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陈志武：郎咸平宋鸿兵的阴谋论是知识鸦片 进入专题 ： 郎咸平 宋鸿兵    ● 陈志武 （ 进入专栏 ）       在中国社会，不管是历史上、还是近代，历来就不绝阴谋论。而且很遗憾的是中国社会历来比较相信迷信和阴谋论，因为在我看来迷信和阴谋论实际上性质是一样的。迷信也好、阴谋论也好，往往是对于我们不能够理解、还不了解的事情，在智力上又比较偷懒、又不想去了解，所以就推出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我到世界各个不同地方，走了全球五大洲，都跑了不同国家。我发现，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曾经有过很多鬼的故事、有很多迷信的故事。特别是我发现，比较有意思，不管是在澳洲新西兰，还是是非洲，还是在拉美国家，还是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好，都有面具、鬼具防鬼的。     我想这种防鬼的面具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它的思路是什么呢？我通过戴上那个很吓人的面具，以这种方式把那个鬼吓回去。戴上很吓人面具用来打鬼、用来把鬼吓走，稍微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种做法，因为真正的鬼是不是怕这个？没有人去研究过，也不会知道的。但是正因为人怕这种很吓人的面具，所以我们就认为鬼也会怕这种鬼具、这种面具。     不止迷信是这样子，阴谋论也是这样子。物价上涨、房价的上涨、还有金融交易带来的后果，可能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但是这些东西又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也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不熟悉的东西，那怎么办呢？     如果有人说有人阴谋在背后操纵这些事情的话，我们觉得好象真的是这样子，这样一来马上让我们找到，要把愤怒和情绪往哪个方向、哪一个群体、哪一些国家去发泄。但是客观来讲这种阴谋论尽管在智力上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我们不用做更多的深入思考，然后觉得好象是这样子，我把这个叫做智力上懒惰的表现。     今天，尽管我知道很多人一看阴谋论的书都是很过瘾，因为很情绪化，让你觉得很解渴，但是很遗憾这是知识鸦片，让你感觉良好，情绪上很满足的同时，实际上让你麻醉起来，没有真正学到一些有用、帮助中国企业、帮助中国社会、经济能够更进一步健康发展这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郎咸平 宋鸿兵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8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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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孙SunNa 我又笑翻了…… 哈哈哈 @朽木之一 ： 1月21日，上午俺发一条内容纯属虚构的微博；下午删除；晚上方老师主动向俺索要已删除的微博，并不过问该条微博真实性；次日方老师在其文章中利用该条微博。现特澄清：那条微博为俺向壁虚造的。详见以下长微博。 @慕容雪村 ：我和韩寒接触不多，还算不上朋友，我欣赏他，但绝对谈不上崇拜。这次之所以出来说话，就是因为方舟子的战法让我也感觉危险，让每个作者都置身于“韩寒困境”：你怎么证明文章是你写的？我有证人。证人没用，可能跟你串通好了。我有手稿。手稿没用，可能是你抄的。我有……有什么都没用，我就是怀疑你。 @笑蜀 ：我说过写作有神秘性，科学靠勤奋和积累，文艺靠天赋和爱好，而天赋和爱好超越常理无法解释。你非要人家用常理回应莫须有性质的有罪推定，不能回应即为自证其罪，说白了，这就是写作界的肃反，就是写作界的恐怖主义统治。 @五岳散人 ：质疑到了方舟子这种完全是捕风捉影、声嘶力竭的程度，依我看直接上法庭得了。这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质疑，而只是通过自设逻辑进行的构陷。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种种不同，如果与他人不同都是罪过，你怎么可能自证清白？拿着小说语言与故事质疑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这就是一疯子。 @连鹏 ：不反对质疑韩寒，反对声音对社会有益，但请拿证据，理性些，不要将挺严肃的事引向娱乐。 @彭晓芸 女士建议用刑侦用测谎仪对付韩寒父子。敢问彭小姐，韩寒造假证实了吗？未证实就告欺诈，搞刑侦？“目前已很完整的证据链”？就凭方舟子几个帖子吗？您不是一贯提倡人权、包容和理性么？ @彭晓芸 ：如果实在没时间钻研资料的 ，随意发言、替人打包票不如保持沉默更符合良知。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牵动中国社会神经的惊人事件，足以震撼从知识界、媒体、出版到民间社会，恐怕将是整个社会道德底线的一次大挪移。 @李开复 ：在充满信任的社会中，人们通常会做无罪假设（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在信任缺失的社会里，人们通常会做有罪假设(guilty until proven innocent)。 @萧瀚还在说 ：【恶棍与蠢货】人间总有恶棍，这没办法，任何一场整人的狂欢里，恶棍的作用其实有限，关键还在于有一帮盲从的蠢货，他们没有信任善的能力，只有盲信恶的能力。他们是任何阴谋论的逐臭之夫，他们相信邪恶而不是识别邪恶，于是他们跟着恶棍制造邪恶。前有土改反右文革，后有无限未来。这不是人间。 【恶猜公权善待公民】越来越觉得坚持在现实生活中不懈地运用这八个字，远比了解自由民主宪政共和的其他知识重要，虽然广义上说它也属于后者。在一个对邻人陌生人肆意示恶、随便恶意推定的社会，任何好制度都不可能建立。善意创造善意，恶意带来恶意。只有善意互动远超过恶意互动，社会才可能变好。 【2】逻辑只是工具，心地才是主宰 @萧瀚还在说 ： 【逻辑与心地】逻辑是公共讨论中不可或缺的必备工具，但逻辑只有在事实和道理的基础上才有展开推演的效用。逻辑要把零散的事实有效组装起来，以逼近某一个未知的事实，靠的是心意和道理。心正理直，缜密的逻辑就是通往真理与真相之桥；心邪理歪，逻辑越严密，祸害越大。逻辑只是工具，心地才是主宰。 @喷嚏网铂程 ：审问“特务”的提问的方式。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有罪推定的前提下，怎么提问都是正确的质疑？不是吗？ @变态辣椒2012 ： 人如果陷入有罪推定的人民战争，他就应知对手是不可战胜的。我小时候看过这样一本书，印象深刻，所以还能搜到这本书的名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我仔细读完全书后，信了。还问经历过文革的父亲：“刘少奇以前是叛变过的吧？”我父亲说：“这本罪证都是瞎扯淡。”可是一国主席就这么死了。 @喷嚏网铂程 ：诋毁一个公民容易，但别忘了自己也是一分子。现在大家都同情刘少奇文革冤屈致死，却不知当年在延安整风时跟老大沆瀣一气。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3】正月初五“迎财神” 1月27日，湖北武汉，大年初五是民间传说中“财神爷”的生日，武汉归元寺，约30多万市民在这一天到寺里“拜财神”，祈求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有好的财运。 