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

本报记者 赵涵漠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7月27日 12 版） “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事故路段已清理干净，恢复通车。李震宇摄 “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事故现场新华社 朱平 陆海天 7月23日7时50分 在北京这个晴朗的早晨，梳着马尾辫的朱平和成千上万名旅客一样，前往北京南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大一女生，将在当天晚上19时42分回到她的故乡温州。 对于在离家将近2000公里外上学的朱平来说，“回家”也许就是她7月份的关键词。不久前，父亲因骨折住院，所以这次朱平特意买了动车车票，以前她是坐28个小时的普快回家的。 12个小时后，她就该到家了。在新浪微博上，她曾经羡慕过早就放假回家的中学同学，而她自己“还有两周啊”，写到这儿，她干脆一口气用了5个感叹号。 “你就在温州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玩吹空调等我吧。”她对同学这样说。 就在出发前一天，这个“超级爱睡觉电话绝对叫不醒”的姑娘生怕自己误了火车。在调好闹钟后，她还特意拜托一个朋友“明早6点打电话叫醒我”。 23日一早，20岁的朱平穿上浅色的T恤，背上红色书包，兴冲冲地踏上了回家的路。临行前，这个在同学看来“风格有点小清新”的女孩更新了自己在人人网上的状态：“近乡情更怯是否只是不知即将所见之景是否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就在同一个清晨，中国传媒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2009级学生陆海天也向着同样的目的地出发了。在这个大二的暑假里，他并不打算回安徽老家，而是要去温州电视台实习。在他的朋友们看来，这个决定并不奇怪，他喜欢“剪片子”，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记者，并为此修读了“广播电视编导”双学位，“天天忙得不行”。 据朋友们回忆，实际上陆海天并不知道自己将去温州电视台实习哪些工作，但他还是热切地企盼着这次机会。开始他只是买了一张普快的卧铺票，并且心满意足地表示，“定到票了，社会进步就是好”。可为了更快开始实习，他在出发的前几天又将这张普快票换成了一张动车的二等座票。 23日6时12分，陆海天与同学在北京地铁八通线的传媒大学站挥手告别。 7时50分，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途经温州南站的D301次列车启动。朱平和陆海天开始了他们的旅程。 后来，人们知道陆海天坐在D301次的3号车厢。可有关朱平确切的座位信息，却始终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她在5号车厢，有人并不同意，这一点至今也没人能说得清。 几乎就在开车后的1分钟，那个调皮的大男孩拿起手机，在人人网上更新了自己的最新信息：“这二等座还是拿卧铺改的，好玩儿。”朱平也给室友发了条“炫耀”短信：马上就要“飞驰”回家了，在动车上，就连笔记本电脑的速度也变快了，这次开机仅仅用了38秒。 D301上，陆海天和朱平的人生轨迹靠近了。在学校里，尽管他们都曾参加过青年志愿者协会，但彼此并不认识。 朱平真正的人生几乎才刚刚开始。大一上学期，她经历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分手，然后“抛开了少女情怀，寄情于工作”，加入了校学生会的技术部。在这个负责转播各个校级晚会、比赛的部门里，剪片是她的主要任务。 室友们还记得，她常常为此熬夜，有时24个小时里也只能睡上两个钟头。一个师兄也回忆起，这个小小的女孩出现在校园里的时候，不是肩上扛着一个大摄像机在工作，就是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做视频剪辑。 就像那些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们一样，这个长着“苹果脸”的女孩子活跃在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上，她甚至参加了象棋比赛，并让对手“输得很惨”。 有时，这个“90后”女孩也会向朋友抱怨，自己怎么就这样“丧失了少女情怀”。随后，她去商场里买了一双楔形跟的彩带凉鞋，又配上了一条素色的褶皱连衣裙。 黄一宁是朱平的同乡，也是大学校友，直到今天，他眼前似乎总蹦出朱平第一次穿上高跟鞋的瞬间。“那就是我觉得她最漂亮的样子。”一边回忆着，这个男孩笑了出来。 可更多时候，朱平穿的总是在街边“淘来的，很便宜的衣服”。当毕业的时节来临，朱平又冲到毕业生经营的二手货摊上买了一堆“好东西”，“那几天，她都开心极了”。 她平日花钱一贯节俭，甚至每个月的饭钱不到200元。这或许与她的家庭有关，邻居们知道，朱平的父亲已经80多岁，母亲60多岁，这个乖巧的女儿总是不希望多花掉家里一元钱。 就连这趟归心似箭的回家旅程，她也没舍得买飞机票，而是登上了D301次列车。 “车上特别无聊，座位也不舒服，也睡不痛快，我都看了3部电影了。”朱平在发给黄一宁的短信里这样抱怨，“我都头晕死了。” 在这个漫长而烦闷的旅途里，陆海天也用手机上网打发着时间。中午时分，朋友在网上给他留言，“一切安好？” 他十分简短地回答了一句，“好，谢。” 在陆海天生活的校园里，能找到很多他的朋友。这个身高1.7米的男孩是个篮球迷，最崇拜的球星是被评为“NBA历史十大控球后卫”之一的贾森·基德，因为基德在38岁的高龄还能帮助球队夺取总冠军。 