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

爱思想|陈行之:光明正义缺席,黑暗正义就会降临

   1    又发生了拆迁命案,这次是在苏州。    我知道,所有发生的当代事件都将成为过去;我还知道,如果某个事件不是被用来证明权力者辉煌业绩和道德光焰的,非常有可能被有选择地遗忘,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最近几年,关于杨佳、邓玉娇、唐福珍、钱云会、夏俊峰我都曾经写过文章,为了节省篇幅,我省略了媒体对事件描述的引用,结果导致了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事过境迁再读这些文章,竟然看不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决定吸取这个教训,先引用消息层面披露出来的事实,然后再做议论。尽管这样做不可避免会拉长篇幅,好处是我至少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个较少空白的当代事件档案,这是值得的。    2    据苏州警方通报,2013年12月3日10时许,某拆迁安置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陆某、卞某等5人至潇湘路西侧、吕梁山路南侧范某家,欲商谈房屋拆迁事宜。范某及妻子顾某拒绝与他们商谈,双方隔门窗进行争吵。卞某电话联系公司负责人柳某。同时,范某也电话联系其儿子范某某要求带人将其接走。范某某遂带亲属8人赶至现场。范某一方欲离开时,遭到卞某等人的阻挠、拦截,双方在路边发生争执、拉扯。2013年10时35分许,虎丘公安分局接到“110”报警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4名出警人员将双方隔开,经劝说,双方同意到派出所处理。此时,公司负责人柳某带胡某、吴某身藏伸缩棍赶至现场,双方发生扭打。其间,柳某等使用伸缩棍对范某及其妻子顾某、儿子范某某等实施殴打。同时,范某掏出身藏的尖刀刺中胡某胸口,又追上柳某连刺两刀。胡某被送至医院时已经死亡,柳某经抢救无效死亡。通报称,2013年12月4日,范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另一方除死者柳某、胡某外的6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有关案件侦查的进展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感谢媒体记者,我们看到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逐渐诉诸报端和网络,透露了更多更详尽的细节,包括被警方模糊化处理了的当事者姓名,这些细节可以弥补苏州警方通报中语焉不详的部分。    严山村是苏州西郊的一个村庄。范木根原属严山村7组,64岁的他是房主。这是一栋普通的两层拱顶农村住宅,建于1996年,门前是菜地,后院是羊圈。范木根夫妇养羊、种地为生,两个儿子在外打工。范家是一栋孤立的房子,方圆200米内没有其他民宅。范木根的儿子范永海说,2003年前后,严山村开始动迁,周边村民达成拆迁协议后陆续搬走,范家因没谈妥,迟迟没有搬迁。    范木根的妻子顾盘珍亲历了2013年12月3日的血案,顾盘珍回忆说,3日上午10时许,5名拆迁人员来到范家,用脚踢范家木门,范木根正在屋里洗澡。对方在门外说:“终于把你堵在家里了。”担心出事,范木根报了警,并打电话给大儿子范永海,让他带人前来护送离开。11时左右,范永海和亲戚邓华(化名)等人赶到。    范永海告诉记者,半个多月前,也是这5个拆迁人员曾经来到范家,请他们去镇上的动迁办协商拆迁。范永海说,父亲不在家,他是和妻子一道去的,双方未谈拢。第二天早上,范家二楼的窗玻璃被砸碎了。顾盘珍说,这是第二次玻璃被砸了,第一次是在2013年10月底,那天拆迁公司的人上门谈拆迁没谈拢,当晚,老两口被砸窗户的声音惊醒,但是未逮到肇事者。从此,范家夜里就不敢留人了。范永海说,第一次砸玻璃后,范木根“躲”到了北京。范木根临走之前把家里的100只羊卖了80只。第二次砸玻璃之后,11月28日早上,范家的羊圈少了2只羊。两次砸窗一次丢羊,范家都报了警。“我们怀疑这些事都是拆迁公司的人干的。他们(警方)说你们没有证据。”范永海说,父亲是退伍军人,遇事脾气暴。“我对他们讲,这样搞我爸回来会出事的。”    2013年12月2日,范木根于回到苏州。顾盘珍说,当天老两口睡在老宅,未料第二天即遇上拆迁人员。范永海赶到后,一开始在马路边观望。5名拆迁人员中的一个人从门口走过来,和他轻松攀谈。范永海说,谈不拢,没必要谈。他担心父亲的安危,就劝父亲下楼,范木根两手端着一只茶杯走出来。目击者邓华说,范木根走出门后,两名拆迁人员立即贴上去,架起他胳膊往外拽。范永海上前想拉开父亲,被一个大个子抱起扔到一旁。拆迁人员推推搡搡,将范木根带到马路边。推搡期间,一辆警车赶到,4名辅警下车,试图劝开双方,没多久,又有一辆面包车飞驰而来,从车里钻出3个人。 范永海回忆,这3个人手里都拿着伸缩铁棍。“话都没说,上来就打。”范永海说,他左眼附近挨了一闷棍,倒在马路边。顾盘珍一直跟在丈夫身旁,想拉开他,但范木根被拆迁公司的人团团围住殴打。打斗期间,一群人下到路边的坑洼处,顾盘珍回忆,看到有人拿一根铁棍打向丈夫的头,她下意识用右手一挡,立即一股剧痛。事后经医院诊断,顾盘珍的右手小臂骨折,CT片显示整根骨头断裂。    关于杀人过程,邓华表示,由于现场混乱,他们没看清范木根拔刀伤人的过程。据警方通报,双方发生扭打期间,拆迁公司负责人柳某等使用伸缩棍对范木根及其妻子、儿子实施殴打。范木根掏出身藏的尖刀刺中胡某胸口,又追上柳某连刺两刀。范木根使用的凶器是一把宰羊的尖刀–顾盘珍称,这把刀是她几天前买的。事发前一天,范木根在后院还用它杀了一只山羊,顾盘珍说,这把刀子原来是放在房间角落凳子上的,出门前,范木根把刀子藏在了衣服底下,用以防身–据邓华讲,当时有一辆警车呼啸而来,打斗很快结束,两名被刺伤人员被送往医院,这两人一个叫胡玉龙,24岁,被刺中心脏,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另一人叫柳明,40岁,身中两刀,经抢救无效死亡。2013年12月4日凌晨,范木根被警方刑事拘留。    专业法律人员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    刘晓原律师转述,范木根说,冲突前他先是拨打虎丘公安分局科技城派出所报警电话,打了多次不见有警察出警,他改打市公安局110电话报警。没想到第一次到达现场的是4个辅警。“如果是正式警察,应该能制止血案发生。”刘晓原说。对于公安机关认定,拆迁人员涉嫌寻衅滋事犯罪,范木根涉嫌故意伤害罪,刘晓原分析:“在拆迁人员寻衅滋事,以电棍殴打范木根(头部打破)、范妻顾盘珍(右手骨头打断)、范儿范永海(头部打破)的情形之下,他愤怒地拔刀刺向对方,应属于正当防卫。”    血案发生后,范木根的一份遗书在网上扩散开来,遗书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5日。刘晓原律师表示,范木根证实遗书是他躲在北京期间写的。范木根在遗书中说,其一家人安全因拆迁遭黑社会威胁,造成一家人不敢回家。事发后,(通安镇房屋补偿安置办)工作人员拒绝接受采访,并否认死者柳某和胡某是该单位的人。“动迁办”楼上的一家开发公司亦否认有这两名职员。我们前面引述的警方通报,已经证明该公司为某拆迁安置有限公司,记者查询该公司全称并试图联系死者家属,并无结果。    3    引述到此为止,笔者似乎应当说些什么了。然而面对着电脑屏幕上这些无情文字,我却有一种无话可说的感觉,我觉得再写什么也没有意义了。    无论杨佳的讨要说法,无论邓玉娇的自卫,无论唐福珍的自焚,无论钱云会的抗争,难道不都是为了呼唤一种光明的正义吗?尽管笔者微不足道,仍旧放弃写小说的时间,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写作随笔,不也是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光明正义存在的,并且是可以呼唤到我们眼前来的吗?可是–单以强制拆迁为例–野蛮的带着原始兽性的权力罪恶,数年来仍旧如入无人之境,像剧毒的黑色火焰一样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延烧,我们仍旧看到无数民众的居身之所瞬间被推土机碾压成废墟和瓦砾,仍旧看到我们的父老乡亲在寒风中抖瑟,仍旧听到无助的人民在暗夜中哀嚎,光明正义没有来,它始终没有来,它被权力铸就的铜墙铁壁遮挡了,压制了,毁坏了,它很难到来了。于是,在沈阳,被城管人员逼得走投无路的小贩夏俊峰没有选择跳河自杀,被强拆人员殴打的苏州居民范木根也没有选择站到屋顶把自己烧死,尽管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将会付出生命代价,还是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杀死欺凌自己的人。    请注意,这是中国底层民众越来越频繁地选择的行为模式,它所显现的当代意义和历史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节点,一种伴随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我们极为熟悉的事物,正在不祥地降临到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我们都听到了它的脚步声。    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没有一个事件是孤立的,所有事件不管大小都必然与那个社会的总体形态相联结。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权力系统(单位)中,善良、正直、敢说真话的人全部活得灰头土脸,而邪恶、虚伪、假话连篇的人却人模狗样,活得精彩纷呈,那么,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将在客观上说明,那个权力系统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丧失了公平正义,消泯了道德标准,成为了善恶不分的野兽出没的森林。    严格说起来,“野兽出没的森林”其实也算不得什么,人类社会本来就弱肉强食,人在世上走,难免碰见几个无恶不作的恶人和无形无状的小人,然而凡事都有一个度,倘若善良、正直、敢说真话的人不但活得灰头土脸,还经常被恶人欺凌和侮辱,甚至连老婆都让人霸占了,祖坟都让人扒了,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撒尿,经常被打得乌眼青乃至于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连饭碗也被恶人夺了去,还听到咒骂:“草泥马的,你他妈还有脸在这儿吃饭?!”这就超越了限度,变成了另一种性质的东西了,所谓“量变到质变”也。    这时候,被欺凌的人难免就要想,我这不是他妈掉进狼窝了么?林子的主人呢?即使是为了这片林子,你也应当站出来主持公道啊,否则这林子不是变成屠宰场了吗?于是,唐福珍就决定把自己烧死,说:“我要死给你们看!”给谁看?不是给野兽看,是给主人看,她是企望通过自己的死呼唤来光明的正义,别再让野兽祸害人。