【4】24小时内收到5万压岁钱 28岁的宁波网友“lrtfp2007”说，在回慈溪老家的24个小时内，一家三口收到了5万多元压岁钱。 收了这么多钱，可人情债迟早要还的啊！所以年初二一早，他们就打道回府，直接逃回宁波自己家。 【5】首都北京已整体接近富裕国家水平 经济数据通报显示，按常住人口计算，北京市人均GDP80394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12447美元。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于秀琴表示，“按世界银行划分各国贫富程度的标准，北京已经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人民日报). 【6】奋斗30年仍然买不起一瓶茅台酒 牛刀 ：今年春节在一位老友家喝酒，26年前，他岳父当教师时，工资为43.5元，当时的茅台酒是44元一瓶；后来他岳父阴差阳错去县教育局当副局长，7年前退休，工资却只有1860元一个月，现在7年没加工资，而今年茅台酒是1980元一瓶。同26年前一样，一个月工资买不起一瓶茅台酒。 【7】斗鸡猝死战场 主人“献吻” 1月27日，正月初五，广西上思举办斗鸡、斗鸟比赛，期间，一只斗鸡当场被啄死，其主人伤心之余不停地给斗鸡人工呼吸，想挽救斗鸡的生命，但最终依然无力回天。 【8】北京磅 英国 《每日邮报》以《奢侈品商店准备收获“北京磅”》为题报道，伴随着中国龙年，商店正在准备从遥远的东方购物者手中收取成千上万的财富。世界奢侈品协会和中国贸易促进会发布报告称，预计圣诞、春节期间，中国人在海外消费达5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9】神的队友 （ @变态辣椒2012 ） 【10】你觉得自己很聪明 是吧 【11】妈，我不去 【12】Facebook可能最早下周申请IPO 最高估值1千亿美元 消息人士称，Facebook最早会在2月1日提交IPO申请，摩根士丹利可能为主承销商，Facebook对公司估值为750亿至1000亿美元，可能最多筹资100亿美元。这将超过英飞凌59亿美元的融资，及谷歌的19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科技业IPO交易。 【13】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揭秘 莎士比亚经典开场 伦敦奥运开幕式由《贫民富翁》和《猜火车》导演执导，与残奥会开幕式一起总花费8100万英镑。开幕式将在欧洲最大钟声伴随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台词中开场。导演称他将尽量表现英国人的幽默，并体现亲民原则。开幕式将于当地时间7月27日9点开始，持续3小时。 【14】奥巴马：高等教育不是一种奢侈品 1月27日，奥巴马在密歇根大学进行演讲时说，他要通知高校，学费不断暴涨的时代已经结束。奥巴马说：“如果不能阻止学费每年上涨，那么高校得到的来自纳税人的联邦资金将逐年减少。”奥巴马对在场的学生们说，美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确保每一个美国人能支付得起世界一流的教育。  “在未来十年中，60％的新职位将需要高中文凭以上的学历，”奥巴马说。 “高等教育不是一种奢侈品，它是经济必需品，是美国每一个家庭应该能够支付起的必需品。” 【15】打手机可能被视为“战犯” 英国每日电讯报1月26日（周四）报道，北韩警告说，任何被抓到企图叛逃到中国的北韩国民，或在金正日100日的哀悼期内，被发现使用手机的北韩国民，将被视作“战犯”惩处。 【16】连半个北京都不如 孔庆东最近又在电视节目上中讽刺台湾是假民主，总统马英九是“微弱胜出”，得票不过600万，“连半个北京都不如”。台湾蓝绿立委难得同声挞伐，认为身为孔子后代的孔庆东太自大狂妄，有辱身份。 @陈志武 ：象孔庆东这样的人不要说做北大教授，做任何大学的教授都不够格。称得上教授的要具备起码的涵养和对文明的尊重。而他能得到社会和体制的支持，尤其得到北大校长的肯定，这不仅是痞子文化的胜利，也证明教育过度行政化过度意识形态化到了腐烂无望之地步。 【17】不幸中的萬幸 @青天白日monkey4 ： 中共建政後，周恩來派人到香港向張國燾示意“回來可以，必須認錯”，張不從於1966年移居加拿大。三個兒子海威/湘楚/渝川，分別茬多倫多/紐約從事教學/醫生/工程師。張氏夫婦一家人其樂融融，安度晚年，享受天倫之樂。比起批鬥而死的劉少奇，“摔死”的林彪，自殺的老戰友陳昌浩，真是不幸中的萬幸。 【18】赵元任：学语言是为了“好玩儿”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因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民国那些人》) 【19】1942年1月28日中央制定根据地土地政策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1.承认农民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对农民要减租减息；2.承认大多数地主是要求抗日的，故应交租交息；3.承认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现时代较进步的。目前不是削弱而是鼓励。 【20】后面悬挂的领袖像很有内涵 当地时间1月22日，秘鲁利马，当地华人观看春节文艺汇演。ERNESTO BENAVIDES/摄 【21】怎么一下就初六了，能不能时光倒回上周…………..（ 朱德庸 ） 【22】年轻时候受的“辛苦”，其实正是青春的特权。 ——池田大作 http://t.cn/z0sll4b  （ @喷嚏意图 ） 一个盲人打灯笼走在路上，旁人问：你双眼失明，打灯笼何用？盲人答曰：我哪里是为自己，我是怕他人看不清路。这是儒家。盲人曰：我是怕别人撞到我。这是墨家。盲人曰：不是说晚上出门就得打灯笼吗？这是法家。盲人曰：想打就打，何必问何用？这是道家。盲人曰：你猜。这是释家。盲人曰：操他大爷，领导下来视察，居委会要求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来夹道欢迎。这是D。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6974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赵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其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2011年初，于建嵘、薛蛮子等人在新浪微博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网络行动。这场微博打拐吸引了上百万网友参与街拍，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由于国家与民间社会力量空前默契的配合，推动了官方救济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展现了微博网友强大的“反向议程设置”能力。 　　微博打拐”活动标志着公民行动从网络围观推进到了网络参与阶段，给“网络倒逼改革”愿景带来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并且自然演变为“随手拍照解救相关部门”，将社会监督的目光从街头民间推进到公权力与垄断机构。随后涌现的多起针对微博行动，都可以在网络时代行动参与的框架下得到解读。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现状，赵鼎新教授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变化的有两大关键性因素：一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政府应对民众诉求的方式与方法，而最为关键，则是政府要增强其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 　　在现阶段，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已成为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手段，当然，民粹主义情绪也值得关注、警觉。