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

译者 | “寒”朝――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寒”朝 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原文:《纽约客》杂志 (2011年7月4日) 作者:欧逸文( EVAN OSNOS ) 翻译/校对:网络译者志愿团队 1999 年 12 月,上海一家出版社收到了一份手抄的书稿,作者名叫韩寒,刚从高中一年级退学,这是他的处女作。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坐在教室的后面写这部小说《三重门》,在此期间他有七门功课亮了红灯。小说写的是一位高中生的故事,主人公每天面对着无尽的空虚,”从黑板到笔记本到试卷”不停地抄,而他妈妈则不断地给他吃各种补脑的药丸子。之前另一家出版社给这份手稿的评价是晦暗、脱离时代的步伐——当年写给中国青少年的书多数是类似《哈佛女孩》的格调,为人指引进入常青藤盟校之路——但是现在的这家出版社有一位编辑很热心,拍板印了三万册。结果三天就卖完了,再加印的三万册也很快售罄。 与描述少年烦恼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并不算突出。但在中国它却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一篇对教育和权威体系既实在又尖刻的讽刺小说,而且出自一个无名小辈之手。中国中央电视台甚至特别为其制作了一个小时的讨论节目面向全国播出,试图冷却这一热潮。但是在电视上,韩寒体现出了睥睨一切的光彩。他剪了一个偶像男孩组合一般的发型,前面的刘海长得遮住了左眼。当西服革履的学者怒斥他”可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叛逆因素”时,韩寒微笑着打断他们说:”从你说的话听起来,你的人生体验比我的还要浅薄。”韩寒一举成名,成为新一代青春叛逆的一位颇具魅力的代言人,中国媒体称之为”韩寒热”。 《三重门》继续热卖超过二百万册,跻身过去二十年中国畅销小说的行列。后来几年里,韩寒出版了四部小说和数本散文集,都围绕着他一贯的主题:青春、姑娘和汽车。尽管他目前的出版商路金波并不认为那些书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书还是卖出了几百万册。”他的小说经常是虎头蛇尾,”路金波最近跟我说。五年前,韩寒开始写博客,他的注意力明显转向了那些在中国极为敏感的话题:共产党的腐败、言论审查、对年轻工人的剥削、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这就好比是斯蒂芬妮 · 梅耶放弃了《暮光之城》系列小说,而开始引导她的粉丝去关注公共资金被滥用的问题。 写博客的韩寒比写书的韩寒更为成功。2008 年,他超过了一位电影明星而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博主。他的博客就是一种简单的日记格式,浅蓝色背景,角上一张黄色拉布拉多小狗的照片。从他开博以来已经有了近五亿访客,在中国只有谈股票经的博客能有超过这个数字的访客。 韩寒每个星期都要从上海市中心通过高速去市郊的农村老家一两次,他从小在老家的房子里长大,现在那里住着他的爷爷奶奶。这一天,当我们在车流高峰路段上走走停停时,他说:” 自从我通过写作赚到钱,我就开始买跑车。” 同时他也开始参加车赛。我们当时坐在一辆宽敞的黑色”通用”商用车里,里面有着高背座椅和有色玻璃车窗,开车的是韩寒的好朋友兼赛车领航员孙强。(韩寒这辆商用车专开长途,他怕坐飞机。)”其他赛车手看不起我,因为他们想,你是个码字儿的,你开车只会往墙上撞。”他说道。 韩寒现在二十八岁,身高五呎八吋(1米73),体重不到一百三十磅 (58公斤)。他有着线条柔和的颧骨,闪亮的黑眼珠浅藏在刘海后面,活象韩国肥皂剧明星。他喜欢灰色、白色牛仔布的服饰——符合中国流行文化的审美。他整洁而又大摇大摆的个人风格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萎萎缩缩形象的颠覆,也同时具有杰克·凯鲁亚克【译者注:美国作家,《垮掉的一代》的作者】和贾斯汀·汀布莱克【译者注:美国流行歌手】的风范。和别人面对面相处时,他态度温和,言语简洁,说话总带着微笑,但却绵里藏针。 在整个中国异议者圈子里,韩寒具有明显的领导地位,但他的立场却又非常暧昧。有时候,他是中国最直言不讳的声音之一。(”多少年来,央视做过多少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迫害文化,篡改事实,瞒天过海,助纣为虐,粉饰太平的事情?”——那篇博文象他很多其他文章一样,被网管删除了,但是很多粉丝抢得先机,广为转载。)但有时候,他也会极具心机地圆滑。去年十月,中国作家刘晓波在监狱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韩寒跟网管和读者兜起了圈子,在博客上只发了一对引号,中间一个空格。这篇”博文”吸引了一百五十万点击量和两万八千多条留言。 他的批评文字使得他经常与中国的网上民族主义大军对立。去年十二月,一个强烈拥护政府的网站指称他为”西奴”之一,并且在他的照片上套了一条绞索。到目前为止,他与政府之间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今年年初以来,动荡横扫北非与中东,中共对言论自由发动了多年来最为猛烈的镇压。四月三日,具有政治煽动性的艺术家艾未未因莫须有的”经济犯罪”罪名被关押以后,作家马建在海外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里猜测说,韩寒和其他三位批评家可能就是下一轮的目标。他写道:”……这仅仅是开始,下一步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像艾晓明、戴晴、崔卫平、韩寒等都会受到威胁,直到中国仅剩下那些官方卸用文人如王安忆、陈凯歌、张郎郎之类的为止。” 近十年来,韩寒一直保持着作家和赛车手的双重职业身份。在上海大众车队场地赛和斯巴鲁越野拉力赛中成绩不菲。赛车是个赞助和香槟雨的世界,与他的写作生涯风马牛不相及。总的来说,他的读者对赛车毫不关心,但是他这两个身份的重叠产生的却是一个明星。韩寒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而一些独立网站,如韩寒文摘、单位、中国奇客,经常翻译、分析他的一字一句。有时候,他的读者会在他发言之前就等着他。他有一次在微博——中国版的推特——上敲了一个字”喂”,马上就有七十多万人关注他,等着他的下一个字,而他却一直没有再在微博露面。他最近一次上电视访谈时,在开场白里说,”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你就知道我是谁。”——虽属吹嘘,但其实并不太离谱。 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他和凡客诚品(一家低成本服装连锁店)、尊尼获加(威士忌品牌)签有广告合同,后者的广告把他忧郁的形象与广告语”梦想就是实现一个人脑海里闪现的每一个想法”相结合。他还以他的名字为瑞士恒宝一块独特的名贵表做广告,这块表上用英文镌刻着”为自由”几个字,并被拍卖用于慈善事业。 快 到韩寒的家乡亭林镇时,我们的车拐上小路,最后开到了一座横跨小溪的水泥桥前面。桥面只比车身宽几寸。孙强在方向盘后面有点犹豫。韩寒从前排座椅中间的空隙处望出去,然后用开玩笑的严肃语气说道:”这座桥就是一场考验。” 我们有惊无险地开了过去。韩寒说:”我以前在那里出过几次事。” 雾气笼罩着无精打采的田野,地里有些横七竖八的小径。这里属于上海的郊区,和其他大城市的郊区没什么不同,散布着一些不大的农田和工厂,开车不多远就是繁华的都市。我们来到一座两层的农家砖楼。楼前有一小片地。韩寒的爷爷奶奶慢步走出来迎接我们。他们个头不高,身上裹着棉衣。一条黄毛猎狗兴奋地跑来跑去。我们穿过一间充满乡村阴冷感觉的客厅,来到一个小院里。韩寒有些难为情地笑笑,指点我爬过一扇窗户来到他住的那边。他说:”设计房子的时候有点失误,我们忘了在这边开个门。” 他的房间就是一个乡下少年的梦想之窝:一辆破旧的雅马哈摩托车靠在一面墙上,一台巨大的电视摆在另外一面墙前。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显示器连着用来玩驾驶类游戏的方向盘和踏板。房间正中放着一张台球桌,韩寒摆好台球后一杆将其打散。他一刻也没停下来。为了表明自己的精力非常集中,他把自己的两部手机都倒扣在一边,任凭它们又叫又抖地抗议着。在台球桌上,我击中了一球,但错失了下一球。韩寒把剩下的球都打进了袋里。 家乡的变迁在韩寒对中国的看法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在文字中,还是在交谈中,他不断提起个人抱负和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在解释为什么他爷爷奶奶的很多邻居接受了政府给的少量金钱而放弃了宝贵的土地时,他说:”为了在城里拥有一处小公寓,人们什么都可以干。即使房子只有八十平米,他们也愿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 他接着说:”然后政府把他们的房子推倒,把地卖给工厂或房地产开发商,由他们再建新的公寓楼卖给别的人。” 换一个环境,这种做法也许可以改善成片的地段。但是因为缺乏监管,地方官员没有什么兴趣确保新工厂能支付较好的薪水,或能保护土地环境。韩寒指给我看远处一片高大的工业化厂房。他说那是一座化工厂,它污染了他幼年时曾捕鱼的小河。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我爷爷看河就知道是礼拜几,空气中全是气味,环境监测部门能面对着满河的死鱼表示水质正常……后来,我的老家规划了亚洲最大的物流港,亚洲最大的雕塑园,亚洲最大的电器城,但是这数千亩土地全部都成为了烂尾工程。” 我们来到寒冷的户外漫无目的地散着步。我提到说,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代表,他所做出的批评与他的名声似乎有些矛盾。他说中国的发展规模掩盖了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细节。”因为参加拉力赛的缘故,我们各地都去过。