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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中国青年报:留守少年:学会自己长大

感谢OMM志愿者壳子人( 饭否 )投递。 本报记者 张国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2月15日   01 版) 龙云返和老伴(后排)与他们的孙子、孙女们。本报记者  张国摄 如果说依山傍水、炊烟袅袅的稼贤村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这里过分安静。在县城读初中的学生龙智星对这个村子的沉寂习以为常。 人丁兴旺的稼贤村是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最大的苗族村寨。最近3年来,稼贤村的人口由1368人增加到了1450人左右。但稼贤村的3个寨子一天天冷清下去,包括龙智星的父母和叔婶在内,大人们都外出了。 学校从没开过家长会 龙智星的家在村头,有9口人。这家的家庭成员平均年龄20岁——花甲之年的祖父母抚养4岁到14岁不等的7个孩子。龙智星的的父母和叔婶都去浙江打工了,两个家庭的孩子都和祖父母在一起。 放眼全村,也很难找到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30岁和40岁的同样难找。这个年龄段的人并非不存在,而是已经离开。当了20多年村支书的龙求子说,大概从本世纪初开始,有力气的人陆续到外地打工,多数去了东部的浙江省。至少有半数村民不在家,有些人多年没回来过。 说起稼贤村数得着的壮劳力,身高1.66米、体重54公斤的龙汉涛算是一个。他今年47岁,在村里的小学教书。他说,全校96名学生,有80多人的父母不在身边。学校从没开过家长会。 在稼贤村,不难见到正在修路的头发灰白的阿公,也不难见到赶着4头水牛或喂养10头肥猪的阿婆。10年前,保护村庄的治安联防队多由30岁左右的壮小伙组成。今天的50多名联防队员,年龄均在50岁上下,有的已经抱上了孙子。 带着弟弟妹妹上课很正常 在龙智星家,一天是这样开始的:两个大人带着7个孩子挤在3张床上。鸡鸣过后,祖父母急忙拉起赖床的孩子,给他们穿衣,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伴随着哭闹。 祖父龙云返说,孩子们太调皮了,整天叽叽喳喳的。他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不断用苗语强调自己“已经迈上60岁的坎儿了”。在过去,这是一个意味着可以天天坐在门外晒太阳的岁数。而现在,完成了养儿育女的义务之后,他还要替子女履行养育下一代的责任。 可龙云返说,全家里里外外“13口人吃饭”,如果自己不去种田,孙子孙女的生活怎么办啊? 在弟弟妹妹们争执的时候,14岁的龙智星必须让自己显得威严起来。他部分担当了父母的角色。看动画片时,他不断呵斥更小的孩子,让他们离那台不知道年月的电视机远一点。 他有这个义务。用祖母的话说,“大的带小的,小的带更小的”。 读村小时,智星把弟弟妹妹也带在身边看管。他先后带过3个孩子,直到他升入更远的寄宿学校。被他带过的妹妹现在也成了小学生,她上课又要把更小的孩子带上。 稼贤小学一个30人左右的课堂上,农忙时最多能有10多个不速之客,有的学生甚至要带两个弟弟妹妹。每当插秧和打谷子的季节到来,教室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 课堂气氛严肃时,他们多数站在正在念书的哥哥姐姐身边,但无法老老实实保持同一个站姿,不时走进走出。假如有谁哭闹,老师也会充当临时保姆,哄好孩子再讲课。 这对教学秩序不无干扰。不过老师们安慰自己说,有的孩子因此在入学前就受到了知识的熏陶。 14岁少年9年没见过母亲 智星的妹妹龙群香已经上小学三年级,谈起父母,她总是带着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 智星记得,群香原本好动,父母走了以后,就突然“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了”。 而智星本人的情感更为复杂。两岁到11岁之间,他没有见过母亲。在他两岁那年母亲独自去了外地,4岁那年父亲也跟着去了。再次见到母亲时,他已经成了小学四年级学生。 他还记得母亲出门9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情景。他在路边等待,母亲下车后,父亲很正式地为母子俩作了介绍。家里不是没有收到过她寄回的相片,可儿子还是感到陌生,见面的第一印象是,“她没比我高多少啊”。 稼贤村不乏这样的故事。30多岁的村民马吉香和丈夫回家过年时,又一次掉了泪,孩子们都不愿让她抱。她从前把女儿背在身上到浙江的砖瓦厂干活,后来实在照顾不过来,把孩子送回了老家。 这次回家之前,马吉香买回6种颜色的毛线以及海绵和橡胶鞋底,给老人、孩子每人做了一双棉鞋。孩子的鞋码只能靠估计,令她欣慰的是,鞋子都很合脚。她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有时做到凌晨,花了一个多月。她形容,自己的想念,是“没日没夜的”。 在稼贤小学,有学前班的孩子错把女老师喊成了“妈妈”。一位归来的父亲兴冲冲地到小学去看二年级的儿子,站在教室外面五六分钟后,自己先哭了起来——他七八年没有回家,没有一个孩子认识这个人是谁。 甚至村里的孩子打架,也极少有人会气急败坏地威胁对方“等我喊爸爸来揍你”。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远水解不了近渴。 