而在未来，发展经济、致力社会公正特别是程序公平、重建福利国家、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诉求的活动等等都是应有选项。 　　主动型表达成为中国社会新动向 　　时代周报：你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事件层出不穷，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整个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鼎新：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体制外左派势力，再加上百姓维权意识未起，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发财，整个社会的经济在阻力极小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期。 　　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发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没有社会阻力的情况下—社会阻力可以来自左派，也可以来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觉得你的政策会导致不公正，后者会觉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正是社会阻力的缺乏给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经济在1992-2002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政治和思想层面上缺乏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增长，可高速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地区不平等问题、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农民的税收问题、工人的下岗以及城市扩张进程中的拆迁等问题。 　　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众表达意愿、维权现象就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工人的失业、环境污染，还是土地征收拆迁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闹，只能是找当地的政府或老板解决。如此一来，尽管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但是地方化、小型化和经济化的趋势明显。 　　而在新世纪，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主动型的意见表达和公共参与日益增多。 　　特别是随着这几年网络、手机特别是“微博”的兴起，维权意识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钱买安定的思路，导致了社会公共参与从反应型朝着主动型的方向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理取闹式的社会抗争。确实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获得不应该获得的赔偿。譬如，最近上海一些买房子的业主因为房价下跌闹事就是如此。 　　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其他的一些诸如维权运动、中产阶级环保运动和NGO的活动可能会增多。比方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农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问题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专门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群体事件持续频繁发生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国家的控制力较强，闹事群众的组织力较差。因此，无组织群体事件就成了社会上各种怨恨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时代周报：在许多人看来，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而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进程需要100年时间且不可逆转。对此，你怎么看? 　　赵鼎新：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目前，中国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抗争和欧洲社会工业革命阶段的抗争不能比。当年欧洲的社会抗争，受到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型世俗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产生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目标上和行动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国所不能比的。 　　当下中国的诉求表达，基本上没有大型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诉求表达面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诉求表达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当然，中国集体诉求事件解决特色会引发民粹主义，并需要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库的充足作为背景。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问题严重，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感觉好，官员、百姓，农民、知识分子皆如此，都认为社会矛盾很大。为什么没有人满足，主要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没有制度化。你拥有1000万元，富吗?可是，很可能明天这些钱就不值钱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觉中，中国的腐败不可小视。毕竟人人还是有些“正义感”的。 　　微博并非必然是“良药” 　　时代周报：最近这几年，很多事件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特别是推特、“新浪微博”等工具，最后演化成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譬如“郭美美”事件正是如此目前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在你看来，这种方式的公众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吗? 　　