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制

对 1946 年 12 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以及会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我们这边的评价一向甚低。官方说法是：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后，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规定，单方面召开了这次“国民大会”。国民党和青年党、民社党的代表以及胡适、王云五、傅斯年、胡霖等“社会贤达” 1600 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无所作为，推选吴稚晖为会议主席，蒋介石等 48 人为主席团成员，洪兰友为秘书长。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故又称为“制宪国大”。有的甚至还称人家这次大会是“伪国大”。至于这部事实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宪法，官方的评价则是： 1946 年 12 月 25 日，国民大会通过。 1947 年 1 月 1 日由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计 14 章 175 条。《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特点是：以自由平等为标榜，坚持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名，保障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和官僚资本的经济垄断；以“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之名，行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之实。 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关键是因为其主要参与政党为中国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而中国共产党和民盟（除民社党外）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并拒绝承认其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然而，事实上这次国大通过的宪法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看，都有其杰出之处——很多地方就是今天我们采用的宪法也望尘莫及的。 说到 46 宪法的意义，首先应该看到：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使得国民党的合法性问题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解决。谈到国民政府的合法性，这个话题可能比较宏大。中华民国的法统来源于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对这个法统的继承和延续。而此前主导这个法统的是北京北洋政府，但经过袁氏称帝和张勋复辟及曹锟贿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实际上已经大大耗尽了北京政权的合法性，因而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所以后来通过武力讨伐而取得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具有一定的道义资源，但这还不足以成为合法性的充分理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面临重塑政权合法性的历史任务，如此方能继承延续中华民国法统。而 1937-1945 年在中华民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一次亡国危机时，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卫国战争胜利，废除了晚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所有屈辱不平等条约，迫使日本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这无疑成为战后国民政府合法性来源之一。 从理论上讲，一个合法的政权应该建立在超验正义的价值基础之上，而宪政能够有效地抵御强权政治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破坏这些价值基石，所以一个合法的政权还应该包括两个方面：超验正义的价值观和护卫这些价值观的宪政体制。从双十协定的签定到 46 年 1 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无疑表明了当时政府推动宪政建设方面的诚意，这两次协定和协商所拥有的民主内容与民主品质，基本上都体现在后来“制宪国大”所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中。这部宪法在宪法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法还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和各级监察、考试委员必须超越党派” 等内容，在这部宪法文本上无论就其设计的国家权力的分立、平衡与制约，对政府权力的明确限制，以及对基本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其他民主国家并无实质差别。这是一部真正按宪政精神设计的宪法，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普遍的价值标准基础上，如果历史给以其时日，也许中国将开创另外一个局面。 就其现实意义而言，这部宪法许多规定也极富现代宪政思想，便是在今天也令我们心向往之。 我们不妨就宪法中涉及“人民权利”部分来看过究竟。关于“人民权利”这部分，该宪法规定： 1 、人民平等：宪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该说法涉及妇女权利，政教分离，民族平等，阶级平等，党派平等，从而彻底根除父权主义，政教合一，一党专政等社会流弊，保障人权。 2 、人身自由：宪法对人身自由有严格规定，任何司法或警察对人民的拘禁须于 24 小时内提交法院，并由法院裁决应否羁押。宪法要求未触犯法律者不受任何刑罚，即无律文则无刑罚。