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锣湾书店员工失联

星期二（1月5日）开始访华行程的哈蒙德在与王毅共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李波持有英籍护照，英方已要求香港与中国内地当局协助探查李波的下落与处境。

中方并未证实李波等人正被内地执法人员扣查，但王毅表态称，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警告各方切勿就此案件对中方作出“无谓猜测”。

李波的蔡姓妻子稍早前向香港警方注销其失踪人口报案。她在星期二向香港媒体证实，一封据称为其“报平安传真”的手写信函确实出自李波手笔。

在李波失踪后，蔡女士表示丈夫曾以广东深圳的电话号码致电回家，这引起家属等怀疑他被中国大陆执法人员越境抓捕。

香港民众就李波的失踪举行抗议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有一种功能，就是说穿警方为了假装法治千方百计掩饰的黑幕。例如，当警方以经济案件调查艾未未、浦志强等异议人士时，该报连篇累牍揭示其因言获罪。其总编胡锡进甚至在微博替当局承认，“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这一次，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位人士失踪案件尚在“调查”之中，该报就发表社评为该书店进行政治定性：“虽然铜锣湾书店存在于香港的环境中，但它实际上就是靠给内地社会捣乱维持生存的”，“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在中共的政治版图中，香港被称作“境外”。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策略是把世界分为“西方”与“中国”，“境内”与“境外”，或者把人类分为“人”与“中国人”，声称中国国情特殊，中国人素质不高，不能适应宪政民主、言论自由等普世人权。最近若干事件表明，北京正在放弃这种策略，改而要求全世界都统一遵从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环球时报》关于香港铜锣湾书店案的社评，是一个明确的表达。它认为该书店的“罪行”是出版“禁书”，“像是要刻意在香港与内地之间拱出一块灰色地带，以挑衅的政治方式为自己谋利”，宣称“谁恶意挑动冲突，就有罪于整个国家，也是对香港根本利益的背叛”。首先应该明白，所谓“禁书”是特指在中国内地禁止出版的书籍。它们被禁，不是因为“造谣”，更不是因为观点有悖基本人权价值观。任何政治书籍，在中国内地出版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否则就不能出版。审查的结果是，直接谈论中共领导人的书籍，只剩下虚伪的歌功颂德一类。香港“禁书”为中国言论自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试图揭示政治黑幕的书籍，当然会有一些事实不确凿的地方，甚至整个叙述都建立在猜想和推测之上。在言论自由的地方，这些书籍中的某些部分也许不符合出版要求。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不确和猜测，是因为中共当局对政治类信息的封锁。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无论多么专业的媒体，多么资深的学者，在报道或研究中国、朝鲜等国的政治问题时，都难免出错。跨境绑架挑战人类政治文明越禁越想知道，这是人类基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所致。更何况，中南海的秘闻远远大过八卦的价值，事关中国人的政治命运和日常生活，也事关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如果因为信息封锁后容易出错就不去报道和研究，那正好符合专制者的利益。因此，专制政府以事实不准确而谴责报道者和研究者，就如同把人关在黑屋子里而谴责他看不清东西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然而，禁了就不能说，在黑屋子里看不清东西就有罪，在中国内地的宣传部门看来，竟是理所当然，很多民众也接受这样的逻辑。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和法国记者高洁（Ursula Gauthier）因为讨论新疆问题被逐、德国人雷克（Christoph Rehage）评价毛泽东被指“犯法”等事件一样，表明中共试图将此逻辑推及全球。香港特首梁振英称，“内地执法人员如果到香港执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符合《基本法》。”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倘若内地人真的到香港强制带走香港公民，那不是“执法”，而是绑架。更何况，即便在内地，警察跨省执法，也必须和本地警方打招呼，申请“协助调查”。这种失踪案，连“执法”的伪装都懒得做，那是赤裸裸的黑道行为。当它来自一个位居联合国安理会“五常”的大国时，则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