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Co-China周刊 | 金雁:誓言与暴力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出版界在俄国历来被誉为“革命的母亲”。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对“革命的母亲”进行限制,是所有统治阶级最愿意干的一件事。然而,当他们自己走上权力舞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革命母亲”开刀。   革命与变形之二:“革命母亲”之死 在对待出版自由的问题上,列宁曾经发誓革命胜利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新闻自由。他认为,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他说,“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他常说,比民粹派“土地与自由”更加明确的政治口号“应当是政治自由”,是否坚持“政治自由”是当时辨别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主义、工联主义的标志性区别。抛弃了这个原则,就“完全等于抛弃了社会主义”。这时他特别喜欢马克思的一句话:“没有出版的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托洛茨基在革命动员的时候更是大声呼吁道:“捍卫言论自由对工人来说,言论自由就是面包,就是空气”。出版界在俄国历来被誉为“革命的母亲”。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对“革命的母亲”进行限制,是所有统治阶级最愿意干的一件事。然而,当他们自己走上权力舞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革命母亲”开刀。 与列宁誓言相反的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就颁布《关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临时的书报检查制度。在法令中明文禁止反对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属于自己控制的、反映不同声音的报纸都说成是“毒害大众心灵并使群众意识发生混乱,……危害性甚至超过炸弹和机枪”的“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以后出版业很快被国有化,只有党所认可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有使用印刷设备和纸张的权利。对这种做法,列宁解释说,出版和集会自由这类“纯粹的民主”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向来不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卢森堡对此曾尖锐地批评道:“只有仅仅予与政府的支持者和一党成员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自由应当总是对于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言的”,“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会等自由,公共生活就会逐渐死灭,就只能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而列宁却反唇相讥道,暴力夺取政权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任何阶级都没有“彻底的民主”和“无限制的公开性”,“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我们不愿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到上世纪20年代初,任何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行为”。 即便如此,当时党内的卢那察尔斯基、党外的高尔基都曾对俄共的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粗暴做法表示过愤慨,他们大力呼吁尽快出台正式的出版法加以规范和限制权力对新闻出版业的干预。高尔基曾以放弃俄国国籍来抗议布尔什维克践踏新闻自由、取缔其他党派的报纸,高尔基质问道:布尔什维克半年取缔的报纸比整个沙皇时代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要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革命与变形之三:“消灭劳动自由” 在对待工人罢工的问题上,革命前列宁曾发誓一定要给“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废除身份证,流动和迁徙完全自由”,并把这一条作为社会民主党争取政治自由的具体条款写入党纲。列宁说:俄国“工人如果不能像西欧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争取政治自由”是“工人的迫切事情”。托洛茨基说,沙皇专制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支配大多数人的劳动和生命,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军队投入杀戮。”他又对临时政府说,凌驾于工人民主之上的政府是工贼。 然而十月武装夺权刚刚落下帷幕,1917年12月,彼得格勒的印刷厂工人罢工,列宁立刻下令,把罢工工人当作流氓处理,他认为苏维埃政府太软弱了,下令对公民实行“等级与监督”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强迫所有的人劳动。他说:“这个等级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明确,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当有面包,……无赖(包括任何想要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狱里,或是从事最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应当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的下场”。从此,在列宁式的体制下,任何乞丐、流浪汉和“盲流”,都被归入“无赖”之列;而如果“不服从分配”老老实实干派给你的活,更不用说还要罢工,那就更是“流氓”。哪怕你身无分文,也与“资产阶级——富人”一样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1917年12月25日,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再次强调,必须铁腕镇压罢工的工人,即所谓“流氓”。