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

美国之音何清涟 | 做一只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悼旧友高华

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中共全天候监控对象长达将近两年,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傍徨,这一举动算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毛丹等20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对他的“认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去了一趟南京。此行见了不少朋友,其中当然有高华。那几天高华正好在中心有课,每天只要有机会,我们必在一起或长或短地聊一会。我们所治之学虽然完全不同,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当时,我们正好各出了一本书。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辗转了14家出版社之后终于在中国出版,而他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学术自由”之类的体验自然是同病相怜。我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恶劣,除报社被迫将我停职降薪之外,在国内发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还住进了“贴身保镖”全天跟踪。就在2000年7月,我还在北京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与6岁多的儿子一同受伤。但我不想谈这些徒增他人负担的糟心事情,于是问及他的处境如何?他告诉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此外,被视为“国宾”的杨振宁到南京大学之时,受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之托,特别在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位青年才俊。因此,他的处境还算不错,没感受到什么压力,评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成果,没遭到刁难。我很为他庆幸。他顺便告诉我,也正因为南大学风开明,因此这次由钱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区举办一场我的演讲,由于担心有关方面阻止,决定在当天才发布消息。不过,他的学生告诉他,大家已经先期一天通过电邮互相转告,届时来人可能不少,已经安排了一个大礼堂。 那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教师的住房条件差,分给他的住房是一间半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高欣还要与人合住一间。当我参观到他与同事合用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到大家不再使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晚就着黯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难过,于是半开玩笑说:今后写高华逸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我还告诉他,因常向国内朋友推荐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于是内地朋友们理所当然就将找书的任务落实到我头上。我前后总共从香港买过20多本送人。香港书价贵,每本约200元港币。所以我对高华开玩笑:再送下去,我们这些住在香港与深圳的朋友们就要破产了。 我认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体的杰出著作,必定能够留传后世,一直想为这本书写篇书评。但与萧功秦聊及此书时,才发现功秦才是此书的真正知音。一谈到这本书与高华,他满是惜才之情,甚为推重。我想,我非历史学者,即使写书评,未必能写出功秦的专业水准。于是只在那篇《历史的吊诡》(《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存在与我对这本书的一点理解。以后我看到功秦写的“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庆幸自己没有写,因为无论如何,在评价高华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种专业眼光与评述能力。 那几年,高华常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是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过了大约半年,到了2001年3、4月份左右,高华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给我来电话,希望在深圳停留几天。他是一个很少有玩兴的人,有散散心的心情实属难得。作为朋友我自当接待。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黑名单。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大概是8月初到国会参加了一场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听证会。高华其时在香港,听到这消息,于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原来朋友们设想过两三年环境宽松些之后,你还能回来。但你到美国国会做证,就不能回来了。”言下颇有惋惜之意。我当时因为刚结束长达两年多的受监控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没有这方面体验的人,无法体验其中的痛苦与无奈。于是简单告诉他,我既然出来,自然不作短期内回去之想。我理解高华的心思,因为好些朋友都曾说过,一位学者离开了自己植根于斯的土地,有如树木被拔地而起,将失去学术生命。我自己也曾犹豫过,只是在2000年7月那场带累了儿子的车祸之后,我才下决心离开。作为母亲,我至少得对儿子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与高华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6月中在美国夏威夷。当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与先生程晓农也一道与会。我们到达时,高华与朱学勤已经先一天到达。旧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在数次或长或短的谈话中,他的一个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界人士正流行将体制外积累的资源(即声誉)化为体制内的资源(即职称、待遇等),而且这是校方与学者本人都很乐意接受的局面。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证实了高华这一对现实的敏锐观察。这次会议还让我有一个收获:就是亲身见识了高华的演讲才能以及他驾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华在会议期间共做了两场主题演讲,一个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影响”,另一个“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这次研讨会上口才极好者不在少数,吴国光、朱学勤就是善于驾驭演讲的高手。尽管高手不少,高华那张驰有致,条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题演讲还是让与会者强烈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厚。 高华是个极为看重友情的人,偶尔表达,总让人感动。那次在夏威夷开会,学勤与晓农曾见过面,高华则是第一次见到他。