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选荐】 张铁志，曾参加Co-China“我在中国”论坛第二十二期——音乐改变世界？文章《让子弹飞——台湾选举中的暴力与黑金》收录于选出来的民主？——一五一十周刊第36期，《台湾人的公民素质从哪里来》收录于也说民主与素质——一五一十周刊第43期。   推荐书目： 《国家与社会革命》 这本原先出版于1979年的书，打破了过去以社会条件（如现代化理论）为中心的革命理论，而把焦点放在国家能力，包括财政和镇压能力，并且认为这才是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这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此书是研究民主转型的经典著作，案例包括南欧、拉美和中东欧，几乎是此前政治社会学界关于民主化研究的集大成。讨论了转型路径、政权型态如何会影响民主化的结果。 《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 在革命与改良的辩论中，台湾的民主转型体现了一种难得的“宁静革命”，亦即一个渐进式的转型。这本新书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台湾政治与社会学者，对台湾民主转型提出了各个面向的讨论，虽然其中某些文章的论点未必都让人赞同，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来论】 潘浩宇 ： 革命和改良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我们要知道，手段是为解决问题来服务的，至于运用什么手段来解决问题，主要是看问题。手段之间有优劣，问题之间有差异，问题的差异性就需要我们在运用手段的时候，选择最适合解决我们问题的，在说的深一点，需要看国情，看我们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就像托克维尔说的，美国的宪法，墨西哥生搬硬用，墨西哥也出不来美国的宪政。 法国的问题，选择的是革命的手段，以卢梭右手之称的罗伯斯庇尔这些雅各宾人，从平等出发，从人民主权出发，以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导致的结果是革命埋葬了自己的孩子，人人平等，变成了代表的平等，变成了阶级的平等，最终以拿破仑恢复帝制来解决问题，从专制走向了皇权，革命带着对专制的厌恶，对恐怖的迷恋，最终走向了对强权的拥抱。因而，法国大革命很多时候成为了我们反对革命的一个佐证。 美国的问题，五月花号承载的流民都是新教徒的信民，而不是一帮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完全的无神论者，有信仰就有敬畏，有敬畏就有妥协之心，另外潘恩的《常识》作为革命的纲领，所以北美的革命，信奉的是北美的国王即法律，争取的是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当然北美还有乔治 华盛顿这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以上这些因素，使得北美的革命最终走向的是伟大的妥协，造就的是北美的宪政。北美革命很多时候成为我们支持革命的一个依据。 前苏联的问题，由于受斯大林-列宁主义影响深远，白色恐怖+颠倒黑白的宣传使得民众犬儒化，懦弱化，再加上统治者对控制局面的力不从心，于是体制内的强权人物戈尔巴乔夫，走了一步拯救宪政埋葬党治的休克时治疗这一棋，避免了前苏联的革命动荡，壮士断腕般地推进了前苏联的民主化，但缺少法治的传统，以及转型过程中没有建立起很好的约束机制，改良的前苏联，新生的俄罗斯在宪政和民主化得轨道上走向了权威主义的路径，催生了很多政治寡头和经济权贵，如普京和石油大亨阿布这些的人物。俄罗斯的不成熟宪政转型，为我们支持改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还有台湾和东欧有些国家的转型，也是我们借鉴的很好案例，至于篇幅的原因，这里就暂时不说了。另外这里插一个话，以上这些都是为我们解决问题借鉴的方法，都是对于我们目前问题的种种可能解，至于能不能解，当然可以，不过我们需要的不是众多的可能解，我们需要的是众多可能解中的一个最优解，借用博弈论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纳什均衡。 邹谠在《20世纪中国的微观和宏观政治》里说的，中国没有妥协的传统。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历史的周期律里面自己打圈，走了几圈，又回到了原点。另外我最近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结论是，中国人向往法治，又喜讲人情，向往简朴，又讲究排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崇尚中庸，又在关键事情上好走极端，总之中国人是复杂的人。我们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度，再加上我们又是这么复杂的人，这两个一加，相权之后，由此感到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复杂。 没有妥协的传统，使得零和博弈成为常态，阶级斗争的思想余毒，消逝了思想的多元化，使得思想站队成为一个结友树敌的关键。复杂人性，使得国人很多事情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制度设计得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就跟吴思说的一样，中国人玩的都是潜规则，说的是明规定。 在所有的时候，你可以欺骗一些人，当然你也可以一些时间，欺骗所以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以得时间欺骗所以的人。现在乌坎人民用行动告诉了我们，我们要玩就是要玩真的，人大代表就是要人民选，人大代表就是要为人民，我们不仅需要在制度设计和名义上，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也需要人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政府的人事和财政必须由人大来解决,党委和组织部必须退位,实现邓小平说的党政分开。 