬉笑怒骂之反讽式笔法,像极了他所崇拜的鲁迅。但认真看完后,我叹了一口气,因为透过作者一边忙不迭地抢占道德话语的制高点,一边尽量把“真理”吆喝得理直气壮的背后,我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偶像卫道士在其中气喘吁吁挥舞着花拳绣腿的虚弱无力。这花拳绣腿之所以虚弱无力,一方面来自作者对历史真相认知的匮乏,一方面也来自他被红色革命意识洗礼后显得苍白的头脑。在那篇文章中,作者对在下屡屡发出义正严词的“审问”,但殊不知自认为真理在手的人,往往陷入自身被政治教条主义所覆盖的观念陷阱,以为所有自己不认同的观念都是错误的。借用哈耶克的一句名言,这叫做“致命的自负”。当然也可以换一句话说:作者可以学来鲁迅的笔法,却学不来鲁迅的思想底蕴。   作者对在下的第一个“喝问”是:“鲁迅是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其潜台词乃是:“你竟然不认同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后面有一连串的“精彩审问”:“窃以为,今天再来讨论鲁迅到底是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问题,多少有点儿‘瞎折腾’的意味。如果连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评价都不算数的话,难道你说鲁迅不是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就不是伟大的革命家了?”------此说妙极,作者是在正告在下:毛主席的一句话顶一万句,你连他老人家的话都要怀疑,岂不是要吃不了兜着走?!接着作者又来了一番义正严词的“教诲”:“何为革命家?革命家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无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先向约定俗成的关于革命家的定义请教。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所谓‘革命家’,即‘具有革命思想,从事革命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恐怕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革命活动分有许多战线,其中就包括文化战线。难道只有经历了枪林弹雨和戎马生涯者才算革命家?”——所以“企望用‘鲁迅一生,只是一个文人,从未参加什么革命活动,只是在晚年参与组织过‘左翼文联’作为论据来支撑鲁迅不是革命家的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此番话语逻辑严密,而且引经据典,招招直逼我原文的“要害”。但既然作者不惜引经据典,我也不妨再去核查一番,以免“死得冤枉”。果然,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与作者完全相同,并且后面更有一条“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举例说明。看来作者的逻辑是无懈可击了,我一时几乎失去了抵抗的勇气。但是且慢,“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一话语不正是源自毛泽东之口吗,以至于工具书都以这作为了“革命家”这一词语内涵注释的金科玉律。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自从“汤武”以战争开创武力改朝换代的“革命”传统后,“革命”一词,就有了相应的含义,是指用暴力手段强行推翻“黑暗政权”的现实行为(虽然有时也包括“改良”政治革命,但主要是这种含义),这一内涵一直延续至今,以从事“暴力手段强行推翻黑暗政权”为职业的人,往往就叫“革命家”。而在毛泽东那段“三个家、七个最”的权威论断里,对评价鲁迅作为“革命家”的关键词在于“向着敌人冲锋陷阵”,“敌人”,就是当时毛泽东的敌人,即阶级化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鲁迅的“立场”由此被塑造得与毛泽东惊人的一致。而鲁迅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面——对愚昧麻木怯懦的民众的“国民劣根性性”的批判被忽略了。这里,一个启蒙家的鲁迅不见了,一个革命家的鲁迅凸显了,鲁迅也一下子被狭隘化了。虽然如耳关音先生所说,革命一词的含义也含有“文学革命家”的含义在内,包括各条战线在内,但我在文中批驳毛对鲁无限拔高背后的用意,并没有否认鲁迅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文学革命家”,只是意在指出:毛对鲁的评价过于简单化,混淆了“文学革命家”和“实际革命家”之间的界限(鲁迅自己就曾说过“文学革命家与革命家竟可说两回事”)。既然“约定俗成”,与鲁迅同时代而且同样“具有革命思想,从事革命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的”郭沫若茅盾等人,为何没有任何一人得到过毛泽东的如此高度评价?这样定于一尊的评价,结合后来毛将鲁迅上升为全民族的精神偶像这一现象来看,令人颇为怀疑毛此番评价背后的政治用意——这才是我那篇文章的真实意图。耳关音先生的拳头猛则猛也,但由于被晃动的准星模糊了视线,完全打偏了方向。   其实,历史上许多“约定俗成”的看法,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例如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关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阐述,即被抽简到只剩下“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起义、辛亥革命”三大革命高潮,以此与被塑造得无限“伟光正”的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运动遥相呼应。这种在“暴力革命动力论”意识形态指引下的革命功利主义史学框架和编撰范式,不仅无视曾奠定近代工业基础的“洋务运动”,也一笔抹杀曾开创中国制度文化层面自我更新和变革等先锋作用的“戊戌维新运动”,无疑过于简单片面。看到这里,许多被“约定俗成”的意识形态所捆缚如耳先生者,恐怕又要大声抗议了:历史教科书上都这样说了,你竟然不相信?敢情你是想让历史教科书按照你的意图进行改写了?!        二:关于两段史料的真实性兼及“历史不能假设”        回答了“鲁迅是不是革命家”的问题,再来老老实实地回答耳关音先生的第二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耳关音先生反驳在下认为鲁迅活到文革时代可能没有好下场完全是“主观推测”,而“为了证明自己的主观推测的正确性”,我竟然在文中又援引了“鲜为外界所知道的一段真实史料”:“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按照我的说法,“这段话当年经过鲁迅之子周海婴在自传中披露之后,曾招来质疑声一片……”令耳关音先生遗憾的是,我竟值这些“质疑声一片”于不顾,依然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想进行大胆推测:“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内外差异如此之大,也并非咄咄怪事,而是毛泽东说这番话时的心态不同所决定的。鲁迅早年曾坦言自己的思想是‘个人的无治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无疑与毛泽东早年革命时期的的浪漫无政府主义一拍即合,产生了心心相印的共鸣,所以毛泽东曾多次声称:‘鲁迅的心和我是息息相通的’。但毛泽东借助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后,变成了‘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专制主义者,如鲁迅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要被关进监狱……”为了证明自己推测的正确性,我还引用了“出处不详”的鲁迅对其密友冯雪峰说过另外一句话:“你们(指共产党)来了,还不是先杀了我?”——看到这里,耳关音先生不禁义愤填膺了:“文章写得虽然煞有介事,然而确属信口雌黄。要知道,历史不是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任意雕刻的历史是不可信的;现实生活也没有假设,假设的现实生活是不靠谱的。想必这都是不争之实,难道作者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洗耳恭听之余,莫名惊讶:我的这篇杂文由于是急就章,行文仓促,并没有对所引“史料”进行出处的说明,这也没有违反杂文写作的规范,但是否就成了“信口雌黄”的罪证?耳关音先生如果对这两段被我捅出来的“史料”真实性存疑,可以去查证一番后再下结论也不迟,何以就匆匆地斩钉截铁地说在下“确属信口雌黄”?在此,我也只能“失敬”地说:质疑得有些可爱的耳关音先生,有时确实是有些不可理喻。   但既然耳关音先生懒得去查证两段史料的真伪,为“辩诬”起见,也为了扩宽耳关音先生的文史知识起见,不妨检索出来“立此存照”:“毛罗对话”最初出自鲁迅之子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的披露,引起了许多争议,为解争议,后来当事人罗宗英写出了《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还有照片为证,遂作出了不可辩驳的铁证。至于冯雪峰说的那段话,出自《冯雪峰回忆录》:他(鲁迅)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当时之所以如此推论,是因为他在参加左联时看到了革命内部集权专制主义的存在,这种不详的预兆被鲁迅深刻地嗅到了,所以在一封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也曾说:“倘当(旧政权)崩溃之际,我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联系到后来文革中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类似迫害,不能不说鲁迅对革命可能导向的暴力专制是何其敏锐。   当然,耳关音先生是振振有词的:“现实生活没有假设,假设的现实生活是不靠谱的……难道作者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在此,我也不得不说:耳关音先生确实是有常识的,常识到了确知鲁迅没有活到文革这一历史事实,在下自愧不如。但佩服之余我倒要请教一下耳关音先生:若就“以史为鉴”这一角度而言,由“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一假设所得到的“要么闭嘴,要么坐牢”的历史回应是否没有任何意义?