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

作者： 周保松  |  评论(0)  | 标签: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 政治哲學 , 中文大學 , 社會正義 活得好跟活得高尚是一回事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香港 《南方人物周刊》(2010-08-19) 新亚书院有风景。几排细竹，三两株老榕，一池映天清水。远处是海，是山，是漂移着美丽卷积云的蓝天。 不远处，是唐君毅先生的铜像，再后面，是孔子的。 新亚第3代人周保松在这里行走了近20年。现在，他已从学生变为老师。除了从学生宿舍搬进教师公寓，作息基本不变。每天从深夜到东方露白，他听着古琴或莫扎特，改论文，给学生回信，往师生间的《政治哲学对话录》里增添新内容，或者著书。 他的新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告诉读者：“写作于我从来不是轻省的事。我一向将教学放在首位，因此本书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繁忙教学之余断续写成，那份吃力不足为外人道。” 学生说，“他的身份认同之一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但不是‘士大夫’，因为周生不会弹古琴。这样的先生在今天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 周保松出生在化州，广东省茂名市下属的一个县城。8岁前在农村长大，砍柴、放牛、捉鱼，8岁时学会做饭。他出生两年后“文革”才结束，农村经济奄奄一息。他懂得什么叫“贫穷”。 他家里成分是地主，但奶奶1961年死于饥饿；1957年他父亲被划为“右派”。父辈及姐姐们都没有考大学的权利；小时候跟男孩们打架，常常被骂“地主仔”。他懂得什么叫“歧视”。 跟许多成年后走上学术道路的人一样，周保松自小沉迷于书本。识字后先是囫囵吞枣读完《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镜花缘》之类的小说传奇。找书不易的年代，镇上惟一的小图书馆、十字街口的新华书店、单位大院里叔叔伯伯的藏书，是他精神食粮的来源。 他很快迷上香港新派武侠小说，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是两天里不眠不休一气读完的。读完他走上平台，眼前一片眩晕（近视也突然加深），心中惆怅，又想放开嗓门吼几声。 常人看金庸、梁羽生，看的是功夫和爱情，少年周保松还看到了一个价值世界：是非善恶，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学校后山的橡树林里，午后的阳光和蝉声中，或是公厕微黄的灯光下，逃课少年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当时，他对此毫无知觉。 父亲到香港探望伯父，犹犹豫豫留了下来。11岁随母亲投奔蜗居深水埗贫民区的父亲，周保松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他办的是停学而非退学手续，相信总会回到故乡。他带着同学们送的家乡的江水和泥土，在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 他的生活世界急速转变，那个包括语言、传统、价值、人际关系乃至日常生活的复杂的意义系统，突然由社会主义的乡村折进资本主义的大都会。格格不入，无所适从，因断裂而疏离。他常常看着弥敦道上的车流和人群，感觉再也走不下去了。 就像今天进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后只能入读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一样，周保松在香港的第一批同学大部分是新移民，人人有乡音，纯朴善良，对香港历史文化一无所知，想好好读书、努力融入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只听得教室楼下的五金铺子日日喧哗。他们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里，自生自灭。 他后来听说，这些同学大多念完中学就去打工，最多的是到发型屋当学徒；考上大学的不到3个。“我有幸受到了好的教育，所以深知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读完中二，他考进了何文田官立中学，班上大部分是本港学生，但他最好的朋友，依然是本校占少数的新移民同学。 一直到1988年，他看电视里中国队跟香港队的比赛时总为中国队加油；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总说广东人。但此后，香港人以每年6万人的速率移民海外，直到1997。 移民香港整20年时，他在报上发了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收到许多新移民的电话和信件，他们情绪热烈而激动。他知道，他们被这座城市压抑很久了。 2007年，他写下《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再次为那些要么静默地消散在城中、要么成为报端社会惨剧主角的人发出一点声音。 在这个领域，他追求公平和正义。 