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2013年的香港，友儕間聊到韓國，話題不外乎少女時代、SAMSUNG手機，彷彿我們對韓國都是既定的刻板印象──新潮、現代、商業化。 近年香港傳媒都愛寫「回顧」，回顧街坊小鋪、60年代、人物傳奇。也由於工作關係，我每天總愛擠出少許時間，讓記憶向後回溯，慢慢思考一些塵封，卻仍然深刻的點滴，於是我想起了2005年的韓農反世貿示威活動。那年我15歲，某天賦閒在家，扭開電視，穿着灰衣的工人推到鐵馬，一鼓作氣向會展直衝過去。這於我──未曾見過世面的小毛孩，委實是很大的衝擊。然後年紀漸長，我慢慢了解到施諸於韓農身上的的壓迫，與制度、國家、全球貿易的關係，也知道現代化締造的歌舞昇平，背後那剝削是如何殘酷而不談人情。 今年伊始，我看到《War for You and Me》(2009)，描述零九年韓國雙龍汽車工人罷工抗爭的紀錄片，算是稍稍深化了我對韓國工人運動那淺薄鄙陋的認識。電影裡工人反抗裁員政策，團結地罷工、佔領廠房數月之久，然而行動以失敗告終，部分運動裡的領導被判囚、雙龍汽車非但沒有改善工人待遇，往後幾年的剝削更是無日無之。兩個小時的電影裡，工人的萬眾一心，與去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行動可堪比擬，家人及群眾在廠外將五彩繽紛的汽球拋上天空，叫工人看到希望、和平、與愛，也直教人感動。但是，行動終究還是失敗了。我不禁想問，工人們還能怎樣？ 我們無法理性 就片中所見，在工人數個月來的佔領活動裡，工廠每個部分仍然有條不紊地運作，工人嘗試自給自足，勞力自主而鮮活，而不是機械化、亳無生命力的。我看到一班工人手舞足蹈，走上講台談理想的工作環境、談工作是如何影響生命與家庭。我們知道，除了愛情、家庭以外，佔生命最大比重的，可算是學業和事業。不少人的理想與事業攸關，終其一生艱苦奮鬥。雙龍汽車的工人在工廠服務十年、甚至廿年，他們熟悉每個生產工序、儀器。每個人透過勞動，漸漸建立了相類、卻未必相同的人生。工廠與他們有着無形的紐帶關係，如農民與土地。 俗語有云，逢商必奸。大企業以保本止蝕為名裁員，在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聽着，也許不無意外。然而為了阻止工運蔓延，揑指工人破壞工廠而聯結政府，動用武力，警察非但出動盾牌，還用直升機在高空拋擲腐蝕皮膚的化學物，極盡殘酷之能事，僭越商業道德。電影放完，講者談及韓國主流傳媒大多為工人扣上搞亂事的帽子。令人好奇的是，為何在一人一票普選總統的韓國，竟容不下一絲反對聲音，也缺乏讓工人向大眾表達一己之聲的場所？制度與企業的勾結環環相纏，致使和平運動失敗－－在霸權如此鋪張的當下，我不禁想，和平運動究竟還有沒有意義？就好像香港零九年的反高鐵運動，市民在舊立法會前再三下跪，最後高鐵還是要起、菜園村還是要拆、那幾千億公帑，也還是無法用得其所。行動，是否要堅決地，開拓另外一個形式？ 企業沒有良心 一年前負笈海外，那時讀過一個科目叫”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談到經營企業的社會責任，教授鼓勵學生日後以品德論（Virtue Ethics）等不違道德、符合行為正義的原則來經營企業。