见面前,智星与母亲的感情主要依靠电话线维系。很长一段时间里,全村没有几部电话。父母会先打到别人家里,请人帮忙去喊,5分钟后再打过来。 智星记得要走很长的夜路去接电话,他有时不太情愿。尽管母亲的声音是温柔的,但“总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现在,他承认自己那时还不懂事。 母亲回家住了两年。有一天明确告诉他,又要出门赚钱,为了供他上学。 母亲教他自己洗衣。因为,从六年级起,他就要到很远的中心小学寄宿了。儿子洗过的衣服,母亲逐一检查,不够干净就重洗。等到智星学会洗衣的时候,母亲又一次离开了村子。 像其他夫妇那样,她有意选在凌晨悄悄上路,避开了除智星以外的孩子。她设想,孩子们只需花上一段时间,就能适应父母缺席的家庭生活。夫妇俩一年给家里打十几个电话,有时过年也不回家,而是寄回现金和衣物。 这些年来,孩子们不断向大人炫耀自己学会了写字,学会了吹口哨,或是跑得最快。但这些事情,父母往往不是最先知道的。 7岁那年,群香开始上山去打猪草,采回可作药材的野菊花和金银花。也是在这一年,她学会了梳辫子,这是母亲在家时教的。父母回家的频率以年计算,“除此之外再也没教别的了”。 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半数是留守儿童 在凤凰县各个乡镇的寄宿制小学,住宿生一般每周回家两次,把酸萝卜和豆豉等带回学校,充当一周的下饭菜。团县委书记黄伟不时到农村学校为“希望工程”寻找资助对象,她看到,有些个头矮小的小孩,踮着脚尖才够得着桌上的菜罐。 在山江镇中心完小当过副校长的高级教师隆茂昌说,个别低年级的住宿生还尿床,有时班主任就要帮着洗铺盖。 老师做的很多事情都超出了职责。比如,家长从外地寄回生活费,班主任帮着去邮局领取,代为保管。他们随身备着账本,当学生从老师那里取走一元零用钱,账本上就要记下这笔开支。这样可以防止学生提前花光生活费而忍饥挨饿。 “留守儿童”现象已被凤凰县视为“困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又一新问题”。该县教育局局长段跃进2011年主持的调查显示,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52344名学生中,留守学生有26594人,达到50.8%。父母均不在家的孩子,由祖父母、外祖父母“隔代带养”,或者寄养在亲戚朋友家里。 县政府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些关爱活动,包括为他们寻找“代理家长”。学校也尝试改进教育方式,让他们“以校为家”,“感到父母就在身边”。老师则通过组织“我帮爷爷奶奶插秧”之类的活动,增进祖孙的感情。 一位老师说,近年来常听学生抱怨父母“为什么不把自己也带走”。“他们必须学着自己长大。”这位老师说。 在隆茂昌眼里,这类孩子的不足之处包括贪玩、任性,优点也很明显——举行野炊时,他们煮饭很利索。 而龙汉涛叹息,农村教育条件本就不如城市,家庭教育上又有欠缺,长此以往,就怕孩子们的智力会像发动不起来的机器。 镇上的中学老师吴建辉和80多位志同道合者——多数是乡村教师,发起了一个帮助困难学生的公益组织,在凤凰县到处走访农村家庭,并从外界帮他们争取资助。他们最近调查了3400多名孩子,其中至少有2000个留守儿童。 吴建辉担心,当孩子进入叛逆的青春期,在法定监护人缺席的情况下,更容易走上歧路。他们缺少父母的照顾,缺少父辈的爱与约束。他说,老师和代理家长做得再好,还是代替不了父母。 凭记忆和想象写关于父母的作文 龙智星已升入初二,但祖母还以为他“刚上初一”。祖父母能做的是,假如校方需要家长确认某一事项,他们就拿出一枚印章,或按上一个手印。 所幸龙智星到目前为止不算叛逆,瘦弱而文静。 进入中学以后,他发现自己迫切地想要接到父母的电话。过去他嘱咐父母要带新衣新鞋,现在则极力向他们保证,衣服还有很多,“买那么多也没用”。 教科书里描写父亲的散文《背影》,电视里的某个画面,或是别人跟父母说的话,都可能引发他的想念。他羡慕城里的同学可以“每天都能跟父母说一些话,帮父母做一些事”。 他至今不知道父母究竟是在浙江省杭州市的哪一个地点。他听说他们在苗场帮人挖树苗,具体是什么树苗他“没关心过”。 有时,智星希望父母运气好一点,能挖到更多的树苗,收成会更好。另一些时候,他又盼望杭州赶紧下雨,或者苗场的老板没有安排接活,这样父母可以休息。 他有时可以在写作课上想念父母。遇上关于父母的作文题,他只能“凭着记忆和想象去写”。 写作时他把自己刻画成调皮的孩子,而父母总是耐心纠正他的缺点,教会他某个道理。“因为有家人的帮助,自己一个人才会改正错误,成长,更加完美。”他在作文里总结。 但这样的对话,并没发生过。智星承认摔过跤,也磕破过头,但父母都未必知道。那些教导自然也是虚拟的。 “这些事情不一定发生。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这样的。”他说。 他自认不是作文高手,考试有时会写跑题,写到父母身上,“写着写着就这样写了”。 在最近一篇与家庭有关的作文里,他照例杜撰出父母帮自己改正缺点的故事,并在结尾感慨:“有家真好。有一个好的家,一个人才会有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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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答《河北青年报》问:让我们学会好好说理

