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制

德国之声 | “中国的价格失控”

《商报》写道:”美国的信用评级下调后仅仅2天,这个消息来得不合时宜:北京的国家统计局星期二上午(8月9日)告知,中国7月份的通胀上升到6.5%。国元证券公司经济学家曾宏宇(音译)说,’政府处于真正的两难境地。’他认为,为了抑制涨价,中国央行现在必须减少货币供给;可是,面对美国的经济虚弱以及许多市场的动荡,北京又必须支撑经济,为之再提供更多的贷款。 ” 这篇文章认为,北京为了对付危机,2009年让银行大量发放贷款,通胀达到5%。”然而这不是导致高通胀的唯一原因,还有中国房地产市场被高估,加上全球食品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持续高位的出口顺差同样强化这个趋势,国内银行获得美元收入后,支付的是崭新的人民币。第三个问题在于全国的高通胀预期,雇员预防性地要求加工资,个体户预防性地提高价格,都强化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价格上涨归罪于政府” “所以,中国领导人非常认真地对待通胀趋势。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到2016年)中,规定涨价的调控目标是4%,可是目前似乎难以实现。节俭的中国人对涨价十分敏感,至少将之归罪于共产党政府。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事件发生之前,价格也大大上涨。对于一党专制的国家而言,北非和中东的革命浪潮是令人不安的发展,反抗的原因包括蔬菜价格昂贵。” 该报指出,”可是局势还远远没有到危急的地步,从客观上看,通胀6.5%,中国也可以过得下去。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大约10%,而且收入跟得上涨价。工业企业的农民工2年前每月挣到大约100欧元就满足了,如今常常挣到200到300欧元。城市有自我意识的中产阶层的收入也大大上涨。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表现出很不满意,他们希望能将钱不打折扣地用于更高的生活水准。 “此外,专家们期待这个困境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在秋季得到解决,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整个亚洲。(日本)投资银行野村证券(Investmentbank Nomura)的苏博文(Rob Subarraman)说,’预期中的原材料价格下降是一个巨大优势,它会抑制通货膨胀。这会在第4季度给各国央行机会,再次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北京也会加速经济发展,达到已经习以为常的增长速度。'” “必须警惕经济过热” 《德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现在就必须警惕经济过热,尽管工业生产的增长稍微减弱。……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的专家格里格暟5拢Gregor Eder)说:’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证实了我们的评估,中国经济向着较为适度增长率的发展趋势在下半年会停止。’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9.5%,可是随着这种迅猛增长,这个国家对外国资本也越来越有吸引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进口通胀。中国人特别强烈地感到猪肉价格上涨,比去年贵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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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忆战友告诫:若觉毛主席讲话不对 不要讲_ljc800000_新浪博客

其二,这种过分的渲染,对于粉碎国民党蒋介石企图以“一个中国、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来取消中国 共产党 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 合法 地位,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阴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凝聚根据地人民的思想战斗力和争取全国民众对 …. 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取得更多地依靠行政手段,而毛泽东则主要凭借其功绩和超凡魅力;斯大林的 权力 基础更多地是强制,而毛泽东的 权力 基础则主要是民众内心的拥戴;斯大林政治权威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秘密警察,而毛泽东的政治权威却具有最深厚、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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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译者访谈No.3】中国的媒体控制和维基泄密(第一部分)

核心提示:最近,由于“动车事故”引发中国媒体集体突破新闻禁令,之后又被强力封杀。这短短一星期的“媒体之春”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新闻界被管制的事实。但是中宣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管制的?这种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管理方式下又如何生长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它们是冲突的还是融合的?在今年2月12日,第三期的译者访谈邀请两位嘉宾长平和萧强来谈谈这方面的话题,本次访谈由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主持。以下是访谈全文。(第一部分) 译者访谈No.3 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第一部分) 嘉宾简介 嘉宾一 长平 资深媒体工作者、评论家,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由他执笔的评论有:《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著有《 抗议的重生》等书。自2010年底,长平被迫离开南方集团,现在为自由撰稿人。但是他的微博被封,国内媒体上很难看到他的评论《长平独报》,希望帮助他的读者可以向他的支付宝账户 捐款 : Zpcp3@yahoo.com 个人主页: 长平的博客 Twitter ID: @chang_ping 嘉宾二 萧强 加州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和信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数字时代”项目的创办者,主持柏克莱大学信息学院“逆权力”实验室研究。研究方向为:中国的新闻审查和互联网控制、网络信息与媒体的传播方式和社会影响等,曾在《卫报》等媒体上发表多篇和中国的新媒体和审查制度相关的文章。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 Twitter ID: @rockngo 访谈主持 资深媒体人、记者:闾丘露薇 生于上海,著名记者。她曾因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时作为在巴格达地区唯一的一名华人女记者进行现场报道而获得中国观众极大关注,被誉为“战地玫瑰”。曾出版《我已出发》、《行走中的玫瑰》等书,最新著作《不分东西》。 个人博客: 闾丘露薇的凤凰博客 新浪围脖: 闾丘露薇 Twitter: @roseluqiu 本次访谈的音频可以在 这里 下载收听(第一部分) 闾丘: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网络访谈。我是闾丘露薇,介绍一下今天在线的嘉宾是萧强,大家从介绍上已经可以看到萧强是伯克利对互联网非常有研究的学者。萧强你好。 