师兄谢锐想起，去年的工科生篮球赛上，陆海天的任务就是防守自己。那时，谢锐还不认识这个“像基德一样有韧性”的男孩，被他追得满场跑，“我当时心里想，这师弟是傻么，不会打球就知道到处追人。” 其实，在篮球场上，这个身穿24号球衣的男孩远不如基德那样重要，甚至“没有过什么固定的位置”。可在赛场内外，他都是不知疲倦的男生。他曾担任过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志愿者，“对讲机里总是传出呼叫陆海天的声音”。志愿者们在高近10米的报告厅里举办论坛时，也是这个男孩主动架起梯子，爬上顶棚去挂条幅。 学姐吴雪妮翻出了一年前陆海天报考青年志愿者协会时的面试记录。在这个男孩的备注里，吴雪妮写着：“善良，任务一定能够完成。” 甚至就在离开学校的前一个晚上，他还在饭桌上和同学聊了一会儿人生规划。据他的朋友说，“陆海天最讨厌愤青，平时从来不骂政府”。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记者，冲到新闻现场的最前线。而第二天到达温州，本应该是这份规划中事业的起点。 在这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上，有关陆海天和朱平的信息并没有留存太多。人们只能依靠想象和猜测，去试图弄清他们究竟如何度过了整个白天。“希望”也许是7月23日的主题，毕竟，在钢轨的那一端，等待着这两个年轻人的，是事业，是家庭。 7月23日20时01分 人们平静地坐在时速约为200公里的D301次列车里。夜晚已经来临，有人买了一份包括油焖大虾和番茄炒蛋的盒饭，有人正在用iPad玩“斗地主”，还有人喝下了一罐冰镇的喜力啤酒。 据乘客事后回忆，当时广播已经通知过，这辆列车进入了温州境内。没有人知道陆海天当时的状况，但黄一宁在20时01分收到了来自朱平的短信：“你在哪，我在车上看到闪电了。” 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朱平看到的闪电，可能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D301前方的另一辆动车D3115，遭雷击后失去动力。一位D3115上的乘客还记得，20时05分，动车没有开。20时15分，女列车长通过列车广播发布消息：“各位乘客，由于天气原因，前面雷电很大，动车不能正常运行，我们正在接受上级的调度，希望大家谅解。” 有人抱怨着还要去温州乘飞机，这下恐怕要晚点了。但一分钟后，D3115再次开动。有乘客纳闷，“狂风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爬得比蜗牛还慢”。将要在温州下车的旅客，开始起身收拾行李，毕竟，这里离家只有20分钟了。 20时24分，朱平又给黄一宁发来了一条短信，除了发愁自己满脸长痘外，她也责怪自己“今年的成绩，真是无颜见爹娘”。可黄一宁知道，朱平学习很用功，成绩也不错，“但她对自己要求太严了，每门考试都打算冲刺奖学金”。 已经抵达温州境内的朱平同时也给室友发了一条短信：“我终于到家了！好开心！” 这或许是她年轻生命中的最后一条短信。 10分钟后，就在温州方向双屿路段下岙路的一座高架桥上，随着一声巨响，朱平和陆海天所乘坐的、载有558名乘客的D301，撞向了载有1072名乘客的D3115。 两辆洁白的“和谐号”就像是被发脾气的孩子拧坏的玩具：D301次列车的第1到4位车厢脱线，第1、2节车厢从高架上坠落后叠在一起，第4节车厢直直插入地面，列车表面的铁皮像是被撕烂的纸片。 雷电和大雨仍在继续，黑暗死死地扼住了整个车厢。一个母亲怀里的女儿被甩到了对面座位底下；一个中年人紧紧地抓住了扶手，可是很快就被重物撞击，失去意识…… 附近赶来救援的人们用石头砸碎双层玻璃，幸存者从破裂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爬出来，人们用广告牌当做担架。救护车还没来，但为了运送伤员，路上所有的汽车都已经自发停下。摩托车不能载人，就打开车灯，帮忙照明。 车厢已经被挤压变形，乘客被座位和行李紧紧压住，只能发出微弱的呼救声。消防员用斧头砸碎了车窗。现场的记者看到，23时15分，救援人员抬出一名短发女子，但看不清生死；23时25分，一名身穿黑白条纹衫的男子被抬出，身上满是血迹；然后，更多伤者被抬出列车。 有关这场灾难的信息在网络上迅速地传播，人们惊恐地发现，“悲剧没有旁观者，在高速飞奔的中国列车上，我们每一位都是乘客”。 同时，这个世界失去了朱平和陆海天的消息。 在中国传媒大学温州籍学生的QQ群里，人们焦急地寻找着可能搭乘这辆列车回家的同学。大二年级的小陈，乘坐当晚的飞机，于凌晨到达温州。在不断更新着最新讯息的电脑前，小陈想起了今早出发的朱平。他反复拨打朱平的手机，可始终无人接听。 黄一宁也再没有收到朱平的短信回复。当他从网上得知D301发生事故后，用毫不客气的口吻给朱平发出了一条短信：“看到短信立即回复汇报情况！” 仍旧没有回复。 因为担心朱平的手机会没电，黄一宁只敢每隔5分钟拨打一次。大部分时候无人接听，有时，也会有“正在通话中”的声音传出。“每次听到正在通话，我心就会嘭嘭跳，心想可能是朱平正在往外打电话呢。” 可事实上，那只是因为还有其他人也在焦急地拨打着这个号码。 同学罗亚则在寻找陆海天。这个学期将近结束，分配专业时，陆海天和罗亚一起，凭着拔尖的成绩进入了整个学院最好的广播电视工程系。这是陆海天最喜欢的专业，可他们只开过一次班会，甚至连专业课也还没开始。 朋友们想起，在学期的最后一天，这个“很文艺的青年”代表小组进行实验答辩，结束时，他冒出了一句：“好的，over！” “本来，他不是应该说‘thank you’吗？” 陆海天的电话最终也没能接通，先是“暂时无法接通”，不久后变为“已关机”。也就在那天夜里10时多，朱平的手机也关机了。 在这个雨夜，在温州，黄一宁和小陈像疯了一样寻找着失去消息的朱平。 约200名伤者被送往这座城市的各个医院，安置点则更多，就连小陈曾经就读的高中也成了安置点之一。 