关于韩寒“代笔”的猜测,纷扰了近一个月。2月3日,韩寒发表博客表示将不再回应,同时向法院正式递交了诉讼材料。方舟子并没有放弃,依然写文章分析“代笔”的可能性。 这场论战是今年的网络第一战,吸引了无数人参与、围观。现在既然已经走到法律程序,一切就静待法律的判决吧。不过,这场论战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思考:在公共空间发言,需要注意些什么?公众人物应不应该接受哪怕有点过分的质疑?如何面对太过疯狂的粉丝?社会是否需要方舟子这种一根筋似的较真? 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会让我们在这场口水狂欢过后,收获的不只是热闹。 回顾 麦田揭幕方舟子接力“倒韩” 1月15日,麦田发表一篇名为《人造韩寒》的博文,质疑韩寒的成名背后有一个写作团队帮他包装策划。第二天韩寒方面作出强烈反应,悬赏2000万元寻找代笔,范冰冰也加码2000万元。1月18日,麦田在博客上向韩寒道歉,本以为代笔门事件会这样收场。但打假斗士方舟子加入质疑的一方,让这场关于代笔的论战逐步升级。 纷扰持续了整个春节,双方写文章、发微博、上电视,力图证实自己是对的。截止到昨天中午,方舟子连续写了《造谣者韩寒——答韩寒 》、《“天才”韩寒作品 分析》等十八篇分析文章。更在微博上高频度发帖。一向博客更新不算快的韩寒,也贴出了十余篇长文回应。韩寒的父亲专门在新浪开了微博,为儿子证明清白。更有百万网友围观甚至参与了这场大辩论,姚晨、石康、张放、林楚方、彭晓芸、木子美等名人也被牵扯进来。或许是对此感到厌倦,2月3日韩寒在博客上发文《二月零三日》,声明将不再回应此事,同时向上海法院提交了诉讼材料。而方舟子则表示,会继续分析韩寒的文章,找出疑点,把打假进行到底。而他也正是这么做的。 1.怎么提出质疑? 公共空间的交流需要理性 虽然各打五十大板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有和稀泥的嫌疑,但这场论战中,我们不得不说,韩寒和方舟子都有很明显的漏洞。作家陈希我对记者表示,这次韩方论战中,他是“骑墙派”,而他觉得“骑墙派“的脑袋稍微清晰一点,“因为他看到了双方都有问题”。 武汉工程大学机电学院教师张志,在自己署名“秋叶语录”的微博,发布了制作成PPT的观点文章《看方韩大战学独立思考》,倡导理性的批判精神,引起关注,姚晨也转发了这个帖子。张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方舟子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始终要证明韩寒有代笔,这不是学术讨论、文化批评中该有的“开放性的心态”。 张志说:“方舟子是学生物的,在生物学里面你要做实验,在实验当中你会观察到一个现象,但是不代表你就可以得出结论,你必须反复试验排除很多其他的可能性。方舟子在质疑韩寒的时候,他拿出来的证据看上去很有力,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证据里面没有其他的可能呢?这叫简单归因。” 这个问题是不是韩寒就没呢?“他也犯,只不过他是被动守的一方,没有方舟子那么明显。”在张志看来,韩寒方面犯的最大的错误是用情绪回应。 “写几个字就要骂一下,或者讽刺一下,比如韩寒调侃方舟子‘秃头’,看上去很过瘾,但那不是讲理。”张志说:“不讲理的话,结果就是大家都想证明对方是错的。而我们知道,在认知论里面,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辩论,逐步靠近真理。而且在社会学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达成妥协,达成共识,而不是我们把那一方给灭了。” 韩寒的支持者、著名作家慕容雪村也认为,韩寒一些不妥当的言论是给他“减了分的”。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陶东风,不久前写过一篇《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书写》,谈到了公共空间里理性交流的重要性。在就韩方论战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再次重申,在公共空间交流中,谈什么和怎么谈都很自由,但唯独不能缺少交往理性。更重要的是,文化批评不一定要像学术论文那样,有那么强的逻辑性、学理性和连贯性,但文化批评是对话和商谈,而不是独白和命令。任何人都不以“绝对真理”的发布者自居。 但在韩方论战中,我们看到,双方只管自己认定的逻辑和道理,恰恰缺少这种交往的理性。 不妨从尊重程序做起 而建立理性的公共交流空间,不妨先从尊重程序做起。 张志告诉记者,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首先要把这个问题界定清楚,然后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 张志说:“客观的立场不是没立场,而是要审视一下,我的情感会不会让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引至一个不理性的方向。然后我要找证据,这个证据说服自己以后,用一个合理的渠道,把这个问题沟通清楚,然后进入下一个问题。这就是程序嘛,其实他们都没有一个尊重程序的概念,都是想赢,一个证明自己清白,一个想证明自己打准了。” 对于这次论战中诸多的猜测,张志表示,应该就事论事,最好的去看观点、看定义、看事实、看证据链、看你的逻辑,不要考虑背后的东西。一考虑背后的东西就会变成动机论、阴谋论、结果论,这都不对。