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文︰阿雞 前言 近月，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各媒體數次提出佔領中環的構想，希望在有足夠討論和事前準備下，包括學者提出普選方案、討論會、方案投票和堵路演習等，繼而動員一萬人持續堵路，逼使政府履行2017普選的承諾。戴提出的抗爭圖譜跳出了慣常泛民抗爭的框架，構思和闡述所花的心力必不少。其精神值得嘉許的同時，佔領中環的視野存在不少侷限，礙於篇幅，這裡只能處理較重要的幾點。主要來說，我們支持普選，但無法認同對其過份憧憬，使背後的矛盾和問題隱沒，另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信條亦不足以令運動持續，細節將於下文交代。 先於一切的真普選 戴強調，佔領中環的目標是單一的－－逼使政府落實合符國際社會準則的普選，包括選民享有相同票數、票值和合理的參選限制。何謂合理，甚麼樣的普選才是「真普選」還未在有關論述裡詳細闡明。[1]雖沒有明言，但戴將眼光聚焦在普選一點上，我們不難推想，在戴心目中，普選先於其他民生社會問題－－若普選得到落實，其他問題將能妥善處理－－若非迎刃而解。 （一）自由主義框架的限制 戴的想法路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套路－－政治民主，體現在議會和特首的雙普選，統攝其他社會問題。有了雙普選、一人一票政治平等的機制，大眾便可透過選票選出代表，進入議會代表自己發聲，藉以表達自己對政策的意見和立場；再不然便行動升級，遊行示威讓意見傳到議會。在香港的處境，地產霸權、領匯問題以至中港矛盾，似乎都可望由普選劃上句號。 無可否認，政治平等有其價值。比起獨裁國家，政治平等得到保障的地方的元首，絕不敢公然拂逆國民的意願，基本的政治權利也受保護。但在高舉普選的價值時，容我們強調，普選有不少致命的侷限，只能為社會帶來小修小補，難以真正解決上述社會問題。 在左翼的分析，經濟和政治緊密扣連，即使有普選，仍不能繞過經濟差距談真正的平等（起碼在制訂政策上）。在通過政策時，議會代表和特首並不全然代表民眾，因為在競選時，資本家往往鉅額支助競選，政黨或地方元首不得不看他們的面色；遇上與資本有極大沖突的政策，左右政策制訂就更明顯。可見資本家如李嘉誠的影響力遠非受一張選票所限－－經濟上的不平等也意味誠哥有更多資源和土壤發表意見，發揮影響力，如媒體大篇幅報導，甚至直接買斷媒體擁有權，以宣傳工具操控輿論。在議會外，利貧抒困、不利資本的政策將通過時，更可透過資本外流，威脅政黨放棄政策。凡此種種，皆非手持一票的普羅大眾可以企及。 看看外國的例子，代議民主的侷限便昭然若揭。 民主發展在英美兩國成熟，但經濟格局沒有重大改變，民生問題仍沒保證。在美國，國家醫療保險長期牟利，保險公司扭盡六壬拒受保人於門外。克林頓時代，曾推動醫療改革，希望全民受保障，減低就醫成本，惟既得利益者勢力龐大，醫改方案被議會否決，胎死腹中。又如英國，倫敦舊區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透過重建打造市區豪宅，令低下階層無法承擔租金，變相被逼遷，與香港景況相似。 由是觀之，缺少較均等的財富分配，代議民主只徒具形式。資本主義代議民主仍受大資本約束。把經濟問題如地產霸權，簡化為單單對小圈子選舉、功能組別，甚至個別官或商的責難，是見樹不見林，漠視更宏觀的結構性問題。戴自由主義的分析框架無法回應問題的根源，可以預期普選的政治改革不會為傾斜商界的大格局帶來震盪，貧窮懸殊依舊嚴重。 讀者或許會覺得，既然左翼認同普選將扭轉多年政治不平等的局面，帶來哪怕再少的改變，那麼直接參與佔領中環不就行嗎？