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说到财富，我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小时候在湖南上学，我们学到中国“地大物博”的事实，并认识到正因为是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中国是多么富有。到了美国，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地大物博，而且美国更富有。当然，相比之下，日本的自然资源有限，尤其是新加坡，它是靠填平一片海水、一块空地从无到有人造出来的。一个道理很显然：一国的财富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然资源。那么，一国的财富由什么决定呢？为什么世界各国贫富悬殊？既然中国、美国、俄罗斯与印度都地大物博，是什么使这些国家的财富状况千差万别？  　　 内在的制度财富更重要 　　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在国内扩大内需，为下一波增长寻找原动力。我们自然要想：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因本国内需不够而都在靠出口、靠“外需”来为其经济提供原动力的时候，世界上必须有些国家“内需过剩”，迫使它们靠进口来满足。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内在动力使其内需过剩？是什么让它们产生这么多内需？这是不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为看清为什么一国的财富不只是由其自然资源决定，不妨把国民经济看成只有两组群体组成：厂商（公司）和居民（消费者）。如果要经济快速增长、使国家富强，厂商必须有激励、也愿意去扩大投资、扩大生产；当厂商利润增长时，居民的收入也会增加；当居民得到更高收入后，他们必须增加消费；这些增加的居民消费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厂商去扩大投资、增加生产——这条经济增长链的任何环节都必须“运作正常”、缺一不可。比如，假如在居民收入增加后不是去增大消费，而是把更多收入储蓄起来，那么除非国外需求很强（靠出口来增长），否则经济增长链到这一步就被卡住了。 　　日本、美国与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其相配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良好的机制激励财富创造 　　关于制度机制对财富创造的影响，王永庆的一席话非常值得我们省思。他说：“一根火柴棒价值不到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元；但是一根火柴棒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破坏力，一旦发作起来，其攻坚灭顶的力量，无物能御”。当然，制度机制对财富的作用不只是负面的，良性的制度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财富创造。 　　我们可简单看看私有产权的保护机制。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住在帝国大厦里的公司就无激励去多雇人、去开发更多产品来扩大业务；如果这些公司不能扩展业务多赢利，那么一方面它们无法给现有的员工加薪，使员工们的消费需求下跌，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愿付给帝国大厦的办公室租金也会下降，使帝国大厦未来的现金流减少，结果是帝国大厦的价值下跌。于是，帝国大厦管理公司给员工的工资也只能减少、甚至裁员。当然，如果因产权得不到保护使整个经济进入这种恶性循环，其结局只能是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逐步下跌。 　　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是无形的。20世纪80年代，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用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作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作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的另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再过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用太多员工。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 　　这说明，面对产权的未来处境的不确定性，即使张大姐这样的创业者们已经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他们也不敢感到很富、不敢去增加消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成功创办的资产的价值是非常脆弱的，这些资产的未来太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妨碍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迫使每个人把已挣来的收入尽量积蓄在银行、不去消费。经济增长链因产权的未来不确定性而被卡住了。 　　 金融创新解放消费潜力 　　仅有合理的产权与法治框架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金融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候的收入。