寻找陆海天的微博被几千次地转发，照片里，他穿着蓝色球衣，吹着一个金属哨子，冲着镜头微笑。但在那个夜晚，没有人见到这个“1.7米左右，戴眼镜，脸上有一些青春痘”的男孩。 那时，陆海天就在D301上的消息已经被传开。朋友们自我安慰：陆海天在D301，这是追尾车，状况应该稍好于D3115。另悉，同乘D301的王安曼同学已到家。 人们同时也在寻找朱平，“女，1.6米左右，中等身材，着浅色短袖，长裤，红色书包，乘坐D301次车”。 人们还在寻找30岁、怀孕7个月的陈碧，有点微胖、背黑色包包的周爱芳，短发、大门牙的小姑娘黄雨淳，以及至少70名在这场灾难中与亲友失去联系的乘客。 一个被行李砸晕的8岁小男孩，醒来后扒开了身上的行李和铁片，在黑暗中爬了十几分钟后，找到了车门。周围没有受伤的乘客都跑来救援，但他只想要找到自己的妈妈。后来在救护车上，他看到了妈妈，“我拼命摇妈妈，可妈妈就是醒不来。” 追尾事故发生后，朱平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小潘也听说了朱平失踪的消息。她翻出高中的校友录，在信息栏里找到朱家的电话。24日0时33分，她告诉QQ群里的同学，她已经拨通了这部电话，可是“只有她妈妈在家，朱平没有回去过”。 这位年过六旬的母亲并不知道女儿搭乘的列车刚刚驶入了一场震惊整个国家的灾难。“她妈妈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小潘回忆通话时的情景。朱妈妈认为，女儿还没到家可能只是由于常见的列车晚点，她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继续等待女儿的归来。 凌晨3时许，黄一宁和小陈分头去医院寻找已经失踪了7个小时的朱平。他们先是在急诊部翻名单，接着又去住院部的各个楼层询问值班护士。 广播仍然在继续，夜班主持人告诉焦急的人们，只有极个别重伤者才会被送往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和附属第一医院。而在那时，黄一宁根本不相信朱平就是这“极个别人中的一个”。在医院里，死亡时刻都在发生。 当黄一宁看到，一位老医师拿着身份证对家属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的心里紧了一下。有的死者已经无法从容貌上被辨识，一个丈夫最终认出了妻子，是凭借她手指上的一枚卡地亚戒指。 可朱平却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当小陈最终找进附一院时，他向护士比划着一个“20多岁，1.6米高的女孩”时，护士的表情十分震惊，“你是她的家属吗？” 那时，小陈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抱有的一丝希望也已经成为泡沫。他从护士那里看到了一张抢救时的照片，又随管理太平间的师傅去认遗体。女孩的脸上只有一些轻微的刮蹭，头发还是散开的，“表情并不痛苦，就好像睡觉睡到了一半，连嘴也是微微嘟着的”。 他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包子妹妹”。但是，没错。他随后打电话给另外几位同学，“找到朱平了，在附一院。” 黄一宁冲进医院大门时看见了小陈，“朱平在哪里？” 小陈没说话，搂着黄一宁的肩膀，过了好一会才说，“朱平去世了。” 两个男孩坐在花坛边上，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小陈又说，“可能是我王八蛋看错了，所以让你们来看一下。” 黄一宁终于在冰柜里看到了那个女孩，她的脸上长了几颗青春痘，脖子上的项链坠子是一个黄铜的小相机，那正是他陪着朱平在北京南锣鼓巷的小店里买的，被朱平当成了宝贝。 那一天，他们一起看了这条巷子里的“神兽大白”，“就是一只叫得很难听的鹅”。那一天，朱平炫耀了自己手机里用3元钱下载的“摇签”软件，还为自己摇了一个“上签”。 “你知道吗？我们俩都计划好了回温州要一块玩，一起去吃海鲜。可是看着她就躺在太平间里，我接受不了。”回忆到这里，黄一宁已经不能再说出一句话，大哭起来。 7月23日22时 朱平是在23日22时44分被送到医院的，23时左右经抢救无效后身亡。 21时50分，被从坠落的车厢里挖出的陆海天，被送到了温州市鹿城区人民医院。据主治医生回忆，那时，他已经因受强烈撞击，颅脑损伤，骨盆骨折，腹腔出血，几分钟后，心跳停止，瞳孔放大；在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心肺复苏后，仍然没有恢复生命的迹象，宣告死亡。 在D301次列车发生的惨烈碰撞中，两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终于相逢，并齐齐折断。这辆列车在将他们带向目的地之前，把一切都撞毁了。 天亮了，新闻里已经确认了陆海天遇难的消息，但没人相信。有人在微博上写道：“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希望有更确切的消息！” 陆海天才刚刚离开学校，他的照片还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总是穿着运动装的男孩有时对着镜头耍帅，有时拿起手机对着镜子自拍，也有时被偷拍到拿着麦克风深情款款。 直到24日中午，仍有人焦急地发问：“你在哪？打你电话打不通。”也有人在网络日志里向他大喊：“陆海天你在哪里？你能应一句么！！！”那个曾与他在地铁站挥手道别的朋友，如今只能对他说一句：“晚安，兄弟。” 朱平失踪的微博也仍在被转发，寻人时留下的号码收到了“无数的电话和短信”，一些甚至远自云南、贵州而来，他们说，只是“想给朱平加油”。 可那时，朱平的哥哥已经在医院确认了妹妹的身份。他恳求朱平的同学，自己父母年岁已高，为了不让老人受刺激，晚点再发布朱平的死讯。那几个已经知道朱平死讯的年轻人，不得不将真相憋在心里，然后不停地告诉焦急的人们，“还在找，不要听信传言”。 