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2012年02月06日 14:23:33 　　 敢闯敢冒 再创辉煌   　　 ——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   　　鄢烈山   　　 重读邓小平1992年1至2月巡视南方的讲话，最大的感慨是，年华如逝水，倏忽间20年就过去了！     　　20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超常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邓小平当年期望的“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却只实现了一半，即制度“定型”化倒是定型得厉害，却与“更加成熟”似乎越行越远，即“利益集团”和“社会分层”日益定型化，社会矛盾却不必讳言日益尖锐，乃至“仇富”、仇官和反智的民粹思潮大有市场，邓小平当年极力主张“彻底否定”的“文革”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这与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说的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共同富裕”目标，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有莫大的关系——须知，邓小平“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他所谓的“本世纪末”早已过去了11年，“两极分化”非但没有防止，反而成了刺眼的现实，炫富的衙门与“郭美美”们令人愤慨。以广东境内而言，珠三角与粤北粤西粤东一些县市就俨然分处两个时代。     　　今天重读南巡讲话，有两点我特别共鸣。   　　第一是，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他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推而广之，整个珠江三角洲之所以上世纪80、90年代在全国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粤语风靡神州引领时代新潮流，就是敢闯敢冒的精神所成就。那时候改革开放的主要障碍来自意识形态，姓社姓资的问题，纠结在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应不应允许私有制和“三资”企业，引进外资是不是卖国等问题。     　　深圳和珠三角为什么能率先冲破意识形态的魔障呢？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的生活感受被摆在的重要位置，群众冒死“逃港”用脚投票给了当地官员压力，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支持思想解放，习仲勋、任仲夷和吴南生等南粤主政者的开明，造就了深圳和珠三角先走一步的优势。当然，邻近港台澳，有华侨等海外关系，老百姓对外界相对了解，再加上沿海的交通便利，也是成就珠三角改革开放带头羊地位的主客观条件。     　　如今经济上“喝头啖汤”的这种优势已经不再。允许先试的经济政策已遍地开放，谁都可以“招商引资”，以致深圳的关卡（特区通行证）成了文物。税收优惠的特区政策也普遍享有，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两江新区……大家都要、也都有了“特殊政策”；再说，中国早已加入WTO，外国企业也要实现国民待遇，指望特惠政策发展根本不靠谱，充其量就是争中央转移支付多少，争重大国企项目之类。而且，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全国铁路公路交通建设网大为发达，重庆也可直接通过铁路出口产品到欧亚大陆，一些跨国公司已把生产基地搬到了重庆的保税区。以西部为例，西安要做西部的中心，建国际性大都会；成都要做西南的中心；南宁要做对东盟区和北部湾开放的前锋；昆明要做通往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桥头堡……“梯度发展”的态势已展开全国性竞争，沿海地区已没有明显的优势。     　　所谓“广东模式”不过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分支，“中国模式”的通病一桩不少。政府主导，权力自肥，出口导向，官肥民瘦，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低福利，贫富悬殊，官民矛盾。和别的地方相比，广东的打工者更多，户籍鸿沟使外来务工者很难融入，与本地人的矛盾更突出。而珠三角的经济发展靠“三来一补”、“（原材料和销售）两头在外”起家，出租厂地厂房干部吃肉群众分汤，远不及长三角靠民营私有企业滚雪球发展到遍地开花，相对要均富得多。不必讳言，珠三角以及广东的发展，就经济论经济，现在已没有多少优势可言。这些天的广州媒体已有报道，苏州和天津的GDP总量已直逼广州和深圳，有后来居上之势。     　　广东的如果说有优势，那就是本来有“敢闯”“敢冒”先行一步的传统。     　　第二点，邓小平南巡讲话说：“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在我们这个中央集权，一直强调“五统一”和“地方服从中央”的国家，要保持敢闯敢冒勇于开拓的势头，鼓励各地竞争与创新与这一点非常重要。安徽小岗村领头的分田承包，江浙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东沿海的对外开放……改革年代之初的局面，本是各地各自为战寻求突破进而引起千帆竞发的结果。