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监狱

　　三月十五日，韩寒、沈浩波、李承鹏、慕容雪村、贾平凹、刘心武等五十位作家以“这是我们的权利”为题，发文集体征讨百度，声讨“百度文库”未经他们授权上载了他们的作品，百度已堕落成窃贼公司，因此“面对偷走我们作品的窃贼，我们应当站到一起，义正辞严地警告他：住手，这是我们的权利。”（《讨百度书》）。继而，双方开始谈判，不料谈不拢。于是，五十位作家乃写信的写信、表态的表态，甚至威胁可能去示威或采取集体诉讼云。（新华报业网，2011-03-29） 　　二流作家需要工会 　　我从来没听说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或者卡夫卡属于哪个作家协会。君特。格拉斯和赫塔。米勒都曾在班贝格当过驻市作家，今天才想起来，从来没有问过他们，属于哪个作家协会。 　　我所在的德国上弗兰肯行政区，仅一百万人口，但是，那些二流、三流作家凑到一起，竟然四千多人。上弗兰肯行政区作家协会创建于1969年，它基本上是一个作家工会，加入协会者，可以享受“艺术家”社会保险（Künstlersozialkasse ）。德国是全民社保国家，艺术家保险的保费要比其他保险公司的优惠很多。 　　行笔到此，我做数学计算：一百万人口，四千多作家。若按此比例换算，中國十五亿人口，应该六百万作家，若每人每年出版一本书，那么中國的文化市场是多么的丰富。我再换算一下，若六百万作家，给他们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差旅、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那要花费多少农民工的血汗。 　　所以，中國就不是六百万，而是六千多作家，很符合具有中國特色的“国情”。 　　德国政府鼓励文艺自由创作，因此，1983年把艺术家社保纳入德国的法定保险系统。 　　在德国，Künstler und Publizisten（艺术家、新闻记者、作家、时事评论员等）就是一个獨立的“老板”，艺术家社保者在退休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方面，享受法定保险相同的待遇，而只需交纳一半的保费。按照德国的法定保险规定，上述法定保费，雇主和雇员各缴纳一半，在艺术家社保系统里，雇主的那一半由政府承担。也就是说，作家、艺术家自己给自己打工，而在社保方面，政府又成了他们的“老板”。 　　笔者在经营餐馆之前，曾享受艺术家保险。要进入这个系统，需要经过一整套的申请和审核过程。（另文详述） 　　德国作家协会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保护作家的权益，比如当某某作家与出版社发生纠纷时，往往需要作家协会出面说话和声援；此外，德国作家协会还是一个“感情交流”机构，通过这个平台，这些二流、三流作家们自己相互沟通、相互取暖，也凭借这个平台与国外的作家“发生关系”。 　　鉴于如上情况，已经回答了为什么海外华文写作“阴盛阳衰”，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妻子依靠丈夫的社会保险。 　　在海外坚持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没人给他们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差旅、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为什么还需要和存在那么多华文作家协会呢？我想，这些“空架子”，基本上起着“以文会友、相濡以沫、提携后进”的作用。也就是说，海外的华文作家协会基本上是，“写稿佬”（香港话）自己相互取暖的机构。海外中文作家，若不加入当地居住国的作家协会（哪怕是二流三流作家），中文写作者的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 　　旅居海外的中國人，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需要情感，更需要心灵相通的在精神上相互搀扶的兄弟姐妹。因此，漂泊者常常借助文学，来表达自己在异域的情感和经历，他们的写作，尽管逐渐形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但是，基本上还只是流散对故土的眷恋（忆苦），或对所在国风光的写实（思甜）。 　　到了异国他乡，在中外文化的比照中，若你不谙熟居住国的语言和文化，你就很难感受到中外文化的差异。只有感受差异，才能回望“自己”，反思“自己”，在回望和反思当中又进一步发现“自己”。中文作家中，高行健、白先勇、赵淑侠和 龙应台 ，在差异文化中，善于比较和发现“自己”，因此，隐秘生命的魅力，就表现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里。 　　高行健学习法语出身，八十年代末定居法国，白先勇和 龙应台 都是西学出身，是学英美文学的，赵淑侠则留学欧洲，学美术设计。他们的共同点是，谙熟居住国的语言和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中，激活“自己”，寻求一种自我的文化归属。 　　具有中國特色的作家协会 　　上次在维也纳开会，遇到国内来的中國最大刊物的总编辑，我问他：“国内现在还有按月支薪职业作家吗？” 　　“废话！不领薪水，能叫作家？再说，枪杆子笔杆子，我黨什么时候放弃过？什么时候说过要放弃？” 　　王蒙说，中國作家协会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中國革命的不二法门是实现人民的包括作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与革命的人民化（大众化、工农化）。第二，革命政黨也极其重视文学在发动革命、动员人心方面的作用，这种重视是无与伦比的。第三，有苏联的榜样。第四，通过作家们的革命化来实现全国人民的革命化。