萧强:你好 闾丘:就在我们今天所这个访谈的时候,在埃及发生了大家期待看到的结果——穆巴拉克下台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运动当中,有一个和媒体有关系的东西,其中一个示威者抗议的目标是国营电视台,其实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国家在发生民主运动的时候,示威者和反动派们经常会针对国营媒体,其实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公营媒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BBC那种完全编辑自主的模式;另外一种就像埃及的国营电视台这样需要成为喉舌,这一点我们在谈论中国的国营媒体的时候会发现它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你可以用喉舌也好、宣传也好来形容,您怎么来看,就是说当媒体是国家拥有的时候,拿中国来说,这么多媒体背后的大老板都是国家、政府的时候,这样的媒体的新闻的自由度到底有多少,您怎么样来看? 萧强:好,说高兴的事情开始是埃及的变化,我昨天也在跟踪这些新闻。和很多很多人一样,对一个和平的结果、对民众的抗议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圆满地结果,非常高兴。我曾经也去过埃及,很为这个国家骄傲。其实我今天刚从外边回来,所坐的从机场回家的出租车的司机是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就止不住的在跟我讲,我说你是怎么看?他说穆巴拉克已经做了三十年了,而且还让他的儿子再接着当总统,他以为他是谁呀?他以为他是国王吗?说明在埃及人民中之间,这样一个长期的专制的独裁者的位置是失去了人们心中的合法性的。那么在埃及发生的变化,不管他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种种原因有多少,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穆巴拉克作为一个专制者失去了在民众心理的合法性。而合法性的失去就导致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从这个再说到媒体,特别是闾丘你跟我说的国家的电视台,电视当然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威力强大的、有图像而且是广播式、覆盖全国甚至是更大区域的宣传媒介,所以呢,在任何国家,电视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媒体。国家至少分两种,一种是相对法制,和有保障的自由民主国家;一种是专制国家。专制国家对于媒体舆论的控制就远远甚于自由民主国家,有宪法保障以后再看媒体的功能是什么。象埃及因为它一直是专制,所以它的国家电视台要起一个为专制者制造合法性、控制人们的舆论和社会共识的作用。这个作用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看看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对吧?它的作用就是这个。这正是为什么在所有的专制国家发生民众抗议,并且直接抗议到国家的合法性的时候,那么这些国家的电视台一定是核心的目标,因为他们要颠覆的合法性恰恰平时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机构制造的。 闾丘:我看到长平已经在线上了,长平你好。 长平:闾丘你好。 闾丘:刚才萧强也谈到了国营媒体的功能,尤其是在专制国家里面。那很多时候这样一个功能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媒体人来说非常的熟悉。因为你有责任,或者说你的作用、目标、出发点也好,就是宣传、正面报道,要符合口径等等。但是我又觉得中国好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因为除了有国有电视台,我们又出现了很多市场化的媒体。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冲突。但是到冲突的最后又不是用市场的原则,而是媒体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定位来限制媒体报道的空间,这样的话你怎么来看? 长平: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到前面萧强在谈什么…… 闾丘+萧强:我们在谈埃及的穆巴拉克,因为在埃及事件里,抗议看到反对者经常把国营电台作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一系列的信息,包括对事件的描述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满意。 长平:在中国,那当然媒体是国家控制、宣传部门控制的,那么市场化呢?刚才闾丘已经讲得很好,最终的裁决是在哪里?最终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什么?这很重要,市场化如果和宣传目的冲突之后,最终是宣传部门出面解决。宣传部门甚至是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比如说它会用经济手段解决,来罚款,或者说让一些媒体合并,看起来不是政治手段,是计划经济、或者说借助了市场经济的手段,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它最终的裁决也就显示了它真正的特性。 闾丘:萧强,你对中国媒体一直是非常的关注,你们做的“ 中国数字时代 ”一直是在关注中国的媒体,你觉得中国的媒体是混杂了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商业的东西,又混杂了政治性的宣传功能在里面。所有我一直觉得如果谈中国的媒体的话,不是很好把它们进行区分。 萧强:这个我觉得就像中国社会本身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发展变化这么快,复杂性也非常高。一方面在中国媒体工作的人,比如说长平以前,或者说闾丘过去至少在香港,对中国的媒体有更加直接地感受。可是从更加外围的观察来说的话,也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专制国家,即使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产生更多的变化的并且也有更多多元化的媒体出现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控制所有媒体的还是中宣部。而中宣部控制的方式不仅仅是政治宣传命令的方式,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的巨大利益的控制方式。所有的文化产业,包括广播电视也都属于中宣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比如上海,上海市中宣部就要收上海电视台50%的收入,这还是直接的经济关系。换句话来说,中宣部通过这些媒体来获得利益,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中宣部最后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稳定,就是所谓的为体制制造合法性。那么所有的,市场的变化也好,社会的发展也好,媒体人在下面的努力也好,在中宣部这样一个“如来佛”的手掌里面,其实是跳不过去的。这是这个国家的性质。 闾丘:那想请教一下长平,虽然从外围的方面来看其实很清晰,体制很清晰,这个架构也很清晰,但是作为在这里面工作的媒体人来说,有的时候会非常的矛盾。我们简单地打个比方吧,对我自己来说,你是给老板打工的,那老板让你做什么,你拿着这份工资很多时候你就不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对于很多中国的媒体人来说,如果我们这么想,你拿的是政府的钱,因为你的媒体毕竟也是政府拥有的,那这个时候如果它不让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好像听上去也是理所当然的。说我觉得对中国的媒体人来说,他们的处境真的是很尴尬。 长平:这是对很多中国的媒体人,貌似很困惑或者说搞得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很多文章探讨。首先市场化是一个因素,你刚才谈到就是拿老板的钱,也是我说的资本对媒体的压力,或者侵蚀;刚才萧强也谈到其实是权力对媒体的侵蚀;这是两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如果说我们拿政府的钱作为这样一个说词,其实等于把两个问题合并为了一个,这是中国媒体从坏的方面的确是权力对媒体的侵蚀和资本对媒体的侵蚀两个问题都很严重,而且当宣传部门把自己变成一个国有资本的管理者的时候,其实是把两个问题合二为一,同时压缩了新闻自由,压缩了言论空间。那么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首先呢,就是拿媒体的市场化来说,其实在国外,比如说在美国,很多的媒体人都是从私人老板那里拿工资的。但是恰好又是在这些国家,才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和追求,简单地说,媒体是一个的企业,但是它的确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它是具有社会公器性质的企业。