这个圆脸女孩的死讯，直到24日中午通知她父母后才被公开。悲伤的母亲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整日只是哭着念叨：“我的小朱平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黄一宁也总觉得朱平还活着。就在学期结束前，她买了一枚“便宜又好用”的镜头，并且洋洋得意地告诉朋友们，“回家要给爸妈多拍几张好照片”。 黄一宁还记得，朱平说过要回来和他一起吃“泡泡”（温州小吃），说要借给他新买的镜头，答应他来新家画墙壁画。“朱平，我很想你……可是，希望我的思念没有让你停下脚步，请你大步向前。”黄一宁在26日凌晨的日志里写道。 他也曾想过，如果这趟列车能够抵达，“会不会哪一天我突然爱上了你”。 阳光下花草、树木的倒影还留在这个姑娘的相机里；草稿本里还满是这个姑娘随手涂画的大眼睛女孩；她最喜欢的日剧《龙樱》仍在上演；这个夏天的重要任务还没完成，她在微博上调侃自己“没减肥徒伤悲”…… 但朱平已经走了。 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5日23时许，这起动车追尾事故已经造成39人死亡。死者包括D301次列车的司机潘一恒。在事故发生时，这位安全行驶已达18年的司机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在严重变形的司机室里，他的胸口被闸把穿透。死者还包括，刚刚20岁的朱平和陆海天。 23日晚上，22时左右，朱平家的电话铃声曾经响起。朱妈妈连忙从厨房跑去接电话，来电显示是朱平的手机。“你到了？”母亲兴奋地问。 电话里没有听到女儿的回答，听筒里只传来一点极其轻微的声响。这个以为马上就能见到女儿的母亲以为，那只是手机信号出了问题。 似乎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那是在那辆永不能抵达的列车上，重伤的朱平用尽力气留给等待她的母亲的最后一点讯息。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2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本报记者 林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7月06日 09 版）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政府危机公关 一场四两拨千斤的危机公关，让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会理县一时成为这个国家最受关注的地方之一。 在6月26日之前，对于这个拥有46万人口的偏远县份来说，头等大事不过是承办一项拳击比赛，而最大牌的参与者是央视体育节目主持人韩乔生。 意外发生在当晚8时56分，一位网民在天涯论坛发帖称，登录四川省会理县政府网站时，看到一张领导视察的新闻图片，里面的三位当地官员好像是悬浮在一条新修马路的上方。 “半升血吐出来了。”这位网民说，“这样的照片连我这个业余得不能再业余的都知道是PS（图片处理）的。” 根据会理县委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张永志事后解释，真相是几名县领导视察工作后，随行负责拍照的宣传人员感觉背景不好看，便将三位领导的形象合成到了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上。 这则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很快点燃了网民们“恶搞”的热情：平时仅有千余点击率的县政府网站当晚即告瘫痪，网民们找到原图， 开始“欢乐的”PS之旅。一夜之间，县长李宁一、副县长唐晓兵等三位领导的头像开始穿梭于阿富汗战场、侏罗纪公园、里约热内卢基督像的手臂等各种场景之中。在网友们的帮助下，三位领导甚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等人一起观看了美军突袭本·拉登住所的行动。 在一片笑骂声中，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会理县从此将与“丑闻”二字相伴，“永世不得翻身”。 转折却就此发生。 第二天下午5时，会理县在其官方网站上挂出了《向网络媒体、各位网友致歉信》。20分钟后，天涯论坛出现相同的致歉信。晚上6时27分，会理县在新浪微博上开通官方微博进行道歉。 几乎同一时间，一个ID为“会理县孙正东”的微博闯入公众视野，作为道歉信中“悬浮照”的制造者，“会理县孙正东”在贴出道歉信后，开始了与网友的轻松互动。 他贴出了一系列会理当地的风景摄影图片，并风趣地表示：“感谢全国热心网友，让会理县领导有机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免费‘周游世界’，‘旅行’归来后，领导已回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也希望网友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会理这座古城上来，看看镜头下的美丽的会理吧，绝对没有PS哦。” 这条微博很快便获得了上万次的转发评论，而评论的主流声音也意外地从嘲笑变成了理解和宽容。 “会理的领导给很多地方的领导上了一课。如果硬靠封锁，那就不是这样了。会理，曾经陌生的名字，这次记住了。” “伤得起！！好吧，回头查查会理在哪里。”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政府危机公关！竟然来自一个小小的县城。