从工商管理学院到“讨饭系” 中五（相当于内地高二）那年，周保松获选“香港十大杰出学生”。与另9位本港出生、名校出身的同学相比，他是惟一的移民学生。“我才来香港没几年，广东话有口音，英文也不好，突然成为媒体的焦点，压力好大，一点也不开心。” 紧接着的压力来自对大学专业的选择。他想念中文系，但身边所有人都说应读商科，连语文老师也说理想当不得饭吃。他跟自己说：既然以香港为家，就要熟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获得竞争力。所以1991年进了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初进中大，有两件事对周保松影响很大。一是选修了陈特先生的《哲学概论》。陈特是唐君毅和钱穆的弟子，一位将问学与生命相连的谦谦君子、诚挚师长。第一课讲的是苏格拉底如何追求智慧，如何被雅典公民审判，如何从容赴死。他从此记住苏格拉底那句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然后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 “我中学跟同学进过基督教教会，也读过佛经，胡思乱想过一些问题，像死亡、灵魂、不朽，现在居然有一个科叫哲学科，可以堂堂正正地讨论这些问题，两边一下子就接轨了。” 二是进了范克廉楼。那是当时思想最活跃、最成熟的中大学生的集中地。周保松初进校给《中大学生报》投稿，很快被吸纳进编委会。 这些编委们开起会来比较可怕。为应当关注校内外哪些事务、社论怎样写、怎样采访写作等等，常常无休止地辩论到凌晨三四点钟。办这份报没有学分没有酬劳，还常因此逃课，但大家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大学4年，周保松几乎每天都是凌晨3点以后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宿舍楼，一脸歉意唤醒工友帮他开门。 周保松说，今天香港公民社会中最活跃的那批人好多都是从范克廉楼走出来的，它是中大精神的摇篮，这精神是：价值批判与社会关怀。 一边主修“Marketing”之类的课程，学习产品该如何包装、销售，接受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一边兼修哲学，晚上为办校报通宵达旦，还要参加许多学生运动。周保松说，这第一年过得“完全人格分裂”。他琢磨着转系，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常常败下阵来，一个人躲进洗手间落泪。 又坚持了一年，终于不想忍了，他想好好享受余下两年的大学生活，读喜欢的书。多年之后，他对学生说：你要过自己的人生。 哲学系在香港也叫“揸兜系”（揸，即捧；揸兜，即讨饭），但总有些另类分子放着金饭碗不要，情愿揸兜。 二年级快结束的某一天，周保松站在陈特面前接受面试。黄昏的阳光从西山斜洒下来，为师生间的对话镀上柔光——“会不会后悔？”“不会。” 终于成为新亚书院第3代人。周保松的名字如今刻在圆形广场历届毕业生纪念碑倒数某座上。第一座最上方刻着1952年第一届的3位：余英时、陈式、张德民。 几千册藏书中，与周保松牵连最深、深入骨髓的，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93年暑假，他跟同学们到广州买书，在北京路新华书店从学长手里接过这本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翻译的厚厚的、满是艰涩术语的书，从此深陷其中。 他后来的导师石元康先生是华人社会最早一批研究罗尔斯的学者。他从选修石先生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开始正式进入政治哲学的世界：为什么正义是社会的首要德性，而自由主义作为一套回应现代处境的思想体系，其内涵是什么。 1995年，余英时先生回中大，参加钱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周保松负迎迓之责。余先生听说周保松对罗尔斯感兴趣，推荐他读罗氏新著《政治自由主义》。 一年后，周保松去有2000多年历史的英国小镇约克，在约克大学以罗尔斯的这本书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 他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生涯受益于英国式的师徒制，导师是约翰•硕维（John Charvet）——1960年代硕维在牛津求学时导师是以赛亚•伯林。周保松完成了对罗尔斯的研究，以“自由主义和稳定性”为题写成博士论文。 从知到行 硕维常在家中举办home seminar，学生带酒，老师提供小点和奶酪，从卢梭、康德、马克思到罗尔斯，一路谈到微醺。现在周保松也常在家里开这样的读书会，每3周一次，每次3小时，带领学生读原典，按主题讨论。 过去，石元康和硕维都容许周保松在辩论中畅所欲言、据理力争，现在，周保松的学生也沐浴着此种宽容。 “上课讲到兴奋处他会手舞足蹈，讲到母语（中文）不被尊重时，眼里会有泪光。我很感动，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热诚、有坚持、有追求的人。”一位学生说。 一位深夜跑到他那里诉说生命空虚的学生记得，老师后来提起这事总开玩笑说，有点像维特根斯坦跑到罗素家里。“我不能想象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只睡4小时需要怎样的意志，他在我们身上花的时间远远超出一位老师应做的。” 