媒体的确不只是一个老板说了算的东西,这应该是成为一个共识;那么政府拿钱,政府来当老板,这就是另外的性质了,更加严重的性质。所谓政府是老板到底指的是什么?政府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钱,我们说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是老板,而媒体所做的事又是为纳税人服务,其实政府是老板,或者所谓拿政府的钱就怎么样,这是一个不成为理由的东西,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困惑,尤其是中国媒体。有人问我:“中国的媒体都是政府的,你在这儿工作,你怎么能不听话?好象还有意见?”第一我刚才说的,媒体是社会公器;第二,在中国严格地说没有一家私人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垄断性质的时候,那你说你不高兴就出局,这就象有的网友说,你不满意中国你就滚出去,你到外国去,那他就忽略了一个我在中国是我的一个自然的公民权利,那我在媒体工作这本来是我的言论权利和公民权利,如果说我不在体制内媒体工作,或者我不在中宣部控制的媒体工作,那我就不能在所有的中国媒体工作,那我的表达权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当然公权力和资本的权力对于媒体都有侵蚀,但是在中国公权力尤其值得警惕,因为它垄断了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媒体领域,所以这是一个不应该让自己这么糊涂的问题。 闾丘:萧强,刚才长平对这个问题谈了很清晰的看法,到底钱是从哪来,如果我们看清楚钱是从纳税人这边来,那对这个问题其实就会显得非常的清楚,也很简单了。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资本的力量对于新闻自由的侵害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不管是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为什么最近对于很多媒体的收购案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是因为在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哎,资本的决定能力就显得非常的大,那媒体的老板本身是什么样的政治取向,他是怎么看待自己手下的媒体,是把它看作是公器私用的东西,还是把它看作是我们期待的有新闻理想的东西,他会对媒体的新闻自由度能造成多大的影响,你怎么看? 萧强:你说的这个很好,如果我们说媒体是一个社会公器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以才有“新闻专业主义”这些标准,我们在博客里,和新闻研究生院主要教学生的就是怎么坚持这些标准,而不是怎么当作企业去赚钱,那是商学院关心的事情。媒体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就象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是有这个问题,“新闻专业主义”只有在和商业化的媒体的管理之间划了一个清楚的界限的时候,才可能成立的。因为媒体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你比如说,《纽约时报》如何去看它内部的管理标准的话,它的市场部门绝对不可以影响编辑部门,这是它人为制造的一个界限,这种界限使得媒体取得了某种公信力,而这种公信力也是它的市场基础。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前提,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的社会,我们现在不说政治,说市场都可以做到,或者说做得比较好,实际上香港和台湾的很多媒体,即使是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在“新闻专业主义”方面做的是很不够的,资本的影响会很大,那么如果在中国的情况下呢,把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层,而且比市场更大的力量,就是政治的控制。因为这个媒体说到底是一个专制国家控制的一个机器。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市场化不断发展的一个社会,同时在中国的社会中,包括在媒体人中,中国又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又有许许多多的力量和许许多多的人,包括今天闾丘和长平,还有很多很多你们的朋友同事都在这个社会中推进新闻理想,推进中国更大的新闻自由度,所以我们才说这是一种复杂的,也是非常丰富和生动的局面。即使是在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管理的范围之内,也仍然可以产生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声音,有的是属于抗争的内容,有的是属于社会发展本身制造的空间,还包括,我们可能会谈到,互联网的媒体,一起制造的空间。正是在这样一个空间的前提下,我觉得我们才可以看政治的力量、资本的力量、社会公器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以及更加普遍的大众对信息的需要,在这儿是互相作用的。 闾丘:我觉得其实在中国做新闻的话,它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对很多的底线是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敏感的话题呢,它每次的标准不太一样。在这样的一种机制下,其实市场是有一些机会,长平你的体会是很深的,包括我自己所在媒体也经常会有这样的遭遇,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反过来说的话,也可以看到它反而是有一定的空间的。这就是说,它需要你有很准的判断的经验,以及要跑得比较快,长平你看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长平:我有点没有听清楚,可以再说一遍吗? 其实我们经常会收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禁令,我们也会看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禁令都是在你报道了之后,或者这个新闻事件已经发酵了至少有一点点,至少已经是浮出水面之后,它可能才来。那这里面其实也对中国做新闻的媒体人来说,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因为中国的新闻题材实在太多了,所以其实有一定的空间,决定于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敏感度,就是说你速度跑得够不够快。 长平:明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抗新闻管制的一种方式。在新闻管制到来之前,记者就出发把新闻报道出来,这是一种常用的方式。还有的一种方式呢,比如说上海大火,为什么报了,是利用宣传部门和市委书记说法的不一致,来抢新闻。过去比如说我在南方周末负责新闻部的时候,比如说我不管你禁令不禁令,我派记者去采访,采访而不发表,留在以后再发表。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宣传部门现在也明白了,过去下禁令经常是不准报道,现在下禁令则是“不准派记者前往……”这样所以才会出现像你所说的这种,我在你禁令发出之前就跑过去,这是一种反抗的策略,因为中国的确是新闻比较丰富,所以看起来报纸,只要记者跑得快,好像总有事情可以做,总有事情可以报导。而且长期的读者培养的兴趣好像是更重要的新闻你没有报道我没有意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可能在另外一些国家你的版面很丰富,但是今天埃及的事情你没报道,这个读者会有意见。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可能觉得今天你让我知道的是这些。埃及的这个事情在中国媒体其实出现的也是受限制的,甚至一天根本一个字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综合性报纸也可以存在。这不是说读者变得愚蠢了,而是说长期的管制培养了这样的市场。 (未完,下接 第二部分 和 第三部分 ) 相关音频: 收听 往期 的译者Podcast,在iTunes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或点击 这里 。下载需翻墙。译者Podcast由“译者访谈”、“每日译文精选”、“编辑对话”等子栏目组成,是“译者”的自有版权音频节目,转载请附带“译者”的链接。 友情提示:译者Podcast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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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互联网将会改变中国