拉力赛一般都在土路上,所以常常是小地方、穷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并不在乎什么文学、艺术、电影、自由或民主。但是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一样东西:正义。他们见到身边发生的都是不公平的事。”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提起最近看到的一段新闻视频,说是有一位17岁的农民工为了回家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在中国的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对这类痛苦经历的报道,以彰显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但韩寒对此却另有看法。”那个人被逼得要穿上成人纸尿片。”他深恶痛绝地说。三天后,这成为了他下一篇博文的主题,即”被城市化进程所利用的年轻人”。那篇博文最后说:”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在 韩寒写作的日子里, 他一般睡到中午起床,然后独自一人飞快地工作到凌晨。他娶了他高中时的朋友金丽华。她是一个别致而细心的女人。她成了韩寒的助手加管家。”韩寒是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甚至算是轻信的那种人。” 她说。”以前他被出版商骗过,还因此蒙受了经济损失。”他们去年喜得千金。这事曾被中国八卦杂志如皇家婚礼一般的报道(“韩寒当爹了,第一次提起女儿”) 韩寒接受媒体采访时,往往会主动说起他还有”女朋友”。比如他会说”我想呆在这个国家,因为我女朋友在这儿”之类的话。但我们很难知道这种男人式的油腔滑调有多少戏谑的成分在里面。一旦追问其细节时,他却说”我喜欢观察别人的生活,但我不喜欢别人窥视我的。” 他很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个乡下老粗,例如他说女导演就应该只拍关于爱情和生活的影片(他解释说这话特指胡玫——党赞助的传记电影《孔子》就是她导演的)。不同于其他著名的中国批评家,他和西方没什么关系;他曾去过欧洲但从未踏上美洲,而且对西方文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即使这样他仍然获得了海外出版商的关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商)计划要在下个秋季发行一套韩寒的散文及其博文的英文译本,再接下来会发行他一本小说的译本。 韩寒很久以前就认为他的那种”叛逆”的形象已是浮云了。他曾说过:”如果我是个叛逆青年, 我不会去开奥迪或者宝马。”然而这个叛逆的头衔还是被保留下来了。甚至《中国日报》——一份官办的英语报纸——   都以”永不休息的叛逆”作为头条标题来报道韩寒紧张的日程。但实际上, 在他不比赛的时候,这位叛逆还是很温和的:他不抽烟,很少喝酒,也不喜欢去夜店。 韩寒几乎本能地被描绘为一个中国年青人的象征,这可不是纯粹的恭维。他是生在毛时代之后、赶上了一胎政策的”八零后”。这一代人是在讨论价值观和国家角色等诸多问题上的一个分水岭,类似于 “婴儿潮一代”对于美国的意义:他们是出生在社会变革拐点处的那代人,这种变革使得他们与父辈产生了代沟,也使得他们要么被说成很有自知之明,要么被说成是自我放纵——当然这取决于你听谁讲。 韩寒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的母亲周巧蓉在当地社保机关任职;他的父亲韩仁均以前的抱负是写小说当作家,但最后无欲无求地在当地党报做了编辑。”他本不喜欢那种生活。在那里你不得不每天陪酒外加拍领导马屁。”身为儿子的韩寒说。韩寒出生前,他的父母在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的情况下,就已经决定要给他(她)取”韩寒”这个名字,这名字曾是他父亲以前用过的笔名。最近几年,韩寒对当局的鞭挞让父母在政府里的就职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韩寒提出可以自己出钱来养他们,于是他父母提前办了退休。 韩寒以前是个好动的孩子,但他父亲把家里最好的文学书籍都放在下层的书架上让孩子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而把政治类的书籍放在高处。”我常告诉别人我不读书,但这是不可能的,”韩寒告诉我。”我还告诉其他赛车手说我从不训练,但我其实也训练,不过都是偷偷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使得他跟学校里的课程越来越疏远。”我不相信有哪个真正喜欢文学的人会喜欢毛泽东,”他说。”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即使撇开毛的政治表现,不去计算他做过多少恶事、饿死过多少人、或杀了多少人,有一件事也还是确定无疑的:毛泽东是作家的敌人。” 韩寒有长跑的运动天赋,因此他被松江第二高中录取。那时他偶尔写作,当16岁的时候他听说一家上海杂志要组织年轻作家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他以前参加过这种类似的作文比赛。”你会被要求写一件你做过的好事,例如,帮助老奶奶过马路,或拾到钱包归还失主之类的——尽管把拾到的钱包放进你自己的口袋可能更现实一些。”但”新概念”的比赛有些新意。韩寒在最后一轮拿到的作文题目颇为抽象:评委把一张纸放入一个空的玻璃杯里——这就是作文题。”我灵机一动,于是就用那张纸是如何掉落杯底的这个过程来谈人生。”他这样告诉我。然后又说:”其实那都是扯淡。”但他得了第一。(这篇文章仍在韩粉中流传)。 如果换到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韩寒的特立独行也许会被人们冷落。但1999年的中国正在被新思想轰炸。互联网的使用已经开始飙升——网民人数比前一年翻了四倍——而且那时候中国正要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开放的观念席卷了全国。 那一年韩寒赢了作文竞赛,却因为考试挂科而被留级。当他再一次到了挂科的边缘时,他决定放弃学业。这也使得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出版他的手稿,”来证明我的实力,”他说。”我告诉过我的同学和老师,我是个好作家而且我能以此为生,但他们说我疯了。”《三重门》 发行以及韩寒热开始之后,这本书不再仅仅是对中国教育体系的批判,更是对年轻人的启迪——正如上海作家陈村所言,因为韩寒的存在,给了他们”选择自己偶像的权利”。 韩寒挣的钱已经比父母多了,但他也开始感到无聊。他的同龄人都在学校里,而他却迷上了上海的高速卡丁车赛道。按他的说法,这是”除了嫖娼和赌博之外的唯一娱乐”。他的一位北京朋友坚持说自己可以找到赞助去组个车队。于是韩寒去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一起涌进了首都——这叫北漂。他们过着叛逆青年的生活,但也有节制。在午夜,他会在天安门旁边的长安街上开快车,但每遇红灯他也会停下。 “每天晚上我们聚在酒吧里,争论是该买法拉利呢,还是买保时捷?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是有钱人啦!”但是最后他那位朋友的拉赞助保证变成了一句空话。”两年中,他唯一拿到的赞助就只有楼下便利店提供的一箱矿泉水。”韩寒说。  韩寒最终在一个车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以在赛道上谨慎行事而出名。”当他准备去冒险的时候,他会做更多衡量。”他的队友王锐告诉我。韩寒的导航员孙强说,最难把握的时刻是当车手落后的时候:”他们多半会冲动,想追上去。如果这样想,人就会变得不理智。”2007年,韩寒赢得了中国场地赛车锦标赛的冠军,使那些曾经质疑过他是否适合当赛车手的人闭了嘴。没有一个赛车手对他的作家生活有任何兴趣。”我宁愿知道得越少越好。”孙强说。 韩 寒在北京待了四年,一边赛车,一边写作。他的作品包括《通稿2003》,2005年发表的《就这么飘来飘去》, 2002年发表的小说《像少年啦飞驰》(描写一对儿挣扎奋斗的枪手作家),以及2004年发表的《长安乱》(讲了一个被逼无奈的武林高手的故事)。他的书封面通常以暗色调为主,内容上有些压抑,描写很到位。但这些书却都无法重现他首部作品的神采。实际上,他并不热衷于写作。他写作只是为了补贴赛车所需的费用。”如果我的赛车被撞坏了,那就意味着我不得不需要写本书去糊弄我的读者了。”他后来写到。 2005年,在他发表首部作品的5年之后,韩寒出现了资金短缺,并且正与出版社就版税和盗版问题处于争执状态。这时他遇到了路金波。路以前是作家,后来转行做了出版商。年长韩寒七岁的路金波是个商人,偏爱穿细条纹衣服,说话嗓门很大。他曾坦诚地给韩寒提过建议。”他那种’问题孩子’的形象已经过时了。人们已经对他失去了好奇心。”路说。他想出了一个诱人的新主意:他为韩寒的下一部新书预支了两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相当于25万美元)。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报纸把这个合同的消息炒成了头条,并称路是”天价版税”的牵头人。 在路金波的另外一个签约作者的作品朗读会之后,我和路在一家书店的茶座里一起喝啤酒。他的举手投足让我想起了拳击经纪人唐·金(Don King)。 他极度赞赏韩寒的才华,把他跟纳尔逊·曼德拉相比,并且预言将来有一天大学里将讲授 “韩学”。他还谈起了他对(韩寒作为)”品牌”的看法。”韩寒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文化偶像,甚至带一点半宗教领袖的意味。”路说。”所谓宗教的意思,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你喜欢韩寒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理由。”他历数韩寒的粉丝和姚明的粉丝之间的区别:姚是第一个加入NBA全明星队的中国人。”姚明的才华有一天会褪色,但是韩寒的粉丝呢?