窍门其实简单:放下身段儿，诚恳一点儿。” …… 在这一舆论事件的众多关注者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的身份颇为特殊。作为危机传播研究专家，自2003年起,他便作为主讲教师之一，广泛参与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组织的政府危机传播或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 “真实、真诚，第一时间发布。”史安斌说，“会理县的危机公关值得很多中国基层地方政府官员借鉴。” 政府形象的建立可以自上而下，但瓦解却常常是自下而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在当今中国，危机公关这门学科都似乎有成为显学的潜力。 从2003年非典时期为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课开始，史安斌几乎每年都要收到数十份来自各级地方政府的邀请函，请他到当地讲授“如何与舆论打交道”。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和中国传媒大学危机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杨懿也有相同的感受。张志安告诉记者，随着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出现，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对危机公关的学习意识正迅速加强，仅在去年，他当时所供职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就收到了不下40份地方政府的授课邀请函。杨懿则表示他所接到的类似邀约“只多不少”，经常“一周内赶两三个场子”。 那么，会理县广受好评的危机公关理念，是否已经成为中国地方基层政府的普遍共识？ 答案并不那么乐观。 距离第一次给官员们讲授这门课程已经8年，史安斌不无遗憾地表示，对于“突发事件爆发后如何面对舆论”这一问题，绝大多数基层政府官员仍然处在 “需要扫盲和洗脑”的阶段，会理县一例实属“非典型”。而张志安也认为，尽管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做的也只是“普及常识的工作”。 最大的分歧出现在对危机公关这一概念的理解上。 史安斌回忆，到一些基层政府部门授课，被问及最多的问题始终是：“史老师，怎么摆平记者啊？”“史老师，北京媒体的行情是多少，怎么搞定？” “地方官员恐惧舆论，进而天然地觉得危机公关就是一种信息控制手段，把自己放在和民众的对立面。”张志安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样一幕，一位讲课老师在台上说：“记者就是一条狗，饿了你就喂他，不听话了你就揍他，如果碰见想成名的你就拿名利诱惑他。” “底下的官员们就使劲地拍巴掌。”张志安说。 “这些官员并不知道所谓的捂盖子恰恰是与危机公关背道而驰的道路。”杨懿告诉记者，在中国，政府危机公关意识的出现普遍被认为发生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 “因为封锁ＳＡＲＳ信息，政府形象受到严重的影响，但这也让政府意识到政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从那以后，政府开始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开条例。”史安斌说。 就在那一年的9月22日，北京顺义天竺镇的天龙宾馆大厅里排起了长队。来自教育部、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等６６个部委的一百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为期５天的培训。 据张志安回忆，此后的5年时间里，国新办组织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省，市，县，县一级部门甚至部门内部的科室都被要求学习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 “表面上是公开，但实际上还是希望变相地控制舆论。”张志安笑言，走的地方多了，“见到的荒诞事也就多了”。 比如，突发事件发生后，一些基层政府的宣传官员会安排很多实习生冒充某某日报的记者，发布会开始后，往往记者还没有举手，领导便开始点名，甚至可以精确到“从右往左的第几排第几个”。 比如，一些地方的负面事件需要公开，但地方政府并不通过发布会的形式公开，而选择在当地党报上发一条消息，但是并不上网。一旦有媒体追责，这种“相当程度的不公开”便可以被当做公开。 “在当下中国，中央层面的危机公关意识已经相对成熟。”史安斌对此评论道，“真正的问题在基层。对一个国家而言，政府形象的建立或许可以自上而下，但瓦解却常常是自下而上。” 　 　先说人话，再说官话 “你们给地方官员讲这些真的有用吗？”常有学生这样问张志安。 他回答：“讲总比没讲好，能讲总比不讲好，能洗多少脑就洗多少脑吧。” 洗脑往往要从纠正一套话语体系开始。 史安斌告诉记者，有一次在河南省搞培训，一个官员就在模拟新闻发布会上说出了“你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人民说话”的雷语，没过多久，同样的话就从该省一位规划局副局长的嘴中说了出来，并被舆论诟病。 “雷人语其实就是本能反应的产物，背后是一整套既定的话语体系。”史安斌说。 一位县委宣传部长在酒桌上讲述的经历让张志安至今难忘。在当地发生的一次恶性交通事故中，事故车辆内5死3伤。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这辆车“是否超载”。