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国批毛派和拥毛派的长期大辩论。海外对此提出的数字，从二千万到四、五千万，而中国内部披露的数字，也至少有几百万。 **大饥荒饿殍知多少？** 最近，曾撰写文章大力呼应邓小平南巡改革说法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撰文披露“大跃进”时期饿死3千多万人，海外有报道说，这是中共核心媒体负责人首次公开承认这一有争议的数据。 周瑞金15日在财经杂志上发表题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 有不少媒体转载了周瑞金的说法。在周瑞金发表这个观点之前，中国几乎没有高级官员公开承认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况，更鲜有相关的数字披露出来。不少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发生在上世纪60年前后的大饥荒，起码饿死了“成千上万”。 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是940万；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这位中国“水稻之父”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 海外学人曹长青说，另一位中国学者金辉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调查推算出，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在4,040到4,319万之间。 而周瑞金的这个数字，是第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周瑞金的数字，没有任何调查过程和结论来支撑，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 *杨继绳：周瑞金的数字影响力有限* 对大跃进时代各种数据进行过一手调查的前新华社资深记者、现《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杨继绳认为，周瑞金透露的数据并不是他的研究调查，影响力有限。 杨继绳说：“我觉得他不可能有自己的研究，有很多地位比他还高的人也都讲这个数字，但没有说数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也都是听别人说的估计。周瑞金是一个退休了的副部级干部，他的话的份量也是有限的，不能代表官方观点，只是个人看法，就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文章吧。” *杨继绳：大饥荒死亡3600万* 杨继绳花了10余年时间进行一手调查，于2008年写成《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在香港出版，书中公布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 *为改革造势，周瑞金是改革派* 周瑞金在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前一年曾以“皇甫平”的名字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首次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邓推进改革开放造势，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响。邓南巡谈话20周年之际，周瑞金重提改革，呼吁应当“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周瑞金在文中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一些迫切的“发展以后的问题”，其中包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事业滞后、公众幸福感下降、环境污染加剧、以及社会腐败纵深发展。 *高瑜：邓小平改革模式不可取* 中国新闻工作者高瑜认为，周瑞金所拥护的邓小平南巡时的改革模式坚决不可取。她认为，邓改革的后果是使权力直接进入市场，而人民没有权力也没有监督。 高瑜说：“你们想想南巡讲话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停止政治改革。(邓小平)指的的改革基本上就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利益、改革的资源，基本上就是被政府垄断，也就是被中国共产党垄断，还用邓小平那个方法能解决吗？邓小平已经造成了这五个方面，你还用他的方法来解决？历史不会再给你20年机会。” 高瑜说，周瑞金现在所指的改革也并非政治改革。而若非政改，什么改革也救不了中国。

