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1月18日，中国异议作家余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闻记者会，谴责中国当局长期的人身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刘晓波等政治良心犯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 图片：余杰在美举行记者会，谴责中国当局对其长期迫害和监控（RFA记者何平摄） 举家出走美国一个星期后，中国异议作家余杰于当地时间1月18日下午1点，在美国“国家新闻记者俱乐部”举行了首次记者会： “我今天将向大家讲述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在中国所遭遇的一切。向大家介绍我到美国以后我的工作计划和安排。我也会讨论未来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余杰表示，他决定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受到中国政府在出版和言论方面的限制，特别是因协助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工作，当局对他实施的人身迫害，甚至威胁到了生命安全。余杰特别向到场的近百名新闻媒体记者公开回顾了过去一年，中国国保人员对其实施非法绑架和酷刑的细节： “做出离开中国的选择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我和刘晓波先生成为最亲密的朋友，我也配合他参与了配合中国人权和自由的这些活动。但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我的生活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11月初我家的电话、手机、网络全部被切断。到12月9日便衣把我的眼镜抢走。用一个黑头套把我套住把我带到北京郊外的一处秘密的地点。到了晚上十点钟就冲进来三个便衣然后对我进行非常残酷的身体的折磨。在持续几个小时的身体折磨以后，昏迷过去。他们给我报了一个叫李力的假名字，然后在医院说我是癫痫病发作，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我才从死亡线上重新活过来。” 今年1月11日，余杰携带妻子和三岁的儿子搭载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A898次航班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余杰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特别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在酷刑和不自由的状况下，出国前夕被迫与中国国保方面签署的有关约束出国后言行的保证书无效。 现年38岁的余杰于1992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在1998年首次出版发行超过一百万册的《冰与火》文集，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但由于当局干涉，余杰在2000年北大硕士学位毕业后，随即陷入失业困境，成为独立作家。 记者会上，余杰从《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的角度，谈到对当前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余杰强调，中国政府专制性的高压政策正对全球民主价值体系构成危害，而其自身的政治改革希望则日趋渺茫： “中国政府不仅迫害自己国家的人民，而且它把这套邪恶的制度也在开始向非洲、向其他的很多国家推广。它的危险性在我看来甚至比当年的苏联更加危险。因为苏联在冷战时代被阻隔在铁幕的后面。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深深地切入到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中。而中国政府自身的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在我看来已经完全不可能。中国的经济命脉被掌握在300多最顶级的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族的手中，他们已经像混凝土一样凝固在一起。 底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分裂和冲突将越来越剧烈，未来很有可能演化成一个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 余杰在记者会上，特别呼吁外界继续关注刘晓波、刘霞、高智晟、陈光诚、刘贤斌、陈卫和陈西等中国政治良心犯的遭遇。当有记者询问他留在国内父母的近况时，余杰也表达了在这方面的担忧： “我父母还在中国的四川。我的父亲长期以来也为我的安全担心。他为我的事情也患上了抑郁症。每天都需要吃药。所以，为了不让我的父母这样的痛苦和担忧，这也是我选择我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很多情况我都没有跟他说，比如我所遭受的暴力和酷刑。前几天他才从自由亚洲电台的访问中看到这消息。我打电话给他时，他在电话里面哭了。” 余杰还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近期出版《刘晓波传》一书，并计划向美国方面提出要求政治庇护的申请。星期三的记者会由在华盛顿的“劳改基金会”负责主办。