“富人和流氓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他们是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两种主要寄生虫,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必须置于全民的特殊监督之下,必须为他们最轻微的违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和规定而受到无情的惩罚,在这方面表现出人性的软弱、犹豫或温情脉脉,都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犯罪”。 我们知道,西欧一些国家当年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出现过抓捕流浪、乞讨者并施以强迫劳役的法律,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痛斥的“血腥立法”。由于下层人民的抗议,这些恶法在英国等地到19世纪前期均已被废除,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讥笑西方发达国家居然还有流浪汉。但马克思万没想到的是,这种“血腥立法”在号称是以他的思想为指导的国家却重现了,而且变本加厉。 这种苏维埃式的“血腥立法”以所谓的“劳动义务制”为依据。所谓“义务”是与“权利”相对而言。自由人有做某事的权利,即“想做某事则别人不得阻拦,不想做也可以不做”;而相反的状态,“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做某事”则意味着做某事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没有不做的自由。在欧洲左派运动和劳工运动的传统中,劳动被视为劳动者的神圣权利,工人要求职业保障,失业者要求得到就业机会,资本家不得随意开除工人,这就是在争取劳动权利。但是“劳动义务”或曰强制劳动则只有奴隶制或农奴制下才存在,自由的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当然就不可能被强加以“劳动义务”。尽管在劳工运动中也曾有人把反对“剥削”、反对“不劳而获”的意思表述为“劳动义务”,但其所针对的通常只是富人和权势者,意在制止他们通过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即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去剥夺劳动者,而从来没有针对穷人、弱势群体和工农讲“劳动义务”、主张像农奴制时代那样对民众实行强迫劳动的。 尤其是无偿的劳动,在文明社会通常不会具有强制性,而只能是高尚公民出于公益心志愿从事的一种奉献行为,所以称为“志愿者”,他们是自愿奉献,当然就不能说是什么“义务”劳动。 但是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却开始宣传针对民众的“劳动义务制”。当局大肆批判“劳动自由”,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苏俄理论家布哈林声称:“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所以,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而代之。这种“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可以是有偿的“劳动军”,也可以是无偿的“义务星期六”,但都以军事化的强制为基础。在他那本极有影响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布哈林就专列一章曰“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他指出,“专政”决不仅仅意味着对“阶级敌人”的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于是,1920年代的苏联曾特别流行以所谓“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组织劳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对付“落后工人”的说法。 对流浪者可以抓起来劳改,星期六无酬干活成为强制性“义务”。在这种“专政下实行的劳动义务制”下,当然不可能存在什么罢工权利。布哈林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增加罢工自由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不给报酬的白干都成了强制性的“义务”,更何谈发了工资你还要讨价还价?! 而列宁的说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称,工人罢工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即使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工厂(按:这两家工厂是著名的”红色堡垒“,”十月革命“时工人赤卫队的发源地)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按列宁的说法,这些人视国家为雇主,按照革命前工人的“习惯”,“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这些“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吗?无怪乎读到这类话的人说: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 于是几乎从“革命”一成功起,俄国就不断发生镇压罢工的严重事件。 1918年从2月到10月物价上涨,通胀率达到258%,第二年在这个基础上又翻了一番。为表示抗议,1919年3月16日,当年作为“十月革命中心”的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发生罢工。特别委员会立即出手镇压,逮捕了900人,此后数日内未经审判处决了其中的200人。1919年春图拉、奥廖尔、特维尔、伊万诺沃和阿斯特拉罕等地多次发生工人罢工,工人要求获得与红军同样的粮食配给(按:当时参加红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可以获得粮食配给),这些罢工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其中很多镇压令正是列宁、托洛茨基等人亲自下达的。与列宁把罢工工人骂做“坏蛋”、“流氓”相比,托洛茨基的说法更有“逻辑性”,他认为现在工人已经被组成“劳动军”,工人罢工就等于军人开小差,“应把开小差的工人关进惩罚营或送进集中营”。 