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

这些医护人员身着简单的防护服战斗在抗击“非典”的最前沿。 2003年4月26日，一位香港居民在入港检查时未能通过红外线扫描，正在进行第二次体温检查 2003年4月27日，参加芭蕾舞课程的孩子们戴着口罩练习舞蹈。 2003年5月，张宏病重，妻子丰慧紧紧抓住他的手。 2003年5月10日，北京煤炭总医院的一位护士在抗击“非典”的一线度过自己的生日。 2003年5月14日，在杭州市中医院发热门诊就医的两位感冒患者正急迫地察看自己的X光片中有无肺部感染的迹象。 2003年5月15日，北新桥街道居委会代表王女士正在社区巡视。 003年5月18日，北京市首支社区居民环境整治应急小分队在八宝山街道成立，负责社区的环境监督、清理和消毒。 2003年5月30日，一位妇女乘地铁时用棉纸垫着握杆以避免感染SARS病毒。 2003年5月30日，北京地坛医院的护士为病人刮完胡子后，还细心地找来镜子让他提振精神。 宣武医院呼吸科主任聂秀红（前中）和同事们一起讨论患者病情。 2003年5月11日，武汉市同济医院的医护人员在隔离区过了一个特别的母亲节，护士沈勤半个多月来第一次看到6岁的儿子。 2003年5月，北京小汤山医院建成，专门收治“非典”病人。 2003年5月15日，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医务人员送别康复出院的“非典”患者。 2003年6月11日，加拿大多伦多综合医院，两名穿着SARS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从救护车上抬下一名病人。 2003年5月16日，大批抗“非典”物资运往小汤山医院。 2003年7月4日，上海市民在新天地的街道上点燃了上万支蜡烛，拼成“别了，非典”和“BYE-BYE SARS”的字样，以这种方式告别SARS和祈福未来。 2003年9月16日，一位母亲带着女儿离开曾为SARS医院的玛嘉烈医院。 2004年1月6日，广州市森林公安在新源禽畜批发市场查获86只果子狸。 2004年11月19日，为测试香港政府应对突发传染病（如SARS）爆发的反应能力，香港新界警务战术中心举行了代号为“枫树”的演习。 2004年3月6日，北京市科兴公司的生物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加紧生产“非典”灭活疫苗，为即将进行的人体试验做准备。 2004年1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前来视察广州的野生动物市场，确定是否还有果子狸售卖。 武震，10年前，她26岁，是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医院的内科护士，为考北大医学部的“专升本”，被派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因2003年4月10日晚上接诊了一位“非典”患者，而被感染。10年后，2013年2月27日晚，她接受了全髋骨置换手术（因非典后遗症——”双股骨头无菌性坏死“，进行的第四次手术）。她在北京各大医院间辗转治疗，已经成为她这10年间的生活常态。 2011年12月9日，患“非典”后遗症骨坏死的方渤在接受治疗。 来源：http://www.acfun.tv/a/ac615511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攝影 /楊抒懷 我們，13億人，曾共同面對非典帶來的恐懼，抗擊超級病毒帶來的死亡威脅。而他們，非典後遺症患者 ,承受了最終的痛苦，以及此後的折磨，還有絕望。北京登記有非典後遺症患者大概 300多人，中重度抑鬱症患者達到 39%，80%因病離崗，60%都出現了家庭變故。他們被社會遺忘了十年，依然在生存線上掙扎。 方渤 61歲，2003年 4月 16日入院，5月 26日出院。家中 9人患非典，2人去世。 非典之前的方渤，是一個熱愛生活的廚師，而非典之後，他變得敏感、暴躁。極端的時候，曾用還沒喝完的酒瓶子砸自己的腦袋。