对于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无论是被迫沉默还是做囚徒,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怎样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难道不值得考虑?从这个似乎有违“历史不能假设”的“假设”中,难道丝毫看不出历史在某种时刻走向了一个延续“焚书坑儒”旧传统的恶劣方向?由此引出的涉及到中国社会由传统旧制度向现代新制度转变中政治制度设计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否不需要考虑?然而这是相信“毛泽东与鲁迅心心相印”的耳关音先生所不愿面对的:英明的毛主席岂会打倒他心目中敬爱的鲁迅先生——这不是“煞有介事”的“信口雌黄”又是什么?我的回答不幸仍然是让耳关音先生扫兴的:鲁迅如若活到文革,绝对逃不过被迫害的下场。与鲁迅文风接近的王实昧,在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因为坚持批判革命内部的黑暗现象,被毛无情地处决。而鲁迅生前的弟子胡风,也因为持有异议,而被打为“反革命集团”,被判无期徒刑(在此没有标明史料出处,对不起了)。在这一桩接一桩的对于知识分子自由倾向的“清洗”中,鲁迅生前最亲密的战友或“弟子”如萧军、丁玲、冯雪峰、黄源、聂绀弩等无一幸免。鲁迅晚年的两大弟子胡风和冯雪峰:一个被打成“反革命”,在监狱里继续写作,一个被戴上“右派”帽子,识大体不做声了,他们似乎是在替自己的老师受过。这些活生生的惨痛事实,再联系到毛泽东曾亲口说过的那段话,是否能使你——耳关音先生有所警醒呢?(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毛泽东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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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罗点点,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小女儿,近年来写了若干关于罗的回忆文字,发表于《当代》1998年第4、5期的《点点记忆》则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篇,因为它不仅仅是为父辈歌功颂德或叫屈鸣冤。 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们的乐园,“直到今天,我眼前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但大海也不全是美丽:   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注:陈锡联上将)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   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象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   点点不知道的事,组织上不会不知道,但品性不良者仍然高官稳做,依据的只能是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在夺权时期,当需要这位将军冲锋杀敌的时候,这个无所顾忌的人当然会异常勇敢。既然战功赫赫,一边乱伦一边做官似乎也无须深究。1949年以后的一些官员并不具备普通公民应有的品格,革命需要这种不守规范、敢打敢杀的人,革命成功了当然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他们可以躺在功劳薄上超越人间伦理。一个连自己的侄女都要占有的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为人民服务呢?   不止陈将军一个。原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好色,但并未因此受到惩处。“刘亚楼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无疑是位强手,是个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可在个人生活上,他确实有不够检点的毛病。而江腾蛟,好像专门是为迎合上司的这些毛病而生存的。在南空,他就多次为刘亚楼的这一毛病‘服务’。”      2“扩大”开会      决定罗的下台的1965年12月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文革”已酝酿就绪,为了争取林彪的支持,罗必须下台。点点这样解释这次会议:   60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是写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召开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使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   但这个会议谈不到有什么民主:1、事先知道会议内容的人极少,毛、林、周三人而外,只有叶剑英和杨成武(他们在会后分别接任了罗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之职),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不知道;2、被整的罗一到上海就被软禁,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会议,更谈不上解释和声辩;3、以政治局名义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却是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唱主角,她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主题发言;4、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不以叶群的发言为真,却丝毫不妨碍会议通过事先定下的结论。   扩大开会早就是政治策略之一。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毛反对项英等人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主张,但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他。为此毛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他指挥下的一些军事将领与会,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8月18日,中央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和总政治部承办军委扩大会议以肃清彭德怀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发言,发言的也只限于“浅表态”性质。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向毛反映“会议开得遭受透了”、彭“根本不服庐山的气”等等。毛于是决定会议延长,与会范围扩大到全军师以上单位的正职干部,由原来的140人扩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   22日,再次扩大了的扩大会议开幕,分怀仁堂主会场和紫光阁分会场,林彪主持,毛、刘亲自作了定调性讲话。如此加强火力后,不但彭德怀得到彻底批判,还真的揪出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反党俱乐部”成员,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检讨。会议完满地达到了目的。“扩大”使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   “扩大”会议的巨大效能,在于被扩大进来的人或者是会议组织者的赞同者,或者是地位较低没有与会资格的人,他们对上层斗争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把应邀与会看作是一种荣誉,一切听从领导上的吩咐。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届中委只有40人到会,不到总人数的一半,“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却达74人,占与会总数133人百分之五十七。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要在这样的会议上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还不是易如反掌?实际上,有“扩大”就有“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比如政治局会议可以不让与组织者意见相左的政治局委员与会,“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领袖反倒可以参加中央全会,党代会选出来的正式中委却无法与会。这就强化了个人独裁,他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决定让谁参加会议,以收“一致通过”之效。   每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达到目的关键是选择好开会的人。高岗等人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一波)射刘(少奇)”,调子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毛希望会议早点结束,要周恩来做结论,但周很难作结论,“他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陈、邓明白自己要充当的角色,在会上既批评薄的错误,又强调不是路线错误,把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持续两个多月的会议终于结束了。这个道理饶漱石也懂。1953年9月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饶又想批薄,就说要请陈赓大将出席。