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推”出来的
推特并不是政治革命的制造者，而是媒体革命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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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推特和脸书真的制造了革命吗？
核心提示：从伊朗到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其他，推特和脸书都是公民起义的有力武器――但是社交媒体只是民主革命传播的因素之一。 原文： Social media: Did Twitter and Facebook really build a global revolution? 作者：Jina Moore, 发表：2011年6月3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纽约―― 这就感觉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在关注着这件事。 脸书页面上充满了抗议计划的喧嚣。照片被上传到照片分享网站Flickr，视频则被存放在YouTube。抗议者们仔细规划他们的起义和随即而至的暴力镇压。他们通过短信息和脸书上的更新来实时调整他们在线目录的内容。 更不要说所有的推语了。 在观察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发生的事件几周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推特制造的全球革命――而且，也许只有推特和其它技术才能创造。 “这些技术――从手机相机到推特的每一样事物――不仅共同扰乱了其它诸如电话和报纸等可以被军队关掉的技术，而且搅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社交媒体真是一个催化剂，”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领导和政策交流中心（Annenberg Center on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 Policy）的高级研究员彼得・ 赫什伯格（Peter Hirshberg）说。 是不是觉得所有这些听起来有些耳熟？你的感觉没错。两年前，当伊朗的民主活动人士抗议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amoud Ahmadinejad）的重新当选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观看他们的推特发言。在这个少有外国记者、信息又被严格管理的国家，这次绿色革命很快就被称为”推特革命”。 当起义遭到镇压的时候，被一位作家称作”网络乌托邦主义者”的网络革命热衷者们懊恼不已。因为相信”能被全世界听到的推言”可以给他们带来民主，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天真。 但是，当突尼斯和埃及腐败的独裁者们在今年初倒台的时候，网络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又复活了。没有人知道这些已经流传到叙利亚，也门和巴林的起义是否也会成功，但是（世界）各地的政府似乎都有所警惕，同时自问：是否一条由足够多的人发送的简单的文字短信就可以推翻所有的独裁者？ 社交媒体和阿拉伯之春 实际上，这得看谁接到了那条短信。分析师和和观察家们说，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社交媒体网络的使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组织工具，一种是广播平台。 总部位于英国的利比亚青年运动的一位代表奥马尔 阿梅尔（Omar Amer）说，”如果没有社交媒体，全球对利比亚事件的反应将会柔和得多，而且会被严重耽误。” 在突尼斯的起义被全球主流媒体报道之前，关于它的新闻已经在推特上快速地传播开了。第一家报道起义的媒体，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也严重依赖来自社交媒体的信息。管理着青年运动脸书页面的阿梅尔说，”一位在班加西的示威者告诉我，’我们的任务是抗议，你的任务是告诉世界现在在发生什么。'” 尽管社交媒体的广播能力帮助传播了起义的消息，但是在面对起义组织问题的时候，对社交网络的国际化乐观也许就有些错位了。扎根下来的网络行动主义比最新的社交媒体大牌要重要得多。 “数字行动主义并不是从推特和脸书中脱胎而出的。自从博客出现后，它就一直存在，”全球之声在线（一个有300名志愿博主通过30多种语言写作，分析并翻译新闻的网络）的联合创始人吕贝卡 ・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说。她认为博主们的联网和全球行动主义的起点在2000年或2001年。她指出，在突尼斯的例子中，一个叫做Nawaat的不知名的社交网络品牌却是突尼斯最流行的博客平台和新闻聚合网站，在推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位博主说，在叙利亚，实际上是老式的的行动主义把数字世界推进了对抗总统阿萨德的战斗中。 “是街头行动领导了博主，”马塞尔 谢瓦罗（Marcell Shewaro）说。