他们喜欢有关他的一切。” “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评论家和思想家,同时还能有一个好孩子的形象。”路金波接受中国杂志《青年周刊》采访时这样说道。首先,他们不再使用暗色调有艺术感的封面,而采用白色系的亮色调。他还敦促韩寒继续他在流行音乐方面的兴趣。对于那些倾向于把韩寒看做没有后劲儿的半吊子的人来说,韩寒在2006年发行的流行音乐专辑《18禁》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在中国,”18禁”的意思相当于”限制级”。里面的歌词也绝对是家长辅导级(”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只一种。”)而现在,路金波说塑造新形象并不是他的主意。他告诉我说,”韩寒对任何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哪怕错的是他。比如他非常懒散,总是迟到,但是他拒绝改变。他交了不少女朋友,哪怕是被他妻子抓了个正着,他也不肯改变。他浪费了很多钱,财务状况一团糟,但他也不愿改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很固执。或者有些人会说,自在。” 路金波总结韩寒的特点时说,他与其他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他拥有一项中国人少有的特质。”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我们老是口是心非。如果我说’明天到我家来吃饭吧。’实际上我并不是真的想请你来。你会说’你太客气了,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忙,所以去不了。’这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沟通方式,不管是常常见诸报端的领导,还是普通民众,都是这样。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有时候并不是一致的。但是韩寒不这样。他会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而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否则他就什么都不会说。”简而言之,陆说:”如果韩寒说’这是事实’,那么他上千万的粉丝也都会跟着说’这是事实’。如果他说这是假的,那就是必假无疑了。” 当 韩寒五年前开博时,他主要是把网络当作辩论场。文学评论家白烨质疑年轻作家的作品,韩寒便以一篇名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长文予以回击。他嘲讽歌星、嘲讽现代诗人、也嘲讽中国文联的僵化。最早一批支持韩寒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解玺璋的文化类作家倒戈了,并说”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我绝对大嘴巴扇他。”(随后解玺璋的博客充斥了韩寒的粉丝所做的嘲讽评论)。韩寒说,”我被卷进这种吵群架的奇景中。我后来才渐渐意识到这些争吵毫无意义,很多跟你争吵的人实际上跟你有着相同的敌人。” 然而,真正触动韩寒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2008年6月,在俄罗斯的一场比赛中,他的师傅徐浪(当时中国最好的赛车手)在试图把一辆赛车拖出泥浆的过程中被拖车钩击中面部身亡。在家乡,徐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韩寒备受打击。尽管此事与他的写作关系甚远,却使得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公。他说:”死的都是好人,坏人却逍遥法外的享受生活,这让我想要生活的更加充实,让我想要作一个好人,去惩罚那些坏人。如果我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就不能坐等。” 在网络上,他嘲讽官场的自大作风,质问政府为什么在政客死后会降半旗,但是在那些造成重大伤亡的灾难发生后却不这样做;(”我有一个中国式的办法,可以把旗杆的高度增加一倍,这样就两全齐美了。”)他影射了高官花大钱包二奶的传言;(”有人花一百块嫖娼是低俗,有人用一百万去玩艺人就是高雅”)。他也嘲讽了共产党试图在网络上到处张贴五毛言论给自己造势的行为。(”因为你不会看见一堆人围着吃屎而挤进去吃一口。”) 他擅长打擦边球。中国的互联网是一块黑色政治幽默时代的试验田,在这里没人要求他假装手中握有治国良方。他那些形象生动而又带点荤的帖子并非因为其原创性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而是因为他说出了别人敢想却不敢说的东西。 尽管韩寒批评了中国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但他能被世人所看见这一事实,已经足以反映出在过去的10年间,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空间已经扩大到了何种范围。每当一个作家被禁止出国、一部小说被禁止出版同时,总会有另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新人或新作,从曾经是文化荒漠的三级,甚至四级城市里涌现出来。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博客数量比前一年翻了一倍。尽管他们冒着因言获罪的风险,但他们积蓄起来的能量仍不可忽视。在2009年,当政府宣布新上市的电脑都需要安装名为”绿坝“的过滤软件时,中国的电脑用户反击了。他们争辩说绿坝的黄色内容过滤功能非常差,以至于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如果暴露过多皮肤都会被过滤掉。另外电脑厂商也表示不满。最后政府只好做出让步,被韩寒称为”家中警察”的”绿坝“迅即全面退出市场。 韩寒的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他抱怨(上海政府)将纳税人的钱浪费在更换道路指示牌上。他在一场严重的高层建筑火灾后指出,一个遍地摩天大楼的都市竟然只有”只能够到六、七层楼高的水枪”。当愤青们【译者注:持有国家主义思想的年轻人们】游行抗议日本时,他写道,”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他一次又一次的使用平民化的文字鞭笞政府鼓吹的说教,以民粹主义立场去戳破中国官方所弘扬的那些陈词滥调,忠告劳动人民不要去盲目地歌功颂德,因为他们廉价的劳动只不过为他们老板的劳斯莱斯奉献了一颗螺丝钉(”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一位47岁的妇女以自焚来阻止拆迁队清拆自己的房屋,韩寒就此写道 “如果你本人没有烧焦,……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 ” 要”和谐”韩寒并非易事。 它不像封杀一位非著名学者的宣言【译者注:指刘晓波的《零八宪章》】那样简单,和谐韩寒的博客会让很多平时不会翻墙的普通网民冒险去墙外探个究竟。正如韩寒向我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有一些事情你特别不想让我知道,那我就一定要知道”。他的一代追随者们都学会了”凡是你竭力隐瞒的即是真相。”在2010年2月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韩寒说道:”我已经算是一个自我限制很少的一个同志了,但是在我落笔的时候呢,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个警察不能写,领导不能写,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游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封杀不能写,艺术不能写。 ” 他的言论吸引了一批读者,其中有些人或许以前也曾视他年少轻狂,如今对他刮目相看。知名专栏作者、小说家李海鹏对我说,韩寒”掌握了另一个交流渠道”,使他吸引了更加多元化的听众群体。李海鹏坦言:”你要知道,像我和我朋友一样的人大概不愿承认我们被韩寒影响了。但我们必须承认。”由北京学者组成的法制改革公益机构——公盟在2008年授予了韩寒首届”公民责任奖”。参加评选的公盟律师许志永告诉我:”我们视他为现代公民的典范。”在2010年4月,《时代》周刊将韩寒列为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选拔的关键一环是公开投票。他的支持者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宣传活动,包括一份使不懂英语的读者也能够在《时代》周刊网站投票的图解指南。很快”韩寒”和”时代”两个词的组合就被中国的搜索引擎屏蔽了。同时,《人民日报》的新闻头条还质问道:”《时代》周刊高度近视?” 韩寒却在他的博客上写道: “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那虚无缥缈的影响力?在中国,影响力往往就是权力,那些翻云覆雨手,那些让你死,让你活,让你不死不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只是站在这个舞台上被灯光照着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剧场归他们所有,他们可以随时让这个舞台落下帷幕,熄灭灯光,切断电闸,关门放狗。” 他收到了两万五千条评论,其中一些带着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我甘愿为拥护韩寒献出生命——一个勇敢正直的人”),而独立敢言的媒体《南方都市报》也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刊发社论鼓励读者为韩寒投票,因为他”制造了一个人的喧哗,衬托出无数人的沉默”。