赵鼎新：公众参与无可厚非，根本不能说哪种公众参与好，哪种公众参与坏，这是他们的自由。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已经走向多元化，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微博等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渠道。 　　但网络也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是谣言传播的温床。 　　警察打人拍照上微博，可能会被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年微博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但是，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只能算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 　　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总体说来，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促进政府的执政思考力。在目前情况下，它是起到很多正面作用的。但是，它并不能让社会矛盾走向良性化。 　　还有我想指出：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 　　时代周报:从网络的影响看，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社会抗争中民粹主义有抬头的倾向，一是知识分子似乎也分化得厉害? 　　赵鼎新：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简单地被称之为“民粹主义过浓”。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 　　但另一方面，比如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很多人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过大，而绩效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却太低—因为美国左派势力太弱，老百姓不会闹。咱们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得好，不但是中央的领导正确，而且是咱们的老百姓会折腾，每个人想发财得厉害，而且和政府斗得也厉害，搞得政府不得不小心做事。 　　但是，一旦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就麻烦了。好在现在崩掉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两点：第一，经济发展势头好，一俊遮百丑。第二，知识分子分化得厉害。 　　对于知识分子分化，我们也得一分为二地看。首先，知识分子堕落肯定会影响社会的风气，毕竟他们被看做是社会的良心。但是，分化也有好处。知识分子一分化，老百姓就没有大型的意识形态，老百姓也不相信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动乱就难以发生。 　　制度化解决矛盾是长远之道 　　时代周报：如你所说，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事件，但目前基本已经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从它们那里借鉴哪些?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书籍资料：《贫穷的设计师》 作者：（南非）莫列齐·姆贝基　董志雄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定价：26.00元 很多朋友主张读书一定要读原著，对那些书评或思想史一类，一概而论的斥之为“嚼过的甘蔗渣”。其实在我看来，很多所谓的经典作家，经典名著，往往都是掺了水的牛肉，不值得我们从头到尾的细读或膜拜。等而下之的作家作品，更是掺入了各种的毒素或肿瘤细胞，有让您不知不觉得疯牛病的危险。信息爆炸之下，真正体现一个知识人或传播者价值的，恰恰是从秦晖先生提倡的“常识与良知”出发，对信息进行有效提炼与升华的工作。比如谷歌，比如那些著名的数据库，比如我们将要谈到的这篇书评。 喜爱读余杰先生文章的朋友都知道，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便被迫远离了中国的一切现实问题和一切有关现实的话题，而只能写一些书评投稿，来维持一个写作者的尊严。此前我也曾转过他几篇书评，都是《春秋》那种寄褒贬于字里行间，“虽无一字，尽得风流”的力作。在有心人的眼里，可以读出许多的人生况味与深邃的思考。近期读到余杰先生新作《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看中国的“权贵集团”—— 读莫列齐•姆贝基 》，谈的依然不外是国内早已公开出版的翻译作品，而且有国内媒体推介的书评，译者序文等也都陆续推出。可是在余先生慧眼之下，这本书却焕发出了新的意味。正如秦晖先生谈类似主题的那篇刊于零九年底，一零年初的学术论文《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一般，让我们读后“转知成识”，获得更多启发。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篇书评，究竟说了些什么。 文章开始，余杰便打破了很多朋友对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过度幻想。这样的工作，其实一直有人在做。只不过多数朋友过去着重于这场运动本身的“去神圣化”，而余杰则藉由此书评，揭示了民主化之后，在“金砖五国”的漂亮长袍之外，在二零一零年世界杯的中国造乌乌祖拉之外，在《第九区》营造出来的外星人贫民窟的科幻场景之外，一个真实的南非形象： “南非最有思想的政治记者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社会和种族冲突日渐频繁与剧烈的世界上，南非以政治和解的方式，兵不刃血地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当然离不开无数普通人对真相、正义与和解的追求与牺牲，也离不开作为政治领袖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以及作为宗教领袖的图图大主教这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的努力与感召。但是，在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依然存在着浓重的阴影与危机，南非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远未完成，正如海因•马雷所指出的那样：“南非远未融合进友爱的共同目标，没有为国家建设这种单纯的语言而平静下来，而仍然处于一个紧张的重新开始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目标表现出有利于社会上最强大和享有特权的那些部分的人。”换言之，南非社会仍然打上了“赢者通吃”的烙印。” 从这段综述来看，显然南非并非民主天堂，而是和玻利瓦尔之后奉行权贵世袭化的拉丁美洲一般，陷入了一个长期的泥沼中难以自拔。