杨佳杀人了,带有残酷的报复性质,可我总是从他的行为中看到另一种渴望,那就是寻求一种说法,这个说法的要义,就是他必须用行为向自己和他人证明,这个世界并非全部被恶狼把持,还有光明的正义在,他并没有完全绝望。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他非但没有寻求来说法,没有寻求到光明和正义,反而被法律杀死了–尽管这样,我们也仍旧不能以这个悲剧性的结局来否认杨佳内心确曾有的那种常人的渴望。    范木根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唐福珍太傻,杨佳太幼稚,他不再相信什么光明正义了,他说:“毬!我才不把自己烧死,我也不讨要什么说法,因为你烧死自己也没用,你不可能讨来什么说法,我也不管什么主人恶人,我只是要他们的狗命!”结果他就捅出了刀子,把那两个殴打和欺凌他和家人并试图拆除他房子的人杀死了。    事件的性质,就是在这个档口发生改变的。    我们来探讨这种改变。    4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看过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叫《黑暗的正义》(又译《黑暗的公正》),至今记忆犹新。    这部很好看的美剧讲述的是,检察官尼克明明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罪行累累的犯罪分子,然而在法律的疏漏下,他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由于因为证据不足而将罪犯无罪释放。这种情形把尼克置放到了一种饱受煎熬的境地:遵照法律程序,他无法为罪犯治罪,而释放罪犯又违背了他作为一个检察官的道义与良知……尼克无法忍受这种精神煎熬,忍无可忍之际,这个忠于职守的检察官终于将自我从法官的驱壳中解放出来,成为了替天行道的侠客,黑暗中的正义之神–每到夜晚,检察官尼克就脱掉法袍,像夜行侠那样,去惩治罪大恶极的罪犯,他用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手段将形形色色的歹徒、贩毒分子、强奸幼女的官员、非法军火交易商绳之以法,或者直接将其肉体消灭。 将近20年过去了,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某些情节还历历在目,我尤其记得每一集开始前检察官尼克深沉的旁白–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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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陈行之:历史是一条直线加一条曲线

1 不知道什么人说过,“历史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结果这句话就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惯用名词,历史唯物主义在我们这里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意识形态是不容置疑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无条件被裹挟进这种“螺旋式”状态,旋转来旋转去,弄得昏昏然,以至于连一个“为什么”也没有人发问了。 经历了些事情,读了一些书,我突然觉得这里边好像有一点儿问题:既然历史呈螺旋式,那么它每一个层级对应于上一个层级一定是向上发展的,层级之间没有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个螺旋式必定有一个既定的顶端,或者说有一个终极目标,用马克思主义语汇解说就是共产主义……这样说来也未必不是好事情,可以不那么认真地认为这里有什么问题。 但是思想乃至于整个人类智慧,都是在一些认真、极认真、认真得有些过头的人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譬如有一个叫卡尔·波普尔的人,就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本书中,猛烈清算和抨击了被他称之为“历史主义”的东西——这种东西认为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在这一信仰背后,蕴藏着最终站不住脚的哲学概念即‘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出发点是:事情只依赖于概念根据其‘本质’所作的明确定义,然后再通过某种方式根据这些定义把世界纳入到逻辑的普遍关系之中。波普尔认为,这一‘本质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大多归结到‘历史主义’,也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无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持有这种历史目的论的历史观。(德特玛·多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导言)》” 细想一下,波普尔归纳出来的“历史主义”所导致的,不正是我们信奉的“历史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这一命题的终极结果吗?波普尔在他的全部学术生涯中,都在与各种伪科学(整体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等等)进行斗争,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人类思想史产生出一个重要篇章,它不断提醒人们,在这个脆弱的世界里,有一种东西时时刻刻威胁着他谓之为“开放社会”的正常发展。 一种理论不是因为看起来合理才合理的,它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幸的是,在随后的人类历史中,不断有事例证明波普尔的论说具有一种精准的预见性,他敲响的不仅仅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丧钟,他敲响的更是极权主义的丧钟,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那样。 我当然不想唯波普尔马首是瞻,但是人家说的有道理,就不能不听一听,琢磨琢磨——这一琢磨不要紧,竟然得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吃惊的结论:历史其实很简单,哪里有什么螺旋式发展,它就是一条直线加一条曲线。 这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2 我们不看未来,我们也不管它什么历史主义的终极目标,我们看一下过去。过去很遥远,尤其是面对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谈论她的过去的,我更没有这个资格,我只能把眼光放到近代。 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世界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却无法适应变化着的外部世界,无所措手足,而对于在内部聚积和发展着的革命压力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只得用妥协和屈辱应对列强,用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制止内部革命……至少在1949年以前,这个国家积贫积弱,就像一个颟顸的巨人一样备受欺凌,举步维艰,这段历史构成了屈辱记忆,进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在灵魂上留下巨大创口。 我们可以指责清廷腐败无能,指责资本主义列强竭泽而渔,指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软弱疲惫,指责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所有这些指责都很有道理,但是它们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全部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承袭着顽固的专制主义文化,这种传统从来没有被终止和改变。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向以吃苦耐劳坚韧自持地接受命运而著称,只有情况变得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奋起反抗。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为“历史发展动力”的无以数计的农民起义非但没有动摇和改变专制主义传统,反而成了封建贵族改朝换代的工具。进入到20世纪,在欧洲近代思想的浸染下,才有中国人(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势力)对专制主义及其帝国体系提出质疑,并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开始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便如此,说句不客气的话,1911年的辛亥革命仍然也只是以社会结构和制度,而不是以一个共和国的基本功能和价值取向取代以往的帝国体系,所以它命中注定要历经坎坷,就像大总统孙中山本人的命运那样,结果是,在民主立宪旗帜下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府仍旧是一个独裁政府,就其本性来说与被推翻的满清王朝没有什么区别。 也许有人会说我贬低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对国民党政府的作为评价过低,那么,我们就再细致观察一下,看事情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 我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对于共和国的有效运作并没有相应地做好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我们从林则徐《四洲志》、张之洞《劝学篇》、严复译作《天演论》、郑观应《盛世危言》、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变法通议》、谭嗣同《仁学》、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革命军》、章炳麟《訄书》、孙中山《建国方略》和李大钊《平民主义》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摧毁旧世界的激情,对于新世界的理性思考还显得很散乱。如果我们把这些著作与美国建国初期思想家和革命者的言论作比较,更会发现巨大差别,用一个形象化比喻:孙中山们离洛克和孟德斯鸠太远,而美国那些革命者身边就站着洛克和孟德斯鸠。