在她创建了三年的阿拉伯语博客 marcellita.com （她说这个网站一个月有5万的点击量）受到来自政府的含蓄的威胁后，她于6月19日离开叙利亚，前往开罗。”三个月前，即使在餐馆里，我也不能谈论阿萨德。现在，我们都在说，’好吧，（示威者）正在相继死去。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写。如果我们现在不说，就永远没有说的机会了。’所有人，甚至连80后都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因为人们现在感觉到自己不孤独。” 开罗的摄影师亚西尔 阿尔万（Yasser Alwan）说，这种感觉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而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救了那些在解放广场上的人。他曾在广场上和抗议者们一起呆过两个多星期。他说，”人们自发地建立了20个洗手池和20个厕所。人们拿来毯子和捐献的帐篷――四分之三的晚上在下雨，于是又拿来了油布。整个社区在三四天内就建立起来了……这也是能让人们留下来的原因。”阿尔万说，那些相同的联系也使得人们能够在2月2日，政府的第一次围攻中生存下来。 多年来一直关注阿拉伯世界新旧媒体的吉利安・ 约克（Jillian York）说，线下行动和线上行动主义的共生关系对抗议的推动极端重要。 约克也是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一个在线数字民众自由倡导团体）下的国际言论自由(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项目主管，他说，”这不仅和有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有关，也和有什么样的传统活动人士网络有关。埃及有长期的在线活动人士，他们长期使用这些平台来开展他们的活动……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也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平台来实践行动主义。所以，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要往哪里走。” 最著名的是2010年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Said）谋杀案。它推动了网络上的愤怒和组织活动。据说这位年轻人上传了一个亚历山大警察腐败的视频后，被警察谋杀。他的死引起了网络行动主义的大爆发。谷歌公司主管，互联网活动人士瓦埃尔・戈尼姆（Wael Ghonim）创建了一个大受欢迎的脸书页面：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一张太平间里萨伊德面目全非的照片像病毒一样疯传，驳倒了警察试图否认谋杀的声明。 根据迪拜政府学院的第二份阿拉伯世界媒体年度报告，在中东地区，1/4的脸书用户是埃及人。报告说，从今年1月到4月――解放广场起义的高峰期――在社交网站上的会员数增加了200万。 而在另一边，利比亚则没有像埃及那么多的脸书用户。居住在开罗的利比亚活动人士塔赫尔 穆罕默德（Taher Mohammed）说，”利比亚的普通人不用脸书。”数据支持了他的说法：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不到5%的利比亚人使用互联网。 穆罕默德补充说，”就是那些使用互联网的人，在革命之前，他们有多少人有胆量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活动？” 推特之前的革命 推特和其它社交媒体都是新事物，但是一个时代的主要媒体对推翻政权的动力的重要性，则有着长得多的历史。 赫什伯格说，”现时的媒体在革命中一直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中，印刷手册是强大的武器。而当霍梅尼1979年在伊朗重新掌权的时候，他的革命……是通过磁带传播的。我们今天只是有了新的东西。 ” 美国的媒体大亨费尔南多 斯普拉斯（Fernando Espuelas）在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推广聊天室。十年前，在一个通常和数字行动主义没有联系的国家，他偶然见识了早期的社交媒体在政治异议中的角色。那是在阿根廷，他正巧遇见了由比索危机引发的反政府暴乱。 在经济危机影响下，街道一片萧索。”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一群人，”他回忆道。”整个互联网上都是大规模的邻里组织……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公众的意见或行为，因为这些实际上都是通过看不见的在线交流――聊天室和早期社交媒体的邮件列表――组织的。” 他说，这段经历让他印象深刻。因为跟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拉丁美洲也长期受到残暴的独裁者的控制，而这些独裁者的统治依靠的是恐吓。网络专家说，当社交媒体变得更加成熟，政府就更加难以维持腐败和暴力所需的大众沉默。 斯普拉斯说，”很难守住秘密，很难让人们不去交流他们看到的东西。因此，最简单的两种压迫工具：沉默和秘密，再也不能起作用了。除非你打算使用最后的工具，像六四事件那样，派坦克去屠杀……人民。” 在天安门抗议发生十多年后（译注：原作此处有误，应该是二十多年），在今天的中国，政府控制数字空间的力度和控制现实空间的力度一样大。