临别前,高华悄悄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这次见到晓农,我放心了。他是个谦谦君子,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此后多年我们只在闻听他生病后去过一次电话,但互联网时代,因常能读到彼此的文章,也不觉其远。昨天晚上,我给高华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公子高欣。我向高欣做自我介绍时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但你妈妈会记得我,我叫何清涟,是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现在住在美国,因为某种不方便,很少与你爸爸联系”,高欣立刻回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来过我们家。我爸爸常常提到你。也很理解你没与朋友联系的原因。”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才算是说完了几句安慰之词。晚上,竟终夜难眠。 高华英年早逝,于中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是痛失栋梁;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怎样来总结他的研究于中国历史学的意义呢?网易微博上,我发出一条“悼高华”的微博后,有一位网友回应说,“高华有如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如今飘然而去”。初看这句话时,我楞了一下,怎么就是一只“萤火虫”呢?但转念一想,觉得真是酷评,相对于中国那长达五千余年的漫漫历史,相对于那充满了谎言与文饰的历史黑洞,高华对中国共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的分析,不就象是一只萤火虫吗?不仅是他,还有我,以及其他同代学人,如果都能够象一只萤火虫那样发光,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多些光亮。 2011年12月29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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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做一只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悼高华

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Black List。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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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读书!读书!!(上)

本期主题:读书!读书!!(上)   荐书人 / 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各种各样的书单已经够多了,北斗上就专门开辟了一个荐书栏目。看到那些自己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书目,心里就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慌。我不是害怕自己存在知识盲点,因为再渊博的人也不可能无所不知;而是害怕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完整。 但同时我也总觉得之前开列的书目存在一个问题,即不能帮助读者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这也正如谷卿文章标题所表达的,是“一份挂一漏万的书单”。不过我不喜欢挂一漏万,我更喜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 因此便有了开列一份书单的想法,我对这个书单的要求是必须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   二  有人说,读到一本好书实在是一种在旅途上巧遇知音的过程。似乎书与人也是要讲缘分的,别人喜欢的书你不一定喜欢,或者根本不适合你读。 我把这样一种读书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纯粹是以读书为目的的读书。读书本身即是目的,即是心灵获得自由的过程。 书承载两个东西,一个是艺术,一个是思想,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价值,阅读它们能直接给读者一种审美愉悦;思想本身不具有审美价值,对除文学作品之外的书籍的阅读之所以也能给有些读者带来愉悦是因为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思维的乐趣和知识增长的乐趣。 需要指出,上述分类是概念化、模式化的,因为文学作品虽然是通过审美直觉来愉悦读者,但它同时也承载了作者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的思想;而非文学类书籍也由于其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同样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两者是相互交织掺杂在一起的。 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追求文学作品本身给作者带来的愉悦;而阅读非文学类作品的时候读者更有意识地追求的不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作品的思想性。这些作品将一系列的观点和我们平时所难体认的事实体系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带动读者思考并且逐步型构读者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思考本身也是一种乐趣,从非文学类作品中获得观点的过程本身也是享受这种思维乐趣的过程。因此不管主要是追求作品的艺术性还是追求作品的思想性,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快乐。 但读书的冲动不仅仅源自于对快乐本身的追求,还源自于我们想认识这个世界,并且力所能及地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一个一个装进自己的大脑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和强者,安稳舒适地走过这一生,然后和这些观念一起安详地死去。我们把那么多的观念装进了自己的脑子里,如果只是关照自己以及身边的少数几个人,会不会太对不起上天对你的智慧和机遇的馈赠?而且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只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下如何更好地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延长或扩展,而不是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毅然决然地消失在宇宙的洪荒里?历史不会记住一个每年生产出五吨粮食的人,也不会记住一个在流水线上触摸过你电脑零件的人。历史能够记住的人太少了。当然,至少你的亲人会记住你的,如果你确实值得他们记念的话。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在他们身上的付出和影响会作为你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延伸。但这些人终究有一天会死去,而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即使能够通过这些人影响他们身边的人而继续传播,也会越来越淡漠,最终在渺茫的宇宙中,你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形式的抗拒生命消逝的举动都是徒劳的。