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张辉：对民粹的恐惧有些多余了 （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民粹主义狂潮有出现的苗头和迹象，那也是特权社会中上层社会紧密勾结、贪婪和欺骗的继生结果。只防范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狂潮，而回避对根源的追究，那也太“公知”了吧。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公知”对民粹的防范就根源于“公知”的身份定位。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克服自己的“公知”身份，回归现代公民。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公众评价，而不应该是一个人的自诩。自诩“公知”就把公共知识分子当成了一种身份，从而歪曲了其本意 。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当年，俄国的民粹派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这样的话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屡见不鲜，习以为常，它就是极端民粹主义者的宣言。     极端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力量大概产生于以下条件：一，有基本封闭的、非多元化社会环境存在；二，有联系相对紧密的精英集团存在；三，有一个或者若干个强势的平民领袖存在。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极端民粹主义就会被限定在社会思潮的范畴内，而不会成为即成的政治势力。在当今中国社会，条件一和条件三是不存在的，只有条件二的存在并不能使极端民粹主义从社会思潮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力量。专制统治者惯用的说辞是：“你们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主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发展，否则天下大乱”；而另一些人惯用的说辞是：“我反对专制，但你们江湖政客也许比统治者更坏，没准你们带来的更加血腥”。仔细辨别，你会发现对江湖政客的排斥，对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民粹主义政治的警惕，这两者背后暗含着类似的逻辑。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分赃体系，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已经相互结盟，他们处在一个庞大分赃体系的顶端，而且自诩为“精英”。身处政治核心的“精英”正在搞经济，身处经济核心的“精英”正在搞文化，身处文化核心的“精英”也正在搞政治。有权力的人，子女们搞企业都很成功；搞企业很成功的人，能买到各种文凭，还能去做官，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他们这里完美地凝聚在一起。是什么力量把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凝聚在一起？就是特权和特权所依托的体制框架。中国所谓的“文化精英”统统都在这个体制框架之内，就连大部分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例外。细数一下那些有公共话语权的中国知识界人士，你不难发现他们的公共话语权大部分是体制赋予的。如果专制体制想要排挤一个人，他很快就会从公共视野中消失，然后很快就会被大多数人遗忘，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大部分异议知识分子不为人所知，原因也就在这里。当然，也有极个别异议知识分子是有些公共话语权的，这要拜谢互联网的产生，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些极个别的异议知识分子他们原来大多就是从分赃体制的顶端反叛出来的，所以才名声大震。 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子都是如此地和体制脱不了干系，那些活跃在传媒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会依照自己的良知和知识结构为苦难的国人说一些公道话，也很被人尊敬地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但因为屁股坐在这个体制上，就往往会影响到他们对一些事情的判断。与异议知识分子一样，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也热衷于谈论社会转型，他们真诚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公民社会。但是很显然，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是一条坎坷的道路，不是依靠高谈阔论所能走得通的，也许会有很多人锒铛入狱，也许会有很多人血洒街头。说白了，民主化就是对现行体制的解构，它包含着整个社会的重新洗牌，这就对原先依托于体制而存在的“精英集团”必然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冲击，身处特权集团里的人必然会对这种冲击产生逆反情绪。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既然是依托体制存在的，那他们在这一点上就很难例外，他们在欢迎变革的同时，也会有适量的防范情绪。 不可否认，无论朝野上下还是体制内外，这个社会有太多喜欢自由和民主的人，但很多人受到身处“精英”地位的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优势话语的影响，迷信精英治国论，处处防范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民粹主义狂潮。