我们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托马斯·潘恩在《人权论》《常识》中、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美国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中关于国家体制、人权理念的设想和阐述,就会发现孙中山们头脑里的新世界远非那样清晰和具有质感。 这会有什么后果么? 有,不但有,而且很严重: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皇权专制主义暂时隐身到了历史帷幕的后边,一旦革命的剧场秩序得到恢复,闹剧结束,正剧开始,它就又堂而皇之来到台前扮演重要角色。 1927年是这样,1949 年还是这样。 3 我最近读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在谈到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该书有这样的表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推翻专制主义的权威体制,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民主体系有其正当之处,中国人也不认为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权利、人人平等、竞选公职等民主价值观明显优于他们所熟知的观念,因此,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及其复杂的民主制度与程序很难在君主专制、知识匮乏、战争频频、耽于贫困而又植根于儒家文化的社会中成长起来。 我大致赞同这个观点,用我的话表述:这块板结的土地尚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存在和成长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五四运动”试图创造这样的条件,打出了“科学”“民主”的旗帜,但是,“‘五四’那点启蒙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所以一切照旧。 中国共产党人以“反独裁”“反专制”斗士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鼓动起了千千万万泥腿子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本来,历史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兑现他们当初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把夺取政权时期的党纲、政纲演化为社会现实,那么,专制主义或许就要在革命的铁蹄下颤栗了,遗憾的是,事情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当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时候,它的新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尽可能短时间内使之强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又是尽一切可能保持政权的稳固,任何阻止或松懈这个目标的东西都得给它让路,包括当初对“自由”与“民主”的承诺,包括在反对和推翻国民党政府过程中依据“自由”“民主”理念设计的党政大纲。 这就是说,这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也没有触动专制主义的文化根基,革命的成果仅仅体现为共产党统治替代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统治。从理念上说,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崇尚人人平等,主张平等地分配财富,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才成为最有活力的政治力量,千千万万的民众才跟上他们走。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旦夺取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也保留下来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权威价值观,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坚持对于国家权威的无条件绝对服从以及由统治者单方面决定绝对真理的内容和公共利益的涵义,这种决定通常以有利于维护其自身权力为出发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没有依靠可以允许重新调整与修补政策以使其长期推行的试错过程,而是倾向于意识形态的持续稳定以及在独断真理的指导下前行。政府采用了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在其中只有当一个政策听起来符合这个意识形态之时方允许出台,而这个政策是否真实有效则常常退居其次来考虑。”([美]劳伦斯·迈耶等著:《比较政治学》,1996年) 1949年以后,身为“天下第一人”的毛泽东不认为社会批评有利于调整和改善政策,即使批评来自中央内部,也会被认为是对自己实施统治的煽动性的潜在威胁,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都是这种心态的折射。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中国社会在传统文化的重压下逐渐向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沉沦,就连建国初期那点儿可怜的宽容和民主气氛也丧失殆尽,极权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得到全面复苏,逐渐演化为一个牢固的社会文化体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大致包括:“替天行道”的皇权体制;以统治者为中心的自我孤立和排外行为;尊卑、附属、忠诚、服从之类的等级观念;官僚支配民众的几乎毫无限制的权力;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官员行政行为;知识分子只是权力的奴仆,从来没有作为独立的社会批评力量而存在,他们的全部渴望是进身为官僚统治阶级的一员;并非所有人,仅仅是一些掌握财富的人(官僚、商人)才能够受到教育,造成整个社会的知识严重匮乏……它就像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根系发达,延伸的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所有人都能够从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的生活中感觉到它的存在。 革命在革命之后回到了革命的原点。 4 改革了,开放了,历史“螺旋式”发展到了1978年,自那个著名的年份开始,历经30年奋斗,今日中国至少从经济实力上与30年前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发展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引来各种各样说法,有的说法让我们高兴,有的说法又让我们不高兴,甚至很不高兴。 什么话让我们高兴呢?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像中国人这样强烈地期盼祖国强大起来,对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正在对美国构成威胁”之类的话,我们心底里其实是很乐意听的,不管政治、经济和文化实际状态如何,这些话至少能够补偿一下我们渴望强大的心理。 这完全能够理解–中国人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世界强国,进入近代,即在1949年以前,中国却一直动荡不安,整个社会弥漫着不满和愤怒的情绪,混乱、革命和战争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在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受尽了欺凌,感受到无法忍受的屈辱,我们强烈渴望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渴望被人家尊重不是蔑视,渴望被人家羡慕而不是鄙夷……把所这些渴望归结到一处,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大国的尊严,我们渴望这个尊严,我们也更加珍重这个尊严。 改革开放把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置放到了正常社会的发展通道上,犹如一辆陈旧的机车,总算行驶到了人类普世价值认可的轨道上,重要的是从经济数据上看我们的确在前进,我们上面说到的那种尊严也就不仅仅是期望,它成为了现实,这种现实又经由国家宣传机器24小时不间断宣传得到强化,于是人们认为目前一切都好,中国超越美国指日可待,国家意识形态语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显示骄傲自豪的词汇,所有不值得骄傲自豪的事情都被忽略被遮掩了,机车被装点得花花绿绿,人们拥挤在上面拼命欢呼,到处都是鲜花,到处都是旗帜,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吵闹声中,人们无法看到机车的真实情形,不知它什么时候失去了方向,更不知道它驶向什么地方……这时候是没有人愿意听提醒的,不管提醒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会让我们很不高兴,我们骂他们为“帝国主义势力”,骂他们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那么,“帝国主义势力”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究竟说了些什么,让我们如此不高兴呢? 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正义。 我们扫一眼,然后轻蔑地笑了:小样儿,你还以为你是谁?!这都是我们玩儿剩下的东西——你去翻一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解放日报》,看一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道理是不是讲得比你们更清楚?