金融创新之所以对个人消费者很关键，是因为他们可以帮助解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为看清金融创新在其中起的作用，我们不妨把一个居民的财富分成两部份：流动财富（比如现金、银行存款、股票、金银、房产）和人力资本。其中流动财富是随时可变现的，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不可随时变现。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等于一个居民未来数年的劳动收入的总折现值。一般讲，年轻人的流动财富少、人力资本很高，而老年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总之，一个人未来的收入越高，其人力资本则越高。 　　问题也恰恰在于人力资本不可随时变现这一点，因为当金融证券不够发达时，人们只能花费流动财富、而不能花费人力资本。年轻的李四刚刚博士毕业，他的人力资本可能非常高，但流动财富有限，他即使想要大大增加消费也无能为力。他可以在总体上感到很富，但却没钱花。 　　住房按揭贷款是一个很自然的金融创新，它可以最直接地帮李四把部分人力资本“变现”、变活，让他可提前消费。对多数居民而言，房地产可能是一辈子最大、最重要的消费和投资。比如，在一个二线城市一套90平方米商品房的价格可能是48万元，对于一个平均收入的家庭，这可能意味着要节省存钱10年，每月约存4000元。如果这样，一家人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外，在十几年里可能无法有太多其他消费。如果各大中城市的居民都如此，全国的内需水平可想而知。 　　但是，如果李四能得到30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假如按揭利率是5.64%，那么他每月只需付2800元就能立即买到90平方米的住房，而不是等10年。另一方面，正因为李四每月只要支付2800千元（而不是每月存下4000元），那么他现在每月可多消费1200元收入，这显然有力于内需的增长。因此，住房贷款不仅能改善众多老百姓的生活，让每个人尽早住上自己的房屋，而且能启动更多的内在经济动力。 　　住房贷款、教育贷款、退休投资存款等类型的证券（这里，我们把所有保证在未来某个时间或某种条件下支付现金的契约称为“证券”，包括贷款、保险合同等），其作用都是帮助居民把一生中不同年龄时的收入进行配置（要么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要么把今天的收入推迟到未来消费），以期让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龄时的消费尽量平均。这些靠未来收入支付的贷款在一定意义上可看成是人力资本的证券化。当不能有住房贷款、教育贷款时，居民们就无法合理地配置其一生中的消费安排，可能在40岁之前无法消费、必须存钱，而到快要退休时可消费的钱又相对过多。因此，如果没有这些针对居民的金融证券，不仅不利于释放整个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也无益于居民一生中的总体福利。 　　另一类对消费者有直接意义的证券是“保险”性质的，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等。当这些保险性证券不存在时，即当居民无法事前“购买”这类证券时，就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储蓄”来自保，这必然使他们在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消费之外不敢有任何其他消费愿望，这就会阻挠经济增长。以失业保险为例，如果张三夫妇在40岁时失业而且从此再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一家未来的生活费、教育费等可能是50万元，那么他们未来的花费经从何而来？尽管这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其后果对张三夫妇来说不堪设想。于是，为了规避这种小概率事件，张三夫妇可能从结婚后就开始，不得不处处节省、储蓄。但是，如果通过每月交付收入的一小部份（比如3%），张三即可买到全额失业保险，那么他一家就不用再去以储蓄来规避那些小概率但后果恶劣的风险事件了。 　　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首富，而并没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并没明显增长太多，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     

    我接着刚才贺主任的话往下说，其实对刚才贺主任讲到的问题，不管是税收的规模还是中国的财政开支结构还有关于收入差距的这些方面是非常认同的。刚刚谈了在解决方法的方面我们常常有一些分歧。     第一，千万不要在财政部民主制约不大的情况下太快地推出财产税。     第二，在没有民主监督在财政开支方方面面进行监督和听证的大背景下做所谓的转移支付，这只是理论上，实际的转移，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越多，反而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尤其是机会上的不平等。当然待会儿在讨论的时候恐怕还有好几位这方面的专家，可以一起来就这些话题更多地发表不同的看法和找到不同的理由。     我主要讲两方面的数据，第一是看一些数据，看看目前中国与美国、欧盟国家比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第二，很快地说一下中国跟美国和西方等发达国家的差别。过去几十年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的财政没有问题非常健康、负债减少，而其他的发达国家却不然。第三，我主要是想回顾一下以前我谈到的不论是古代还是到近代或者是到现代，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政府太富有了以后方方面面的弊端和长期对法制民主制度环境的轻视又到底表现在哪里。     