周保松自知，这是他在践行叮嘱学生的话，“活得好和活得高尚是一回事。” 他将对德性的要求传给学生。他告诉学生应该怎样理解学术：“我们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走下去，继承和被取代是常态。我们做的是搬砖的工作，不要只看见你在搬，其他人都不见了。” 台湾“中研院”钱永祥先生欣赏他治学态度的同时，“更注意到他的强烈道德关怀与社会意识，知道政治哲学于他不仅是知性的探索，也是追求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困勉之旅”。 访问周保松时，正值香港某大法官的侄女掌掴警员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报端口诛笔伐，毫不手软；也恰好读到他的学生陈家祺以老师“价值论述的累积”为框架在报上分析广州粤语事件——人心所向，令自诩“身在边缘”的周保松看起来不那么孤独。 周保松喜欢瞻仰哲人墓地。他在静寂中默然肃立，在历史中思考自己的位点。从伯林墓地返回的路上，他想起苏轼的一句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本文部分细节，源自周保松散文《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行于所当行——我的哲学之路》） 此文为转载，在此致谢《南方人物周刊》主筆李宗陶小姐的访问。 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629f90100kx9k.html 又，笔者收到好几位国內朋友查询，如何能购得《相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一书。我对此並无头绪，但据友人告知，有些香港网上书店是可以接受邮购的。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周保松的最新更新： 公平社会从哪里来——对话周保松 / 2010-08-20 22:00 / 评论数( 9 ) 行於所當行III : 馬克思離我們有多遠 / 2010-08-11 20:31 / 评论数( 14 ) 行於所當行 II : 反思政治自由主義 / 2010-08-09 23:05 / 评论数( 6 ) 行於所當行 I : 中大歲月 / 2010-08-07 21:30 / 评论数( 6 )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序 / 2010-07-30 19:07 / 评论数( 9 )

作者： 周保松  |  评论(1)  | 标签: 馬克思 , 社會主義 , 正義 , 自由主義 3 1996年完成论文后，已是初秋，我抱著忐忑的心情，从约克南下，去伦敦政经学院找我后来的老师硕维（John Charvet）教授。英国的博士制度，仍然是师徒制，一开始便要选定指导老师，並由老师带著做研究。所以，在正式申请学校前，最好和老师见见面，討论一下研究计划，並看看双方意愿。约克大学的老师说，硕维在政经学院的名气不是最大，却是最好的师傅，推荐我去跟他。 政治系在King’s Chamber，一幢古老的三层红砖建筑，楼梯窄得只够一个人走。我爬上三楼，初会我的老师。硕维教授穿著西服，温文隨和，说话慢条斯理，典型的英国绅士。我说，我想研究伯林和罗尔斯，主题是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个题目並不新鲜，因为行內谁都知道多元主义在他们思想中的位置。但我当时已很困惑於这样的问题：如果价值有不同来源，公民有多元信仰，如何可能证成一组合理的政治原则？这组原则为什么是自由主义，而不是別的理论？硕维同意我的研究方向，並说伯林是他六十年代在牛津时的指导老师。他又告诉我，当时整个英国都没人在意政治哲学，牛津甚至没有政治哲学这一门课。直到《正义论》出版，情况才有所改变。 那天下午，我们谈得很愉快。临走，硕维说，他乐意指导我。退出老师的办公室，我鬆了口气，终於有心情在校园逛逛。我先去哲学系参观，见到波柏的铜像放在走廊一角，一脸肃穆。然后去了经济系，却找不到哈耶克的影子。我见天色尚早，突然有去探访马克思的念头。马克思葬在伦敦北部的高门墓地，离市中心不太远，但我却坐错了车，待去到墓园，已是黄昏，四周静寂，只见形態各异的墓碑，在柔弱晚照中默然而立。马克思在墓园深处，墓碑上立著他的头像，样子威严，眼神深邃。墓身上方写著「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下方写著「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这是《关於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写於1845年。 马克思的斜对面，低调地躺著另一位曾经叱吒一时的哲学家史宾塞（1820-1903）。史宾塞的墓很小，如果不留心，很难发现。史宾塞是社会进化论者，当年读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第一个提出「適者生存」的概念，对留学英国的严復影响甚深。 严復后来將赫胥黎的《天演论》和史宾塞的《群学肄言》译成中文，並主张「物竞天择，適者生存」，影响无数中国知识分子。 百年后，浪花淘尽英雄，我这样一个中国青年，孑然一身立於两位哲人中间，回首来时那条丛林掩影的曲径，真有「逝者如斯夫，不捨昼夜」之嘆。 