        章立凡:互联网将会改变中国                             (章立凡的谈话内容,已由本人根据凤凰网发表的内容整理订正)   读者: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整个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在一个国家的状态,但是在分裂或者比较混乱的时候,相对来讲天才或者名人出的更加多,我们未来是不是必须这样才能人才辈出,有没有新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章立凡:我们回顾一下,联邦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出现地方自治的形式,比如着名的东南互保,实际上就是在中央政权发生问题的时候,地方的大员和绅士们就开始搞地方自治来保境安民。还有一个例子,日俄战争其实是在中国境内打,但是中国又表示中立,意思是你们两家在这儿打,我也没办法,别往其它地方扩展就行,这是一种思路。   我一直认为我们在民国失去了一个机会,就是联省自治的机会,实际上民国宪法克隆了美国的联邦宪法,民国历次宪法的文本都有这方面的内容,而且清政府在灭亡前也做了一件好事,就是颁布了地方自治章程,这套章程在北洋时期的战乱中起了很大作用,到 孙中山 和陈炯明发生争执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之争,后来孙中山放弃了联邦主义理念,转而追求武力统一了。   中国在其后无非经历了两次重新的大一统,第一次是北伐胜利以后的大一统,一次就是国共内战以后1949年的大一统。对思想界来说,第一次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后果,因为它的党化细胞在县城就差不多了,它没有向农村、乡镇去深入,国民党后来被共产党打败也有这个原因,它的基层政权不行。1949年以后就非常厉害了,它把整个社会细胞全部置换为党化细胞,原来是皇权不下县,一般是地方自治。   1949年以后,一个是把乡绅消灭了,再一个就是社会基层全部置换为党组织的细胞。   1969年大饥荒的时候,这些饥民为什么老老实实在家里饿死出不来,你不能不说,这个政权既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又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确实能控制到基层细胞,但强控制也会走向反面,所以到文革就变成一个全面的失控状态,后来的改革开放已经恢复不到原来那种程度了。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思想自由?我们还是有的,起码在网络上、在博客和微博上发一些言论,只要不是公开煽动、颠覆之类的,发表一些个人意见的空间还是有的,不得不说由于有了互联网,我们的社会也在进步,我们应该客观的予以承认。   从思想控制来讲,现在比30多年前已经是大大的减弱了,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别的,我觉得是由于资讯迅速扩张造成的,因为过去在没有互联网之前,资讯传播管道是非常单一的,最高端的、最绝密的东西一定是最高层先知道,然后圈阅,再到部级、司局级,最后再到小科员、居委会,它是这么一个传播。现在互联网出现,传播的走向已经变了,一个小白领可能从互联网、从微博上最先得到最重要的资讯,而你的领导还不知道,甚至最高领导也未必知道,而且可能你在微博上随手一转发,它就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进行传播了。我一直有这个观点,说了大概10年,我说两个东西会改变中国,其中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另一个就是互联网,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变化。         陈远:中国100年来的历史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历史   读者:我想问个关于文化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历史和文化靠的特别近。民国时候的知识分子提出的一些理论,拿到今天依然还是很有意义的,甚至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是耳目一新的东西。不禁会想为什么呢?现在很多书,包括陈丹青等很多人在讲,民国时代的一批知识分子灿烂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我们有过那么多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最近的100年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发展呢?他们当时活着,也在起作用,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能够阻挡这个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呢?我想听听你们两位的意见。   我提这个问题是想探讨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这种轮回?我看一些描写民国的回忆录,我觉得特别可怕,平时看上去挺正常的一个人,居然被煽动以后就敢站起来杀人,学校里的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文革开始之前都是马路上的普通人,见到叔叔阿姨也都挺礼貌的,别人跟他说几句话,煽动他一下,他就真的敢去杀老师,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这不是一种特别正常的现象,而且文革时候那么多正常生活着的公民真的变成这么可怕、完全失去理智的人,我想听听几位的意见,谢谢。   陈远:这个问题很深刻,中国100年来的历史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历史。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思考,却没有阻挡历史发生改变,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研究历史会注意到一个情况,理是一个方面,势是一个方面,现实政治往往不是按照正确的理念去选择的,因为在主导者做决策的时候,他们考虑的因素不单单是理念。我的评价是,中国100年来的历史是一个倒着走的历史。如果晚清立宪成功,它是一个君主立宪的体制,现在我们的情况有可能像英国,或者日本,这一步错过了,其实当时 梁启超 是鼓吹君主立宪的,这一步没有走下去,为什么?梁启超是理想家,他不是实行家,他在操作层面跟当时的政治强人没有博弈的力量。   从这一步走到下一步,走向北洋时期的共和体制,共和体制也很好,是中国向现代政治制度蹒跚起步的起点。其实我们对北洋也有很多误解,书上说北洋的四个执政要人都是骄横的人,其实不是,我个人对北洋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也看了一些材料,几乎各个都是文武全才。 袁世凯 的对联写的很有文气,其实袁世凯在当年很一般,但是拿到现在就是小说家。如果沿着共和体制走下来,那可能就是跟现在的美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历史又没有选择这个制度,到了1927年,这一年非常关键,国民党南北统一,开创了一党专制,如果沿着这个走下来也未必会坏到哪里去,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而且有历史打下来的一个底子,造就了历史上的黄金十年。   我也想知道历史何以至此?历史走势往往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博弈的结果,在博弈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现在哪里?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久远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个理念,这些理念基本上是一种常识,它在将来会成为人们自动遵守的一种规则,当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把它当作社会行为准则的时候,那就是这个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事情不能急。   您说的第二个问题,我也一直在跟朋友探讨,我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多么坏的东西,我注意到五四那一代的老辈学者,到晚年都回归到文化领域,像汤用彤、 胡适 ,为什么?