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部】关于郭美美事件的信息要进一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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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美
爱思想 | 于光远：病中杂感（九则）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79 次 更新时间： 2011-06-28 17:11:41 于光远：病中杂感（九则） ● 于光远 之一：“吾思故吾在”别解 从1987年起，每个新年开始我都写一封贺信给外地的亲友，报告过去这一年自己是怎么过的，新一年如何打算。头一封信中我写道：“有人问我：你一不锻炼身体，二不注意饮食，为什么身体那么好？我的回答：一是靠偶然性：细菌或疑难病没有来找我；二是靠马克思主义，使我在任何时候对社会的进步充满胜利的信念，情绪好。” 可是从去年——严格说来，弄不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癌细胞找上了我，因为动手术时，它已经数量不少，大概已有几十亿个（从书上得到的知识）。而今年8月前的某一个时候，肝病毒光临敝体。因此，素来非常健康的我，从去年11月起，一年的时间里，我住了将近半年的医院。第一次住在北京医院。病虽重，但吴蔚然前院长对我非常宽容，允许我住院期间可以工作。因此，我写得不算太少。最近出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就是那次住院时开始写的。 第二次住院患的是肝炎。302医院最擅长的是对肝病的治疗。医院对病人的休息抓得特别紧。因为肝病的痊愈，三分靠治，七分靠养，所以必须卧床，要求把活动量减低到最少的程度，而且脑子也要休息。但是我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无时不思，无日不写”，脑子怎么也停不下来，我作不了自己的主。这个医院对肝炎的治疗，主要靠在静脉中输入它的一个拳头产品“69·12”——1969年12月研制成的一种药物。进院四十天中倒有三十多天都要输液四小时左右。虽然不能坐起来，但我的脑子还在动，还可以打腹稿。 在这种生活中我悟出一个道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前些日子认识了一个比我年纪还大的学者，他说自己曾经患过一场病（很巧，也是肝病），肝区痛得很厉害。后来他悟出一个道理：自己不是还有强烈的生存欲望吗？而正是痛向他证明，他还活着。因此，痛使它得到一种安慰。而我则是用自己还在思考来证明我存在。这样“吾思故吾在”成了适合于我的一句话了。 当然这是“别解”，笛卡儿这句话的本来含义并非如此。它的本意，一切哲学教科书、工具书都讲得很清楚。再说一遍，我无意为它辩护，也不想去曲解它，我只是借用这句名言，讲我自己的感受。 之二：何必藏拙 因为自己缺少文学修养，就羡慕文笔好的人。这也许要怪自己小时候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建国初期有一个朋友发表感想说：一个人中学时代如果没有把文笔练出来，他一生就很难写出有文采的文章。我一直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从中学时候起，兴趣转到数学上面，因而写文章如演算，逻辑性尚可，而文采就说不上了。但是后来一想，中学以后，自己没有好好地增进自己的文学和与文学有关的各种历史知识，也是造成我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 因为自知有这方面的弱点，在写我认为需要文笔好一点的文章时，我就会迟疑：写还是不写。写了，又会犹豫是拿出去还是不拿出去。后来一想，不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如何与别人交流？自己的感情如何表达？自己的主张如何陈叙？更多的事实又如何传播？再一想，人贵真实，自己的水平如此，自己的表达能力如此，实无藏拙之必要。而且自己的岁数已经有了一大把，把文笔练好已经来不及了，但多写，总可以有点进步。如果一直把拙藏下去，这拙不会因此减少，可能还会越来越多。 我想请人为我刻一方闲章，内容就是这四个字。当自己有藏拙心理，而不敢把可以拿出去的东西拿出去时，在稿子上打上这方印章，帮我下决心。 之三：爱吾斋 我的书斋就是我在其中工作的车间。 中国的学者，把图书馆作为自己工作车间的，我想不会多。市内交通不便和图书馆借书手续不方便是主要的原因。我曾多次下决心跑北京图书馆，还专门去了一趟办借书证，但至今没有去利用它（不过我并没有死心）。我写的那些东西，十之七八是在我的书斋里生产的。 “文革”前，我的书斋颇有规模。那时它在沙滩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共有的大院内的一个小的“独门独院”里。“文革”中姚文元进驻《红旗》，为了纯洁他的环境便把中宣部处以上干部和家人撵出大院。我被撵到了我现在住的地方。当时我家的居住面积比现在要小得多。空间一压缩，大量的图书资料不得不被当作废品处理掉，藏书损坏十之七八。“文革”后空间就地扩充了些，书籍资料又逐渐增加起来。在那里有我需要的许多生产工具，又储藏有我需要的原材料与尚待加工的半成品，在那里我可以有效地工作。 知识分子爱自己的工作，也就爱自己的工作环境。不过平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习以为常，没有多想我的书斋之可爱。