因中国人口买卖之风相沿极久，为保障妇女自由，宪法规定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居住迁徙自由：宪法明定“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 3 、 工作与财产权利：宪法规定“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 4 、意见自由：意见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著作自由，教学自由，表演自由，通讯自由，刊行自由等。对于这些自由，宪法均有规定。如宪法第十一，十二条“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根据这些规定，新闻审查制度，特许制度均属违宪；而司法院 644 号释宪声明，人民宣扬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主义，在言论层面上均属于言论自由，符合宪法之规定。对于讲学自由条款，根据司法院司法解释，大学自治应予保障，不得干涉大学办学自由。 5 、信仰自由：宪法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该说法已经废止了天坛宪草之“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说法，以避免儒教设置类似国教，干涉信仰自由。 6 、集会结社自由：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根据司法院 644 号释宪声明，建立宣扬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主义的政党也符合宪法结社自由之规定，若该团体有违宪行为当依法处置，但不得预先阻止结社自由。 7 、人权救济：宪法设置了人权救济机制，“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受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 8 、人权保障：宪法规定各项人权，“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之保障。”即非上述明列之情形，不得以法律限制人权。相比之下，五五宪草则采取人权间接保障主义，即规定非以法律，不得限制人权。而后来在政协宪草制定时，依据中共的提议，将原稿中的“非以法律不得限制之”更改为“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从而采取了人权的直接保障主义。 该宪法中对于人身自由是严格规定，所谓“任何司法或警察对人民的拘禁须于 24 小时内提交法院，并由法院裁决应否羁押。宪法要求未触犯法律者不受任何刑罚，即无律文则无刑罚”这类富于现代法治思想的规定，在今天仍具借鉴意义。而在有关“言论自由”之中的“根据司法院 644 号释宪声明，建立宣扬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主义的政党也符合宪法结社自由之规定，若该团体有违宪行为当依法处置，但不得预先阻止结社自由”这类宽容，更是我们今天宪法也难以企及。又比如对于讲学自由条款，“根据司法院司法解释，大学自治应予保障，不得干涉大学办学自由”，也几乎可以解开我们今天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死结。 遗憾的是这次宪政过程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内战的硝烟吞没了国人的宪政憧憬，中国大陆人失去了一次实践宪政的最好机会。 46 的民国宪法文本在当时的意义在于至少表明了政府的一种姿态，也既对一种普遍的价值观的追求。她的诞生“标志着制宪国民大会和制宪的成功，标志着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历经外患内忧和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终于由军政、训政而走向了实行宪政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华民国之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由此而被确认。” 我们知道，宪政的建设，首先需要政府提供宪政的基石和框架。宪政的理念只有在政府拿出了宪政的制度和框架之后才能更快更好地深入人心， 46 的民国宪法文本后来随着国民政府的迁台而被带到台湾，为后来台湾的政治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台湾经历了两蒋的威权专制时代，民国宪法关于涉及到公民权利的条款被冻结，但无论朝野都认为这只是非常戒严时期暂时性的应急之策，而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基本是政府和民众的一项共识。也正因为 46 年民国宪法文本的民主理想才开创了台湾宪政民主的制度缺口，一旦非常时期过去，戒严的法理性基础便不存在，剩下的只要按宪法文本上的条款一项项落实就可以了。 2011 年 6 月 16 日 消息，马英九在出席《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 1945 ～ 1949 》新书发表会表示，蒋介石“最大的贡献是制定并实施‘中华民国宪法’”，因为这部“宪法”是一部“涵盖全中国人的‘宪法’”，更是现在“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依据”。 的确，我们在很多方面可以回到 46 宪法，以此为基础，中华 民族的统一或许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三十年改革阻力先是来自意识形态，现在主要是利益之争，是权贵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政治体制改革，连改革吹鼓手周瑞金和原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也表达过这种意见。 　　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颇合当前的改革现实，然而，所论不仅是表面化，而且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也大大的看轻了。 　　的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对姓 “ 社 ” 姓 “ 资 ”“ 不争论 ” ， 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改革之初从胡耀邦发起 “ 真理标准讨论 ” 开始的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论争表面停息。但是，执政党既没有就此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而且 死抱马列毛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对垄断真理的作法更是摆出一幅没有商量余地的架式。而意识形态没有松动，由意识形态全面论证并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体制要作 改革，我看是一点门儿也没有。 　　