“原来他听说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带部队在太行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不满;又知道陈讲话‘没遮拦’,以为陈如果到会,能放上一炮。”不过,会议有时只是形式。薄一波命运的改变,表面上是陈、邓帮助说话,实际上取决于毛的态度,他完全可以听任会议按照高、饶的意图把薄整下去,也可以让陈、邓为薄解围。事实上,毛当时对薄还是信任的。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是一例,而罗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避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医院。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楞了一阵,说了声“快走”就去了301医院。“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逝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吧?”      3常委会的列席资格      罗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困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   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列席不列席的,却是由韶华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的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一个护士。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   当然,吴君旭是个有判断力的人。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君旭)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这也许是毛的幽默之词。但在1971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4月6日,毛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11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借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即使不具备吴这样的判断力,但只要是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对之礼貌有加。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就自己的病情给毛写信的同时,又给毛的秘书张玉凤写信,语气非常客气:“请你看后斟酌”,“一切托你斟办”。      4沦落下场原不同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周的当年过火行动,但两种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   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11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301医院14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得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党内生活尚有规范时,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永远不能饶恕彭也是真实的;但罗从来以毛的“大警卫员”自居。以至当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时,还感到委屈:“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作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毛对此也很清楚,但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对毛来说,彭、罗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罗则是他和林彪结盟的代价,事过境迁后可以放他一马。1974年7月21日,当罗与家人团聚时,彭德怀在监中疼痛难忍,只能哀求看管的战士:“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文革”时天下大乱,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昔日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辩证法最重要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70年代中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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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21115】河蟹时代已过,接下来是巨蟹时代

以下内容,有可能引起内心冲突或愤怒等不适症状。若有此症状自觉被误导者,请绕行。若按捺不住看后症状特别明显,可自行前往CCAV等欢乐频道进行综合调理。其余,概不负责。 欢迎转载,转载请保证原文的完整性,请注明来源和链接。凡未经许可在原文基础上故意增删少量内容后,冒名改编者,谢绝转载。 每天一图卦,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 【1】河蟹时代已过,接下来是巨蟹时代 11月15日,北京,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亮相。 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习近平在常委见面会发表讲话全程】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http://t.cn/zjZn9Hs @石扉客 :60分!     @香港文匯網 :作为中共元老长子,他是中共血统天然传承者。中南海记忆、红墙下的童年,给了他不同于平民的责任感。为父辈建政业绩感骄傲,以天生革命者自居,思想纯洁,堪当大任,热烈向往辉煌的业绩——这是红色弟子的相同素描。坚守中共传统、传承血脉,为中共百年华诞加冕光荣与梦想,是他深入骨髓的道义责任。   @胡锡进 :名单出来了。习、李、张、俞、刘、王、张。与人们的猜测大体吻合,没有黑马。他们都是资历厚重、经验丰富的中国政治家。这样的吻合是好事。祝福他们。期待他们在机遇和挑战如此集中的时候成功领导中国。( @五岳散人 :胡总一嘴能叼住七个飞盘,赞一个。 胡戈 :靠,张、王、李,中国最大的三个姓全占了,Google 这下惨了)   张力奋 :今天,记者等习总和其他新领导人的时间较长。他有些腼腆,讲话不长,连翻译仅15/16分钟。对其他六位新同事的介绍稍微简短了些。现场听他演讲,对其平实的口吻印象深刻。中国官场,充斥官话,很难听到平实的表达。习 走对了第一步。     许小年 :说的都对,只缺一条:更为公平从而更为稳定的社会。还是执政为民的思路,而不是为民执政。脱离了为民执政,就难以改善社会公平。   蔡斯图 :“18+1”大的接班团队和“2×10”大的接班人也出来了。孙、胡、赵等TUAN系占据未来。宁沪王主管外交看来成真,划计令受古儿车祸影响止步。两位女性算小小亮点。   @十年砍柴 :刚才有网友说了个牛语:湖干江满,太子收网。   @谢文 :学习体会:1)到底是我们同一代人,老三篇背的熟练;2)反腐整党是第一板斧,各位在党的微博控们要小心了;3)没提政改,民主,监督,各位就别有幻想了。   @郭巍青 :感觉话语系统有很大的改换。老的话语模式又出现了,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决不躺在过去的功劳薄上,等等。似乎很少说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这种类型的话。   @痞人日记 :此次会议主要成果如下:1、眼镜摘了;2、语速正常了;3、普通话标准了;4、1st夫人拿得出手了。     【河蟹时代已过,接下来是巨蟹时代】 @nownow :双子带领着仨巨蟹,两天蝎和一白羊领导的国家!   ps:老大是双子,还是巨蟹?     刘长 :好同情央视那三个哥们,为了给新天团F7暖场,这哥仨已经聊到爆肝吐血,偏偏后面那几个就是不出来,这是要闹哪样。   何三畏 :11点25分了,密室里情况不明……你狗曰的还在电视上舔! @求人证 :习主席,李总理……正读反读都可以   @欧阳梦粥 :请问各位星座考据癖,历史上,我们天枰座是不是从来就没出过老大   @西门不暗 :最新大学排名: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金日成大学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中央党校 西北大学 厦门大学 【2】神预测 Domo君 :   10月23日预测,与结果一模样   @紫霞555 :香港的八卦杂志10月31日就发布了,包括排位和分工。   【3】部分地区微调社保制度 天津16岁可缴养老险 近日,天津市发布意见,调整了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初始参保年龄,2013年开始由现在的18周岁调整为16周岁。记者获悉,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均已从去年开始陆续试点相关政策,而这一提前缴纳养老保险的行为也被质疑是变相的“延迟退休”。 【社保故事:一次交了7500 一个月才领100多】 47岁的赵忠河对老家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颇为失望。“意思不大。我邻居63岁,一把交了7500元,一个月才领100元多点”老赵说。听说要延长退休年龄,很多人表示反对,老赵却有点高兴,自己身体还不错,能多干几年多积蓄点钱,也是好事。 @Mr_仨STONE : 社保制度双轨制不改,缺口怎么补,你们胃口太大了,心太黑了,小心玩火自焚 @徐凤文 : 斯巴达之后,如果不能在关系民计民生的民生政策上予以倾斜,如果不能在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生老病死等民生问题上上予以纠偏,那就不是走老路和邪路的问题,而是不归路了。 【4】大外宣 @假装在纽约 :澳大利亚混血华裔女记者Andrea Yu一共被点名四次,这样的幸运让很多人奇怪。