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伊朗到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其他，推特和脸书都是公民起义的有力武器――但是社交媒体只是民主革命传播的因素之一。
原文：Social media: Did Twitter and Facebook really build a global revolution?
作者：Jina Moore,
发表：2011年6月3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纽约――这就感觉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在关注着这件事。
脸书页面上充满了抗议计划的喧嚣。照片被上传到照片分享网站Flickr，视频则被存放在YouTube。抗议者们仔细规划他们的起义和随即而至的暴力镇压。他们通过短信息和脸书上的更新来实时调整他们在线目录的内容。
更不要说所有的推语了。
在观察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发生的事件几周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推特制造的全球革命――而且，也许只有推特和其它技术才能创造。
“这些技术――从手机相机到推特的每一样事物――不仅共同扰乱了其它诸如电话和报纸等可以被军队关掉的技术，而且搅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社交媒体真是一个催化剂，”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领导和政策交流中心（Annenberg Center on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 Policy）的高级研究员彼得・ 赫什伯格（Peter Hirshberg）说。
是不是觉得所有这些听起来有些耳熟？你的感觉没错。两年前，当伊朗的民主活动人士抗议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amoud Ahmadinejad）的重新当选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观看他们的推特发言。在这个少有外国记者、信息又被严格管理的国家，这次绿色革命很快就被称为”推特革命”。
当起义遭到镇压的时候，被一位作家称作”网络乌托邦主义者”的网络革命热衷者们懊恼不已。因为相信”能被全世界听到的推言”可以给他们带来民主，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天真。
但是，当突尼斯和埃及腐败的独裁者们在今年初倒台的时候，网络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又复活了。没有人知道这些已经流传到叙利亚，也门和巴林的起义是否也会成功，但是（世界）各地的政府似乎都有所警惕，同时自问：是否一条由足够多的人发送的简单的文字短信就可以推翻所有的独裁者？
社交媒体和阿拉伯之春
实际上，这得看谁接到了那条短信。分析师和和观察家们说，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社交媒体网络的使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组织工具，一种是广播平台。
总部位于英国的利比亚青年运动的一位代表奥马尔 阿梅尔（Omar Amer）说，”如果没有社交媒体，全球对利比亚事件的反应将会柔和得多，而且会被严重耽误。”
在突尼斯的起义被全球主流媒体报道之前，关于它的新闻已经在推特上快速地传播开了。第一家报道起义的媒体，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也严重依赖来自社交媒体的信息。管理着青年运动脸书页面的阿梅尔说，”一位在班加西的示威者告诉我，’我们的任务是抗议，你的任务是告诉世界现在在发生什么。'”
尽管社交媒体的广播能力帮助传播了起义的消息，但是在面对起义组织问题的时候，对社交网络的国际化乐观也许就有些错位了。扎根下来的网络行动主义比最新的社交媒体大牌要重要得多。
“数字行动主义并不是从推特和脸书中脱胎而出的。自从博客出现后，它就一直存在，”全球之声在线（一个有300名志愿博主通过30多种语言写作，分析并翻译新闻的网络）的联合创始人吕贝卡 ・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说。她认为博主们的联网和全球行动主义的起点在2000年或2001年。她指出，在突尼斯的例子中，一个叫做Nawaat的不知名的社交网络品牌却是突尼斯最流行的博客平台和新闻聚合网站，在推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位博主说，在叙利亚，实际上是老式的的行动主义把数字世界推进了对抗总统阿萨德的战斗中。