我讀着不禁莞爾，在香港、抑或嘗試放諸四海－－如南美洲，跨國企業何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只看到企業買下墨西哥的農場種植大量可可豆，然後讓農民賤價賣到美國以應付源源不絕的咖啡需求。土地並非裁種小麥以應付本國糧食問題。同樣地，雙龍汽車的決策者，有否抱持「企業良心」站在工人一方，推己及人，人本思考經營企業所應行之事？ 有關資本主義的誕生，有這樣一個小故事，最初老闆把企業／工廠以股份形式，賣予工人，激勵工人多一分產出、多一份收獲，與公司共同進退，享受所得，而股份英文是share，即與員工平等分享利潤成果的意思。走到今天，我們看到的只有剝削與不公。然後零九年雙龍工人的失敗，會否預言了地球上其他同類工人的命運？ War for You and Me 雙龍工人的佔領行動失敗，給了我們什麼啟示？片名《War for You and Me》又是怎麼樣的戰爭？我剛投入社會數月，不少身邊朋友、同行，工作或有十數年、數年，抑或只有數月，體會最深的，冥冥中幾盡相同－－人在企業裡，是沒有價值的，人只是一部機器，僅僅負責完成被編配的工作而已。工作也僅是工作，人在其中，不宜加添過多的感情，也無謂反抗，因為你是沒有價值的－－企業隨時可以找一個他她或它，去取代你。 也許，在覺醒的一刻，便是戰爭的開始。

大學的性騷擾事件一單接一單,最近兩宗有關中大的性騷擾事件,更是駭人聽聞。牽涉的都是社會上赫赫有名的精英賢達，不是夕夕無名的販夫走卒。一位是大學的高級管理層(senior management)。是大學裡，一兩人之下，幾千人之上的管理行政人員，大學裡的種種重要政策校長的更替遴選都要經這個級數的行政人員作決策及實施。另一位的職銜為講座教授，這個級數的教授也很多時是院校裏的重要管理層。統領著一個學院（faculty)的發展。兩位都可算是大學的領導階層。但何以這些身居要位的高級知識份子，會惹上這麼嚴重的指控? 當中更牽涉人命。這到底反映了大學的甚麼現象，又或者社會運作裏的一個甚麼問題呢？ 筆者曾在香港的不同院校當合約員工，現亦在國外當博士後硏究工作。很能體會到香港大學院校裏底層或合約員工所面對的職塲境況和香港狀況的一些特點。 或者我們應先拉闊一點看看大學自從二千年初的削資後的僱傭狀況。基本上自從削資後，大學職員已經不是之前的鐵飯碗，以前當教授或講師，享終身聘用。大學的行政人員也是公務員水準的鐵飯碗。二千年後這光境不再，新入職的行政人員、教授和講師全變成合約員工。與此同時大學的薪酬標準卻完全解體。不但工資沒有標準，升遷和工資調整也原全沒有了規則。兩個同等學歷的人進入同一個職級可以有原全不同的待遇。續約與否、合約的長短、薪酬的跳升變成完全是由上司的喜好決定。 相對於外國，香港院校的員工沒有集體談判權，就算個別院校的工會怎樣奮力爭取，大學的高級管理層(senior management)都可以為了大學的短期利益或為了奪取資源鞏固自己的位置（俗稱「馬房」），而置底層員工利益於不顧。基本上大學的工會都無法有效制約高級管理層傾向肥上瘦下、權力一面倒, 犧牲底層員工利益以達到其他目標的習慣。 合約員工在這情況下只能努力和上司打好關系，希望在續約時在缺乏一套準則下，自己還能有幾分議價能力。若員工逆上司的意志，基本上職途就會受阻。不但不會拿到一個好的推薦信，在行內的名譽也有可能賠上。 在這種運作下，上司的權力越高，相對上，他管理下的員工的權力也就越弱。