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唱红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重庆的事是路线之争吗？ 作者原标题：“重庆事变”是路线之争吗？兼谈陈有西的政治正确 作者：西克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0 0:29:31 阅读量：93次 　　作者按：2012年2月3日，薄熙来说“我们哪里出点事，敌对势力就可劲儿地忽悠、造谣”。旋即，发生“王立军事件”，重庆故事逆转急下，未几，薄督去职，数年来关于重庆的讨论达到高潮。在有限的官方权威消息发布后，各方围绕重庆和薄熙来进行了解读，而“重庆模式”也将逐渐步入全国一盘棋的“科学发展”轨道。目前看来，相关讨论远未结束，随着相关信息的披露，争论还将继续，故事却已不能改写。本人试图以“重庆事变”这一概念为中心来解读相关论争、探讨重庆的变局，同时评析这一事变未来的走向及影响。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一、 “好同志”陈有西与“好汉”贺卫方 　　陈有西先生在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见该刊2012年3月20日《重庆事件不能用权力斗争来解读》)时说，薄熙来及重庆的问题不是“权力之争(不能用权争来解读)”，而是路线之争，是关于发展方向的“路线之争”，这符合陈先生关于时局论述一贯“政治正确”的套路。 　　隐含的信息极为明确：路线之争是理直气壮见得人的“理想之争”，权力之争则显属见不得人的“利益之争”。“中央”的决策，既然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且是“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所以中央的决定是必然路线之争，断然不会是那些个见不得人的个人或派系的权力之争。 　　在权威信息极为稀缺时，对信息的掌握、判断和分析则至为重要。重庆事变发生后，以“国家利益看门狗”自诩的胡锡进先生直白地说“相信党中央”，对有“信仰”的胡锡进而言，其实这几乎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同样是中共党员，在坚定跟党走时，体制内的胡锡进要比体制外陈有西坦率和诚实得多，尽管他们都是党在各条战线上的好同志。而法学界一直坚持反对重庆唱红打黑的游走在体制边缘的贺卫方教授，则没有表现出“好同志”的倾向，更多表现出的是书生意气的“好汉”倾向。同为一代人的他们，都有强烈的“家国天下”的政治情怀，这一背景，影响他们一生。他们也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过经历不同，姿态迥异。 　　二、 陈有西的政治智慧是与体制暧昧 　　从李庄案发生后，陈有西的《奇文批判》以及后来“重庆三论”等系列文章，前者是身为律师唇亡齿寒的紧迫感下的本能反弹，后者则透露出传统士人不得志的不甘——唉，看你养的这帮“智囊”，要是我来，断不至如此拙劣——同样具有士人情怀的70后律师斯伟江的“中南海来信”系列则要洒脱得多。想必陈先生下海做律师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对体制的告别，并没有那么决绝、甚至不乏眷恋。而这种对体制的暧昧，以及以体制内过来人身份的某些表达，尽管常被如袁裕来律师等圈内好友调侃(如自觉进行敏感案件的代理审查)，但也更多的被拥趸们视为是一种“政治智慧”。这种“智慧”，既是与体制暧昧的资本，也更是心怀庙堂的“投名状”。 　　的确，陈有西先生作为“崛起的法治力量”的代表，已然具备了这样的本钱。这也是陈有西先生将“重庆事件”定位为“路线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的出发点，这正是他“正确”的“政治判断”要求他必须这么做。 　　三、路线问题究竟是什么政治问题 　　关于政治什么，有这么一个段子：阎锡山问名士幕僚赵承绶：“什么叫政治?”赵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阎笑：“没那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阎又问赵：“什么叫宣传?”赵又洋洋洒洒，说古论今。阎更加不屑：“没那么复杂!所谓宣传，就是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 　　针对具体事件，定位为“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这不需要什么政治智慧，就是简单的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但如何来看待，这就是政治问题。 　　