其他問題等爭取到普選後再算吧。但事實是，群眾對運動的認受性以及連帶的群眾動員能力，將因錯誤的分析框架而受限制，詳見下節。 （二）伴隨的動員問題 缺乏上述的政經分析，易於鐵板一塊地理解群眾，掩蓋群眾和運動的差距，限制連結的可能。 佔領中環對參與者的要求很高：需撥出時間參加討論會，選出最佳的普選方案，最重要的是持續堵路。倘若無意針對普選解決貧富差距來動員，就觸及不了基層民眾日常生活養家餬口最急切的需要和壓逼，運動與他們便距離十分遙遠－－即使他們真的認同普選的價值，也很可能因覺得不太切身，不願意付出參與的代價。更差的情況是覺得事不關己。 再進一步，佔領中環需要持續性，要一般打工仔如戴所言－－各自申請假期，行輪換制，你在一三五當值，我在二四六－－無疑是妄想。[2]對大部分人，一星期可以請三日假的職業根本不存在。面對生活的壓逼，要參與者為了民主運動豁出去，冒犧牲工作的險，似乎不太現實。動員能力受限，一萬人的目標不可期。 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多單日進行，與工作不衝突。佔領中環對持續性的要求，或曰難處，引伸出來的，恰是工作場所作為參與運動單位的可能。運動牽頭者可考慮連結不同公司或組織的員工。與經濟罷工一樣，佔領中環般的大型政治罷工直接損害資本的利益，後者更直面工作纏身問題。但透過足夠多的人和工會支持，公司秋後算帳機會減低，參與運動的門檻亦相對降低。[3] 和平理性非暴力 對戴而言，香港民主運動看不到曙光，北京兌現普選承諾機會渺。為港人爭取普選，必需行動升級，以一定人數參與堵路，佔領中環，以獲取談判桌上的籌碼。以法律為專業的戴對堵路作為違法行為予以肯定，認為以違反不義的法律達到公義，絕對符合法治，相反守法只會淪為不公義的幫兇。[4] 行動升級同時，佔領中環仍高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幟－－認為堵路者也好，警方也好，一旦採取暴力手段，將得失大眾，無法感召人們為自己站台。為此，參與者事前需參加會議，簽同意和平抗爭的誓言書，保證不生事；堵路前知會車輛有關佔領行動，讓它們繞道而行；警方拘捕需乖乖合作；行動完結便集體到警署自首，承認和負起公民抗命的罪行及代價。[5]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討論往往具爭議性。因現實的複雜，我們很難單純地提出一套原則，然後放諸天下皆準，故必需回到行使暴力的脈絡和實際場景，才能談論暴力的正當性，甚至必要性。 （一）暴力在佔領中環的必要 基於佔領中環的性質，戴心目中對暴力的想像遠不足以達成目標。反國教行動佔領政府總部時，只在劃定的示威區聚集，該處搖身一變成為公民廣場，供人討論，載歌載舞而不會有車輛熙來攘往。反觀佔領中環，堵塞交通要道，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直接阻礙社會和資本的正常運作，是對現行秩序和資本更直接的對抗。可以預想，因對抗性提高，警方的警戒程度也相應提高。在堵路確實影響社會運作的情形，警方大可以維持香港和諧繁榮穩定的說辭，先清場，令中環交通回歸「正常」，後決定是否起訴，或起訴誰。戴的想像中，一萬人足使警方退縮，放棄清場，但若警方真的清場，簽過誓言書的群眾仍需乖乖就範和配合，大家只得默然接受運動的落幕。清場牽涉的人力物力未必太大，只是所花時間稍長，難以想像警方會不稍作嘗試，籌備多時的運動就此壽終正寢也未免兒戲。 也許反國教運動給予戴美麗的幻想，覺得警察會袖手旁觀，任由示威者堵路而不阻撓。由古到今，警察機關總為當權者服務，絕非中立。