证明一件事情,是求真而不是求赢。“而这个真,不代表以后不会被证伪。” 2.怎样看待公众人物? 绝对应该被质疑,但程度有区分 在这次关于韩寒有没有代笔的大讨论中,很多人都秉持这样一个观点,韩寒是公众人物,他必须接受质疑,这是成名的代价。 慕容雪村认为,公众人物接受质疑没有问题,韩寒绝对应该被质疑。但是我们以前对公众人物的理解是不够的,“通过这个事情(韩方之战)我们可以知道,有官员类的公众人物,有学术类的公众人物,有明星类的公众人物,对他们要求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 他认为,对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任何批评猜疑甚至恶意的猜测都是可以的。但是并不掌握公权力的公众人物,适当的猜疑、合理的批评甚至严格的批评也都是对的,但要把握一个原则,那就是依据事实,不能利用非事实恶意构陷。 出身政法大学的慕容雪村表示,至于韩方论战中方舟子的言论是不是属于文化批评,这在法律上也是很棘手的问题,“这个案子到了法院恐怕也有争议。”所以他支持韩寒,是“维护韩寒不需要辩护的权利”。“用方舟子的逻辑推论来挑剔任何一个作家的文章,可能都会挑出毛病来。韩寒还有手稿,我是没有手稿的,如果有人在2002年的纸上把我的成名小说抄一遍,然后说我是抄他的,我该怎么自证呢?我想了很久,真没什么办法。没有明确的证据,一大堆疑点就足以毁掉一个作家。” 著名的诉讼法学家徐静村也表示,方舟子有权利批评质疑,只要有真凭实据,比方说我知道你是谁代笔的,代笔人进行代笔的行为是能查清楚的,那他指出来学术不端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真凭实据这样说,确实有侵害名誉权的问题。而受到指责的人,没有必要来证明自己没有这个情况。 3.怎样看待粉丝? 骂人不是好事,但不让骂更糟糕 在这次论战中,韩寒和方舟子都受到了很多无理的谩骂。从博客和微博的留言情况下,方舟子一方挨骂更多一些。 对于这些粉丝的行为,陈希我表示,这是一种“无脑”的表现,也是因为“没有代价”。当你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时候,说话自然就会无所顾忌。当然,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的角度讲,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但因为网络传播的特点,现阶段很难一个个追究这些言论背后涉及到的某个具体的人。 陈希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自律。但即使做不到自律,与其是限制他,不如让他说话。 慕容雪村和陶东风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慕容雪村说,乱骂人虽然糟糕,但去限制的话会更糟糕。“言论平台是开放的,一定会有些人在上面乱骂,但一定也会有平和理性的声音。而且我发现,平和理性的声音占主流。这次韩方之争,很多人都写了很长的文章,不管观点怎样,至少我觉得是很精彩的。”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王晓渔博士在韩方大战之后,也反思粉丝文化。“对韩方之争没有太多关注,只是感觉双方粉丝的话语方式越来越接近,每一方最大的敌人都不是对方,而是本方阵营中比较极端的那些粉丝。如果哪一方先痛下杀手,像批评对方一样批评自己那些极端然而忠诚的粉丝,哪一方就是胜者。” 或许还达不到“痛下杀手”,但韩寒在2月3日的声明中规劝粉丝:“我愿我的读者和支持者对待对方更加理性,如果和他人讲不通,那就不要讲了。尽量不要去对方的微博或者博客上谩骂,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正如你们理解我的心情。仇恨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更能激化分歧。” 4.社会需要方舟子吗? 制约方舟子,需要更多的方舟子 跟韩寒一样,方舟子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方舟子纠正了社会风气,反对者觉得他吹毛求疵不务正业。这次方舟子把目标对准韩寒,两个人都遭遇了出道以来最大的难关。到底这个社会需不需要方舟子这种一根筋似的质疑精神? 陈希我表示,挺欣赏方舟子打假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较真算是优良品质。”陶东风认为,方舟子的质疑精神很值得鼓励,但对方舟子个人没必要求全责备。“方舟子做过头,或者打错了,都是允许的。要求他不出偏差,那等于是要求他不要打假。读者对方舟子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是可以的,但是掌握公权力的部门,要有一种多元包容的态度。不能动用舆论之外的手段,比如限制方舟子。” 对方舟子近来行为颇不认可的慕容雪村则认为,社会需要的永远是正直健康向上的力量,但是不能把某个人当成这种力量的化身,方舟子做很多事情时表现出来的风格也是令人担忧的。在陶东风看来,要制约方舟子的较真走向另一个极端,最好的办法是出现很多的方舟子。“只有一个方舟子,就容易对他提出过分的要求,把他当成正义的化身了。” ■文/本报记者张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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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转载]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语文课可以变得很好玩