何以会如此？何以当年美好的民主理想，伟大的领袖人格魅力，结果却总是无可奈何走向幻灭？仅仅归结为历史决定论，宿命论吗？甚至归咎于民主本身无法克服的，在各国及各文化圈中的适应性问题吗？真正的有识之士显然不甘回到此类窠臼中去为自己卸责。而《贫穷的设计师》正是展现了作者莫列齐·姆贝基既为南非民主化过程中局内人的切身体验，又为独立学者的清醒观察与思考。这正是本书价值所在。为此余杰于该书评中介绍道： “具有记者、私人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的莫列齐•姆贝基，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现状也持同样的看法。早年，莫列齐与他的哥哥、后来的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一起参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被迫流亡国外。而他们的父亲高万•姆贝基则是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是曼德拉入狱期间亲密的狱友，后来曾出任参议院副议长。按理说，贵为副议长之子和总统之弟、且青年时代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付出巨大的牺牲，在非国大掌权之后，莫列齐可以顺理成章地占据权力集团中的一个显赫位置。然而，莫列齐的选择让众人大跌眼镜：他毅然走出“咸与维新”的新贵行列，转身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异议者，成为从曼德拉到姆贝基政府的多项政策的激烈批评者。《贫穷的设计师》一书，正是他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的结晶。” 既然这本书代表着一段“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那么这位比在中国深圳做生意的另一位黑人总统的弟弟“小奥巴马”更有成就的，南非姆贝基总统的弟弟“小姆贝基”，又是如何展开他的反思的呢？对至今徘徊于现代制度大门之外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他的反思又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为此，余杰在书评中分别从三个角度，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提炼，同时每一个角度的论述，又都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都是同我们自己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的。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作者就此有一番清晰的剖析，他提醒我们： “二战结束之后，非洲大陆掀起了激动人心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的殖民统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溃。一时间，人们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只经历了短短几年间，希望便破灭了，诸多非洲国家相继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个世界上，陷入痛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的人口约有十亿之众。按照人口比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的赤贫数量最高。近半个世纪，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的发展之路形成显明对照。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九六五年，加纳的人均收入和出口均高于韩国。但是，韩国的人均出口在一九七二年超过加纳，四年之后，人均收入又超过加纳。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间，以今天的美元计算，韩国的出口增长四百倍。加纳却仅增长四倍，而人均实际收入则跌到仅为其早期价值的一小部分。再比如，拿肯尼亚与新加坡进行比较，两国在刚独立时一样贫困，如今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为两万四千欧元，肯尼亚则为三百四十欧元，仅有新加坡的十七分之一。 “以上惊人的对比表明，非洲国家的贫困与落后，不能完全归结于殖民历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环境、地理因素或民族特性。为什么同样经历过殖民统治的若干亚洲国家却能奋起直追并创造经济奇迹呢？就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而言，荷兰学者罗尔•范德•维恩在《非洲怎么了？》一书中的论述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现在在许多方面可能更好——更平衡和更有尊严——但非洲的物质情况不会更好。殖民主义留给非洲很多伤痕，但没有使它更贫穷。”那么，在发展的道路上，非洲为什么失败了？ “莫列齐在《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错误不在于非洲的人民大众，而在于非洲的统治者，即他所谓的“政治实力集团”。他认为，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大都没有完成国家改造的任务，政治实力集团几乎原封未动地继承下原来的政府职能，即对外销售天然资源，对内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满足统治者的私人消费。莫列齐将这类国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伪国家”，非洲大陆的国家十之八九都是如此。 “为什么这些国家是“伪国家”呢？莫列齐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在大多数公民眼中合法的统治阶层，因此缺乏持续执行发展经济计划所必须的领导的连续性。这些国家所拥有的是陈腐化的前工业和前土地改革的社会结构，由于缺乏一场工业革命，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主要不是积累，而是退化。其经济体制无法吸收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久而久之，统治者吃光了自己的基础，导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出现了名声扫地的诸多病症：下降的人口寿命、减少的入学率、资本外逃、人才流失、缩小的森林面积、沙漠化、武装冲突、大量的且仍在增长的不平等、疾病流行和加剧的贫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日益增长的对外国庇护人。 “莫列齐对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传统文化的伤害有深切的体验，他试图重新发掘非洲自身传统中的有益成分，使之成为非洲复兴的动力。但是，维恩却从政治学层面指出，正是非洲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历史背景造成了“政治实力集团”的肆虐。非洲的领导人不具备建立在权力与责任对等的领导权意识之上的传统与文化。