事实是她所在的CAMG(凯歌传媒),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控股,她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的问题都是中国同事写好安排她问的。澳洲媒体对她穷追猛打,问她是否觉得自己做的是真正的journalism,她支支吾吾答不出来。   1. 此人是台湾和澳大利亚混血。2. 有媒体问她,为什么会挑中她回答问题,而且那么多次?她说因为自己的问题比较安全,一语道破天机。3. 在澳大利亚ABC一个主持人的狂轰滥炸下,她略微露出愧意,辩解说自己工作才一个月,什么都不太懂。这是节目的音频。 http://t.cn/zjZ45ED 【5】郭沫若再世 @鞍钢郭明义 :十八大啊 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 你承载了 太多太多 党和人民的期待 期盼 民族的希望 未来 我来到了你的面前 倾听你 清醒 坚定 无比有力的 强大的声音 中国特色的道路 科学发展观 牢记宗旨 坚守信念 振奋精神啊 为你的意志 你的目标 努力 拚搏 把人民放在心里啊 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 祖国前进的脚步 @全震动 :想起辽宁春晚赵本山:啊,海燕哪! 【6】武汉警务大楼墙画假窗户 近日,武汉洪山街道口警务综合服务站的2、3楼墙面外悬挂一个巨幅的警务牌,并画有两排窗户,据悉,街道口警务综合服务站今年8月初刚成立,是区别于派出所的新警务建制,警务站选址在这处破旧的居民楼,为美化旧楼悬挂假窗户。 【7】六味地黄丸里的铅 @环保董良杰 :【六味地黄丸里的铅】六味地黄丸是中医药难得之精华,自宋代以来进入寻常百姓家,是当家药和百姓药。非常遗憾地是因为环境污染,重金属在草药里集聚,已经威胁到它的安全。广东中医药大学博士分析了5个地方的药品,发现它已经被重金属铅污染,如果一日三次一次8丸服用,反而可能对人体带来健康风险。 【8】毕竟是一条生命 @文三娃 :见到21岁的访民小美(化名)和母亲。小美昆明打工时被强暴怀孕,差3天胎儿七个月。来京母女俩露宿某立交桥下,至今未做孕检。今天下午去同仁没挂上号。母女都信基督,“毕竟是一条生命”,决定生下孩子。 @文三娃 :母女俩被6,7个云南驻京的截访人员控制在宾馆,准备遣送,律师和志愿者正前往交涉。最新:母亲被拖走殴打,小美在电话里说人已闯进房间,电话里撕打激烈,现电话中断 。 【9】没想到洪峰的惨剧在我身上重演了! 作家 @马原 :没想到洪峰的惨剧在我身上重演了!一个叫周海林的带领一伙恶徒在一小时前来到西双版纳南糯山姑娘寨原中心小学将我围殴到昏迷,全身多处受伤。向全國人民求援!现在心是2012年 一11月15日凌晨3点20分。     @洪峰 :顾不及去声讨凶手,只是格外担心 @马原 的伤情。他年长我几岁,身体还不好,年初他来会泽看望我的时候还说起西双版纳民风淳朴,我跟他说未必。他劝我最息事宁人,我同意了,于是没有追究到底。马原性情敦厚,从未与陌生人发生冲突,何况是以颐养天年之心朝拜西双版纳?美丽的云南,你到底怎么了? 当地政府是欢迎马原在西双版纳的,因为马原尚未在版纳建房,政府临时安置他居住在地方一废弃学校内,该学校之前一直由地头蛇收取保护费且与政府存在冲突。不知情的马原入住引起他们不满(他们并不认识马原,马原野不认识他们),这些人竟然两点入其住处实施暴行。现在马原尚在医院进行救治。 【10】特别关注得票最低的那名是谁 @叶铁桥 :看完了央视播报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由于候补委员按得票高低排,所以特别关注得票最低的那名是谁,没想到竟然是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小鹏! 【11】请不要阻断中国人民和世界的联系! @王维嘉 :首都机场贵宾室无线网络一直是开放的,今天突然改为实名登记:先用身份证在一个终端里扫瞄得到如图的一个登陆名和密码。那我就实名在这里问一句:这就是十八大带来的新进步吗?今天人民的美好期望不光是吃饱肚子,也不止于医疗教育,还包括自由上网。请不要阻断中国人民和世界的联系! 【12】Cho Gyo Tou 是什么 @凤凰李淼 :石原慎太郎新党记者会。我举手问了钓鱼岛,用的发音是Cho Gyo Tou,不是Senkaku。我的提问完了后,石原表情险恶,坐着不动,不愿站起来回答。大声问会场,“Cho Gyo Tou 是什么?“ 我也坚持站着,请他回答,最后还是答了。     其实,我用Cho Gyo Tou 发音,在官邸、外务省也用过,只是对方是石原慎太郎,大概会有激烈回应,已准备好可能激怒他、被反问、甚至被赶出现场。石原的回答,有2个细节,1)不是要建港口,只是渔船停靠设施;2)他一直说“支那”,但当天回答时第一次用了china (チャイナ) 。 http://t.cn/zjz03UO 【13】他很快被高速网络惯坏了 Google 的千兆光纤开通,速度稳定在 600 到 700Mbps。在堪萨斯搞初创公司的 Demarais 说,“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过 BT 下载 Ubuntu,我感觉两分钟就下完了”。他很快被高速网络惯坏了,“试过这个,无论我去哪里,互联网速度都是一场灾难”。 @石扉客 :GOOGLE这样的公司,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精华,也是想象力的高峰。如果她能看在我这个赞美的份上,使把劲儿把GMAIL登陆的问题给解决了,我决定捐赠1000人民的币给这个公司。   闾丘露薇 :上午在东大厅,手机信号屏蔽,当主持说,关机或静音,大家哈哈大笑。不过刚笑完,有个记者收到一个短信,有个铃声响了一下,一问,都是国产机。强大呀。 【14】只有白痴才会为绕行校车而把车开上人行道 美国俄州克利夫兰女子谢娜·哈丁,因为要越过停在前面让学童下车的校车,驾车绕道人行道。结果法官罚她缴纳罚金250美元、吊销驾照一个月,并要求她14日、15日每天手持这个告示牌一小时。。。 【15】无路可走 据英国《每日邮报》11月14日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Miami)日光浴沙龙老板亨利·汉密尔顿(Henry Hamilton)在美国大选两天后自杀身亡。他死前曾抱怨称,如果奥巴马赢得连任,他将无路可走。报道称,64岁的汉密尔顿死后被发现身旁有两个空药瓶,分别是治疗焦虑和精神分裂症的药物,他还留下咒骂奥巴马的信息。汉密尔顿的合作伙伴迈克尔·科西(Michael Cossey)称,汉密尔顿对大选结果感到烦乱。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嫌疑人,也没有发现犯罪证据。 【16】缅甸皎漂镇,一只小狗在妈妈被杀后几天里一直不愿离开。(路透社记者拍摄) 【17】从2002到2012,一篇讲话稿里的十年。 ( @孙礼纪事 ) 【18】两年前的今天 【上海静安区高楼大火】2010年11月15日,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728号公寓大楼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58亿元;事后两名因上海“11·15”大火被撤职官员复出;上海大火灾民状告政府要求公开善款信息被驳回。 【19】我们都有一种相信不可能事物的倾向,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总希望会有奇迹发生。你知道的,我们都活在巨大的谎言和触手可及的落差中。 ——W.Y http://t.cn/zjZaIQF  ( @喷嚏意图 ) @山西高岩 :他们一家人搓麻将,轮流坐庄,不管牌打得多烂,也不让别人讲,不让别人参加。   【手工真皮鞋】精选优质牛皮原材料,猪皮内里手工制造,进口天然橡胶大底!柔软舒适,吸汗除臭,让行走成为一种享受!!全国包邮仅限3天…… http://www.8yi8.net/index.php?gid=30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App】安卓版: http://www.dapenti.com/blog/app/dapenti.apk 【喷嚏图卦微信号】 penti_tugua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69498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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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今年我已经吃96岁的饭了,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笔。前不久,李凌同志将他的书稿《“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给我,并嘱写序言。我之所以应命,是由于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师的悲惨命运,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我晚年不断呼唤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可以说,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历史变局的一个例证。 当年领导云南地下党活动的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是我在中组部工作时的同事,又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已经去世),他在云南多年,曾亲临联大指导工作,解放后就被打成“地方主义”,从一线退下,再没有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 1939年夏,我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青委书记是蒋南翔),认识了袁永熙,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省青委委员,刚从云南调到重庆南方局办的青训班学习。1941年,皖南事变后,全国白色恐怖,他奉云南省工委的批示从昆明到农村隐蔽起来,继续在个旧地区从事党的工作。随后奉南方局组织部的命令,1944年回西南联大复学,参与领导学生民主运动。他曾有过短暂辉煌,解放后,在团中央任学生部副部长、清华党委书记、校长助理。他的夫人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因他被打成右派而离婚,文革中自杀。 还有何功楷,也是“一二·九”运动后武汉秘密学联的成员。他的哥哥何功伟,在抗战初期被国民党杀害,延安开过追悼会,是我参加筹办的。何功楷在外交部工作,任过驻外大使。 