这也使得即使你有最先进的技术，[在中国]阿拉伯之春式的起义还是不太可能。中国当局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过滤社交网站上敏感的政治新闻和信息。而他们在这一方面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政府都强得多。 “跟埃及或者突尼斯那些反对新技术的政府不同，中国人在理解、监视和操控社交媒体上非常老道，”北京的独立互联网分析师比尔 毕夏普（Bill Bishop）说。 他们也足够精明，知道应该害怕什么。一份由官方的中国社科院的智库去年发布的报告警告说，社交网站是”国家安全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中国，如果没有高级软件帮助用户翻过审查的”防火墙”的话，你没法打开脸书，推特和YouTube。 但是，在中国4.6亿多网民中，超过一半人在使用那些网站的山寨版，比如新浪微博，一个增强版的推特克隆网站，或者人人网，一个很像脸书的网站。 如此众多的用户在发送如此众多的消息，中国政府对网络空间的严密控制也不能总不让信息泄漏出去，尤其是从中国版的推特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新闻学教授肖强（Xiao Qiang）说，”政治敏感信息在新浪微博上的传播速度让人难以置信；它和博客有质的不同。” 尽管中国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网络上却经常会有一些关于中国政府滥用职权的悲惨故事。当一位内蒙古的牧民被一辆运煤车撞倒并碾死，当地居民开始抗议政府运营的煤矿。审查机器没有能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封杀掉所有提及这些抗议的内容。但是当地政府使用安全部队和并向牧民承诺公正处理，迅速地平息了事态。 而且有时候，一些消息也能漏网。还是在5月，钱明奇在江西向三栋政府大楼投掷炸弹，自己和其它两人被炸身亡。他曾经在他的新浪微博（推特克隆版）账户的最后几条发布内容里，暗示过自己的打算；他早先的发言描述了他因为认为政府对他的房子进行了非法拆毁，而争取政府赔偿，最终无果的为期十年的维权经历。 爆炸赢得了博主和微博用户的大量同情和支持，他们并不把钱明奇看作一个恐怖分子，而是政府不公的受害者。当数百条悼念信息发送到钱明奇的微博账户上之后，新浪关闭了钱的账户。 但是网络同情是一回事，现实世界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毕夏普说，中国人的办法是把后者最小化。”而这确实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最近一轮对中国政治活动人士的逮捕和消失已经比较清楚地表明，中国当局不能容忍在线鼓动往线下的转移。尽管肖强一直认为”革命将会被’博’出来”，但是他也承认，这需要时间。 这是因为互联网审查不是”茉莉花革命”的唯一障碍。很多中国人觉得，如果要起义，他们个人生活中有太多东西要承担风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家流行互联网门户的前主管说，”我自己很愤怒。但是我有房子，有车子，还有工作。我必须考虑，如果我去抗议，我将失去所有这些，而且还不能保护我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你敢去拦坦克吗？”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实行严密的互联网审查的亚洲国家。在越南，访问脸书的难度众所周知，不过越南政府否认它屏蔽了这个网站。而在缅甸，你仍然几乎不能发出一条短信，更别提发推了。 泰国政府对它所有的媒体严密监控。在去年的泰国暴动期间，脸书用户们实际上放大了社会分化，并对经济阶层的普遍仇视火上浇油。在曼谷负责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Supinya Klangnarong说，在7月选举即将临近的时候，来自农村和穷苦的工人组成的”红衫军”正试图控制旧媒体和新媒体。 与此同时，缅甸的异见人士则在使用泰国的网络连接来跟全球沟通 ，推动民主――当然，缅甸政府也知道这个事实。在过去的一年，由流亡泰国的缅甸人开设的民主网站Irrawaddy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这个组织的编辑Aung Zaw说，这些攻击可能是由缅甸军队和海外的缅甸使馆协同完成的。 正如在埃及和利比亚的例子中发现的，网络干扰可以在有一点上十分有效。在 1月底，埃及威胁全国30多家网络服务提供商，要求它们切断互联网，而在利比亚，现在都还很难上网。但是像比如在叛军的要塞班加西成立的报纸《起义后后的利比亚》，使用他们的卫星连接来跟利比亚的主要网络通信。甚至在Quryna，这家曾经受到卡扎菲控制的报纸内部，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偷偷地使用报纸的卫星，向外国的新闻机构发送消息，而且还在起义最开始的几天在脸书页面上发布内容。 博主谢瓦罗说，与此同时，在叙利亚，多年的政府审查已经教会了他们使用工具来逃避审查――尽管叙利亚也把在线行动主义看作一个严重的威胁。”他们从穆巴拉克那里得到了教训：千万别让博主们继续下去。” “手提箱里的互联网”解决方案 技术人员熟知政府封锁互联网的广播和组织能力的容易程度，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开放技术动议(Open Technology Initiative)一直在发展”网状网络”。在压迫型社会里，在即使没有大量网络连接的情况下，这个技术仍然可以起到交流和组织的作用。 