“他们首先不是将政府看作发展国家的方式，而是视为保证自己生活的途经。”政治上的专制，必然导致经济被合并到国家手中。“所谓的国家企业，就是统治者攫取收入的源泉，也为维持庇护网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于是，这个阶层成了国家的血吸虫。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远比这些非洲国家成功，中国甚至成为到这些非洲国家掠夺资源的“新殖民者”的先锋；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与这些非洲国家可谓“大同小异”——极度腐败、贫富悬殊、国有（官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开支庞大而低效的政府机构……毋庸讳言，中国只是一个加强版的非洲而已。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朽坏与溃败。” 在去年底，我曾联系陈志武先生等人的观点，对“中国模式”有过一番粗浅的讨论。无论是在著者小姆贝基或是在书评者余杰先生看来，无论是南非或是中国大陆，显然都患上了类似的制度病。在过去，本党建基的时候，热衷于树立起一个个的假想敌，包括“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不同需要而随心所欲的将这三者进行扭曲化，妖魔化，对本国民众洗脑。从而奠定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其实这套把戏，我们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屡见不鲜。比如拉美人将西方白人视为自己不幸的根源，将当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视为千古罪人；比如南部非洲很多专制野蛮的政府都将责任推到旧欧洲的殖民主义罪恶上；比如中东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政府和极端宗教势力将所有不幸都推到贪婪，残暴的西方世界……可是历史真是如此黑白分明，问题根源真是如此简单，对立的双方真是如此善恶两极，不容分说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何以解释同样在亚洲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甚至至今存在着美国驻军的日本，韩国等地，从国家到社会，到企业，到家庭，到个人，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全方位的创新，反而能够在战后得到全面的，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随着各国专制集团的统治的长期维持，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专制史上血腥黑暗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神话，相继走向破灭。即便不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发生在前苏联的肃反与集体农庄，发生在大陆的大饥荒与文革这样永远留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震撼人心的大人祸，在许多由本国政治精英统治的国家里，所制造的惨案和对本国民众的奴役，反而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殖民宗主国家统治时期。这又是为什么？ 正如我在去年纪念九一一十周年的那篇《十年》中，提到的国家恐怖主义一样——可以说，真正的元凶不是那些过去的，已被推翻的皇帝，不是百年以前的外来的白人或早已被剥夺，被残杀殆尽的传统社会精英阶层，而是高踞于权力核心的那些当权者。进一步来看，正是靠着各种披着神圣外衣的现代专制的制度保障，进一步维护了这些权贵世袭家族，政党或集团的畸形存在。对此余杰以南非的社会权力结构为范例，以“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为主题，对南非那些以政治特权谋取经济和社会特权的上层黑人权贵集团，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剖： “莫列齐提出的“贫穷的设计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非总理弗沃德，作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者，被冠以“种族隔离的设计师”之名；莫列齐借用此名，而《贫穷的设计师》作为书名，其批评的尖锐和寓意的深刻，尽在不言之中。 “莫列齐抨击的对象直指非洲的政治实力集团，尤其是“黑人实力集团”。尽管他本人是一名黑人，但他并没有受到种族和肤色的限制而讳疾忌医，而是勇于批评跟自己相同种族和肤色的特权阶层，而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当年一起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战友。这就显示出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捍卫真理和说出真相的道德勇气。 “二十多年来，从曼德拉到姆贝基的历届南非政府，都大力实行“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其本意是平衡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在经济上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以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但结果与初中却背道而驰。莫列齐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经济强化政策，造成了一个人数很小、不具备生产能力，但非常富裕的黑人资本家阶级，他们由非国大的已退休或尚未退休的高官小圈子组成，成为经济寡头们的同盟者、南非去工业化过程的看管人。这真是十分具有讽刺性。”换言之，昔日的被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压迫者，角色转换了，但整个机制没有变化。用海因•马雷的话来说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融入一张为白人特权者并为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设计的机构关系、体制和实践的网络之中。”于是，南非出现了一个“合伙的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黑人中产阶级上层，另一方面是拥有矿产能源复合体的经济寡头。 “莫列齐认为，这种有差别和有偏向的政策，让少数黑人特权者过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殊不知，长远地看，却使得这个阶层整体上走向自杀。他们的财富是靠掠夺而来的，而不是靠生产和经营获得的，所以他们不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和各种形式的补偿或寻租，几乎完全取代了作为这个国家黑人实力集团自由主义中经济要素的企业家精神。”