一、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前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全面移植于苏联，这套政经体制由马列主义论说，被吹嘘为无比先进，即将 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叫 “ 东风压倒西风 ” 。然而，经过不足百年的实践，不但西风没有被压倒，反而是 “ 东风不与周郎便 ” ，其始作俑者苏联反倒 混不下去先自我崩溃。苏联模式的那一套经实践检验，证明其不是真理，不但不先进，反而相当封闭落后。不但经济上效率低下无活力，政治上也专制官僚臃肿腐 化，其用强力进行无数次灌输宣传的意识形态，更是 “ 假、大、空 ” 充满偏见，成为愚民工具，现已被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人民唾弃。苏联模式的全面失败表明， “ 走俄国人的路 ” ，是一条死路，世界范围的历史经验表明，这条路再怎么变换花样也走不下去了， “ 是没有出路的 ”!!! 　　我国的改革开放，说穿了就是摆脱封闭落后的苏联模式，另找出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间曾进行过意识形态论战，比谁的列宁主义旗帜举得高，争论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藉此毛泽东得以操弄意识形态，发动以反修防 修为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亿万愚公被伟大导师愚弄得团团转，战天斗地瞎折腾。然而，建国来向私有制全面宣战一大二公纯之又纯的高调意识形态实践，却让 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同时，兴无灭资极端形式的文革及其破产也让人 “ 大彻大悟 ” 。毛死后荒唐的革命得以结束，因为此路不通，改革亦可谓是悬崖勒马 ! 渡尽劫 波的党国上下对改革开放另寻出路，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改革首先从经济上突破并获得巨大成功，由于突破了僵化的苏联计划经济摸式，搞市场经济，到今年我国 GTP 已跃居世界第二。但这显然也与马列主义 相去遥远，似乎就是文革中毛泽东所批判的 “ 资本主义复辟 ” 。为此，邓小平对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勇敢地摆脱教条束缚，从而 “ 杀开一条血路来 ” 。 　　然苏联模式不光光是计划经济体制，还包括封闭落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苏联垮台后新任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反思苏联模式是： “ 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 ” 。三项垄断形成一整套的极权体系，其中意识形态部门发挥着极其恶劣的 祭司功能，不仅搞书报检查钳制思想，为维护统治还编造谎言指鹿为马。三项垄断都是社会进步的拦路虎，是需要改革抛弃的对象。 　　经济垄断已抛弃，另外两项垄断也应该抛弃。改革如何改，其实已很明确，就是开放，改革一开始就与开放分不开，叫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 就是开放的结果，放开私有经济，引进外资和西式管理，中国政府并主动争取加入国际资本主导的 WTO ，与国际接轨，使被教条束缚的生产力一下子迸发出来。 　　经济开放之后下一步就是政治开放，胡赵改革路线图也是先经济后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开放，说穿了就是逐步开放政权，抛弃苏联模式集权于党的那一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叫 “ 还政于民 ” 。不开放政权的行政改 革，对苏式党国体制的修修补补，仍然垄断政治，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牵涉到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政改具有一定难度和风险，搞不好有天下大乱之虞，所以 要谨慎。明白人都同意有步骤渐进改革的方式，但又不能制造借口老拖延不改。中共 “ 十三大 ” 曾作出 “ 党政分开 ” 的改革方案，准备放权，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 反而是强化党政体制，并出现与金钱的结盟，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使腐败丛生。官僚既得利益者唯恐大权旁落，竭力阻止政改，于是危言耸听打意识形态牌，有开历 史倒车的动向。 　　二、索尔仁尼琴说把主义留给中国 　　苏联党政模式用意识形态刻意包装，理论上吹得好听，实践上已经全面失败，其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 管一切，即一党专政。这个极权政体的行政作为，从苏联斯大林到中国毛泽东，再到朝鲜金氏父子，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教训相当惨痛 ! 但是，意识形态说教却颠倒 黑白，硬说其具有 “ 先进性 ” ， “ 规律性 ” ，且 “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 。为了建立宗教式的盲目信仰，采取了封闭性强制灌输和铺天盖地宣传的办法，从小学中学 到大学反复宣讲并要死记硬背考试这一套。 　　垄断性宣传灌输不仅霸道，而且愚蠢，是早已过时的法家愚民之术，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相当落伍，是政权脆弱的表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向秘书 林克承认搞的是愚民，文革时连 “ 偷听敌台 ” 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封闭得犹如铁桶，被称为 “ 竹幕 ” 。现在也有人认为当今是 “ 训政 ” 时期，要强化意识形态灌输， 于是又有了 “ 唱红歌 ” 的做法。由于害怕群众探寻历史真相，不敢公开挡案，连文革真相都设置 “ 禁区 ” 不准研究。 　　我国从中小学的辅导员，大学的学工部，到军队中的指导员、政委、政治部，及各单位普遍存在的政工干部，其数约在千万，相当多的大官甚至将军都是 搞政工出身。搞政工是干什么，就是搞意识形态，相当于祭司神职人员，他们不事生产不做业务也不搞真学术，光靠耍嘴皮子，却要纳税人去供养，可谓是吃冤枉的 一族。 　　而我国党政合一庞大的干部官僚体系，早已呈现苏联灭亡前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臃肿衰败症状。