和往常一样，这位宣传部长照本宣科地表示：“是不是超载要有关交通部门认定才能认可，我不知道。”结果，一张配有这条语录的图片很快在网上流传开来，图片中的事故车辆上清楚地标明“限载6人”，网友们纷纷留言骂这位宣传部长是“脑残部长”。 在酒桌上，这位宣传部长向张志安坦言，如果在老百姓的常识面前都要打官腔，那只能是咎由自取。 “如果现在让你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怎么说？”张志安当即问他，宣传部长想了想回答道，“我会说，在我看来，这就是超载，不过我这个结论还需要通过交通部门的鉴定。” 过了一会儿，宣传部长又补充说，“要先说人话，再说官话。” 史安斌对此评价：“政府公关是一种沟通的艺术，在保证真实的情况下，必须摆脱过去居高临下的传播方式和政府公文体的话语体系，或许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转危为安的作用。” 而在张志安看来，真正的困局不仅在于改变话语体系。 他告诉记者，经过培训后，一些地方宣传人员危机公关意识越来越强，他们熟谙危机后四小时公布事实原则，知道“真相还没有穿上鞋子，谣言已经跑遍了全世界”的道理；他们清楚“千万不要随便预测”，因为预测对了很奇怪，错了很倒霉，也已经学会“不要直接决绝，不要仓促表态，不要无可奉告”。 “有时候问题不在于你会不会说，而在于你能不能说。”张志安觉得，地方“一把手政治”的官场生态决定了危机公关理念的贯彻力度。 因此，每次授课的开始阶段，张志安总会给官员们播放一张幻灯片，图片的内容是一个官员脱光衣服，但把双腿夹住，双手环抱胸前。“这就是你们，看起来事实已经全部公开，但实际上是选择性公开。表面上全部公开，但是要害不敢公开。” 不过，此次的会理县事件让张志安略感欣慰。 在风波发生的第二天，会理县委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张永志就对媒体表示，“这个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政府形象、工作作风，县长比较看重这个，所以一再要求我们绝不能藏着掖着，一定要正面回答人家，真相是什么就回答人家什么。” 如今，张志安已经决定将会理县的PS图风波作为最新的案例用于实际教学，而他接受的最近一次邀请来自海南三亚的市委组织部。 7月3日晚9时，他这样更新了自己的微博内容：明天傍晚飞三亚，后天在那里对着领导们说三句话：1.要会说话；2.有的话领导不许你说，但你得保证说的都是真话；3.要明白，屁股不干净，说的再好听也没用。 此时的会理县，则已经逐渐远离公众的视野。不过这场风波似乎注定将给这座小城留下一些烙印：已经有人向张永志建议，一定要将这场危机写入会理县的县志。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本报记者 林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6月29日 09 版） 近日，一条微博在互联网上疯狂流传：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 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 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 孙笛毫不犹豫地转发了这条微博。 一周前，她刚刚结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特意穿着崭新的行头回国——9.9美元的Crocs鞋，39.9美元的Levis牛仔裤，30美元的Tommy Hilfiger牌T恤衫。孙笛发现，这些东西在国内的价格分别是499元、799元和799元。 “真不知道是美国太便宜还是中国太贵了！”孙笛向记者感叹。 她清楚地记得，出国前她和朋友在汉拿山餐厅吃了一顿烤肉，点了3个菜，一共120元。回国后还是在同一家店，点同样3个菜，价格却变成了240元，“盘里的肉还少了”。 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来 著名财经评论员时寒冰与孙笛有同感。他最近还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托人从海外买东西。最新的成果是一台折合人民币24000元的尼康单反相机，在国内，这台相机的价格是4万元。 事实上，尽管经常在各大电视台评点财经大事，但在去年的美国之旅以前，他从没想过中国的物价居然比美国还高。 动身之前，一个因生意原因多次往返美国的朋友提醒他：“去美国除了钞票什么也不要带，东西很便宜。” 对此，时寒冰半信半疑，毕竟，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数据是，“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4倍”。 但很快，时寒冰就受了“第一次刺激”。在洛杉矶一家叫“小台北”的中餐馆里，他们4个人点了份量很足的鱼、虾、蟹，结账的时候却只有49美元，“比上海便宜得多”。 时寒冰以为老板算错账，特意又问了一遍，结果朋友笑他说：“这有啥奇怪的，你要是去商场，就更觉得离谱了。” 这句话让偏爱实证调研的时寒冰“决定改变行程”，他推掉所有游山玩水的安排，专心观察、对比中美物价。 对比的结果让时寒冰大吃一惊：国内一套3万元左右的阿玛尼西装，在这里只要500美元就可以买到；国内标价4.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在美国不到4000美元；一台国内50万元左右的宝马Z4标价只有21000美元。 如果换一种比较方式，差距或许更加显眼：一杯咖啡只要2美元，看一场电影只要10美元，分别占美国人平均月收入的万分之六和千分之三。