开放技术动议的科技人员乔治华・金（Joshua King）坦承道，”它并不是一个真的手提箱。”他说，栅格网络的想法出现在2000年前后――这种网络一度给雅典的所有数字通信提供支持。”即使没有互联网连接，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提供本地服务。” 同时，不仅是政府控制限制了异见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有效性，社交媒体公司自身也起了相同的作用。电子前线基金会的约克说，”我们没有想过这些实际上是私人拥有的空间。它们归社交媒体公司所有，所以我们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个人化的。” 这些公司很容易就能追踪到用户数据――并与政府分享，如果政府要求，或命令它的时候。2005年，雅虎公司承认，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它向政府提供了至少一个人――师涛的用户数据，在师涛发布反政府的批评言论的时候。而雅虎一直否认自己知道师涛的记者身份；师涛最终被判10年监禁。 推特已经说过，在”合法要求”的情况下，它会交出用户数据，但是至少它在这么做之前已经警告过了用户。脸书则坚称它不会与政府分享用户数据，但是像约克这样的分析师并不相信这个声明。 同时，各种企业自己的内部政策也对未来的网络活动人士造成了其它的困难。比如，脸书要求用户用自己的真名，而且任何用户都可以举报别人可能在使用假名，这对在独裁政权进行活动所需的匿名造成了极大的困难。YouTube禁止用户上传暴力的画面，在利比亚起义的最初几天，很多视频都被移除（这家谷歌公司的网站现在对来自利比亚的视频采取了一个更加宽松的政策）。 当革命只是一条推 观察家们认为，无论技术在联系个体，讲出真话方面有多大的作用，单单一个推特并不能产生成功的革命。约克说，”成功的在线行动主义必须要有一个线下的部分。” 如果埃及的起义不能完全地证明这个道理，那么乌干达的失败行动应该可以。今年春天，数百人走上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街头，抗议上涨的食物和燃料价格，抗议持续了5个多星期。抗议的领导者是在2月的总统竞选中输给了穆萨维（Yoweiri Museveni）的内科医生Kizza Bseigye。抗议者们涌进脸书和推特，以#walk2work为标签不断地发布消息。但是如果在推特上的运动看起来很强大的话，它在现实的街道上却没那么受欢迎。 当时，坎帕拉的一位媒体培训师格蕾丝 纳塔巴洛坐在电脑前，实时地关注并分享着社交网络上的新闻。她说，”我闹出了很大的动静。我跟人们分享我的观点，发布任何我能从脸书上得到的内容。这更像是传播信息，将讨论推向深入，但在现实的层面上，没有人走向街头。” 媒体监控组织Memonet的项目经理Mholes Kalule同意格蕾丝的看法。他说，”社交媒体上的精英，记者们只是相互之间谈论，而不告诉人民。”那些人之间隔着很深的社会鸿沟，想改变他们需要一个比即时通讯更加强有力的催化剂。 而这也揭示了在其它国家，甚至包括部分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一些事实。即使在有大量普通年轻人使用互联网的国家里，也不是所有的推文总和运动有关。 “运动只是互联网内容的一部分，对吧？”伊斯梅尔 穆东高乐（Ismail Mutongole）问。”我不用那些东西，我没有任何需要上网联系的人。” 北京的彼得・福特，开罗的莎拉 林奇，坎帕拉的麦克斯 德雷尼，曼谷的西蒙 蒙特雷克，以及一位河内的记者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阅读更多视频：古奈姆演讲：埃及革命内幕
“我们会赢，因为我们不懂政治，我们会赢，因为我们不玩它们那套肮脏的游戏；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我们会赢，因为我们眼中的热泪来自于我们的心；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有梦想；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愿意为我们的梦想奋斗。” Youtube视频链接：http://www.youtube.com/watch?v=OT4dm6O7GF4 墙内视频链接：http://video.sina.com.cn/v/b/55355679-1494720324.html...
阅读更多路透社 革命内幕：2011年的解放广场
核心提示：“非暴力抗议的理念不是让人们去当烈士。我们知道，要想让普通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去面对他们的政府和安全部队，必须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工具。这样才会提高士气，增加他们走上街头的热情。” 原文： INSIDE A REVOLUTION：TAHRIR SQUARE, 2011 作者：Marwa Awad、Hugo Dixon 来源：路透社特别报道 发表：2011年4月13日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在2011年2月推翻埃及总统胡思尼・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中，缺乏暴力是抗议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而这并非意外。 