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颜昌海:从东德的下场看中国的维稳

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各种矛盾加剧,各地抗议活动是此起彼伏。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在今年的危机管理报告上称,2010年大型社会群体事件有72起,比2009年的60起增加了12起;其中,33%的事件在每天的媒体中报道,67%通过网络传播。除此之外,中小型抗议事件更是多如牛毛。大陆当局近年来有两大建树, 一是对内建立大维稳体制 ,用调动整个官僚系统参与维稳的政治动员方式,形成自上而下的维稳网络; 二是对外推行大外宣战略,以充足的国家投资和财政支持,鼓励宣传喉舌走向国际自由传媒市场 。 大陆当局的大维稳系统大致可以分为社会维稳、党内维稳和军内维稳 ,这三大块维稳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2008年奥运前后,为了保证奥运顺利召开,当局把社会维稳当作维稳的重头戏;2010年8月,温家宝在大谈政治改革之后,屡遭党内重批,显示当局为了维护党内稳定,不惜剪灭不同声音;2011年2月中东茉莉花革命的星星之火传到了中国大陆,当局要求军队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这说明军内维稳系重中之重。这个维稳体制,对大陆前景至少有三大影响: 第一,官民对立越演越烈;权贵集团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利益,以维稳为名,严厉对待上访者,放纵警察和地方官员在维稳的名义下为所欲为 ;该体制用政治镇压对付经济诉求,用国家暴力对付和平抗议,因而凭空制造出许多国家敌人,使官民对立越演越烈,埋下了大规模社会动乱的不定时炸弹。 其次,大维稳体制把中国大陆社会的全面溃败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撰文指出,中国大陆社会的全面溃败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如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利益集团以权力的霸道和蛮横,肆无忌惮地侵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司法部门和腐败官员,沆瀣一气,民众有冤无处申;而任何试图治理社会溃败的企图和政策宣示,在大维稳体制下,都难起作用。 第三,大维稳体制给继任的新政权将带来不少难以预期的麻烦。 这个体制创造了一个吃9千万亿元维稳饭的庞大利益集团,而该利益集团在维稳怪圈中,正在越滚越大。在现有的政治体制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试图缩小这个利益集团的任何尝试,都会受到利益集团从上到下所有官员的积极抵抗。 当然,在过去的两年中,大维稳体制对维护一党专政还是有效的。但由此而造成的短期效应,远不及它对中国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造成的长期损害。这些长期损害,已经渐渐地达到了顶端。即使今后的执政者要照旧高举维稳大旗,也已经难以为继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维稳体制迟早会破局。现在看来,有两种可能的破局结果,一个是偶然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有可能导致大维稳体制的彻底崩溃;另一个是大陆将来的领导人主动消减大维稳体制的致命性损害而使该体制寿终正寝。从目前状况来看,前者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后者。 为了掩饰对内实施高压的大维稳体制,大陆当局的另一个建树,就是在境外推行大外宣战略。大陆政府于2008年年底制定大外宣战略,一是出口“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二是为了反制西方媒体对中国大陆的批评,宣传中国大陆的国家形像;三是为了改变国际传媒现有格局,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争夺国际话语权 。大外宣战略自2009年初开始实施,迄今不到三年,但其格局已经赫然成形,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外宣态势。和大陆官方每年数百亿元的大外宣投资相比,西方传媒如美国之音等则因差钱从传统重镇撤出,这显示西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传媒争夺战中,已经越来越处于守势。现在,大陆官方喉舌在自由传媒世界挤占国际话语权,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大维稳模式管用吗?《财经》记者以《新观群体性事件》为题,采访了几位中国社科院和大学的学者。他们说,这种办法在短期内减少民变的升级,使人员大规模聚集变得困难,从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群体性事件发生,所以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增势趋缓的态势。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引起更大规模、更持久的对立。今年发生在广州、上海、湖北、内蒙等地的事件就是严重警告。这种大维稳模式实际上对民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用政治镇压对付经济诉求,用国家暴力对付和平抗议,其恶果之一,就是凭空制造出许多国家敌人。大陆学者说,本来许多人的上访、抗议是为了自己的经济物质利益,诉求非常明确,而且行为合法,但是在现有的维稳模式下,这些上访人或抗议者往往被劳教、被关进精神病院,甚至被判刑,他们最终演变成了敌人。 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评价现阶段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要看三个标准,一是组织化程度高低,二是持续时间长短,三是诉求的性质。他说,今年中国大陆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诉求还是民生经济利益,如绥江、上海宝山等地的群体性事件,而不是以体制外的行动谋求体制内权利再分配的政治行为。但另一方面,超越民生经济利益、追求公平正义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如锡盟、利川事件。总之,根据这些海外学者的研究与大陆学者的分析,当局的政治镇压手段,导致中国大陆发生较大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可以肯定, 大陆当局的用镇压防止大规模民变的维稳思路是“饮鸩止渴”,其结果,一定是越饮越渴 。 总之大维稳体制,对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几乎已经走到尽头的大维稳体制,有可能会突然崩溃。而大外宣战略亦不能能持续多久。 维稳濒于失控有几大表现: 首先,维稳财政已然失控;其次,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再次,中国大陆老百姓和公共知识份子越来越不买当局维稳的账;最后,维稳体制以迫害狂为主要特征,因而绝不可能持久 。 首先是经济难以为继。关于维稳财政,中国大陆的维稳经费到底有多少呢?早在2010年6月,《光明日报》就刊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文章说,“权威资料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到了2010年,维稳财政达5,486亿元,2011年,为6244亿元。事实上,无论是2009年的5000多亿,还是2011年的6000多亿,都是严重缩水的数字。《财经》杂志于2011年5月8日刊出一文,叫《中国大陆维稳费:公共安全帐单》,对中国大陆2011年的天价维稳,算了一笔细帐。文章说, 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 ,而这6000多亿元的公共安全支出,并没有“完全涵盖直接或间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费用”。譬如公安部下列的外交、教育、科学技术等项目、各级政法委的预算,国家和地方信访部门的预算就没有包括在内,而这几个部门都承担部分维稳重任, 仅国家信访局2011年财政预算就达8425万元。 随着国内抗议活动的不断增多,大陆当局用于“维稳”的费用也急剧上升。有国内媒体报道,辽宁省2010年动用了15%的税收用于“维稳”,为223亿;广东省廉江市2009年“维稳”一年的花费是先前五年的总和。清华大学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大陆官方警方“维稳”的公共支出估计高达770亿美元,金额与国防不相上下。部份专家估计,实际金额恐怕更高。比如今年年初,大陆官方为了防堵国内爆发“颜色革命”,针对全国各大都市的民众集会,不论是数十万人的农工抗议,还是对于手机通讯与宽频网络的防堵,都动用了相当大的警力进行“维稳”,自然花费不菲。 显然, 大陆官方的“维稳”费用除了用在大量的监视异议人士、镇压民众的警力和国保上,还包括对网络、电话的管控支出,社区、商场等无所不在的“红袖标”的报酬以及“维稳”官员的薪酬、五毛们的发帖费等等上 。据官方媒体报道,过去5年来,官方增加了数千位“维稳”的官员以及302万个“维稳”的政府职缺;2009年还决定地方官员必须在平均两个小时以内使“重大事件”的消息在网络上消失;为此,官方软件工程师还开发了一套自动的系统,可追踪热门网上的议题,并快速点出哪些是潜在的破坏性新闻。这笔费用自然属于“维稳”支出。…… 其次,高压政策难以为继 。在官方看来,在刺激经济增长无法奏效的情况下,遏止民众不断蔓延的反感和抗议,惟有实行高压统治。据悉,在某个省部级领导学习会议上, 高层就呼吁增加互联网控制和地方政府服务的投资,以便将“不和谐因素减至最低。”与会高层达成一致: 应提高警惕,控制类似埃及和突尼斯的例子在中国发生。此外,在“十二五计划”中,官方也宣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平息动荡。然而,官方是越“维稳”,社会反而越不稳。1980年代全国上访冤民总数为2万多人,现在却达到了4千万人,而大小抗暴维权事件更是平均每个月一万起之多,越来越多的网民们通过网络宣泄着对官方的不满。…… 当局的天价维稳显然不管用!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完全不以当局的维稳意志为转移。在过去的10年里,群体性事件增长了3倍,2010年达18万起。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在今年5月3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上载文“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引用了官方的《社会蓝皮书》和《了望东方周刊》的数字,即 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到2003年,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从2006年到2010年,由9万起增加到18万起 。 与此同时,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民众不买维稳的账了 。2010年9月,人民网、人民论坛杂志和腾讯网做了一个联合网路调查,题为“维稳怪圈,谁的烦恼?”调查结果显示,75%以上的投票线民不满维稳,他们认为,官员心中的“稳定”早就不是老百姓心中的“稳定”了,而所谓的不稳定,大多是官员出于自保而造出来的,如此维稳,老百姓怎么能够配合?!此外,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份子,包括那些长期沉默的知识份子,也公开谴责政府在维稳的名义下迫害社会良知的无耻行为。比如余世存说,在我们的记忆中,中国大陆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权组织这样堕落、猥琐、下作。 最近,一些海外学者撰文分析中国大陆未来政局变动的可能。他们指出,中国大陆政治发展正面临着空前大变局,大变局的动力可能主要来自于民间。