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杨帆按语：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采访我一个半小时，声称我的学生介绍来的，自己也是我的学生。 　　我要求必须经过我审阅修改以后，才能发表。他整理的全部谈话我正在修改中。没有想到，他竟然这样炒作，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今天我打他手机是停机，是不是有意回避？我已给《时代周刊》总编室发了抗议。 　　误导如下： 　　第一。我的目的是清除极左发展中左，而不是封闭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我没有这样讲过。 　　这样报导是断章取义，激化人事矛盾，如引发事端，作者和刊物要负责任。 　　第二。相当多的采访篇幅，集中于追究我的个人目的，淡化了理论之争。记者似乎从来没有问：你们之间的理论分歧是什么？我告诉你们：从来没有个人矛盾，完全就是理论分歧。以后凡有参与的，可以参加理论争论，再攻击个人品质的，就是极左的阴谋，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报导这样写：“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切割、划清界线。”谁的分析没有说明。这是在报导中间直接损害我的名誉。 　　第三。我在乌有之乡反对文革派篡夺话语权，已经6年，对于韩德强，苏铁山，张勤德，范景刚，郭松民等都有多次批评劝告，仁至义尽，但是他们不听。这和最近温总理讲话没任何关系。 　　这样的事实完全没有在采访中间表现出来。无论是清理极左还是抓汉奸，都抓不到我的头上，没有必要和谁划清界限。这和我的个人利益完全没关系，和政治形势也没关系。我一贯反对极左极右思潮。 　　第四。李北方多次跳出来攻击我的品质和个人目的，对于理论斗争的内容不置一词，他是《南风窗》记者。 　　黎光寿是每日新闻记者，他呼吁新闻界制裁我，并透露我家方位号召去砸我的家。张宏良说我是汉奸，这都是犯了损害名誉罪。大家看看近日网络谩骂，就可以知道极左是什么东西。 　　第五。韩德强说我从来没有给乌有之乡捐过钱，不是事实。是他亲自打电话给我，要我给地震灾区捐钱的，我说已通过学校捐了几次，但还是给了乌有之乡1000元。至于我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饭有无数次，他们都吃过我的饭，每次只要我去就主动请客。我帮助他们推销书，广州开发区的朋友几次买走几百本，都是有发票的。韩德强不知道就不能胡说。 　　总之，这样的报导是不严肃的，就是淡化理论斗争的实质意义，突出个人矛盾和个人目的。前几年薄在重庆的工作，反对者也是集中攻击他的目的，左派支持者就认为目的是无关紧要的。现在我批判他们搞极左坏了大事，他们不反省自己，反而攻击我的动机，是不是美国人的双重标准哪？ 　　我将全文发表我的采访内容：乌有之乡是怎样从中左走向极左的？就是要揭露极左的危害，清算极左思潮。至于个人恩怨，从来没有，也不需社会关心。大家关心的应该是：极左思潮是这样发展起来？有怎样的危害？重庆模式里面有没有极左？北京方面的极左思潮是怎样与重庆呼应的？这都是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讨论的。我约张宏良公开辩论，他不出来，而是策划一些极左分子谩骂诽谤，想逃避极左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歪曲报道如下： 　　乌有创站元老：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本网已转载——明镜新闻网编者按） 杨帆，作者博客

　　 本报记者 梁为、宋阳标、徐伟 发自北京、广州    时代周报第174期 　　约访司马南很难，从联系到做成，历时4个月。 　　孔庆东更难，他几乎从不接受采访。 　　杨帆则爽快地答应了。 　　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平邦一听说是南方的媒体，当即予以拒绝，就像之前的方舟子。 　　对于南方的媒体，他们似乎都有着一份天然的警惕。他们担心，那些“颂扬市场经济的自由派媒体”会假采访之名，歪曲己见，行打击之实。尤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派论战激烈”的情况下，尤其在中国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经常被舆论用来比拟20年前邓小平南巡所处的历史节点。 　　但正如司马南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所说，“我与‘南方’很多人在观念、政见上有分歧，但不应由此妨碍两者间的交流，你们也可以出现在我所主持的节目上。“ 　　 “我左右都不逢源” 　　2月6日，王立军闯美领馆一个月后，温家宝在“两会”答记者问中说，“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而后，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紧接着，“乌有之乡”“西奴网”等网站暂停运营，进行“后台维护”。 　　此时，国内互联网上响起一片调侃之声，“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还真不习惯”，“我们是不是也该为他们争取言论自由？” 　　对此，对方未像此前那样给予激烈回应，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静默。 　　悲哀之余，他们觉得不为时人所理解。 　　2011年4月，司马南与孔庆东一同出现在一个视频节目中。在他们面前的桌面上，摆着一本由司马南撰写的由经济科技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民主胡同40条》。民主，正是这一期节目中他们所要谈论的中心话题。 　　正如每个人所料到的那样，他们批判美国式民主，认为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某一种民主模式，中国必须找到适合于自身的民主模式……” 　　在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中，司马南说：“中国社会如此之复杂，用幼儿园大班好人坏人的‘二分法’来格式化思想界现状，你不觉得失之于肤浅、简单、片面吗？