据统计，我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 52% 以 上，即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 “ 三公消费 ” 等，吃冤枉的人超过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为 “ 维稳 ” 不敢触动官僚特权阶级利益，干部再人浮于事 也不下岗。而对不满者异见人士，则采用各种手段封堵，据报道 2009 年度全国 “ 维稳 ” 经费达 5140 亿元，超过当年国防预算 4806.86 亿元。世界多数 国家通行的铲除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在中国却行不通，反倒宣称共产党员有 “ 先进性 ” 。越是腐败丛生的危机时刻，越更抓紧意识形态宣传，不惜血本耗费巨 资大搞马列毛邓工程，最高层甚至提出抓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学习。 　　其实，朝鲜就是腐朽没落 “ 三垄断 ” 的苏联模式的活样板。金氏政权死抱斯大林体制，垄断一切权力竟搞三代世袭，意识形态方面也提出了朝鲜特色的 “ 主体思想 ” ，封闭落后造谣生事，其邪行鬼道丑态让世界侧目。这个活样板昭示的就是苏式马列主义的破产，向他们学习，还能有什么出路 ? 　　那么出路何在呢 ? 就在改革开放 ! 放弃苏联模式，与世界接轨。经济开放之后是政治开放，但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政教合一，增加了 改革开放的难度，陈小鲁说是 “ 牵一发而动全身 ”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有个意识形态的开放松绑问题，即解放思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干扰被邓小 平一锤止音，其成功就在于剥离马克思主义，去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加严重，在苏联垮台的情势下，中共出现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但当局 不是顺应世界潮流放弃空洞的主义，对高举马列大旗仍死死不肯松手。被勃烈日涅夫放逐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回到祖国时曾说： “ 把马 列主义留给中国，领土一寸也不放 !” 那一声 “ 炮响 ” 送来而又被人遗弃的主义，现在除了一点点 “ 维稳 ” 功能外，已是一文不值 ! 维稳也主要是维护统治者的特 权，为既得利益集团耍耍花腔打打圆场而已。 　　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将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径搅乱，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中国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去意识形态化，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求当局切实放弃 “ 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 ” ，政教分开。 　　三、邓小平说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 　　在政教合一的中国，不解放思想，任何方面的改革都改不动。有人会说政教分开就是颜色革命，开放政权就是颠覆政权。其实，当年邓小平南巡时就说过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这句话可以理解为 “ 还政于民 ” ， 就是开放政权，只不过有个五十年的过渡期。 　　邓小平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同学蒋经国临死前，毅然在台湾放弃列宁式的一党专政，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永远执政，于是开创了台湾的宪政民 主。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情况较台湾复杂，邓小平提出五十年的过渡期，先把经济搞上去，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虽然过渡期略嫌过长，但应该说是饱含睿智。过渡 期有如清末 “ 预备立宪 ” ，国民党的 “ 训政 ” ，最后要 “ 普选 ” ，终归要立宪。这就不是颠覆不颠覆的问题，而是政权开放时间早与晚的问题。 　　我国改革要突破苏联 “ 三垄断 ” 的极权体制，现在经济上已经开放，不再是极权，被称为 “ 威权政体 ” ，确切说应是 “ 开明专制 ” 。 开明专制的 “ 开明 ” 就体现在淡化意识形态上，不搞中世纪的 “ 宗教裁判 ” 和文革时的 “ 全面专政 ” ，取消思想言论罪，反党反社也不为过，在开放政权之前先开放 思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 　　开明专制可暂不开放政权，反而加强中央权力，推行市政经济，集中资源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同时，也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向自身官僚弊病开刀，清除吃冤枉耍嘴皮的祭司冗散官员，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以政绩获得民众拥护，换取执政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既不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在放弃对真理垄断的同时，执政党搞区别于马列毛的 “ 邓小平理论 ” ，提出 “ 三个代表 ” ，与时俱进搞意识形态 创新，使自身社会民主党化，这值得欢迎。但放弃对真理的垄断，解放思想，就不能禁止非党民众还有权探索选择其它出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执政当局要做到 足够开明，容纳反对的声音。开明专制不但要求经济开放，也要求思想开放，最后是开放政权，由开明专制走向民主自由。而政权开明不开明，人民的言论自由是最 主要标尺。 　　我国宪法明载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从来都只停留在纸上，虽然言论尺度也在逐渐放宽，但仍有因言入罪，距开明专制尚有差距。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在 拼命阻止开放，当局也明显强化了意识形态管制，这是极不自信的表现。对于政改，官方反复强调不照搬西方，不搞三权分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也是西 方的马列主义，苏联模式党在国上、议行合一那一套，又为什么要照搬，且死抱不放呢 ? 臃肿腐败的党国政体，连批评反对都不允许，又如何谈得上开明 ? 　　从开明专制到开放政权似乎遥远，邓小平说的五十年后可普选竟还要等三十年，清朝 “ 预备立宪 ” 所定预备期不过九年，且邓所说 “ 普选 ” 后的政体又如 何 ? 不搞三权分立，还坚持议行合一吗 ?