乌坎的模式为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没有选票，而是我们没有把选票变为真的，汪洋书记在两会上也有过表示，需要好好研究乌坎的模式，再进行大范围的推广，即使他说乌坎的模式没有新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家的执政党，最终解决中国宪政转型问题，又回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论上。乌坎问题的解决，走出了一条适合我们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法。就像胡适说的一样,争自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乌坎人民争自己的选票也是在争取国家的选票。 邓小平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其实这里可以稍微加上几句话，不管什么制度都是需要人来执行的，如果好的制度，没有人执行，那么好人也会变坏，制度之争还是人之争，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制度不好，我们就慢慢改，好的制度没人执行，我们就加强执行，制度和人，需要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制度不是万能的，人也不是万能的，好的制度加上有人很好的执行，那么这就接近万能了。   【余谈】 相关周刊 ：再谈革命与改革——一五一十周刊第44期 编辑 ：柏蔚林 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对于一些原本已经固化的概念开始重新思考。这一进步的重要意义，早晚将会体现出来。与不少人想象中的“革命”的轰轰烈烈相比，似乎“改良”是一个很有些畏畏缩缩感觉的概念，大体上等同于“投降”或者“妥协”，因而为很多人所不屑于谈及。而且“革命”往往被认为更能改变历史前进的轨迹，并被赋予了更多道德层面的正面含义。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解，都是一些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想当然，也已经开始受到广泛的怀疑。 如果回首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次次“革命”及其后果，恰好是对“革命”这尊神像一次次不折不扣证伪的过程。哈佛学者裴宜理极为精准地指出，如果仅仅是针对“人”，而不是控制整体社会结构的“原则”的行为，不构成革命。这样的解释完全颠覆了常规意义上对于“革命”的解释与理解。也就是说，暴力之下的政权更迭，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仅仅是一个统治集团取代了另一个统治集团，就不能被定义为革命。而在另一方面，“改良”却有可能做到暴力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协商与合作，达成改革社会弊病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良”才是真正的革命。 本文是一五一十周刊第51期特刊的文章，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edf668f8f9cf7f2 。

刘学伟：中国已经到了西式民主和革命的边缘？ 作者：刘学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5 9:23:52 阅读量：5289次     中国的官方报纸《环球时报》英文版上刊登了一个让西方人感到正中下怀的民调。 　　http://www.globaltimes.cn/NEWS/tabid/99/ID/699684/Majority-of-public-call-for-deeper-reforms-poll.aspx 调查由下属《环球时报》的环球民调中心于本月4-11日在中国的七个城市中15岁以上的人群中按配额法抽样1010人进行。 　　调查结果表明，80.9%的受调查者认为改革是成功的。但93.9%的人呼吁政府进行更深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 　　其中近半市民认为，国家目前的社会条件，是改革的主要驱动器。约三分之二的受调者认为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主要障碍。 　　约有60.2%的受访者同意在该国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但71.8%的人不知道政治改革的真正意义何在。 　　近20%的参加者，大多是在30-50岁之间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表示在该国的改革停滞不前。 　　62.5%的受访者认为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主要障碍。 　　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改革的深化，不担心不稳定。其中80%对今后的改革有信心。 　　以下是评论：这个民调在西方引起轰动，法国多家报纸大幅转载，并加以长篇评论。他们主要瞄准了这两项数据：有63%的中国人希望西式民主。近半数的人认为中国濒临革命。     请大家看截图。     这两个数据都有被移花接木之嫌。先看第一个数据。问题是：“你对采用西方民主看法如何?”47.9%的受调者的选项答复是“不反对，但不现实。”15.75%“支持这个理念，而且认为它是可以实行的。”19.1%认为这个理念有失于天真。” 9.9%认为是“西方的宣传”。剩下的7.5%没有定见。 　　客观地看，近半数人的意见是“不反对，不现实”。这个态度很重要。他一方面表达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中国民众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从这里我们当然可以发挥出很多更细的不同态度。