该文结尾说道:”怎么指望作家或赛车手韩寒拯救你呢?韩寒是落寞的,他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韩寒不缺乏崇拜者,他只是需要同路人。”在最终的线上投票中韩寒高居全球第二,仅位列伊朗反对派领袖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之后。 2009 年5月,随着知名度的日益升高,韩寒宣布了一个计划:他要做一本比报亭出售的任何杂志都更洒脱更自由的杂志。最初,他选择了《文艺复兴》作为刊名,但是当局对此皱起了眉头——” ‘复兴’这个词令当局感到担忧。”他说——他自己也觉得这名字确实有点虚张声势。眼看一连串的耽搁接踵而来,他最终将杂志改名为《独唱团》,英文刊名叫Party。 他雇了一名员工,并在一栋粉红色高层楼房的二楼租用了一个三居室作为办公地点,用他写书出版及赛车比赛的收入支付相关的费用。几个月后,最初的样刊及封面草图——一张裸体男子手握机枪端放在腹部的图片——被新闻界曝光了。韩寒回忆说,一位审核杂志的人担心这个挡住自己中间部位的男子会让人误解,因为这暗喻了”党中央”。而针对另一个专栏,审核人员劝他删除提到”吃羊肉”的部分,因为它可能被误认为是在暗示维吾尔族在新疆的骚乱事件。据韩寒估计,总的算来杂志的原始内容大约有50%为了通过审查而被抹掉了。但书海出版社依然对他表示支持——该出版社拥有正式出版这本杂志的权利。 与韩寒的博客相比,去年7月出版的《独唱团》创刊号的内容有些折衷,调门也并不尖锐:一共有128篇散文和短篇小说、照片和漫画,包括一个盲人音乐家记述了自己 他 的火车旅行,一位6岁的小女孩发表的四行诗歌。其中最富有创意和特色的是”所有人问所有人”,以一种极富喜剧色彩的形式反思了人们得到(或得不到)信息的途径:读者可以随便想象问题——有关男朋友的,有关政府机构的——然后编辑们会记录下他们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在为数不多的几篇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中,有一篇用整版刊登了艾未未在被警察打伤之后去医院检查脑外伤时拍下的脑部CT片。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独唱团》创刊号于发售的10个小时后即拿下卓越亚马逊网站销量第一名。书店设立独立销售专柜来接待疯狂涌进店内的人流。 3天后,根据一家记录国内审查命令的海外网站 —— “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报道,中宣传部责令北京新闻媒体封杀有关独唱团热销现象的报道。但这并没有阻止仿冒者:报刊亭随即便摆放出了《小开本独唱团》、《独唱团》第二期、第三期和《明天独唱团》等山寨之作。 去年12月,当出版商接到停止印刷的命令时,第二期《独唱团》已经开始进厂印刷。结果已印好的100万本杂志被化作了纸浆。韩寒说,”有关部门”打来电话命令他们停下,但对方不愿意告知自己的身份,这着实激怒了他。”我在明处,你在暗处”,他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并宣布了《独唱团》的终结。他还解散了自己的员工。而几周以后,当我们在他已经半废弃的办公室里见面时,前期的样刊和照片依旧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一瓶本打算用于庆祝新刊发行的香槟酒原封不动地躺在桌子上。”电脑还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用它玩玩游戏,”他说。玩得最多的游戏是《使命召唤》,一个射击类游戏。 《独唱团》的办公室里暖气效果不太好。韩寒戴着围巾穿着毛衣,显得有些灰心。他说,这本杂志的停刊,是它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后果。 “有人开始感到不安了。也许他们在想。好嘛,你一开始不过是个作家,在我们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现在你想自立门户?”他又补充说:”哪怕当初这是本钓鱼杂志,也还是会出同样的问题。” 他的妻子从办公室外探头进来,递给他一个麦当劳的外卖袋。他打开一个汉堡。”假如办(这本)杂志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自由。”他说。他的汉堡肉饼掉出来落在了沙发上。他捡起来重新把它放回面包里。他最难过的是,杂志的被停刊反映出了中国文化活力的现状。”我们不能总拿熊猫和茶说事儿。”他说,”我们还有什么?丝绸?长城?这不是现在的中国。” 那次我们交谈时,中东乱局正愈演愈烈,中国当局则迅速采取行动,封杀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并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一部分作家、律师和维权人士。韩寒在他的博客里回避了这个话题。不过,据说上海市委宣传部在3月12日还是给当地媒体下发了指示精神,其中规定了禁止报导除赛车以外的任何有关韩寒的事情。类似这样的命令当然会给人留下很大的解读空间——各种传闻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开来——但却可以作为解读官方想法的线索。 最终,韩寒还是忍不住评论了国外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在上个月,中国外交官员在联合国对制裁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对设立禁飞区的提案投了弃权票。像往常一样,他们重申中国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的说法。韩寒写道, “独裁者没有内政,杀戮者当被侵灭。” 知 识分子圈子里对韩寒的看法两极分化得比较严重。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香港作家和电视评论员梁文道认为韩寒是”另一个鲁迅”——鲁迅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批评家。艾未未在他被捕前几个月更是对记者说:”韩寒的影响力比鲁迅还大,因为他写的东西可以被更多的人读到。”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与媒体专业的学者刘禾(Lydia H. Liu)就表示,”韩寒只是他的粉丝们的一幅镜像。你自己的镜像能怎么改变你呢?做不到。”她补充说:”你去他博客首先看到的不是他写的东西,而是斯巴鲁的广告。” 对韩寒的作品和人格最令人意外的批评来自于中国其他年轻的自由派。比如作者兼编辑许知远就说,韩寒的大受欢迎代表着”庸众时代的胜利”。 34岁的许知远犹如韩寒的审美对立面。他有着吉姆·莫里森【译者注:美国摇滚乐队”大门”的主唱】式的乱发,以及哈维尔【译者注:捷克作家】和米沃什【译者注:波兰诗人】一般的气势。”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在一次午餐的时候说,”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推动民主的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他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韩寒对批评他博客的人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你喜欢看,很好,谢谢。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再见吧。”然而事实是,成为他粉丝心目中的”镜像”可能正是韩寒最大的优势。中国最大胆的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常常由于过于张扬的特立独行而显得十分与众不同,而韩寒却胜在他表现得犹如普通人。这能让他的粉丝与他产生共鸣,从而使他拥护的那些原则都显得平易近人。他作为当代中国蠢蠢欲动的典型年轻人之一,经历过了各种微小的成功和糗事,并因此或雄心勃勃,或玩世不恭。正是这一点都让他变得非常强大。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关心政治,这不光是因为基本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也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政治的可怕与绝望。 ​​ 韩寒写的东西并没有给中国年轻人的政治生活带来变革,也没有影响上层决策者,但他却是一个推动怀疑精神的有效广告。 今天春天,当韩寒的粉丝们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起他写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说那种感觉正如醍醐灌顶——”就好象有人给无动于衷的我们打了一剂肾上腺素”,一位中国的博客用户最近这样写道。在赛车场上,一小群精力旺盛的粉丝在赛道边等待着希望能看上韩寒一眼。这群人中有来自安徽的魏斐然,一位头发像刺猬一样竖起来的19岁小伙子。由于满心期待,他整个人看着就像是要飞起来了一样。魏斐然在他高一的时候读到了《三重门》,并被这本书深深打动了。他从韩寒创办杂志的想法中得到灵感,也与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准备在长沙创办一份杂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真的非常想(把这份杂志)做好,”魏斐然说,”我们现在就是靠自己动手,没有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人赞助我们。”他们想在创刊号中采访韩寒。所以魏斐然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来找他。 有一段时间,魏斐然还帮着维护了一个韩寒粉丝的网站,这个网站专门收集韩寒的博客文章和评论。”