1952年以前,我一直在报社和宣传部门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曾写过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惨案,随后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难,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书中的统计数字说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学中只有党员20多人,运动之后发展到100多人,仅西南联大就有71人。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曾在校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3800多人,先后在校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有206人。其中“一二·一”惨案中遇难的烈士有于再、潘琐、李鲁连、张华昌(于、张不是联大的)。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有肖亮、刘国 (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钟泉周、钱泽球、江文焕、荣世正,还有参加云南武装斗争牺牲的烈士吴国珩、曾庆铨、陈海、陈虞陶,共13人。大多数学生解放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马识途、宋平、王汉斌、彭 云、何东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晓等。有一位1940年在联大毕业的老教授、研究美国史的专家刘绪贻,书中没有提及。2012年5月,武汉大学为刘教授一百岁大寿开了庆祝研讨会。由于他坚决反对“用民本偷换民主”的“维稳”,以此压制改革,大家歌颂他为“百岁非毛派”,要力挺“刘绪贻精神”。我的贺辞:“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为实施宪政努力奋斗”,悬挂在大厅;还编入纪念文集《野老丹心一放翁》的首页,文集有近100人的文章,约120多万字,有很多文章是歌颂联大的民主自由,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对最后战胜国民党所作的贡献了。 西南联大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不仅是云南省工委领导了联大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一批优秀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还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领导和教授队伍,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后两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有兼职,不能来云南,校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全权主管。梅的人品与个人修养极佳,从不轻易发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陈寅恪如此评价:“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的生活也很严谨,他将校长专用车改为公用车,自己尽量步行;每遇困难挺身而出,从不独断专行。清华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长力主学术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体制,学校有教授会、评议会和教务会议,最有发言权的是教授,被称为“教授治校”。梅视教授为大学的脊梁,1931年就职演说有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华罗庚,入学考试英语差的吴晗,数学极差的钱钟书,都是他引进的人才。在云南时,梅校长对校内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从不干涉,甚至加以保护,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行动时则予以抵制。 联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队伍。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遭国民党刺杀,引起轩然大波,激发更多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的敌对方面。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向达、吴晗还有云南大学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进程的。他们大都留过学,受西方科学、民主和宪政治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深感不满。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国民党参政员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为了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一次重要行动。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层成员。这当然也是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坚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马克思主义。如罗隆基,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就因为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状况,鼓吹言论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资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从英国拉斯基学来的政治学,在《新月》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作了直接的批评,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理论(现在罗的这种见解已经被学术界接受了)。这些教授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极其真诚的、坚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可以说陈寅恪教授,我过去并不知道这位大学者,是上世纪80年代黎澍同我去钱钟书家拜访时,听钱谈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写信给陈,邀请他到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陈回信说:如要我当所长,这个所就不讲马克思主义,请你告毛泽东、刘少奇得到他们的同意。陈没有去台湾,一直留在广东中山大学,也没有北上。陈是史学大师,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是真正的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和父亲陈三立都支持维新变法,举办新政,遭到撤职。他的哈佛大学同学吴宓对陈的家世也极为佩服,在《日记》中称赞他“造诣出群,非偶然也。”“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陈寅恪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曾经指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桎梏”当时指三民主义,后来指马克思主义。中央曾先后派章士钊、陈毅、周扬等人到广州劝说陈来京就职,陈一一谢绝。 这些当年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的进步青年和精神独立的教授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垒”,乃星空中璀璨夺目的群星。这种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李凌这本书的书名是《群星陨落记》,它不是要写群星,而是要写群星的陨落。1949年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根据当年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着重宣传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可说已经达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学上发生的流星雨一样,群星乱落了!这一本书就是记下了这一页历史。 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有学者统计,大小40多次),这些运动不论叫做什么名字,都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书中写到:当年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取得很大的成功,还一度化名在西南联大任教。可是到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就在山东大学校长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来被整死了。肃反运动的打击面(立案审查)是140万人,所有政治历史稍微复杂一点的都得列为肃反对象。华岗这样的大案是登了报的,其他的人就无从知道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为了要使右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毛泽东规定要有十分之一见报。这样,在当年的报纸上,就看到了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吴文藻、吴景超、向达……等等民主教授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材料。联大的学生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参加党组织领导的袁永熙。