我这个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 　　 司马南与孔庆东 　　1989年之后，《中国商报》主任记者司马南开始“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兴趣，经常通宵达旦地阅读，思考，写作”。此前，这位东北汉子在哈尔滨商业大学毕业后，曾任国家商业部教育司公务员，浙江工商大学语文教师。这时，33岁的“记者司马南”尚未发表什么政治言论。 　　而在这之前的10多年中，他学会了“特异功能”“气功”。他心想，既然我是假的，谁是真的？他开始用他学会的那些“技术”去打假。 　　于是，从1990-2006年，他利用各种报告会，主持科普节目，现身说法，剑指“神功”。1998年，在终南山上，他被“神医”胡万林及其手下毒打并非法拘禁；次年，在河南商丘再次遭胡万林党羽围殴，但“最后终于把胡万林押上了审讯台”。正是如此，经国内几十家媒体所报道后，司马南被赠予“打假斗士”称号。当时的《南方周末》也对他进行跟踪报道，刊文《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并连载他《神功内幕》一书。 　　司马南遂成为名噪一时的“打假斗士”，与《南方周末》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此时，他未来的朋友孔庆东，则在北大师从钱理群攻读硕士学位。 　　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孔庆东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可“我看不起只会埋头学习的书呆子，但是要比读书考试这件事，我还真是天下无敌。和第二名的分差，不叫距离，叫天堑”，体育也是满分，“俯卧撑能做100个”。 　　1989年，孔庆东成为“研究生院自治会主席”，并因此受牵连，被剥夺了继续读博士的资格，“下放”到首都师大附中任语文教师。 　　在首都师大附中，高中生许知远成了他的学生。许知远被这位“不循规蹈矩，才气非凡”的孔老师所吸引。 　　3年后，孔庆东重回北大，攻读博士。而许知远也在1995年考上北大，师生情得以再续。在今天，许知远回忆说，“从中文系所在的静园四院走到学五食堂那一路，傍晚的时候，学生下课，路上都是人。我跟他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感觉像在追随什么东西”。 　　在他眼里，这个时候的孔庆东，有着非凡的魅力。 　　但是，许知远与孔庆东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许知远无法接受“孔庆东思想逐渐左倾，并支持文革”。 　　关于对“文革”的态度，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作为一个发达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正面的东西。后来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得知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文革是全盘否定的，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文革中的那些坏事，应该用理性的学术态度去研究，找到其产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再次发生。” 　　博士毕业后，孔庆东留北大任教。 　　 在他们的言论阵地上 　　2003年下半年，范景刚与韩德强等人筹划成立乌有之乡网站，并经营乌有之乡实体书店。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参与了“乌有之乡”成立后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自称为“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初将网站定性“在民主法制轨道上的”。 　　“乌有之乡”从2006年后开始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其后便与“四月青年网”等红色网站言论阵地。 　　在今天，由司马南与孔庆东所撰写的言论文章与视频，大多都能在这些网站上找到。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司马南开始撰写文章批评《南方周末》。第一篇文章为《冷看 裸体冲锋》。 　　关于此文，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我在2008年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一夜未眠，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 　　“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了若干篇评论，谈到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普世价值看齐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也要看齐普世价值，它把汶川地震救灾行为说成是践行普世价值，说成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兑现关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于是，我写了致《南方周末》的公开信，我写了抗震救灾不涉及到普世价值，我写了几十篇针对普世价值这样一个学术问题的探讨的文章，我也发表了《叩问普世价值》这样的演讲。” 　　从此，“打假斗士”司马南涉足政治评论领域，并逐渐成为“某派思想阵地的领军人物”。 　　关于毛泽东思想，关于朝鲜模式，他“开始有计划地撰写文章”，并将其汇集成《民主胡同40条》。 　　对于“普世价值”，司马南认为，无论东方、西方，都没有一种价值主张能”普世”，而中国，应该争取普世价值的定义权、解释权。 　　而此时正在研究武侠、鲁迅与老舍的孔庆东，开始出现在CCTV百家讲坛上，笑谈金庸与武侠；还写起了博客，自称孔和尚。 　　此后的“北大醉侠”频频接受媒体访问，发表各种言论。 　　