而在国内，同样的比法得出的数据是百分之一点三和百分之三点五，相当于美国居民负担费用的45倍和12倍左右。 在美国的商场里，最人满为患的地方往往是卖箱子的地方。时寒冰说，在新秀丽的柜台前，几乎每个外国服务员都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在国内售价为1500元左右的箱子通常标价70多美元。 “我前面的一个大哥一口气买了12个箱子。”回忆至此，时寒冰忍不住笑了。 不止于此，因为商场里的化妆品价格“过于便宜”，仅相当于国内同类产品的30%~40%左右，时寒冰还一度被夫人怀疑“是不是买了假货”。 更为夸张的情景出现在LV这样的奢侈品店，时寒冰记得朋友给他讲了一个亲眼所见的笑话，因为LV箱包这样的奢侈品在美国可以便宜3成左右，往往遭遇到中国顾客的疯抢，一名中国客人曾指着店里的三款LV包说：“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来。” 通过这次为期半个月的走访，时寒冰的调查结果是：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务，比如理发，或涉及知识产权，比如图书音像外，美国商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即便“MADE IN CHINA”的商品，常常也比国内便宜50%以上。 即使去买每平方米两万元的商品房，这个30岁的副教授也要奋斗到60岁才能拥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产 回国后，时寒冰接连更新了十几篇博文，专门记录美国物价。 事实上，在这段对价格格外敏感的年月，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注这一现象。 在美国生活的中国记者高娓娓在年初出版的新书中特意记录下这样一组数字：在华人超市，海蟹一打12只任你挑，价格从5.99美元到12.99美元，根据季节质量而变。猪肉、猪排骨0.99美元一磅（0.4536 公斤）。泰国米50磅装的，18美元左右一袋。大白菜，每磅0.50美元。西红柿1美元1磅。葡萄0.99元1磅。6瓶百威啤酒7美元。5个橙子1美元。 高娓娓告诉记者，在美国，即使算上房租，一个人的正常工资（月薪两千美金）足够养活一家3口人。 有趣的是，在对此现象困惑不已的群体当中，还不乏经济学家。 同样是在去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 相比于其他留学者，这个从江西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年轻教师把更多目光投到了房价的对比上。据他观察，在美国的二线城市，2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价格40万美元左右，这200平方米指的是使用面积，不包括附赠的前后院。 “换句话说，美国人所说的房子放在中国其实就是别墅。”聂辉华略显遗憾地说，“而且一个中产阶级奋斗七八年就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事实的确如此，据国际不动产代理商戈登·罗克（Gordon Rock）最新研究显示：美国人买房不需要太长时间，迈阿密需要4年，纽约需要5.7年，洛杉矶需要5.9年。 而在北京，面对校园周边每平方米超过4万元的房价，聂辉华按照现在的工资计算了一下，即使去买每平方米两万元的商品房，这个30岁的副教授也要奋斗到60岁才能拥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产。 “很多中国学生读完博士不想回来不是因为不爱国，”聂辉华说，“他们是怕30岁读成回来后买不起房和车，失去尊严。” 聂辉华还记得，在哈佛读书的时候，花70多美元为自己买了一件哥伦比亚牌冲锋衣，在国内，这件衣服要卖1500元。有感于此，他随手写了一篇博文《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 结果，一段时间后，有学生提醒他，“聂老师，你写中美物价的文章在天涯论坛上被点击了30多万次，排在第一名。” 　 　商品在出厂之前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出厂之后 聂辉华发现，在繁复的物价比较当中，两组统计数据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 一组数据是，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其物价之稳定从一个细节就可见一斑：自美元诞生百余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始终在市场上流通。 另一组数据是，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那么，当今中国物价是否已经比美国还贵？ 在这一问题上，几位接受采访的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相对于购买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 究其原因，一个被广泛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20%多，从而导致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同时，在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战略下，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在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必须要以基础货币增发来对冲，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 但在这样立足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的声音中，一些疑问也随之产生。