雖說法律保障了最基本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只要到了緊要關頭，如長期堵路般，撼動了特權階級的利益，警察將冒失去（警察和政府的）正當性的險，想盡方法阻礙，哪管你示威抗爭的原因，哪管你有多和平，當然原因會包裝成中立的維持社會秩序。法治對抗爭者的壓逼也不容忽視。回想以往人數不多的堵路行動，警方秋後算帳起訴示威者時，法律對威嚇示威者的作用和實際的制裁，也時刻鞏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地位。 弄清警察的角色後，便需重估該行使何等程度的暴力，令堵路得以持續。除了人數多寡的籌碼外，難道沒有令我方勝算増加的方法？承接清場的討論，如果場都被清掉，感召再多人的作用是甚麼？清場的博奕中，警方清場代價不大情況下，堅守非暴力、接受拘捕，實看不到運動的出路。在佔領中環的實際操作上，起碼需要有組織的拒捕來抵抗警方清場，才能持續堵路，發揮向政府施壓的作用。至於警察出動催淚彈和防暴隊該如何應對，都離戴的抗爭想像太遠，統統是後話。 （二）和平抗爭背後的暴力 即使耳熟能詳的成功大規模和平抗爭，如甘地和印度獨立運動、跟馬丁路德金和美國民權運動，都不如大家所想和平。 印度獨立運動中，甘地只代表其中一個面向，其他抗爭，如罷工，使火車脫軌，武裝攻擊警察局等常在和平的論述中被消音。二次大戰時，英屬皇家印度海軍兵變，企圖站在日本一方，攻擊英國，激起另一波抗爭的漣漪，包括暴動和三十萬人的大罷工。最後，兵變規模擴展至20000個船員，78艘船和20個岸上設施。兵變翌年，印度成功爭取獨立。雖然甘地譴責此等抗爭方式，但它們對戰時內憂外患的英國施予極大壓力，在印度獨立運動起重要、甚至關鍵作用。[6] 美國民權運動的情況有點不同。面對南方的白人反種族融勢力和三K黨，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主張，主要為了說服美國聯邦政府以具組織性的暴力介入，而非單純的道德訴求。惜1964年美國禁止歧視的《民權法案》通過後，聯邦政府保護仍不足，黑人深受殘暴的種族主義者威脅。當非暴力無法推進運動和逼使政府干預更多，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on Committee，SNCC）－－民權運動中心組織－－便決定武裝自衛。事實上，民權分子在武裝自衛的城鎮，往往安全得多。[7] 這裡無意渲染暴力，也不是說為了對抗警方，群眾要武裝或勇武反抗云云。我們想重申的是，為了達到運動的目的，面對來自警方不同程度的打壓和阻撓，參與者必需考慮警方的部署，行必要之暴力令運動繼續前進。追溯過往十多年的抗爭史，對「暴力」的界線正逐漸擴大－－推鐵馬在以前根本不能被想像，到現在，戴又肯定堵路作為抗爭手段，實在無必要於此際作繭自縛。退一步，撇開擴闊在特定情況下對非暴力的想像，兩個運動與香港有天淵之別。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之所以擁有極強號召力，發起大規模的和平抗爭，不能跳離上百年的殖民地史和奴隸制脈絡空談。因此，抽空地將當中和平的概念跟和平抗爭的影響力放到香港的處境，並不公允。 結語 作為創新的抗爭想像，佔領中環值得斟酌的地方很多。選取討論單一目標和暴力作評論主軸的原因是，我們與戴的想法在這裡分歧最大－－缺少了適當的政經分析，繼續下去將鞏固大眾政治民主至上的想法，忽視經濟因素對運動的走向，乃至社會運作上的影響力；反過來說，佔領中環現在難以透過工作場所連結大眾，擴大群眾基礎，跟以往單一目標的政治抗爭、沒有紮實的工運根基有極大關係。所以我們不能同意繼續以單一議題作招徠，固步自封。起碼，在追求普選時，應同時處理重要的民生問題，如増加福利。至於暴力，堅持現有的界線，堵路無法持續也幾可肯定。 抗爭失敗不是「跌低左就起返身」那麼簡單，伴隨而來的士氣低沉，很可能打擊進一步的行動。 