妻子去世，兩個女婿因為非典後遺症離開正常生活軌道，家中兩對小夫妻離婚，小女兒遠嫁東北不願再回北京。家全散了，每年的春節，他就去住院治療，因為無法面對春節的那份屬於別人的歡樂，方渤和別人聊天的時候突然說着說着就哭起來。非典之後，方渤成為非因公感染者後遺症群體的聯絡人。目前，他的雙腿股骨頭已經出現了大面積壞死。 李書元 李書元從首鋼下崗後開起了計程車。2003年，他在送兩名患有非典的乘客去佑安醫院時被感染，在確診後被單位開除，現在已經喪失勞動能力。李書元說：「這就是命，被我趕上了，指責他們，沒有什麼理由……」 非典餘劫 文 /倪志剛 一場超前劫難之後，一直在主流社會中如魚得水的楊志霞的生活偏離了軌道。由被人稱為女強人，到如今她的生活圈子萎縮成家和同命相連的那個圈子——這個圈子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身分： 非典後遺症患者。 非典消失十年之後，留下北京300多非典後遺症患者，提醒人類它們曾經的存在。骨頭壞死，肺纖維化，抑鬱症，這是非典後遺症者最共同的三大問題。 多年之後，由於免疫力下降等原因，他們中的很多人又患上其他多種病。非典後遺症剝奪了這群人的健康，也剝奪了他們創造財富的可能，剝奪了他們的社會關係甚至親情、愛情，摧毀了他們的希望。在日復一日令人窒息的生活中，曾經相愛的人甚至互相折磨、互相傷害。 患者張金萍的婆婆患病，她自己骨頭壞死又患上多種病，之後她的女兒又發病癱瘓……絕望的她數次準備自殺，強行與丈夫離婚，但在女兒癱瘓後卻堅定了生活的勇氣。還有一位母親，在巨大的生活反差中不能自己，一度把怨氣發洩在女兒身上，令女兒幾乎患上抑鬱症。還有一個妻子，在家小心翼翼，生怕自己被丈夫拋棄。還有一個弟弟，每年不能去看望自己的同胞姐姐，都是姐姐把他約到外面見面。還有一個母親，自感自己過世後無法照顧智障女兒，只能滿足女兒目前任何能滿足的要求，尤其是食物，導致女兒胖到 200多斤。她令人窒息的絕望更在於，她希望自己的女兒早她先走，以免無人照顧。 「中國有句話叫『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但是我們呢？」一名患者如此發出絕望的疑問，令人不忍面對。 我們，13億人，曾經一道面對非典帶來的恐懼，曾經共同抗擊超級病毒帶來的死亡威脅。而他們，非典後遺症患者，則承受了最終的痛苦，以及此後日復一日的折磨。還有絕望。 他們被社會遺忘了十年。他們仍然在生命線上掙扎。 他們是否，還將面對這種遺忘？ 王立剛 北京市懷柔區廟城鎮人，農村戶口。2003年 3月，王立剛一家 5口在 2003年不幸感染非典。非典令他雙側股骨頭壞死，雙側股骨幹壞死，雙側脛骨壞死，再也不能幹重體力活。王立剛的妻子姜紅豔感染非典時已經身懷 8個月身孕，不得不在出院後打掉了。為了治病，他們將家裏值錢的東西全部變賣。 王英 58歲，2003年 4月 1日入院，8月 23日出院。家中11人患非典，4人去世。 入院前在街道辦事處工作。現在肺也不好，腿腳行動也不便，總有一天就動不了了。說到這裏王英很無奈：現在社會競爭激烈，孩子一個人在外面打拚不容易，老了，病了，孩子總要回來照顧你，俗話說「老人身體好，兒孫撿到寶」，「我這身體不好，會影響到孩子們的工作」。這是王英目前最擔心的事。「很多時候我都是一個人去看病，現在上醫院，我就從來不敢說我是得過非典的。有一次我去 263醫院檢查，醫生看我的片子，說我的問題主要是心肌供氧不足，導致心臟病發作。問我原因，我猶豫半天說了我得過非典，那個醫生好像就是本能的倒退一步。」 傷痛的時間囊 文/ 廖偉棠 忽然十年便過去——周耀輝這個書名，最適合形容2003-2013 的變遷。非典十年，張國榮逝世十年，中國由惶恐噤口到迷亂喧囂的十年，陳冠中的《盛世2013》已經由科幻變成現實…… 都是痛。最痛的是非典病魔中的幸存者，別人眼中的忽然十年，他們是度日如年，仿佛三千六百年在他們身上蹂躪、難去。 攝影保存記憶，自有它的惻隱之心，我們的照相機會選擇我們願意面對的瞬間，但紀實攝影要求直面他人的痛苦，而不是旁觀、甚至粉飾或消費這種痛苦。當代攝影要求的直面，更不同於傳統新聞攝影的殘酷紀錄，它要求影像本身的複雜性——複雜帶來對攝影主題和攝影本身的反思。 非典十年，我們需要從影像中獲得什麼反思？ 十年前，最震撼我們的非典紀錄，來自盧廣——這個不會錯過任何焦點的冒險家。