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有理由陷入价值的虚无,因为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即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当你为那些不相干的人的利益牺牲的时候,那些普罗大众可能还是不能都记住你,但你的价值已经延伸到他们身上,他们会把这种价值继续传递、延伸,我想这是一个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方式。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的头脑里装满了睿智美妙的观念,你实在不忍心在他们为这个世界短暂效劳之后就随你一起被带进坟墓,从此永不见天日。于是你可以将它们诉诸笔端,让它通过文字这一载体继续传递给其他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说,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才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才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我们读书是为了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所交代。不仅为了愉悦自己,也为了愉悦别人。如果你刚好是一个聪明睿智、满腹经纶的人,你要做的不只是偷安此生,还应该承担起与你的智识相匹配的使命。 因此相比于那种更为纯粹的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在支持那种为了审美和知识本身的乐趣而读书的同时,我也鼓励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这种功利的读书是为了用一种“批判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然后携此武器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就我个人而言,在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如此卑微的时代,我实在没有闲情逸致去吟风颂月、相与酬唱。这种“功利”的读书本身也是有乐趣的,但乐趣在书外,乐趣在“提携玉龙为‘民’死”的快意。当然,这里的“功利”显然不是指那种为稻粱谋、为学历、为证书的读书,这种读书简直就是对读书本身的侮辱。   三 北斗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推动大学生的自我启蒙。启蒙也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从不怕别人说我居高临下,自命不凡。我在说启蒙的时候是把自己也摆在了一个被启蒙的位置。人需要时时反省自己,启蒙是一个终其一生的过程。 青年时期,人的社会化过程最重要的一方面影响是来自他的同龄人。那些与他有着相似处境和困惑的人的想法和经历更能够对他们产生影响。北斗网上大学生群体思想和情感经历的展示能够给同龄人带来更为深切的启蒙效应。但同龄人之间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气质上的感染。这些同龄人的见识和阅历毕竟与你相仿,都甚为有限。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智识上的启蒙,我们恐怕还需要另寻它途。 我们认为我们的父辈逊毙了,没有能力成为我们启蒙的源泉;我们的教育是一种体制化的洗脑教育。通过自我启蒙来突围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明智的选择。况且任何封闭的体制都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市场化大潮已经为我们冲开了缺口,启蒙素材的获得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在没有新闻自由、写作自由的环境下,我们依然能实现自我启蒙。 体制内成长起来的或者脱离体制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是太少,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耳聆听到他们的教诲,国外的启蒙资源则更是只能为极少数年轻人所享有的。北斗上的文章当然也能成为启蒙的一个资源供应者,微博上、校内上的消息当然也在为一代人的祛昧助力。但我说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自我启蒙。是的,读书! 我一直主张读书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交流。这是提高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阅读文学作品就阅读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相关问题的著作,就阅读对这个问题有最权威解释的人的著作。我不主张读书的无所用心,而是主张更有目的有意识地读书。同样是读书,如果我们既能获得同样的乐趣又能更有效地提高自己,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呢?有人担心,这些人自己会不会高攀不起。其实,他们也有平易近人的时候,因此读书应坚持从易到难。读书有时候还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你不懂的地方可能是需要其它方面的知识作支持,这些不懂的地方可以先存疑,等其它板块的知识增长起来,相互参看,你会发现很多原来不能理解的问题自热而然地就理解了。 这里还要回到开篇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它其实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种读书方法:我们首先要在自己的大脑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或者说形成一幅知识地图,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学习不断地将这个知识框架给充实起来。虽然即使这样还是会有知识盲点,但只要我们头脑中有了这样一幅知识地图,我们就能按图索骥,准确地锁定某个问题的区域,确定解决某个问题所需要调动的知识。我这里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书单,主要就是起到这样一个知识地图的作用。 另需声明的一点是,当有人从下列的书目中看出我严重的意识形态偏向时,肯定会诘问我这是否与我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相矛盾。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带有导向性的书单,借用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说,这个书单是“自由化的、西化的”。但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是一切独立自由思考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你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或者右派,否则你就只不过是一个精神上的脑残、奴隶。因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它不同于任何其它主义的地方就在于,任何主义的存在都是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启蒙的意义不在于给你某种具体的知识,而在于培养人的一种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起点,但绝不是终点。这个书单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是进行自由独立思考的基础,因此这个书单只是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且我们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在智识上的发展才能获得无限可能。   推荐书籍(点击蓝色字体书目可下载):     一、 历史   (一)中国史 1. 伊佩霞: 《剑桥插图中国史》 2.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 、 《美国与中国》 、 《中国新史》 3.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4. 钱穆: 《国史大纲》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国史新论》 、 《中国文化史导论》 5.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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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振强:中国人的生活何以变成一头追赶时间的驴子