“是街头行动领导了博主，”马塞尔 谢瓦罗（Marcell Shewaro）说。在她创建了三年的阿拉伯语博客marcellita.com（她说这个网站一个月有5万的点击量）受到来自政府的含蓄的威胁后，她于6月19日离开叙利亚，前往开罗。”三个月前，即使在餐馆里，我也不能谈论阿萨德。现在，我们都在说，’好吧，（示威者）正在相继死去。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写。如果我们现在不说，就永远没有说的机会了。’所有人，甚至连80后都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因为人们现在感觉到自己不孤独。”
开罗的摄影师亚西尔 阿尔万（Yasser Alwan）说，这种感觉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而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救了那些在解放广场上的人。他曾在广场上和抗议者们一起呆过两个多星期。他说，”人们自发地建立了20个洗手池和20个厕所。人们拿来毯子和捐献的帐篷――四分之三的晚上在下雨，于是又拿来了油布。整个社区在三四天内就建立起来了……这也是能让人们留下来的原因。”阿尔万说，那些相同的联系也使得人们能够在2月2日，政府的第一次围攻中生存下来。
多年来一直关注阿拉伯世界新旧媒体的吉利安・ 约克（Jillian York）说，线下行动和线上行动主义的共生关系对抗议的推动极端重要。
约克也是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一个在线数字民众自由倡导团体）下的国际言论自由(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项目主管，他说，”这不仅和有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有关，也和有什么样的传统活动人士网络有关。埃及有长期的在线活动人士，他们长期使用这些平台来开展他们的活动……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也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平台来实践行动主义。所以，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要往哪里走。”
最著名的是2010年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Said）谋杀案。它推动了网络上的愤怒和组织活动。据说这位年轻人上传了一个亚历山大警察腐败的视频后，被警察谋杀。他的死引起了网络行动主义的大爆发。谷歌公司主管，互联网活动人士瓦埃尔・戈尼姆（Wael Ghonim）创建了一个大受欢迎的脸书页面：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一张太平间里萨伊德面目全非的照片像病毒一样疯传，驳倒了警察试图否认谋杀的声明。
根据迪拜政府学院的第二份阿拉伯世界媒体年度报告，在中东地区，1/4的脸书用户是埃及人。报告说，从今年1月到4月――解放广场起义的高峰期――在社交网站上的会员数增加了200万。
而在另一边，利比亚则没有像埃及那么多的脸书用户。居住在开罗的利比亚活动人士塔赫尔 穆罕默德（Taher Mohammed）说，”利比亚的普通人不用脸书。”数据支持了他的说法：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不到5%的利比亚人使用互联网。
穆罕默德补充说，”就是那些使用互联网的人，在革命之前，他们有多少人有胆量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活动？”
推特之前的革命
推特和其它社交媒体都是新事物，但是一个时代的主要媒体对推翻政权的动力的重要性，则有着长得多的历史。
赫什伯格说，”现时的媒体在革命中一直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中，印刷手册是强大的武器。而当霍梅尼1979年在伊朗重新掌权的时候，他的革命……是通过磁带传播的。我们今天只是有了新的东西。 “
美国的媒体大亨费尔南多 斯普拉斯（Fernando Espuelas）在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推广聊天室。十年前，在一个通常和数字行动主义没有联系的国家，他偶然见识了早期的社交媒体在政治异议中的角色。那是在阿根廷，他正巧遇见了由比索危机引发的反政府暴乱。
在经济危机影响下，街道一片萧索。”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一群人，”他回忆道。”整个互联网上都是大规模的邻里组织……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公众的意见或行为，因为这些实际上都是通过看不见的在线交流――聊天室和早期社交媒体的邮件列表――组织的。”