我前面谈到了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美国、英国、日本，今年的财政赤字都是在10%到11%，欧元区财政赤字到15%，中国的财政赤字不到2%。这是第一个反差。     第二个是在国债的水平上，国债余额差别很大，这个我不用多说了中国比较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债余额特别高。     第三个方面是看税负的负担差别，我上午谈到了欧盟税率为平均GDP的41%，美国总税率为GDP24%，中国财政税收占GDP的35%。这是很有意思的差别。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占GDP10%，而中国今年的财政赤字不到GDP的2%，上面几个数据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年美国的总财政税收也达到中国的35%的水平的话，那么35%-24%，实际上美国今年的税收负担就会给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带来额外的11%的收入，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麻烦可以看到，如果美国也像中国这样子征税的话，今年不仅仅没有财政赤字反而会有财政赢余，实际上像中国这样子征税不受制约，当然也可以有财政赤字也可以借很多债，但总的来说征税如果不受监督和制约，那财政赤字发生的倾向性应该要低很多，而美国是反过来的，征税非常难，尤其是共和党议员不会轻易让奥巴马和民主党议员轻易地把美国的税率和税种推得太高，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在未来几年可能都不太容易完全消失。     总体上这几张图是想跟大家陈述这样的意思，第一，正如张教授所说我们的政府“真贵”。2010年中国8万多亿的财政税收和今年的10万多亿税收，大概相当于4.3亿城镇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按照今年农民的纯收入做一个基数，除以今年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相当于14亿农民的收入。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数量没有14亿也没有15亿，大概只有7-8亿农村人口。实际上如果把政府今年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的话，总的数字和比值是14亿多农民。     与中国这些年财政税收不断地扩张的情况来讲，从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在这15年里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胀大概只增长了2.2，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7倍。与中国情况对比有很大的反差的是美国从1950年以联邦税收为指标来看，大致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     第一，个人所得税，所有的美国人交给联邦政府的税收，在1950年的时候是GDP的6%，到2010年上升到6.5%这样的水平，这中间总体的水平是有一些波动的，从1955年一直到2008年左右，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大概相当于GDP的7%到8%，所以今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水平相对GDP来说，比过去50年整体上都比较低。这也体现了美国为了在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为了刺激经济不断地通过减税的方式，包括减少个人和家庭税负的方式来刺激经济。     尤其是我们把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加在一起除以GDP的话，在1950年时，美国的企业税是当时GDP4%。2010年美国企业所交的税额只有GDP1.8%，相对于GDP来讲，美国企业税收负担在过去60年减少了60%左右。如果我们以美国所有公司的总利润作为一个基数的话，1950年的时候美国企业总的税负是当时美国所有公司加在一起的总利润的45%，那是1950年的时候。到2010年，这个比值下降到20%，也就是说美国企业所有的税加在一起去年是相当于总利润的20%，跟60年前相比也是减少了将近60%的税负。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趋势，美国还富于民，在过去60年不仅没有发生变化，反而把还富于民的制度哲学和建国哲学更强化了。     我们大家过去一两年看到了美国国债越来越高、财政赤字越来越高的局面，不是说因为美国越来越穷了，就像两个星期前我的侄女跟我说，我88岁的母亲在湖南的农村，给她打电话说你叔叔在美国听说美国没有钱了，你叔叔在美国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看电视也看得太多了，从中央电视台还有其他的电视频道，每天都在说美国政府没有钱了。在中国的老百姓包括我妈妈看来，政府没有钱了就是人民没有钱了，就想到我儿子也没有钱了。美国政府可以没有钱可是老百姓有钱，而中国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观念的差异，不仅仅是中国过去几千年形成的差别，很多的差别也是因为目前和过去的制度差别造成的，使得我们对同一个事情的理解与美国人完全是两回事。在美国，政府没有钱，但百姓的日子照样可以过得很好，因为还富与民是更大的道理，这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欧洲国家过去五六十年，税负基本上维持在40%左右，所以就出现了欧洲国家现在是“三高”——高赤字、高国债、高税负。而中国是“一高两低”——高税收、低债务、低财政赤字。     