因為上司越在高位，在沒有其他例如是工會的制衡力量下，能制約他的高層也越少。又因為大學的高層大多是男性，被他們管理的又多為女性；除非這些男性高層們都特別具有性別意識，又或他們相對上能克己自持，否則男女權力在大學高層的職塲內可以是絕不對等。這種不對等便容易造成性騷擾的溫床。 可以想像在這勞資權力極度不平衡的結構下，若果一個高層不知檢點，要對女下屬作非份之想、女下屬要維護自己的尊嚴，又要保住自己的飯碗，又不能一下子和上司撕破面皮，因為到底男上司的權力網絡有多深和多廣，別人會相信一個德高望重,外表看來還是道貌岸然的知識份子; 還是自己這個蠅頭小卒還是未知之數時，要挺身維護自己便不是容易的事。在這重重的壓力和考慮之下，國外的硏究便顯示，女性在職塲遇上性騷擾，只有百份之十八會正式作出投訴。硏究亦表示，當受害人相信投訴後不會得到正視、又或投訴不會有甚麼實質的結果時，正式投訴的意欲亦會減低。觀乎最近在媒體裏的披露，中大在處理職場性騷擾個案時的相對寬大處理（只以書面警告），又或中大高層們在法庭裏的作供，在在顯示了一衆高層在相信性騷擾確有發生後的取態–寧願諉過受害者不願作正式投訴，甘願自搏手腳，不打攪侵犯者,不作主動調査和追究，希望透過調走受害者讓事件不了了之。大學最高層處理性騷擾的軟弱取態，試問在性騷擾委員會當過秘書五年的死者又怎會不心裏有數，那會對投訴機制有信心? 因而拒絕主動投案。 很諷剌在八大院校裏，中大的性騷擾政策被評為是最「完善」的。可惜，亦正如一些外國的硏究所指。「完美」的性騷擾政策是不能阻止性騷擾發生的。要控制性騷擾，除了要有良好的處理機制，還要有良好的教育和培訓機制，和有阻嚇後果的處罰。若果校方徒具政策，發生事時就轉政策空子，官官相衛的自搏手腳，繼而互相包庇。希望事件能大事化小，不了了之。讓侵犯者能照常生活、照常續約、照常拿退休金，還能理直氣壯的投訴自己被針對、被誣陷，那還怎會阻止其他人有樣學樣，繼續以權謀私，讓性騷擾不斷發生，越發變得嚴重 。 因為香港對勞工權益﹑婦女權益的嚴重缺乏保護和嚴重忽視和歧視，大學對性騷擾事件的縱容和軟弱無力便得以延續下去。其實香港的幾所大學已經成為世界上甚有名望的世界大學(world universities)了。但若果置身其中的領導層，在相信確有其事時，連最基本要透過追究責任來保護性罪行受害者這簡單道理都想不清或維護不來，甚麼世界排名便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幻像。沒有道德勇氣和承擔的大學永遠只會是二流的大學。香港政府不斷要扶植香港某幾所大學成為世界大學，但究竟又有否檢視過這些大學裏的運作，已經變成了某些高層們不受約束、放縱自我的腐敗溫床?

註: 英文原文詳細過香港語版好多好多! 上次篇嘢講到貓貓要食嘅營養入面, 要有必須性脂肪酸, 而草裏面有唔少 linoleic acid 同埋 linolenic acid, 可以滿足到貓貓嘅須要. 今次要講嘅喺嘅草入面, 同樣對貓貓好緊要嘅嘢, 其中包括維他命 B3 (Niacin), 維他命 E, 同埋纖維. 維他命 B3 (Niacin) Ikeda et al. (1965) and Morris (2002) 講到, 大部份哺乳動物可以用 tryptophan 造 NAD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但喺貓貓就唔得啦.