1921年2月24日,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决议把工人的罢工定性为“反革命破坏”,命令对罢工工厂立即实行军管,对工人们进行重新注册,在所有的机关和企业中都组成可以调动军队的特命全权“革命三人小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三人小组的所有命令和决定,三人小组具有至高无上的、包括采取极端惩罚措施在内的“镇压权”,“可在每一个别情形下使用军事力量”,“如若街上有人群聚集,部队可动用武力,如有抗拒者,就地枪决”,尤其是对那些具有煽动能力的工人活动分子决不手软。 如今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后成立的“契卡”就是“肃反委员会”,批评它“肃反扩大化”的声音也很多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实际上这个机构的全名叫“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换句话说,它要“肃清”的对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反革命”),还包括更加漫无边界的所谓“怠工”者。“怠工”都要镇压,更何况罢工?从此之后,在沙皇时代工人可以频繁罢工的权利就再也不复存在了。1929年苏联的劳动法典规定,工人旷工3天,企业就可以开除,行政部门有权不经过冲突评议委员会批准,独立地对“违反考勤规定者”进行各种处罚。我们不要望文生义地以为,“开除工人”就会使他成为失业者。不会的。1929年的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失业现象据说已经被“消灭”。乞丐与流浪汉都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盲流”就等于“流氓”,专政的铁拳在等着他们;而做小生意、揽私活等个体谋生手段也是“资本主义”的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开除工人”当然不仅仅是把他们撵出工厂让他们到社会上乱跑,而通常就意味着把他们送进劳改(劳教)营,在“劳动义务”的强制下服苦役。 就这样,俄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止罢工的“工人阶级政党”。 当时也有些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在战争时期不得不如此。但是最高领导层很快反驳说:这些强制“绝不仅是紧急措施”,而应当是“常规”。托洛茨基甚至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然以苏俄经济自比农奴制,他说:“根据经济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劳动调控,对每个工人来说就是强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说强制劳动总是没有效果的,这是最可怜、最不幸的自由派的偏见,奴隶劳动同样有生产成效,农奴的强制劳动不是封建地主恶意的产物,(当时)它是一种进步现象”。“也许是现代唯一一次坦率地为强迫劳动辩护”的这番话甚至吓坏了后来的波兰托派思想家多伊彻,毕竟是外国人的多伊彻对自己崇拜的这位革命家“讲话竟非常近似于一个过去的强迫剥削制度的辩护士”而深感惊愕。的确,听到这些话的人们都会问,既然如此,那就让封建农奴制一直持续下去好了,还搞什么革命,还要什么社会主义? 正如苏联史学权威刊物《历史问题》前主编伊斯肯德洛夫所说,“新政权推行国有化政策的极其残酷的做法,国有化最终成了全面‘剥夺剥夺者’、不仅强行没收大资产者,而且强行没收中等私有主甚至小私有主的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财产,而且其中的多数人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成为在自己的国家中被抛弃的人”。紧接着托洛茨基提议,由军事人民委员会承担劳动人民委员会的职能。列宁全力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1919年12月27日便由托洛茨基主持成立了劳动义务委员会。当时一些老革命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们不相信凭军事命令能使经济的车轮运转,不相信“用法老建造金字塔的办法可以建立计划经济”,便把托洛茨基称为“新的阿拉克切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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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刘瑜:超越那些想当然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   20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当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兰0.35(2005年),罗马尼亚0.32(2008年),塞尔维亚0.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警察局砍人。事实上,根据“政治不稳定指数”2007年的排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治相当稳定:捷克的稳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兰排在英国前面,白俄罗斯排在美国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腊前面。即使是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曾经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冲突最后还是以一种“体制内”的方式和平解决——而和平地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相对稳固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斯拉夫式的内战流血固然触目惊心,但其中的矛盾源远流长,米舍洛维奇煽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早在转型之前,恐非一个民主转型可以全盘解释。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的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金雁指出,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忧虑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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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秦晖:中国不可能发生像东欧一样的剧变