他抛出“记者害国论”，言现在的媒体“歪曲报道现在铺天盖地”“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 　　关于此，他对时代周报说：“媒体要生存、要赚钱、甚至要一定程度上讨好权贵，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底线在哪里？20年以前，记者是一个光荣的称呼，是正义的化身。今天的记者是什么形象？每一位新闻工作者，认真地想一想吧。” 　　他赞颂“朝鲜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政权”。并在2010年9月与“乌有之乡”张宏良等人亲往访问朝鲜，他们瞻仰朝中友谊塔、吃石锅拌饭、唱卡拉OK，参观金日成综合大学。 　　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回应社会热点话题。他评点药家鑫“就是长着一副杀人犯的面孔，中国很多人不对他人生命安全尊重，只考虑个人权益”；还有，他评点“梨花教母案”，他批评郭敬明抄袭门，均有言辞犀利的批评。 　　 打韩寒是为打公知 　　2012年2月20日，司马南与方舟子并肩出现在湖北卫视一套脱口秀节目《中国范儿》中。这期的主角是方舟子，而讨论的事件则是“方舟子打假韩寒代笔门”。 　　当节目进行到第4分钟时，司马南忽然说：“我周围总有人跟我嘀咕，你的朋友方舟子太偏执，韩寒这件事值得那么较劲吗？我就跟他们说，方舟子哪是跟韩寒这个小孩在较劲呀，方舟子是和韩寒身后那帮大人，那帮公知们过不去，因为那帮人把一个小孩包装成了一个神话的男主角，所以方舟子不过是说了句实话。” 　　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司马南说：“韩寒又扮演成了意见领袖，他用尖端刻薄的语言来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调侃，在网上引来了一片支持声，再后来，韩寒成为美国《时代周刊》排名第二的世界一百个重要人物之一，这个事情已经搞笑到了不能再搞笑的地步了。方舟子出来后，韩寒背后扮演枪手的人会感到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还是那些包装韩寒、参与制造韩寒神话、并凭借着这点参与和制造分享韩寒在互联网时代光环的那样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如此，让人隐约看到一条逻辑链。 　　打韩寒，是为了打公知。而方舟子说，这么多年来，你们看韩寒出现在南方报系刊物封面的次数有多少次？正是南方报系参与了制造韩寒这个神话，给他套上光环。 　　对于被称之为“天下之公器”的媒体，司马南说：“我批判那些总是把社会问题指向根本制度的媒体，那些试图撬动底下最后一块积木的人。” 　　对于“三骂”，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说：“我其实并没有在电话上骂那个记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时哪里骂过人？那个记者后来也证实了。我是放下电话后，在微博上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其实就是一篇第一人称的‘微小说’，目的就是看看媒体和社会如何反应。结果不出所料，中国媒体的毫无理性暴露无遗。” 　　3月28日，曹林华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孔庆东的确在电话中骂了他，但只骂了孔在微博上所描述的“三妈”排比句中的第一句。 　　 司马南们的2012 　　2011年与2012年之交，台湾“大选”之际，曾经和孔庆东亦师亦友的一知名作家离开中国，并在网上发布一封《与孔庆东绝交书》。在这封绝交书中，这名作家详述说他与孔相识、相交到交恶的经过，并以刻薄的语气讥讽了孔的出身。 　　而司马南，在2012年1月20日晚在华盛顿国际机场，被滚梯与悬墙间未设任何防护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受伤入院。这一则消息在微博上传出后，遭到了疯狂的转发与评论。它既成了某些人春节期间的“娱乐节目”，也成了某种阴谋论肇始，有人说，身为反美斗士，为什么司马南去美国过春节，为什么司马南把孩子送去美国念书，司马南是不是用了某地赞助款送小孩去美国念书？ 　　对这些质疑，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说：“首先是我的小孩在不在美国读书，这涉及到我个人的隐私问题，我从来不谈我自己的孩子在哪里，我从来不谈我的家人现在具体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因为我有权利不讲。原因是我过去得罪了一些江湖上的骗子，多次遭到他们威胁、报复；现在我的罪了一些政治上的敌人，他们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理论上无法驳倒司马南，就危害司马南的家人，这是非常卑劣的行径，我不会给他们提供口实，所以司马南到底有没有小孩、有几个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哪里读书，这样的信息我不作任何回应。” 　　这些，便是司马南、孔庆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刚刚开局的2012年的遭遇。在中国网络社会中，关于他们的新闻，甚至带上全民娱乐性质。 　　 三月的北京 　　三月底的北京街头，有的人已经穿上了单衣，有的人还穿着羽绒服，大家互相穿过，平静而从容。时局之变幻，犹如三月底的天气，因每人的身体素质和感知能力，对自己所穿之衣，都有自己的判断。 　　司马南的书房在北京二环边南锣鼓巷。书房进门有一面足有两米直径的大鼓，颇有衙门的气势，每有客人到时，他都会敲一通“咚咚”的鼓声。 　　在采访中，司马南谈到自己的生活，说他正在筹拍一部纪录片，正在写一本关于六祖慧能的书，说他在北京的书房有很多书，欢迎大家去做客。 　　而孔庆东则在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邮件中说：“光明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灵魂。正如贝多芬聋了，也能听见最雄壮的交响乐一样。风雨如磐的时刻，曙光，已经熹微在东方了。” 　　文辞优美的回答，与他在公众面前所展示的形象有强烈反差。我们希望，这些并非幻象。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