原文：http://doctorandrewtam.xanga.com/771889502/%E6%96%87%E5%8C%96%E7%9A%84%E8%87%AA%E6%88%91%E5%AE%9A%E4%BD%8D%EF%BC%9A%E8%BA%AB%E4%BB%BD%E8%AA%8D%E5%90%8C/ 文化的自我定位：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與歸屬感 既然文化是意義網路，又為透過解釋現象甚至自身的功能，從而造到「定位」的效果，那麼，文化又可以為我們自己「定位」嗎？ 因為文化是意義網路，所以每當我們在思考個體存在的意義時，就必與回到自己所身處的文化本身。表明上，文化應當可以為我們自己的存在「定位」，告訴我們的存在意義。然而，假定我有擁有自由意志，我們不能說文化的意義能決定我們自己的存在意義。所以文化不應為我們自己的存在「定位」。我們只能說：文化作為意義網路提供了讓我們為自己「定位」的條件。但最終我們是否全盤接受文化作為意義網路所加在我們身上的意義，就由我們自己決定。 這種條件，就是「身份認同」。 在「身份認同」之下，文化為我們個人賦予了一些意義和價值，而且我們大體上也樂於接受這些意義和價值；我們對這些被賦予的意義和價值的接受程度愈高，我們對於這個文化的歸屬感也愈高。 為了方便論述，我們可以將身份認同分為正面和負面。設我們的自身文化賦予我們的意義和價值Mx，當中Ma是我們所接受的意義和價值，Mu是我們所不接受的意義和價值，若Ma > Mu，則稱之為正面身份認同；若Ma < Mu，則稱之為負面身份認同。 簡單來說，身份認同取決於歸屬感。例如，二十世紀初，中國傳統文化將「三從四德」的價值賦予在婦女身上，而當時的年青婦女對此價值甚為不滿，她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歸屬感較低；於是她們對於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員的身份認同甚低。 反之，在錫安主義的正統派猶太人眼中，猶太人是他們引以為榮的「上帝選民」的位份，他們對於被定位作「上帝選民」這價值的認同感很高，蓋過了他們對於猶太文化反感的部分，於是他們對於作為猶太民族一員的身份認同甚高。 下圖說明了文化、身份認同與歸屬感之間的關係： 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固然建基於正面的身份認同，但正面的身份認同不一定導致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對於自己的文化產生歸尋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文化是我們個人在社會裡成長的土壤。反之，負面的身份認同反過來會使人有「無根」、「無家」的感覺；如果一個文化之下其大部分成員也只有負面的身份認同，那這文化很容易會滅亡。當然，一個文化如果沒有任何獨特的核心價值值得我們保留的話，滅亡也非壞事。然而，在一個文化滅亡以後，若沒有新的文化為原來的族群提供新的身份認同，那這群人就會面對存在意義的危機。由於文化是意義網路，當一個人對任何文化皆無絲毫歸屬感，即對任何文化皆不存在身份認同之時，這人將無法與我們進行正常的溝通，而由於這人將不會接受我們所持守的價值和意義，他／她的言行勢必以有破壞而無建設的方式挑戰我們的倫理系統。 齊克果：回到存在本身 要弄清我們的身份認同，我們必須回到我們的存在處境（situation）之中考察我們的存在。 我永遠是一個個體、特殊的「自我」；但這個「自我」卻永遠存在於一個社會之中，而非孤立地存在。我們透過文化這個意義網路與他人進行溝通，並建立出一套倫理關係網；齊克果（Kierkegaard）稱之為「倫理真實性」（ethical reality）。活在複雜人倫關係之中，才是真正的存在。那些躲在象牙塔裡空談理論的「哲學工作者」，其實只是在逃避現實。 所以，在方法上，我們要重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就要理解香港文化。