本书作者李凌,是在联大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也被划为极右了。当年在联大积极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后被整得很惨甚至整死的,除袁永熙、陈琏外,还有李炳泉、吴显铖、尚嘉齐、范迪之、卢锡锟等,联大师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极右、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据我所知,1957年谢富治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时,他就把当年调到“边纵”工作的许多联大学生党员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义分子。陈寅恪是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的运动中,遭到批斗的,从此告别讲台,潜心著述,文革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双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我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刊《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从《毛选》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最早发表的原件中(《选集》作了大量删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银行等高等员司、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部分留学生和大学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属于前四等人的附属物(人数约一百万)。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即大部分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这些可友可敌的人有四百万。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略有变化,但没有根本变化,从1942年的整风运动及随后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我有亲身经历。(抢救运动中,延安和边区共打了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毛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阶级斗争”革命中的反动派。直到文革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连知识也被否定了:“知识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动”。 关于反右派斗争还应多说几句话。1949年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是整人的,主要整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除开打击人之外,还要批判这些人的见解,即批判所谓右派言论和右派思想。今天看来,其实当年所批判的右派思想,其中许多都是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张。批判了这些,就颠倒了是非,迟滞了中国按普世规律前进的进程,其后遗症至今还没有消除。反右派运动可以说是对中国民主群星一次大规模的摧毁。可是事情至此还没有完,比如吴晗,在反右派运动中是颇为积极的(那时他刚入党),到文化大革命就成了祭旗的牺牲,最后他全家死得好惨。 由于知识分子喜欢提意见,喜欢多嘴多舌,执政当权之后,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异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感到同他所希望的人人都当“驯服工具”,当“螺丝钉”(学雷锋)的要求格格不入,将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当敌人看待的早年认识,终于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实践了。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1966年4月24日,毛泽东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既然是反革命,当然要对付了。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边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在注释中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认真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讲话精神。”也就是说要全国各地一直到基层党支部都要对知识分子“开刀”。(以上引语分别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页,第12册35页,第13册171页、182页。) 文化大革命中,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 西南联大即是“民主堡垒”,又是“人才摇篮”。在八年多的教学期间,教育出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生中,到1995年,共有90位学生成为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8位是联大人,其中只有赵九章、杨嘉墀两位是当年的教师,其余6位都是当年的学生,即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我国从2000年开始,评“最高科学技术奖”,每两年评出两人。该项奖极其严格,宁缺毋滥。到2008年,共评出12人,其中有当年联大学生4人,即黄昆、叶笃正、刘东生、吴征镒。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来自联大物理系。可是培养这些学生的老师们,如曾任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饶毓泰和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都下场凄惨,甚至被整死了。 李凌同志的这本书,以他的亲见亲闻亲历为主,加上搜集到的材料,记录下这一页沉重的历史。现在的中年尤其青年人,大都不了解这一页历史。中国应当走上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大家的责任,一百多年来,多少人为此奋斗、为此牺牲。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处于一种什么身份和地位,毛泽东怎样扭曲了这种地位,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能无动于衷。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真实的历史,对历史要有忠诚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都同他们当年经过的史实分不开。本书作以耄耋高龄、孜孜  来写这本书,当然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前几个月,我所在的单位老干局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党的生日寄语”活动的通知》,要求我们这些老头写一段“寄语”,“以营造庆党的生日、迎党的十八良好氛围”。我就在“通知”下面的空白处,写了这样几句话,录以结束这篇序言:“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创新;此种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党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获得的。可是执政之后,却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祸国,直到‘文革’十年呜呼哀哉。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好转,前十年随世界潮流前进,八九年之后,普世价值失效。我的忧虑在:何时宪政大开张”。 (责任编辑 黄钟) 来源: 炎黄春秋杂志 | 来源日期:2012年第11期 | 责任编辑:凌绝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08ee850102ehw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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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李锐: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序言      今年我已经吃96岁的饭了,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笔。前不久,李凌同志将他的书稿《“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给我,并嘱写序言。我之所以应命,是由于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师的悲惨命运,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我晚年不断呼唤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可以说,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历史变局的一个例证。      