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3天前刚刚从欧洲、美国参与交流活动归来。她告诉记者，在美国，不仅中国制造的产品远比国内售价便宜，即使是美国制造，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比如她曾在美国加州一个机场商店购买的美制风衣，价格不到北京赛特商场里同款风衣的五分之二。 左小蕾连续提出两个问题。 同样的成本，同样的产品，如果产自中国国内，即使算上“出口退税”的部分，也不该出现高于国外市场两倍的情况。 反之亦然，如果产品来自国外，在WTO框架下，即使是制裁性关税，也绝对不可能出现超过一倍的价差。 “这完全不符合基本的国际贸易规律，价格差有点过分了。”左小蕾说。 长期观察中美物价关系的时寒冰对此现象的解读是，“商品在出厂之前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出厂之后”。 他认为，国内商品价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藏在商品里由消费者买单的额外交易成本。 在他看来，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税负。 据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所作的统计，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而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国制造，只要流入中国就将背负上这些处于流转环节的间接税。 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是：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 其中，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而且，相比于美国的商品价格往往会标明价外税，中国的商品实行价内税的方式，换言之，消费者只能看得到最终价格，却看不到价格中有多少隐身却逃不掉的间接税。 “这样消费者心里也许会好过一点，但是糊涂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在目前中国商场里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妆品中，会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以及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间接税收，保守地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 又比如，一块在内地售价为2700元的瑞士进口手表，将包含17%的增值税392元，30%的消费税623元，11%的关税267元。显然，政府税收对国外制造最终价格的贡献也将近6成。 “或许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成了物价上涨的推手之一。”韦森说，“你顺着这个逻辑推演，就知道这种价格的高企是如何转嫁给消费者的了。” 在他看来，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尽管不需要承担远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却要在国内一路承担重重收费甚至罚款。一个统计数字显示，1千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1.5元，而从上海运到贵州却需要6~8元。 旅程还没有结束。商品进入超市、商场后还要面临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以及无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费用。 “总之见者有份，然后转嫁给消费者。”时寒冰告诉记者，“但有钱人对价格不敏感，真正利益受损的还是广大低收入群体。” 在韦森看来，物价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一种路径是选择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策略，税负的增加无可避免，另一种路径则是通过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同时走上降低物价刺激内需的发展道路”。 “买自己的东西能买得便宜点，这个要求高吗？”韦森反问道。 24岁的孙笛并不了解这些国家战略上的分歧，她只是觉得“不敢再在国内买好东西了”。离回美国还有一个多月，闺蜜们便忙不跌地给她拟好了长长的代购单，其中，最抢手的东西是被很多中国人视为奢侈品的Coach包，在美国，它的价位在200~300美元左右。 如今，已经有7个闺蜜预订了这款包。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0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