我们就是凭这个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你们根本没有资格用这个来指责我们,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更知道该怎么做。 这就是说,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该歇着你歇着去,甭吓嗡嗡,甭掺乱。于是很稳定,于是机车继续前行,于是继续有人欢呼,至于这部机车的车况究竟如何,它能不能一直跑下去,跑到哪里去,不知道,至少我个人不知道。 假如有人偷偷更换了机车的零部件,换上了假冒伪劣制品,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帝国主义势力”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担心多余还是居心叵测呢? 看样子只有让历史来证明了。 所以我们还是得回来接着说历史,说一说历史怎么就成了“一条直线加一条曲线”。 5 1927年以后,国民党逐渐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国家体制。1928年,国民党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虽然规定“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人事权和监察权)分立”,但是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的全部为国民党党员,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管全国政务”,初步确定了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则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他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出台的各种条文、法规也具体规定了国民党以外的任何政党都为“非法”。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一党治国”的独裁理念做了具体阐释:“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1929年到1931年,国民党又进一步确立了“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请参阅雷颐:《从革命军走向党天下——国民党这100年》) 革命再次在革命之后回到革命的原点——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这篇短文中,这是我第二次用这句话来概括历史现象。这种现象说明了历史并不是呈“螺旋式”从一个层级向更高一个层级发展的,无论历代农民起义还是近代政权更迭,都在证明:在历史的宏大脉流中隐藏着两条主线,一条是直线,一条是曲线。 何谓“直线”?何谓“曲线”? 简单说来,直线就是文化,就是很难被政权更迭改变方向的专制主义文化;曲线就是政治,是社会事件,是类似于政权更迭的社会历史事件。 如果我们有兴致考察一下近代历史,就像我上面做的那样,我们就会发现,直线与曲线是一种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或隐或现、虚实相间的关系。直线显示出更大程度的刚性,但是它很少有具体的显现;曲线则沿着直线左右运动,有时候甚至会出现重叠,有时候又快速延展,但是它无法脱离直线而存在,就像寄生植物无法离开宿主生存一样,它必须从文化主体中汲取新鲜血液,否则就不能获得活力。 我前面说“既然历史呈螺旋式,那么它每一个层级对应于上一个层级一定是向上发展的,层级之间没有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个螺旋式必定有一个既定的顶端,或者说有一个终极目标,用马克思主义语汇解说就是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印证,印证波普尔对所谓“历史主义”的归纳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 如果把这种印证置放到“直线”“曲线”的对比关系之中,它将表现为如下形态:历史不是呈螺旋式一个层级一个层级向上发展的,它是一种直线和曲线的延伸,在这两条延伸线中,经常会出现相互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种延伸没有顶端,或者说有终极目标,因此它无法被预测,就像蒋介石1945年绝对无法预测4年以后他的八百万军队溃解,失去政权,不光彩地逃到台湾一样。 未来不可知,是所有统治者的宿命,即使你有一个伟大目标也无法逃脱这种宿命:你在操纵人走向目标的时候,那个目标事实上已经被消失了,你看到的和宣传的只是一种幻觉,是没有目标的目标,没有彼岸的彼岸……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你在把人作为手段使用的时候,人事实上也消失了——在人消失的地方,难道还有历史么?在没有历史的地方,难道还有历史主义为之奋斗的东西么?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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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陈行之:城管:国家吞噬社会的暴力机器

都说时间是医治精神痛苦的良药,可在有些事情上却未必是这样,时间越久,它所制造的精神痛苦越强烈,有时候甚至足以让你在一瞬间倒地死掉,就像服了氰化钾一样。比如官员财产公示这件事,几十年以前就开始呼唤,人家就是不出来,我们痛苦得要死,可我们并没有走上街头非法游行非法示威,这是因为我们还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会有人出来把这件事情料理停当,因为这件事的确不能再拖不下去、再拖下去就会出大问题了,然而我们等啊盼啊,结果仍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或者说,蓦然间出现在楼梯上的并非让我们想得心焦的小娘子,却是一条长大汉子,满嘴金牙,钵子一样大小的拳头,谓之“关于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我等也就只有战兢兢筛糠的份了。    城管这件事也是这样。早在五年前,我就因为城管打死人事件写作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城管:国家意志神经末梢的病变》(2008-4-16),对城管暴行进行了谴责和分析,在那篇文章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作者很胆怯,不敢直接说城管就是国家意志本身,只说是一种“神经末梢的病变”,犹如白薯身上的发臭的霉斑之类,对此我无法否认–在强固的国家意志面前,谁敢不胆怯呢?除非你砍头只当风吹帽,不想活了。把那篇文章写成那个样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前面说的,总还相信时间是医治精神痛苦的良药,相信城管罪恶最终能够被民意所制止,相信国家会想个什么办法不要让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罪恶漫延,相信我们最终一定能够摆脱城管之殇,过一种不被推搡、不被殴打的有尊严的生活,屁民么,要求并不高,那样的话我们也就满足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这样,犹如官员财产公示数十年没有任何结果一样,限制城管罪恶同样也没有任何结果,五年多以来非但没有结果,反而进一步被纵容了起来;我们的精神痛苦非但没有被医治,反而进一步在灵魂深处啸叫了起来,我们简直想把自己打一顿。    终于发生了夏俊峰事件。    夏俊峰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罪恶是城管的,在此之后,罪恶就是司法的了–在这件事中,不是城管用秤砣把夏俊峰砸死,而是国家通过司法程序灭失了夏俊峰的性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谈论城管问题,我觉得有理由深化五年前的见解,将城管定位为是国家吞噬社会的暴力机器。    本文将在这个基点上展开论述。    2    笔者去年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身处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难免要将其社会状态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进行一番比较,结果我吃惊地发现,美国竟然没有城管!一个人被捆绑久了,被突然放开,会有一种难以适应的感觉,会产生很多错乱的想法。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不是得乱套么?有人占道经营售卖露天烧烤怎么办?有人搞违章建筑怎么办?有人丧尽天良用地沟油坑人怎么办?有人用鸭肉假冒羊肉骗人怎么办?于是傻傻地伸长了脖子进行观察,结果我没有发现有人占道经营售卖露天烧烤,没有发现有人搞违章建筑,也没有发现有人丧尽天良地用地沟油坑人、用鸭肉假冒羊肉骗人,更没有发现有城管耀武扬威把这个世界弄得鸡飞狗跳鬼哭狼嚎,革命群众看上去一个个都人模狗样的,活得很恬适,很安逸,很和谐。    经受了半个世纪的强制性政治教育,我当然不会被眼前这些假象所欺骗,更不会相信狗日的美国会比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优越,于是决定“透过现象看本质”,继续伸长了脖子进行观察,结果我发现,至少在我所居住的区域,住宅功能与商业活动是截然分开的–住宅区没有一家商店,甚至连一个小卖部都没有,整个街区都异常安谧,即使白天你也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你完全用不着担心被油烟侵袭,空气清冽得就像置身于原始森林;所有房子(当地人谓之“独立屋”)几乎都保持着原初的形态,没有人大兴土木推倒了重建,也没有人私自加盖房间想方设法侵占不属于自己的地盘……在这样的地方,当然无需城管。    那么,商业区如何呢?商业区有银行、超市、餐馆、商店和停车场,也很热闹,然而你绝对看不到有人把商品摆到大街上去高声叫卖,更看不到有人私自在马路上划出几个停车位,穿上马甲骗取停车费,你甚至听不到有人喧哗吵闹,整个世界都显示出一种让人嫉妒的静谧与安详……我禁不住愤愤地想:这里就是我们宣称“绝不”走的路所达到的地方么?怎么不见邪恶与混乱,反倒比我们伟大祖国更和谐安宁了呢?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才欺骗和迷惑了我这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一个人要是犯起傻来,很容易钻牛角尖,结果我就钻进去了,很长时间找不到答案,痛苦得厉害。    一件很小的事情让我渐渐的有些明白了。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私人捐建的公园,我每天到那里慢跑健身。