最後，左翼學會雖無法同意佔領中環的基本取態，但若佔領中環－－作為有價值的、非反動的群眾運動－－真的成事，我們仍會儘量參與運動的。 [1]＜「佔領中環」行動的目標與時機＞，《明報》，2013年2月23日 [2]＜佔領中環對談系列﹕激情回歸理性重整人心的社運＞，《明報》，2013年2月17日 [3]在工會勢力強的地方，設有罷工基金，讓手停口停的工種都得到照顧，但這不是崇尚「自由市場」的香港所能夠比擬的。 [4]＜以法達義：公民抗命的炸彈——專訪戴耀廷＞，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5347 [5]＜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信報》，2013年1月16日 [6]Robert Bohm, Notes on India, South End Press, 1999, p213 [7]Umoja, 1964: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Nonviolence in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Movement,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11

（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廣播事務委員會， 於2013年3月11日召開會議，討論香港電台(港台)的未來路向。有議員質疑，廣播處長鄧忍光干預港台編輯自主，鄧堅決否認指控，是「毫無根據的指責」。此外，毛孟靜動議政府保障港台編輯自主，竟然不是一致贊成通過，投棄權票的包括民建聯黃定光和旅遊界議員姚思榮。 干預編輯自主 鄧忍光三宗罪 今次的會議議程應該是集中討論港台的發展路向，如數碼聲音廣播及港台在社區參與廣播計劃的角式。不過，議員均著眼抨擊鄧忍光干預港台編輯自主，直接影響港台節目素質及發展。毛孟靜提出鄧的三宗罪：一) 有意迎合政府，企圖以《星期五主場》這類「擦鞋節目」，取代長壽節目《議事論事》；二) 指香港電台署理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據報因為未依鄧忍光指令行事，而影響晉升，認為鄧忍光是為政府打壓港台員工；三）港台員工對於鄧的惡行，已經忍無可忍，形容鄧是政府打壓他們的旗子。鄧亦曾提出腰斬部分政治分析節目，令員工擔心他是否背負政治任務，打壓港台的言論自由和編輯自主。 議員陳偉業指，廣播處長並非普通公務員職位，涉及香港核心價值及創作自由，要求他在改革港台之餘，「要確保創作自由及自主」。陳又指對方是「外行領導內行」，有協助「港共治港」之嫌。梁國雄議員斥責鄧身兼公務員及「港台台長」，未能把兩者做好。郭家麒亦指責鄧有意插手編輯事務。 鄧忍光否認干預港台編輯自主 面對議員步步進逼，鄧忍光熟練地回應這是「毫無根據的指責」。他辯稱，港台有節目委員會，每周四有處長級、監製級及相關的節目團隊人員參與討論，是港台多年來常規的編輯程序。外界若質疑編輯決定，亦會在委員會中討論。又指任何員工如認為被派政治任務，可以向上級投訴。但郭家麒及單仲階均質疑編輯委員會的透明度不足，鄧忍光仍可「在委員會中插手」編輯事務。不過港台工會即時表示他的回答是轉移視線，員工的確在決定節目時感到壓力。 會議中最反高潮，是公民黨毛孟靜動議政府履行承諾，「保障香港電台編輯自主權，及不會作出任何形式的政治干預」。這項乎合港人核心價值及無可爭議的議案，最終只以7票贊成通過。另有棄權票，包括民建聯的黃定光和旅遊界的姚思榮。他們解釋因為動議「無意義」，內容屬「阿媽是女人」的常識。 編輯：方鈺鈞