原文地址: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语文课可以变得很好玩 作者: 史金霞  语文课可以变得很好玩 本报记者 李斐然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2月08日   09 版) 从高中老师史金霞的课堂外走过,总能有些不一样的发现:正在上课的教室里会传出咿咿呀呀的黄梅戏,抑或是左小祖咒的歌曲《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正值青春期的学生会跟着老师一起哼唱蔡依林的情歌,他们甚至会大声地争论:“早恋是个伪命题,爱情不应该有年龄限制”……     可以谈古论今,甚至“谈情说爱”——苏州星海实验中学这名语文老师,把自己的语文课定义为“为教育正名,为语文松绑”。     “现在普通读者有一种心理,就是看语文课本出丑,然后骂几句,但是何去何从,很少有人认真思考。关于语文课的谎言,现在已经成了饭桌上的笑料了。”史金霞说。     年近40岁的她却想做“严肃讨论价值原则的人”,用自己的力量为语文课带来变化。她把自己摸索出来的这套课堂模式写进了《不拘一格教语文》中。     这本鲜活的一线教师课堂记录,不仅打动了来自苏州、湛江等地的许多学生家长,也重新点燃了业内对于语文教育话题的又一轮反思。在各大教育类网络论坛上,许多同为语文教师的“战友”们在读过此书后“陷入痛苦的思索”:如何让学生这只鸟儿,从语文应试教育的笼子里飞出去?     很多固定我们灵魂的工作,事实上是从语文课开始的     和史金霞一样,作家苏小和曾经也是一名语文老师,“捏着粉笔头,带着孩子们总结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回想起那段教书经历,这位作家想到了四个字:“度日如年”。     很多语文教师对这种感受都不陌生。史金霞的同事、语文教师刘会一度认为,教语文的自己不过是一个“高级文字搬运工”,从网络上搜罗课件,对照着教学参考书的答案,然后站到学生面前复述一遍。     “那么多标准答案,要把孩子们训练成统一的面孔,统一的发型,统一的赞美,还有统一的悲伤。这种固定我们灵魂的工作,事实上就是从语文课开始的。”苏小和说。     在史金霞看来,现在很多语文课其实是一项体力劳动,机械地重复、积累,不致力于培养人,而致力于“制造”产品,“这不仅不能使人心向善,反而在加速人性的堕落”。     而她理想中的语文课,应该“成为学生的梦想和快乐的期望,成为思考开始的地方,成为心与心融会交流的家园”。     原本,一篇《西厢记》的《长亭送别》节选只是一段列入考试项目的文章,史金霞的课却将这段折子戏变得有滋有味。上课时,这位喜欢音乐的老师不仅用上了黄梅戏的《西厢记》选段,还融入了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阿牛的《桃花朵朵开》以及刘若英的《分开旅行》……     听着歌曲,对照着课文,这名语文老师带着十五六岁的学生们思考:莺莺是不是在担心张生“移情别恋”?在不同的时代里,女子在爱情中的地位有什么变化?     “所有的教学目标,都可以被糅合在这么有趣的课堂形式当中,不知不觉、细水长流、水到渠成地完成。” 江苏扬州中学的语文教师王舒成这样评价。     而史金霞对“小溪”的选择没有禁区。最近,她看中了美国电影《妈妈咪呀》,打算拿来作为一个热门话题的由头——两性。在她看来,虽然这部电影讲了一个“很八卦的故事”,但“内容非常干净”,适合让孩子们面对这样的话题。     “只要把学生的成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考量,不管教什么内容,都会呈现出不拘一格的精彩”。史金霞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影响到其他同行,“敲开他们的门”,让他们从为了应试疲于奔命的怪圈中走出来,“改变一个老师,会改变不知道多少孩子”。          这个时代做教师,如果你不肯遵循常识,不尊重真实,是会被学生耻笑的     和史金霞一起走在校园里,很难判断出身边这位究竟是不是老师,因为时不时会有迎面而来的学生笑着跟她打招呼:“嘿,霞姐!”     他们的“霞姐”个子不高,穿上高跟鞋身高才和她上初二的女儿差不多,顶着洋娃娃一样的大波浪卷发,在随处可见带眼镜的人的校园里,她总用一双圆圆的大眼睛看着学生,叫着学生们的外号。     “我记不住学生的成绩,也从来不去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学生们写来的随笔。”随笔几乎是史金霞的语文课唯一的作业,在这里,学生可以畅所欲言,写书摘,写影评,甚至记流水账,唯一的要求是“真实”。     “我最喜欢改作业了,这就是在读青春故事。”史金霞边翻看学生们的随笔边笑着说。     这其实就是一个师生交流的纸质平台。在这里,学生写的大都是“不能跟父母说的话”——最近喜欢看什么电影或者电视剧,暗恋的同学有什么新进展, 甚至还有学生直截了当地表示,“我真的很想喝酒”……     他们把心思一股脑儿写给“霞姐”,而这位“知心姐姐”还会跟他们互动,帮他们出主意,听他们的看法。     “作为过来人,我也曾经和学生一样年轻,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史金霞说。     