公园很大,很多地方保持着大自然的原始状态,树木自然生长,有的都倒伏了,白色树干横亘在林间,似乎感觉不到人类的活动;在绿茵茵的草坪上专门为孩子辟出一块玩耍的地方,安装了滑梯、转椅、秋千、攀登架等设施(所有这些东西都坚固无比,按照中国当下的商业道德标准,让人感觉制造商是一个完全不知道降低成本多赚取利润的傻瓜,智力顶多达到正常人的七成),总是有家长带着孩子在那里玩耍。有一天,游乐场忽然聚集起七八个人,其中还有两个警察,我走过去看,一个白人妇女护着一个亚裔面孔的五六岁的孩子,正在激动地诉说着什么,警察认真地做着笔录。原来这位妇女看到这个孩子在长达四十多分钟时间里没有大人看护,于是报了警。警察在离孩子二三百米远的一辆汽车里找到了正在打盹养神的孩子的爷爷,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老人。老人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显然很是迷惑不解–他的心语一定是:“马拉戈壁的,这事你们丫管得着么?!”–争辩说孩子刚刚离开他十几分钟。白人妇女完全不认可老人的辩解,指证说这个孩子至少在半个多小时或更长时间里无人照管,警察同样认真做了笔录……我因为什么事情离开了,因此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结束的,但是这件事却引起了我很多遐思    我想,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首先,孩子脱离大人视野不会被认为违法,爷爷不必承担责任,爷爷的心语合情合理;其次,也不会有人像白人妇女那样主动去看护孩子,更不会为此大动干戈地报警,没有歹人把孩子带走挖去眼睛扔进枯井就很万幸了;其三,出现在这个场合的有可能是警察,然而鉴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管理方式,你也非常有可能看到的是城管。    问题出在“其三”上。    在美国,“报警”是人们维护正常生活秩序和寻求保护的寻常行为,如果你发现有人占道经营售卖露天烧烤,如果有人在你家旁边搞违章建筑,如果你发现有人用地沟油坑人、用鸭肉假冒羊肉骗人,如果任何人给你的生活带来困扰或者威胁,发现任何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就像前面那位白人妇女那样,报警好了,警察会随叫随到,根据相关法律进行处置。在中国,“报警”虽然也是人们维护正常生活秩序和寻求保护的手段,但是这个“警”字基本上是一种维护社会治安的行为,它已经把社会管理的职能剔除出去了,这就是说,同样是为了维护正常生活秩序和寻求保护,除非歹徒破门而入用刀子抵住你的胸口需要报警之外,日常生活遇到堵心的事情,还真得必须通过“找城管”来解决。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作为国家机器的警察发生了分蘖,产生了作为国家机器的另一个层级组织,这个新增的层级组织带着国家强制力,首先像楔子一样楔入公众生活,作为这种楔入的结果,才导致公众不得不直接面对它–这实际上就是我在五年前撰写的那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城管是国家出于管控社会的目的平添出来的一种异在,是国家意志的神经末梢,它的任何作为(哪怕是病变的作为)体现的一定是国家的意志。    如果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管制度绝对是其中的亮点之一。那么,为什么唯独中国从警察制度中分蘖出了城管制度呢?这里边有什么政治学机理呢?弄清楚这些问题,会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目前居于何处?未来将去往何方?一句话,会有利于弄清楚我们的真实处境,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每一天所过的卑微生存极为要紧。    3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温习一下常识。    国家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学究式的表述,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通俗的表述,则可以认为是指包括人民、文化、语言和一定地理范畴在内的一块地盘,有的大些,有的小些。既然是一块地盘,当然需要管理,于是作为国家象征的国家行政管理当局(政府)也就随之应运而生了。这样说来,国家应当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地盘,一个是政府,两者缺一不可。    依据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国家拥有对内对外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因此国家一般都拥有军队、警察、法院等强制性机构。这些机构,在政治学语汇中常常被称之为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比马克斯·韦伯来得直白和赤裸: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统治阶级必须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和执行机构,用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结果,军队、警察、法庭、监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体现国家意志的工具,即我们平时所谓的带有暴力性质的国家机器。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定义,国家机器的职责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从而保证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统治不满意,抱怨说“这是什么马拉戈壁的社会”,甚至试图制造群体性事件,那么,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就会对被统治者施行暴力镇压,用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其实,“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用在这里不准确,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应当是“被统治阶级的稳定”,即统治阶级的地位、利益不被侵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阶级斗争学说,就是基于这种见解建立起来的。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国家机器的定义并非泛指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社会主义,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是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普遍状况,把它作为历史规律来进行阐释的。    我不认为这个定义或者说阐释有什么问题,虽然它让人有些惊悚。惊悚的是什么呢?惊悚的是:我们面对的警察行为、城管行为,全部渊源于“维护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国家意志目标,而我们毫无疑问处在被统治阶级一方!意识到这一点,原来还朦朦胧胧的一些东西,也就突然变得清晰了,不平常的心也就落下来,变得平常了。    大约七八年前,笔者读过张维迎先生和北京大学赵晓博士的一篇谈话文章,题目是《中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印象很深刻。这篇文章谈的是政府权力超越职责范围对经济进行管制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然而它的思想触角却延伸到了政治文化领域,它所触及的一系列问题,譬如政府“利用垄断特权谋求所有者利益”、“管制造成大量成本”、“管制导致巨大的反腐败成本”、“管制越多腐败越多”、“管制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管制失败的原因和具体事例”等,都深入到了我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现实困境当中,让人回味无穷。    张维迎先生说:“政府是具有暴力权力的垄断组织……中国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的管制,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市场失败’,不如说是政府为了消灭市场……政府之所以直接对企业决策进行干预,往往为的是达到政府想要达到的非经济目标,这个目标可能与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目标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完全偏离了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目标。” 如果把张维迎先生这段话植入到我们的政治学话题当中,我们稍稍改动几个文字,就可以做出类似的推导:“政府是具有暴力权力的垄断组织……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的管制,与其说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不如说是政府为了控制和吞噬社会……政府之所以热心地直接对社会运行进行干预,往往为的是达到政府想要达到的非社会目标,这个目标可能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有可能完全偏离社会运行规范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241.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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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陈行之:揭开大V鲁迅的公知画皮