后来宁夏的网监处强迫我们关站,”魏斐然说,”我们网站上有韩寒写的所有帖子,网监处的人说那些内容太敏感了。”旁边一个穿着橘红色毛衣的腼腆女孩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也跑过来插话说:”韩寒代表了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他代表了所有我们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事。” 韩寒说他还没有被请去喝过茶——这是被国保接触或提审的委婉说法。在他办杂志的事情上,这种接触是间接的:政府机构去找他的出版商或者他的博客运营商。他举了个例子说:”我有一次接到一个警方人员打来的电话,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必须删除你博客里的一篇文章。’我问,’哪一篇?”你两年前写的一篇,有关某市市长在全市范围内杀狗的事情。'”韩寒估计,他的那篇文章让某地的某人难堪了。他说:”当年,那个人对此鞭长莫及,但是现在他可以做到了。”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中国千变万化的政治生活中到底能走多远,就好像于黑夜里在退了潮的沙滩上划线,因为政治形势一直都在不断变化。韩寒的言行一向保持在安全线内。他从未把他激进的思想从网络上带到街头, 并且他也反对过早进行多党选举。他说: “反正共产党最后会赢,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可以收买其他人。(我们要)让文化更具活力,让媒体更开放。”局外人常常把对开放的诉求错当成对民主的诉求,但是这种区别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局面是至关重要的。韩寒也清楚他苦心经营的独树一帜不能走太远。”如果他们不高兴,你就倒霉了。”他说。 在他的杂志被封杀之后,韩寒花了数月时间来考虑他的下一个投资项目。他的出版商路金波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想让他做一些科学教育期刊,比如里面的话题可以是’恐龙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人是怎么感冒的?'”这实在很难想象。韩寒还依稀谈到涉足电影。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地下》,这是一部由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的战争史诗片。而韩寒想拍一部沿袭《地下》那种黑色讽刺风格的作品。 安静下来后,他也承认在自己狂乱的创业模式下,有着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害怕着什么,不是怕政府,而是怕自己能拿出来的太少了,”他说。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做得更多:创作更多作品,赢得更多比赛。”他最近允许自己在一个领域慢了下来,那就是他的小说创作。他最新的一部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比起以前的作品来更专注,更富有激情。这部小说收到了良好的反响。过去,他笔下的人物都强调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是光荣的,而他最近的小说主人公——一个上路去接他狱中朋友出狱的人——却满怀钦佩地讲述着”热血之人”是如何散发着激情,而且从来不逃避责任的。”我希望我能成为其中一员,”书中的主人公说。韩寒承认这种风格的变化。”在过去的书里,我总是希望我的读者能对每一页都爱不释手,为每个笑话发笑,对每一个细节都印象深刻,”他说,”那些我已经做够了。现在我要写真正的小说。”二十好几的他现在已经不再像青少年一样装腔作势了。尽管他依然津津乐道自己的风流,但他却对当父亲这件事相当严肃。四月份的一场赛车之前,当别人问起他的女儿时,他这样说到:”我已经完成了作为人类的使命。哪怕是我知道我会死在今天的赛道上,我也感觉毫无压力了。” 四 月的一个周日,汽车场地锦标赛的赛季首战在上海郊外的天马山赛车场拉开帷幕。场地赛赛车看起来像一辆增强马力的普通汽车,而不像轮子外露的一级方程式赛 车,韩寒驾驶一辆大众波罗的掀背版两厢车,代表上海大众333车队参战。 在比赛前几天,韩寒在车队帐篷里,蜷缩在一把棕色扶手椅里,一边在一个黑色iPhone上发短信,一边在对着一个白色诺基亚轻声细语。空气中弥漫着汽油和 橡胶的味道,还有远处的赛车过弯时发出的啸叫,像愤怒的蜜蜂的声音。他穿着一套银色的赛车服,中间是大众的广告,袖口上是红牛的广告,上臂上 是Homark铝合金轮毂的广告。车手们大摇大摆的进进出出,一把撩开帐篷的门帘,就像旧时电影里的伊斯兰皇帝一样。 韩寒刚刚过完动荡的一个月。他和其他一群作家一道,指责百度允许用户上传数百万盗版书到其 “百度文库”服务,并发表了一封致百度CEO李彦宏的公开信。李彦宏是中国的首富。韩寒斥责李享受着”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却”从我们手中抢走了知识产权”。韩的信以对抗的姿态结尾:”倘若百度文库始终不肯退一步,那我可以多走几步,也许在不远的某天,在您北京的办公室里往楼下望去,您可以看见我。”一周以后,百度从文库中删除了数百万的书籍。”韩寒赢了”,一篇出版业的博文这样说。 但韩寒关于”多走几步”的言论并非没有引起注意。一位韩寒身边的人说,他接到一名政府官员的电话,对方问到:”他那句话(”多走几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要上街么?请告诉韩 寒,如果他在室内抗议我们不管,但不能走上街头。” 韩寒说,百度只是小菜一碟,然后举了一个更严肃的例子。”对于艾未未的失踪,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他说。艾未未在此前的一个周末被逮捕,这是自中国政府最近一波镇压开始以来最引人瞩目的逮捕行动。中国政府尚未透露艾未未具体的关押地点以及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上周艾未未已经回到家中)。韩寒措辞谨慎,”如果政府认为艾未未是个大问题,他们就该直说他们有权逮捕艾未未。如果大家能知道个前因后果,那就没有问题。 他们声称艾未未被捕的原因是’经济犯罪’。艾未未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如果你们想说艾未未犯有经济罪行,你必须拿出证据来给大家看。” 一篇广为流传的以韩寒的名义写的文章中问道 “我们谁来为艾未未说话呢?”,但这篇文章是冒名之作,韩寒并未撰写此文。此文的传播速度雄辩地证明了他人期望值的力量。(韩寒对我说,用中文写艾未未被捕一 案 事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的互连网已经自动屏蔽了”艾未未”这个名 字。)此外,将韩寒和艾未未进行比较将会模糊了他们两人之间的重要差别,他们各有自己的受众群体和战术。韩寒说:”艾未未的批评更直接,他更专注在某一特定问题上。而我,如果我批评的某件事让他们感到很难受,他们就会叫我闭嘴。那我就转而批评别的东西。我们有无数的东西可供谈论。” 在艾未未被捕后的日子里,北京的艺术圈在私下谈论中常常认为艾未未和刘晓波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而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但韩寒认为通过流行程度来评判他们俩人是幼稚的:”这与’影响’无关,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产生’影响’。” 比 赛当天乌云密布、让人窒息,但赛道上的情景却仿佛节日一般。魔鬼身材的模特儿们成群到来,她们的打扮很清凉——大众汽车的迷你裙和起亚的露脐上衣,再配上时髦的长靴。模特儿们迈开大步游走于那些在远处略带羞涩的爱车人士的手机镜头前。赛前,韩寒和他的团队应邀出席大众汽车的媒体见面会,会上充满耀眼的灯光,轰鸣的舞曲,硕大的屏幕上写着”波罗,你的生活”。霹雳舞的舞者们在一辆两厢车周围舞动身躯,车手们则像相亲节目中的单身汉一样一字排开,与主持人进行交流。后来,我向韩寒问起赞助商会不会影响他作为圈外人的立场,他回答说,商业关系与”我博客中反对的权力利益”是有区别的。随后,他反问起美国的新闻业。”难道你们不就是既独立、不受外界影响,又同时获益于广告宣传吗?”韩寒说虽然他不喜欢在他的网站上植入广告,但是,如果将他的作品委托给传统的中国出版公司,会使当局得到另一个让他闭嘴的权柄。 比赛即将开始,韩寒戴上了黑色的红牛头盔,敏捷地进入车内。车窗上的印花写着他的编号15和他的血型O。车手的座位是一个狭小的黑色筒形空间,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六点安全带。赛车呼啸着从起点出发,在第一个转弯处便遭遇撞车。比赛重新开始时,韩寒位列第八,后来则落后更多,先后被21号,8号和5号赶超。他的车出现了机械故障,不得不在第五圈进入维修站。 后来我找到他时,他正在维修站旁的围栏外观看比赛,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解释说,他的团队测试了新引擎,但没成功。不过,这只是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他说,”我们还有时间。”这让我想起那天他向我提起他的杂志停刊时的情景。他说,”现在是别人领先,不过只是暂时的。”他亮出了一个发言人似的微笑,大气而沉着,”再说,我比他们都年轻。我会看到他们玩完儿的那一天。”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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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一、基督教的历史背景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的反对派开始的。 以色列——犹太民族的历史,可以从一般的古代史著作中找到它的梗概。大体说来: 1. 