比如，“我其实很欣赏西式民主，只是中国今天做不到。”比如“那个制度适合他们的情况。但对中国并不适合。”比如“如果把西方的制度与中国的传统好好融合一番，应当会更适合中国今天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我个人的立场当然是第三种。而且我相信持这种意见的人在那47.9%中占多数。 　　这个民调也显示其实支持现在就全盘引入西方制度的人在中国仅占一个很小的少数。这一点西方人就假装没看见了。 　　再来看关于革命。问题是：“你认为中国已经临近革命了吗?“15.1%的人认为是。34.3%的人认为可能。认为不可能的占40.8%。9.8%无定见。这个“可能”是一个模糊的中间立场。如果按照民调的中立习惯，应当这样提问：“更倾向于临近革命”或“更倾向于不临近革命”。这样那个回答可能的人就会分解成两个部分。我们姑且认为是一半一半，即各17.15%。这样倾向于没有革命的就会达到将近60%，而倾向革命者则有32.25%。这个比例就比较真实。但三分之一的人倾向革命，这依然是一个令人忧心的数据。值得当朝的肉食者们拿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来认真寻找化解之道。而那些西方人把表态“可能” 的人都当作支持革命者，似乎也真是唯恐中国的天下不乱啰。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个问题：“改革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我这回真的很欣赏最大一部分国人给出那么一个有学术水准的答案：44.1%的人居然选了现在的社会条件。26.3%选领导人的决心。17.3%选公众的要求。7.8%选舆论压力。4.5%无定见。有意思的是选“领导决心”的人明显多过选“公众要求”。在中国的现状中，这也真的是事实。不过这个事实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就又会见仁见智。那个选“社会条件”的比重那么大，意味这近半数的国人还在耐心等待社会条件的进一步改进，因为这个条件的改善可是急不来的。 　　现在来看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主要阻力?”这个问题国人给出了最一致的态度。62.5%的人说是。我也说是。但是我还是主张与他们妥协，主张赎买。主张走英国式的改良路而不是法国式的革命路。 　　最后我十分庆幸有“80.9%的受访者认为改革是成功的，62%的受访者同意在该国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改革的深化，不担心不稳定，80%对今后的改革有信心。” 这说明在中国革命实在不会是迫在眉睫的选项。 　　但“93.9%的人呼吁政府进行更深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71.8%的人不知道政治改革的真正意义何在，近20%的参加者，大多是在30-50岁之间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表示在该国的改革停滞不前。” 这说明政府不可以把政改再长期拖沓下去。现在大家都把重望放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班年会全面接班的习李身上。我们且看他们能不能领着中国人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成功之路。 　　还想很可能不得体地补充一段的是：10年来的故事说明，我们的现任领袖胡锦涛同志虽然胜任，但稍嫌谨慎有余而魄力不足。但即使这样，中国依然取得了举世称羡的巨大成就。这说明，中国的崛起真的已经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如果我们再有一个普京式的杰出领袖，那中国的崛起就肯定更加灿烂辉煌。这就是我对领袖的价值的理解。再杰出的人物也必须有所凭借。在一个已成之“势”上，要有所成就，那就比在一个巨大的危局(比如1910年的中国)中必须去寻找出路，力挽狂澜，容易太多了。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回望和梳理当时的历史细节，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必然性。 　　 　　　　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从剪辫子这件事说起 　　 　　　　辫子是大清帝国臣民的标志。难看，不方便，不卫生。人们很容易以为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才合法。错了！浙江宁波出生的龚祥瑞教授的自传《盲人奥里翁》中记载：“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旧历六月初八），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竟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去了”。六月初八即新历7月3日，武昌起义前三个多月，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辫子被强迫剪掉。这是不是宁波乡勇自作主张胡作非为呢？不是，这是朝廷允许、大臣带头推广的。 　　 　　　　1911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登载多条来自北京的电讯：1月1日的北京电：“资政院奏请剪发。奉旨刻下仍遵前旨。”也就是说，不准剪发。可是，同一天的电讯又说：“陆军部决于明年正朔（正月初一，即1911年1月30日），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呵呵，练兵，打仗，拖条辫子多不方便！进入20世纪以后，新军和军官学堂学生剪辫子已慢慢成风。到了辛亥年，连陆军领导机关的军官们也不愿再忍耐，要自行其是，把辫子废掉了。 　　 　　　　出乎意料，第二天情况大变。 　　 　　　　