近一年来有六个月住在医院，就越来越感到它之可爱。尽管这个书斋现在仍在一个杂院内，我还是感到它的可爱。我急切地想恢复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尽快回到自己的书斋。 中国文人喜欢给自己读书、写作、生活的地方起一些雅名。我学风雅，也想给我的书斋起个“爱吾斋”的名称。虽然我也主张人应自爱，但这爱吾斋三字，并不意味是“爱吾”之斋，而是爱“吾之书斋”也。我希望有人为我刻一方印章，当起这个“爱吾斋主”。 之四：多愁善感 病中本来可愁之甚多，因此我也决不会希望“多愁”，而写了一篇《病中纪趣》，《扬子晚报》把它登出来了。文章中我讲自己信奉的是“喜哲学”，不想去纪“愁”、纪“善”、纪“病”、纪“烦”，只想纪些“趣”事，自己开开心，也让别人开开心。 但是我还是写这篇杂感，提倡“多愁善感”。这当然不是欣赏林黛玉的那种病态心理。她那样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遇造成的。读《红楼梦》时我是很同情她的。但是当代人、当代青年不要像林黛玉那样。要豁达潇洒。我说的这四个字，不必说是另外的意思。 我说的多愁，是出自对社会的关心。社会进步是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实现的。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某一个时期可以在某些领域中占到上风，如果不发愁，岂不是麻木不仁，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心？ 我说的善感，指的是要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有强烈的感情，乐于感受，而不是感情淡漠，感觉迟钝。 总之我说的多愁善感总是一种好的素质。 多愁善感也有一个能力的问题。尤其是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如果不为社会进步发愁，缺乏感受新事物的能力，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我认为这种能力是可以提高的。 我只是对社会上一部分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我相信，“这一部分”是会不断扩大的。 之五：关于病中杂感 我是就病中杂感本身讲一些杂感。 所谓杂感就是没有一个主题，有什么感想就写什么感想。 杂感也就是随感，随时随地有感想。困难只是在医院中，身不由己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不能出病房，只能在病房里去产生感想。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感想还不少，有可能是在它时它地产生的感想，现在正进行反刍。 病中感情的产生固然受到了限制，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时间去想。病房是个写杂感的好地方。写杂感不必去查资料，在病房中可以做。因为没有其他工作，也有心思和时间做。困难只是医生不让我写，不过，简单写几句有时也可以得到允许（写长篇大论，在北京医院里还允许，在302医院是不允许的），但充其量也只能写些杂感之类的东西。 我这个人，惯性特别大。小时候，我初学牛顿惯性定律，那时候这个定律的表达方式是“静者静、动者动”。我干事，不干则已，一干就停不下来，要干出一个规模才能停下来。病中杂感一写，也许就是几十篇。不过，如果很快出院，就写不多了。 之六：随感录和回忆录 在病房中可以作一点零零碎碎的回忆，但是不适宜写回忆录。 这几年，亲友们建议我别的工作放一放，先把我的回忆录写出来。我认为这个建议应该考虑。写回忆录是我这样的老年人应尽的一种社会责任。我一生中虽然没有担任过什么要职，但毕竟有一些自己接触到的事情是应该写一写的，不写，这些也许只有我和少数人知道的事情，以后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就应该对历史负一点责任。 但是我这个人老是“向前看”，总是在不断地去想新的事情，想起做新的工作，因此写回忆录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真正开始。我的这种思想状况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好。老年人不断向前看，我认为应特别得到肯定。青年时代的老战友李昌，他比我还大一岁，对社会、对国家的事业特别热心，到处奔波。他说他正在创业。有人觉得七十八岁的人说这样的话有些奇怪，可是我却很欣赏他的这种精神。 不过写回忆录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写回忆录不能只靠回忆。为了把历史事实讲得确实，讲得具体，不出差错，除了回忆之外还要查必要的资料。写回忆录是凭着作者作为历史见证人这种特别的身份和资格来写的。它是靠作者忠于历史事实的信誉来取得读者信任的一种可靠的文献，所以要求特别严格，它应该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成果。因此它不是在病房中可以进行的工作。适合于在病房写的还只是随感录。当然回忆的片断是适合于在病房里写的。 之七：不要怕表现自己 恩格斯论个人生活有三个方面的需要：生存、享受及发展和表现。全集中有两处这样的论述。过去一直未被注意。十多年前我特别把这个论述引证出来。在我国人们长期不敢讲享受，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我不得不把老祖宗请出来。