【编者按】 21 年前,苏联 爆 发了“八·一九事件”,这次政变虽然仅 3 天便以失败告终,却成为 4 个月后苏联解体的导火线。时至今日,仍有当许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也将步苏联后尘“这样的话题。适逢著名学者秦晖、金雁夫妇的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修订版)》 出版,在本书中,秦晖认为:虽然我们的改革也受到过东欧早期改革的启发,但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非常大,因此,中国与东欧的问题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以下是书中节选:       其实东欧与中国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都非常大。像东欧两个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同出自苏联的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就几乎是两个极端:爱沙尼亚“激进”得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岂止“渐进”,简直就是不进,根本就没什么改革,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中国也是,温州几乎全部是私有制,而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保持“一大二公”的地方。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改革以来虽各有千秋,总的来说还都在增长。而那边的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过长短不等的经济滑坡。显然这根本不是激进或渐进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相比较,真正的重大区别有三点:     第一,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和东欧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但改革的方向不同,不是“姓社姓资”,也是“凯恩斯与新自由”。然而实际上这两者的方向差异主要是政治性的,经济上谁更“市场化”倒很难说。两者其实与其说是“走向……”的不同,不如说是“走出……”的不同。所谓“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之别倒是象征性地看到了一点, 实际上,苏联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计划”当回事的、“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 打破理性计划经济体制,势必要破坏计划平衡,但市场平衡又无法很快建立,就造成混乱,这个代价无论渐进激进都难免。但在中国,改革开始就是从无平衡的混乱中走出来,不仅市场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进理性计划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邓小平说改革最初就叫“整顿”,“整顿”并非走向市场,而是回复“修正主义”。其实就是放弃了大轰大嗡,搞了点苏式计划;放弃了点“鞍钢宪法”,搞了点“马钢宪法”。经济马上就有改善。而在本来就是计划均衡的东欧,当然没法搞这种招数。而他们那种“科学”的计划,一放弃就乱套了。换言之,越是“科学的”计划,改革前比大轰大嗡的胡闹效益越好,放弃它的代价也越大。而大轰大嗡的那一套是可以无代价地放弃的。     人们往往指责东欧国家追求“自由市场乌托邦”,而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十分现实主义。其实“乌托邦灾难”只是在专制国家才有的现象,宪政民主国家由于思想自由从来就盛产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但因其不具有强制性而不会造成灾难。像捷克的克劳斯,说他有“自由市场乌托邦”思想,大概不假,但这个乌托邦在捷克固然并未实现,却也没有造成灾难,也不影响捷克依据自己国情决定的转轨逻辑实际上成了个“准福利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不同的“非市场经济”其“可放弃性”(不是应不应该放弃,而是可不可以无代价地放弃)会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也许比转轨目标的“可实现性”意义更大。总结东欧各国转轨中的错误和教训是重要的,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但是像俄罗斯式的“坎托罗维奇体制”,不管采取多么高明的策略,要想放弃它而不付重大代价绝无可能。这与中国走出“文革”式的混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一个非自由的经济共同体结构势必有两个职能,即它对人一方面是一种束缚,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保护。因此摆脱这种共同体也意味着两种“自由”: 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前者是好处,而后者就是“代价”。 从逻辑上讲,这种束缚—保护关系应当是均衡的,因而脱离这种关系,不管是突然脱离还是逐渐脱离,都是既有代价也有好处的事。但历史现实中,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束缚和保护并不是对应的,因而好处与“代价”的配比也完全不同。     譬如,我国农民在改革以前处于“被原始积累”阶段,和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的农民处境差不多。而苏联后来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基本形成了工业化的都市社会,因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 1966 年起,苏联农村已全部实行国家银行统包的“有保障的工资”制。因此 苏联农民一方面受到体制束缚,另一方面得到体制保障的程度也相当高。但中国就大不一样,改革前人民公社的特点是束缚功能强大,保护功能却很小。因此,中国农民在摆脱束缚的时候,基本不需要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     与中国相反,波兰、南斯拉夫当年就没有搞过集体化。它们的农民本来就是家庭农场主,拥有我们的农民在改革后才得到的自由。但这些国家在旧体制下给了农民很高的社会保障,波兰全国农民 1972 年就实行了公费医疗, 1978 年又实行了退休制度,以及度假制度等。因此它们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摆脱的束缚没有多少,但会失去很多保护。对他们而言这代价怎么会不大?     