2005年初，在一次网上闲逛的时候，开罗的计算机工程师萨阿德・巴哈尔（Saad Bahaar）遇到了三位倡导使用非暴力技术来推翻强人胡思尼・穆巴拉克的埃及侨民。时年32岁的巴哈尔对政治以及埃及将会如何改变很有兴趣，他深深地迷上了非暴力抗争的理念。他开始和那三个人联系，也点燃了在六年后给解放广场带来自由其中一条的导火索。 他接触的那三个人——内科医生希沙尔・摩西（Hisham Morsy），专业的土木工程师瓦埃尔・阿德尔（Wael Adel）及其表兄弟药剂师艾哈迈德（Ahmed）——都因为伦敦的工作离开了埃及。 通过非暴力抗议，塞尔维亚的Otpor（反抗！）在2000年打倒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受Otpor这种做法的启发，此三人团体开始研究先前的抗争。最受他们喜爱的其中一位思想家就是波士顿的吉恩・夏普，而夏普则深受圣雄甘地的影响。这三个人在2004年创建了一个网页，用阿拉伯语来宣传公民不服从理念。 起初，三位年轻人进行的是纯理论性的活动。但是在2005年11月，瓦埃尔・阿德尔来到开罗，开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公民不服从培训会。在他的听众中，有三十名来自反穆巴拉克的抗议组织Kefaya（阿语的意思“够了”）的成员。Kefaya在2005年穆巴拉克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了自己的声望。在它组织的抗议活动中，抗议人群受到了打手的攻击，有些女性成员被剥光了衣服。在一次授课后，巴哈尔加入了阿德尔的组织，也开启了他作为非暴力行动主义地下教官的序幕。 阿德尔教导活动人士如何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中运作。这么做的话，即使他们的领袖被逮捕了，安全部门也很难消灭他们。在面对警察暴力的时候，如何使非暴力行动保持有纪律的状态，以及如何赢得旁观者等方面，他们也得到了的一些指导。 “一旦意识到安全部队没有使用暴力的可能性，第三方，即那些坐在栏杆上的旁观者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动。”巴哈尔在接受路透社的系列访问的其中一次这样说道。“安全部队会对你进行骚扰、挑衅，让你作出的暴力回应，这样他们就能够给自己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实行的镇压找到理由。所以一定要避免这种圈套。” 这个培训过程需要时间。3月，正如瓦埃尔・阿德尔在开罗一家破败的咖啡馆接受采访时提到的那样，还未强大到可以与独裁者一较长短之前的非暴力战士们需要一个“试错”过程。 比如，Kefaya过去的确曾开展过几次运动——包括在2006年的一次要求司法独立的运动。但是它们都没能激发起大规模的抗议，也没有把抗议扩展到中产精英之外。在组织内部，年轻的活动人士和年长的政客之间也有分歧。到2007年，整个组织已经失去了运动动能，很多人都选择了退出。 变革学会 与此同时，思想家三人组也发展成了一个总部设在伦敦（最终搬到了卡塔尔），名为变革学会（Academy of Change）的组织。变革学会成了埃及活动人士了解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窗口。为了传播新的抗争方法，学会在2007年出版了关注阿拉伯世界的非暴力行动主义的书：《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第三条道路：非暴力战争》（Nonviolent War the 3rd Choice）和《变革学会 思想地震》（“AOC MindQuake）。 一年后，学会又出版了《防止恐惧之盾》（Shields to Protect Against Fear），这本手册介绍了在抗议活动中，人们如何才能保护自己的身体免受安全部队攻击的技术。“非暴力抗议的理念不是让人们去当烈士，”阿德尔说。“我们知道，要想让普通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去面对他们的政府和安全部队，必须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工具。这样才会提高士气，增加他们走上街头的热情。” 变革学会拥护的理念传遍了埃及。要求变革的呼声也传到了工业地区，而那里有大批受到低工资和恶劣工作环境之苦的工人。不断增加的经济困难鼓动了马哈拉（Mahalla El Kobra）市的工人，尼罗河三角洲上的马哈拉拥有全国最大的纺织工厂。工人们一直和Kefaya，还有其它的劳工活动人士保持联系。一场持续的大规模动员行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2006年的12月，超过20000名纺织工人为没有支付给他们的奖金，在马哈拉发动了一次为期6天的罢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和平但顽强的抗议者让习惯于打击无组织人群的警察部队不知所措。最终，为避免停产带来的损失，政府作出了让步。 但是随后就出现了挫折。2008年4月，马哈拉的工人为提高工资再次罢工。由Kefaya的前活动人士组织的支持马哈拉罢工的在线号召活动虎头蛇尾。同时，在马哈拉的抗议也转向了暴力。活动人士们声称是便衣警察毁坏了公共财产和警察财物，接着又怪罪到抗议者头上。警察同马哈拉市民之间的流血冲突持续了三天。警察在抗议者周围开枪，投掷催泪瓦斯，暴怒的市民则向警察扔石头。在整个冲突中，至少有三人被杀，数百人受伤，二十多人遭到逮捕。 运动需要更严明的纪律。巴哈尔开始加大他的努力。他来到远离首都的不同地方，向草根民众宣传和平的公民不服从意识。 同时，前Kefaya的活动人士创建了4月6日脸书群组，使用互联网来聚集支持者。