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政治

星期日生活 2014 年 1 月 12 日 【明報專訊】有人說，印刷傳媒已為網上傳媒取代了，《明報》換總編輯是私人機構的內部人事調動，何勞關注？我相信，網上傳媒是資訊服務，追趕當下，報章還須是今日的輿論，明天的歷史，網上傳媒多麼發達，也不能取代有公信力報章的地位。 有人說，《明報》還有公信力麼？還是知識分子的報章麼？查良鏞的《明報》的神話不是早已打破了麼？我認為，《明報》在它的悠長歷史之中，在重要的時刻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從來都不是因為它完美無缺，動機純潔，理想至上；查先生的《明報》從來都是動機複雜而機關重重的，如果《明報》發揮了任何正面的作用，那是因為在種種骯髒的政治交易、處事手法中，正面的力量仍能突圍而出，負起使命。這股力量，來自香港人的期盼，來自不甘心放棄原則理想的一代又一代的新聞工作者，也來自中港關係之間仍然存在的現實。 有人說，今次《明報》撤換劉進圖，不是事出港視發牌的重手報道，而是緣於張曉卿誤泊薄熙來的碼頭，如今要用《明報》全面歸順來贖罪。這個說法的真確性暫且不論，但即使是真的，也不是新事物，仍然沒有改變局勢的基本元素，就是《明報》的價值，仍是在中港政治上，老闆手中的一個籌碼。 政治與商業利益的考慮 查良鏞年代，也有人說，當年《明報》高調反對大丫灣建核電廠，是誤信消息，下錯了注。《明報》反對文革的立場，贏得了香港人的認同，但查良鏞北上見鄧小平之後，堅信中國及香港的繁榮穩定，最佳保證不是在於推翻共產黨，而是在於支持中共的溫和開放路線。最大的敵人是極左派，所以作為應對的策略，《明報》的「正確路線」就是以輿論為溫和派護航。理論上這是無可厚非，但執行起來，就往往以避免造成極左派攻擊溫和派的藉口為理由，壓抑批評北京的「過激」言論或「負面」消息的報道。「顧全大局」的理念，令《明報》在有爭議的事件上再三採取知識分子難以認同的立場。 查良鏞的政治地位與《明報》在香港及海外華人社會之中的影響力分不開，他的政治目標因而左右《明報》的編輯政策與立場也是顯而易見。如果關於撤換劉進圖的「真相」是張曉卿的政治需要，那也跟查良鏞時代並無二致。 基於商業利益的考慮也是同一邏輯。《明報》創刊的年代，報社一般專業辦報，從銷售量及廣告入息獲取利潤。那個年代，經典問題：「誰來監察傳媒」的經典答案是：公眾，因為失去了公信力，這份報紙銷量就會下跌，就經營不下去了。這個答案早已過時，因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報業集團業務已要多元化了，隨着大陸開放，中國投資的利潤目標遠遠高出辦報收入，報章幾乎淪為附庸，報道內容以配合商業利益為上，起碼也要避免傷害商業利益，中國新聞的「正確路線」也就不再是勇往直「言」。為大舉中國投資而調整編輯方針這個因素，也不是新的。 出賣靈魂得不到富貴榮華 如果一份報章為了政治目的和經濟利益，必須嚴控編輯方針不出軌的話，照說總編輯的人選便十分簡單：找一名靠得住遵從上頭旨意，鎮得住編輯員工的人便是。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樣的總編輯，不會是辦好一張有分量的報紙的人選。現在與過去，這種例子比比皆是。忽然某某報不好看了，原因就是換了個專責自我審查的總編輯。我眼見《明報》也不乏這樣的時代。出賣靈魂得來的不是世間的富貴榮華，而是讀者的唾棄，辦下去有什麼意思？根本不能達到原先的目標：沒有分量的報紙，是沒有價值的政治籌碼。 老闆利益需要有分量的報章 《明報》尤其是。以往的查良鏞，今天的張曉卿，甚至曇花一現的于品海，都是政治上、公共事業上有抱負有雄心的人，看中《明報》都是為了這個原因。聘用一名唯命是從的庸碌之輩，辦一份神不像神、鬼不像鬼的《明報》有什麼好處？將《明報》辦成一張「喉舌報」又有什麼好處？官方喉舌報多得很，何必增多一張？如果嫌《明報》太不識時務，乾脆結束了豈不更省事？ 所以，大衛對哥利亞，大衛仍是會贏的，只要大衛意志堅定，懂得看準哥利亞也有弱點。因為《明報》老闆的利益，只有辦一份有分量的報章才能達到，而員工的士氣與素質是關鍵，總編輯是否才德服眾，是否處事公正，有足夠的個人專業修養地位令老闆不得不重視，則是能否吸引有質素的員工作出最大的貢獻的關鍵。 港人會懷念今天的《明報》 《明報》新舊員工聯署要求公司交代，要挽救的不是劉進圖「老總」的職位，而是《明報》的公信力。公司高層不否認打算在大馬調人來當總編輯，及調回北美總裁輔政。這些舉措若成真，《明報》很快便再沉淪為一份人所鄙視的「喉舌報」，對公司對老闆無益，對《明報》、對香港的傳媒力量有害，呼籲其三思，實在在理不過。 忠言逆耳，不聽又如何？我相信，《明報》會又一次進入黑暗時期。香港人會感受到黑暗的壓迫，會更加懷念今天已絕不完美的《明報》，因為再不完美的《明報》，仍是無可替代，它好比一管港人治港、言論自由的寒暑表，儘管我們抱怨寒暑表告訴我們天陰有雨，沒有了寒暑表，只會令我們對壞天氣毫無預兆的侵襲更加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