而 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改革初期中摆脱了严酷的束缚,却没有什么保护可失去的。这就形成了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也是中国那时经济发展很快的重要原因。     用经济学“行话”说,改革前中国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人人无利,只有受损多少的过程),走出这个过程的任何变化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人人无损,只有得利多少的过程)。而改革前东欧人所处的是“非帕累托过程”(甲得利乙受损的过程),走出这种过程的改变通常意味着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乙得利而甲受损)。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两点都属于“走出……”之别。对于改革初期中国何以避免了东欧式的“代价”,这两点基本可以解释。但是“走出……”之别的影响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比中东欧经济增长更好的优势就需要第三种解释了。而这个解释绝不是什么“休克疗法造成灾难”、“激进不如渐进”。恰恰相反,东欧无论渐进还是激进的国家经济无例外地都一度受挫(其实在那里渐进受挫的程度总的来讲往往还大于激进受挫),而在中国,无论仇和式的“休克疗法”还是南街村那一套都能(至少迄今仍能)维持经济增长,直观上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 中东欧各国都出现了民主化,而中国没有。     民主条件下搞私有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用我国一些学者喜欢用但却未必合乎科斯原意的说法,就是要付出极大的“交易费用”。共产党人仇和搞的“休克疗法”能够成功地把所有公产包括学校医院幼儿园一塌刮子“全卖光”,而标准新自由主义者克劳斯在捷克折腾了 8 年却搞出个“准福利国家”,这个对比还不够鲜明吗?说什么东欧“激进”?关于“民主分家”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多方博弈、筑室道谋、无穷谈判,上面讲了许多,本书中有更多的例子。它们确实消耗了这些国家许多精力,损失了不少时间。这是造成中东欧经济转轨困局,而中国能够避免这种困局的又一个原因。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主化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的同时,国家责任却很难推卸。 与政府对绝大多数国民即农民没有福利责任的改革前中国相比,中东欧国家原来涵盖城乡的福利保障就发达得多。 民主化之后国家任意调配资源的权力不复存在,但福利责任在民主条件下却不是统治者想卸就能卸掉的。很多外部“左派”批评中东欧简单化地实行“国家退出”,不如中国强调国家作用。其实国家在两者的转轨中都是无处不在,区别只在于 中东欧国家“权力退出”易,“责任退出”难。而中国恰好相反。 讲责任的时候让你“不找市长找市场”,弄权的时候就是“市场不找市长找”了。即便“左派”最喜欢开骂的俄罗斯,如今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主义”仍然随处可见,非黑土地带许多农民甚至根本不种田却拿国家的保障金买粮吃。相比起前些年传媒“正面报道”说我们某个根本已无劳动能力的百岁农妇向政府踊跃交纳“合理负担”,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西方两派转轨经济学家都认同民主,都不会建议东欧回归专制,同时他们的经济学也有不谈政治只就经济论经济的规则(在政治权力很少干预经济的西方这种规则也很自然),于是便王顾左右而言他,去辩论起什么经济上的激进渐进来了。     “秦晖金雁文集”——《耕耘者言》《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传统十论》《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问题与主义》《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现代化》等书近期陆续上市,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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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叶利钦破旧有方但立新乏术

     本文摘自《十年沧桑》( 修订版)( 金雁、秦晖 著,东方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作总结就有个价值基点的问题。叶利钦结束了苏联帝国,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大功,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来的历史会作出判断。我们不妨用一种中性的眼光看,不谈“姓资姓社”,只说他在瓦解了一种体制而建立一套新体制的过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毕竟现在连俄共也指出:叶利钦不仅没有给俄国人带来西方式生活,也没有给俄国人带来西方式的制度——无论是西方式的规范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法治制度,他带来的只是一片混乱。换言之,在叶的政敌看来,叶利钦最糟糕的一点是能破旧而不能立新,而叶利钦的拥护者则认为他在“立新”上成就巨大。可见叶利钦在“立新”上干得如何是评价他的关键。至于这“新”姓社姓资,至少在大部分俄国人看来并不重要。另外,苏联解体不仅是一种制度的解体,也是一个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大家庭”)的解体,原来帝国的各组成部分需要在另一种秩序下重新调整“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重建一种关系格局,在这方面叶利钦的成就又如何? 无疑,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叶利钦时代的特点是“破旧”有力而“立新”无术,不仅俄国经济一直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而且政治上也并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过渡。于是俄国一直处于转型期危机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在经济方面,人们常提到俄罗斯在转轨时期经济滑坡的时间与程度,它不仅与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形成对比,也比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情况更糟糕。这些国家在一段“阵痛”之后多已恢复了持续增长。