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成员,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在美国费城就“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路径”做了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一个民变促发官变的观点,说的是老百姓在现行制度下不甘忍受剥夺和压榨,要求改变现有的这套规则;对于老百姓的要求,当局的反应就是镇压;过去十几年民变不断增加,当局不断镇压,但当民变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官方的应对思路就出现分歧,分歧导致政治精英分裂,最后促成官变。吴国光相信,中国大陆未来变革的主力军在民间。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下促上的政治转型,不同于改革开放时期大陆官方高层开明派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类型。他认为,在二十二年前, 胡耀邦的悲剧就已经显示,中国大陆的从上到下推动政治变革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只有民变才能促进政治制度的变化” 。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撰文谈中国大陆近10年内发生巨大变化的可能性时,也谈到了民变问题。他说他有个朋友曾对大陆改革派有很大信心,但现在很失望;余认为,未来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反映在三个主要现像上,一是整个中国大陆出现了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的运动,而大陆官方正在试图阻止;二是各类民变风起云涌,三是大陆官方高层内部出现分化。 这里,民变指的就是中国大陆官方字典里的“群体性事件”。那么中国大陆在现在的超级维稳模式下,发生大规模民变的可能性有多大?这要从2008年中国大陆政府开始建立大维稳模式说起。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的民变特别多,那一年也是中国大陆维稳政策的转捩点。为了保证2008年奥运会的顺利进行,也为 了抑制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局采取了调动整个官僚系统参与维稳的政治动员方式,严厉对待上访者和政治敏感人物,任意拔高警察的作用,使其凌驾于司法,地方官员在维稳名义下可以为所欲为等。这就是大维稳模式。 之后,凡是在敏感时间举办大型活动,如2009年国庆60周年、2010年世博会和亚运会,当局就采取大维稳模式。 大陆官方难道真的不懂,自己本末倒置的所为,正将自己引向毁灭的深渊?! 20年前,东德共产党的垮台对于很多中国大陆人来说,依旧记忆犹新。事实上,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东德政权会垮台,甚至包括法国总统都认为,东德还会存在下去;就连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对自己的下台乃至政权的迅即垮台也都毫无意识。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一个政权倒台,必然是源于其统治残暴,官僚集团腐败严重,民不聊生,从而官逼民反。不过,虽然东德共产党官员享有诸多特权,但并无特别严重的腐败行为,就连昂纳克本人也没有什么贪腐行为。然而,昂纳克统治后期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因为共产党的欺骗性宣传开始失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无法解决商品紧缺、外债突出的矛盾。因此,昂纳克政权只有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管控,而这种管控正是通过其无所不在的强大的“维稳体制”。 东德“维稳体制”的发达有如下表现:一是对公民全面监控,国内情报系统非常发达,东德人民生活在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之中,内心感到压抑,没有安全感。东德垮台后,从东德秘密警察档案中,人们得知,约有三分之一的东德人曾受到监视。二是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设置了很多言论禁区;再一个是对自由迁徙的控制。也就是说,在东德,党领导的国家仍然事先规定好了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再加上跟西德自由世界的强烈对比,东德民众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最终,忍无可忍的东德人民选择了投奔自由。 如今,大陆政权正在重蹈东德共产党的覆辙。曾经拥有强大“维稳”体制的东德政权不复存在了,那么, 同样貌似强大的中国大陆“维稳”机制,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试想,一个即使没有明显贪污腐败,没有残暴无道行为的政权,都有可能被人民赶下台,更何况那些视民如草芥,待民如仇敌的而且无官不贪的政权?自从进入2011年以来,中国大陆就在维稳怪圈中越陷越深。当局大幅增加了维稳经费,但越来越多的迹像显示,维稳正在濒于失控,而维稳失控,非常有可能成为官方手中的不定时炸弹。 迫害良知正是这个维稳体制的主要特征,如今已经演绎到了越发荒诞的程度。当局不许戴晴开生日茶会,不许姚立法竟选人大代表,不许廖亦武出国,不许章怡和出书,软禁一个瞎子;汶川豆腐渣学校砸死了近万名学生,却不许他们的父母亲讨个公道;三鹿毒奶害了那么多孩子,却不许他们的亲人追究。……官方的维稳制造了多少“国家敌人”,就制造了多少随时可引发这个体制爆炸的不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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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大国崛起”为何是这个熊样?

前一段时间,大陆官方在各媒体上大力宣传“天空一号”太空对接之事,再加上近年不断吹嘘的GDP成绩,仿佛“大国崛起”之日已经到来。然而,人们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样一个看似要和美国争雄的大国,却屡屡在国土以及国民安全等最基本的国格问题上缩头收尾。例如钓鱼岛争端,南海岛屿争端,还有近日多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被杀害,大陆官方除了习以为常的抗议几声,就是拚命压制民间的种种议论,没有做出任何一个大国应该做出的实际行动。试想,如果美国多名船员在湄公河上无端被害,可能美国的航空母舰就要游弋到马六甲海峡讨个说法了。 大陆官方为何对外如此熊样?人们可以从核心技术的角度看看这所谓的大国崛起是否真实 。可以说,制造业是当今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准。有了强大的制造业,才能为工业、农业、交通、国防等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可以说,制造业是支持一个国家的“骨架”。而多年来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却在制造业的各个方面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从而让制造业的命脉把握在别人的手中,说白了,患上了“软骨病”。 以电子控制系统的核心电子芯片为例,除了几毛钱一个的辅助芯片国内可以提供50%的市场,电子控制系统中必不可少的复杂核心芯片(比如电脑的CPU之类),几乎全部是进口。众所周知,电子控制系统用来控制小到家用电器,大到汽车,飞机的运行,是一切工业制品的核心。可以做这样一个设想,如果美日欧这些掌握芯片核心技术的国家对中国芯片禁运,那中国的电子行业就会面临瘫痪,包括家用电器、汽车、飞机、电网控制,甚至小小的灯泡,只要带电子控制系统的,都不能生产了。 不仅如此,人们可以看看身边所有MADE IN CHINA的工业产品,要是有技术含量的,其核心技术或部件几乎无一例外是国外的。汽车发动机,进口;冰箱压缩机,进口;手机芯片,进口;打开电脑看看,有多少零部件是进口的?至于说制造业中至关重要的数控机床,那几乎就是德国机床的天下。有人甚至戏称,没有了德国的母机,中国的机械制造业立刻垮掉!更有甚者,甚至一颗螺钉,这工业生产中可谓最小的部件,日本产的螺钉比国内生产的质量就要好很多。这里不是说国外的月亮都圆,而是当今中国制造业的残酷现实! 有人会说,那人们国内那么多制造厂商在干什么?他们的绝大部份工作只是把从国外进口的核心部件和国内提供的辅助零件组装在一起,一件高技术产品就从国内的车间诞生了。说白了,就是组装车间而已。有人会问,这样不也挺好?分工合作嘛。问题是,既然核心技术在别人的手中,那么产品大部份的利润就要被别人赚走。以深圳富士康生产苹果手机为例,一个手机的利润如果是500美元,那么 苹果公司和其他国外供货商要拿走495美元,留给富士康的仅仅是可怜的5美元加工费而已。而富士康却还要提供工厂和工人的工资和各种消费。 这也是富士康工人频频跳楼的一个直接原因:生产利润低,只有逼着工人拚命加班多出货,结果把无法承受的工人逼上了绝路!更可怕的是,如果别人不给你货或哄抬价格呢?你是不是只有吃这个亏? 到现在,人们可以回答开头提出的疑问了。 天空一号算什么?天空一号的技术人家美苏1960年代就有了,而且美苏搞出来在当时属于真正的技术创新,带动了全球工业的变革。而只是因为政治上的意义远远大于科技上的意义,大陆官方才耗费巨大人力、财力重复搞出了别人几十年前的东西。那么大陆官方为啥对外那么熊样?因为制造业的核心在人家手里,患了软骨病的人怎么直得起腰杆呢?现在战争再也不是靠人海战术了,如果因领土争端而开战,大陆官方一旦遭到技术物资封锁,军事制造业立马瘫痪,拿什么去跟别人打 ? 一个国家掌握核心技术的状况,实际上取决于该国家的科研创新力量的强弱。通过对国内学术界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找到中国核心技术如此落后的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科研机构官本位严重,单位领导大多数属于“外行领导内行”,真正有才能的科研人员往往受到排挤和压制 。由于大陆官方的独裁统治,其各级官员只需对上级负责,因此一个人能坐在领导岗位上往往不是因为他适合于这个岗位,而是因为他上级的个人好恶。再加上大陆官方推行无处不在的“党委负责制”,造成科研单位一把手党委书记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学无术的职业党棍,这些人大权在握却只知争权夺利,继续往上爬,哪有真正的心思来指导搞科研?而很多有才华的科技人员,特别是一些海归,平时只知道搞科研,很少懂得溜须拍马,讨好上司,有时候还会对不公现象仗义执言,这对于那些喜爱阿谀奉承的党棍来说,无疑是些“刺头”,不除之也要找机会“穿小鞋”整治一下。这样的领导体制下,科研人员讨好上司还来不及,还有什么精力去搞科研!有的科研人员甚至被逼上绝路。2009年,浙江大学的留美海归博士涂序新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这是对国内当前科研体制的血泪控诉! 其次,学术界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学术不端,造假严重 。众所周知,科研工作需要在一个方向上长期坚持不懈进行钻研才能有真正的突破和成就。特别是一些基础研究,有时为了一个参数就要付出一生的心血。日本有的研究工作者,一辈子就是为了研究一种材料的一种性能曲线。人们想想,这样得到的科研成果该有多扎实!而反观国内,出文章出成果很多情况下不是为了推动科技的发展,而是变成了各种职称评级的硬件。由于不同的职称级别又和待遇水平戚戚相关,逼得国内的科研工作者无法长期潜心研究,不得不写出大量没有实际价值的文章充数,更有甚者,直接剽窃抄袭他人的成果作为自己捞取利益的手段。如今的中国,已成了论文发表大国,但是能被国际学术界承认和引用的工作却寥寥无几。有的科技人员直接承认说,自己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就是垃圾,别人不会看,自己也不会去看,完全是为了评职称凑数。 至于说剽窃造假,前些年的“汉芯”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子。