而要理解香港文化，我們就不應以在理論模型內抽象地討論。有力些社運人士喜歡亂套一些階級語言，近年又有思想家喜歡以黑格爾的辯證法說一些高深的說話「分析」當前的社會問題，這些都是對存在處境的遺忘。當然，我們仍須運用理性，使用哲學思考香港的文化問題，但我們必須緊扣我們的「存在處境」：我們所身處的時空，我們所身處的當下的社會，我們的人倫關係，我們所屬的文化，我們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等等。 最後，要注意的是，研究「文化」的普遍形式與處理「香港文化」的特殊現象是同等重要的。當今某些「左翼」只關心前者，而有些「右翼」則只關心後者，各走極端，而我們決不能再重蹈覆轍。 詮釋學：文化與理解 詮釋學是研究詮釋（interpretation）活動本身的哲學分科。當代詮釋學是由高達美（Gadamer）於其著作《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提出的，但早在十八世紀末士萊馬赫（Schleiermacher）已經提出哲學詮釋學這新學科。 詮釋學研究的是「理解活動」本身，因此高達美稱詮釋學為「理解之理解」（understanding of understanding）。高達美此為人類所有理解活動都有一種基本的形式。每一個人的存在，總是存在於特定的時空；我今天活在主後二零一三年的香港，這就是我所身處的特定時空，是我的處境。但我的處境之中不只是有時間和空間的數據。人總是活在社會的人倫關係之中。而社會總是存在著特定的文化；文化藉著教育影響著個人的思想，最終必然影響個人的理解。高達美甚至認為，「人不可能完全離開己有的文化而再有另一套文化。人類的文化可以包含革命、革新；但是整體而言，以往的文化與我們當前實際的存在……都息息相關，是不能割斷的。」1。 我活在二零一三年的香港，就必然受到香港文化的影響。在關於「意義網路」的部分我已經說了一次，不在此重覆；而事實上「意義網路」這分析正好符合詮釋學的理論。我之所以認為有些大陸人隨處便溺很噁心，是因為香港文化帶給了我這種價值判斷，而我自己有意識地接受了這套價值判斷，並加諸於有些大陸人隨處便溺的現象之上，作出解釋。這正正就是文化對於我的理解的限制。 高達美將這種文化帶給理解活動的限制稱之為前見（prejudice）。前見不一定是偏見；前見有的是正面的，有助於我們理解事物。例如廣東話的發音作為我們的前見，就有助於我們理解唐詩宋詞的平仄，因為廣東話的發音與古漢語相近。然而，前見有的是負面的，即偏見。例如有些美國人以為穆斯林就是恐佈分子，這就阻礙了那些美國人理解穆斯林的真面目。 但前見不是現在這一刻的社會突然形成一種文化，並加在我們身上的。文化必然經歷一段歷史發展，經歷數代的改變，才成為今天的模樣。一百年前的香港文化當然與今年的香港文化不同，但是前者卻透過歷史的發展漸漸變成後者；即前者對後者有一定影響。高達美稱這影響為「傳統」（tradition）。 問題：反省自身文化所面對的詮釋學循環 但是作為「香港人」，是「香港文化」的一員，要研究香港文化自身，就顯得十分困難。我們無法從外面觀察香港文化，因為我們永遠無法離開香港文化這個意義網路。即使是找一個別的文化圈的學者來研究我們的香港文化，他又會受制於自己的文化圈的一些偏見；不過這就是另一個問題。 因此，我們只能以「反省」的方式反思自己本身的香港文化。但要進行反省，我們就必須先透過詮釋學（Hermeneutics）理解這種反省的限制。 在近代詮釋學出現以前，普遍西方哲學家以為我們可以超越一切文化的偏見去認識絕對的真理––––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Descartes）就有這種宏大卻有點天真的理想。 神學家及哲學家士萊馬赫卻提出「詮釋學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的概念：作為讀者的我們在詮釋一份文本之時，我們總是帶著一些既有的概念框架去理解文本本身。而我們對於文本的理解，又會影響我們既有的概念框架。 