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圈内，有两条新闻引起广泛关注：一是北京作家余杰出走美国，二是上海作家韩寒批评官方媒体无资格赞赏他。 *余杰一家抵达美国* 中国独立作家余杰一家三口星期三晚间低调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当地华人教会接待了余杰。 海外媒体报道，余杰一家星期三下午五点到达北京机场，给友人发短信告别。据中国政法大学学者萧瀚在微博上说，他收到朋友短信说：“我们顺利到了登机口，盼早日重逢。”此前，“他将精挑细选出来的一千多册书花四万元邮费邮寄到了美国，房子也低价甩卖了。” *余杰曾遭到毒打* 余杰在华盛顿机场对美国之音说，他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的前一天，遭到了绑架和毒打。在中国，许多维权人士和律师都遭到过这样的“待遇”。 有中国博客和推特作者说，余杰在2010年末的中国大陆茉莉花革命中，遭到秘密拘押和严刑拷打。萧瀚在微博上说，“余杰在国内已完全无法生活，他的待遇是毒打、软禁，不许他妻子工作，屋外是六个摄像机。” 对于近年来余杰在中国受到的残酷待遇，作家长风、媒体人高瑜、覃里雯、作家林达等都谈及。林达说，余杰“可以被暴力碾压，碾压得无所顾忌，这是一个残酷现实的标志。” *王怡谈余杰去国* 四川学者王怡是独立笔会会员也是余杰好友。他俩都曾在2006年在白宫受到了小布什总统的接见。王怡星期三在其微博上说：“海内存肢体，天涯若比邻。今日腑内忧伤，灵里软弱，遥送好友余杰兄全家出中国。主啊，我知道不是地上的君王；乃是天上的君王使他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主所指示的地方去。” 王怡和余杰都是基督徒。他们在会见布什总统时，没同后来被捕判刑的中国知名异议人士郭飞雄一道去。此事，在中国异议人士圈子内，引起轩然大波。 *莫之许：又一“小众”被祖国“淘汰”* 自由作家莫之许谈到余杰出国的情况时说，又一个“脱离社会的小众‘被祖国’淘汰了。” 网络作家野渡说：“恢复自由后，一直耳闻众多友人出国的消息，前几天就听说了余杰要移民，没想到这么快他就出国了。我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我更欣赏晓波身陷囹圄仍不接受出国流亡条件的坚持。这生命承受之中或许才是我们人生意义所在，有能比得上能见证，参与一个自由中国到来更有意义的呢？” *余杰在中国艰难经营* 余杰是成都人，今年38岁，1992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期间写出了“火与冰”文集，无地出版，放在抽屉里。当时，流亡美国的作家刘宾雁盛赞这个集子是当代“最优秀的抽屉文学。” 余杰在北大硕士毕业后本来可以到老舍先生儿子舒乙领导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但是，由于其政治观点而遭到拒绝。进入本世纪，余杰开始积极参加政治和教会活动，并不断受到当局各种方式和形式的打压。 *韩寒：官媒无资格赞赏我* 就在余杰出国的同一天，南都周刊发表了对上海作家韩寒的采访。韩寒在这次采访中说，环球时报这样的官方媒体“没有资格表扬他”。 2011年最后一个星期，韩寒在自己的博客上连续登出《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南都周刊说，韩寒博客的点击多达五亿两千万。这三篇文章，一如既往，引起了相当大的回响。 *韩寒：批评权贵后才能批评民众* 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都有文章或报道对韩寒这几篇文章“表示赞赏”。韩寒对南都周刊说：“这是他们自作多情，明显会错意了。只有批评了权贵才有资格批评民众，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不先批评政府就没有资格批评右派。环球时报没有这个资格。” *韩寒：不怕得罪谁* 韩寒这几篇文章，特别是《谈革命》，引起了许多海外中国民运人士的关注和批评，同时，也引来了中国官方媒体的赞赏。韩寒说，他和这些人不一样，有什么看法，就说出来，“反正我不怕得罪谁。以前得罪的全是左派，那现在再得罪一些特别右的，比较激进的右派，也没有什么问题。站中间的都是老百姓，我再得罪点老百姓也无所谓。” *韩寒：右派好于左派* 韩寒对所谓“左右派”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总体来说，还是右派的人更好一些。左派没做过什么好事，也从来不进行任何的善举，纯粹是替主子拍马屁的那种。 韩寒说，“右派有许多缺点，而左派永远很团结，傻归傻，团结啊。韩寒认为，右派，永远是自己先窝里斗的那种，所以，人家会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观点是一样的，但细微看法上有出入，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一棍子打死，或者你把我一棍子打死为止，这就是右派的不足。” *朱学渊：遏制政府，警惕人民* 旅美学人朱学渊 发表文章评论韩寒的文章。朱学渊说，“人民”和“政府”都是由有原罪的“人”组成的，如果不去制约他们，两者都可能是很恶很坏的。 朱学渊还说，“人民”也有可能犯下滔天大罪，那只能是在“无政府”的状态产生，所以任何社会必须“有政府”。“我们批评政府，绝对不需要歌颂人民；同样，警惕人民的原罪和缺陷，也不需要去颂扬政府的不实的美德。” 朱学渊说，韩寒先生的名言“党即人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现实是，人民痛恨政府的腐败，腐败的政府又惧怕人民的动乱和清算……。 “因此，我们冀望提升我们的政府的同时，也必须提升我们的人民，它的最终的、第一的目的，还不是“提升人的创造力”的牛皮，而是“防止人间惨剧”的实话了。”

记者节《京华周刊》停刊风波（图） 2011-11-08 11月8号中国记者节当天，运作不够一年的《京华周刊》闹出停刊风波，《京华时报》总机也对本台称停刊消息属实，但当天傍晚，该刊网站登载最新一期的内容，个中原因令人揣测。 图片：创办不足一年的《京华周刊》被停，记者全部下岗。（网络图片） 11月8号中国记者节当天，传出北京《京华时报》打造的《京华周刊》停刊的消息，很多网友都在微博上谈论这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