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讲过，在繁荣年份，工人阶级还能多少购买一些奢侈品——消费奢侈品同享受是一个意思，而到危机年份，不但奢侈品买不起，就是生活必需品也买不起了。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从社会整体说，也是一要解决所有居民的生存资料问题，二要使居民普遍增加享受资料的消费。在每个社会成员中也应该提倡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享受，不要怕讲享受。我认为“共苦”不是我们的目的，“同甘”才是。 恩格斯讲的还有第三条：发展和表现自己。这也是人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发展什么？表现什么？无非是才能和个性。人的生活不能只是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对精神生活，恩格斯的三条并没有说尽，但是发展自己的才能（才能中当然包括知识）和个性是非常重要的。个性和才能是不能分开的，只有使优秀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时人是喜欢表现自己的。工作的业绩要得到社会的确认，研究的成果要得到同行的评价。登台演出或在荧屏上演出，都是表现个人的才能和个性。我是喜欢表现的，我反对把喜欢表现自己作为贬词。喜欢不喜欢表现也可以作为个性来看待，不应该强求。我只是想讲一句同不要怕讲享受类似的话：不要怕表现自己。至于表现得好不好，应该让社会来评论。 之八：文格与人格 文如其人，这句话中的“文”我想应该是指文章的风格而不是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如果是后者它“就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用“如”这个字就不贴切了。 对于文章的“风格”，中学里听语文课老师讲过一大篇道理，听时似乎懂了，又似乎没有懂。只知道它与文章的思想内容有关又不是思想内容本身。比如左的理论家的文章一看就不会很让人喜欢，文如其人，也就会知道写文章的人也是不会让人喜欢的。 还有一个“文格”问题。龚自珍句：“文格渐卑庸福近”，意思是说，卑下的文格是与追逐庸福的人格相应的东西。在文格与人格的关系上，“文如其人”这句话倒也是贴切的。 我有一个“三格”——性格、风格、人格的说法。我观察到，社会上一部分人总是对另一部分人的本来是好的或者很好的性格、风格、人格不能容忍，用各种办法来损害它们。因此我认为凡是好的这三格，本人就应该注意保护它们，不使它们受到损害。后来我想，这么要求未免太低调了一些，还可以更积极一些，那就是可以多做一些表现自己的三格，尤其是表现自己人格的事，让更多的人知道保护这样的人格是必要的。抱这样的目的写出来的文章文格会是高的，即用高的文格来表现他的人格。 之九：我与流行文化 在病房中正看一本《我是王朔》，想用这个题目写一篇杂感。 在快进病房前不久，我才知道有个叫王朔的人，虽然他是一个畅销书的作者。其实何只是他。青年人中谁都知道的许许多多“明星”，我对他们的无知，使得他们非常奇怪。流行文化传到我这里时，许多恐怕已经不流行了。有些也许压根儿流行不到我这里。使我成了“流行圈外”的人。 不过在思想上，我并不轻视流行文化。当某些流行文化受到攻击时，我曾经为它们说过好话、写过文章。有一篇文章登在刚创刊时的《中国文化报》上，可以作证。后来，《新观察》上还有人对那篇文章有所评论。 还有一件事。去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请我参加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他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工作意义的跨文化研究》。其中讨论到文化与中国人对工作的意义的认识之间关系时，只讲了传统文化和社会舆论这两个方面。我在发言中强调，必须高度重视流行文化的作用。这是我对流行文化又一次发表比较系统的言论。 我也想克服对流行文化知识缺乏的弱点，去年找来了汪国真的诗；在广州去过一次卡拉OK厅；这次又把两本王朔的小说和这本《我是王朔》带进了病房。这样的接触，对于我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确有些好处。但是要我对这些东西写出比较有分量的评论，则非我之力量所能及也。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74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于光远：病中杂感（九则） 于光远：初识陈伯达 于光远：1978年为何要点名批评汪东兴？ 于光远：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于光远：胡耀邦赠我的一首诗 于光远：陈翰笙风云三世纪 于光远：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背景回顾 于光远：龚育之 于光远：谈休闲 于光远：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稿 于光远：三个故事：科学精神的三个侧面 于光远：希望更多的人来做”文化扶贫”的工作 于光远：不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 相同主题阅读 杨福泉：怀念“原生态”艺术传承保护的先驱田丰先生 周淑真 聂平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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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更多华尔街日报 | [刘罡读报] 美报笔下的中共党员小聚会