文本可以是經典，如《聖經》，也可以是文化。當我們在詮釋自己的文化之時，我們要利用我們自己本身的概念框架；然而，我們自己的概念框架，卻也是受制於我們自己的文化，因為我們自己的文化是我們所處於的唯一意義網路。當我問「香港文化是甚麼」，「香港」、「文化」、「是」和「甚麼」這些概念都已經被「香港文化」本身所預設。 那麼我們如何走出這困局？當代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Habermas）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向高達美的詮釋學提出一嚴重質疑：如果傳統和前見真的那麼強大，那麼對於自身文化的批判如何可能？事實上，人類歷史上的確不斷出現對於自身文化批判的運動。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新文化運動等都是實例。結果六十年代就出現了歐陸哲學著名的哈伯馬斯––高達美辯論。 我的立場是：文化作為意義網路，提供了各種意義，但是選擇權永遠落在個人身上。同樣生活在日本文化之下，我們也不見得每一個日本人也全然一樣；並非每一個日本人的思考模式都完全受制於自己所屬的日本文化之中，西化的人也有不少。簡單來說，我們的自身文化只能為我們的概念框架提供可能性，但最後我們如何建立出自己的概念框架，絕非由文化所決定。既然文化不能完全決定我們的概念框架，我們就有暫時「跳出」自身文化的限制，從而反省自身文化的可能。這就要靠我們的理性。而這種理性的運作，就在批判自身文化的過程中展現出來。唯有接受一個有限度地超越自身文化限制的批判理性，批判自身文化才得以可能。 理性與批判 說起批判，在西方哲學上，很自然會想起康德（Kant）；他的三大巨著，即《純粹理性批判》（1781年）、《實踐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斷力批判》（1790年），皆旨在為理性自身進行反省，為理性「劃界」，說明理性的限制。 我們現在的工作就相對地容易得多。理性的正當性並非我們在此能夠討論的哲學課題，我們只能假定理性可靠。但是，我們的工作也跟康德類似的：我們是在反省自身的文化，是為自己的文化「劃界」，說明自身文化的限制。這是一項批判的工作。 當我說要對香港文化進行批判，相信部分「右翼」會感到不安，因為在某教主的主導之下，大家都習慣了片面地肯定香港文化，卻從來沒有戴上理性的顯明鏡，看清香港文化是甚麼，了解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甚麼。可能有人會認為我與「左翼」無異；這顯然是曲解。我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以批判香港文化的方式重新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下定義，以為香港自治運動探索理論基礎。說得是理論基礎，就不能是民粹式、口號式和煽情式的面書留言，一定要盡可能全面和理性。如果香港文化本身真的存在問題，我們就更應當指出，並且想辦法「醫治」香港文化的「病」，而非將香港文化的內在問題視而不見，以為香港人就是很優越的族群就算了。 1同上。頁26。

在香港，愛動物的人，不大可能對漁護署有什麼好感吧。 隨便說個原因：究竟誰可以一面為爭取動物福利與權益，一面支持政府不斷捕殺流浪動物，每年將過萬隻健康的動物人道毀滅？？ 當然，我針對的是這個政府機器，這個官僚系統。 裡邊工作的人，是不是政府的代罪羔羊？ 我管不著，我也不恨他們。 事實上，我經常勸漁記的獸醫「搵過份人做的工」啦！ 要跟漁記算賬，何難之有，也不勞煩我們民間組織。 2010年審計署發表了一份近70頁紙的報告，洋洋灑灑，巨細無遺的批評漁護署的行政缺失。 當時我沒有怎樣的大做文章，落井下石。記得一次和漁記署長黃志光開會時，署長還打趣叫大家為AFCD多說好話，漁記也算「好事多為」啊。 那時我的確以為，凡事以和為貴，留一線好相見，何不為動物忍辱負重。 即使每日將漁護口誅筆伐，對動物不見得有什麼好處。 