下面我快速地说一下在中国目前不仅仅征税很多，而且中国也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地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顺便再讲一下我要说的话题，正因为国家拥有太多的资产和收入，所以国富民穷的现象，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因为国内的民间消费增长相对比较艰难，所以就不得不更多地靠出口。另外，在这样的一种国富民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我们计划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的情况，工业会得到很多的发展，很多的高楼大厦、形象工程，另外服务业发展会非常地艰难。这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主要还是把国富民穷其他的结果跟大家很快地再分享一下。     第一，挤压了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们的研究，一个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法制水平往往就越低。无论是从数据来看还是从学理上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法制跟国有经济很难兼容，这一点尤其是我们做民营企业的人能更亲身地感受到。再一个，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后几十年的经历，以及我们最近的感受，我们的法官都很难当一个中性的裁判做判决。     从近代人类社会的经历来看，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之后，一直到18世纪、19世纪，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运作层面上系统地发展出民主法制的国家，相比之下西班牙按理说比英国更有可能推出民主法制的国家制度安排，因为在西欧国家里最早推出议会的是西班牙，是1188年。哥伦比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使得16、17世纪从中美洲国家给西班牙运回了大量的金银财宝。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最早在西方国家中推出议会的西班牙，反而一直到一九七几年才真正地完成了民主法制的建设，而英国在18世纪初基本上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民主法制的建设，做过比较之后你会得出一个总体的结论，从17世纪早期开始英国的王室就很穷，自己的收入和财富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支付英国王室的生活和开支，逼得英国的国王不得不把王室更多的权力让位给当时本来没有多少权力的议会。因为英国王室政府的钱很少，才逼得影响英国政府把更多的权力让位给民选的议会。相对来说西班牙在16、17世纪一直是靠美洲大陆运回来的金银财宝使得朝廷和王室非常地富有，反过来使得西班牙国家的权力用不到主动地受到制约，因为西班牙的国王自己靠美洲大陆运回来的金银财宝就可以挥霍和做他们想要做的开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西班牙经过了几百年一直没有走出专制架构（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看到不同的西方国家的近代的经历，如果我们做更详细地研究可以更多地证明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追回到更早的古代，把古希腊、古罗马和和中国的汉代，以及现在的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做对比，这个对比告诉了我们，古希腊在公元前几百年一直是政府很穷的早期国家，因为当时的希腊政府是不可以对老百姓强行征税的，只能依靠民间半自愿捐献为政府公共品提供财力支持。但总体来说古希腊政府是不富有的，因为靠着半捐赠的钱维持开支不太容易产生太多的政府盈余，那样的话政府的钱太多了，民间半自愿捐赠的支持就自然地会减少了。     罗马共和国基本上也是跟古希腊是一样的，从公元前509年一直到公元前29年，罗马共和国政府也不能征税，只能是靠半自愿的进贡来维政府提供了开支，发生了几次战争把罗马共和国政府的财政变得很差。这样一个由政府向民间借债的先例到了后来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惯例。我们今天说，欧洲国家今天的国债余额平均相当于GDP的85%到90%的水平，如果回到古罗马的时候，根据英国的史学家詹姆斯•麦当劳（音）的估测，它也应该超过GNP的60%，因为那时候政府的公债市场不是很发达，那时候也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国家一样，2200年前罗马共和国有这样的经历。与古罗马、古希腊相对应的是伊拉克、伊朗、埃及等中东地区的文明古国以及中国的春秋战国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的秦朝很富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慢慢地衍生出由国家做主要的高利贷的提供者，所以我们看来看到王安石七秒法，很多的经济学者认为七秒法是最早由政府放贷增利的。这实际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     我这里有这样一组数据，今天我们讲到的“国进民退”，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的国有金融机构他们的业务空间比民营的金融机构运作空间、发展业务的空间大很多。今天中国的这种做法官办的空间很大、民办的空间很小，实际上这个历史是非常久的。从隋朝到唐朝一直到宋朝，法定的利率上限给官方放贷的时候规定的利率上限整个几百年里都比民间的最高借贷利率高12个百分点。比如说从公元600年到公元728年，官方放贷利率是84%，民间放贷是72%。从公元728年-公元1260年，官方放贷最高到60%，而民间放贷最高利率到48%。