2003年,上海市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宣称,由上海交大海归教授陈进自主研发的汉芯一号0.18微米DSP芯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申请了6项专利。当时的鉴定人员包括多名中科院院士。然而事实证明,这些芯片不过是陈进购买外国公司的芯片后,雇佣民工把原有logo打磨掉而成,并据此骗取中国政府一亿一千万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事后陈进说:我造假我有错,但我鄙视那些高高在上的院士、组长,事实上他们什么都不懂,只要有政府一招呼,签字费给够,他们什么都能鉴定出来!真正害我的,正是这些专家学者。而对陈进本人的处理,也只不过是撤职而已。有这样宽松的监督环境和这样低廉的造假代价,何愁剽窃造假不风行?! 再有,基层科研人员待遇相对过低,无法安心进行科研工作,大量科研经费却被贪污挪用,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目前在很多大学,大学讲师一个月的收入才3000元,副教授4000不到,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这些钱只能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讲师如果是博士毕业,最起码要比本科毕业的同龄人多花费6、7年的时间继续学习才能有这份工作。相比起那些没有啥学位却可以炒房发大财的人,相比于那些考上公务员就可以坐享其成的人,中国的基层科研人员的付出和待遇实在反差太大。很多科研人员因此放弃了研究,投身商海、官场。而国家财政每年拨出的科研经费,由于目前科研项目管理的缺失和混乱,为腐败提供了温床。一些有身份和名望的老师在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跑到项目后,再找一些老师共同研发,按需支付部份劳务费后,剩余的全部落入个人小金库。中国科协一次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科研贪腐”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何来的充分研究?何来的实际成果?! 综上所述,可以把国内学术界的种种怪象归结为制度之害。 只要大陆官方权贵专政还在一日,就不可避免的从方方面面腐蚀国内的学术界,导致人浮于事、剽窃造假,贪污腐败。国人又有什么理由去期盼这样的科研力量能研究出真正的核心技术呢?一个连高质量螺钉都造不出来,“大国崛起”口号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黄粱美梦 。 “大国崛起”的熊样,还表现在对待国土和领海的轻视上,“维稳”重于国土,官方无力出手南海。最近一个时期来,南海周边国家的争端可谓剑拔弩张,大陆官媒《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也发表社论声称, 中国大陆不能只会谈判,必要时应当“杀一儆百 ”。可当天下午,外交部就急忙澄清,表示中方奉行的是和平发展战略。面对南海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形势,官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引起外界的强烈关注:是真想维护领土完整,还是故作姿态、愚弄国内百姓。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越南、菲律宾、汶莱、马来西亚和台湾等都宣称,对蕴藏丰富石油和天然气的南中国大陆海地区拥有全部或是部份主权。最近,越南国家石油公司与印度签署了两国合作开发中越有争议区块的石油勘探开发项目,有印度媒体声称,中国大陆在印巴最敏感地区的克甚米尔插了一脚,他们当然也有理由对中国大陆认为最敏感的南海地区与越南开展合作开发项目。然而,就在各国在南海剑拔弩张的时候,中国大陆与越南签署了一项有关协商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协议,双方同意寻求彼此均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第二天,《菲律宾每日问询报》称,在得知中国大陆与越南就南海问题达成了这一双边协议后,阿基诺出席菲律宾外国通讯社联盟论坛上呼吁,南海问题的相关国家应该通过东盟的多边协商来解决这一问题。针对菲律宾一艘炮艇在南海礼乐滩附近,撞击了一艘正拖曳25艘小船航行的中国大型渔船, 菲律宾国防部和外交部予以证实并称,该炮艇是在试图靠近中国渔船检查时,炮艇的转舵装置出现故障失控,相撞纯粹是“小意外”。菲律宾外长称:不需要道歉,也没有道歉!于此同时,菲律宾《商报》发表题为《南沙中国渔民如惊弓之鸟》的社论,对大陆官方大肆嘲讽,称中共所谓“强力外交”,既不敢抗议,也不敢交涉,中共外交在菲律宾人的眼中,是只“掉了牙的老虎”。中国外交部则一如既往地重复:“中国大陆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要求菲方尽快无条件归还中方小艇,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 就在 大陆官方同南海周边国家吵作一团的同时,南海诸小国暗地在加快采油 。据中国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大陆海洋发展报告》中透露的数据:“有关国家在南海钻井一千多口,每年开采油气5000万吨以上。”但中国大陆石油公司在南海资源最密集的南沙海域,却没有打出一口井。 越南政府自1998年对外资开放以来,已发放近50个油气勘探投资许可证。同时在南海多岛驻军移民,建设基础设施,进行实际的控制和占领。2004年,越南石油产量达到峰值,日产超过40万桶,之后一直徘徊于日产30多万桶上下。为加大开采力度,2000年越南修订了《石油法》,对外国公司的条件非常优惠,合资公司里外方股份可占到80%左右。另一个热衷于南海开发的国家是菲律宾,尽管其石油工业落后,2009年日均产量只有1.5万桶,其中采自南海的不到1000桶。但2011年6月底,菲律宾宣布了南海地区几个区块对国际进行招标。马来西亚的南海策略则是少谈主权多采油。2007~2009年,马来西亚原油日产量分别为75万桶、72.7万桶和69.3万桶,其中绝大部份产自南海 。 自去年大陆官方突然声称南海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之后,激起了东盟国家一致的反对,东盟12个国家乃至20十多个国家联合声明对大陆官方谴责。最近,美国总统宣称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重视,并将在亚太建设更大的同盟,以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有评论指美国奥巴马政府将外交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意向明显。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也发表长篇大论来阐述美国立场:随着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以及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它方面——锁定于亚太地区。 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说,美国最近宣布向印尼捐赠三十架F16战机,韩国向菲律宾捐赠海军军舰。日本与越南签署防务合作条约之外,近期又计划向荷兰订购四艘轻型护卫舰,积极在区内部署军舰,美国还在澳大利亚进行了驻军。分析认为,东南亚各国与日韩的结盟,已经形成了共同围堵大陆官方的趋势;然而,就在中国大陆周边地区吃紧之时, 大陆官方军队已蜕变为一个集“吃喝嫖赌毒”为一体的党卫军——最近广西玉林地区的军警因喝酒而引发的一场大规模混战 ,然而大陆当局针对此事所做的就是封网。 网上舆论称: 同为国之干城的强力部门,大打出手,丢尽脸面。搞内斗众志成城,御外侮软弱不堪,大陆军警内斗内行,外战外行。在外色厉内荏,在内花天酒地。日本强占钓鱼岛,不见大陆海军前往驱寇,菲律宾、越南占领南沙、西沙群岛,不见军队影子。而在国内,军人却醉酒街头,大闹派出所,同袍居然持枪威逼放人,人民对这样的军队还有何指望 ?! 有网友写到:兵无斗志,将无战心,是当下大陆军界的最佳写照。虽然装备了歼十、中华神盾舰、九九式主战坦克等先进武器装备,但这些不过是演习的高级道具而已。军官们醉生梦死,跑官买官,不爱武装爱红妆,前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一人贪污挪用军费逾亿,情妇遍布各大军区。至于唱歌将军、跳舞将军更是令人目不暇接,这样的军队有何战斗力。民族英雄岳飞有句名言:文官不贪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但现在的中国大陆,文官都贪钱,武官皆惜命,天下怎能太平?! 有大陆媒体报道说,再过10年,中国大陆的GDP就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GDP大国,并暗指到那时,我们中国说话就算数,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大陆军事评论员戴旭曾表示,决定国力的不是GDP的数量而是它的质量。1840年的时候,清朝的GDP是英国的6倍,英国当时的GDP只占世界的5%,而清朝GDP占世界的33%。可是,却在1842年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到1894年甲午海战前夕,清朝的GDP还是日本的9倍,可是,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装备远超日本的满清北洋水师却在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今天的中国,相对GDP远远落后于当年的满清政府暂且不说,单单是军队的全面腐败、政府官员的全面堕落已经是满清政府难望其项背的。 自1949年以来,大陆官方一直对外宣称致力于“维护中国领土完整”。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表示,大陆官方一直未有重视维护领土的完整,钓鱼岛是一例,北方领土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表示:对北方领土的问题,大陆官方在没有让老百姓有任何讨论的情况下,就跟俄罗斯签了新的领土条约,平白断送了中国大陆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所谓维护国家主权,落实到领土的保护方面,其实并未尽力。 《苹果日报》评论曾引述学者观点指出:不同于清政府屈服于洋枪洋炮,大陆官方多是为巴结邻国而主动放弃有争议的领土,或者像放弃被侵占的半个黑瞎子岛一样,承认邻国的占有。该评论还说,大陆官方一贯以领土换友好。为了中缅友好,可以让出江心坡7万平方公里;为了中印友好,可以默认印度对藏南9万平方公里的占领;为了同中俄友好,可以让出江东64屯的3000平方公里。按照大陆官方与俄国签订的《中国俄罗斯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图》,中俄4300公里的边界已全线勘定,这意味着中国大陆将永久性的丧失了大片原本属于中国大陆的领土。而为了抗印、抗苏,又可以向巴基斯坦、阿富汗让出克甚米尔和帕米尔的土地;为了中日友好,也可以在东海问题上大让步 。…… 对于目前越演越烈的南海领土争端,官方又是如何维护领土完整的?官媒《环球时报》在《南中国大陆海冲突必要时应杀一儆百》中称:“菲越等国的行为很像趁火打劫,它们认为中国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它们可以搭团队的车,起哄捞中国大陆的便宜。”文章还直接披露了官方的内部分歧:这些争端制造的麻烦,不仅威胁中国大陆长远的海上主权利益,而且它们对中国大陆自尊的伤害在不断消耗中国国内的政治团结。 文章还警告与中国大陆有领海主权纷争的东亚和南海国家,大陆官方将可能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海上纷争。但外交部发言人却称,该评论只代表媒体的观点。美国智库则认为,中国是虚张声势的两面手法:“这是一种故意采用的战略,所谓软硬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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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民主化了,中国还能从缅甸捞到“好处”吗?