他说，这段经历让他印象深刻。因为跟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拉丁美洲也长期受到残暴的独裁者的控制，而这些独裁者的统治依靠的是恐吓。网络专家说，当社交媒体变得更加成熟，政府就更加难以维持腐败和暴力所需的大众沉默。
斯普拉斯说，”很难守住秘密，很难让人们不去交流他们看到的东西。因此，最简单的两种压迫工具：沉默和秘密，再也不能起作用了。除非你打算使用最后的工具，像六四事件那样，派坦克去屠杀……人民。”
在天安门抗议发生十多年后（译注：原作此处有误，应该是二十多年），在今天的中国，政府控制数字空间的力度和控制现实空间的力度一样大。这也使得即使你有最先进的技术，[在中国]阿拉伯之春式的起义还是不太可能。中国当局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过滤社交网站上敏感的政治新闻和信息。而他们在这一方面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政府都强得多。
“跟埃及或者突尼斯那些反对新技术的政府不同，中国人在理解、监视和操控社交媒体上非常老道，”北京的独立互联网分析师比尔 毕夏普（Bill Bishop）说。
他们也足够精明，知道应该害怕什么。一份由官方的中国社科院的智库去年发布的报告警告说，社交网站是”国家安全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中国，如果没有高级软件帮助用户翻过审查的”防火墙”的话，你没法打开脸书，推特和YouTube。
但是，在中国4.6亿多网民中，超过一半人在使用那些网站的山寨版，比如新浪微博，一个增强版的推特克隆网站，或者人人网，一个很像脸书的网站。
如此众多的用户在发送如此众多的消息，中国政府对网络空间的严密控制也不能总不让信息泄漏出去，尤其是从中国版的推特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新闻学教授肖强（Xiao Qiang）说，”政治敏感信息在新浪微博上的传播速度让人难以置信；它和博客有质的不同。”
尽管中国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网络上却经常会有一些关于中国政府滥用职权的悲惨故事。当一位内蒙古的牧民被一辆运煤车撞倒并碾死，当地居民开始抗议政府运营的煤矿。审查机器没有能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封杀掉所有提及这些抗议的内容。但是当地政府使用安全部队和并向牧民承诺公正处理，迅速地平息了事态。
而且有时候，一些消息也能漏网。还是在5月，钱明奇在江西向三栋政府大楼投掷炸弹，自己和其它两人被炸身亡。他曾经在他的新浪微博（推特克隆版）账户的最后几条发布内容里，暗示过自己的打算；他早先的发言描述了他因为认为政府对他的房子进行了非法拆毁，而争取政府赔偿，最终无果的为期十年的维权经历。
爆炸赢得了博主和微博用户的大量同情和支持，他们并不把钱明奇看作一个恐怖分子，而是政府不公的受害者。当数百条悼念信息发送到钱明奇的微博账户上之后，新浪关闭了钱的账户。
但是网络同情是一回事，现实世界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毕夏普说，中国人的办法是把后者最小化。”而这确实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最近一轮对中国政治活动人士的逮捕和消失已经比较清楚地表明，中国当局不能容忍在线鼓动往线下的转移。尽管肖强一直认为”革命将会被’博’出来”，但是他也承认，这需要时间。
这是因为互联网审查不是”茉莉花革命”的唯一障碍。很多中国人觉得，如果要起义，他们个人生活中有太多东西要承担风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家流行互联网门户的前主管说，”我自己很愤怒。但是我有房子，有车子，还有工作。我必须考虑，如果我去抗议，我将失去所有这些，而且还不能保护我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你敢去拦坦克吗？”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实行严密的互联网审查的亚洲国家。在越南，访问脸书的难度众所周知，不过越南政府否认它屏蔽了这个网站。而在缅甸，你仍然几乎不能发出一条短信，更别提发推了。
泰国政府对它所有的媒体严密监控。在去年的泰国暴动期间，脸书用户们实际上放大了社会分化，并对经济阶层的普遍仇视火上浇油。在曼谷负责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Supinya Klangnarong说，在7月选举即将临近的时候，来自农村和穷苦的工人组成的”红衫军”正试图控制旧媒体和新媒体。
与此同时，缅甸的异见人士则在使用泰国的网络连接来跟全球沟通 ，推动民主――当然，缅甸政府也知道这个事实。在过去的一年，由流亡泰国的缅甸人开设的民主网站Irrawaddy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这个组织的编辑Aung Zaw说，这些攻击可能是由缅甸军队和海外的缅甸使馆协同完成的。