刘罡 美国《洛杉矶时报》7月1日的报道 说，北京锦新园小区（音）的党员们每月聚会一次，他们在会上讨论给地震灾民募捐、防止小区偷盗和组织远足等事宜，报道援引小区党支部负责人万小峰（音）的话说，我们在党员聚会上从不讨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谈实际问题。报道说，万小峰上个周末组织小区的党员们在自己家包饺子吃，参加活动的居民党员赵晓明（音）说，共产党过去只吸收最优秀的人，年青人现在入党是为了在国有企业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 另一位参加聚会的党员马建民（音）说，过去的党员常常会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党员会第一个冲上去，而现在，他们会第一个跑开。这位56岁的国有企业经理说，许多人假装忠诚于共产党，其实是腐败分子。但报道也说，出席聚会的党员们事实上都对共产党对中国的治理持赞扬态度。万小峰说，中国没有战争，没有饥荒，中国人民非常满意。其他党员们对他的话点头赞同。56岁的退休人事经理万小峰说，由于他爷爷是地主，他申请10年才被批准入党。 “郭美美事件”酿中国慈善业危机 美国《纽约时报》7月3日的报道 说，年青女子郭美美的炫富照片像是给中国的慈善事业投了一颗手榴弹。郭美美在新浪微博上炫耀了她在中国南方驾驶的橙色兰博基尼跑车（她的“小牛”）以及她在北京驾驶的白色玛莎拉蒂跑车（她的“小马”）。报道说，郭美美在微博中自称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商业总经理”，而她的这一身份显然已通过了新浪微博的认证。报道说，中国红十字会否认与郭美美有任何关系，并已于6月24日向警方举报了郭美美。 报道说，“郭美美事件”使中国红十字会和国有慈善业面临着诚信危机。报道称，早在今年4月，互联网上就张贴出了一张1,500美元用餐发票的照片，这顿饭据称是被中国红十字上海分会的一小批雇员享用的。中国国家审计署在“郭美美事件”曝光后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审计中发现了五起财务问题，其中一起是，中国红十字会在一次设备采购中多支付了65万美元。 利比亚反对派放卡扎菲一马？ 英国《每日电讯报》7月3日的报道 说，利比亚反对派已放弃了他们要求卡扎菲必须离开利比亚的立场，目前有新的迹象显示，利比亚反对派仍希望谈判解决利比亚持续了4个月的内战局面。报道援引利比亚反对派领袖Mustafa Abdel Jalil的话说，如果卡扎菲辞职，利比亚内战有可能结束，反对派不再坚持卡扎菲必须流亡国外。 报道说，虽然利比亚反对派的这一表态可以被视为一种让步，但它几乎肯定会被利比亚政府拒绝，因为按这一建议办理卡扎菲实际上将被软禁起来。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阅读更多红会秘书长称博爱小站项目问题在利益归属上
人民网北京7月4日电7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在其个人博客发表题为《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答博友问》的博文，以个人博文形式，回答了有关中国红十字会及郭美美事件的一系列问题。 王汝鹏在“问答”中表示：“郭美美事件对我们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坏事是由于她的炫富、她虚构红十字会不存在的机构名称和职务，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误解和不满，严重损害了红十字会的形象和声誉；好事是使我们通过这次事件，看到了行业红十字会乃至整个红十字会系统在组织建设、业务开展、资金募集、项目运作等方面还存在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进行研究和整改。” 王汝鹏针对“博爱小站”项目做了具体解释，博爱小站进社区，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项目本身并没有问题，企业出资购置房车作为博爱小站，为社区居民提供卫生救护等各种便民服务，车体为企业作广告以获得收入冲抵项目承办企业的投入成本，红会没花钱实施了公益项目，社区群众获得了免费提供的服务，承办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又通过车体广告回收了投入成本，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策划，也是一个很好的公益项目。 王汝鹏称，公益项目如何以市场化的方式去进行运作，关键要把运作模式设计好，公益行为与公司行为要泾渭分明，不能缠绕不清。王汝鹏表示，大家质疑的问题或许不是项目本身，而是项目运作链条上的利益归属问题。商业系统红会在实施这个项目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公司的问题，我们已致函中国商业联合会要求尽快进行调查，并向公众作出交代。 