第五，作协给广大作家的服务也是无与伦比。除了社會主義国家，再没有这样的作协（给作家）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差旅、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组织评奖发奖，组织出国对外交流。[1] 　　王蒙从来不认为，文学界是一片光明神圣，他从来不认为，作家们都比政治家更懂得政治，他反而认为，作家应该反过来影响与带领政治家。身份不一样，思路不尽一样，用语也常常不一样，一点也不奇怪。王蒙认为，一个潜心写作的作家，不可能是危险人物，不可能是颠覆势力，不可能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政治投机丑类。文艺问题的是非得失，只能通过从容的讨论即文艺批评来解决，而且往往一时难于得出结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史上的未决公案永远多于所谓定论。越是强调是定论，越有机会某一天被搅个人仰马翻。（同 [1] ） 　　我找出中國作家协会的（百度）名片：中國共產黨领导下的中國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黨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國作协是一个獨立的、中央一级的全国性人民团体。现有团体会员39个， 个人会员6128人，基本上荟萃了我国文学界的人才精华。其主要任务是：组织作家学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论，学习黨的方针政策。组织文学评奖，对优秀的创作成果和创作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开展健康说理的文学评论和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发现和培养各民族文学创作、评论、编辑、翻译的新生力量，促进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增进同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同胞中作家的联系，推进中外文学交流，代表中國作家参加国际文学活动。反映作家的意见和要求，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等。 　　（作者 谢盛友 You Xie ；曾用名：谢友；笔名：西方朔、华骅，是一个用中德文双语写作的记者和作家。）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0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海外作家如何维权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网络时代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黄静冤狱事件中媒体在搅浑水 (8) 钉子户受黑社会荼毒属于刁民的内政 (4) 野蛮拆迁中的犯罪不受追究？ (3) 谁是少数不法分子？ (9) 话说近代首次维权运动——保路运动 (1) 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 (9) 特殊时代下的中国维权 (0) 求见中央巡视组 (0) 探访京城黑监狱 (42) 持不同意见者则等于精神病患者 (3) 我在精神病院的日日夜夜 (3) 想大家吃柑，你可以做广告，但不可以搞动员 (9) 应尽快将在拘留所意外死亡者的家属送入精神病院 (1) 已经到了还权给农民的时候 (6) 同样维权，为什么王海没进去黄静进去了？ (11) 前有犬獒东东，后有太监成龙 (1) 假芯索赔案——事实面前华硕还敢撑多久？ (11) 你现在是尘肺三期，你高兴吗？ (0) 不花国家一分钱就可以拉动老百姓的内需 (9) “黄静案”的启示，公众应该怎样获取舆论支持 (7) “维权者”是这样一种人 (0) “散步”——中国特色的维权方式 (15)

图片介绍： 门口的守卫  这个人试图阻止纽约时报的记者和摄影师进入东师古村，陈光诚自从9月被释放后一直被监禁在这里。当我们接近时，他先是用手持电台请求支援，然后用他的扫帚攻击我们 中国，东师古村——根据法律定义，陈光诚是一位自由公民，但是很难想象一个人的生活可以有如此多的限制。陈先生——这个国家最杰出的维权人士之一——被每天 24 小时地监禁在家中，看守他的人除了国保，还有被雇佣的装备着棍子，砖头和对讲机的农民，试图见他人被粗暴地推搡出来，有时还会遭到殴打。在晚上，致盲泛光灯照亮着他的石头农舍。 因特网和电话服务被切断，他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并且不只是他一人受到惩罚：自从他去年 9 月摆脱了 51 个月的徒刑之后，陈先生的妻子和小女儿也受到同样的限制措施。普遍认为，这是对他宣传抵制当地一项计划生育运动而做出的处罚，这项运动是有关强迫堕胎和绝育的。 “我从小监狱里走出来，然后走进了一个大监狱，”陈先生， 39 岁，一位失明的、自学成才的律师在一个自制视频里说，这个视频上周被偷运出他的村子，”他们现在做的是谋财害命。” 被委婉的称为”软禁”或软拘留，像陈先生这样的在家中监禁已经成为中国当局的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策略，他们正在寻求扩大其对律师、民主人士和地下教会领袖的控制，这些人都拒绝屈从于他们的意志，维权人士说。 尽管中国当局否认这种措施的存在，但是据维权人士和法律专家所说，中共安全官员似乎越来越多地使用诸如软禁，绑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殴打或使用酷刑之类的手段，来对付他们所认定的不断扩大的敌人阵营。