这位女老师对学生的体谅打动了同为老师的王舒成:“这本书对我的意义,最重要的不是教法的借鉴,而是教师的人格养成。”     让他印象最深的例子是,当班上同学一起朗读课文时,其中一位同学因为读得很慢迟迟不能结束,史金霞没有打断他,而是一直等待他,直至这节课接近结束。     作为同行,王舒成一方面觉得这节课非常“奢侈”,因为没有“讲”什么;但“细想其效果,则又非常惊人,同学们学到了尊重差异,学到了欣赏和包容,可能会影响有些同学一辈子”。     而除了体谅学生,更让史金霞在意的是学生“智慧上的健康生命和健全人格”。她觉得,一堂好的语文课,“一定是对学生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课”。     这个19岁就登上讲台的女老师常常为自己感到遗憾:“在自己最好的年华,十七八岁的时候,求知若渴,没人引导,读了一大堆垃圾书。”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学生拓宽眼界,她专门给学生们列阅读书目,其中不仅有司马迁的《史记》,还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何伟的《寻路中国》、龙应台的《目送》,以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等。     史金霞还给自己的阅读课立下了“四要四不要”作为规矩:“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认识,要敢于提出异见,要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有根据的道理,要突现自己个性的智慧,动自己的头脑,而不依赖他人。不要迷信书本、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老师,尤其是不要意图在我这里找到唯一的标准答案,我的观点只代表我个人。”     在她的推荐下,一些高二的学生开始关注书本以外的大千世界,有人已经开始读哈耶克的专著,也有人在看过《史记》后写下了题为《我们该如何书写“历史”》的随笔。在课堂上,学生们则会主动就毒奶粉事件展开讨论,在随笔里写下对奥巴马执政理念的看法。     “在一方天地中的我们是被囚禁着的思想者,因为有敬畏,因为有约束,我们才更应该思考。”史金霞的学生宋越在随笔中如是说。     “这个时代做教师,如果你不肯遵循常识,不尊重真实,是会被学生耻笑的,学生会看不起这样的教师。”史金霞说。“教师要摘下虚幻粉饰的眼镜,恢复自己的常识判断,养成批判思考的习惯。”     一位学生带来史金霞的书,希望老师为他签名题词,而史金霞则写下了自己对学生最大的期许:“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与自己愿望大相径庭的力量在步步逼近,而她在用自己的力量一点点反击     可是,即便是在史金霞所在的中学教师办公室,人们讨论的仍然是另外一个重要话题——分数。     作为同行,王舒成觉得,语文,以至于整个中学课堂,“对苦读模式的认同和模仿到了扭曲的程度,是当今教育界的一种时尚、一种标杆,现实对大多数教语文的来说,是那么沉重,以致于他们常常拖曳着镣铐,忘记了跳舞”。     史金霞也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处境。几年前在一所民办学校教书时,有一次学校的教研室进行调研,因为史金霞的课程几乎从来不考试,她把一些学生随笔和读书笔记交了上去,结果,教研室回复,这不算数,他们想看的是学生的考卷和分数单。     同在应试教育前线的王舒成不禁发问:“史老师在书中营构了一个理想教育世界,那只笼中的鸟,在如今越发恶劣的教育环境下,真能自由飞去吗?”     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时常困扰着史金霞。在此前任教的民办学校她曾遇到过一个被班主任批评得直掉泪的女生,被批评的原因是“看杂书”,结果她打开一看,正是自己推荐给学生的《苏东坡传》。     “我不能三年语文课都为了一个分数。我不想用野蛮的愚蠢的手段获取分数,而且,比分数重要得多的东西,多得是。”史金霞说。     事实上,在史金霞所负责的班级里,学生们的语文成绩并没有因为语文教师讲课的“不拘一格”而受到拖累,因为“好玩”爱上语文课的学生们常常会拿到全校的最高分,而班级平均分也会在高考时拿到第一名。     视胡适为偶像的她把自己的这种坚持称为“温和的改革”,“与其跟体制决裂,不如多去推动它,改变它”。     “我相信教师这个群体并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在这个体制里需要生存,必须要先拿出环境想要的东西来向别人证明,我这个方法是对的,让这种方法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史金霞说。     但是,与自己愿望背道而驰的力量依然在一步步向自己逼近,而史金霞也在用自己的力量一点点反击。     “生活有很多种,既然能够站着把分数拿了,就不必跪着、趴着。”史金霞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最年轻的日子里,能有一个最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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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中国青年报:309家电视台被涉嫌敲诈背后