人们还提到不仅经济总量上不去,俄国的经济体制更新也远未到位:“私有化”进程并未真正地明晰了产权、改变软预算约束状况、产生创业激励;货币主义政策并未真正制止通货膨胀与现实预算平衡;农业中并未出现家庭农场制度的兴盛,而仍然是衰败中的“翻牌集体农庄”居优势;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金融、社会保障体系也未能建立,国家收不上税,但仍然要维持旧体制下由国家包下来的那套“保障”体制,不出财政危机那才怪了;转轨近8年,俄国并没有形成像样的民间资产阶级与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更谈不上中产阶层的发达,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有权势者致富、无权势者贫困的状态。但在笔者看来,经济“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标志是:俄国经济至今形不成一种投资激励机制,以至于即使在俄其他经济指标出现“好转”苗头的时期,投资萎缩的趋势仍未能遏制。而无论什么“主义”的经济,没人想投资就不会有正常的再生产机制与要素配置功能,其他指标“好转”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通常都以俄罗斯寡头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起作为首要的批评对象,但重要的还不在于“寡头”这一概念所显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于这些“寡头”还远未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大财团,如日本、韩国的财团那样。俄罗斯的“寡头”权贵色彩浓于其“大资产阶级”色彩,他们多是旧体制下的官僚出身,与政权的关系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与其说体现了“资本的权力”不如说更像是“以权力为资本”。如果他们真能演变为“大资产阶级”(虽然也有这种趋势)像日、韩的财团那样成为足以拉动经济的大规模投资者,那也算是以不公平为代价实现了转轨的成功。然而至少目前,情况还远非如此。     在政治方面,转轨的成就应当说比经济好些,然而也还谈不上完成,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也要差一截。1993年的炮打白宫表明俄国人还远未学会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其后的新宪法体现的总统集权也有违于民主制下的权力制衡原则。然而由于规则不健全,机构无效率,事务官的专业素质比政务官的民主素质更差,加上地方“诸侯化”的影响,使俄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形成“集权的弱政府”畸形状况,这与现代法治民主国家实现的是“权力制衡的强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俄目前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也很低,众多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的大党(俄共除外,但实际上俄共影响也在下降之中),这与中东欧各国大都已从众党林立的初期阶段发展出成熟的两党(或数党)理性竞争的体制相比,差距甚大。俄国不少政党有浓厚的“会党”、“朋党”色彩,人际关系纽带重于思想、政纲纽带,奇里斯马魅力重于主义的影响,竞选主要是个人魅力的角逐,而非党及其纲领的较量。以致许多俄国政党在名称上就显得非“纲领化”且突出个人色彩,如“祖国”、“家园”、“我们的选择”、“亚博卢”等。显然,俄罗斯转轨即使在政治方面,也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除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外,在民族关系上俄罗斯至今没有找到一条实现“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国”的路,在国际关系上至今无法给自己在冷战后的世界明确定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定下新的战略思想与军事体制。总之,说叶利钦“破旧”有方而“立新”无术,大体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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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所谓的底线共识,不是什么超越左与右

文章来源:《人物》杂志2013年1月刊        文 | 韩福东     如果没有这个共识,你就 既不是左派 也不是右派   客厅即书房,四壁全被书柜包围,地上还见缝插针堆着书。秦晖先生喜欢沉浸在自己的阅读与研究中,用社科工具去认识和解释这个世界。东欧转型是他长期关注的重点,但他最终的关怀在中国,就如同他的专业原本在历史,但却以对现代中国的剖析而闻名。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但总能在各个领域形成自己独特的判断,令学界同仁刮目相看。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是他与妻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雁 2004 年合作的作品, 2012 年修订后再版。在 8 年的时间内,他对东欧转型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解会有不同,但并无方向性改变。他和金雁,也常常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观点不尽相同。 人物 PORTRAIT  =  P    秦晖   =  Q      P :在你和金雁合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中,提到金雁同情欧洲左派,而你一贯给人自由主义者的印象,你个人怎样看东欧的左派和右派?      Q :我和金雁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我也同情欧洲左派。      金雁所说的左派指的就是东欧语境中的左派,就是从前共产党人演变过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和共产党有一定的渊源,社会民主党在今天的东欧被叫成左派,但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它其实比东欧的右派更自由主义。我们书中也提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在私有化、安全融入所谓的欧盟、“向西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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