曾有網民惡搞，「幫」通訊局官方網頁增設綠色「投訴ATV」快捷鍵 (圖： 高登討論區 ) 立法會議會毛孟靜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期間，要求主民黃毓民討會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考慮加重屢罰不改的電視台，「 應加重罰則，暫時吊銷甚至撤銷牌照 」。的確，毛說中了電視觀眾的疑惑和憤怒，她對通訊局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亞洲電視（亞視）近月一連5宗投訴被去年四月才成立通訊局 罰款26萬 。沒錯，只是那區區26萬，作為一間管理員工過百的傳媒，這筆費用實在太少。儘管通訊局接到2200宗投訴，局方查明並詳細列出其違犯的規例的段落，又聲言違規程度「嚴重」，且不是初犯，卻仍是金錢上罰少少，難免予人雷聲大，雨點少的感覺。 通訊局由前電訊管理局及廣播事務管理局合併而成，曾有傳媒形容其為「 超級監管機構 」。法例賦予它的職能包括向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就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申請及續期作出建議，處理廣播投訴，「並懲處違反各項條文及規定的廣播機構和電訊營辦商」。可惜，它 拖延發放新免費電視牌照 ，又未能為本地電視觀眾好好監管兩間電視台，「超級」之名實在不脛而走。其官方網頁去年四月至今年二月的新聞公告顯示，它已經多次向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綫）和亞視發出不同程度的勸喻及警告：4次「嚴重警告」、10次「警告」、3次「強烈勸喻」和5次「勸喻」（ 詳情見此 ）。當中只有無綫播放的「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特約：開心熱浪合家歡」節目被裁定違反電視節目與廣告守則及牌照條款，罰款6萬。 2011年無綫的營業額 由約46.8億增加至52億，2012年的中期業績已 逾24億 。6萬元的罰款對無綫實在微不足道，毫無阻嚇力，甚至早已計算入成本之內。下一次因違規而遭受罰款，已是亞視的26萬元事件。伴隨這些警告和勸喻的，還有局方再三苦口婆心「促請它嚴格遵守《電視節目守則》和《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廣告標準》（《電視廣告守則》）中的相關條文」。 看這些數據，大概不能不形容通訊局為無牙老虎。局方義正詞嚴的公告，在電視台眼中可能只是行禮如儀的「通知」。局方收到投訴後按程序來往一番，電視台則接受裁決繼續態度照舊，從沒打算收歛。君不見公眾多次投訴的廣告或植入式節目，甚至多次裁定節目內容不持平的《ATV焦點》仍是長做長有。普通市民無法得知局方的投訴小組由多少人組成，審裁和懲罰機制詳情如何，違規紀錄會否影響持牌機構續約事宜（車牌和公屋住戶的扣分制都是連續計算並有機會「釘牌」），有沒有權力腰斬節目……甚至問得直接一點：能否吊銷電視台牌照？這些公權力處理不當定引發打壓言論自由的爭議，然而本地情況是觀眾無權決定電視台的去或留，甚至要求增發電視牌照都只能靠政府的「皇恩浩蕩」。不透明和閉門造車的審裁懲罰機制，只怕電視台已摸清通訊局底蘊，「踩界」愈來愈過，有恃無恐。 我們無法明瞭通訊局以怎樣的胸襟包容兩間不成氣候的電視台，卻不代表我們作為觀眾只能一直啞忍。通訊局正邀請公眾就無綫亞視的電視節目質素和種類 發表意見 ，並承諾跟進，讓節目「可達到公眾的期望」。就讓面書、論壇和坊間的片言隻語直接進入官場，成為白紙黑字的官方紀錄，同時積極監察通訊局的「跟進」工作，看看它到底是有牙還是無牙老虎。 公眾可於即日至本年四月二日，將意見以書面方式郵寄至灣仔告士打道5號稅務大樓39樓、傳真至2507 2219或電郵至 views-freetv@ofca.gov.hk 。