一个名为”中国人权捍卫者”的组织去年收录了超过 3500 个任意拘留的案例，这个目录包括人们被关押在所谓的黑监狱或精神病院。 除了监禁陈先生，当局也在动员遏制支持他的激进主义的复苏。星期三，北京警方阻止了一场有许多人权活动家参加的战略会议，并且在站房里袭击了一位律师，江天勇，据他所说。 这场法外恐吓的运动似乎给被释放的政治犯造成了极大地损害，其中有一位上海律师，郑恩宠，自从被释放后，他在过去四年的生活范围几乎仅限于他的第 14 层公寓。高智晟，曾经是一位无所畏惧的被剥削农民的保卫者，他曾经有几次被绑架，经推定是被国保羁押，在去年再次失踪之前，他曾告诉美联社在 14 个月的囚禁中曾多次被虐待。 刘霞，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自从去年奖项公布后就消失了。倪玉兰，一位北京律师，在 2002 年被一个警察殴打致残，在国保的安排下她和丈夫住的旅馆房间被断水断电，来迫使他们露宿街头。 “使律师消失以及使持不同政见者不断受到骚扰，政府却声称他们一直致力于法治，这很难让人把它当回事，”一位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以及中国法律问题上的专家， Jerome A. Cohen 说。 近几十年来，即使姑且进行了西式法律改革，但是在遏制批评上，中共从未摆脱对非法律手段的依赖。以前的政治犯每逢国家的重要场合就可以预料到会收紧限制，被禁止的宗教运动法轮功的学员则经常被送到劳改营，如果他们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的话。维权人士说，近几年来有几十人在被拘留时死亡。 但是法律学者说，在过去五年，这个国家强大的安全机构利用奥运会和遏制社会动荡这类的事件，制定了更为彻底的措施，同时催肥了维稳预算。 “警方正逐步尝试新技术，而且北京似乎准备一直进行下去，”香港”人权观察”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尼古拉·别格林说。”我们过去常常担心人们被捕并丢掉工作，现在我们担心他们丢掉性命。” 法律专家说，即使中共完全控制了警察、检察官和法庭，他们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内部压力和用于奖励基层消除不稳定因素的支出，因此，高度侵入性的监视或临时性失踪这样的规避法律制度的手段就变得非常合适。 滕彪，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师，说国保正在对激增的群动行为主义做出部分反应，但是尽管他们在审查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人们透过互联网仍然能发出声音。他说，审问和逮捕阵营不断扩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网上活动家，对那些负责维持国内安全的官僚们来说，是让人头疼的事，相反，他们采用秘密手段。 “有太多的人在做太多的不同的事情，而且当局知道如果他们采用所谓的法律手段，只会挑起国内更大的反弹和更大的国际压力”，他说。 最近几年，腾先生在许多场合有这种法外惩罚的第一手经验，包括去年 11 月的一次”失踪”，根据他在一个账户上公布的内容，国保们对他连续的拳打脚踢并且告诉他，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让我们揍死他然后挖个坑埋了”，其中一个国保对另一个说。 官员们同样在扩大使用家庭集体惩罚，法律专家说，这种手段根植于中华帝国并在文革中摧毁了无数家庭。持不同政见这的亲属被定期软禁在家中，比如说曾金燕，被监禁的人权活动家胡佳的妻子，他们受到旅行禁令。 12 月，直言不讳的批评中国在新疆统治的伊尔哈姆·托乎提，被公安局告知他的女儿会将不会被允许到美国上学，她在那里准备学习英语。 山东当局似乎在监禁陈先生和他的家属这件事上不惜血本，据他的妻子公布的数字，当局拨出数百万美元来支付监控摄像机、手机信号屏蔽器以及雇佣数十人轮换着看守进入这个小小的东师古村的所有入口。 这部视频是谁偷运出来的还不清楚，但是上周把它在网上公布的”中国援助”——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宗教组织——把它归功于一个”具有同情心的政府消息人士”。在视频中，陈先生的妻子袁伟静绝望的描述他们遭受的非难：透过窗户偷窥或毫无预示地突然闯入；晚上，一根铁棒把他们一直关在室内。 她年迈的父母和儿子不能去探望，她的小女儿不能去学校，而且她的丈夫，患有慢性腹泻，一直被阻止去看医生。 人权组织说这对夫妇在这部视频被公布出来后遭到了严重殴打，陈先生在这部视频中说当地政府告诉他，他们的目的就是惹他触犯一些无形的线，为他返回监狱提供法律幌子。 “如果他们只是说你有罪，那么你就是有罪，”他说。 他所说的不是毫无根据的。 2006 年，一群支持者针对他的软禁举行抗议活动后，他自己被裁定阻塞交通和破坏公共财产。 当局否认这个家庭受到任何的限制措施，面对欧洲外交官，中国政府坚持说中国没有软禁之类的东西。星期三，沂南县宣传局局长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记者能简单电话采访陈先生或顺便走访。 但是，那些试图拜访他的人遇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现实。 Gao xinbo ， 33 岁，一位陈先生的忠实支持者，在星期一晚上潜入村中，他说他被打昏了，钱和手机也被抢走，然后被扔到 40 英里外的一条漆黑的马路上。去年 12 月，西方外交官在警卫迫使他们逃离之前，遭到了推搡和强行搜身。 本周早些时候，纽约时报的几个新闻工作者，包括记者和一个摄影师被十几个男人殴打，这些人用棍棒相威胁并且没收了相机芯片，这些人穿着便衣，而且当他们试图抹掉照片和录像时也拒绝出示身份证件。 当被问及什么法律授权他们的行动时，其中一人轻蔑的哼了一声”这不关法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