在中共十大的报告中，周恩来按照毛的旨意总结过党的十大路线斗争，我们来看看建国后的这四个：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反革命集团。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些人跟毛之间的冲突是什么，但在政治正确的周恩来眼里，这全部都是路线问题。 　　四、作为山头的重庆和薄熙来 　　作为地方山头，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一切，他所争取的、为其他人所忌惮的，只有一条，那就是隐藏在背后的争夺。在攀登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在没有现成可靠的规则可循时，如果不能明确成为某一派系的成员或为多派系所认可，那么博出位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从薄的重庆大事记中，2008年10月在重庆树立的全国最大毛泽东像，似乎才是“政治”的重庆故事的起点。然而这并未引起与薄氏路线相对的另一条路线的反弹，也未引起陈有西等人所言的党内“健康力量”的非议。换言之，即便薄熙来在重庆大张旗鼓的尊毛——这似乎才是典型的“路线”问题，这居然并不足以引起争论和批判。而直到2009年12月的李庄案发，才引起各界巨大争议，同时法律界才开始对重庆的批判狂潮。是不是说拥毛不构成“路线问题”? 　　如果说抓律师和黑打是判断“路线”的标准，那么在此之前，律师被抓被判刑的不知几何，都没有引起“党内健康力量”和正在“崛起的法治力量”关注?李庄是因为中青报的“奇文”而引起关注，还是因为是付洋领导下的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李庄”案而引发关注的呢?说到抓律师与黑打，律师界颇为关注的北海杨在新案、贵阳黎庆洪案，也没有人说广西书记和贵州书记有“路线问题”，因为他们他们无力冲击最高权力?如果说乱抓人及社会问题的处理是路线问题，那么乌坎的薛锦波之死怎么那么快被人遗忘，还不忘感恩掌瓢者对乌坎的恩赐?湖南的隆回强抢婴儿卖国外、湖南的李途纯案那么快就被人遗忘?山西假疫苗事件就那么快被人遗忘? 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早就过去了? 　　如果说传说中的“党内的健康力量”将拥毛和文革视为路线问题，那么在2008年10月塑毛像公开拥毛前，党内的健康力量们怎么没有表现过对薄的关注?2007年12月汪洋和薄熙来分别到广东和重庆就职，此时他们都还没来得及表明自己的路线吧，可是自一个月后的2008年1月底开始，温家宝就第一个到广东进行“考察”，随后胡温多次前往。难道薄在温总手下任商务部长时就有路线问题?这些年，胡温从来不到重庆考察让薄督颇为郁闷和尴尬，他无可奈何的一句“我相信胡会去的”，却成了“逼宫”的罪证。 　　五、薄熙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机会 　　重庆事变因王立军而起，但压垮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未必是王立军事件。如果没有他，还会有张立军、杨立军，因为薄熙来必须要“退休”，这也是政治正确，就像2006年的陈良宇一样。 　　如果薄熙来像其他大佬一样，一本正经的念好科学发展观这本经，通过踏踏实实的“和谐社会”建设，会不会在今年金秋时节有所收获呢?就像上海的俞督和广东的汪督一样。通过薄熙来在重庆这几年拼命的“折腾”可知，就他的情况而言，通过踏实念经，想要在今秋的大会上有所获，显然不可能，所以只能放手一搏，至于成败，已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了。想通过“中央保持一致”的努力来引起“中央”垂注，显然错误理解了“政治正确”的含义。或许正如陈有西所说，重庆无高参，薄熙来也是幼稚的，自从决定派他去重庆那天开始，他就失去了“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机会。 　　薄熙来常感慨“光阴似箭，转眼就到退休”，似乎一语成谶，也似乎早有预感。在重庆，他只争朝夕，只为赢得“中央”赞许，但最终，他没有等到。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去职的心理准备。 　　最终，薄熙来还是未能“与中央保持一致”。现在大会即将开幕，需要有人来祭会以求团结并立威，薄熙来如约而至。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董按：老王的题词被铲掉，再正常不过。但薄某某的语录被迅速撤尽，足以看出中央对此人未必就想轻轻放下。起初，一般认为老薄保住个政治局委员当无大问题，现在看来，情况严重得多，不然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