一些县市级电视台逐利 虚假广告泛滥 本报记者 洪克非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2月03日  07 版) 罗秋林等人的举报已经得到了公安部门的积极回应。本报记者 洪克非摄   今年春节期间,湖南律师罗秋林等人将一封举报信寄往国家公安部。   他们在信中称,他们举报的300多家电视台涉嫌虚假广告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罗秋林是成都职业打假人黄勇的辩护人。   今年46岁、家住成都市成华区的黄勇(化名刘江)在四川省内比较有名。因曾与著名职业打假人王海、叶光等人数度联手,有了“成都民间打假第一人”之称。   2011年8月19日,黄勇因涉嫌敲诈勒索被重庆万州警方刑事拘留。   当年年底,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黄勇发现全国各地许多电视台播放的医疗类广告存在夸大疗效等违法行为,遂产生利用这些电视台害怕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而获取利益的想法。随后,黄勇分别安排被告人胡海天、莫天和、颜超文3人到其指定的省市获取当地电视台播出的医药类广告的证据,黄勇制作针对该电视台违法广告的举报材料并邮寄到主管部门。在与各电视台的联系中,黄勇就以举报该电视台相威胁,向其索要钱财。被告人黄勇、胡海天、莫天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索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黄勇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胡海天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莫天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罗秋林等人认为,在一审判决书中,案件涉及到的10个省的309家电视台涉嫌播放虚假广告,应当严肃追责。   这场颇受争议的案件至此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职业打假人向300多家电视台“索赔”200多万   据黄勇供述,从1996年他开始打假,索赔收入已达到2000多万元。他是个人行为,没有办公司,只是私下请了11名员工。他们主要是分头帮他到远点的地方购买药品或者到当地电视台去录制违法广告制成光盘,然后他在网上写举报信,员工再在网上下载后分别寄给有关电视台,统一以他的名义索赔。黄勇给他们的付月薪,4000元至1万元不等,谁跑得多就得的多。   2009年三四月,他到万州区找一个宾馆住下,在房间打开电视机专门看万州区电视台的广告,然后将摄像机连接在电视机的机顶盒上,让摄像头将这些广告自动录下来。然后他通过自带的手提电脑将广告内容制成光盘。   第二天,他到当地药房花了几十元买了万州区电视台广告中播出的药品,他心里清楚这些广告有虚假内容。之后他制作了10封举报信分别寄给万州区区委、政府、人大、宣传部、工商局、药监局、广电局等,并在给3个主管部门的举报信中附了广告光盘。同时他在自己开设的“刘江说法网”上也将万州区电视台的违规违法行为公开。   他回成都大约一周后,万州区电视台广告业务承包人王勇打电话给他说,万州区电视台已受到有关部门查处,已停播广告,王勇代表该电视台愿意找黄勇协商解决,问黄勇多少钱合适。黄勇就说赔偿1万元。经一番讨价还价,王勇给他的银行卡打了8000元。他核对后就在“刘江说法网”上将举报内容删除了。   2010年,他又到万州区通过同样方式举报了万州区电视台同样的违法行为。后来王勇打了6000元到他的建行卡上。黄勇说:“我虽已将万州区电视台的违法行为举报给有关部门,但承包人王勇如果不付钱给我,我又会举报该台接受处理后再次出现的违法行为。”   据他供述:他的索赔模式是他自己或者员工到全国各地电视台刻录电视台的广告内容,再书面指出广告中的违法行为。此后分两种情况:一是没有与他打过交道的电视台,他在“刘江说法网”上制作出电视台的违法行为举报信,然后寄给当地工商、药监等主管部门,要求这些部门查处电视台的违法行为,过后电视台一般都与他联系,他才谈他作为消费者有权要求索赔,对方一般都是与他在电话中协商解决索赔的事,说好后他就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发过去,对方就把钱打到他账上,随后,他就应电视台的要求在网上删掉举报信。二是以前跟他打过交道的电视台,他就制作一份严正声明函,然后将光盘和声明函寄给电视台,同时在“刘江说法网”上制作电视台违法行为的警告书。他在声明函中指出电视台的违法行为,希望电视台自查自纠,并叫电视台在3日内承担他作为消费者的赔偿义务,否则他按程序举报给相关部门。一般情况下电视台都给他回了信,也协商好了索赔的事。没有回复的他就网上举报,同时将举报资料寄给几个主管部门。   通过这种方式,黄勇等人共向全国309家电视台及广告经营单位进行敲诈勒索。从2008年6月至2010年8月,黄勇等人以举报相威胁的方式,共向河南、山东、四川、江西、安徽、湖北、贵州、云南、江苏、福建等省的309家电视台索取资金共计242万余元,涉案多达300余起。   记者发现,黄勇等人每次索取的资金几千元到3万元不等,有的电视台出具的证明中说是奖励或劳务费。   黄勇说:“电视台要生存就必须靠打广告赚取巨额收入,要想收入多,有违法行为才能赚取更多的钱。电视台一旦受到处罚,必须停播,还要遭受巨额罚款。