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汇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但是到了晚年,他们觉得西方的东西也不见得是救命稻草。再一个我注意到现在研究文化,大多数人注意的是中西文化的异处,没有注意文化的相通之处,其实东西文化并不像有些学者想的是对立的,它里面相通的东西非常多,我们想了解传统问题,需要去看原点,因为传统文化被修改的非常多,经过历代改造,它有一些坏的基因,但是真正看先秦诸子的东西,我觉得里面没有那么多坏东西。   文革中之所以出现您说的那种情况,个人心理和群体心理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独处跟很多人在同一个情景里的心理变化是不一样的,当这个社会是疯狂的社会、变态的社会,儿子打老子、学生打老师,你在现场也有可能上去踹几脚,我在现场也可能去打两拳,有个西方的社会学家专门写过个人心理和群众心理,在不同形势下不同的心理反应。失控的局面一旦出现,就很难关住,人本性是有恶的东西在的,这个恶的东西一旦被激发出来以后就很难控制,我觉得不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多少糟的东西在。         章立凡:中国文化对外的张力不够   章立凡:我记得有人说 毛泽东 大气若虹,他让所有人催眠了,发生那种集体疯狂。刚才陈远觉得不好说了,我来说说。我记得钱穆先生分析,元代和清代这两个外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是一种部族政权,它们那套决策机制跟一家一姓的政权不太一样。比如清代是八王议政,它有一个集体决策的框架,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时候必须是集团统治,它的力量才足够大、才能够有效的行使统治权,当然它也有很自私的一面,比如满汉之分,在政治权利的分享上总是偏向本族,不信任汉人但又不得不用,到同治中兴剿灭太平天国,它是用汉人的,但是又不真正信任汉族,这种情况到清末的时候越来越明显,你会观察到部族政权的集团政治特点。   后来有一个说法叫“族天下”,是余英时先生提出来的,罗隆基先生曾经拿类似的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它揭示了一家一姓的单一君主和集体君主是有区别的,当然又有共同点,单一君主,老百姓只需要养一家人就行了,但是集团君主的成本就比较大了,要养着它相关的七姑八姨,它的所有衍生物都得养活,这是从社会负担加重这一点来讲。 你刚才说大清灭亡前出现一个皇族内阁,到了最后时刻,外族的人不能信任,只有自己的子弟最可靠。日本在二战战败后的内阁也是皇族内阁,它只相信以血亲关系形成的、以血缘纽带形成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是最亲的。观察皇族内阁就会发现,这些人也是出洋考察过的,他们不是不懂西学,而且他也想救这个政权的命,对父辈打下的江山有天然的血缘上的感情,但是他们救不了,他们自身的应变能力和思维方式救不了这个政权。   我常讲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改良与革命赛跑就看改良是否够快,改良的快,政权还有可持续性,改良得太慢,清末就是这个情况,戊戌变法那次机会被他们自己丢掉了,国事变成家务事之后就变成老娘跟儿子的矛盾,这个国事就不可为了,八国联军来了以后,觉得不改不行了,也预备立宪了,但总是不肯放弃既得利益,最后导致全盘皆输,革命者到了以后,以往所做的一切改良努力全都白费了。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我觉得大清灭亡这段历史是一个非常好的镜子,这是我的一点感想,从族天下和部族政权说起。 刚刚你谈的还有国民性的问题,中国人的国民性是有问题的,中国人的文化也是有问题的,大体上中国人是走极端的,从历史上看,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暴民,走两个极端,所以历史上的政权更迭都是从均贫富开始,你比我富,我就仇富,拿你没办法,我就忍着,忍到有一天我实在活不下去了,大家把桌子一翻就不再忍了,推翻你取而代之,无非就是这么一种循环,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妥协的方式。西方文化里面有很多妥协的模式,有很多通过谈判实现的模式,通过社会契约实现的模式,中国的文化缺乏这种东西,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商业民族,我们没有这种谈判和遵守契约的传统。当然不是说不定契约,也是有的,但历来是不尊重的,所以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区别,商业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区别,农业民族要算计自己的土地,算计周围邻居那点地方,中国人过去发家都是这种思路。不像西方民族,老大继承家业,老二、老三、老四去航海、去殖民、去当骑士、去当商人等等,从文化上,中国人缺少扩张性,喜欢内斗,这个也是地理环境决定的,我们西面是高山,交通很不方便,东面是大海,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有点华侨去南洋、东洋,也就这样,没有大块的陆地可以去发展,这个可能跟地缘政治有关。   我个人感觉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对外的文化张力不够,内斗形成了一种传统,总是想着均贫富,总是想把别人已经得到的财富给分掉,以这个为动力来改朝换代,它不是通过正当的商业竞争来谋取利益、谋取发展,而是把别人的算计成自己的,我个人感觉文化上有缺陷,我说的不全面,这是我的一些观点。   你说的不独立思考,这是我们教育模式决定的,我们的教育就是一条生产线,只许生产标准件,如果你稍微有其它的思想,考试不合格就淘汰掉,永远都预先设定好答案,不会让你有独立的思考,从小就不培养独立思考的人,这是我们教育体制最大的特点,绝不要任何有个性的东西,个性的理念和独立能力实际上是从娃娃抓起的。       陈远:思想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读者:两位老师下午好。我个人理解这本书的标题,“不美”到了现在可能就是价值观的多元化,如果价值观多元化以后会产生一些糟粕的东西,在这个比较困惑、比较迷茫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去坚持主流价值观。第二个问题,关于统一思想,百家争鸣时的风气,民国时代的整个社会环境内忧外患,加上当时比较包容、比较自由的一些人,可能会产生一些思想,但是建国以后,对人的思想有一种束缚,我看过一些书上写,传承民国思想最好的是台湾,请两位老师给我做一下解答,谢谢。   陈远:首先说这个书名,我书里写的这些人都经历过1949年以后的一段坎坷的时期,大家也都知道是哪个时期,反右、文革,当时很多人问我,书起名叫《在不美的时代里》,不美是什么意思,我说没有什么意思,它就是不美,那个时代没有人认为它美。具体到价值观,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它可能存在主流和支流之分,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我觉得不存在,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思想的主体,你的价值观就是主流的,不应该因为你的价值观跟这个社会有区别、有差异,就觉得自己非主流,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可以有独立的判断。他天天唱红歌,我们也唱红歌,这就不是自己的独立判断,当然如果你心里真正喜欢,你觉得红歌就是美,那没有问题。对于个人来讲,思想多元总体来说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哪怕思想是比较偏执的,个人的思想偏执不成为问题,当社会主流的思想出现了偏执,这才是比较可怕的。   第二个问题让我回答的话,我肯定认同百家争鸣,但是历来的执政者都希望统一思想,统一思想才好管理,百家争鸣不好管理,如果大家的想法都是一致的,都穿着绿衣服,迈着正步向前走是很好,但是对于思想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坏事,我是这样看的。   确实台湾的文化传承比我们好,因为传统文化在我们这边经历了一个彻底的断裂,甚至是破坏,但是这种文化在台湾一直得到了延续。有一个现象,我在微博上也说过,看似是一个小问题,其实是个大问题,就是简繁之争,现在恢复繁体字很困难,因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个小问题其实是一个文化选择的问题。历史学对传统文化有一些看法,这一点我可能跟章老师的观点有出入,首先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不知道大家情况怎么样,我自己读古书会感觉吃力,基本的阅读能力,这是传统文化断裂非常厉害的部分,我们读的能力都没有,何谈理解、何谈传承?台湾这方面就比较好,在小学有国语课,对传统文化有比较系统的教育。   章立凡:这个繁简之争,前几天好像还有一个台湾网友在微博上做调查,有几个选项,一种是恢复繁体字,一种是识繁写简,还有一种是用简体字。