2010 年821遊行，一眾團體上街要求解散並重組漁護署，那時我沒有參加，心暗忖：「要咁激嗎？」 到今日，被漁護折磨了好幾年後，朋友、家人都紛紛走過來對我說：「mark ，唔好咁激！」 我在這裡正式向821 遊行的戰友說 ：「對不起，我錯了！」 是，我本來是想安安定定做動物福利工作，犯不著得罪政府。但與其眼巴巴看著動物往地獄走，不如選擇一起往地獄走！指責我們一步不退的人， 其實是不知道動物已經無路可退。 去年十月漁護署將法例139B 的修例建議「加強規管寵物買賣，以促進動物健康和福利」拿出來作所謂「公眾咨詢」。 我是第一個嘶破喉嚨喊「停！」的人。 我狂發文， 拍錄像放you tube，到大小媒介做訪問，和一眾團體辦「動物哭訴大會」！ —- 只為指出這次修例的魔鬼 —– 「發牌！！」 「向唯利是圖的私人繁殖發牌！！」 我斷言，只要修例一過，私人繁殖將進入合法「無皇管」年代，寵物業將成為香港第七大產業。 當時有持相反意見的朋友問我：「發牌只是為了規管，點都好過冇，署方一旦推倒重來，豈不是原地踏步？？這個罪名，你擔當得起嗎？」 又有漁護署的高官跟我說：「放心啦mark ，我們的發牌守則是相當辣的，你信我地喎！」 我是怕的，怕漁護真的推倒重來，再等十年才跟你談規管私繁。那動物就要多受十年折磨。 但這根本是假規管，真縱容，又怎能「硬食」？！而這個政府，又怎信得過？！ 在進退兩難時，得到高永文局長的「祝福」： 放心，咨詢文件不是最終方案，你們的意見一定會考慮，也一定不會推倒重來，不了了之。 心存這種僥幸的我們，可能又錯了！！ 高永文可能是最忙的局長。 「港人港奶」、「醫學美容」、「新沙士」……連成立動物警察都都被推到是政策層面的事，(其實我認為只是警隊實務編制的事) 放到他的辦公桌上。私人繁殖又怎敢勞煩他？ 又抑或是漁護的官僚根深締固，新官十把火也燒不進其官僚的核心。 在諮詢期結束後，漁護署就發牌的實務守則又進行了兩場的諮詢會。現在我可以大膽對大家說： 倘若139B修例原裝通過，肯定「仲衰過冇！」。 第一次會議，我們「139B關注組」中途拉隊離場。原因如下： 1. 之前14個團體交給高永文局長的建議「全部失縱」，我問為什麼不納入在收到的意見內？ 漁護竟然答，收到的意見有很多，不能盡錄。 我從來沒有聽過會因為有太多意見而不收錄大多數的竟見。 2. 漁護署早前承諾會「相當辣的」守則，如何辣呢？辣就辣在一本「log book」。原來漁護署要求繁殖者要給予動物每日有足夠的時間活動，如何保證呢，只要繁殖者自律在log book 記低就可以了。 繁殖者又不可以強逼動物交配，如何保證呢，只要在log book 記低就可以了。繁殖者每兩年只可以讓動物生三胎，用log book記低就可以了。 這是一本神奇的誠實log book。 原來所謂「相當辣」，是指對動物，不是繁殖者。 原來所有政策的對象，是營業者，不是動物。 原來整個政策的得益者，是私人繁殖者。 而動物是受害者。 其他守則我不用說了。因為都是一些不能執行及沒有打算執行的所謂「守則」。守則即使訂得比登天更難，也沒有意義。 繁殖者絕對願意遵循所有守則，然後用log book記低。 然後政府又來這一招： 把我們說成是反對派，只有破壞，沒有建設。真係「橋」唔怕舊，最緊要受！ 我們輕易地被標籤為攪分化的壞份子，聯結政黨將動物議題政治化。 我們明明是百份百支持139B 修例，百份百支持規管私人繁殖，只是我們身為「動物組織」的持份者，為動物講價是天經地義吧，為何不爭取更嚴厲的規管？！ 又有人認為我們的行動是基於對政府的不信任，於是在第二次的諮詢會中，我們宣讀了審計署批評漁護署表現的少許摘要： 1. 審計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發現有寵物店和寵物美容店涉嫌沒持有動物售賣商牌照而出售寵物， 或沒持有動物寄養所牌照而提供寵物寄養服務。 2.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每年都有50% 或以上的動物售賣商牌照和動物 寄養所牌照沒有按時續牌。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