4000年前的巴勒斯坦,本是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影响之下的诸古代民族并存的地区,在其中兴起了以色列——犹太民族。这个民族征服了迦南,有过一段同民族内诸部族不相统属的时期。后来,强有力的部族出现了“士师”(《旧约》有《士师记》)即法官,是强有力的部族首领,逐渐经过征服吞并,建立了以色列——犹太的统一王国,即《旧约》着重描写的扫罗、大卫、所罗门三王时期。 以色列——犹太民族的统一,和她所占地区是商队贸易的通商要道有关系。商业在西方文明的起源上总占重要地位,这是值得注意的。 2. 以色列——犹太王国好景不长。她太小,抵抗不了帝国的征服。公元前597年,这个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王国所攻破,大部分首都居民(也许还有她的首都以外的居民)被迫移往巴比伦。这是这个民族的第一次民族流放;以后她还多次被流放过,直到她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流徙于全世界各地的流亡民族为止。 世界上的小民族遭到这种国破家亡,流徙各地的命运的,可以说不胜数计。他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经流放,民族就灭亡了。并不是死完了,死是死不完的,总剩下一些;只是有的剩得多,有的剩得少就是了。问题是剩下的被同化了,于是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唯一的例外是犹太人。 3. 犹太人有自己的民族宗教。按《旧约》的记载,当他们留在他们自己祖国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民族宗教的态度是不虔诚的,许多人“崇拜偶像”。可是,他们被流放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能是祭司兼历史家)却着手系统地编写起他们民族宗教的圣典来了。学术界一致地、无异议地认定,《旧约》最前面的五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即追叙他们的民族的起源,和他们第一个民族英雄摩西,怎样把全民族人从埃及的依附者的地位中脱身出来,怎样经过从埃及——西奈半岛——巴勒斯坦的长征,征服迦南的历史神话,所谓摩西五书,是他们建国以后第一次被征服流放在巴比伦时编写出来的。 《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巴比伦征服以前,犹太教已经有过一些经典,它的完备化,是流放巴比伦时期搞成功的。 犹太人被巴比伦征服以后,又曾经恢复过他们的国家,不久又被波斯、亚历山大、罗马征服。有过多次民族起义。罗马帝国初期,亦即基督教兴起的时期,还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玛加比”兄弟的起义,当然是被扑灭了。基督教兴起的时期,犹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摆脱罗马帝国统治是民族的愿望,然而犹太教的上层是妥协派。 犹太虽然复国了,其大多数被流放的人民散之四方做买卖去了。复国后的耶路撒冷,事实上成了散处四方的犹太人——犹太教徒的宗教中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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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影子一样活着——超生“黑户”的18岁人生

北京姑娘李雪因属超生而不能上户口,已经做了18年“黑户”了。18年的“黑人”,导致她无法上学,不能出远门,也意味着将来她很难找到工作,无法结婚生子……她常常只能用姐姐的医疗本看病,用姐姐的借书证借书,她作为姐姐的影子活着。 最近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这样的“黑户”在全国有1300万。每一次人口普查,政府会“大赦”一批超生“黑户”。但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梁中堂认为:“只要计划生育与户口登记捆绑在一起,‘黑户’问题就无法解决。” 18岁的北京姑娘李雪是没有户口的“黑人”。18年的“黑人”,导致她无法上学,不能坐飞机,也意味着将来她很难找到工作,无法结婚生子…… 像李雪这样无户口的“黑人”,在中国有1300万。这是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统计出来的数据,2011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做客人民网时作了公布。1300万黑人,意味着每10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没有户口。 马建堂称,这其中绝大多数为“超生”人员。李雪就是这样的“超生”者,18年前其父母交不起5000元的“社会抚养费”作超生罚款,因此无法入户,成为“黑人”。 为了给李雪上户口,其父李鸿玉上访16年,诉讼10年,至今无成。李鸿玉认为,“计划生育”和“户口”不应捆绑在一起。而当地的宣传部长认为,李雪的户口问题是由“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造成的”。 由于李雪是“黑户”,因此无法上学,18年来她靠自学有了识字基础,但水准只达到小学4年级。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计生和户口 李雪家的小院子处在北京市崇文区永定门外的一大片破旧的平房区中,紧邻二环路。李家是三代“老北京”。 1993年8月11日,李鸿玉和白秀玲的第二个孩子李雪出生,此时大女儿李彬已经8岁。李、白二人都是残疾人,以为自己符合生二胎的条件,想着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补办手续。 两口子低估了计生国策的严厉性。 那时计划生育已经在中国推行了14年,用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梁中堂的话形容:“各级政府用尽一切办法防止公民多生孩子”。从最初的扣农民口粮,到对其亲属办学习班等等,后来发展出一项最为严厉的制度“计生一票否决”。“计生一票否决”适用于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公检法机关和各级企事业单位,以及这些单位的主要领导。“一票否决”意味着只要出了一个超生者,该单位和该单位负责人的其他工作业绩都得不到承认。 白秀玲所在的单位是街道的三产企业永外釉料厂。她的超生无异于一起重大事故。白还在月子里,就接到了工厂的“职工开除(除名)公职审批表”。这个四口之家一个月收入只有一百多块,李鸿玉作为北京皮毛三厂的工人,停岗在家,收入不高。嗷嗷待哺的婴儿、妻子的失业,使这家人迅速陷入贫穷。 李雪出生后5天,李鸿玉去永外派出所落户,因为没有计划生育部门的证明,被赶出来。4个月后,街道计生办主任来到他家,放下了一纸“处罚决定书”,限期李家缴纳5000元社会抚育费。“我超生错了,为什么要惩罚我的孩子?”只在文革中念过初中的李鸿玉无法理解这个逻辑。况且,对于他们这样入不敷出的穷家庭,凑齐5000元比登天还难。 限制超生婴儿落户,是否符合现行法律规定?计生专家何亚法律专家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国籍法规定,父母一方为中国公民,就具有中国国籍;父母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本人出生在中国,也是中国公民。已经实施了53年的《户口登记条例》也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超生的处罚仅限于要求超生户缴纳“社会抚养费”。因此,婴儿出生后户口登记是无条件的。 然而计生部门的证明作为上户口的前置条件,却是现行法律之外的“潜规则”。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梁中堂认为,催生这一土政策的仍是“计生一票否决”。上户口对派出所来说不是大事,但某地冒出一批超生者,是一件计生大事故。《求是》下属的《小康》杂志报道,2008年,山东苍山县曾经爆出5万名超生婴儿“黑户”,一位官员接受采访时称“没有因为户口问题处理干部的,只有因为计划生育问题被处理的”。 于是,在自己任期内坚决让超生婴儿“黑着”,成了一些官员保住乌纱帽的霹雳手段。 对一些超生父母来说,高额的罚款让他们不愿意交罚款。目前,超生的“社会抚养费”标准按照当事人双方年收入的2至6倍甚至更高的数额征收。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梁中堂形容,“让你能拿出来,又几乎拿不出来”。所以,不少超生父母往往采取一种对策,先拖着不交。等到孩子快上学,必须要户口时,“才千方百计地给孩子上户口”。 于是相当多的超生婴儿成了“黑人”,至少是暂时的“黑人”。据梁中堂和民间人口研究学者何亚福的估计,大多数的超生“黑户”年龄应在7岁以下。 福建省的人口统计支持了这一判断。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前,福建省曾对超生“黑户”事实无条件登记户口。“黑户”们大部分为第五次人口普查前后出生的,即10岁以下占多数,有14.8万人,占81.09%;10岁以上有3.46万人,占18.91%;从性别情况看,女性出生未落户占多数。 李雪一家已经被“黑户”问题困扰不已,上访16年未果。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黑户是不是中国公民? 李雪还没到学龄时,李鸿玉的心思和大多数超生父母一样,“黑着就黑着吧,多生个孩子,总不至于犯了死罪吧”。 然而,到了1996年,李雪该上学前班时,李鸿玉“千方百计地给孩子上户口”的做法却失败了。 对于李、白这样一对贫穷、没有社会资源的残疾夫妇来说,他们想到的是上访。