  悄然间,一向为中国人推崇的田园牧歌、舒缓平静的慢节奏生活,早已踪影难觅,取而代之的,是高速、快速、急速、火速——世间事皆力求风风火火。不是吗?手机无时不在响,电话随时都在催;帖子要“沙发”,寄信寄物品要特快专递;外出必高速公路、高铁动车;凡事一定要求回报、求名利双收;理财的,最好能一夜暴富;养殖、种庄稼的,最好能一觉醒来就鸡鸭满堂、五谷丰登;婚恋的,当然要有现房现车;就连买菜排队,也必乘人不备上前加塞。   的确,在当今不少中国人的心中,每天的生活,就是一场战斗,一场不问原因、不问条件,但求目的、结果的紧张战斗。凡事先抓到手再说、先赚一票再说;过了这村没这店,机会稍纵即逝,便利转眼即无。一如日前的《环球时报》引用外媒报道所言,“中国人现在成了世界上最急躁、最没有耐性的人”。   诚然,高速、快节奏确为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标志。国外的一项研究显示,全世界都在不可避免地进入“快生活”。在世界各大城市,人们走路的速度比10年前,平均加快了10%。曾几何时,我们还在为社会生活的低效率、缓慢而苦恼,为发展步伐的不尽如人意而懊悔。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的创业者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令人们的思维、观念及行为方式彻底改变,并由此带来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的高速度、高效率。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凡事都应讲究个“度”,所谓揠苗助长不足取、欲速则不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意思的是,当年深圳人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同时喊出的,还有“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上帝”,后者近乎不为人知。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忽略、迷失,才造成了当今“快生活”无度之困局。   不久前,日本媒体刊登了一日本学者在广州亲身经历民众不满机场服务而引发冲突的见闻录。令这名学者不解的是,因天气原因而致乘客被困机场,这在世界各地很普遍,何以在中国会出现乘客群情激奋、破坏公物、大打出手的极端情形?他的结论是,中国人快速的生活节奏,使一些乘客丧失了“自制力”。   “快生活”确已令不少中国人疲惫而困惑,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我。或许,美国《侨报》对此作出的结论,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为什么焦急和不耐烦成为中国主要的社会心态?这是由于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高速度加重人们心中的烦躁。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亦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速度是否太快,而是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能否协调。   诚哉斯言!当下,我们尤其应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中的速度、效率与公平、公正不相协调、不相适应的问题。实际上,人们普遍存在的浮躁焦虑、急功近利心态,是缺乏安全感、稳定感以及信任感的具体体现,是对于一夜暴富、财富聚集于一小部分人身上的不满,是对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不满,是对于脚踏实地、勤勤恳恳、诚实劳动、守法经营不被重视、不被肯定的不满。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速度、效率与公平、公正当属同等重要,甚或说,丧失了后者的平衡作用,前者会造成社会生态的灾难。前述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不正常、不合情理之种种,已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同步,尽快扭转一手硬、一手软的不利局面。毋庸讳言,当下,本应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相配套的社会变革,却在某种程度上止步不前,比如在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再如权力过于集中以及权力统摄一切等等。这些,已然成为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牵制力量,且必然会映射在社会生活中,映射在世态人心上。可以说,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困惑迷惘、不平不满,更有甚者,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等,皆为此情形之具体反映。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与满足。若一个社会陷入对物质的无止境追求,全然不顾及人们的精神需要、精神追求,则同样会使这个社会极度失衡,并由此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实则,充裕、丰富的物质生活、物质追求只是人们享有美好生活的基本前提,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是其拥有思维的智慧与精神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其需要充裕、丰富的内心世界。若一个音符、一行诗、一个微笑、一声问候,甚或一片落叶、一阵轻风,不能给人们带来身心的愉悦;若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情感阙如;若人们之间只有对渴望暴富滔滔不绝的表达及摩拳擦掌的决心,只有对财富不顾一切的无止境追求,则注定这个社会是没有方向、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社会需要物质,同样需要精神以及文明道德;社会需要高速度,同样需要秩序、规则;社会需要快节奏、高效率,同样需要理性、需要有条不紊、从容不迫。   当下,我们尤其需要放慢前行的脚步,让人们有基本的思考时间、空间,应着力解决社会心态、社会心理上的各种问题。人们的生活,不能自愿或被迫搭上“快生活”的列车,使生活本身为“快生活”役使、绑架,使人与生活的关系极端异化。   有外籍人士言,“蹓跶”这种悠闲的生活状态,早已淡出中国人的生活,以往常闻的“您慢用”、“您慢走”,也只具有了客套与形式意义。在此,我们每个人都当扪心自问,在享受高速发展的经济带给我们生活便利的同时,难道我们真的不能依旧悠闲自如地“蹓跶”、真的不能再由衷说出“您慢用”、“您慢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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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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