我不喜欢的那个眼中只有资本利益没有劳工权益的“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张五常说，中国的崛起端赖县域经济体的竞争，“县域”的表述不准，各地的竞争确是如今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源头。     　　如何发扬敢闯敢冒的精神，再写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呢？我们不妨把邓小平讲的以上两点结合起来讲，因为提倡各地创新，也就是鼓励敢闯敢冒。     　　先看敢闯敢冒展开竞争的动力何在？30年前，如前所述，对于老百姓来说，改革开放的动力来自求生的本能，否则就不会冒死逃港，就不会有小岗村十八条好汉签生死契约分田单干。对于明智的官员来说，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责任感，即南巡讲话提到的周边国家发展起来形成的制度性压力，不改革会失去人心，只有死路一条。     　　如今改革开放的压力，从总体上是“不可持续”四个字。现行“土地财政”模式的用地有限（山地荒漠虽多，开发成本高，政府无近利可图）；从水到土壤到空气环境污染严重；人口红利即将逆转为老龄化社会的压力；出口导向受国际环境约束，必须转向内需拉动经济，等等。从政治和社会治理角度讲，首先是来自民间包括工人、农民和广大底层知识分子的压力。随着这么多年的对外开放，人们的视野开阔；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大学教育大众化，提高了很多青年人的心理预期；财富的增长，私有产权意识大大增强……所有这一切，可以概括为人们的权利意识日渐增强，权利诉求大大提高。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印证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其次，不少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也渴望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没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人们的升沉荣辱系于个别人和机构的喜怒爱恶，那么，谁都不会有安全感：不论你多大的官，说不定哪天要坐牢了；不论你是多么大的富豪，说不定哪天得罪了谁就人财两空。所以，有那么多官员和富商为家人办移民随时准备开溜的；有越来越多的官员郁闷乃至官员自杀的新闻不断。     　　因此，可以说人心思变，官心思变，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邓小平本来早就说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互相配合。如何用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即用民主法治来保障和推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我看来，且不谈敢闯敢冒，先回到1980年邓小平讲的破除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吧！这些年我们在加强党的领导名义下，做了许多与邓小平要求背道而驰的事，使各地各部门甚至各单位“一把手”权力无边，出现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土皇帝，所以才有史无前例之多之广的买官卖官丑闻，才有无法无天地动用执法机关的强征强拆，才有那么多荒淫无耻的官场性丑闻。其次，请相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些中国古老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不要迷信暴力维稳。     　　然后，再进一步讲敢闯敢冒。     　　我理解，当下的敢闯敢冒分可三个层次来说。第一层次是敢于打破潜规则，循名责实。自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他曾强调的中共十三大决议文件一个字也不要改，以及现行的白纸黑字写着的许多中央文件，理念本来非常先进，比如“四大民主”，财政预决算公开，建立公共财政，建设服务型政府，保障人民的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等，关键是没有落实。如果某个地方某个部门照着这些对人民的承诺去做，政治合法性不会有任何问题。谁敢公然质问主政官员，你为什么不搞假选举，而将党代表、人大代表选举当真去做了？谁敢公然质问党委、政法委为什么不干预司法，让被侵权的上访户在法院立案了？谁敢公然质问党委为何给党报和官网放权，让他们放手监督政府和官员了？事实上，这些年确有地方主政官员如吕日周等人这样做了，得到民间拥护，个人大不了是不做那个地方官了。我希望，随着政治精英竞争的公开化和正常化，“迎合”民心党心敢于这样做的官员越来越多。     　　第二层次敢闯敢冒是，争做试点，主动做试点。比如，“城乡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中央批准了成都市和重庆市进行试点。中央没批试点的省市，难道不可以有自己的试点市县区吗？还有社保、医改、教改等这些年有些地方也主动进行了试点，“试点”的地方一多，社会的改革风气就形成了。     　　第三层次是勇为“天下”先，敢喝头啖汤（鲁迅所谓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里的“天下”是指中国内地。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其实各方面都有发达国家的探索可借鉴。