提及报案理由，王汝鹏说：“我们是以郭美美虚构事实为由报案的，因为她虚构了这么一个不存在的组织名称（中国红十字商会）和职务（商会总经理），损害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声誉和形象。” 王汝鹏介绍说，中国红十字今年花大力气研发了公开透明的捐款管理信息网络平台，这个网络查询平台争取在七月底上线。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答博友问 1、你怎么看”郭美美”事件？ 王汝鹏：郭美美事件对我们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坏事是由于她的炫富、她虚构红十字会不存在的机构名称和职务，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误解和不满，严重损害了红十字会的形象和声誉；好事是使我们通过这次事件，看到了行业红十字会乃至整个红十字会系统在组织建设、业务开展、资金募集、项目运作等方面还存在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进行研究和整改，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发展。 2、“郭美美”事件发生后，总会做了哪些查证核实工作？ 王汝鹏：20号晚上网上开始出现郭美美与红十字会的有关传言后，在家值班的领导就马上注意到了，次日上午就发了中国红十字会的第一个声明。应该说回应还是非常及时的。当时我们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之间的联系，因为郭美美说的是“红十字商会”，我们一般认为“商会”是商业企业或经商者的组织，它不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简称。当我们从网上进一步获知此事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有关联之后，就立即向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了解情况，要求查证。所以后来他们也发了一个声明。随着情况的进一步了解，我们发现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与网友所说的几家公司确实存在项目上的关联，所以我们立即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上级主管单位――中国商业联合会进行沟通和协商，7月1日，总会就发出了第三份声明，决定邀请审计署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请中国商业联合会对其进行调查，在此之前，暂停该红会的一切业务活动。 3、”郭美美”事件给你们的工作造成了什么影响？能否讲述一下你们的感受？ 王汝鹏：郭美美事件不仅对我们总会，也对我们地方各级红十字会都造成了压力和影响。我们一直真诚欢迎公众和媒体对红十字会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质疑，无论哪一级红会组织，也无论红会的什么人，只要出现问题，我们决不袒护和姑息，一定要查清真相给公众一个交代。现在部分网友的情绪有些偏激，对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国弱势群体以及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所作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盘否定，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我们感到委屈和痛心的。我们希望公众和媒体能够理性看待郭美美事件，真正从建设的角度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为刚刚兴起的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献计出力。 4、红十字会已报案，是何案由？是诉郭美美使用”红十字”三字侵权吗？ 王汝鹏：我们是以郭美美虚构事实为由报案的，因为她虚构了这么一个不存在的组织名称（中国红十字商会）和职务（商会总经理），损害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声誉和形象。 5、与天略合作的”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是红十字会的下属组织，它与红基会有关系吗？ 王汝鹏：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铁道系统红十字会是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的两个行业分会，它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红十字会是平行关系，与之平行的分会还有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分会，但这两个分会享有高度自治权。 中国红基会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简称，它是民政部批准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一家5A级公募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是它的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红基会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6、你肯定也经常浏览微博，看网民对红十字会的爆料和质疑，您觉得哪些是中肯的，哪些是子虚乌有的？ 