1月2日的北京专电说：“庆王（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奏请降旨严禁剪发。摄政王谓各界风气所趋，任人自由。”同日上海电：“上海慎食卫生会组织华服剪发会会长伍廷芳及会员一百五十人定十五日在张园剪发。” 　　 　　　　这些电讯说明，即使小小的改革统治阶层内部亦有分歧。归根到底，改革成败取决于内容是否合理，大众是否认同，两者缺一不可。两个条件齐备，即使遭掌权者粗暴镇压，终有一天会实现。 　　 　　　　带头剪发的伍廷芳（1842-1922）是晚清官居二品的大员，1910年初，驻美公使任满回国后寓居上海。这一年9月，他上书清廷指出：“内地居民，除官绅外，凡学生、士子、工、贾、商、农，其因求起居利便而剪去长发，所在皆有”，要求顺应民情，任官民剪去辫子。1中国外交官、留学生拖条辫子，早就成为各国人民耻笑的对象，没有几个人愿意留着这个奇特的标记。伍廷芳更带头搞行为艺术，决定1911年1月15日在上海张园开剪辫子大会，有报道说，实际剪辫子的人数远远不止150人！没有民众认同，伍廷芳不敢鲁莽行事。 　　 　　　　半年后，此风吹到宁波，龚祥瑞父亲的辫子就保不住了。 　　 　　　　一叶知秋。这就是大清帝国改革的缩影。形势比人强！有些改革，在民众压力下，尽管领导层不那么情愿，也只好“风气所趋，任人自由。” 这一点是观察晚晴情势的重要视角。 　　 　　　　爆发革命的历史必然 　　 　　　　辛亥革命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在清帝国新政改革高潮中爆发的，如果从清王朝的角度来讲，至少五个因素汇合，促成了这一历史事件。 　　 　　　　其一．满族是少数民族，清王朝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满族入关后迅速儒化，赢得多数汉族知识阶层认同；直至大清帝国覆没，许多汉族士绅仍摆脱不了忠君思想的束缚。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至1911年初，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一连四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10年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拖到1913年。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其三，无力制止贪污。清帝国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也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历代皇帝都说要反贪污，但成效不彰。原因是：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 　　 　　　　其四，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5月九日开始强制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行为。 　　 　　　　其五，没有妥善对待民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 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2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3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大清帝国坍塌了。 　　 　　　　清末有过十多次武装起义，大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最后一次是武昌起义，由于上述五大错误，清政府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经济上的变与不变 　　 　　　　辛亥革命爆发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不大，甲午战争后，市场经济制度正在生长。袁世请出张謇、周学熙等内行主管经济。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采矿税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此外，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完善了市场机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例如，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不过，这些都是局部性的改善，即使没有革命，清政府也是可以做到的；当时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不会改变。 　　 　　　　当时剧变的是财政接近崩溃；主要原因是军费大增。原有军费没有减少，而各地大量涌现“革命军”，其中除少量新军外，大都是帮会武装和绿林好汉组成的“民军”。这类武装，仅广东一省就有14万。原有军队没有减少，“民军”的维持和遣散都需要大笔资金。 　　 　　　　当时“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而库存不足九万！“存亡呼吸，间不容发。”1912年全国有军队109万人，月饷达694万两，这年96万陆军仅军饷一项开支达11275万余元。”1913年军费为17270余万元，1914年才下降为14240万元。 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过周学熙、张謇等人两年努力，借外债、内债，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至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才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制度巨变的得与失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政治体制一举实现了共和制。