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即将对缅甸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前夕, 11 月 28 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兰,引起广泛关注。 外界高度关注美国调正亚太策略下缅甸军政府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评论认为,缅甸军政府显然不愿意一味依赖中国大陆,作其附庸,但也不会骤然放弃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中国大陆显然不愿意失去对缅甸的控制权,在外交困境和美国的围堵下,官媒新华社说,中缅两国军方还应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还表示“老一代领导人建立的友谊经受住了国际局势变化的考验”。但 11 月 28 日例行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回答记者有关中缅会谈是否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本星期晚些对缅甸进行历史性访问有关系时,却非常暧昧地请记者看新闻稿。 多年来,中国大陆一直是缅甸及其军人统治者的“全天候朋友”。缅甸政府 1988 年镇压民主抗议者,备受国际社会的谴责,西方国家对缅甸实施了严厉的经济、贸易和政治制裁。但中国大陆却在外交、投资和武器等方面向缅甸军政府提供支持。外界有分析表示,中国大陆和缅甸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信任且互相利用的状态下,缅甸利用中国大陆镇压国内民主力量,中国大陆则扶持缅甸“共产党”。此次,中国大陆呼吁中缅加强军事合作,也是想再拉拢缅甸给美国看。美联社引述前美国驻缅甸首席代表、亚洲协会高级顾问克拉泼的话表示,缅甸一直对同中国大陆的关系感到不是很舒服,作为平衡,希望发展同其它大国的关系。他们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就是一个选择。 缅甸长期处于一种封闭落后贫穷的局面,而其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都有较大发展,对于现政权来说非常不利,目前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融入世界非常重要。舆论分析:“缅甸不愿意一味地依赖中国大陆,成为他的附庸,对中国大陆新殖民主义扩张,资源掠夺越来越不满。但对国内的政治开放,军政府还要掌握在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军政府有自己的政权利益在,同时也有它的历史罪行在,所以缅甸并不会骤然放弃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还有舆论表示,缅甸军政府此举也可能是想与美国谈判的时候,利用中国大陆作为筹码向美国要“高价”。 舆论表示,缅甸是中国大陆的能源输入国,包括矿产、森林、天然气、石油、高速公路等;连接中国西南到缅甸海岸的第二条输油管计划,这个连结可使中东和非洲原油更便宜更安全地运送,免去通过海盗猖獗的马六甲海峡长途又危险的路程。中国大陆一直希望控制缅甸来保证其在马六甲海峡上的航道安全和庞大的经济利益。但 2010 年以来,缅甸举行了选举,并开始释放部份政治犯,还解除了对民主派领导人昂山素姬的软禁。缅甸最近还停止了一项与中国大陆合作的大坝工程。所以,希拉里对缅甸的访问,这件事的新动态绝对是中国大陆政当局要密切关注的。 据美联社报道,希拉里同缅甸政府及反对派领导人的会晤,将能帮助缅甸政府减少国际上的孤立,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对缅甸的外交姿态,其部份战略意图在于谋求扩大美国同经济上充满生机的东南亚的关系,以此来制衡中国大陆。但华盛顿民间机构“美国支持缅甸运动”的倡导主任詹尼弗•奎格利说,美国同缅甸政府接触,是缅甸从去年 11 月大选并于今年组建民选政府后,出现的“进步迹象”,并非是挚肘中国。她说:“从中国大陆方面来看,值得指出的是,缅甸政权有意同美国发展关系,是抗衡中国大陆在缅甸的影响力。”美联社报道称,中国大陆在缅甸的影响力使得广大缅甸人滋生反感。缅甸总统吴登盛政府最近突然叫停中国大陆帮助兴建的密松水电站项目。吴登盛表示,这个缅甸和中国的合作项目将淹没面积广阔的土地,破坏缅甸主要河流伊洛瓦底江的水流,违反缅甸人民的意愿。文章说,在美国积极努力同缅甸政府进行接触之际,吴登盛的决定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缅甸并不依赖中国大陆。奎格利认为,这已经开始逐步成为缅甸政府和人民的一个共识。美联社的分析认为,美国同缅甸关系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缅甸所谓的“民选”政府仍需要完全同缅甸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姬和解,释放政治犯,并同少数民族实现和平。在此基础上,美国行政当局才能说服国会,取消对缅甸的制裁。不过,即使缅甸政府放松拳头同奥巴马政府握手,也不要指望缅甸会一夜间发生政治变革。 现在的仰光,就是军政府近半个世纪统治下其孤立和管理不善的一座伤痕累累的纪念碑。缅甸军方 1962 年通过政变上台,并实施铁腕政策。仰光曾是缅甸首都,也是该国最大城市。这里没有摩天大楼,时不时地电力中断,不断老化的建筑、没有豪华的购物中心,没有地铁系统,其人行道上满是坑坑洼洼。 但 20 世纪初,缅甸曾经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大英帝国殖民地中的一颗耀眼明珠。雄伟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在仰光拔地而起,百货商厦充斥着欧洲进口商品,人们涌入气派的电影院。 1948 年脱离英国独立时,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大英帝国时期的光彩。 仰光在二战期间遭到了日本占领者的蹂躏,但独立后的缅甸不断发生叛乱,军方在 1962 年的政变中上台执政。时任领导人奈温采用的“缅甸式社会主义之路”,令该国全面国有化并陷入全球孤立。 自从 2010 年 11 月缅甸举行 20 年来的首次大选之后,新政府试图改善国际观瞻,冀望有助走出国际孤立状态。新政府首先释放被软禁长达十多年的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总统吴登盛 2011 年 8 月还与昂山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商谈民主和解。不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下月要访问缅甸,近日又获在 2014 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各方关注后续发展。希拉里是近 50 年来首位访问缅甸的美国国务卿,遭国际社会孤立半世纪的缅甸,若能继续改革开放,或可藉此脱困。 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德兹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计划前往缅甸访问,但现在还不是放宽对缅甸制裁的时候。联合国大会 21 日对缅甸决议案也强调,虽然目前缅甸民主有些进展,但缅甸仍存在“对人权及基本自由的系统性侵犯”,如缅甸当局“任意拘留、强制失踪、性侵及其它形式的性暴力、虐待及残酷,不人道或羞辱人格对待”,也关切克伦族)等少数民族所遭受的对待。 近年缅甸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部份原因是它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并且因其地处亚洲最大的两个增长引擎——中国和印度之间。罗德兹说,希拉里此行将寻求缅甸在包括对待少数民族方面的人权进展,但现在要讨论解除对军方支持的缅甸政府制裁,还为时过早。他指出,希拉里此行是为缅甸已发生的变革增添动能,并探索缅甸未来政策的后续发展,而这也是美方关切的重点。 目前,缅甸当局已展开和反对党与少数民族的对话,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这个月决定作政党登记,昂山素姬也预定参加即将举行的补选,这将是她自 1990 年以来的首次参选。缅甸议会有 48 席需要补选,补选日期尚未出炉。 当年昂山素季的 NLD 、掸族民主联盟 SNLD 、其他非缅族政党等获得压倒性胜利,但选举结果不为当时军政府承认,谁不服就枪杀谁,昂山此后被长期软禁直到去年获释。 NLD 也在去年被军政府强制解散。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表示,他很高兴见到缅甸释放政治犯、解除媒体禁令、以及过去几年放宽法律限制,都是缅甸多年来迈向改革的重要指标。 在国际一片看好,欢迎“缅甸之春”回归国际社会,脱离军政体制下导致的经济停滞状态之际,大陆官办的香港“中国评论社”则评论“缅甸民主的希望言之过早”。文中指,虽然缅甸媒体大为松绑,媒体可以批评和质疑政府,针对部份国外网站的封锁业已取消,允许独立工会成立,并可能很快通过保障游行示威权的法案;吴登盛宣布了大赦,释放了包括扎迦纳在内的数千名政治犯,邀请流亡者回国。但这一切“新政”都是在今年 1 月 31 日生效的《缅甸联邦宪法》窠臼下,宪法规定缅甸三军总司令为武装力量统帅,军队代表在任何一级议会中都拥有 25% 的固定席位,这部曾被斥为“让军人专权合法化”的工具, 18 年来屡屡引发反抗浪潮。中评社指,在一系列国际制裁下,缅甸投资来源匮乏,资源输出目的地单一,许多军政府领导人上了制裁黑名单,在国外旅行、开设账户都受到限制,缅甸当局的变革不过是试图换取外界的“松绑”。从缅甸民主历程看,如吴努的两次上台、“奈温新政”、“后奈温时代”的 1990 年人民议会选举等,最终都被证实为假民主,如今当权的仍是那一批人,他们的让步、妥协,每次破局,无不是因为军界强人们发现,变革开始威胁到特权的安全。 文末称,缅甸的“民主希望”,不过是军人特权阶层以适当妥协换取特权永固的策略和交易试探,未来何去何从,仍需拭目以待。 对此,缅甸华人貌强表示,缅甸三分鼎立,军政府、民主力量、各族人民力量,谁也吃不掉谁。奈温执政时期,使缅甸由东南亚繁荣富裕之佛国,沦为世界最穷国之一;备受国际孤立和制裁的缅甸军政府, 20 多年来,一向与中国大陆当局互为依存。 2010 年参选的军人政府甚至允许中国大陆建造价值 15 亿美元的高科技监听装置,监控孟加拉的飞机和船只往来。