   1    长时期以来,身材单薄、一脸病相底周树人(网名鲁迅)活跃在网络上,以所谓的“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之名,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在和谐底社会氛围中制造了很大底不和谐,我已经忍耐他很久了。现在,随着他诱惑女学生许广平的事情被举报、被国家有关机构拘押和调查,这个人底嘴脸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此乃大快人心事。    在拘押审查期间,面对警方底询问,尽管鲁迅为自己辩解说,诱惑女孩子是他在万恶底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留学染下底坏毛病,但是这丝毫改变不了其道德败坏底本质,丝毫也改变不了他明里是人、暗里是鬼底的本来面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热心于聚众滋事底家伙,在我们伟大祖国居然获得了众多拥趸,粉丝无数,似乎他言行底一切——每一篇博文、每一条微博、每一句短信、每一次煽动——都毋庸置疑,鲁迅自己就曾经大言不惭底宣称:“我就是一个死不改悔底普世价值派,对于疯狂反对普世价值的人,我一个都不宽恕,绝不宽恕。”他不宽恕,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宽恕他呢?现在到了彻底揭穿大V鲁迅底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画皮的时候了!    我仅以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反响的所谓“三一八惨案”、“刘和珍案”为例,来说明鲁迅是怎样恶意造谣,诋毁段祺瑞执政府底。    在外来敌对势力煽惑下,在所谓底公共知识分子底鼓噪和推动下,1926年3月18日,在首都北平发生了一次影响恶劣底群体性事件:一些不明真相底群众(据国安系统掌握,人数达到5000余人)聚集到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底罪行。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鲁迅作为著名作家和所谓思想者在这次集会上发表了煽惑性的演讲。会后,不明真相、狗屁不懂底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段政府立即驳复八国通牒,可笑至极。当这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伏底军警仅只是根据国家法律进行了驱离,没有开枪射击,也没有打死47人,更没有伤200余人,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制造了震惊中外底“三一八”惨案。至于网络流言说著名活动人士“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人由于掩护群众而受伤”之事例,纯粹子虚乌有,更是无稽之谈。    就是这样一件不足挂齿的事情,鲁迅等人怀着不可告人底目的,夸大成了耸人听闻底“惨案”,以微博底形式广为扩散,转发超过500个500次,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北京甚至出现了“学校停课、为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底荒唐事态。1926年3月20日,某非法组织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迅速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底运动。”几天以后的3月23日,1万多名北京学生在北京大学召开全市性底“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进一步煽惑不明真相底群众反对政府。    这期间,鲁迅干了些什么呢?    2    他写了一篇文章,名为《纪念刘和珍君》,无中生有底虚构出了“刘和珍”这个并不存在底人物,极尽造谣、诋毁、诽谤、煽惑之能事,在海内外产生了极为恶劣底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如同打鸡血一般兴奋,竞相谴责段政府残忍,污蔑和攻击中国没有民主自由,给我们造成了很困难底局面。中国是法制国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都不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大V也概莫能外,不管多么著名,也不管他有多少拥趸,只要触犯了国家法律,必须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歪曲鲁迅底原意,我把鲁迅这篇文章一字不落底转到这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    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底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底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底文章。”    这是我知道底,凡我所编辑底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底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底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底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底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底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底血,洋溢在我底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底。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底阴险底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底浓黑底悲凉;以我底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底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底菲薄底祭品,奉献于逝者底灵前。    二    真底猛士,敢于直面惨淡底人生,敢于正视淋漓底鲜血。这是怎样底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底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底血色和微漠底悲哀。在这淡红底血色和微漠底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底世界。我不知道这样底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底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底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底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底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底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底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底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底我”底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底中国底青年。    她底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底时候。其中底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底校长底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底,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底讲义,于是见面底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底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底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底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底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底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底,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有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底和蔼底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底便是她自己底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底。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底伤痕。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底。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底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底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底。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底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底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底张静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底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底和蔼底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底,有她自己底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底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底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底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底枪弹底攒射中底时候,这是怎样底一个惊心动魄底伟大呵!