我估计废繁体这件事在多少年以后也是要上书的,“书同文,车同轨”,不管怎么说,从文化史上来讲,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里程碑。但现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中国字,现在到谷歌设定文字的时候会发现,别的国家英文就是英文、日文就是日文,只有我们是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这造成了全世界华人在使用中文时候的不便。实际是从50年代文字改革开始,因为执政团体本身不太有文化,对繁体字读起来很困难,写起来也很困难,所以才有这么一个决定,可是现在13亿中国人用简体字已经那么多年了,再改回去确实有困难,毕竟文字作为一种传播工具,不是想改就能改的。   我在投票里选的是识繁写简,虽然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只好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讲,这次文字改革将来历史上一定有记载的,我们也承认文字的书写都是由繁琐变简单的,从大篆、小篆到隶属、正体字,确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发展下来的,但是如此大幅度的把文字从一种变成两种,两种同时使用,这个是5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现象,是一种无奈。       章立凡:卖国贼和汉奸是有区别的   读者:我想问章立凡老师一个问题,您说从清末民国初年那段时间是地方自治的,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这段时间有没有引进其他国家的方式,比如希腊的城邦制。   章立凡:从传统上讲,所谓国就是一个城,有城墙,这么一个圈,古代的城邦不同于其他地区,就是因为有个城墙,当然这是古代史的一种解读。从社会自治来讲,西方人用的所谓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其实和公民社会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往往在讲古代西方史的时候都要用市民社会这个词,用在政治上的时候往往用公民社会这个词,其实这两个东西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市民社会应该建立在一种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就是全社会有一个共识,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大家共同遵守,它可能是由某个地方、某个城邦先实行起来,逐渐的这片疆域都实行的话,可能就是国家的起源,但是我们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地方自治往往是以家族主义的方式出现,在古代中国来讲就是乡绅,有一定身份、地位和文化,或者有一点经济实力、有声望的人,他们组成一个自治的管理团体。 在上海开埠以后,李平书就搞了很多这样的东西,比如地方的救火会、商团等等,这些东西在清末的时候都有先例,包括近代史上很有名的商团事变,就是广州的商团和国民党在广州发生冲突,这个商团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自治团体,包括街坊邻居之间的自治,就是社区的管理、治安、救火组织,包括居民之间的互助,还包括一些慈善,商团事变的特点就是它还有武装,它有枪,必要的时候它要自卫,它还行使警察的功能。我认为商团本身可能是一个怪胎,但它是一个雏形,地方的实力由地方绅士建立一种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不是以政权的方式出现,但是它确实行使着社会管理的职能,而且它是社会多数人公推产生的,它还有一定民意上的基础,我所观察的是这些。   读者:两位老师好,我想问问, 汪精卫 在清末的时候表现的比较血性,后来投降日本,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他都是负面评价,两位采访这些后人对他投降日本有没有另一种角度的解读,两位老师怎么看他投降这个事。   章立凡:汪先生的争论一直比较多,最多的是前一段章诒和一篇文章中对汪精卫的评价。我也注意到, 袁世凯 的后人也希望为袁世凯争取新的评价,我个人的观点是,卖国贼和汉奸是有区别的,卖国贼得有可卖的东西,汉奸是卖自己,卖国贼是有本钱的,有本生意和无本生意还是有区别的。至于袁世凯和汪精卫这样的人物,我过去一直这么看,按当时中国的国情来讲,君主立宪制可能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但是君主立宪不能由袁世凯来做,袁世凯从政治伦理上是站不住的,他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天下,做了民国的首任大总统,又反过来废弃共和制,再行帝制,从政治伦理上和道德逻辑上都走不通,这是袁世凯失败的原因,当然袁世凯一直说他有苦衷,他也是为了要救中国,所以他牺牲自己来做皇帝,我也承认君主立宪当时是一个选项,但是袁某人这么做不行。   汪精卫这个问题我也有设身处地想过,我们刚才讲到地方自治的问题,民国在军阀混战时期出现很多保境安民、宣布这个地区是非交战区,为了避免战乱所以宣布中立,尤其是江浙一带富庶的省份,特别爱搞这个。汪精卫这个 南京 临时政府,是避免战乱的一种选择,江浙这些有钱人,除了跑到大后方的,还有大批走不掉的,他们不希望这片富庶地区变成战区,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政权出来维持局面,这可能是汪伪政权出现的一些客观原因。   国共内战期间,江浙地区,甚至上海地区也在搞和平运动,也是想避免国共内战打到上海、江苏这样的富庶地区,富人特别怕打仗,这个东西可以是一种选项,但是对于汪精卫这样的人来说,这种选项是不可以的,毕竟还有春秋大义,从大历史角度上,一个人在某一个历史时刻做出的选择正义与否,我想汪精卫是选错了,到目前为止我没法接受对袁世凯大总统和对汪精卫的重新评价,我还是遵循这么多年来对这两个人的基本评价。   陈远:章老师的观点我大体认同,有一点小出入,我觉得历史非常复杂,我们在评价它的时候需要非常谨慎。我在访问过程中没有涉及到这些前辈对汪精卫的评价,我对这段历史倒是很关注,汪精卫的话,个人做这个选择有可以理解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领袖不可以,这是大义,他可能确实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考虑,这几年关于这个领域的书也出了一些,我建议你不妨看一看《曹汝霖的回忆录》,但是重新评价确实有待新材料的发现。   对于袁世凯我有一点补充,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参加了几个关于袁世凯的言论会,也有发言。刚才我讲到,中国100年的历史是一个倒着走的历史,君主立宪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开端,但是它退到共和这一步,我为什么看中袁世凯这一步呢,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王朝更迭在袁世凯手上实现了第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清廷的诏书使袁世凯政权的取得有其合法性,后来对袁世凯的评价大多数是革命党这一派,我觉得对袁世凯重新评价的时机可以开始,而且可以陆续展开一些讨论,我是这样一个看法。   凤凰网读书:今天读书会差不多到尾声了,今天我们谈论历史,也是在谈活生生的人,不论是历史,还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或国家,都是由这些具体的人构成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多阅读,更多的去了解这段历史。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读书会现场,希望大家今后继续关注凤凰网读书会的活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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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政策》图说:2011年地球上20个最不自由的地方