马克思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哲学家。早在八十年代中移民香港前，已在国內初中政治课听过他的名字。我甚至记得，当年曾认真地问过老师，共產主义真的会来吗？老师说，一定的，这是歷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不知所以然，但老师既说得那么肯定，我遂深信不疑，开始数算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后，离共產社会还有多远。当天站在马克思墓前，少年梦想早已远去，真正震撼我的，是看到墓碑上那句对哲学家的嘲讽。难道不是吗？如果哲学家只是在书斋里空谈理论，对改变世界毫无作用，那么我决心以政治哲学为志业，所为何事？这对踌躇满志的我，有如棒喝。 马克思的观点，表面看似乎是这样：哲学家只懂得提出抽象的理论解释世界，却对改变世界毫无帮助。真正重要的，是推翻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对立，解放全人类。改变的力量，来自全世界的工人无產阶级。如果这是个全称命题，並包括马克思在內，那显然没有道理，因为马克思一生大部份时间都在从事理论工作。如果理论没用，那我们不用读他的《资本论》了。马克思也没理由说自己不是哲学家，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希腊哲学，而他的歷史唯物主义更在解释人类发展的內在规律。回到这句话的语境，马克思的观点应是：费尔巴哈和其他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出了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这要回到费尔巴哈的哲学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一个革命性的观点：人不是按神的形象而被创造，而是反过来，上帝是按人的形像而被创造，然后將其安放在外在超越的位置加以膜拜。上帝不是客观真实的存有，而是有限的个体將人性中最理想和最纯粹的特质（知识、能力和善心等），投射为完美上帝的理念，但人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宗教异化由此而生，因为个体將本来属於人作为「类存在」（species-being）的本质误当为上帝的本质，並受其支配。哲学的任务，是透过概念分析，揭示这种虚假状態，恢復人类本真的自我意识，成为自由自主的人。费尔巴哈明白表示：「我们的任务，便正在於证明，属神的东西跟属人的东西的对立，是一种虚幻的对立，它不过是人的本质跟人的个体之间的对立。」 由於宗教是所有虚假的源头，因此哲学对宗教的顛覆，是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认同费尔巴哈的目標，却认为单凭哲学解释，根本不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群，因为导致异化的真正源头，並非人类缺乏哲学的明晰和清楚的自我意识，而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 要克服异化，必须改变產生虚假意识的社会制度。再者，费尔巴哈或许以为单凭纯粹的哲学思辨，能为社会批判找到独立基础，但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不先改变经济结构，人们的宗教观和哲学观根本难以超越时代的限制。 单凭哲学解释不足以改变世界，这点我没有异议。但改变世界可以不需要哲学吗？我想，马克思本人也不会接受这点。改变世界之前，我们需要先回答两个问题。一，必须清楚当下的世界为何不义，否则我们不知道为何要革命。二，必须了解革命后的世界为何理想，否则我们不知道革命是否值得。这两个都是规范性问题，需要政治哲学来回答。对於第一个问题，我相信马克思会说，资本主义之所以不义，是因为阶级对立导致严重剥削，私產制和过度分工导致工人异化，意识形態导致人们活得不真实，自利主义导致社群生活无从建立等。 对於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会说，共產主义社会是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异化，人人能够实现类存在的理想世界。由此可见，改变世界之前，马克思同样需要一套政治道德理论，並以此解释和批判世界。 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同意这个说法，可以有两种回应。第一，科学社会主义不需要谈道德，因为根据辩证法和歷史唯物论，隨著人类生產力的提高，既有的资本主义生產关係必然阻碍生產力进一步发展，並使得资產阶级和无產阶级矛盾加剧，最后导致革命，將人类带进社会主义的歷史新阶段。 既然歷史有客观的发展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那么根本没必要纠缠於没完没了的道德爭论。哲学家要做的，是帮助无產阶级客观认识这个规律，激起他们的阶级意识，加速革命完成。 一世纪过去，社会主义的实验，翻天覆地，到了今天恐怕再没有人如此乐观地相信歷史决定论。资本主义经歷了不少危机，但离末路尚远，而且也没有人肯定，末路的最后必然是社会主义。即使是社会主义，也不见得那便是理想的歷史终结。此外，二次大战后福利国家的发展，大大缓和阶级矛盾，而工人阶级也没有明確的共同利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顛覆既有制度。