中国军人底屠戮妇婴底伟绩,八国联军底惩创学生底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底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底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底,至多,不过供无恶意底闲人以饭后底谈资,或者给有恶意底闲人作“流言”底种子。至于此外底深底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底请愿。人类底血战前行底历史,正如煤底形成,当时用大量底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底,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底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底悲哀中永存微笑底和蔼底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底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底。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底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底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底办事,是始于去年底,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底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底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底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底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底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底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底希望;真底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不用我说,读者也一定能够意会到鲁迅底恶毒用心。就是这样一篇满嘴胡噙、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底文章,竟然不胫而走,获得了同样怀有恶毒之心底人欢呼,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国家以及国外敌对势力更是如获至宝,借机兴风作浪,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美帝国主义底喉舌报纸《纽约时报》甚至拿出整版篇幅,转载鲁迅这篇反动透顶的造谣文章,由此就可以看出,鲁迅底屁股究竟坐在了哪一条板凳上。对这种心怀叵测底人,除了坚决与之进行斗争,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我们还有别底路可走吗?所以说,拘禁鲁迅,乃人心之所向,国势之所趋,我们应当为此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3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空前复杂。 认清意识形态领域底整体现状和突出问题,有必要放到国内外发展底大环境中去审视。从国际上看,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大变革大调整,思想文化领域交流交融频繁、斗争深刻复杂,尤其是西方把中国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底挑战,加紧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进行渗透分化。从国内看,随着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各种问题和矛盾叠加凸显,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拜金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化落后底东西滋长泛滥,还有一些人醉心于制造传播错误观点,混淆、质疑甚至否定核心价值观……综合而言,意识形态领域底斗争和较量是长期底、复杂底,也是严峻底、紧迫底,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如果意识形态工作这一手不抓、不硬不强,如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抓而不紧、抓而不实、抓而不常,最后必然会出大问题,就要犯无可挽回底历史性错误。(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10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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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陈行之:权力控制·舆论遮蔽·社会后果

  1   下面是一桩旧闻。   2010年7月29日,《南方日报》针对当时发生的几件事,发表了题为《反对动用公权力压制舆论监督》的社论。尽管中国的权力罪恶在这块土地上横冲直撞,却很少看到国家各级政府控制的报纸、广播、电视出面阻拦,《南方日报》的这个社论也就显得愈加值得珍惜和敬重,当时就被各大网站广泛转载,直到今天,倘若你在“谷歌”输入标题搜索,仍旧可以看到网民把它作为一杯酒来浇自己的忧愁,反复贴上博客,斟酌,品咂。   社论说的是什么事呢?我们援引社论——   据报载,《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紫金矿业污染事件的记者邵芳卿家属前日驾车时遭遇撞车,驾驶室门被撞烂,所幸大人小孩有惊无伤。凑巧的是,与其并肩揭开紫金矿业公关记者灰幕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前天家属车辆也被撞,所幸也没人受伤。两起车祸发生在同一天,又恰恰发生在同时揭开紫金矿业‘封口门’的两个记者的家属身上,我们当然希望这只是一个巧合,但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更有意思的是,两个记者的家属虽然遭遇“撞车”,但都很巧合地无人受伤。真相如何尚待公安机关调查,目前尚不好下结论。但这种巧合令人倍觉蹊跷,报复性人为事故的可能较大,因为记者采访遭遇威胁乃至实质报复的事件屡见不鲜。紫金矿业污水泄露事件被揭露以后,已有六家媒体称其记者曾在调查污水泄露事件中拒绝紫金矿业的封口费。如今,两位做批评报道的记者家属遭遇离奇车祸,将这起重大新闻事件进一步推向高潮。如果最终被证实撞车事件背后有黑幕,那便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打击报复舆论监督的刑事案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昨日,《经济观察报》贴出声明,严厉谴责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通缉该报社记者仇子明。今年6月5日,仇子明采写了批评性报道《凯恩股份“偷天换日”谜团》,之后不仅记者本人多次遭到恐吓,《经济观察报》社也多次遭到该公司的危机公关。在点对点的危机公关失败以后,当地公安机关居然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为名通缉记者,不能不说是惊天骇闻。   社论指出:“通过暴力机器威胁、拘捕做批评性报道的记者并不是第一起,辽宁原西丰县委书记便因被批评而组织警力进京抓捕记者。遂昌县公安局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给打击报复舆论监督又增加了一个恶例而已。”   社论还指出:“如果说在已经证实的紫金矿业‘封口门’事件和尚未证实的撞车事件中,公权力的身影尚且模糊不清,那么在仇子明被通缉事件中,阻挠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他们公然利用公权力打击记者,维护地方集团利益。同样在最近,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在景德镇面临了‘被技术屏蔽’,由于该报刊登景德镇邮局有关组织公费赴日本旅游的负面报道,结果这家邮局通过其发行渠道对刊登此报道的当期报纸进行了抽离,当地人士看不到当日《江西日报》的相关版面。”   这让我想到如下情形——   一户人家完全不按通常的方式过日子,父亲强暴专横,骄奢淫逸,对妻子儿女开口便骂,抬手便打,整天鸡飞狗跳,鬼哭狼嚎。邻居们议论纷纷,说:“这家人怎么这样?”   为了不让邻居过问,父亲用土坯封堵了所有窗户,只留一个窗口,让最听话的儿子扯着嗓子反复对外面嚷嚷:“我们家比你们家好五倍!好五倍!”   邻居们不胜其烦又莫可奈何,摇摇头说:“特色,没办法。”   结果这户人家发生了更严重的事:父亲把一个女儿打残了,连睡觉的床都给拆了,还夺去了饭碗,现在她躺倒在房间角落奄奄一息。一位弟兄心想,这样下去可不行,非出人命不可。然而要让这位弟兄反抗父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这位弟兄就想把事情说给邻居,让大家评评理,同时也好救妹妹。   唯一的窗口仍旧被那个听话的儿子占着,仍旧在不迭声地叫喊:“主权大于人权!我们家的人权比你们家好五倍!好五倍!”这位弟兄就在另一面墙上拆去一块砖头,通过一个小小的孔隙,对外面人说:“我爸打人!来救救我妹妹!我妹妹快死了!”   父亲一看发生了这样的事,正是所谓“无明业火高三千丈”,本能地去堵塞那个孔隙,随后就抄起了擀面杖和菜刀,打算狠狠教训一下这个背叛了家庭的逆子,实在不行就剁了丫的!   我们引用《南方日报》社论,提示一下我们从事情中没有看到的东西。   “这三件事情发生在最近同一个时间段,发生在三个不同的省份,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均试图压制舆论监督,只不过压制的技术手段不同罢了。而在技术压制批评的背后,则是公权力的影子,如果没有当地公权力的默许乃至支持,抵制舆论监督不会逐步升级到动用专政机器的地步。”   “动用专政机器”这句话可以准确概括事情的性质。   “专政机器”究竟是什么东西?