相反,电视台如果愿意给我一些钱把我举报方搁平了,电视台回头可以找相关主管部门搁平违法行为不受处罚。我将电视台的违法行为录制成光盘,还要到药店购买广告中的药品,通过这种行为,我才会与药品的生产方、广告方产生法律纠纷,我才有索赔的法律理由。事实上药品买来后我并没有服用,有的丢了,有的放家里。”   记者了解到,从黄勇等人处扣押的现金,已有近30万元发还给相关电视台。    一些地方电视台虚假广告泛滥   黄勇涉嫌敲诈案判决的前一天,重庆发布广告监测警示公告,称医疗服务广告违规最严重。   该文指出,重庆市工商局近期对市级新闻媒体发布的广告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有22个涉及医疗、美容 、教育培训等多个类别广告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涉嫌违规广告中,医疗、美容类广告占了约一半以上比例。广告夸大治疗效果,欺骗和误导消费者;有的广告利用患者、卫生技术人员的名义作证明。其中不乏市内大型医院。重庆市工商局已责令相关媒体停止或暂停发布,并进行立案查处。   而一些职业打假人录制的素材更为惊心。   因工作关系常在各地出差的职业打假人刘殿林团队电脑硬盘中有数百个小时的电视台违法广告资料。“里面有几十个市县电视台的。”刘称,尽管早已不再从事流通领域的购物打假,但是职业习惯让他们总是无法停手。“那种广告到处都是,虽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作为资料也无不可。”   他指出,黄勇案是一个绝佳的证明:数百家电视台存在严重的违法甚至犯罪的刊播虚假广告行为,那些提供证据证明黄勇等人有罪的电视台,也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   “案子结束后,我向法官提出了质疑:为何打假人被押到法庭上?而发布(虚假广告)者却逍遥法外? 这样的判决会让虚假广告更加泛滥。”   一法官立刻告知,已经有一个电视台广告部的负责人被警方刑事拘留。   罗秋林证实,在去年7月该案第一次开庭时,重庆警方派员旁听时很快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却反映了更多问题。”罗称,打开电视,现在到处充斥的都是令人恶心的、充满欺诈的、吹嘘得天花乱坠的医疗广告。以前国家是5部委联合治理,后来是10多个部委上阵,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很多地方电视台对非法医疗药品广告的播出,仍然有恃无恐。这其实反证了广电局、工商局、药监局的行政不作为,以致于让媒体刊登的违法医疗广告泛滥成灾。   他说,他们已经寄送了几百封举报信,向黄勇案中涉及的309家电视台所在地的工商、广电、公安、药监部门控告电视台的虚假广告行为,同时寄信要求检察机关追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部门对虚假广告的监管渎职责任。    地方电视台的生存困境   1月30日深夜,曾在多家电视台任职10多年的文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在上世纪末,很多地市电视台甚至县级台开始了改革的步伐,很多地市台由最初的一两个台拆分为四五个频道,原来相对封闭的电视媒体开始从社会上大量招人,并分成局聘、台(频道)聘、部门聘、栏目聘等方式管理。   频道数和职工人数倍增,相应的房租水电、设备维护、管理费等开支都大量增加。而经费来源只有广告一条路。   更重要的是,随着央视众多频道节目的落地和各省级卫视的上星,品牌广告的蛋糕中,地方电视台的空间日渐狭小。   而人们关注得更多的是一家媒体的收入有多少?作为一个频道(台)的负责人,一旦收入很多,地方的宣传部、广电局领导,甚至县市长书记都要高看一筹。这种氛围之下,作为媒体的一方,生存和求政绩的本能容易突破职业道德的束缚。   “我如果还在原来的台里,可能也是广告员了 。”他笑道。   现在央视工作的刘女士对文的说法表示认同。   她回忆,上世纪90年代在地方电视台工作时,最让她头疼的就是广告。“一个专题部10多个人,工资奖金都是我负责,压力巨大。”她说,台里对报道还是看得比较重的,骨干人员没有广告任务。但坚持了四五年后,手下的记者有的去了省电视台,有了改行做了报纸。到最后,自己也投奔央视。   “我们地市级台尚且如此,县里就不用说了。有些省里,几十甚至上百个县级台的新闻加起来都不会比湖南卫视一个新闻节目的收视率高 ”她说,个人认为,从新闻资源、传播效率和广告市场而言,县里一级没有必要设电视台,遑论开办更多频道。   对于有关执法部门为何监管非法广告不力,她认为,这是部门利益妥协的结果:媒体的广告播出依法受到监督,但很多执法部门同时也受到媒体监督。   一个例子是,本世纪初,刘所在的电视台车辆被交警部门查扣处置。深感不满的台长下令派出若干小组每天报道交通混乱状况和交警不作为等新闻。不到一周,交警支队就扛不住认输,并主动与该台合作,投资数万元开办交警宣传栏目。   刘殿林则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有一个任职广电局长的朋友,原来在任教育局长时对电视中性病、美容等非法广告深恶痛绝,经常开会提意见。任广电局长后,则态度大变。“我要他管管这些(广告)。他却说,没有了,他晚上睡不着觉。”   本报长沙2月2日电 原文: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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