莫列齐本人也是一名企业家，他深知企业家精神的泯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社会中，如果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一种不必要的扰乱心智之物，甚至受到压抑，而靠国家再分配政策资助的消费得到孤立，正如今天南非的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广大人口的总体幸福和进步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大众失去了他们通过劳动对于社会如何生存和发展所应有的影响，那么他们也就被边缘化了。”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只有取悦于权力的“奸商”，而没有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真正的企业家。 “不过，南非毕竟建立了基本的民主体制，如何一个权势集团都不能一手遮天。莫列齐承认：“今天能够对南非政治实力集团的腐败有所制约的，竟是一些白人控制的公司和新闻媒体，这是极大的讽刺。”不过，讽刺归讽刺，这至少说明南非有别于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其基本的宪政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大众媒体。而这正是社会走向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 “即便在弱小的国内生产力的条件下，非洲的政治势力集团可以存活，甚至过上奢华的生活。莫列齐认为，“黑人实力集团”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新殖民主义”是西方新左派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然而，此概念并不完全适用用南非的现状。与其说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如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的“自我殖民主义”。 “在中国，“自我殖民主义”也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有人将中国模式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数百个高官显贵的家族牢牢控制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财富。对于这个阶层来说，意识形态的因素已经淡化，剩下的惟有贪欲而已。” 余杰的这种比较，的确很残酷，但更接近真实。事实证明：政治强人或“民族英雄”，狂热的偶像崇拜，民族主义的悲情或愤怒，赤裸裸的谎言或政治鼓动，虚伪的理想主义和永不能亦不会兑现的政治承诺……这些现代专制的宣传手段可以操纵民意于一时，却终究无法掩饰悲惨的现实，更无法抵挡真相的涤荡。既然“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的问题就在于“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那么对南非或中国大陆的底层民众来说，我们难道只有听天由命的资格？又是否有可能——及如何——来开展及时有效的国民自救？或是用书评中第三小节所提示的——弱势群体只能永远“弱势”下去吗？ ——正是在这里，余杰先生于揭示现实困境的同时为我们指出了制度的力量：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并没有迅速给穷人带来经济上的富裕。曼德拉和图图的道德感召力避免了南非在转型过程中陷入内战，但这种道德感召力并不能立即带来经济的振兴和穷人的“脱贫”。在新兴的“黑人实力集团”的掌控下，普通民众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永久贫困化”。在昔日数量庞大、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的黑人赤贫群体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数量日渐增长的白人贫困群体。而且，比经济上的贫穷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穷人在精神上的贫乏与绝望，如同莫列齐观察到的那样，“南非的受压迫者丧失了自尊、工作能力和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忠诚”。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和雷诺兹在《非洲史》一书中，将九十年代之后南非犯罪率急速上升的原因归结为“只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给过去的受压迫者创造机会”。而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正是极端贫穷和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人们生活在“暴力和不安全所引起的剧烈的紧张”之中。非政府组织“南非参加贫穷估价”在调查中发现，铭刻在南非被剥夺的指标中的，是千百万公民遭受的长期疾病，极度的焦虑和紧张（伴随着主要加于妇女和儿童身上的暴力和凌辱的现实），低收入的恶劣而危险的工作，以及无所不在的道德沦丧和宿命论的折磨。 “弱势群体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莫列齐指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黑人‘爱国资产阶级’的变化潜力上，看来注定是不会得到满足的。”这个声称爱国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从不爱国，他们只爱权力和金钱。那么，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呢？为《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作序的政治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南非存在着若干改革的有利条件，比如：有了为在社会上和地区间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以及调整投资的地理分布所需要的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一部进步的宪法和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此基础上，需要为开发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完成土地改革，进行无比艰巨的努力；需要重新分配收入与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事业；需要有一个逐步调整工业结构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能为需求服务，也能刺激需求。在这些方面，南非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不过其成效并不能立竿见影。” 在这里余杰和大多数观察家提出的解套之方，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已经为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数十年来的政治实践所证实；这便是善用现代制度文明的伟大成就，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创新上，真正跟随乃至融入到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去。而非固步自封，怨天尤人，直到将自己活活窒息而死。