当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经给了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单位开除白秀玲没错;至于户口问题,需要他写个检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经区领导批示后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 后一条略微含糊的表述着实让夫妇俩高兴了好久。检查写了、给区长的信也写了,“但没人搭理我。”李鸿玉说。 李家附近的学校是桃杨路三条小学。李鸿玉央求居委会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请求照顾李雪。学校坚决拒收李雪入学。第二年,到了李雪正式上学的年纪,学校仍然不松口。 两次拒绝,让李雪一辈子都再也不可能踏进校门。 李雪开始自学。已经上初中的姐姐李彬教她学拼音,李雪学会了就查字典自学。学了11年,李雪自认为只有小学4年级水平,而且只限于语文和数学。抽屉里,放着4年级的课本,从街坊孩子那里借来的。 遇到同龄的孩子,最怕别人问:“你在哪个学校上学?”这几乎是孩子们相互结识的第一句话。李雪总是愣在那里,然后怯怯地回答:“我没有户口,我没有上过学”。“妹妹发现自己只能呆在家里时,就会发脾气。”李彬还记得李雪异样的眼神, 姐姐初中毕业后,找工作很不容易,刚刚在肯德基找到了小时工。“她有简历,我没有,我怎么办?”在李雪眼里,受教育的经历是简历的主要内容,而她没有受教育,所以也不可能有简历。 她还没有想过,没有户口,她不可能找到工作,不可能结婚生子,不可能到银行开账户,不可能到邮局寄、领汇款,不可能住旅店,不可能坐飞机,更不可能参与选举。她只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没有户口,可能就没有一切。“黑户”是不是中国公民?民间人口问题学者何亚福曾经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父母有一方是中国人,婴儿一出生即为中国公民。但“黑户”几乎无法享受任何一种公民权利…… 事实上,“黑户”的权利比不上无国籍人。如国际公约《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就要求缔约各国对合法在其领土内居住的无国籍人,在从事工作以换取工资的权利方面,在自己经营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以及设立工商业公司方面,给予的待遇不得低于一般外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所享有的待遇。“黑户”甚至比监狱的犯人还要低一等。至少罪犯还有劳动权利,劳动后取得报酬的权利,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还有选举权。 李雪发现,她似乎没有被这个世界作为一种存在。她有时会问:“世界上真的有李雪这个人吗?”她用姐姐的医疗本看病,用姐姐的借书证借书,她作为姐姐的影子活着。 12岁那年夏天,她在西单、王府井发“传单”,就是一封写有自己遭遇的求助信,“希望找到一位包公”。有的时候路人不接,有的时候会接,“人家接了就很感激”。 有一次,警察把她和其他来京上访的人带走了,送到永定门救济站。救济站的人一听说她是北京人,立刻就将她赶出来了。那是一个上午,救济站发的早餐票她还没来得及用,就只能站在明晃晃的大马路上哭…… 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因为没有身份,自己可能随时被“消失”。 李雪的遭遇远不是最糟糕的。新华网报道,2008年1月6日,北京一名高三女生因没有户口,担心不能参加高考,服毒自杀。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超生二胎后,遭遇计生门槛,对“黑户”问题进行了研究。杨调查发现,相当多的“黑孩”被拐走后,父母不报案。“公安找回孩子的可能性不大,但孩子要回来了,计生委要钱的可能性大。干脆就不报案了。” 李雪没有身份,担心自己随时可以被“消失”。她与父亲李鸿玉经常闷闷不乐、相对无言。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解不开的户口死结 上访要不来李雪的户口,李鸿玉想起了打官司。从2001年起,他开始对相关的行政部门“发难”。先告崇文区计生办;再告永外派出所;一审败了打二审,二审败了申诉;先自己告,又以白秀玲的身份告,再以李雪的名义告。李红玉还让大女儿李彬学习法律。 李鸿玉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婴儿出生后无条件登记户口的规定;二是《计划外生育费管理办法》中要求计生部门按照统一的格式下发行政处罚单,恰恰永外街道的处罚单不符合户口条例规定的样式,因此可以依据户口条例规定,拒绝缴纳罚款。 11年的官司,李鸿玉全部败诉。 “他就是告。告哪里都没有用。政府不存在工作问题。”永外街道办事处宣传部长韩光堃认为。 事实上,李雪户口的事情,在2004年曾经出现过一丝转机。区计生办称,只要李鸿玉在一个月内补齐剩下的4950元罚款,李就可以拿着收据去派出所上户口。 意外的是,李鸿玉拒绝了。“不想给他了。”李鸿玉说。他认为,交罚款就意味着承认自己错了,但是国家法律写得明明白白,他没有错,“女儿上学已经耽误了。我们受了很多罪,不服这口气”。 李鸿玉选择了继续上访,他想让街道计生办认错,让永外派出所认错。他没想到,此举使他成为永外地区著名的“缠访”者。每年的敏感期,他们家门口都坐满了“做他们思想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到哪里都有人跟着。有一次,一个男联防差点跟姐姐李彬进了女厕所,结果被一个街坊吼住了。 “这些年,政府花了多少人力物力去看着他们?为什么不拿这些花费来上户口和赔偿他们呢?”南方周末记者问韩光堃。 对此,韩认为李雪的户口已经成了谁也解决不了的“死结”。“这是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造成的。”韩称,当初公安部门确实是难为了他们,但是后来政府确实想帮他们,他却不接受,“提一些不可能的事”。比如补偿孩子没受教育的赔偿、请家教什么的。不仅如此,和政府的对立,使李雪丧失了两次人口普查“户口登记大赦”的机会。 法律规定的“无条件登记”和现实操作中的“计生部门允许才能登记”,其冲突早就被有关部门注意到。每一次人口普查都是一次户口整顿,每一次公安部都会发通知,要求“对其中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 不少超生父母寄希望于在“大赦”期间,能够不交罚款就登记上户口。不过因为“计生一票否决制”的存在,各地在执行过程中通常都会打相当的折扣,一般是按最低限度征收超生罚款。只有福建省于2008年明确规定了超生婴儿无条件登记,到2010年5月,该省为历年累计下来的近50万“黑户”人口登记了户口。 北京市执行的是放宽条件的登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对经济困难的超生户进行照顾,可以先交一半的抚养费,剩下的分期缴纳。 不幸的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李鸿玉一家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信息。直到2008年有人提起,李鸿玉才想起当年确实有一个女普查员拿着几张表到家里来,也把李雪登记上了。但提到李雪户口的事,她只说了“找派出所去”就走了。 到2010年的人口普查,苦盼“大赦”的李鸿玉却没有等来人口普查员。他自己到居委会要了登记表,填上了李雪的名字,却没有人愿意收下这张登记表。 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梁中堂认为,类似李雪这样“大赦”也赦免不了的“黑人”,还有很多。真正遗留下来的“黑户”绝大多数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以农民居多。每一次的人口普查,“大赦”一批超生“黑户”,缓解一下矛盾;之后又有新的一批“黑户”出来,等着下一次“大赦”。除此之外,对数量庞大的超生“黑户”,中国尚未解决良方。“只要计划生育与户口登记捆绑在一起,‘黑户’问题就无法解决。”梁中堂说。 如今,李雪在新浪注册了一个微博“xiaoxue永不放弃”,虽然粉丝只有44人,但她还是坚持每天都将一家人上访和诉讼的经历写一段出来。她在等待,真正的“大赦”。 来源:【南方周末】 本文网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477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5051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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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事务》:自信的中国的好处 | RT @heqinglian 北京为何不攘外了