在这方面，地近港澳的广东可能仍有某种优势，因为同是粤语，人们常看香港台，民主法治方面耳濡目染的机会就更多些。比如广州的“举牌哥”、“口罩男”、“皮球妹”，这些公民表达意见的行为，出现在这里而不是内地城市，显然是有港台文化的影响。     　　那么，我们有理由希望广东在公民社会建设和民间自治方面，在全国开风气之先。2012年下半年，广东省将开放民间组织的注册，不再需要找挂靠单位。无疑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措施。     　　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广东乃至全中国，都将迎来敢闯敢冒的改革开放又一春，因为这是世界潮流，也是民心所向。       上一篇： ZT 被国人误传了几千年的十二句俗…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12月14日 12:28:09 　　   　　在“中国改革：现状与未来/建设性路径探讨会”上的发言     　　我今天打算讲的内容是,从所谓“广东模式”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但几分钟没法展开，我说几句基本判断。   　　总的来说，所谓“广东模式”只是“中国模式”一个分支，与外地的区别只在于允许改革特别是对外开放的步伐的先后，再加一点沿海特别是靠近港澳的地域特点和华侨较多、与海外联系较多的乡情。   　　相对于长三角来说，招商引资较早，搞“三来一补”加工，厂房出租，官员群体先富起来，而长三角由乡镇企业到民营私有企业，富裕的人群较多，相对均富。广东珠三角较富，粤三角（粤北、粤西、粤东）却很穷，甚至比我老家湖北一些地方还要穷。     　　而允许先试的、税收优惠的特区政策，优势不再，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浦东、滨海、两江……大家都要、都有特殊政策，广东还有什么优势……   　　交通建设网发达了，重庆也可直接出口产品到欧亚大陆，梯度发展的态势形成全国竞争，广东压力增大，产业转型怎么转，是争大项目，还是发展民企？   　　所以，我对广东模式评价不高，中国的通病在广东一样不少：   　　政府主导，权力自肥，出口导向，官肥民瘦，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低福利，贫富悬殊，官民矛盾。广东打工者多，突出的是本地人与外来务工者的矛盾。   　　广东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问题先暴露，可为全国之鉴，这就是它最大的贡献。     　　下面我想针对前面发言同志的意见讲几点看法。   　　一是，我不喜欢甲方乙方的自我定位，说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要考虑掌权者的心理和接受程度。你可以这么想，这么做，我不反对，但我本人自我定位是公民表达。领导有秘书，按他的想法和思路拟方案；有研究室，有社科院做智囊班子，他们与掌权者是甲方乙方的关系吧，古人说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样的人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策士派，苏秦张仪之流，没有定见，政治投机，只想分享权力；另一种人直士诤臣，犯言直谏，不迎合领导，不顾个人得失。     　　我们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有公民表达的心态，只说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以怎么做，不管领导高兴不高兴接纳不接纳。我是平视掌权者的，我的话语权也是权力，是基于知识与智慧的权力，也有代民众立言表达的权力。一，掌权者需要了解真实的民意，民间怎么在想，知识分子在怎么想，明智的领导者并不想被蒙蔽；二，不是上折子的话，我们对领导讲话，同时也是对民众讲话，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对掌权者构成一种政治压力，而明智的民主的领导者，就是要感知、体察和把握民意的。     　　第二点，我们的主题是探讨改革的建设性的路径，这里要注意怎么看待理性。计划经济似乎是最重视理性的，却没有不失败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我们过去批的“自发势力”，相信普通人是“理性的经济人”，社会会自发地追求供需平衡。就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我们谈这么多路径，这么多设计，不要高估了我们的所谓“理性”与“建设性”。还是一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只能尽力按我们自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我们有路径设计，有应变“预案”，但是，须知，历史证明，社会大变革的时机不是谁可以预测的，十月革命、辛亥革命、苏联解体、今年的阿拉伯之春，都是出乎大多数掌权者和革命者预料的。这不是说要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社会发展有规律，人心向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些老生常谈，不管掌权者信不信，我信。     　　顺便说到，我们学者自以为是有理性的，讲的是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受过很严格的教育。