（圖）田松教授解釋核電站的安全無絕對保證 （獨媒特約報導）還記得當日福島核災為中國大陸和香港帶來極度恐慌，鹽和樽裝水被一掃而空的景象嗎？兩年過去，核災造成的破壞已逐漸被人遺忘。生活將我們眼睛移離福島，時間沖走核災給人類留下的一道難題：「核能」是否生活的必需品？ 三月八日，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田松教授出席了香港記者協會主辦的「日本福島核災兩周年回顧研討會」，探討核能的風險和中國為甚麼擁抱核能。眼看中國這台高速列車無目標、無節制地直奔，田松教授說：「我最擔憂的是，連日本這個管理相對嚴謹的國家都出現問題，中國的情況實在是觸目驚心。」 田松：核電站不出事可能性等於零 田松教授開玩笑說：「核能發電不可能絕對安全。核電比核彈更危險，因為核彈造好了你不引爆就會無事，但核電站一旦發動就停不下來。即使廢棄一個核電站，它依然是一個輻射源頭，成為社會巨大隱患。」 他進一步解釋政府塑造的「潔淨核能」為什麼只是假象：「核電不如一般人所想，有成熟的技術、肯吸收前人的經歷就不會出事。即使有完美的設計，假如是豆腐渣工程也是徒然。另外，切爾諾貝爾和福島的核災告訴我們核電的風險，也來自人為操作失誤和地質因素。要保證一個核電站不出問題，幾乎是無可能的。往往在災害發生後，科學家和工程師才知道哪些設計有問題，但知道答案的代價實在太大。誰願意承受？」 （圖）中國現時核電站分佈圖，來源：南方都市報 福島核災後不久，內地媒體曾短暫地大範圍討論中國應否發展核能，前總理溫家寶更暫停所有核電站建造工程，不過政府宣傳機器很快就統一口徑說：「中國的科學是完美的、中國的技術是完美的；在核電站工作的人是安全的；市民與核電站之間保持安全距離」。結果中國龐大的核電發展計劃草草完成安全評估後，又繼續推進，時針又撥回3 . 1 1前，核電全安的議題在中國大陸再次沈寂。 核能推GDP 田松田教授回憶，有一次他出席凰凰衛視一個時事節目，讓他深深感受到官員、學者和能源公司已經結成一個強大的利益共同體。他說：「當時3. 11事件還未有徹底解決，但核電專家已經保證福島事件不會在中國發生。他們一再強調中國用的是新技術，福島的舊技術中國不會用。官員力證中國核電是清潔、安全、必要。」 「中國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經濟增長上。要穩定政權，經濟必需持續增長，這就注定中國需要越來越多能源。但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核能自然成為唯一的答案。對於中國各地官員來說，核能可以提升當地的GDP。作為生財工具，省官員當然支持核電站項目。按這個情況，中國停止發展核電，幾乎是不可能。」 田松教授反思，核電問題不只是能源問題，更是文明本質的問題。他舉了一個諷刺的例子：「上海、廈門、杭州這些沿海城市在夏天的用電量相當龐大，但電力是否用得其所？現實告訴我們，電力最後去了搞冰雕展。我們要問文明：是否代表無窮無盡的揮霍生活？因為部份人的揮霍生活，整個社會就要共同承擔核電可能帶來的災難？」 內地核電廠資訊屬國家機密 「內地不時有報導村民和核電廠發生衝突，但衝突卻多因土地爭議，與輻射帶來的健康問題無關。正正因為內地的宣傳刻意忽略核能帶來的危機，社會根本不清楚或者不清晰『核』到底是什麼。」他補充：「有一些公司得到上級官員默許，繞過公眾，偷偷建核電站，而且建得很接近農村。農民根本不知道矗立在他們家門外的，是一座核電站，往往要等到有人出現跟輻射相關的症狀，才知悉核電站的存在和對他們的威脅。」 現時內地視所有核能資訊為「國家機密」，能到核電站的人都要經過官方重重篩選，人選對核電恐怕已有既定立場。民間根本無法監督核電站是否安全。寄望有一天，中國能像今日的台灣一樣，人民用自已的腳步反對核能，向消耗地球資源的生活模式說不。 編輯：彩雲