屁股决定脑袋，公知也不例外，还有很多自诩有独立见解的人到这里就特点全无。于是乎，人们又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稍微和体制沾一点边，就敢为循序渐进的民主化道路做鼓吹；稍微和特权沾一点边，就敢大胆预言暴民政治的发生。你说那些喜欢自诩的“高明人”希望这个社会改变吗？是的，他们希望。但是他们更希望社会改变的时候，自己不被抛到“精英”之外，所以他们总是用警惕的眼光看待各种反抗，并不时地给别人挂上一个“江湖政客”或者“极端民粹主义”的标签。这是实际。所以我说，在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对极端民粹主义的恐惧是多余的，或者是被误导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但是中国知识界对极端民粹主义的防范确实又是存在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会成为民主化的敌人或者绊脚石，而是说这些人往往会对自己有个定位，他们或者是希望与现行体制进行合作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或者是希望在不损害自己“精英地位”的情况下变革社会结构。人嘛，都有一样的人性，希望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这可以理解，但一切都要凭你自己。如果害怕社会运动改变自己的处境，因而恐惧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民粹主义狂潮，那就很无聊。 中国是一个半开放、半多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不会掀起民粹主义的狂潮，而事实上这些年也没有什么民粹主义狂潮。某些人对正在发生的惨剧熟视无睹，却对还没有出现的事情产生恐惧，这是一种逻辑非常奇怪的高明。在这个多事之秋的年代里，每每出现突如其来的社会反抗事件，鼓吹民主的人们也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一部分人击掌相庆，另一部分人开始质疑反抗者：这是不是江湖政客搞得鬼？会不会是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要登上台？等等。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民粹主义狂潮有出现的苗头和迹象，那也是特权社会中上层社会紧密勾结、贪婪和欺骗的继生结果。只防范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狂潮，而回避对根源的追究，那也太“公知”了吧。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公知”对民粹的防范就根源于“公知”的身份定位。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克服自己的“公知”身份，回归现代公民。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公众评价，而不应该是一个人的自诩。自诩“公知”就把公共知识分子当成了一种身份，从而歪曲了其本意。 以人类历史而言，高度文明通常为上层精英所开启。因为上层精英通常不需担忧衣食住行和油盐酱醋的问题，他们有余力去参与政治活动、发展文化活动，从而更显性地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但这样的成果当然是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共同努力的结果。若无大众阶层提供生产服务，精英阶层就没有余力发展任何能够归功于自己的文明。由此可知，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存在，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当今的多元化社会里，这样的明确二分法针对一个具体的人、或者一件具体的事情却是无所谓的。一个人是属于精英还是属于大众，这种界定并没有明确的指标。比如奥巴马，他一出生也许不是什么精英，大概是从政以后才成为精英，那么这能说从政就是精英的标准吗？显然不能。再切换到奥巴马的家庭看看，谈政治，奥巴马是精英；弹钢琴，奥巴马的女儿也许就是精英了。多元社会给了人们更多的可能性，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如果做得优秀就是精英，换个领域就是大众。好比现在的微博，很多“公知”的发言漏洞百出，而网友的发言却精彩独到，深刻有加。你说发言的时候谁是精英呢？ 在一个泛义的角度上，任何社会都有精英和大众的分野，甚至精英治国也从来就是一种政治现实，但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精英和大众的分野不应该是制度化的存在，精英治国也不应该是制度化的现实。里根被选上了总统，他就是政治精英，否则就是演员；奥巴马被选上了参议员和总统，他就是政治精英，否则就只是一个非裔美国人。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应该把自己固化在“精英”或“公知”的身份里固步自封，而应该把自己升华为能够担负时代责任的现代公民。我们要建设的新社会不是精英的社会，也不是大众的社会，而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以自由为本位价值观、是以平等公民权利为基础的、以自治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公民社会是以公民为基本社会单元并以平等权利和社会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这个社会承认一切事物都必须尊重人的存在，以人的立场出发，按照人性的要求，使每一个人都能最大限度获得自由并因此实现人生的价值。