最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的政治想像，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吸引力已大减。在这种革命目標受到质疑、革命动力难以凝聚的处境中，马克思主义或者广义的左翼传统，如果要继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並希望通过批判吸引更多同路人，那么批判的基础应该是道德和政治哲学，而非歷史唯物论。 第二种回应，则认为即使我们想谈道德，也不可能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態的控制来谈。马克思认为，不是主观意识决定人的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社会存在的基础有赖总体生產关係决定的经济结构，这个基础决定了法律、政治、宗教和道德这些上层建筑，並限定了人们看世界的方式。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了生產工具的资本家，为了一己利益，总会千方百计將他们的价值观灌输给被统治者，並让他们相信资產阶级的利益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先改变经济制度，任何真正的道德批判都不可能。 我不接受这种经济决定论。 无可否认，人的思考必然受限於他所处的社会和歷史条件，但人的反省意识和价值意识，却使人有能力对这些条件本身作出后设批判。面对当下的制度和观念，我们总可以问：「这样的制度真的合理吗？我们非得用这些观念来理解自身和世界吗？我们有理由接受这样的社会分配吗？」原则上，理性反省没有疆界。这是人之所以为自由存有的基本意涵。如果否定这一点，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青年马克思能够写出〈论犹太人问题〉和〈经济及哲学手稿〉这些批判资本主义的经典之作。我们也不能说，只有像马克思这样的先知，恰巧站在歷史那一点，才使他能够超越虚假意识，洞察真相。如果真是那样，在全球资本主义兴旺发展的今天，左翼岂非更难找到社会批判的立足点？ 所以，回到马克思那句话，我寧愿改为：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是哪种解释才是合理的。不过，这里的「解释」，涵盖了理解、证成和批判。这是政治哲学责无旁贷的工作。政治哲学既要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生存处境有正確认识，同时要证成合理的社会政治原则，並以此作为社会改革的方向。就此而言，理论和实践並非二分，更非对立，而是彼此互动。理论思考的过程，即在打破主流意识形態的支配，扩充我们对道德和政治生活的想像，並为社会批判提供基础。 一旦將马克思视为政治哲学家，我们遂可以將他的观点和其他理论互作对照。让我们以社会財富分配为例，看看代表左翼的马克思和代表自由主义的罗尔斯的观点有何不同。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这篇经典文章中，马克思罕有地谈及日后共產社会的分配问题。在共產主义初级阶段，由於尚未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烙印，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即根据生產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力多寡决定个人所得，劳动成果应该全部归於劳动者。这体现了某种平等权利，因为它用了一个相同標准去衡量和分配所得。马克思却认为，这正是按劳分配的缺陷，因为它忽略了其他方面的道德考量。例如人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劳动力不平等。生產力高的人，收入一定远较老弱伤残者高。此外，这个原则也没有考虑到每个人社会背景的差异。对结了婚或家有孩子的工人来说，即使付出和別人相同的劳力，拿到一样工资，实际上並不平等，因为他的家庭负担重得多。所以，接劳分配並不是合理的社会分配原则。 马克思声称，「为避免所有这些缺点，本来平等的权利必须改为不平等。」那么该如何改呢？我们期待他提出更合理的建议。谁知去到这里，马克思笔锋一转，声称这些缺点在共產社会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分配原则永远不能超越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只有去到共產社会更高阶段，生產力的高度发展彻底解决资源匱乏问题，劳动不再只是维生的手段，而是生命的主要欲望后，我们才能够完全克服「谁有权应得多少」这类资本主义社会残存的问题，並最终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对於马克思的答案，我们可以提出两个质疑。第一，马克思並没有告诉我们，在共產主义未实现之前，怎样的財富分配是合理公正的。他只以一个歷史发展的许诺安慰活在当下的人，但这个许诺实在太遥远了。要知道，社会资源的分配，直接影响每个人的生命。我们能否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能否享有幸福的家庭生活，能否得到別人的肯定和尊重，都和我们在制度中可以分得多少资源息息相关。