这个组织使用Otpor的紧握的拳头作为自己的标识，其其中一些成员前往塞尔维亚接受公民不服从培训。 脸书活动人士 2010年2月。穆罕默德・巴拉迪回到了开罗。这位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奖获得者激励了埃及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相信变革是可能的。其中有几个人在脸书上创建了一个支持巴拉迪担任下一任埃及总统的主页。但是，鉴于穆巴拉克的压制性政权，他们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呢？他们向变革学会求助。 变革学会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在线训练手册，这些脸书活动人士尝试了一段时间。尽管都是网络高手，但他们很多人都觉得完全依赖网络训练太理论化了。难道变革学会就不能给他们一些实际的训练吗？ 这时巴哈尔出手了。 所有加入那个脸书页面的人被分成100个小组。在埃及不同的地方，巴哈尔使用Powerpoint演示，以及其它工具培训了其中八个小组。PPT主要介绍如何在抗议行动中将自己的力量最大化。巴哈尔解释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围绕家庭则是一个更大的社群。如果一名抗议者遭到警察的逮捕或者殴打，他/她的家庭也许就会变得激进。同样，如果一名警察从事了残忍行为，那么他的家庭和社会网络也许都不会支持他。通过维持有纪律的非暴力行动，政权的力量可被逐步地削弱。 巴哈尔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捕？他说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在地下工作，但是他认为安全部门没有把他的非暴力方法当作威胁也是一个原因。 其他人则没有他这么幸运。2010年6月，在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28岁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Said）被警察打死。萨伊德的家人说，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展示了警官们在分享一次毒品搜查行动的战利品的视频。萨伊德的尸体面目全非，警察的暴行激发了进一步的抗议——特别是由谷歌中东及北非地区行销主管Wael Ghonim和地下活动家Abdel Rahman Mansour创建的反酷刑脸书主页“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We are Khaled Said”）。 这个页面是传播诸如“快闪”沉默抗议等非暴力战略的枢纽。所谓快闪，是指大量的人在一个公共场合突然聚集，并集体在短时间内做一些不寻常的举动，然后迅速分散。全国范围内的“快闪”行动指导被发布在页面上。参与者被告知穿上黑色衣服，以小组的规模来到到特殊的地点，以规避大规模公众集会的禁令。他们沿着主干道站成一排，背对街道。一段时间后，他们列队离开。 跟巴拉迪青年运动进行合作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哈立德・萨伊德页面组织者的Ahmed Saleh说，“哈立德・萨伊德主页吸引了无数有意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并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页面的注意力集中在侵犯人权上，而这是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问题。页面定下渐进的，容易操作的任务。人们因此感觉很安全，也就加入了进来。 跟2006年的马哈拉罢工一样，快闪也是一种安全部队不熟悉的抗议形式。快闪活动的骨干受过组织，来自民间，并散布在埃及全国，看起来好像没人领导。警察不知道如何应对。活动的参与者在线上由哈立德・萨伊德页面的创建者进行非暴力技术培训，在线下则由巴哈尔进行相关培训。 自由广场 2010年年底，哈立德・萨伊德主页决定组织一场更有野心的行动——一场全国范围的，要求解散议会，解散国家安全局（它被埃及人视做该国最主要的酷刑执行者），并要求内政部长辞职的大游行。 行动的时间选在1月25日——埃及的全国警察日。在1月17日被征召入伍的Mansour发起了12月28日全国大游行的号召。抗议者被要求前往开罗的解放广场和全国各地的公共场合。但是主页并未要求穆巴拉克下台。随着总统本・阿里的流亡，突尼斯革命在1月14日的达到了高潮，而正是它的成功把埃及的抗议转变成了一场起义。 抗议吸引了所有年龄段，来自所有背景的人民。晚上8点，解放广场里集体响起一句受到突尼斯鼓舞而来口号：“人民要求政权下台。”在那时，很多人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些非暴力不服从的战术。“你不用训练每一个抗议者，只有一小部分活动人士和他们地方上的人们保持紧密的联系。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像病毒一样在传播，”巴哈尔这样说道。 抗议者去和被派去封锁广场的防暴警察交谈，目的很简单：赢得穿制服者的支持。妇女们向饥肠辘辘的义务兵和军官赠送食物和饼干。 一旦被驱散，年轻人会很快地重新集合起来。一些人爬上安全部队的运兵车，拉下那些在抛射催泪瓦斯和操作高压水枪的警官。人群因此下定决心要安全部队往后推，以获得更多的空地。当需要号召人群，加强防守的时候，广场上自然地发展出了一种哨声和有节奏地石头敲击广场金属栏杆的通信模式。