特權份子包攬提名預選「創意執法」和「以法治人」 勢將成為聯合國審議香港主題 人權監察新聞稿 2013年3月10日 香港人權監察關注到香港的法治與人權，正受到「溫水煮蛙」式的蠶食，「循序漸退」，滑落到「以法治人」，抵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至於普選特首的承諾，亦有先以預選篩選候選人等建議，恐怕亦會弄假而落空。因此，該會總幹事羅沃啟將聯同十多名民間團體代表，前往日內瓦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反映香港特首假普選、惡法頻生、法治倒退的問題，遊說委員會關注。委員會將於周二開始審議和評估香港履行《公約》的情況。 「包攬式普選」是假普選 羅沃啟指出，若以預選篩選候選人，包攬提名和預選，「強逼市民只能有爛燈與爛蘋果、或狼與豬之間作選擇，令其市民失去真正的選擇」，即使徒有市民有一人一票形式的投票程序，但是因為不能按照《公約》要求充分確保「選民意志得以自由表達」，只算是有名無實的假普選，既違反《公約》普選的定義，亦破壞《公約》藉普選建立民意政府以實現民主政治的目標。 羅沃啟解釋，如果並非人人都有權提名特首候選人，又或有權提名或在預選中投票的特權分子亦非經由普選選出，並無經過普選的授權去代表市民參與預選，充其量只能說是由一群小圏子產生的特權份子包攬提名和預選，選舉根本就不可能是普及和平等，明顯違反《公約》對普選的定義和要求。這種「包攬式普選」只是假普選。 「以法治人」和「創意執法」 人權監察回顧，自2003年政府在民意反彈下撤回23條草案，當局不再提出一次過在眾多範圍同時剝奪香港人權自由的法例修訂，但卻分拆在各不同領域不時提出侵權的立法，並實行「創意執法」，以及採取各種行政和政治手段壓縮香港的自由空間，令市民在不知不覺間，逐步失去基本權利。 人權監察將會向聯合國力陳各條出爐或建議中的惡法弊病，諸如政府提出訂立港版「尋釁滋事罪」的《纏擾法》，藉此可以仿傚英國等事前禁制，事後阻止示威請願、工業行動和採訪活動；政府又藉街頭捐款缺管理為由而影響法改會的《慈善法》建議文本，在維護動物權益劃為慈善的同時，竟然未把「促進人權」列為慈善目標，令慈善團體在人權有關的工作卻步，又繼續壓制慈善團體參與政策倡議活動，更成立不經法庭也可以撤換慈善團體人員、權力過大的「慈善事務委員會」，更可能隨時用於對付有慈善地位的異見團體。 羅沃啟又批評政府不理反對意見，試圖通過《公司法》的修改，限制傳媒和公眾查冊，隱藏公司董事為保護公眾利益而交的個人資料。加上警方消防資訊系統數碼化、記者遭扣料以及發放鱔稿鱔片等，新聞自由和資訊權利亦正不斷倒退。 被網民稱為「網絡23條」的《版權法》修訂，在把侵權行為刑事化時，二次創作政治諷刺作品卻均受規管，未有如澳洲般提供應有的豁免，窒礙公民政治表達空間，壓抑網上活潑的表達活動。 羅沃啟又指政府在故紙堆中找出原本對付樓上色情架步的《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來對付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的宣傳活動，製造藉口強搶民主女神像，拘捕和檢控支聯會常委，是當局「創意執法」和「以法治人」手法的明證，聯合國應該知道這種趨勢，阻止當局「溫水煮蛙」地侵蝕香港珍貴的自由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