什么人可以动用?这个东西一旦被动用,事情会进入到哪个层面?会造成何种社会后果?   我们来做探讨。   2   在西方政治学语汇中,没有“专政机器”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在我们心目中却如此牢固,实际上源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经验。文化大革命中,到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叫嚣,数以亿计的人被剥夺自由,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生命,所以,“专政”这个词,至少在我个人体验中,总是与暴力和野蛮联系在一起,带有极为浓重的血腥味。   一个人若想认识历史,很需要从历史中离开,否则你什么也看不到。当时间让我们从历史迷雾中走出来,回望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我们终于发现,从来就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只是一个托词,一句谎言,一种虚幻,“无产阶级专政”说白了就是国家对人民施行的暴力统治。   那么,国家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用西方的、学究式的语言解释:国家是把政治的动力组织起来并使之形式化的机构,再往细了说,国家是由一定形式的政治制度、在某些原则指导下行使权力的政府和充分享有公民权利并向国家履行义务的人民组成的结构化的网络。如果你认为这种解释佶屈聱牙,听起来不过瘾,我们还可以用通俗的方式解释:国家就是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这个家庭有自己的家规,父母严格按照家规管理家庭,子女得到很好的照护,健康快乐,总之,这户人家的日子要过得比较像样才是。   实际上,把国家认同为家庭,专利权并不在西方,而是我们的老祖宗发明出来的,谓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多么简洁有力!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和观念基本上都是用这种儒教的方式认同国家的,即认为国家是由父亲、母亲和子女构成的社会单元。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我们这个家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父亲,即统治者,其余都是从属于父亲的被统治者,并没有对等的人的尊严,所以,“专政”,即父亲残酷地对待子女,就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就像我们前面那个比方一样。   可能有人会问:“不对呀!你前面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家(家庭)对人民的暴力统治吗?现在,如果你认为‘父亲’代表国家施行统治,那么,他怎么从家庭内部跳到国家之外去了呢?”   问得好。是的,如果国家内部关系是一种统治(父亲)与被统治(母亲和子女)的关系,你就不能说母亲和子女是在被国家(家庭)统治,而是被父亲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为父亲寻找一个准确的对应物。结果,我们发现了“政府”——政府就是那个对家庭成员施用暴力的人!   政府是一个比国家狭小的概念,它意味着有那么一帮子握有官方职权的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这种状况暗含着国家内部统治者(政府)与被统治者(人民)的区分,它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这就是:国家是相对稳定的,政府则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发生变更,也就是说,政府对人民的统治方式会因历史时空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你就不能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级政府和目前的各级政府有什么勾连,历史条件不同,统治方式(或者行政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   不同到什么程度?天上地下还是泾渭分明?这要由决定政府行为状态的政治文化来说,其他人的任何说辞都是主观臆断,没有什么意义。如此一来,情况似乎变得有些严重:尽管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尽管中国社会在经济层面解除了束缚,获得了一定发展,但是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却没有触及或者说很少触及,最近宣誓的“绝不”所维护的根本制度,本质上与40年前施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什么不同,具有几近相同的政治和文化特征:国家权力出于控制社会的需要,渗透进社会机体的每一个角落,致使公民权利萎缩乃至于从社会机体中完全脱落,就像《南方日报》社论说到的那几件事一样。   在那几件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恐怕是社论所指出的:“这三件事情发生在最近同一个时间段,发生在三个不同的省份,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均试图压制舆论监督,只不过压制的技术手段不同罢了。”   我们连起来看:公权力(政府权力)动用(国家)专政机器——采取不同的技术手段(强制、暴力和暗杀)——压制舆论。简单的几个动态词组,不是活生生描述出一种我们并不陌生的社会形态吗?什么形态呢?温柔一点儿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客气地说,则是早就被政治哲学家定义了的极权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内在品性决定着社论提及的那几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为什么会以那种方式发生,当所有这些事情持续发生的时候,闻到血腥味甚至极为浓烈的血腥味,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极权主义是游荡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深处的一个幽灵,它附着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土壤上,首先在俄罗斯站稳了脚跟,然后继续向东方游荡,终于寻找到一块最适宜其生长的土地,稳固地扎下根来,生长出黑压压的枝干,结出无数苦涩之果。李慎之先生断言“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根系特别粗大”,既指的是历史文化传统,又指的是皇权专制主义的现代形式,他实际上是在延伸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他指证的不是过去,而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国家权力出于合法化需要所强化的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极权主义尽管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遭到了普遍唾弃,但是它绝不是人类历史一段消失了的插曲;它也不简单是中国儒教思想、文化与政治历史中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斗争的多余产物,它就是历史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它创造了历史。甚至可以说,极权主义绝非远离人类普世价值从而使民众变得愚昧和顺从的政治失常,恰恰相反,它是我们这个世界独特的政治文化的正常现象,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就像我们前面比方的那个家庭一样,你能说那个家庭的存在不正常吗?你不能说,你只能说那个家庭的伦理结构出现了问题,不同于其他家庭的是,它以褫夺大部分人的正当权益作为维系它存在的手段,换一句话说,父亲对子女的殴打源于错乱的伦理结构导致的“对革命的革命”的政治文化变异。   这种变异,不单单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中东君主制国家有的标榜社会主义,有的不标榜社会主义,但是其所施行的国家对社会全面控制的暴政,却绝对可以纳入极权主义范畴。哈里、穆巴拉克、卡扎菲、巴沙尔、萨利赫之类长期霸占国家权力宝座的人,脸上可能涂有各种各样的油彩,但是,如果把他们作为国家现象来考察,无一例外都具有用国家机器全面控制社会的内在品性,作为“父亲”,它们都具有剥夺和殴打子女的恶习。所有这些东西,都源于这些国家曾经的“正常”,他们是在正常状态下合理地行使父亲权力的,这种父亲权力,就是国家暴政。   那么,具体到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有几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国家暴政为什么非要对社会进行控制?它是通过什么进行社会控制的?它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这些只想简简单单讨生活、并不想招惹政治的“屁民”,与这些国家行为有没有关系?如果有,那么,我们将得到什么?我们将失去什么?   请接着往下看。   3   我曾经在《利出一孔导致的逆向淘汰》中打过一个比方,说市委书记(文中的“你”)根据权力自利原则(谁能为“你”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将獐头鼠目心黑手辣的鸡鸣狗盗之徒孙氏提拔成了县委书记,平庸浅薄胸无点墨的钱氏成了县长,中正耿直办事讲究原则的赵氏成了这个县权力结构中的第三名:县委副书记,并且想象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4年以后,这个县发生了3次矿难,死亡69人,没有人受到严格追究;前面说到的“你”(市委书记)的小舅子的三叔的外甥的三大爷开办的化工厂污染了本县那条主要河流,完全丧失灌溉功能;省委书记的公子担任董事长的能源开发公司垄断了本县90%以上的石油、煤炭资源的开采;孙书记的姐夫的妗子的公公的妹妹开办的房地产公司在武警和城管人员强制下拆光了多半个县城和县城周遭的3个村镇,(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68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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