核心提示:以下是“自由之家”(译注)的排名,亮点在第10名和第14名。 原文: The Least Free Places on Earth, 2011 时间:2011年7月1日 发布:自由之家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1 北韩 根据自由之家的排名,北韩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是全世界最少的。1994年,当北韩的创立者金日成去世后,他的儿子金正日接管了国家并得到了所有的政治权力。北韩政府有一个劳改营网络,数万政治犯在残酷的环境下遭受折磨。按照每个家庭对政权“忠诚度”把公民划分成不同群体,这种半世袭系统决定着个人生活的每个方面——包括就业、教育、住房和医疗。数十年糟糕的经济管理让国家只能依靠食品援助——这是国家紧紧地控制着的,于是老百姓们饥肠辘辘。今年,北韩的领导层有了一些变动,金正日家族的重要人物被提拔到有望继承权力的位置上。现在,金正日的儿子金正恩看起来似乎已经确定了是他的继承人。 -/AFP/Getty Images 2 利比亚 受到国际社会唾弃的利比亚领导人穆阿穆尔•卡扎菲在1969年推翻了亲西方的国王伊德里斯,获得了权力。理论上,这个储藏着丰富石油的国家的政治权力属于某些委员会。但是实际上,卡扎菲的统治没有反对者。今年2月,在一位人权活动人士被捕之后,班加西开始了要求卡扎菲辞职的抗议活动。但是卡扎菲拒绝下台,并要求军队对抗议者实施暴力报复。3月,联合国安理会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要求双方停火。在随后数月,美国,联合国,欧盟进行了数次空袭,并不断公开要求卡扎菲立即下台。6月,当叛军巩固了自己的战果,逼近首都的黎波里的时候,国际刑事法庭发出了一份对卡扎菲和他的儿子的逮捕令,罪名是对利比亚人民的反人类罪。 COLIN SUMMERS/AFP/Getty Images 3 缅甸 缅甸由军政府控制。从1992年至今,丹瑞一直领导着这个军政府。他通过法令来管理缅甸,控制着所有的权力分支,让曾经富裕的国家变得一贫如洗,缅甸人民的人权被侵犯。在1990年选举中,军政府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并将民主领导人昂山素季关押至2010年11月——正好在自1990以来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一周之后。这一选举是被操纵的,政治异见人士在之前数周被逮捕,很多边境地区的投票被取消,以确保亲军人的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获得胜利。缅甸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声称选举不民主拒绝参加选举,并最终于2010年9月被缅甸政府解散。今年3月,丹瑞亲自挑选的继承人登盛宣誓成为缅甸的新总统。 CHRISTOPHE ARCHAMBAULT/AFP/Getty Images 4 赤道几内亚 在赤道几内亚,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总统掌握着广泛的权力。这个国家从未举行过可信的选举,它是世界上腐败最严重,最不平等的国家。国家的石油财富让奥比昂和他的核心集团变得富有。在赤道几内亚,侵犯人权的现象,包括酷刑、拘留政治反对派、法外处决十分普遍。2010年,奥比昂重新任命了他之前的内阁中的大多数人,包括他的儿子及其家族的其它成员,他的儿子是执政党民主党的副主席,受到奥比昂的喜爱,并将成为奥比昂的继承人。在同一年,由于人权组织的反对和游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暂停了颁发由奥比昂资助的科学奖计划。 NATALIA KOLESNIKOVA/AFP/Getty Images 5 厄立特里亚 厄立特里亚政府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实行铁腕治理。全国选举被无限期暂停。管理政党的规定从未获得通过,独立政党根本不存在,政府控制着大多数的媒体。到2010年,至少还有17名在2001年的镇压活动中被逮捕的记者仍然被关在监狱中。 PETER MARTELL/AFP/Getty Images 6 索马里 作为一个国家的索马里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它被各种代理力量所取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混乱局面。就在两年之前,由西方支持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索马里,支持过渡联邦政府(TFG),阻止伊斯兰叛乱者完成他们的撤退。为了寻找对抗激进组织的支持,TFG拉拢了一些它过去的敌手,而且新扩增的议会把温和的伊斯兰主义领导人谢赫•谢里夫•谢赫•艾哈迈德选作主席。但是谢里夫•艾哈迈德的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控制能力,在面对来自青年党和伊斯兰游击队的攻击的情况下,它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青年党最近几个月加紧了它对南部和中部索马里的控制。记者们也面临着不断增大的危险,两个电台被军事人员控制,记者们被拘押、被杀害。冲突中的各方被国际组织指控犯有战争罪。 TONY KARUMBA/AFP/Getty Images 7 苏丹 自从1956年从英国和苏丹独立出来之后,苏丹,这个非洲最大的国家就一直处在不断的冲突之中。苏丹总统奥马尔•哈桑•巴希尔在1989年的一次军事政变中掌权。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发出了多次对他的逮捕令,罪名是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自2003年以来,在达尔富尔地区,巴希尔在数万人被屠杀的惨案中难逃其咎。尽管南部苏丹已经在7月举行了是否从北部苏丹独立出去的公投,战斗却还在加剧,而且各个政党也没有就哪个国家将获得几个争议地区——包括产石油的阿比耶举行公投以取得一致意见。今年5月,巴希尔派遣苏丹军队进入阿比耶,造成了10万人逃离家园。在北部苏丹的南部科尔多凡地区,北部苏丹军队同苏丹解放军之间爆发的战斗不断增加。 ASHRAF SHAZLY/AFP/Getty Images 8 土库曼斯坦 在所有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里,土库曼斯坦很快成为了最有压制性的国家。前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是土库曼斯坦共产党的前领袖,在1991年取得权力之后,他把国家隔离起来,摧毁过去的机制,并让媒体保持沉默。在2006年去世之后,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开始掌权,并承诺将进行改革。但是,尽管国家实行了新宪法,它仍然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治和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政府的控制。在这位新总统的统治下,公民社会并没有得到复兴。最后一个活跃在土库曼斯坦的国际人道主义NGO“无国界医生”在2009年离开了土库曼斯坦。当政的民主党仍然是这里唯一注册的政党。于2010年举行的选举受到了当局的控制,人民选举委员会甚至要求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终生任职。 SAMUEL KUBANI/AFP/Getty Images 9 乌兹别克斯坦 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伊斯兰•卡里莫夫总统就一直掌握着乌兹别克斯坦的权力。卡里莫夫主导着乌兹别克权力结构的各个方面,包括立法和司法。没有合法运作的真正的反对党,未注册的反对组织的成员也受到严厉的压制。比如在2010年11月,警察拘留并审问了试图建立一个新政党的15个人。数十名活动人士现在非人道的环境下服刑。这其中就包括为消除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童工而工作的Ganihon Mamathanov;艾滋病活动人士马克西姆•波波夫;以及诗人和政治活动人士优素福•朱马。 DENIS SINYAKOV/AFP/Getty Images 10 西藏 西藏,这块遥远的,被称作“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地区,一直受到中国严密的控制。藏人没有选举自己官员的自由,没有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的权利。中国的安全力量经常进行不经司法程序的逮捕、拘留、酷刑,和处决,对抗议汉人统治的非暴力抗议也进行惩罚。今年,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让出了他在流亡藏人群体的政治事务中的职位。这个群体居住在印度,人口将近10万。也是在今年,西藏流亡政府(CTA)通过了一个新的宪章。宪章要求加强达赖喇嘛所展望的一个世俗的、民主的体系。而流亡藏人社区也选举43岁的学者洛桑•森格作为他们的新噶伦赤巴。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11 叙利亚 紧接着中东地区的起义,叙利亚在今年3月也爆发了抗议活动。据信多达1万人被逮捕,超过1100人在政府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中丧生。从骚乱一开始,外国记者就被禁止进入叙利亚。随后在6月底,一些记者获准进入叙利亚,但是他们受到了叙利亚政府的紧密监控。