当年领导云南地下党活动的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是我在中组部工作时的同事,又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已经去世),他在云南多年,曾亲临联大指导工作,解放后就被打成“地方主义”,从一线退下,再没有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      1939年夏,我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青委书记是蒋南翔),认识了袁永熙,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省青委委员,刚从云南调到重庆南方局办的青训班学习。1941年,皖南事变后,全国白色恐怖,他奉云南省工委的批示从昆明到农村隐蔽起来,继续在个旧地区从事党的工作。随后奉南方局组织部的命令,1944年回西南联大复学,参与领导学生民主运动。他曾有过短暂辉煌,解放后,在团中央任学生部副部长、清华党委书记、校长助理。他的夫人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因他被打成右派而离婚,文革中自杀。      还有何功楷,也是“一二·九”运动后武汉秘密学联的成员。他的哥哥何功伟,在抗战初期被国民党杀害,延安开过追悼会,是我参加筹办的。何功楷在外交部工作,任过驻外大使。      1952年以前,我一直在报社和宣传部门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曾写过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惨案,随后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难,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书中的统计数字说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学中只有党员20多人,运动之后发展到100多人,仅西南联大就有71人。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曾在校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3800多人,先后在校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有206人。其中“一二·一”惨案中遇难的烈士有于再、潘琐、李鲁连、张华昌(于、张不是联大的)。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有肖亮、刘国 (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钟泉周、钱泽球、江文焕、荣世正,还有参加云南武装斗争牺牲的烈士吴国珩、曾庆铨、陈海、陈虞陶,共13人。大多数学生解放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马识途、宋平、王汉斌、彭 云、何东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晓等。有一位1940年在联大毕业的老教授、研究美国史的专家刘绪贻,书中没有提及。2012年5月,武汉大学为刘教授一百岁大寿开了庆祝研讨会。由于他坚决反对“用民本偷换民主”的“维稳”,以此压制改革,大家歌颂他为“百岁非毛派”,要力挺“刘绪贻精神”。我的贺辞:“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为实施宪政努力奋斗”,悬挂在大厅;还编入纪念文集《野老丹心一放翁》的首页,文集有近100人的文章,约120多万字,有很多文章是歌颂联大的民主自由,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对最后战胜国民党所作的贡献了。      西南联大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不仅是云南省工委领导了联大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一批优秀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还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领导和教授队伍,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后两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有兼职,不能来云南,校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全权主管。梅的人品与个人修养极佳,从不轻易发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陈寅恪如此评价:“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的生活也很严谨,他将校长专用车改为公用车,自己尽量步行;每遇困难挺身而出,从不独断专行。清华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长力主学术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体制,学校有教授会、评议会和教务会议,最有发言权的是教授,被称为“教授治校”。梅视教授为大学的脊梁,1931年就职演说有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华罗庚,入学考试英语差的吴晗,数学极差的钱钟书,都是他引进的人才。在云南时,梅校长对校内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从不干涉,甚至加以保护,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行动时则予以抵制。      联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队伍。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遭国民党刺杀,引起轩然大波,激发更多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的敌对方面。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向达、吴晗还有云南大学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进程的。他们大都留过学,受西方科学、民主和宪政治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深感不满。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国民党参政员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为了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一次重要行动。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层成员。这当然也是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坚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马克思主义。如罗隆基,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就因为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状况,鼓吹言论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资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从英国拉斯基学来的政治学,在《新月》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作了直接的批评,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理论(现在罗的这种见解已经被学术界接受了)。这些教授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极其真诚的、坚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可以说陈寅恪教授,我过去并不知道这位大学者,是上世纪80年代黎澍同我去钱钟书家拜访时,听钱谈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写信给陈,邀请他到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陈回信说:如要我当所长,这个所就不讲马克思主义,请你告毛泽东、刘少奇得到他们的同意。陈没有去台湾,一直留在广东中山大学,也没有北上。陈是史学大师,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是真正的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和父亲陈三立都支持维新变法,举办新政,遭到撤职。他的哈佛大学同学吴宓对陈的家世也极为佩服,在《日记》中称赞他“造诣出群,非偶然也。”“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陈寅恪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曾经指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桎梏”当时指三民主义,后来指马克思主义。中央曾先后派章士钊、陈毅、周扬等人到广州劝说陈来京就职,陈一一谢绝。      这些当年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的进步青年和精神独立的教授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垒”,乃星空中璀璨夺目的群星。这种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李凌这本书的书名是《群星陨落记》,它不是要写群星,而是要写群星的陨落。1949年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根据当年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着重宣传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可说已经达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学上发生的流星雨一样,群星乱落了!这一本书就是记下了这一页历史。      