王汝鹏：我也抽时间上网浏览，也有很多网友给我的微博留言、评论，我也尽量给大家一些回复。应该说，绝大多数网友还是出于对红十字会的关心爱护、希望红十字会把工作搞得更好的良好动机，有很多网友的意见和建议都是很有见地的，我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但不可否认也有极少数网友的言论不理性、不文明、不客观、不全面，甚至有一些是不负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的言论，比如说郭美美是郭某某的女儿，女儿不成又说是私生女，没同机说她俩同机，没带高档手表说带了高档手表，比如说中国红十字会不是国际红十字组织成员等等，这些都是捕风捉影、子虚乌有的事。 7、有爆料称王鼎公司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实际操作方，操作了博爱之窗、博爱小站等项目，对此总部是否做过查证？ 王汝鹏：我们已经注意到网友反映的这些问题，已经正式致函中国商业联合会请他们进行调查，同时我们也要参与调查。 8、 6月27日，审计署公布了对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此你可否做一下解释？ 王汝鹏：这个问题一经报道，总会第二天就针对审计署指出的五个问题作出回应和详细说明，你可登陆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进行查看。 9、您觉得网民如此激烈地质疑红十字会是否跟红十字会的商业运作和不够透明有关？ 王汝鹏：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前天我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就讲过，这次因郭美美事件引起的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是某种社会情绪的一次厚积而发，虽然具体质疑的对象是中国红十字会，但值得中国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引以为鉴，并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提高执行效率，推进公开透明，做透明的钱口袋。这也是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今年要花大力气研发推出公开透明的捐款管理信息网络平台的真正动因。 10、2008年之后，红会系统不断有负面新闻出现，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庞大，总会与行业系统红十字会以及地方红十字会的关系是怎样的，你们如何有效对他们进行监管？ 王汝鹏：2008年的一些负面新闻当时都已经得到澄清，比如所谓“天价帐篷”的事，这事就类似于说郭美美是郭某某的女儿，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委屈的是，这些已经反复澄清过的事情反复拿出来炒作，甚至把它当作事实在一些指责文章中进行实体引用，这种混淆视听的做法是我们非常愤慨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分会的关系是业务指导关系，依据《红十字会法》，就各级红会组织都要开展“三救三献”（救灾、救助、救护，义务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以及国际人道法传播、红十字青少年等方面的工作，上级红会对下级红会都要进行部署和指导。但上级红会不负责下级红会的人事管理、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的划拨，这与工青妇、残联、文联等人民团体的组织管理模式是一样的。总会对分会的监管主要是业务方面的监管，比如布置的工作是否按要求落实，拨付的救灾款物是否及时安全分发到位等等，主要监管方式有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检查，也有外部审计和第三方评估，同时还要接受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 11、中国红十字会的地位十分特殊，有红十字法，参照公务员管理，接受政府监督，您如何看待这种双重身份，未来的发展走向是什么？ 王汝鹏：中国红十字会的地位的确比较特殊。一是它有政治优势，世界各国，元首、国王、总统一般都是红十字会的名誉会长，我们国家也是；二是它有法律保障。目前中国社会团体中有国家立法的只有两家，一是工会有《工会法》，二是红会有《红十字会法》；三是它具有国际性。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也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领导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上获得承认并恢复合法席位的组织。