但是，我想，用“跳桥秀”或堵路方式讨薪的农民工，那些用自焚对抗强拆的人，乃至闯到上海闸北公安局袭警的杨佳，江西抚州炸检察院的那个人，他们也是有理性的，尝试了各种途径讨公道，旷日持久，经过了多少利害盘算！千古艰难唯一死，他们拼死一博，绝望中选择同归于尽，岂能说没有理性？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理性和建设性，不要以为只有知识分力和精英才有理性。     　　说到未来，即如何完成社会的转型。我们能做的就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我认为最理想的，我最期待的是：上下同心，官民良性互动，和平转型为“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文化”。   　　    　　一是民间和社会要有强大的改革压力。首先要寄希望于民间、社会各界，包括我们在座的各种不同身分的人。当年搞改革开放，就是出于民间的社会的压力。     　　搞人民公社，大家没有生产积极性，挨饿；搞计划经济，什么都要票证；搞政治运动，人人自危，国家主席、副统帅也死于非命，人心思变，党心思变。对于广东来说，因为那么多人冒死逃港，所以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很得人心。这个时期民间压力来自人们求生的本能。     　　现在不同了，温饱问题解决了，权钱勾结，特权横行，贪腐猖狂，贫富悬殊，仇官仇富。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多种，其中一条就是随着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水平普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提高了，赵时代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更厉害。这种要求民主宪政法治的压力，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是更高层次的，是正当的有益的。     　　前面同志讲了那么多，流民也好，农民工子弟回不了乡，人口红利日渐减少等社会弊病，乃至我上面提到的自焚、同归于尽的拼命，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各种各样的都是民间的压力。强力维稳只能苟延残喘，必有强烈反弹，这些压力其实都是改革的动力。     　　所以我期待，政治精英特别是上层，能体察这种社会态势，像当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一样，顺天应人，不要倒行逆施，自取灭亡。   　　    　　我觉得未来的改革路径，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民间的压力，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来去施加压力，这个施加压力有的是有意的，有的不是有意的，这种压力是综合各方面的压力。官员应对有两种，一个我们寄希望于上层，能够顺应民意更开明，就像邓小平、胡耀邦和主政广东的习仲勋、任仲夷和吴南生等人当年一样。再就是各行各业，各界的精英要允许竞争，这个竞争在现在有一点点，但是很少，不能保守，要鼓励各界精英来竞争，政治上的竞争，这种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党内有竞争才有民主。     　　我感觉这些年在政治方面是相背的。与邓小平关于1980年讲的，要消除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性弊病做法相反，不断加强“一人化领导”。所以出了那么多土皇帝，买官卖官的丑事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大贪官前仆后继，才有无法无天的强拆和截访“黑监狱”！以我们新闻业来说，2003年明文禁止“地方媒体”搞异地舆论监督，报社也是这几年才有什么党委，以前最高权力组织一直是编委会或社委会。政府部门、大学也是党组或党委为大，法治完全被破坏，公检法成了政法委的办事机构，成了书记大人的工具，才有那么多无法无天的事发生。有必要这么做吗？为了谁，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吗？搞假选举人人尽知，不仅浪费财力，也败坏人心：谈什么诚信？一个基层的人大代表，都害怕出现竞选，这是什么道理？     　　一句话，不必讲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现有制度框架内其实也可做许多事，改革的空间很大！欠债太多，说一套做一套太多。上层首先应该循名责实，把许诺给人民的兑现。这没有意识形态障碍，只有利益盘算与阻碍。     　　上层的开明与开放，现在不可能寄希望于强人，应该寄希望于政治精英首先是党内精英的竞争。日本自民党内有那么派系竞争,也没有妨碍它执政那么多年.     　　要允许各路诸侯搞政改试验,鼓励他们“敢闯敢冒”。事实上，李源潮主政江苏时，汪洋在广东、薄熙来在重庆，张春贤在湖南时，都有自己的提法和做法。   　　现在的问题是政改的天花板太低，他们不可能做多少实质性的改革尝试。四川一个县委书记与学者于建嵘等人合作，拿一个乡镇的一个人大代表搞专职化试点，居然也被叫停，太过分了！     　　没有党内的公平竞争，没有政治精英的公开竞争，党员与官员也不服。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多公务员，没有公开公正的规则竞争，能不腐败，能不失去人心党心民心吗？   　　2011/12/03  于北京   （据发言大意整理）         上一篇： ZT 老愚：新农村假典型的失算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