当人们成功地把安全部队推后的时候，他们也会吹响哨子发出信号。 受到第一次大规模抗议的鼓励，哈立德・萨伊德主页第二次在线发布了1月28日，周五的行动号召，并把行动定名为（推翻政权的）“革命”。 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和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年轻成员组成了抗议群众中关键性的前线力量。他们冲破警戒线，随后便面临穆巴拉克支持者的攻击。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最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它的成员习惯于在一个有纪律的队伍里工作。在把活动人士组织成安全小队来守卫解放广场的多个出口的工作上，来自兄弟会的年轻人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对进入广场的人搜身，以发现武器和其它可以被用来制作可以莫洛托夫燃烧瓶的材料。他们不想渗透者或支持者使用暴力。 为了让示威者坚持非暴力抵抗，变革学会在网上发布了一部8分钟长的电影。电影涵盖了它2008年发布的那本手册的内容。这部影片向人们介绍，如何利用塑料板或厚纸板做成临时的保护物来保护自己的胸部和背部，以及用浸过醋，柠檬水或洋葱水的手帕盖住脸以减轻对催泪瓦斯的反应的技巧。 大部分情况下，广场上的人都很开心。他们也为自己占领了广场而骄傲。音乐声响了起来。志愿者和抗议者们清扫了垃圾，建立了户外厕所。 “非暴力行动不只包括非暴力，也包括快乐和幸福，”阿德尔说。“这里节日一样的气氛，是我们能吸引到埃及少见的大规模人群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感觉没有危险，所以就出来了。他们在解放广场看到了埃及的将来，他们也想成为新埃及的一部分。” 但是整个抗议并非一个完全和平的过程。尤其是在2月2日，一群被怀疑是穆巴拉克的心腹组织的打手，骑着马和骆驼穿过广场，用棍子和鞭子攻击抗议者，抗议者也发起了反攻，他们向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扔石头，不让他们进入广场。双方进行了一场混战。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骆驼之战”。但是大规模的暴乱并未发生，秩序又回到了广场上。 阿德尔说，“非暴力起义成功的关键是它不断改变、不断纠错的能力。如果发生了暴力行为或冲突，要迅速解决好，同时也要找到避免再次发生的办法。”受过训练的骨干高喊着“和平，和平！”来压制他们头脑发热的同仁。很快，一直都没有参与冲突的军队宣布，它不会向没有武装的平民开枪。 9天后，穆巴拉克下台。 （编辑：Simon Robinson and Sara Ledwith）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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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革命席卷阿拉伯世界和整个欧洲，老迈的独裁者和失去信誉的政府都在尽力坚持比烂。无可争议的是,世界政治和经济已经处于深刻危机之中。无论是民主运动还是反财政紧缩运动取得胜利，他们都面临有一个问题 – 从哪里找钱让他们理想中美好的世界成为现实。迄今在埃及和希腊发生的事情都证明了:只有金钱才是核心问题。 那些拿着钱袋的富裕国家仍然能够影响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使这些正在经历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国家遭受屈辱和艰辛。 这一战略被无情地部署在阿拉伯世界。 以埃及为例，美国和欧洲正在悄悄地支持新的取代了穆巴拉克的军事独裁政权。现在穆巴拉克的将军正在统治这个国家。 然后埃及人民还是要求真正的改变，而不是仅仅在顶部洗牌，一个大规模示威和罢工浪潮正在预备测试新的独裁统治的力量。 罢工浪潮中的埃及人希望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和经济机会,这也是革命者推翻穆巴拉克中央政府时的要求。 但是革命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带来暂时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富人们，会各尽其能破坏任何社会变革。 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就是富人会为了避免自己的财富被重新分配而外流。这通常被称为“资本外逃”。 此外，外国的富人投资者们将停止在革命国家的投资，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投资的公司还能继续被私人拥有，或者政府是否会默认不偿还他们的投资。最后，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使得不少业主宁愿关闭企业 – 如果他们没有逃离 – 也不愿意冒入不敷出的风险。所有这一切都伤害了整体经济。 