核心提示:过去两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为激进。但华盛顿并不喜欢一个弱势的北京。事实上,美国需要的是更自信的中国来作搭档。另,讨论同一个问题的学者何清涟提出了她的见解,作为相关阅读附在本文之后。 原文: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作者:Thomas J. Christensen 2011年3/4月刊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作者简介:THOMAS J. CHRISTENSE,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著有《比巨石更糟糕:同盟政治和亚洲强制外交的问题》(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一书。 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由于逐渐放弃九十年代的政策措施,中国已损害了与周边国家及美国的外交关系。在华盛顿和这些地区,对于北京政府的不信任也越加明显。观察人士声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美国衰落和自身崛起,中国不断调整战略措施,变得更加果断。其实,中国针对周边国家及美国采取的对抗政策,与其说是自信和创新,倒不如说是回避和保守。北京对外更为显著的强势姿态植根于中国在全球实力的增长及对于国内政治的严重不安。因此,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于国内民主主义者的批判高度敏感,对于国外存在的挑战则表现得更加严苛,某些时候甚至是傲慢。 和平崛起是中国九十年代制定的外交战略。它强调区域经济整合以及努力消除周边邻国对于自身不断强大的畏惧。但从最近一连串的事件中显露出的强势外交姿态看,中国已抛弃了该策略。以下事件表明了中国的态度。2009年,中国船只在远离中国海岸线的海域内辱骂美国未武装海军船只无暇号。2010年7月的东盟区域论坛上,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警告东南亚国家不要试图协同外部势力解决和中国的领土争端。随后不久,对于中日撞船事件中日方扣留中国渔船船长一事(鉴于中国的压力,其后被释放),中方要求日方进行道歉并赔偿。同样在2010年,中国政府两次警告美国与韩国不要在邻中国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尽管之前朝鲜在三月击沉了韩国的一艘海军潜艇,十一月宣布了浓缩铀研发计划,并在该月攻击了韩国岛屿-延坪岛。 相关阅读: 点评中国:北京为何不”攘外”了? 何清涟 更新时间 2011年6月1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34 本文首发BBC中文网站,此为转载 中国不再高调喧嚷”和平崛起” 6月3日,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共同主席布斯塔尼等人对外公开发表主题为”中国领导人自信降低”的访华观感。主要内容是两点:首先,面对不再超过10%的高增长经济,北京不知所措。 其次,对北非中东推翻独裁政府的运动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加上资讯的不可控制,中国政府忧心忡忡,担心在2012年换届之前情况失控。 这并非中方接待者一时失言导致美议员产生如此观感,因为最近多种迹象表明,与以前高调表示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很不一样,自去年按GDP排名中国成为”老二”以来,中国政府高官多次公开表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力。中国社科院更于9日发布《美国蓝皮书》,表示未来20到30年内,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不会动摇。 中国为何要谦辞未来”老大” 4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报告中将中国的GDP排名预测配以惊人的结论推向国际视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将在5年后超越美国, 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美国时代”已接近尾声。 这则消息不象数年前高盛公司的雷默推出的《北京共识》那样让中国政府开心。那年,雷默预言”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将成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行将群起摹仿的模式之时,北京真是欢欣鼓舞,仿佛世界领导者的宝座在望,”中国模式”论盛极一时。但这次北京对IMF送上的这份大礼并不高兴,专门由中新社发布一条消息,”中国GDP总量5年超美引争议,算法不同致’被提前'”,专门请了两位专家来分析IMF这一报告,指出计算汇率时太冒进,购买力平价法的准确性差,与实际市场汇率的差距比较大。 这次北京感到”被提前”的委屈可以理解。抛开购买力平价缺乏准确性这点不论,仅以GDP规模一项就断言世界进入”中国世纪元年”,本身就值得商榷。因为GDP核算体系本身有许多缺陷,比如它不能衡量有关人民生活质量的相关指标,如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环境损耗等,也不能衡量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资本效益等。早在去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时开始,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论者都指出,从社会发展水平与经济实力及竞争力而言,衡量人民生活质量与技术创新能力更有实际意义 。且不说日本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是中国人均GDP(3800多美元)的十余倍,排在世界103位这一事实,无论从生产率、技术创新能力、人民的教育水平、贫富差距、社会福利以及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等方面,中国与日本都没法相比。 与”老三”日本的差距已经这么大,与老大美国的差距那就更大了。早在IMF发表报告之前的3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就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标题就叫做”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其中引证了2009年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表明中国从事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过高,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仅相当于美国工业化初期即1870―1910 年的水平;第三产业则比发达国家的比重低了一半。在国家统计局长如此自谦的状态下,IMF那个宣布中国5年后赶超美国的报告又怎能受到北京欢迎? 策略改变:攘外之前先安内 中国近年经济增长不再高于10% 表示”谦虚”的当然不止中新社与马建堂局长。近日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在新加坡的发言更值得寻味,在回答什么是解放军应该保卫之核心利益时,梁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是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这是明确地表示安内重于攘外了。联想到国务委员戴秉国于去年12月发文,称”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继之又有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发表署名文章”被歪曲的中国国家安全形象”,斥责国内有人过高估计自身实力,鼓吹”持剑经商”,”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的误解”。这一从”崛起”到谦辞”候选老大”的急转弯,完全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经济形势非常不妙。 经济上的瓶颈有如下数项:火烧眉毛的急务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相当糟糕,列其大端有高达15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与数万亿的银行烂帐;以及土地市场萧条之后,地方财政随之陷入困境。长远看问题亦多如牛毛:中国面临人口与资源的严峻约束,环境生态在过去30年被掠夺得千疮百孔,以往那种以透支环境与劳工生命福利的低效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种种困难,最大的难题是支持中国从劳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转型前景很不明朗;持续了几年高通胀不仅导致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难,民怨沸腾,还导致金融环境紧张。过度紧缩银根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极为困难,经营上陷入困境,现已进入2007年以来的第二轮中小企业倒闭潮,预计下半年将有40%倒闭。这种情况下,就业问题会雪上加霜。 至于政治上,今年北非中东独裁国家相继倒台,中国政府认为只要保持经济发展就能维持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想法,被这些国家的革命击得粉碎。因为这些国家的”面包契约”比北京政府履行得更好。面对各种纠结在一起的社会矛盾,一场网上发动的亦真亦幻的茉莉花革命都使北京如临大敌。在此情况下,在世界炫富示强已经不是北京的第一需要,维护共产党统治的稳定成了”第一需要”。这就是中国公共安全支去逐年攀升,并超过军费开支的大背景。 可以说,目前北京被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所逼,不得不重拾”韬光养晦”之策。用英英译文的意思,这一韬光养晦之策就是在弱小的时候”隐藏野心,收起爪子”。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是中国政府多年加力培养的亲华团队,北京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掩饰不住自己的焦虑,甚至担心换届之前失控,即做”天启”而不得担心成为”崇祯”,可见北京对形势的判断远比外界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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