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有学者统计,大小40多次),这些运动不论叫做什么名字,都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书中写到:当年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取得很大的成功,还一度化名在西南联大任教。可是到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就在山东大学校长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来被整死了。肃反运动的打击面(立案审查)是140万人,所有政治历史稍微复杂一点的都得列为肃反对象。华岗这样的大案是登了报的,其他的人就无从知道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为了要使右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毛泽东规定要有十分之一见报。这样,在当年的报纸上,就看到了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吴文藻、吴景超、向达……等等民主教授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材料。联大的学生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参加党组织领导的袁永熙。本书作者李凌,是在联大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也被划为极右了。当年在联大积极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后被整得很惨甚至整死的,除袁永熙、陈琏外,还有李炳泉、吴显铖、尚嘉齐、范迪之、卢锡锟等,联大师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极右、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据我所知,1957年谢富治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时,他就把当年调到“边纵”工作的许多联大学生党员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义分子。陈寅恪是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的运动中,遭到批斗的,从此告别讲台,潜心著述,文革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双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我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刊《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从《毛选》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最早发表的原件中(《选集》作了大量删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银行等高等员司、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部分留学生和大学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属于前四等人的附属物(人数约一百万)。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即大部分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这些可友可敌的人有四百万。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略有变化,但没有根本变化,从1942年的整风运动及随后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我有亲身经历。(抢救运动中,延安和边区共打了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毛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阶级斗争”革命中的反动派。直到文革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连知识也被否定了:“知识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动”。      关于反右派斗争还应多说几句话。1949年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是整人的,主要整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除开打击人之外,还要批判这些人的见解,即批判所谓右派言论和右派思想。今天看来,其实当年所批判的右派思想,其中许多都是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张。批判了这些,就颠倒了是非,迟滞了中国按普世规律前进的进程,其后遗症至今还没有消除。反右派运动可以说是对中国民主群星一次大规模的摧毁。可是事情至此还没有完,比如吴晗,在反右派运动中是颇为积极的(那时他刚入党),到文化大革命就成了祭旗的牺牲,最后他全家死得好惨。      由于知识分子喜欢提意见,喜欢多嘴多舌,执政当权之后,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异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感到同他所希望的人人都当“驯服工具”,当“螺丝钉”(学雷锋)的要求格格不入,将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当敌人看待的早年认识,终于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实践了。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1966年4月24日,毛泽东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既然是反革命,当然要对付了。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边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在注释中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认真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讲话精神。”也就是说要全国各地一直到基层党支部都要对知识分子“开刀”。(以上引语分别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页,第12册35页,第13册171页、182页。)      文化大革命中,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      西南联大即是“民主堡垒”,又是“人才摇篮”。在八年多的教学期间,教育出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生中,到1995年,共有90位学生成为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8位是联大人,其中只有赵九章、杨嘉墀两位是当年的教师,其余6位都是当年的学生,即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我国从2000年开始,评“最高科学技术奖”,每两年评出两人。该项奖极其严格,宁缺毋滥。到2008年,共评出12人,其中有当年联大学生4人,即黄昆、叶笃正、刘东生、吴征镒。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来自联大物理系。可是培养这些学生的老师们,如曾任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饶毓泰和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都下场凄惨,甚至被整死了。      李凌同志的这本书,以他的亲见亲闻亲历为主,加上搜集到的材料,记录下这一页沉重的历史。现在的中年尤其青年人,大都不了解这一页历史。中国应当走上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大家的责任,一百多年来,多少人为此奋斗、为此牺牲。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处于一种什么身份和地位,毛泽东怎样扭曲了这种地位,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能无动于衷。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真实的历史,对历史要有忠诚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都同他们当年经过的史实分不开。本书作以耄耋高龄、孜孜  来写这本书,当然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前几个月,我所在的单位老干局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党的生日寄语”活动的通知》,要求我们这些老头写一段“寄语”,“以营造庆党的生日、迎党的十八良好氛围”。我就在“通知”下面的空白处,写了这样几句话,录以结束这篇序言:“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创新;此种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党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获得的。可是执政之后,却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祸国,直到‘文革’十年呜呼哀哉。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好转,前十年随世界潮流前进,八九年之后,普世价值失效。我的忧虑在:何时宪政大开张”。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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