缅甸在国际经济制裁下,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经常被说成中国大陆的附属国,成为中国大陆在能源等大宗商品方面的关键新来源。为满足中国大陆需求,一条横跨缅甸国土的重要管道正在修建。 长期执政缅甸的军事当局, 1988 年血腥镇压民主运动; 1990 年,拒绝承认大选结果,强行解散反对党; 2007 年,再度血腥镇压以僧侣为主的民众请愿。 2010 年 11 月,缅甸军事当局在没有实际反对党抗衡的情况下,宣布举行“大选”,军方背景的巩发党宣布“胜选”,并由脱下军装的原军方将领组成“文职政府”,原军事将领吴登盛出任“总统”,选举曾被西方国家政府指责为一场欺骗。缅甸孤立下的经济完全依赖中国大陆国企和中国商人,这些经济活动通过利润丰厚的资源或建筑特许权积累巨额财富,常被外国批评为特权经济。 但在今年 9 月 30 日新政府突然宣布暂停兴建总值 36 亿美元的伊洛瓦底江水力发电厂密松大坝,令国际社会关注。因为密松大坝如同中国的三峡大坝,是由缅甸军方多年的盟友中国大陆当局出资,建成后 90% 电力将输往中国,而已完成投资 20 余亿美元可能打水漂。 吴登盛被称为缅甸改革派的代表。 近期, 1962 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后,流亡海外的缅甸第一任总统苏瑞泰的最小儿子韩永贵返国,与 12 个政党会面。他说,和平需要时间逐步争取,议会政治才能结束独裁制度,缅甸法律既不平等、也违反人权,必须结束特权公司垄断性经营。他总结 8 天访问行程的观感,人民表示政府改革为自发性,各党派参与改革不是支持旧政府,而是加强缅甸民主建设,即使改革非真心,民众也要推动改革向前走。 2011 年 11 月 24 日,缅甸议员表示,由军方掌控的缅甸国会通过法案,允许民众举行和平示威,这是受孤立的缅甸一连串改革的最新行动。若开民族发展党上议院议员埃貌表示,法案要求示威者提前 5 天知会当局,但这项法案需总统登盛签署才能成为法律。 埃貌告诉法新社,示威者将可持旗帜及党的标志,但必须避开政府建筑物、学校、医院及大使馆等地。缅甸僧 4 年前曾带头发起番红花革命,当局当时以残暴手段镇压这起大规模示威活动,至少 31 人死亡并有数以百计僧侣遭到逮捕,许多人目前仍在大牢中。 经历将近半个世纪军政府执政的缅甸, 2010 年 11 月举行 20 年来的首次大选,并接着在 2011 年元月成立国会。但当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这个改变只是幌子。 但缅甸新领导阶层之后采取许多改革措施,让国际观察家感到惊讶。 缅甸虽然是试图化解国际孤立而着手改革,但有了开始就会向前方发展,因为人民会因为改革而觉醒,不允许后退。这也是中国大陆官方至今不敢改革的根本原因。那么 民主化了,中国大陆政府还能从缅甸捞到“好处”么? 缅甸人民及其统治者,还能将 中国大陆政府当成 “全天候朋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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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戴笠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毛泽东的好友章士钊的这幅挽联,反映了即使是国民党的反对派,也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个“旷世奇才、时代英豪”,尽管戴笠被反对派刻意涂画为“混世魔王、政治杀手”的认识反差。中华民国军统局局长戴笠死后,举国悼念,很少流泪的蒋介石几次流泪感慨:“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使汝绩;奇衲从天隆风云变幻痛予心。”后来蒋公还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周恩来在中共会上也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他为“中国的希姆莱”。 但日本人、汉奸和中共地下党都把他视为“催命恶魔”。那么,戴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他是一代奇人、奇才,对国家和民族建有奇功。 从小怀有“希圣、希贤、希豪杰”的戴笠,年届 30 岁才考入黄埔军校。由于成绩突出,戴笠被蒋称为“文可安邦,武能定国”,毕业后任蒋介石的秘书、保镖兼副官,从此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大路。 从戴笠 30 岁给自己取的名字就能窥见他早年生活的起伏。“戴笠”取自晋周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人们常用“乘车戴笠”来比喻不因为富贵而改变贫贱之交。 1897 年 5 月 28 日,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一个殷实家庭,原名春风,字雨农。小时候母亲蓝太夫人找人算命,说他宿命不错,但命中缺水,“父在母先亡”。戴笠 4 岁丧父, 6 岁读私塾, 14 岁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等小学, 17 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因勇于自承过失,三个月后就被学校开除。很快他以第二名考入联合师范,但未入学即投效浙军第一师模范营充学兵,后部队作战失败,流落宁波,蓝太夫人闻讯亲往接其回家, 18 岁时娶毛秀丛为妻。 为了找寻救国救民的良方,戴笠 20 岁时重新外出闯天下,那时他在江浙一带小有名气,有“苏杭第一才子”的美誉,因其年少侠义,曾与帮会往来。后在湖州与王亚樵、胡宗南、胡抱一金兰换帖结为兄弟。 22 岁时,戴笠与许世友等人在少林寺习武,希望能以高超的武艺除霸安良,三年后回浙江开办春风武馆。 24 岁时他在上海与青红帮老大杜月笙结为兄弟, 27 岁苏浙战争时,他在故乡发起自卫团,凭藉仙霞险要阻止闽军入浙,使江山县免于涂炭。 人说“三十而立”,“人过三十不学艺”,然而戴笠的生活可以说是 30 岁后才开始的。从小就怀有“希圣、希贤、希豪杰”的他, 1926 年(民国 15 年)快   30 岁时,听说“革命朝气在黄埔”,就自改其名为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 6 期骑兵科,当时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只比戴笠大十岁。由于成绩突出,戴笠被蒋称为“文可安邦,武能定国”,毕业后任蒋介石的秘书、保镖兼副官,从此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大道。 一位美国军官这样描述中等身材、体格魁梧的戴笠:“他走起路来像是脊粱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不过年轻时戴笠很为自己这张长长马脸自惭形秽,特别是他患有鼻炎,经常发出像马哼的声音。很相信命运的他偶然看见相书上写:“观君之相如马,此主大贵,君之前程无量。”从那以后戴笠就常常以马自居,在其 27 个化名中,常有“马行”之类的假名,当然由于命相缺水,戴笠的化名中带水字旁的最多,如“沈沛霖”、“洪森”等,以补命中不足。 戴笠所领导之军统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业务多至数十种,不光是人们常说的暗杀、情报这几种,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其工作人员累计达十万以上,“诛倭锄奸、除暴安良,所捕元恶大憝以千计”。由戴笠一手组成的“忠义救国军”与各地游击部队,以及战后吸收输诚中央之伪军,总数不下一百万人之众。 戴笠称他的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继续孙中山和革命烈士未竟的事业”,他也一直要求自己和部下要忠于“国民革命的理想,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在重庆军统局山坡上有块无字碑,戴笠经常要求部下“清除一切私心杂念,甘当无名英雄。……无名英雄就要随时准备作出牺牲,他们是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典范,他们是领袖的工具,只有领袖才能创造伟业名留青史。”蒋介石也曾评价说:“革命的成功,全靠特种工作人员能做革命灵魂、国家保姆。”下面概举戴笠精忠数事,以见一斑—— 1933 年,原本在一二八事变中英勇抗敌的 19 路军军长蔡廷锴,受共产党影响,假借抗日之名宣布福建省独立。戴笠派人策反其将领,不到三个月蔡宣布下野出国流亡。假如当时未能及时阻止中共发动的这种分裂行径,以当时军阀割据的势态,加上日本乘虚而入、分而治之,今日中国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1934 年 6 月 13 日,戴笠破获了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自导自演的失踪案,使日本出兵阴谋在国际间颜面无存。 1936 年 7 月,陈济棠与李宗仁发动“两广政变”,不过戴笠早已从海、陆、空三方面暗中部署,一夕间多名将领被他策反,两个月内兵不血刃地结束叛变。至于西安事变,戴笠一再向蒋介石汇报“西北军心不稳”,蒋依然前往。待蒋被抓后,戴笠冒死陪同宋美龄赴西安救蒋。事后他自请处分,反而获得蒋的信任,因为当时很多蒋的亲信干将都躲着不敢出来。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淞沪抗战之前,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人的震撼很大,后来成了军统抗日的经典创见。据军统大员沈醉回忆,抗日战争中军统牺牲者达一万八千人之多,而当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四万五千余人。 1937 年戴笠负责成立的苏浙抗日武装别动队(后称为忠义救国军),在敌后方起到了很大作用。淞沪大战前,戴笠赶到上海,吩咐军统的人从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抢来了五六千只军火库武器;戴笠还找到杜月笙,在短短一个月内成立了一万人的“苏浙别动队”,在掩护正规军撤退时,一万人只回来了两千人。当时戴笠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和武装别动队,晚上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分析情报。