某卫视知名评论员说中国红十字会至今未加入国际红十字组织，那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言论；四是它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红十字会1904年成立，至今有107年的历史。中央领导同志把中国红十字会定位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得力助手，和谐社会建设的有生力量，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我国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由卫生部代管，1994年改由国务院直接领导联系，是经国务院批准免于在民政部登记的21个全国性社团之一。红十字会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益慈善组织，准确讲，它是人道救助组织。它既要承担一般慈善组织的职能，如扶贫济困、助医助学、救灾救助等，它还要承担政府委托或特殊交办的工作，如动员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国际人道援助、民间外交等，这些特定的工作职责正是它与一般公益慈善组织的重要区别。 因此，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都与政府关系密切，政府都有向红十字会拨款提供经费支持。国外红十字会的政府拨款比例比中国要大得多。英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家政府向红会拨款的比款占红会总收入的70%以上，而以我们总会为例，政府每年的拨款只占红总会收入的10%左右。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参照公务员管理，政府的拨款主要是帮助解决人员工资和机构运行经费问题，但这并不改变中国红十字会的社团属性和民间性质，我们开展国际国内的人道援助主要还是依赖向社会募捐。 12、红十字会按照《红十字法》接受政府监督，而网友认为中国红十字会是社会组织，应该接受社会监督，应该公布捐赠数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汝鹏：这两者并不矛盾，中国红十字会既要接受政府监督，也要接受社会监督。其实我们一直在朝公众期望的方向努力，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但做的还不够，离大家的期望还有距离。这也是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今年要花大力气研发推出公开透明的捐款管理信息网络平台的原因，这个网络查询平台我们争取在七月底上线。 13、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博爱小站进社区项目以无动力房车为载体，在城市社区建立红十字博爱服务站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有证据显示，该项目由王鼎公司策划，并称是公益市场化的新探索模式，对于这种以市场行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模式，应当遵循哪些原则，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汝鹏：博爱小站进社区，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项目本身并没有问题，企业出资购置房车作为博爱小站，为社区居民提供卫生救护等各种便民服务，车体为企业作广告以获得收入冲抵项目承办企业的投入成本，红会没花钱实施了公益项目，社区群众获得了免费提供的服务，承办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又通过车体广告回收了投入成本，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策划，也是一个很好的公益项目。大家质疑的问题或许不是项目本身，而是项目运作链条上的利益归属问题。商业系统红会在实施这个项目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公司的问题，我们已致函中国商业联合会要求尽快进行调查，并向公众作出交代。 公益项目如何以市场化的方式去进行运作，这是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正在积极探索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那种坐等捐款上门、没有服务意识、没有营销意识、没有社会创新的公益慈善组织是不可能成为有影响力、有公信力、有救助实力的公益慈善组织的。这里的关键是，要把运作模式设计好，公益行为与公司行为要泾渭分明，不能缠绕不清。市场化运作的公益项目要实现三方共赢：首先是要让需要帮助的群体得到免费服务或无偿资助；其次是让公益慈善组织获得公益资源，不花钱办好事；最后是要让承办企业有一定的回报，保证可持续性。但这种回报应是通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间接获得，而不是从慈善组织或受助方中获取。公益慈善组织在这当中要做的就是加强监管，通过严格规范的制度建设和运作流程，堵塞漏洞和寻租空间，防止好菜变味，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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