这两天，中国和日本之间由来已久的问题——历史和领土——又一次引起轩然大波，虽然舆论的冲击没有2005年和2010年两次带来反日游行时那么严重，我也习惯了，却对我个人工作和生活的精神冲击不小，说实话，我感到有些迷惘，不知如何写这一篇专栏文章。 我想，与其像以往一样追求时效，分析黑龙江方正县建立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牌被拆迁事件，或者分析日本海上保安厅对两名中国渔船船长扣押和释放的过程，我还不如通过这些年对中国事务的观察和对日中关系的参与，表达一下此刻我的内心感受，让浮躁的心静下来，回应本专栏的名称“第三眼”，这其实等于回答了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我。 一 经常有担心我人身安全的中国长辈们问我说，“你怎么看网络上对你的骂声？” 我的回答是：一点儿也不在乎，从未放在心里。 网友有骂我的权利，媒体有说我的权利。我很尊重，从不反驳。我每天收到300封以上的读者邮件，90%以上都是骂我的，具体的内容我不想提及，因为那些言辞不适合FT这个平台，当然也有理性探讨的邮件。无论如何，我很珍惜中国读者对我的反馈意见。他们的回应给我提供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国人民心态机制的机遇。 阿里巴巴CEO马云曾说过，“日本人是世界上最挑剔的民族”。应该说，我也继承了日本民族的特征，平时在中国走路、坐地铁、逛书店，没有一天是找不到中国社会的问题和矛盾的。据我了解，在中国人眼里，“外国人”和“日本人”不等同，日本人对中国人意味着特殊，毕竟中日之间曾发生过不幸的历史。所以，我这个日本人时时刻刻挑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毛病，许多人带着愤怒和不满做出情绪化的反应，这很正常。 前一段时间，有一位中国高层领导人亲自安慰我说，“加藤先生，您辛苦了，大家都把情绪向您释放，受苦了吧。” 我忍不住流了眼泪。这句话让我感到安慰。 请大家相信，我挑毛病也好，指出问题也好，都是来自善意的批评。我坚信，当今中国正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走出去，引进来，朝着建设公民社会的方向迈进，这样的社会需要来自第三者的声音，中国人有必要了解外界如何看待你们。用中文评论中国事务的外国媒体和外国人较为罕见，FT也好，加藤嘉一也好，就更有必要具有一种使命感。 作为目前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我有责任从“第三眼”的视角提出中国人感兴趣却往往想不到的问题，我深信，这有利于中国人开阔眼界，扩大视野。我的有些提法或意见可能会伤害到中国人的自尊心，但这恰恰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是考验中国人有没有能够接受外来批评或不同意见的大国心态的问题。当然，尊重中国人民的阅读习惯和接受容量，也应该成为我的坚持和努力。 最近，不少中国长辈劝告我说，“加藤，你最近太高调了，说话要慎重，低调一点。” 谢谢长辈，虚心接受，我会尽量改正我的不妥的做法。其实，我从未想过自己要低调还是要高调，也从未为了赢得第三者的赞许而做什么。本着对时代与环境的判断，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更全面、深入、直接地了解中国。如果只是在外面旁观、研究，我能了解中国的真面目吗？只有主动把自己与它有机互动起来，我才能得到第一手材料，仅此而已。我客观上取得一点话语权不意味着我有多么了不起，而意味着中国需要中外互动的大局面。 至于将来如何利用我在这段时间所积累的经历和资源，记忆和知识，我只能抱着社会责任感，最终为我祖国的长远发展而合理应用。日本的繁荣需要中国的发展，日本的和平需要中国的开放，日本的复兴需要中国的民主。我就把自己放在这一伟大的进程和互动上面，作为一名合法的日本公民，始终思考为祖国的现在和未来能做点什么属于理所当然。 二 日本人看待中国的心情是矛盾的。日本人不仅对中国，对美国的心情也充满矛盾。美国曾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日本人凭什么不恨美国人？战后我国政治家以日美同盟作为对外政策基轴后，我国外务省官员始终强有力地主张：“日美同盟是我国外交的根本”。问题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日本外务省对日美同盟的重视有没有得到选民们的认同？实际上，这一政策饱受争议。1960年“安保斗争”时东京大学等左派学生围堵国会，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反对当年政府延期并加强日美同盟的内涵和力度。至今，包括我本人，日本人对美国的态度和心情也相当复杂，不能盲目认为，美国绝对是可靠的，假如日本将来被战争卷进去，美国就一定能保护我们。 然而，毕竟度过冷战的中年以上的日本人，以及由他们主导的日本社会，比较普遍地认同“日本应该在由西方主导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谋生”。相比之下，对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日本人是有一种抵触或质疑的心态的。许多日本人认为，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自己不相容的国家公民，难以相处，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容易被感染。   至今为止，不少日本人认为，中国是“一党独裁”、“共产主义”、“输出革命”、缺乏言论自由、民主及依法治国、不讲究卫生和礼仪的另类社会。对中国的真实情况略有了解的我，对日本人的这一认知感到遗憾，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一认知才是当今世界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在“认知中国”这个课题上，日本绝不是另类，美国如此，英国亦如此。 在上述认知支配日本国内舆论的环境下，日本一旦在对华关系上发生类似“毒饺子”等突发事件，日本国民就动不动就会联想到体制、意识形态等因素，并盲目扩大和强化“我和你是不一样”的印象。当然，今天几乎所有日本人都知道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无论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而言，还是从军事上来看。我从日本电视台、报纸、出版社、政府等各领域人士对我给予格外重视和关注上，就能够看出这一点。 三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矛盾与历史渊源有关，更与现实的结构性矛盾有关，与民族心态有关，更与政治体制的不同有关，种种因素错综复杂，搅在一起，困扰着两国政府和国民。在来年日本与中国迎来邦交40周年的此刻，两国的相互往来是史无前例地频繁，体现在人文、社会、环保、经贸、青少年等方方面面，这一相互依存让我对日中交流的未来感到信心。 但同时，由于中国和日本的国家实力也是史无前例地靠近，这使得两国之间的矛盾更容易激化、升级。