那时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熄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当时日本人对他颈上人头的悬赏金额,远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 1938 年 1 月,奉蒋介石手令,戴笠将敌前抗命退兵的军阀、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以诱捕方式押送汉口军事法庭审判枪决。并于同月在万国医院病房毒死与韩复渠同谋通敌的四川军阀刘湘。当年 7.7 及 8.13 周年,别动队还在上海发起全市大暴动,迫使日军不得不在上海周边留驻重兵,有效分散了日军兵力。 1939 年戴笠亲自到越南河内,部署刺杀投靠日本的汪精卫,行动失败后,戴笠又继续部署, 1944 年汪于日本就医时,戴笠密令潜伏的中日混血日籍女佣以慢性毒物致汪并发症死亡。 1940 年,日皇裕仁派遣其亲表弟高月堡大佐来华北视察, 11 月 29 日,高月被军统特工击毙。当时物资紧张,却有不肖官商乘机走私囤积民生必需品,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军统于是成立经济检察队,将屯粮的成都市长杨全宇判处死刑,将走私贪污的财政部中央信托局经理林世良活埋。 1941 年,为加强南亚抗日活动,戴笠两次亲赴缅甸建立情报网,在东南亚做到了“只要有华人血统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报员”。他还通过孔雀公司领得商用大卡车牌照 1000 张,保证了战时国际物资的运输。 1942 年可以说是戴笠谍报生涯最成功的一年。国民政府破译了日军密码,不但能提前转移物资,有效避开日军的轰炸,还将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提前通知美国。后来美国从戴笠那里学会了破译日本海军密码,这为美国取得中途岛之战、以及彻底改变太平洋战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3 年戴笠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和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 1944 年日军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攻势,国民政府由北至南除了缅甸之外全线溃败。戴笠麾下的所有忠义救国军及中美合作所游击队全线出击,有效牵制了日军的总攻击。 1946 年戴笠组织中国交通总局。 3 月 17 日,戴从青岛乘专机赴沪转渝,飞机在雷雨中撞上南京附近板桥镇 200 米高的岱山(又称戴山),最后葬身在困雨沟,年仅 49 岁。…… “戴机撞戴山,雨农死雨中”,这让人想起《三国演义》庞统(号凤雏)死在了落凤坡,莫非天命难违?或者应了百姓常说的那句话:“搞诈术的,都不得好死。” 戴笠忠于蒋介石,看似奴才忠于主人,但实质上戴笠是把对革命事业的追求融入其中。 1922 年蒋介石永丰舰上救孙中山,其忠心、才干和勇气令戴笠敬佩不已,蒋的才干和洞察力,也让戴笠心甘情愿充当其“耳目手足”。 假如戴笠没有突然死去,他为民国从事的这些机密恐怕不会这样广为人知。在世人眼里,戴笠生前只是个少将。是什么力量促使戴笠选择特工生涯的呢?戴笠的回答是“只是为了继续三民主义革命”。 1925 年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各种思潮、各种势力、各种人物,可谓纷繁复杂,好一个春秋乱世。戴笠凭藉自己近距离观察判断,认定蒋介石才是孙中山的真正传人,中国革命的真正希望。在戴笠心里,也深知自己的资历、能力和水准,绝对是在蒋之下;戴笠曾经看过太多与蒋介石抗衡的英雄豪杰们,一个个败在蒋的手下,既便军阀们集体联合起来反蒋,也还是被蒋一一击破,戴笠从心底里佩服蒋介石,心甘情愿充当其“耳目手足”。远的不说, 1922 年蒋介石永丰舰上救孙中山,其忠心、才干和勇气令戴笠敬佩不已,蒋与众不同的坚决反共观点也让戴笠赞同。 1923 年蒋介石从苏俄考察后就认识到:“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在做蒋副官之前,戴笠就具有反共思想。 1927 年 4 月 12 日国民党清党时,戴笠积极站出来揭发同学中 20 余名共产党员,此举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从那以后戴笠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中国以来,蒋介石跟一般热血青年不同的是,他深知当时中国国力的孱弱,日本人叫嚣“三个月灭华”是完全可能的。在积极准备抗战 6 年之后的 1937 年 8 月的淞沪大战,一个月内中国军队 70 %的主力就被日军消灭了,而 1931 年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更是千疮百孔,一旦贸然开战,几个月后军事必败,就必然导致投降以及投降后的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行为,这是蒋介石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蒋介石一面假装与日本和谈,一面积极准备抗日。他一再告诫其亲信,中国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国际力量,把抗日战争融入世界反法西斯的主战场;一旦开战,中国能做的就是坚持到底,绝不投降。蒋介石的真知灼见和良苦用心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特别是在中共的挑拨诬陷和故意歪曲下,不少人误认为蒋介石不抗日,连张学良这样的国军将领都被中共误导利用了。 然而戴笠却是少有的理解、拥护和忠于蒋介石的人。在那个权力纷争不断,谁也不知最后鹿死谁手的年代,戴笠能坚定不移地追随蒋介石,这也是戴笠超于一般人的智慧良善之举。 在你死我活的抗战年代,特工这一行是随时拿命来赌博的。 戴笠 在挑选人、改变人、使用人上都有奇招,在短短 10 多年内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做出让美国人都敬佩的成就。 创建军统时,戴笠既运用中国传统的忠义观,也引进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无论多忙,每个培训班戴笠都会当“班主任”,就像蒋介石对于黄埔军校那样。戴笠时常告诫部下,“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重要的是,死亡临头之时,要甘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戴笠常把军统比作一个大家庭,并用传统伦理以德相报,团结特工。戴笠向死亡的军统特工父母支付丧葬费,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妻,有意地将军统局塑造成一个讲仁义的单位。 在忠义上,戴笠用自己的行动树立了榜样。戴笠的结拜兄弟王亚樵曾是 10 万斧头帮的帮主,后成为职业杀手,一心想杀蒋介石,而戴笠一心要保蒋介石,于是两人决裂。 1936 年,戴笠首先逮捕了王的部下,利用部下的妻子在梧州约见王,埋伏的军统特务以石灰撒面,继而枪杀了王。然而对另一个忠于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胡宗南,戴笠宁愿把自己喜欢的浙江警校美人叶霞娣送出国学经济,回来当了大学教授,以此把她培养成胡宗南期待的“像蒋夫人那样”的妻子。 在网罗第一线特工时,戴笠找的多是受过武术训练的侠义之士,就像《史记》里刺秦的荆轲,《江湖奇侠传》里放浪不羁、敢做敢为的游侠。戴笠常把功夫大师请到军统局内,还经常用英雄豪杰的故事鼓励众人。为了寻找江湖好汉,戴笠曾派人到嵊县和襄阳等地招兵买马,那里以穷山恶水、土匪游民出名。后来,戴笠也培养了很多爱国青年学生。 在军统训练班里,学员要掌握射击、爆破、下毒、电讯等多种技术,还必须接受三民主义等思想。戴笠从一开始就使军统的严格纪律与三民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从而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在抗日时期,戴笠以“匈奴未灭,何以为家”、“针尖不能两头尖”为训,规定战时特工不许结婚。但戴笠对部下既严格也很体贴;比如 1938 年军统福建闽北站副站长张超,因为与福建省主席陈仪有矛盾而被枪决。戴笠听闻自己的部下被杀,当即跑去向蒋介石告状。哪知陈仪抢先了一步。蒋怒斥戴笠,说他卑鄙无耻,直骂得戴笠汗颜满面;谁知戴笠“噗通”一声在蒋面前跪下,痛哭流涕地说:“张超千错万错,自有‘团体’纪律制裁,他陈仪要抓便抓,要杀便杀,如果校长不能给我作主,以后我也无法再干下去了。”戴笠的哭闹令蒋介石一时无计可施,他索性抬脚用皮鞋对戴笠一阵猛踢,还不停大骂戴笠“下贱!没有人格!”戴笠剧痛之下仍然说:“报告校长,这个我不承认,如果今天我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跪在这里,或者是因为工作失败,为敌人所屈服,那就是下贱没有人格。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无辜被人家杀害了,我不为他诉冤,谁来为他诉冤?!”戴笠见蒋还是不肯答应就说:“报告校长,学生无能,并非无耻。我领导无方,现在呈请校长准予辞职。”   当天,戴笠把辞职报告呈送上去。第二天蒋把戴笠召去,用从未有过的亲切口吻,推心置腹跟他讲了自己不得不从全国抗日的大局出发、迁就陈仪等种种苦衷。戴笠泪流满面地回到寓所,题写了“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 12 个字,并以此成为军统的座右铭。 戴笠 同蒋介石一样,还是个出名的孝子。 平时离开家乡半月,必有书信告慰老母。 四岁丧父的戴笠对母亲有特别的感情,常自谓“受十年严格母教,数百次苦痛笞楚,方苦炼成今日之我。”平时离开家乡半月,必有书信告慰老母,每有人回江山,必亲选老母所喜爱物品带回,以表孝思。戴笠常对手下的人说要向他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如此繁多事务的能力”。戴笠死时, 72 岁的母亲犹在堂,三年后老人弥留之际仍频频呼爱子之名不绝。 戴笠有个弟弟叫戴云林,戴笠称他“能力有限,而欲望甚高”,勒令他回籍奉母,不许在外作事。戴笠只有一个独子叫戴善武,又名藏宜;戴笠生前绝不准其带兵,因为担心他“误人误己”。 1949 年 9 月,戴善武被中共逮捕, 1951 年 1 月在万人大会上被枪决,戴家房产被全部没收。 1953 年末蒋介石派专人接戴笠后人去台湾,不过小孙子被其儿媳留在了大陆。 个人生活上, 大陆盛传戴笠既有四不(不喝茶、不吸烟、不照相、不讲究穿着),又诬指其有五好(好高级轿车、好豪华住宅、好洗澡、好喝酒、好色),尤其大肆宣传其好色轶事,指称戴笠 40 多岁当遇到 1930 年代走红的电影明星胡蝶后,从此远离了所有女人,俩人商定抗战一结束胡蝶就与丈夫离婚,而后戴笠正式迎娶胡蝶。