对于南非这样已经实现形式民主化的新兴国家来说，便是通过制度的保障，依靠历史的积蓄下来的，以及现有的社会思想资源，社会组织力量，进行更为深入的社会革新。那么对至今尚未实现形式民主的中国大陆来说，制度之害触目皆是，制度所导致的交易成本急剧攀升，对民主的追求就更显得责无旁贷，不容懈怠了： “如果我们将眼光回转到中国，就会发现，南非可以充当中国的一面镜子，中国只比南非更“坏”，而非比南非更“好”。首先，南非改革的那些有利条件，如宪政民主、多党制、新闻自由等，中国并不具备。其次，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阶级仇恨”等状况，也远比南非更为恶劣。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中国的底层民众从“被自杀”到奋起杀人，让人想起《诗经》中老百姓愤懑与绝望的呼喊：“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两者在空间上的距离是从浙江温州到江西抚州；两者在时间的间隔上是仅仅相距半年多。中国的“贫穷设计师“们没有从这一变化中发现火山爆发的前兆，仍然在自得其乐、心满意足地“设计”着这个国家的贫困，而把富裕留给自己。经济评论家叶檀在《最大危机是权贵继续绞杀市场》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权贵资本导致财富鸿沟越拉越大，尚无制服权贵贪婪之胃的致命武器”。这是一个大部分国人都认同的常识。” “中国的权贵集团在无情地绞杀着中国培育中产收入阶层、培育内需的努力，但人们对这个集团的胡作非为和横征暴敛束手无策。在南非，至少还有独立媒体，还有舆论监督的“第四权”，而在中国只有“四权合一”的党国体制。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正如叶檀所说：“为什么我们时刻紧盯着权贵资本，是因为这一阶层贪得无厌、不受规则制约，将在一夜之间毁灭改革成果，并且移民到大洋彼岸靠着瑞士银行的帐户继续在民脂上过寄生虫生活。”她认为这无关乎经济，而关乎经济体制。然而，她的文章毕竟还要在官方控制的媒体上发表，所以她不能说出这下半句话：这不仅关乎经济体制，更关乎政治体制。 “如果中国权贵集团拒绝变革，那么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就只能启动“自改革”了。而那一天的到来，已经不会太遥远了。” 如此看来，无论是在初步奠定民主制度框架但举步维艰的南非，或是至今挣扎在红色恐怖之下的大陆，都再无拖延甚至倒退的借口。对持续六十多年未曾间断的笔杆子们的弥天大谎，和枪杆子下遍布的血泊与坟墓，我们若再无莫列齐·姆贝基和余杰这般的清醒认知，沉痛反思，那么苦难也势必随着时间之流，无边无际的向前延伸。有鉴于此，在这篇书评里，作者提醒我们当“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可能给所有人带来的不幸——正如许多体制内改良派朋友竭力描述，设想和放大的共产式的，太平天国式的“暴力革命”之类的场景一般。 显然，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既承认自下而上的制度的变革——或所谓“自改革”——的无可避免，而且还要竭力促成她的实现，同时理应尽量的避免那种可悲的，无效的，甚至倒退的“革命的重复”——哪怕它出现的几率其实并不大。很多时候，这种过度妖魔化的“反革命”论调只是来自当权者及其笔杆子的危言耸听，再加上对一些国家民主化之后出现的暂时的，局部的社会震荡的极力夸大（《贫穷的设计师》所揭示的南非困局，到了我党笔杆子那里自然又是“民主失败”的典型，非得配合“国情论”，“素质论”大加利用一番不可），以便迫使人们在臆想出来的恐惧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继续屈从于这个政权，满足于在此制度下的卑微苟活。从此再也不敢求新求变，不敢挑战现有秩序，越过雷池半步。为了维持现状所提出的这两个谎言，屡试不爽，正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给以正面驳斥的。而无论中东或是东欧的民主往事，尤其是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的空前成功，却昭示我们一种全然不同的前景。值得每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之欣然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余杰先生看来：“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恐怕这个判断并不符合今日国内的实情，过于悲观。如果以此观照新千年之前的大陆，或许的确如此，但随着信息时代的降临和普及，真正代表时代最强音的民主力量，正在从网络和网络所道代表的民间而非过去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中崛起和壮大。毋庸讳言：相比起倾全党全军之力搞对内维稳，对外统战的当道来说，相比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板结”来说，这种力量迄今依然是弱小的。而何清涟女士也正是以此为依据，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心怀忧虑，以致兜兜转转之下，竟然又回到向当局谏言，把希望寄托在假设第五代之为“理性人”的老路上去。 这虽然是我向来敬重的何清涟女士不得已之下的苦心选择——正如她去年提议大陆当局主动开启类似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的“政治特区”一般，实在等同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却也从反面揭示出中国的民间民主力量的贫瘠现状。问题在于：面对这个悲惨，残酷的现状，悲观的人就此放弃或转向，坚守信念者却义无反顾，更为坚定。正如蔡英文女士在她的《败选演说》中所强调的： “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洩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因为明天起来，我们要像过去四年一样的勇敢，心里充满着希望。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扛起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必须乐观地，继续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 人性注定是不完美的（唯理论与经验论所共同建基其上的理性主义，也并不囊括人的本质，所以尼采才要在宣称“上帝已死！”之后，进一步廓清人类对“理性”的崇拜，高举酒神精神，来抗争现代文明对人的新的整体异化），正如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人类社会一般。可是只要你真心的服膺和追求自由，那么无论结果是喜是悲，是否得到了世俗或功利意义上的成功，至少在这个注定不完美的，残缺的世界里，都意味着一种伟大的胜利。毕竟我们拥抱过未来，尝试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而那些真正可悲的失败者，首先是败给了自己，然后才真的，无可挽回的一败涂地。为此，我们别无选择，依然要回到自启蒙，自组织，自我救赎的制度建设之路上来。限于本文篇幅和主题，对此的讨论择日再续。 （余杰书评原载于《观察》，链接：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4615） （全文终）

由于政治改革的落后，这些年中国的官商勾结的程度，远远比拉美要严重得多。以前讲的“拉美现象”，在中国有过之而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