正如在埃及和利比亚的例子中发现的，网络干扰可以在有一点上十分有效。在 1月底，埃及威胁全国30多家网络服务提供商，要求它们切断互联网，而在利比亚，现在都还很难上网。但是像比如在叛军的要塞班加西成立的报纸《起义后后的利比亚》，使用他们的卫星连接来跟利比亚的主要网络通信。甚至在Quryna，这家曾经受到卡扎菲控制的报纸内部，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偷偷地使用报纸的卫星，向外国的新闻机构发送消息，而且还在起义最开始的几天在脸书页面上发布内容。
博主谢瓦罗说，与此同时，在叙利亚，多年的政府审查已经教会了他们使用工具来逃避审查――尽管叙利亚也把在线行动主义看作一个严重的威胁。”他们从穆巴拉克那里得到了教训：千万别让博主们继续下去。”
“手提箱里的互联网”解决方案
技术人员熟知政府封锁互联网的广播和组织能力的容易程度，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开放技术动议(Open Technology Initiative)一直在发展”网状网络”。在压迫型社会里，在即使没有大量网络连接的情况下，这个技术仍然可以起到交流和组织的作用。
开放技术动议的科技人员乔治华・金（Joshua King）坦承道，”它并不是一个真的手提箱。”他说，栅格网络的想法出现在2000年前后――这种网络一度给雅典的所有数字通信提供支持。”即使没有互联网连接，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提供本地服务。”
同时，不仅是政府控制限制了异见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有效性，社交媒体公司自身也起了相同的作用。电子前线基金会的约克说，”我们没有想过这些实际上是私人拥有的空间。它们归社交媒体公司所有，所以我们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个人化的。”
这些公司很容易就能追踪到用户数据――并与政府分享，如果政府要求，或命令它的时候。2005年，雅虎公司承认，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它向政府提供了至少一个人――师涛的用户数据，在师涛发布反政府的批评言论的时候。而雅虎一直否认自己知道师涛的记者身份；师涛最终被判10年监禁。
推特已经说过，在”合法要求”的情况下，它会交出用户数据，但是至少它在这么做之前已经警告过了用户。脸书则坚称它不会与政府分享用户数据，但是像约克这样的分析师并不相信这个声明。
同时，各种企业自己的内部政策也对未来的网络活动人士造成了其它的困难。比如，脸书要求用户用自己的真名，而且任何用户都可以举报别人可能在使用假名，这对在独裁政权进行活动所需的匿名造成了极大的困难。YouTube禁止用户上传暴力的画面，在利比亚起义的最初几天，很多视频都被移除（这家谷歌公司的网站现在对来自利比亚的视频采取了一个更加宽松的政策）。
当革命只是一条推
观察家们认为，无论技术在联系个体，讲出真话方面有多大的作用，单单一个推特并不能产生成功的革命。约克说，”成功的在线行动主义必须要有一个线下的部分。”
如果埃及的起义不能完全地证明这个道理，那么乌干达的失败行动应该可以。今年春天，数百人走上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街头，抗议上涨的食物和燃料价格，抗议持续了5个多星期。抗议的领导者是在2月的总统竞选中输给了穆萨维（Yoweiri Museveni）的内科医生Kizza Bseigye。抗议者们涌进脸书和推特，以#walk2work为标签不断地发布消息。但是如果在推特上的运动看起来很强大的话，它在现实的街道上却没那么受欢迎。
当时，坎帕拉的一位媒体培训师格蕾丝 纳塔巴洛坐在电脑前，实时地关注并分享着社交网络上的新闻。她说，”我闹出了很大的动静。我跟人们分享我的观点，发布任何我能从脸书上得到的内容。这更像是传播信息，将讨论推向深入，但在现实的层面上，没有人走向街头。”
媒体监控组织Memonet的项目经理Mholes Kalule同意格蕾丝的看法。他说，”社交媒体上的精英，记者们只是相互之间谈论，而不告诉人民。”那些人之间隔着很深的社会鸿沟，想改变他们需要一个比即时通讯更加强有力的催化剂。
而这也揭示了在其它国家，甚至包括部分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一些事实。即使在有大量普通年轻人使用互联网的国家里，也不是所有的推文总和运动有关。
“运动只是互联网内容的一部分，对吧？”伊斯梅尔 穆东高乐（Ismail Mutongole）问。”我不用那些东西，我没有任何需要上网联系的人。”
北京的彼得・福特，开罗的莎拉 林奇，坎帕拉的麦克斯 德雷尼，曼谷的西蒙 蒙特雷克，以及一位河内的记者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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