然而当今台湾图书馆中的戴笠相关传记,都否定戴笠是好色的,相反地,他自律极严。美国美军中将梅乐斯说他与戴笠三年朝夕相处,随时往见,皆未有如其他传闻说的好色之状;可以说,英雄爱美人,更爱美德。传记作家良雄《戴笠传》也提到,戴笠深夜曾会二位貌美而装束入时的女子,当时流言漫天。其实一位是驻外使节夫人,一位是台湾志士翁俊明所安排与工作有关的日本大学生,皆非外界所想。但戴笠并非不近女色的柳下惠,其妻毛秀丛因癌症死后,他从此鳏居,未再续弦,自然会有寂寞之想。传说中他确有女友,但在朋友劝告下资送留学,而和她断绝关系。说他有“拥有若干女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戴氏熟读儒家经典,有深切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且多年来每逢亡妻忌辰,必默默燃上一炷香,陈设鲜果,虔诚纪念。再者,戴氏原有禁令,禁止工作人员在抗战时期结婚,以其重理智且公私分明的个性,必以身率之,否则如何带人。 被大陆描绘成“刽子手”、“恶魔”的戴笠,其实是一位事母至孝,待人至厚的血性汉子。当时共产党视戴笠为心头大患,以为其对国忠诚乃在破坏共党发展,因此对戴笠之诬蔑造谣无所不用其极。而 享有“台湾抗战小说王”之誉的邹郎,在《戴笠新传》的序中,总论其功如下:“倘若有人要写一部中国情报史,戴先生有四个第一:一、将黄埔基础系统,扩充为爱国人士有志一同,他是第一。二、将国家情报私自扩大为国际情报合作,他是第一。三、将情报技术由人能智慧配合科技运用,他是第一。四、将敌前敌后情报组织,无形有形的秘密机构,武装精良的情报部队,合计达有百万兵员者,他是第一。”作家良雄在《戴笠传》中提出以志节、人品、才略及功业四项评判标准,来定戴笠一生功过,称他为一真正爱国英雄、杰出革命家,或一铮铮奇男子,皆不为过。若以志节观之,戴笠数十年来处处以国家利益为上,献身殉国终不悔,此为其一。以人品窥之,历览戴笠生平,为人淡泊物欲、名利。多年来即使位高权重,从未挟私怨报复,可见光明磊落,此为其二。从才略来看,公职期间,神机鬼藏,胆略绝伦,享誉中外,备受重用,此为其三。自功业观之,弭平重大祸变,抗战时屡建奇功,维护国家交通、经济安定,持平而论,功绩可推为第一人。 戴笠堪称史上奇人,若要论其缺点,就是集众多事务、机密于一身,组织分工不健全下突遇不测,导致后继无人,亦使国家遭受重创。戴笠虽求仁得仁,中国与历史却未给他公平的待遇。 2011 年 10 月,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和国史馆合作推出《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丛书,公开许多原始档案和手令。国史馆馆长吕芳上在发表会上认为,中国大陆并没有可以运用的史料档案,只能凭藉着过去军统人员的回忆录,许多真相都被扭曲。而这套书籍的出版,可为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揭开一层面纱。 真可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但真正的英雄,却不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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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迟到的校车调料,总比白开水要好

2011 年 11 月 16 日,中国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接送幼儿园儿童的校车与卡车相撞,导致 20 人死亡,其中包括 18 名儿童。事故发生时,充当校车的面包车严重超载,本来是运载 9 个人的车塞进了 64 人。此事民愤沸腾,但就在这个时刻,中国大陆政府代表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却宣布将援助马其顿的 23 辆校车交付马副总理阿里菲。对此,更加激起中国大陆民众的怨愤,认为在甘肃孩子尸骨未寒之际,对国内孩子不管不顾,却将校车援助发达的欧洲国家,网络上对大陆政府“麻辣隔壁”的痛骂一片。于是,体察民意的温家宝总理就立即出来为这个僵化陈腐的体制灭火了。 据 11 月 27 日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讲话。在讲话中,温家宝强调,要预防和避免儿童各种意外伤害,特别要加强校园治安、消防安全和校车交通安全工作; “ 近来,一些地方连续出现令人痛心疾首的重大校车安全事故。这件事情提起来,我心里也很不安。校车安全必须引起各地、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已经责成有关部门迅速制订《校车安全条例》。我要求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订出《校车安全条例》,也就是说,把校车安全问题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温家宝还强调,要抓紧完善校车标准,做好校车设计、生产、改造、配备等工作,并建立相应管理制度。做好校车工作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多方筹集。 温家宝说, “ 要明确地方政府和部门责任,严格责任追究制,对发生的恶性事故要依法严肃处理。要通过中央、地方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使校车成为学生安全的流动校舍,为孩子们建立起安全无忧的绿色通道。 ” 温家宝强调,各级政府要把妇女儿童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公共政策体系,加强领导,加大投入。社会各界各方面都要积极参与妇女儿童事业,群策群力,推动形成尊重妇女、保护儿童的良好风尚。 但笔者不得不说,这个“迅速制订《校车安全条例》”,却是非常迟到的东西。“一些地方连续出现令人痛心疾首的重大校车安全事故”早已经不是新闻。除了大陆近年校巴悲剧 2011 年 11 月 16 日甘肃正宁一架限载 9 人的校巴严重超载 64 人与泥头车相撞, 19 名幼童死亡, 43 名幼童受伤外,就有 9 月 26 日,山西灵石县一辆校巴与大货车相撞, 7 名初中生死亡, 5 人受伤; 7 月 20 日,大连一辆无牌校巴失事,导致 17 名幼儿受伤。…… 在 2010 年,也有: 12 月 27 日,湖南衡南县一辆三轮电单车违章搭载 20 名小学生失事, 14 名学生死亡, 6 人重伤; 10 月 28 日,湖北潜江市一辆七座小巴载同 23 名小学生与卡车相撞, 10 名学生受伤; 5 月 21 日,甘肃一辆小学校巴出事, 5 名学生死亡, 3 名学生受伤; 4 月 6 日,广东汕头市某技工学校校巴与水泥罐车相撞, 10 名学生死亡, 28 人伤。…… 而在 2011 年之前, 照例连年连续出现令人痛心疾首的重大校车安全事故。 只是,甘肃校车惨案引发了全球媒体得关注罢了,民众痛心悲愤。 比如大陆《大旗网》报道引述了《德国世界报》电子版后的网民留言和德国某博客的网民评论:德国网民 Chinesensuppe 留言:“啊,进步的西部中国,中国在一胎化政策之外难道又出了这样一个单脑细胞政策?司机和幼儿园老师得到了应有的处罚,孩子们就很遗憾了。家长们也肯定知道,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塞进了这辆车,但这么一个孩子就好像要被拿去卖一样的国度里,当 64 个人在小公共车里遇难的时候,谁又会关心呢?”; Drahkke 留言:“我就一直问自己,为什么安全意识这么差,是不是由于智力问题?”; andyrx 留言:“当我们知道,孩子们在这场车祸中是功利主义及贪婪的利益追求者的牺牲品的时候,看看视频中孩子们的眼睛吧。”; Ackergaul 留言:“……有人给吉尼斯记录打电话了吗? 64 个人在 9 座汽车里……”; 124er-Power 留言:“人命在那里(中国大陆)不值钱……” 在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甚至冷嘲热讽下,有大陆网民总结出各国校车制度对比表: 德国,进出站安全重中之重 。 德国有关部门发现,校车发生的事故大都不在驾驶途中,而是在进出车站期间。因此德国严格规定,校车必须设立车站,车站标识必须明显可辨。校车一定要在规定车位停车,在进出车站时,校车要做出明显的灯光表示, 此时其余车辆一律不准超越校车 。另外,要求家长让孩子有足够时间上路赶车,以防因为追赶校车而出事。 英国,一登上校车责任全包 。 2000 年,英国警方在全国大清查中发现了 250 多辆不符合安全行驶要求的校车,当时 50 %的家长宁肯选择自己送孩子到学校,也不愿孩子搭乘校车。英国随后进行大规模校车改革。 2003 年,英国新校车正式投入运行。按照规定,所有儿童不论有没有保险,一登上校车,全部由校车负责。 美国,超越校车可能丢驾照 。 美国的校车很牛气。到了需要停下来的地方,司机把车身上“停”的牌子往外一扳,后面的车子就会像看到红灯一样,自觉停下来。等背著书包的孩子上下完车,司机再把停车的牌子扳回来,重新上路,这时其他车辆才敢跟着走。如果贸然超车,不仅要被罚款,严重时还会丢了驾驶执照。校车的“待遇”与警车、救护车、消防车是一样的,甚至优于救护车和消防车。 加拿大,校车事故死亡率为零 。 根据加拿大交通部安全规定,从 2006 年 4 月 1 日起,新建造的校车依大小而定,有 2 到 8 个座位上要配备安全座椅的固定扣,以确保体重未满 18 公斤的儿童乘坐校车时更加安全。校车是加拿大最安全的儿童运输工具,加拿大安全议会的网站显示,加拿大每年跟校车有关的死亡事故为零。 法国,校车司机上岗要求高 。 在法国,校车司机必须通过严格的驾驶考试,拥有省一级的校车驾驶执照才能上岗。法国校车司机的工作手册用英法两种文字印刷,对出车前的检查,收车后在停车场各种装置的情况等都有详细规定。法国的司机工会网站把行车安全放在了员工训练的首位,并开辟了“有待改进”网页,不断更新内容,促使司机提高服务质量。…… 在所有被中国大陆官方称为“西方”的国家,都将校车都当成“公车”,而公车的配备及使用都有非常严格的范围。一般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近一两年德国、法国都曾出现政府部长因公车私用,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辞职的事情。虽然美国政府只有极少数核心官员有公车,但美国政府却有很多公车 — 校车就是公车,这是财政开支中很大的一块。美国校车的“待遇”与警车、救护车、消防车是一样的,甚至优于救护车和消防车;司机把车身上“停”的牌子往外一扳,后面的车子就会像看到红灯一样,自觉停下来。贸然超车,严重时还会丢了驾驶执照。 