纽约时报报道 ： “18天的埃及起义停止了新的外国投资,也消灭了该国举足轻重的旅游业… …革命激发了新的要求，要求工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与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相背离.. …他们对革命的战利品要求拿走了正在增长行业的资本… …在这个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要么被逮捕，逃脱或者不敢从事任何业务… …“[2011年6月10日] 而目前充满活力又富有的八国集团国家知道，从阿拉伯革命之后将立即出现现金匮乏，而且正在尽力利用这一点。八国集团晃着耀眼的200亿美元，并在这种情况下附带要求，阿拉伯国家必须采取“开放市场”的政策，即商业改革，如私有化，食品和天然气取消补贴，并允许外国银行和企业更容易地进入。可以参考纽约时报具有误导性的文章标题，“8国集团承诺援助以寻求加强阿拉伯民主”： “民主，G8领导说，仅可以扎根在开放的市场… …对200亿美元承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助手说，这背后的经济改革“不是一张空白支票“，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在合适的[经济]改革工作计划。“[2011年5月28日] 因此，八国集团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扶助政策已成为各国接受的措施。但这些办法带来的问题更多，因为“开放市场”的改革总是导致国民财富从公共实体里抽走，进入私有化的个人手里，使富者越富，而社会公共服务被淘汰，使得穷人更穷。 此外，对外国投资者的开放往往会演变成不可避免地破裂投机泡沫，而投资者最终会逃离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 这并非偶然，许多前IMF“受益人”国家已经还清了债务，并谴责他们的恩人，发誓再也不会重蹈覆辙。 而如果拒绝八国集团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条件，就会在需要维护和扩大自身的社会变革的时候失去资本的来源。 富国宣布在这两种情况下的胜利：无论是贫穷国家要求提供帮助，并成为西方企业经济渗透的对象，或贫穷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孤立，并因为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受到惩罚，富国都是最后的赢家。 而埃及目前发生了如伊拉克般的私有化狂潮，埃及的劳动人民和穷人为了食品，天然气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而支付的价格上涨。这也是除了石油以外许多美国公司也想进入伊朗的一个原因。 在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的社会动荡，充分暴露了富裕的投资者和企业对国家的政治实际上的控制地位。 在欧洲的所有对欧盟贫穷国家正在面临的经济危机的“救市”所发的纾困贷款的条件都是苛刻无情的，无非是为利润最大化的欲望所决定。例如在希腊，放贷者的利润动机是有目共睹的，这一切将在欧洲创造一个如阿拉伯一样的社会运动。 纽约时报报道 ： “新的对[希腊救助]贷款只会随着更加紧缩的措施出台，而且伴随着更快的私有化，在欧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的一直要求下，希腊终于开始削减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和关闭不盈利的经济实体“。 ] 2011年6月1日] 同样的现象发生在欧洲，从英国到西班牙，劳动人民被告知必须削减社会福利，减少政府就业，国有企业私有化。 美国也深受影响，每天媒体的都有关于“稳定债券持有者”（富人投资者）威胁如果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服务没有被削减的话，将停止购买美国国债的报道。 全球市场经济如此从来没有像这样被少数富人把持着。 这些意识提高的经验，不能轻易转移到了有希望的政治家“民主”，恰恰是因为民主的问题：由于其巨大的财富，极少数超级富豪具有极高的个人独裁权力，他们可以威胁任何不配合他们的每一个心血来潮的政府。 金钱因此会赋予服从的政府，并逃离独立的政府，而西方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这些问题，而只要政策变化，一个国家可以瞬间从美国的长期盟友转换成“独裁者”，或者反之亦然。 在阿拉伯世界的独裁者下台之后，立即提出了新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而大公司主宰的经济使得劳动人民的经济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因为较高的工资意味着降低企业利润，同时更好的社会服务需要富人付出较高的税。这些根本的利害冲突奠定了目前世界各地的社会动荡，从而进入了成熟与全球经济衰退，并会继续主导未来几年的社会生活。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5/12 — 纽约时报:从花香中嗅到革命味道，中国对茉莉花下手 (0) 2011/05/11 — 富豪大逃亡 江泽民不满 (0) 2011/03/30 — 胡温联手防宫廷政变，党内四派形成四龙缠斗 (1) 2011/03/11 — PBS:美国会发生“玫瑰花”革命吗？ (0) 2011/03/08 — 第一波,击退:茉莉花革命在中国惨淡收场，白宫证实大使洪博培将辞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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