因此，作为平等公民，我们有正当的权利，要求公正的社会分配。马克思或会说，非不欲也，实不能也，因为歷史条件限制了所有可能性。但为什么不能呢？今天很多资本主义福利社会，早已为公民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包括医疗、教育、房屋、失业和退休保障，以及对老弱病残者提供的特殊照料。当然，这些措施或许仍然不足，但不是远较简单的按劳分配来得合理吗？ 第二，马克思所许诺的共產主义社会，其实並没有处理到分配问题，而是將分配问题出现的环境消解了。分配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由於社会资源相对不足以及参与生產合作的人对自己应得多少份额有不同诉求。但去到共產社会，生產力的进步令物质丰盛到能够让每个人得到全面发展，而生產者又不再视劳动本身为不得已的负担，那么分配问题早已不再存在。钱永祥先生因此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各取所需』不再是分配原则，因为无限的资源加上『应得』概念的失去意义，已经没有『分配』这件事可言了。」 歷史发展到今天，即使是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得承认地球资源有限，如果人类继续以目前的模式消费，很快將要面对严重的环境和能源危机。既然资源无限的假设不切实际，社会正义问题便须认真面对。 罗尔斯和马克思有类似的问题意识，答案却很不一样。罗尔斯的问题是：在资源相对贫乏的情况下，如果自由平等的公民要进行公平的社会合作，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分配合作所得？罗尔斯的答案，是他有名的差异原则，即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必须对社会中的最弱势者最为有利。这些最弱势者，指经济竞爭力较低的人，包括老弱伤残及低收入者。 罗尔斯认为，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很大程度源於人的先天能力和后天环境的差异。如果我们接受道德平等，便不应该任由这些差异影响每个公民的正当所得。於是有了他那著名的无知之幕的设计，將这些任意的不平等因素遮去，確保每个合作者在对等位置上商討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原则，而差异原则正是他们的理性选择。罗尔斯心目中的公正社会，是一个人人平等且共同富裕的社会：公民享有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拥有公平的机会平等，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政府须透过累进税、遗產税及其他措施，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並尽量避免生產工具和社会財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罗尔斯称这个社会为財產拥有民主制（property-owning democracy）或自由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政体（liberal socialist regime)。 马克思说，我们应该改变世界，令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公正。没有人会反对这点。但正义的標准是什么？社会资源应该如何分配，人与人之间应该存在怎样的道德关係，才满足正义的要求？这是所有政治社群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正义是社会的首要德性，政治哲学则是政治社群的首要学问。我以上的討论旨在指出，一旦歷史没有必然，一旦我们恆久处在资源有限诉求不断的环境，一旦我们意欲好好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必须善用理性，善用人类累积的道德资源，共同构建和追求一个自由平等的公正社会。这既是国家对公民的责任，亦是政治正当性的基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回应了马克思提出但其本人没有回答的问题。如果其他理论不满意罗尔斯的答案，他们必须提出实质的道德论证，並为心目中的正义社会图像作出辩护。 载於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10) 版面原因，書中所有注释在此略去。 版权原因，此为最后一节转载。余文可参考原书。謝謝各位閱讀。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周保松的最新更新： 行於所當行 II : 反思政治自由主義 / 2010-08-09 23:05 / 评论数( 6 ) 行於所當行 I : 中大歲月 / 2010-08-07 21:30 / 评论数( 6 )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序 / 2010-07-30 19:07 / 评论数( 9 ) 独一无二的松子－－致畢業班同學 / 2010-07-28 22:50 / 评论数(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