被中国大陆高级五毛孔庆东形容为“水深火热”的美国,校车是“最安全、最有特权的公车” 。在美国校车并不由学校配备,而是采取商业经营的办法,由校车公司按学区统一调度和管理,承担各个学校学生的接送任务。资金主要通过发行市政债券筹集,同时各级政府财政对校车产业给予补贴。据统计,美国政府平均每年要为一个正常孩子坐校车支付 520 美元,为特殊儿童支付 2400 美元。仅 1995-1996 学年数据,美国学区在校车服务上的年度花费就超过了 100 亿美元。 “水深火热”的 美国, 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校车标准 。在《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中有 60 项针对机动车的标准,这其中有 4 项是专门针对校车的。在这种高标准下,美国校车由专业厂商制造,质量高,造价昂贵,有“客车的设施、卡车的骨架”之称。美国全国有超过 500 部校车法规,用于保护校车特权和保障校车乘客的安全。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严格禁止超载,美国校车司机超载不仅会丢掉工作,严重的还要负刑事责任。目前, “水深火热”的美国, 大约有 4350 万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学生,每天有近 50 万辆校车运送超过 2500 万名学生。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每年只有 5 名学生在校车事故中死亡,而且这些事故都与重大灾害有关。在美国,百万公里事故发生率校车仅为 0.01 ,火车为 0.04 ,飞机为 0.06 ,其他公路车辆为 0.96 ,校车的事故发生率是所有交通工具中最低的。 2006 年 11 月,在美国印第安纳首府,一辆素以彪悍著称的悍马撞上了停在路边的无人校车。结果,悍马半个车体粉碎,校车却安然无恙。自此,美国校车声名鹊起。 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都有专为校车制定的法律,多达 500 项。这其中包括对校车坚固性和安全性的规定,包括校车翻滚时的保护、车身连接部份的强度等。 那么,在被朝鲜当局评为“全球幸福指数第一”、大陆官媒自诩“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大陆却是如何的呢?同样也是官媒自己报道:“中国校车:很多是“报废车” 。   在 11 月 16 日甘肃校车事故震惊全球的当日,美联社就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有关的撞车消息在中国各地引起公众愤怒,突显出中国教育体系资金不足,对偏远地区的学生尤其不利。事故发生之后,中国的微博爆发出愤怒情绪。在有关消息传来之后几个小时,有关的微博有 80 多万条。”;“人们的怒火尤其指向政府支出。很多人把美国校车的质量跟中国的校车质量进行对比。有人还贴出一张图片,显示一辆悍马车撞上一辆校车的后部。校车没有多少损坏,悍马车则损坏严重。很多微博说,‘看美国的校车。 … 我们的校车对孩子的生命不负责。’”法新社 11 月 17 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则展示了甘肃的校车事故的一种更为广阔的背景:“在中国,学童常常被塞进汽车去上学,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甘肃的)致命性车祸是中国非常不安全的道路交通当中的最新一起。在中国,开车的人常常不遵守交通安全法规。上个月,在北方港口城市天津附近,一辆客车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跟一辆轿车相撞,导致至少 35 人死亡, 18 人受伤。……根据中共公安部门的统计数字,中国在 2010 年有将近 7 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也就是大约一天 190 人死于交通事故。而在 2005 年,则发生 45 万起交通事故,造成将近 9 万 9 千人死亡。中共公安部门表示,中国交通事故死亡数字在 2005 年达到峰顶。”法新社说,“但今年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每月通讯中发表一项研究报告,对中国公安部门的统计数字提出了质疑。报告说,中国卫生部门提出的交通死亡数字比公安部门的数字高了将近一倍。该研究报告还透露,近年来,根据死亡登记数字所显示的交通死亡数字,并没有像中国公安部门所说的那样下降,而是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而上升。” 报道指出,“中国的汽车销售在 2010 年达到 1806 万辆,比前一年增长 32% 。在 2009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这些数字意味着许多新的没有经验的司机试图在路上学开车,中国的道路交通由此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目前在 “水深火热”的美国, 校车约 45 万辆,政府每年为一个学生坐校车支出 493 美元。每天接送孩子来回两次,全年达上百亿人次,行程 35 亿英里,安全系数是坐家庭轿车和公共汽车上学的 40 倍,事故率仅为每亿英里 0.02 次。校车的路权至高无上,待遇优于救护车和消防车。一旦司机将“ STOP ”的指示牌打开,后面所有的车,无论几个车道,都必须停,即使总统座驾也不能过。 难道中国大陆政府没有钱解决这个问题吗?否! 中国大陆每年的三公消费,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的费用高达 9 千亿,大大超过了教育经费与国防开支! 中国大陆政府,公车消费接近国防开支。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 2 千亿元,几乎和 2006 年的国防开支相近,而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时间仅占三分之一。再看看网络上的一张图片,甘肃庆阳市政府的气派豪华的办公楼,就知道政府把钱花在了哪里。 甘肃校巴悲剧发生后,有民众公布了甘肃省教育厅长白继忠的家产,指其一家三口在兰州有三个物业、一个车位、一辆丰田 RAV4 越野车及 400 万人民币存款,质疑其一家月收入不过万余元,何来如此身家。然而,白本人至今未做回应,从中央到地方多如牛毛的各级检察、监察、纪检、公安、反腐反贪部门,无一不对此装聋作哑! 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大陆政府部门和官员,都是这样无耻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可能下面的这个消息,比 甘肃省教育厅长白继忠的家产、 比政府自以为豪的神 8 、神 9 还要要给力: 2011 年 5 月 4 日,浙江德清县政府投入 2 千多万元,购置了 79 辆美式校车投入运营。学生每人每次乘车支付 1 元钱,贫困学生免费,并在行驶中给予各种最高优先权,县政府每年提供 200 多万元的财政补贴,被称之为“黄色特权车”。 甘肃校车事故以后,不少人发出这样的呼喊:把买美国的国债的千分之一的钱,给贫困地区的学校,买校车吧!把每次查处贪官的黑钱,买校车吧 ! 把官员们公款吃饭的千分之一的钱,买校车吧!把贪官们包二奶的钱的千分之一,买校车吧 ! 然而人们心里也在打鼓发毛: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吗?消逝在甘肃幼儿园校车上的 20 条生命能成为政府下决心解决校车安全问题的起点吗?!这种忧虑有着现实基础。就在 2011 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就曾表示:有条件的地方要把校车制度建立起来,配备最好的车辆和最好的司机,为孩子们建起安全的“绿色通道”。可是,温家宝或者是真诚的,但中国大陆的官场,“政令不出中南海”已经成了惯例。每一次校车出事,教育部都无比“重视”,动则开展全国校车安全隐患大检查云云,可惜运动过后事还是一件接着一件的出,可怜的孩子们还是一次又一次被夺走了幼小而宝贵的生命。就在甘肃发生幼儿园超载校车与卡车相撞惨案,在死去的 18 名幼儿尸骨未寒、校车安全问题还是社会讨论热点的情况下,大陆官方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比中国大陆教育条件和生活水准高得多的欧洲马其顿共和国捐赠 23 辆校车!大使也“敢!”一再“代表”,说这反映了“中国人民”对马其顿孩子的情谊……!!! 这些校车为 35 座,符合所有安全标准——自动车门、灭火器,每个座位都配有安全带。大陆官方此举犹如在社会上引爆了一个炸弹,引来民众一片抨击,不少民众表示对官方彻底失望。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校车儿童车祸几十人伤亡,观者、闻者无不痛断肝肠,但与此相关的官员们,可能现在唯一恐惧的,只是对自己仕途命运的恐惧。 校车惨案频繁,表面原因是现行体制弊端重重,政府部门监管不力,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严重等原因;但究其深层原因是,中国社会在信仰、传统、道德伦理等被强力摧毁后,社会道德伦理崩溃,人们漠视生命的必然结果和乱象。也许, 体察民意的温家宝总理限令“ 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订出《校车安全条例》”,法制办是能够办到的;因为制订各类法律法规和条例条令,本就是官僚们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但问题是,这个条例,能真正“把校车安全问题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吗?笔者是很疑问的。没有一个以人为本的制度,就别想一切法律法规能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 当然,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是能立即为这个僵化陈腐的体制把民众的怒火给浇熄的。海外舆论早有评说,目前中国大陆,也唯有温家宝具有当“灭火队长”的能效了。然而,笔者还是认为,尽管这个校车条例,有可能是一杯白开水中加一点并不能解决中国大陆制度问题的调料,而且是 迟到的;但是迟到的校车调料,也总比白开水要好。 如果要真正解决中国人的“温饱”,唯有靠人权、自由、民主和真正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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