没有辛亥革命，有可能实现这个政治制度的飞跃吗？通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清末新政的政治体系改革——预备立宪本来就是假的。 　　 　　　　政治措施，主要看实际效果，不必过分注意动机。为追求私利而造福社会的历史事件比比皆是。以清末的预备立宪来说，清廷当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但客观上却做了几件影响历史的大事。 　　 　　　　1905年废除科举，让中国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大飞跃，新学堂，新教材，西方现代知识因此大量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 　　 　　　　以夷变夏，废除酷刑，引进大陆法系，取代传统的中华法系，并迈开了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第一步。 　　 　　　　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也有一些的实绩。 　　 　　　　其一，由官方出面，推行宪政教育，是近代中国空前的重要举措。 　　 　　　　其二，正在稳步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政制。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1916年实行宪政，立即开始筹备，并列举每一年要完成的工作和负责办理的机关。这个计划从1908年开始，用九年完成政治体制的大变革，进度不慢，而且一些主要项目也兑现了。例如，1909年各省选出省议会的预备机构——谘议局，1910年成立国会预备机构——资政院，都如期开会了。这些中国开天辟地以来首次出现的民选议会性质的机构，一上场就声势不凡，监督施政，提出建议，领导请开国会运动，震动神州。 　　 　　　　其三，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制度也在稳步推进。在官方默许或提倡、批准下，以东三省保卫公所（1904）、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5年）、天津自治局（1906年）为代表，前所未有的地方自治制度正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它们“以保卫地方人民生命财产及扩充本地方一切利益为宗旨”，管理一般的民事特别是经济纠纷，地方治安，消防，电灯，自来水，道路交通及其他市政设施……即包括除刑事案件和某些税收以外的地方政府的全部职能。它的内部结构则议事会和董事会（执行机构）分开，甚至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 　　 　　　　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例如，1908年2月10日，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自列强均势，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根本……城乡互异，仍应仿照天津办法，于省会设局，以官力提倡，先谨预备之方，徐为实施之地。”推广袁世凯在天津的办法，先城市，后乡村，逐步推广。1909年1月18日清政府发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把地方自治事宜归纳为8项，权力有所收缩，没有承认地方自治就是当地政权。但是，规定“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亦属自治范围。而实际生活中，好些地方，原有的自治职能没有被剥夺。如果继续下去，全国各地的现代政治制度必然会改正初生期的种种不足，逐步生长和成熟。 　　 　　　　角力的焦点在全国性的政治体制。当时，顶层的政治制度设计已经有了。简单地说：皇族要求的有两点：一是皇族和皇帝的百世尊荣。二是皇帝保有最后决定权。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愿意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另一分歧是应在1911年还是1913年实行宪政。朝野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博弈。 　　 　　　　1911年5月8日，组织皇族内阁的谕旨下达，意味着在关键时刻，皇族不愿释放权力。而不顾浩大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不能当机立断在1911年开国会，更是政治迟钝，终于触发了辛亥革命，断送了自家性命。 　　 　　　　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反思辛亥革命成败应该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下，弄清它给此后的中国增添了什么。最为重点要的一点就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帝制不存，三纲焉附？三纲是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要彻底摧毁它，非常艰巨，但辛亥革命后它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是中国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阶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持续努力，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尽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已经写入法典。