历史上，从来没有强大的中国和强大的日本同时存在过。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认知对方，如何与对方打交道。两国政府和国民对对方都兼备着“自信”和“自卑”的两种极端心态。两国在尊重社会力量的前提下，携手培养“东亚精神”，“我们”还要走多远呢？ 日本人原来自以为是，认为日本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远远大于中国，但近30年来，中国快速崛起，自己则陷入“失去的20年”，对于生龙活虎的中国社会和人民感到羡慕和焦虑；中国人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越来越自信，却知道本国社会的成熟度、现代化程度以及生活水准等还远远不如日本。在此复杂的情绪互动下，狭隘、排他、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容易掀起，并在两国之间的互动中蔓延下去。 我预测，两国国民对如何认知对方和自己的问题上感到困惑和纠结、从而需要“战略耐心”的局面还要持续至少10年。然而，这是必要成本，必然现象，不需回避。对于日本人来说，如何认知中国实际上等于解决了自我认同和国家定位；对于中国人来说，如何认知日本实际上也等于解决了自我认同和国家定位。两国应该互相学习，了解对方是一种态度，了解自己是一种责任，相互理解是一种境界，相互信任是一种正义，相互学习是一种高度，相互交流则是生产力。 中国在内政上面临众多的问题和极深的矛盾：贫富差距、教育体制、医疗改革、社会保障、三农问题、价值观缺失、法治建设、腐败蔓延、言论改革、政体改革、产业升级等等，对此，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商人很清楚，知识分子很清楚，大学生很清楚，农民工也很清楚。但认识到问题是什么，其实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其次才是站在公正的立场，逐步地丰富解决问题的途径和舞台。 如果我能够参与这一伟大的进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这也是至今我奋斗的重要动机。 中国朋友可以歧视我这个日本人，可以不公平对待我这个日本人，但中国读者也好，网友也好，都很清楚，在中国国内政治体制上无法突破，即新闻专业主义无法做到 “以监督本国权力为主，批评外国势力为辅”的话语困境下，大众舆论把精力和时间集中投放在批评、痛骂外国政府、媒体、公民，对中国的进步不利。 对我来说，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其他都不重要。 2011年8月9日 写于北京 （注：作者刚刚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爱国贼》；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 kyoshikazu@gmail.com ）

2010年10月29日 20:27:34 　　秦晖：谢谢大家参加这次交流。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其实本来应该是去年和前年讲的，大概全球的惯例就是，凡是“逢十逢百”，往往都是比较受关注的时候。08年是改革30年，09年是国庆60年，这个30年、60年的话题当时是很热的。实际上很多研究者也在关注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国家的现象就是，只要是“逢十”反而比较敏感，因此这个话题本来在那个时候是研究的热点，但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往往是宣传的热点和研究的低点，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正好现在这个“逢十”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冷静下来真正的分析一下这30年、60年。   　　我们知道在前年、去年30年、60年的文字中，有个很有意思的变化，08年改革30年，那个时候主流的宣传是强调改革前后的剧变，那个时候经常说改革前如何如何糟糕，改革以后就发生了中国奇迹，发生了大的变化，强调这两者之间的断裂，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到了去年，主调是60年，于是这个主流就变成强调改革前后的连续，也就是前30年也很好，后30年更好，这个.更好.对前30年是继承，强调这两个30年之间的连续性。关心中国思想界的人不难发现，其实这两种声音一向都存在，而且彼此之间是有斗争的。大体而言，前一种观点可以被视为官方改革派，也就是体制内改革，认为我们原来这个体制有很大的毛病，现在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创造了奇迹。后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官方左派，更多强调的是连续，就官方左派的主流而言，他们并不否认改革以后是有成就的。我这里要讲的和那个所谓“非主流左派”有所区别，现在有一种“非主流左派”，不认为改革是有什么成就的，而且认为改革是灾难。但是我们的官方左派还是说改革是有成就的，但是他们一般都喜欢说这个成就是毛泽东奠定的基础，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这两个30年的关系是.毛泽东栽树，邓小平乘凉.，或者说“毛泽东栽树，邓小平摘桃子”。主要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全力以赴搞建设，大家生活苦一点，但是基础打下来了；到了邓小平时代就在那里吃毛泽东的老本，把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果拿来分化。   　　其实大家如果眼光再放远一点，就会看到对于两个30年还有另外两种声音，同样是强调剧变，或者是强调连续，但是这两种声音都是否定的。一种声音是所谓的毛左派的声音，或者是再次文革派，认为中国应该再搞一次文革。这些人他们其实也很强调断裂，但是对这个断裂是否定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很好，搞的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上台是走资派又回来了，颠覆了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说毛泽东当年没有说错，邓小平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改革最近这些年来，的确这个社会出现非常多的弊病，当然有一些人就归结为改革本身，说以前有多好多好，后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光是中国有，当年国际上的一些毛派在中国改革以后也是很失落的，而且早就有了这种言论。江青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帮“毛头派”，曾经专门排演过大型歌剧，就叫《江青》，而且好像有一个华人，当然也是左派艺术家，谱了一个歌，据说还很好听，他也是这种调子。