中国自由作家余杰去国出走，举家“搬迁”美国，引起中国“圈内”注目。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说，余杰出走，对他自己和国家都是“痛苦较小的选择”。 *胡锡进：余杰在为难自己也为难祖国* 北京作家余杰举家来到美国，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其新浪微博上撰文说：余杰出走，“客观上对他对国家都是痛苦较小的选择”。 余杰通过什么渠道、以什么方式进入美国、是否长居美国，还没有相关的报道。但是，胡锡进还是正反两面评价了余杰(们)的作用：“自由主义作家对开拓中国的言论空间是有贡献的，但他们要求中国的创作环境，一下子达到西方的标准，这是在为难自己的祖国，也是为难他们自己。要求有无数紧迫任务的庞大国家，变成优先为少数知识精英服务的‘文化自由小灶’。中国无论如何做不到这点。” *网友反驳胡锡进观点* 胡锡进这种观点，遭到一些网民的反驳。和讯财经微博网名Happyvag评论说：胡总说得对，钳制言论就是无数紧迫任务之一。在凯迪网，网友北极风雪转发微博说，“胡锡进总编放放臭屁，客观上对他对国家都是痛快的选择。环球时报对歪曲中国的言论空间是有贡献的，但他们要求中国的创造环境一下子达到朝鲜的标准，这是为难孔庆东，也是为难金三胖。要求有无数维稳任务的庞大国家，变成优先为屁民服务，中国无论如何做不到这点。” *胡锡进、环球时报、艾未未* 胡锡进领导的环球时报，经常发表一些抨击美国或西方的报道、文章和社论，引起了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关注，“吸引了大量眼球”。总编胡锡进也成了引人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艾未未问题上，环球时报发表政法大学吴法天的文章，说网友给艾未未资助，帮助其应付罚款，可能涉嫌非法集资，可判刑多年。为此，艾未未公布了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王文等几人的电话号码，以致他们的手机“被人打爆”。 *胡锡进希望余杰做“另类”出走者* 胡锡进星期五在其微博上说，余杰等人的“出走”是遗憾的，但这不是他们影响中国文化的终结。定居西方后，他们有机会更贴进地观察西方制度，体会中国与西方的同与不同。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文化碰撞会产生触电一般的力量。希望他们不要被过去的选择绑架，保持思考的开放，敢于求真求实，敢于做与以往不太一样的‘出走者’。” 其实，38岁的余杰以前已多次出国，并来过美国，还在白宫见到了小布什总统。自由派作家昝爱宗说，余杰为了“这一天”，下了很大决心，准备了半年到一年，“为了自由，为了写作，为了孩子，也为了未来。”余杰说，祖国“这个政府没有底线”。 网名my2cents在凯迪论坛上发言说：胡锡进说这是为难自己的祖国，“祖国是谁啊？这个‘祖国’管得真宽，连他人说话的权利都剥夺了。”网友瑞昆说：“大清皇帝在的时候，也未必敢用这样脑残的奴才。” *胡锡进：余杰制造敏感，当局反应是必然* 胡锡进在自己的微博上还说：“看看我在微博上受到的汹涌攻击，就知道余杰在现实社会中那样写书，究竟制造了多大的敏感。这些敏感是客观存在的，当余杰后来这几年把它放到足够大时，体制的反应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我的意思是，真要推动中国进步的人，就应有把握度的胸怀和智慧。” 余杰写的书，制造了多大敏感？余杰早期作品《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等并无多大“异议色彩”，作家刘逸明说，只是后来，随着网络时代来临，他的书开始在海外出版，才使得他“异议色彩日益浓厚”。特别是余杰积极参与活动，比如签名，签署“零八宪章”，参加独立作家中文笔会，和刘晓波结为好友，特别是他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引起当局一些人的相当不快。 余杰这次搬迁美国，他在中国的几个好朋友都说，他是“被打出国”的，主要一次是2010年底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前几天，遭到了非常严重的“修理”。 有网友评论说，“有把握度的胸怀和智慧”同“惨遭痛打”之间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平衡点。 *胡锡进：余杰早年成功证明中国不是铁幕*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还在其微博上说，“中国的言论自由的确有提高的空间，而且这样的拓展在不停地发生着。今天中国推动民主进步的合法途径越来越多。批判者和自由主义作家是推动言论更自由的力量之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客观上做了‘啄木鸟’。包括余杰早年的成功，都证明了中国不是严禁自由主义的铁幕。” *刘逸明：余杰出国是为了孩子、自由和未来* 作家刘逸明说，余杰作为一个从事自由写作的作家，竟然遭到当局这种非人对待，足可见得中国人权状况的糟糕程度。余杰虽然遭到当局的严密监控，但是，他在出入境方面依然比一般的异议人士要自由。余杰早就可以在海外定居，但是，他在此前每次出境参加完活动后都会打道回府，这显示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如今，他举家赴美，显然不是因为逃避现实，而是忍无可忍的结果。 刘逸明说：“余杰曾写过一篇题为《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的文章，表达了他对这个制度疯狂残害孩子的愤怒。如今，他举家去国，相信类似于克拉玛依、沙兰镇、小悦悦、甘肃校车这样的孩子悲剧不会在他的孩子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