实际的税率可能比这个高出去很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当国家太富有了以后，不仅仅给国家提供了与民争利的空间和机会，反过来对我们今天关心的民主法制和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的愿望来说绝对是“帮倒忙”的。这个道理讲起来很简单，政府非常有钱的时候，政府的权力跟民间社会的权利博弈的时候，肯定是公权力会更胜出的，因为政府太有钱也用不着求老百姓，老百姓更多是求政府，用转移支付和播种其他的项目给我们多施舍一些，你那时候还会跟公权力讨回自己的权利吗？这是非常不对称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今天看到发达国家今天的政府负债率很高，财政赤字也很高，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我们没这个问题，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危机很严重，坦率地讲不管是回到古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还是说中国的汉代，或者是400年前的中国和当时西方国家做对比的话，我们只是重复了几百年前文明古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差，也重复了2200-2300年前、文明古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差——西方国家负债很多、财政赤字很多，文明古国财政赤字也不高，负债也不高。     如果我们根据过去的历史来展望未来的话，未来50年、100年后是不是今天的政府不怎么欠债、很富有的一些国家，在50、100年后终于可以胜过负债累累的发达国家呢？我就不多说了。我想我们可以自己做更多的思考。根据这个让我们再重新思考一下，让政府征更多的税拥有更多的财产，包括推出方方面面的新税收政策，最终是更有利与民间社会的壮大、还是更有利于政府权力的扩张？同时使得跟关系、权力更靠近的人有更靠的发财致富的机会？结果大家是什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方面的思考。     总体上，我是希望每个人能记住不管是对转移支付寄予的希望还是通过各种税收来调节收入，在没有财政民主之前千万不要轻易地又推出新的税种，应该把现有的税种先减下去，才有可能谈新的税种的推出。     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在2012年网易财经年会上的讲话）     

　　根据购买力来算，人民币最近的这些年应该是相对美元在贬值，而不是所谓的升值。 　　人民币真实购买力每年都在快速下降，按照购买力计算，人民币最近这些年应该是相对美元在贬值，而不是升值。 　　现下人民币升值非常迅猛，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左右的升值幅度，已经破了6.4。但国内通货膨胀非常的严重，且发钞量非常大，现在有80多万亿的M2的余额，而美联储只有差不多9万多亿美金的M2的余额。可以说中国以美国40%的经济体，发钞量比美国还要多。如果按汇率换算的话，人民币是非常明显的内贬外升。 　　一方面人民币的购买力每年在至少按照百分之六点几的速度在下降。我觉得真实的人民币购买力贬值的速度比6.4%、6.5%要高很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跟美元做比较，我1986年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在耶鲁的校园周围一般的餐馆6美元、7美元就可以吃一顿午餐。现在我还是在耶鲁周围工作，同样的餐馆同样的东西，现在大概是7-8美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过去25年，美元的购买力并没有发生那么大的下降。相比之下，在中国那个时候的一块钱，你可以吃一顿饭或者吃两顿饭都没有问题，今天同样一块钱却连一瓶水都买不到。 　　从中看出来一个现象就是，随着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不断地上升，使得人民币真实的购买力每年都在快速地下降。按理说，根据购买力来算，人民币最近的这些年应该是相对美元在贬值，而不是升值。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人民币在升值，主要的原因是跟贸易顺差有关系。 　　只要中国的贸易顺差还继续存在，继续以比较快的速度在增长的话，按照汇率理论理解，你最后一个货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完全就是看你的贸易是出现顺差还是逆差。如果出现顺差的话，而且顺差不断增长的话，就意味着全球贸易市场上，对你国家的货币需求量就会不断地上升、货币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的存在和上升，而逐渐导致更多的需求大于供给的压力以后，就必然会使人民币升值而不会下降。 　　最近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速度基本上停顿下来了。2011年中至少有两个月出现了贸易逆差，这种新的趋势说明人民币升值的前景跟以前比，应该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弱。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本身的通货膨胀维持在6%或者更高的水平，也会加快人民币的购买力贬值，这样一来的话，因为贸易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少的同时，中国自己的通货膨胀率却使得人民币的购买力下降。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可能会出现贬值而不是升值。所以我觉得香港有的人就做空人民币，是有他的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