我在美国看到当时毛派有一个组织叫“美国革命共产党”，把中国历史说是49年到77年是社会主义，77年以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陷入了灾难。他们也是强调剧变，但是对这个剧变是否定的。   　　相反，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些激烈的批评共产党的一些言论，比如说海外的无党派人士，他们也很强调连续。但是他们强调的连续也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强调的，他们讲的连续就是一党专政一贯为之，而且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对前30年、后30年的批评都很厉害。一讲到前30年就是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一讲到后30年就是“六四大屠杀”之类的，好像这60年都没什么好事。他们讲的也是连续，但是对这个连续基本上是一种抨击。   　　如果把断裂和连续作为一个纬度，而把肯定和否定作为另一个纬度，实际上是四种声音。认为断裂的，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认为是继承的，也有肯定的和否定的。如果从一个比较超越的立场看，我觉得这四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某一个方面。但是很奇怪的是，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在讨论60年的问题上好像都跟他们谈论两个30年之间的立场有很大的反差。比如说很多强调两个30年之间连续性的那些人，他们往往都非常否认这个60年和以前的连续性。他们往往强调60年和以前有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毛左派，他们经常说改革以后的30年是继承了前30年的成果，但是他们往往把前30年的成果说成好像从天下掉下来一样，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说中国原来是一穷二白，好像中国的工业化是从毛泽东那个时代才开始的，而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他们自己的文章，比如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王绍光先生，自己写的一篇文章，给出的数字是前30年平均经济增长是6.5%，后30年平均经济增长是9.9%。当然他说6.5%成就也很伟大了，但是我觉得假如你说9.9%的增长都认为这是一种连续，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变化，那么6.5%的相对缓慢的增长，反而是更大的剧变吗？如果说9.9%这样的增长你都说需要有所继承，那么6.5%这样缓慢的增长，难道就只需要有突变吗？所以这些人的逻辑就是.改革前后皆美景，新旧社会两重天.。在两个30年之间强调极端的连续，但是在两个60年之间强调极端的断裂，这在逻辑上好像是很不协调的。   　　反过来讲，对两个30年的连续持否定立场的，比如他们都说两个30年都是一党专政，很糟糕，但是这些人往往又非常突出这60年和以前的变化。当然他们说这个变化倒过来了，往往说60年以前，1949年以前很好，甚至好的不得了，这个当然在以前是一种非主流的声音，但是有趣的是最近这种声音也变成主流了。因为我们这个主流意识形态逐渐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以前说.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开始说.五千年的优良传统.。万恶的旧社会逐渐也变成很美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变得非常美好。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引用所谓.麦迪逊数字.，说中国在鸦片战争前GDP就占到全世界36%，比今天的美国都要牛得多，说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最进步的国家。大家要知道，那是鸦片战争前夕，不是指的周秦汉唐！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那后来中国怎么会自暴自弃到那种程度，的确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   　　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是，1949年以前的社会，你说.万恶的旧社会.可能太莫名其妙，但是你说.世界第一美好.，这恐怕也是很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点，你把这两个30年说得那么连续，但是把这60年和以前说得那么断裂，在逻辑上的确有一些问题。老实说，对于前60年，就是从甲午(1894年)到1949年，这60年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讲的所谓的.旧社会.。你要对比说这个旧社会和49年以后中国的状况，是不是有非常大的改变呢？从一个角度讲的确是有改变的，很多人都说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片废墟，民不聊生，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个不能算错。但是这个和旧社会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有什么关系，看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两个王朝交替之际，乱世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两个王朝之际，从秦汉之际一直到明清之际都是天下大乱，人口死掉一大半，甚至死到十分之九。但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恢复得很快，不到20年就是.文景之治.。   　　所以我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点跟以前不一样，那就是中国从两个王朝之间的乱世，进入了一个等于是一个新的朝廷建立以后比较稳定的时期。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社会的基础规则到底发生了多少变化？这就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可以说是和平与战争的区别，当然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社会规则的区别，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这个区别是社会规则的改变，那么我们就要问到底改变了哪些规则呢？