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2000年,他的父亲去世后继承了权力,并承诺让叙利亚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在他刚刚开始担任总统的时候,叙利亚出现了短暂的政治开放,但是很快,它就回到了压迫型的国家,许多最基本的自由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2500名到3000名的叙利亚政治犯中,很多人都没有接受过审判。 LOUAI BESHARA/AFP/Getty Images 12.白俄罗斯 从1994年开始,白俄罗斯的政治权力就被集中到了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他通常被称作欧洲最后的独裁者)的手中。选举,包括2010年12月卢卡申科“赢得”第四个任期的总统选举,受到了严重而且广泛的不正当行为的玷污。没有任何政党在橡皮图章一样的立法议会里拥有席位,当局使用警察暴力和其它形式的骚扰来打击政治反对派和独立媒体。在国家境内旅行需要获得一种内部通行证,一项新的总统令要求网吧经营者追踪用户的在线活动。这两种手段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的行动和言论自由。在2010年的虚假选举之后,卢卡申科政府对反政府抗议进行残酷镇压,逮捕了包括九位挑战总统选举者在内的约700人。 VIKTOR DRACHEV/AFP/Getty Images 13 乍得 乍得的总统伊德里斯•代比是前军事政变的领袖,从1990年开始掌权至今。在此期间,种族和政治冲突让数十万乍得人逃离家园。乍得盛产黄金和铀,并在2003年成了石油出口国。但是,乍得的腐败和管理不善十分普遍,老百姓仍然极度脆弱。安全部队和叛军政治一直在进行杀戮和酷刑折磨,但是却没有人受到惩处。一项新的媒体法案对“煽动种族仇恨和宽恕暴力”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期。当局也禁止了被认为在提倡暴力的穆斯林组织。受到长期拖延的立法和市区选举原定于2010年底举行,但是最终再次被改到2011年初举行。而今年4月总统选举被质疑投票人数过低,导致反对派宣称代比的胜利不合法。 GEORGES GOBET/AFP/Getty Images 14 中国 受到过去6个月的中东和北非起义的惊醒,中国当局加强了镇压异见人士的手段。互联网审查和对人权,民主活动人士的拘捕不断增加。著名的人权律师被骚扰,被取消律师资格,“被失踪”。中国出台的新规定让民间社会团体要获得海外捐助更加困难。但是最近的镇压只是数十年来一直都存在的镇压的加强版。根据自由之家的排名,超过一半在自己国家“生活不自由”的人都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紧握着手中的政治权力,剥夺了中国公民选举自己的领袖,参与政治反对派,和让自己的政府为自己的过失负责的权力。在中国,因网络活动而被关押的记者和个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多。到目前为止,有数万人被认为因为他们的政治或者宗教观点被关押或“被失踪”。 PETER PARKS/AFP/Getty Images 15 科特迪瓦 在2010年11月举行的被长期拖延的总统选举导致了暴力活动和政治对立,科特迪瓦也从此位列世界上最压迫的国家之中。现任总统洛朗•巴博拒绝下台,也不承认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亚桑拉•瓦塔拉的胜利。国家开始实行宵禁,国际媒体被屏蔽,随着暴力的升级,科特迪瓦的边界也被关闭。有超过3000人被认为在骚乱中被杀害。但是,在最近的暴力活动之前,腐败一直都是科特迪瓦的一个严重问题,违法者也很少受到起诉。作为政务任命官的法官有受到外界影响和贿赂的高度嫌疑。2010年,数次罢工行动受到了严酷地镇压,而与国家各种武装力量有关的强奸案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SIA KAMBOU/AFP/Getty Images 16 古巴 经过了前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49年的统治之后,古巴仍然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现在,它的统治者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对执政的共产党的反对不被容许。今年3月,古巴政府释放了最后一批在2003年对独立记者和异见人士的“黑色春天”镇压中被关押至今的政治犯,但是记者们仍然受到沉重的压制。活动,选择自己居住地和工作的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而试图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离开这个岛国将受到惩处。2010年,罗马天主教会为它自1959年革命以来的第一个神学院举行落成庆典。但是,包括教育和出版在内以教会为基础的活动受到了政府严格的限制。古巴的人权捍卫者和政治犯遭受着酷刑和糟糕的监狱环境的折磨。 ADALBERTO ROQUE/AFP/Getty Images 17 老挝 老挝是世界上现存少数共产主义国家之一。老挝人民革命党(LPRP)垄断着该国的政治权力。由总统朱马利•赛雅贡领导的老挝政府规定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官员们提供了许多索要贿赂的机会。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政府经常把土地奖给同政府有特殊关系,或者富有的公民。2009年,300名老挝农民因计划抗议政府没收土地而被捕;直到2010年年底,还有9人仍被关押,而他们现在的下落不明。老挝的宗教自由被严格限制,LPRP控制着佛教僧侣和寺院,官员们关押基督徒,或者把他们驱逐出村庄,让他们改变信仰。为了试图破坏自1975年开始的低度反抗政权的Hmong族组织,政府迁移了数千名山区居民。 HOANG DINH NAM/AFP/Getty Images 18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威权君主制国家,所有的政治权力都由皇室掌握。《古兰经》和《圣行》(由先知穆罕默德设立的有关言行的指导)被当作国家的宪法。皇室禁止组建政党,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只存在于沙特阿拉伯之外。国内媒体受到严格控制,政府掌管着印刷和卫星电视网络,并屏蔽了40多万个网站。2010年,因为批评保守的伊斯兰信仰,al-Watan报的编辑被迫辞职。根据法律,所有的沙特人都是穆斯林,政府禁止任何对其它任何宗教的公开活动。妇女不准开车,也不准在没有男性伴侣的陪伴下在国内旅行。震撼了其它中东国家的社会骚乱并没有对沙特王国产生多少影响,但是最近沙特的妇女已经走上街头,抗议禁止妇女开车的条例。 FAYEZ NURELDINE/AFP/Getty Images 19 南奥塞梯 当后来的南奥塞梯国在2008年8月脱离格鲁吉亚的时候,它引发了一场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残酷的战争,数百万死亡,数万人逃离家园。尽管有国际社会的批评,莫斯科仍然承认南奥塞梯从格鲁吉亚的独立,并开始从政治和经济上进行接管。战争之后,南奥塞梯总统Eduard Kokoity用来自俄罗斯的官员取代了他的大部分内阁成员,俄罗斯军队也禁止奥赛梯族人进入格鲁吉亚。此次冲突造成了2万6千人迁移,其中大多数都是格鲁吉亚族人。南奥塞梯人面临着一个由俄罗斯资助高度腐败的精英群体的挑战。所有在南奥塞梯的非政府组织的运行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监视。2010年,腐败指控指向了Kokoity和莫斯科支持的首相Vadim Brovtsev。 KAZBEK BASAYEV/AFP/Getty Images 20 西撒哈拉 摩洛哥治理下的西撒哈拉是摩洛哥政府和阿尔及利亚支持的Polisario战线叛军长达数十年争议的主体。在2010年,两国就是否允许举行独立公投的谈判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摩洛哥控制着当地的选举,严格限制集会自由,拒绝给与游牧撒哈拉人,或Sahrawi组建独立的政治或者非政府组织的权力。Sahrawi的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和其它的一些人继续受到骚扰和随意的拘留和酷刑。摩洛哥政府经常使用军队来平息在Sahrawi村庄的示威活动和骚乱。2009年,三名被逮捕的Sahrawi活动人士在审判被暂停之后,整个2010年都处在关押状态。最终,他们在今年4月获得保释后被释放。 DOMINIQUE FAGET/AFP/Getty Images 译注:自由之家是 一个主要靠美国政府提供资金,以非政府组织为形态运营的专业政治机构,总部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价值观以美式民主为标准。 相关阅读: 《外交政策》图说:坏蛋中的坏蛋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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