他的影像之深刻在於彌漫其間、無所不在的冰冷，藍調子、灰調子，層層防護下洩露出來一個眼神或手勢，只證明着死神的強大。十年後，陸續也有不少關注非典後遺症的紀實攝影作品，比較矚目的是女攝影師張立潔拍攝的《非典後遺症》系列，正方形片幅裏安穩地注視着鏡頭的人，力圖掩飾自己與「常人」之間那一點隱密而沉重的界限，這組照片以其穩重從容打動了觀者，曾獲得多個紀實攝影獎，張立潔也獲得紐約國際攝影中心2009 年度INFINITY 年輕攝影師提名。 但是最近我看到、並為之動容的一組照片與張立潔的表現方式很不同，那就是湖南攝影師楊抒懷拍攝的《非典餘劫》。如果說前者是極度委婉，後者就在一樣的靜止中營造出憤懣的張力，甚至不需文字來協力。時間的凝定對於攝影來說不在話下，時間的流變則如何？楊抒懷選擇的是影像內部的乘法。 非典幸存者會領取傷殘證書，證書的影像被放大投影到幸存者背後，部分光線和陰影籠罩了幸存者。人被他的身分決定，這一殘酷定律被如此直觀呈現出來，2003 年之後，就是這一紙證書取代了他們在2003 年之前的存在認同，非典後遺症「攜帶者」帶來的未必是同情，在這人與人日益隔絕的國度，這身分成了隔絕的更佳理由，巨大的證件影像壓在人的臉上、肩膀上、背上，成為重中之重。 甚至受害者自己也與自己隔絕。細看影像中的兩張面孔，它們來自同一個人，卻已經一去不可再見尚存的神采。非典剛過的時候照的證件小照中，人還依稀帶着憧憬，甚至幸存的輕微喜悅，但十年後就只剩下滄桑、倦怠與絕望，臉上多出來的細節，仿佛十年所有的磨損都被記載其上了。更有甚者手捧亡夫亡妻的遺照，對影成三人卻不知從何說起，只覺得影像四周的黑暗在合攏，把生者與死者都收藏於小黑框裏的小小時間囊裏。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攝影師為之留存的，是這「茫茫」，如決然大氣，一拳捶擊在生命的胸口那樣的憤懣。這樣的影像不抗議，就像卡夫卡任職保險職員所繪畫的工傷殘手圖像一樣，它只是幽然作證。 楊志霞 （左 55歲）李桂菊 （中 55歲）劉秀芬 （右 49歲） 她們拿着丈夫和父母的照片一家人在一起合影。相片上的人都感染非典後去世。目前她們都患有多部位骨壞死、肺功能障礙和精神抑鬱症等非典後遺症。楊志霞說，雖然病痛一直在折磨她們，她們要堅強生存下去，平常她們幾個都在一起，知道她們得過非典後很多人都對她們很敏感。 李桂菊 55歲，2003年 4月 15日入院，6月 19日出院。家中 9人患非典，4人去世。入院前從事業務主管工作。李桂菊，三級肢殘人士。根據北京市衛生局公布的免費治療標準，只有股骨頭壞死程度達到二期的病人才能夠進入免費治療的名單，因此，按照這個標準，家中只有李桂菊一人能夠享受免費治療。所以每次李桂菊都懇請醫生開最大量，然後回家三個人吃。 王鍵 現在的王鍵身體很虛弱，左腳抬起來已經非常困難，坐久了渾身都疼，目前身上多處骨壞死，現在靠領取低保和殘疾補助度日。 攝影師手記文 /楊抒懷 十年前非典襲來，我只是一個讀大二的毛頭小子，十年後，我已是中年已婚微胖男。十年間有太多故事，能讓人記住的東西不多。但我清晰記得當時人人自危，學校封校，出門戴口罩，大學輔導員每天給我們測量體溫，一有發燒的同學馬上隔離。 作為圖片故事，好的形式就是成功的開始，形式即內容，加上我們是異地作戰，在有限時間儘量做到完美是我面臨的最大困難。講故事和環境肖像，北京本地媒體人已做得非常好了，所以我必須找到合適的形式。這其實是一種討巧。北京太大，把這些人聚在一起太難了，來北京前兩天都沒有拍攝，一直在想用什麼樣的形式才能更好的表現這個選題。和他們聊天時無意發現他們的殘疾證，十年讓他們從一個正常人變成殘疾人，殘疾證就是最好的證明。這些證件照都拍自非典前，可以看出十年前未經歷這場災難時的神采飛揚，眼神裏還有希望。而十年後拍攝時，神采和希望都已消失，整個人暗淡絕望。北京登記有非典後遺症患者大概 300多人，中重度抑鬱症患者達到 39%，80%因病離崗，60%都出現了家庭變故。他們被社會遺忘了十年，依然在生存線上掙扎。 楊抒懷小檔案 1983年生，《瀟湘晨報》首席攝影記者。喜歡關注普通民眾生活。曾獲2010年金鏡頭年度圖片，2012年「亞洲十佳先鋒攝影師」。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