辛亥革命爆发推动这个变革直指过去无法触及的君臣关系；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军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词，被文武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思想观念在变迁。可惜，这些变革很不彻底，没有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 　　 　　　　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纪纲，包含法制和伦常两个方面。袁世凯认为民国建立后，问题出在下民不懂纪纲。这表明在政治层面，他向往的仍然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根本不懂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其要义首先在限制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运作，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层面，政府不应也无权干预。 　　 　　　　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员的状况。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从制度层面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2011年9月9日星期五定稿 　　 　　　　1 《伍廷芳集》第360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版。 　　 　　　　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3 《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2012年3月5日，将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俄罗斯强人普京在在屈尊渡过四年的总理职务之后，回收权力，开创当代俄罗斯历史先例，通过民选再一次登上总统宝座。不过，此次普京的胜选不像预想的一样简单。普京胜选之前，俄罗斯各地尤其是莫斯科及圣彼得堡等地均发生了盛大规模的反普京游行，胜选当天，俄罗斯部分选民再次走上街头，抗议选举作弊，要求重新进行选举。在俄罗斯进行选举观察的欧安组织也表示此次选举存在着大量的舞弊现象。 可以设想，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第一轮投票以近64%的选票胜出的话，这一胜利绝对是惊天动地的大胜利，是任何党派候选人都不敢梦想的结果。然而，俄罗斯却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俄罗斯领导人包括普京在内也并不强调俄罗斯政权的民主性质。 大俄罗斯主义意识形态 1990年，苏联改革导致民主革命，摧毁苏俄极权制度，俄罗斯在一段时期似乎进入民主转型时代。当时的俄罗斯刚刚从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俄罗斯在叶利钦的治下，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大步向西方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社会制度靠拢，而且在思想、言论、学术领域甩开锁链，开放禁区，鼓励探索。 然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却显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趋势。普京上台以后，在其两次任期内，俄罗斯社会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均显示出一种回潮的趋势。普京利用车臣战争，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全民加强权力控制，扼杀政治反对派，钳制言论，缩减公共空间。同时普京政权也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杠杆，企图对内唤回已经逝去的以苏联帝国作为政治认同的大俄罗斯意识。 民主的外衣 普京也有其过人之处。普京经历了叶立钦主持的共产主义解构时代，他不仅深刻了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无任何可能重新成为统治俄罗斯人民的工具，他也明白经过90年代民主、自由浪潮冲击后的俄罗斯也不能完全忽视现代普世价值。于是，从本世纪初他上台执政一直到今天，虽然他强化专制，压缩公民社会空间，以各种手段垄断言路，但普京却并没有完全抛弃民主，哪怕是民主的外衣。这即是到今天为止，世界为什么仍然可以看到俄罗斯的选举游戏的原因。 俄罗斯著名作家锲什京最近指出，俄罗斯经历过90年代的解放时代，大家相信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民主时代从此来临。然而，俄罗斯的现实证伪了这一幻想。俄罗斯有着太深的专制主义传统，当俄罗斯的知识精英幻想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之时，俄罗斯广袤大地上的民众却依然留恋着权威时代，将俄罗斯的未来寄托于强人之手。正是因此，无论反对的声音多么明显，此次普京的胜利早已注定。 不过，也许这位作家对于俄罗斯的前途过于悲观，在一个国家控制着以电视为中心手段的宣传机器，警察统治无所不在，国家与寡头同流合污，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和绝大多数资源的由苏俄极权制度蜕变而来的俄式威权主义制度下，铁腕人物普京却仅仅获得了64%的选票。这一事实应该说明确折射出俄罗斯民意的走向。大概也正是因此，锲什京敏感地表示，在普京再次当选之时，俄国社会散发出的是1917年革命前夜的气味。也就是说，普京恋栈权力恰恰揭开了俄罗斯二次革命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