关于1949年以前的传统社会，我觉得有很多分歧的地方。以前说.一团漆黑.，现在又说.花团锦簇.，但是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角度讲，这个逻辑有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如果你要说太花团锦簇，那革命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很多逻辑上的困难。   　　这个问题我曾经讲过一次，现在我不想多讲这个问题了，我现在对1949年以前的事就把它略过去。总的来讲，我作为一个经济史家，我认为那个麦迪逊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我不相信什么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还那么伟大，这根本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完全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   　　我现在着重还是要讲1949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1949年这场改变，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讲叫作.革命.，从形势上讲的确是非常惨烈的。用我们正统的语言来讲，.红色江山.是2000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的确非常的惊心动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场变革的激烈与否与它对社会最深处的规则改变与否，往往不是一回事。我国历史上有多少次的人口死掉一大半的，比2000万要多得多，人口死掉一大半的那种变化。实际上这个社会规则并没有什么改变，无非就是改朝换代而已。从秦汉一直到明清，像这样的现象很多，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讲只要是死人很多的变革就一定是最深刻的变革。   　　我们从最传统的说法，按照正统的说法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家知道这两个.半.它本身并不能合成一个.一.，因为另外一半都不在这个语境之中。我们讲.半殖民地.的时候，我们讲的并不是社会形态，我们讲的是国家权益在世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如果是.半殖民地.另外一半应该是.半独立.，也就是我们没有变成全殖民地，我们当时处在半独立状态。这个所谓的半封建，另外一半如果按照我们党原来的说法应该是.半资本主义.，不管这个资本主义是外国人带来的外资，还是我们本国的民族资本。因此这个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半独立半资本主义.。按照我们原来的说法，1949年以后发生了所谓天翻地覆的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半殖民地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是第一个变化，改变了半殖民地。第二个就是半封建，我们那个时候讲的封建就是指的地主租佃关系，据说这个关系是通过土改改变了，于是我们消除了半封建。而这个半资本主义又通过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消除了。于是不管是半资本主义还是半封建，最后都变成了计划经济，或者说是变成了社会主义。不管这种变化我们说是好的也好，说是坏的也好，我现在要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变化，1949年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这个变化是在1949年实现的吗？1949年在这种变化中到底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呢？   　　我们先说说所谓的半殖民地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地位，老实说我觉得最本质的应该是它国民的地位，不是说这个.皇上.很威风就很有地位。我们这个国民是不是在世界上得到尊重？这才是真正体现我们国家的真实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外交，我觉得不光是1949年以后，1949年以前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外交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友好国家，尤其是所谓的最友好的那些国家，往往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野蛮、最残酷、最坏的国家。而我们认为是敌对国家的那些国家，相当的一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规律，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友好，接受他们的程度最高的国家。所以我经常讲这个.反华.的概念该怎么理解？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讲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南亚地区这两三百年经常排华，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国家，也就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应该是泰国。历史上东南亚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就是泰国没有发生过。可是泰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70年代曾经我们认为是最坏的国家，那个时候官方对泰国的说法是美国等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支持泰国共产党在他们那里搞革命，我们的昆明曾经设过泰国共产党的电台，在那里天天骂泰国，而且骂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越南并不是最坏的，那个时候最坏的是…   　　听众：印度尼西亚。 上一篇：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 　 下一篇： 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下) 阅读数(6252)　评论数( 17 ) 17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