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制

5月5日，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社论，题为《现实将压垮“中美敌对”的狂想》，发出警讯：中国（中共）将面对更加敌对的中美关系。 该文开章就承认，国内外“大量分析”表明，美国格杀恐怖巨头本.拉登之后，“将投入更大精力对付中国崛起”；并说：“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有一种担忧，即有一天美国会‘集中精力’对付中国。” 作为障眼法，该文一律把“中共”混称为“中国”；又一律把美国对付中共，偷换成美国对付“中国崛起”。明于此，上述两句的原意，实际是：美国将投入更大精力对付中共；中共一直担忧，美国会“集中精力”对付中共政权。 出于对中国民众的洗脑与控制，中共喉舌需要精心造句。然而，中南海不会不清楚，中国人并不担忧什么“美国对付中国”，如果开放互联网，只会见证中国人欢迎美国人的巨大声浪。就像去年，就在中共高调反对美国航母开进黄海的同时，众多中国网民却巴不得“美国航母开进中南海”。 《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以下简称《环》文），暗示，过去10年的反恐战争，阻止了美国对付中共。无形间承认，本.拉登及其恐怖集团，攻击和牵制美国，为“中共崛起”（被宣传为“中国崛起”）制造了难得机遇。难怪，本.拉登被杀，中国那边，有人哀叹连连，如丧考妣。令他们最惊骇的是：美军居然将本.拉登就地处死！ 文章接着论述：“中国早已是影响美国未来霸权地位的头号因素。无论是拉登，还是卡扎菲，或者叙利亚、伊朗的统治者，他们能给美国带来的纷扰，决不可能挡住美国对中国的‘特殊关注’。” 这段论述，等于不打自招地承认，中共政权，与本.拉登、卡扎菲、以及叙利亚和伊朗的独裁者并列，属于同质的“黑色素”（此处，出于不便，《环》文暂时没有提到屡受北京唆使，不断给美国和国际社会制造纷扰的北韩金氏政权）；中共喉舌用掩饰不住的骄傲口气，宣称，中共是其中的头号“黑色素”，带给美国（和文明世界）最大的“纷扰”。 事实如此。专制主义与恐怖主义，从根本上具有同质性，一党专政，本身就是国家恐怖主义的代名词。过去10年，趁美国缠身于中亚与中东，中共积极插入世界各地，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公开推销其独裁、腐败、金钱至上的意识形态，刻意抵消民主、法治、人权优先的普世价值。 《环》文把“中美敌对”归结为“美国右派的政治狂想”。然而，论及中美敌对及其“政治狂想”，始作俑者，却是中共头目毛泽东。 二战时期的中国史，就是美国援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史。二战中，中美本为生死盟友，共同敌国是日本；二战后，中美竟反目成仇，日美倒成为盟友。历史倒错的根源，完全在于毛泽东恩将仇报，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中共夺取政权后，实行“一边倒”政策，全面倒向红色苏联，全面推行反美政策，甚至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直接交手，大干一场。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虽然建交，关系缓解，甚至间断呈现表面和谐，但意识形态的对立，依然是其中最大块垒。中共固守独裁、持续迫害异己，并自称“内政”，不容干涉；美国坚守自由价值、推进全球民主化，并认定：尊重人权，各国都不例外。论中美之间的对立、冲突、摩擦，这才是首当其冲的要害。其他，诸如贸易摩擦，各国之间都难免；军事对垒，则是意识形态对立的直接后果。 中南海把共产党政权的安稳，置为其“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不惜，内与中国人民对立，外与文明世界为敌。中美敌对关系由此延伸，并随时趋于激化。 《环》文声称：中共“有足够多的资源和力量”去对付美国。“最根本的一条是这些年持续发生作用的中美经济联系，它的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让美国不得不奉行“更为现实”的对中政策。 这段话，本身就立即戳穿了中共所谓“美国阻挡中国崛起”的弥天大谎，试想，没有如此“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的中美经济联系，没有如此巨大的美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天量消化，中国又何从“崛起”？ 中共企望，美国最好对中国人权问题不闻不问，只埋头与中共做生意，“闷声发大财”，就像俄国那样，甚至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幸灾乐祸。面对这样的恶邻——俄国，中共不仅不会恶语相向，连历史上被侵吞的中国领土，也都可以默许、默认。 《环》文结尾处，引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美国人说的话：把中国当敌人，中国就会是敌人。之后，倒过来提醒中共内部：把美国当敌人，美国就会是敌人。这段话，连同该文题目，无疑是某种自我安慰，也流露出中南海不愿成为美国主攻目标的虚弱心态。 然而，只要中共一天不放弃独裁、一天不停止迫害中国人民，它就是美国和文明世界的天敌，必然遭受围堵、围困、孤立；步本.拉登后尘，最终招致毁灭性打击，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死守一党专制与既得利益的中南海，对此心中有数，故而加紧扩军、备战，穷兵黩武，无休无止。要为共军官兵不断加薪，要让盗版的隐形战斗机上天，要让买来的航空母舰下水，总之要吓阻美国，告诫后者：不得冒犯中共独裁政权，否则同归于尽。在《环球时报》这篇社论里，已经把话挑明了、说绝了：“随着中美关系的船越造越大，它一旦倾覆的后果已经是噩梦。” （2011年5月10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中国政改：效台湾还是仿新加坡？ 记者: 黄耀毅 | 华盛顿  2011年 5月 09日 图片来源: VOA Huang Yaoyi 俞可平曾经撰文《民主是个好东西》 美国首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在5月9号举办讲座，邀请多位美中学者以及前美国官员参加，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究竟该如何进行，而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否可以借镜其他东亚国家的成功例子。 *增量改革与渐进改革* 曾经撰文《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中国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认为，中国应该进行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而非渐进改革（Graduate Reform）。 他说：“增量改革的卓越点，是要增加整个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增量改革，一方面是渐进的，但另一方面经常有突破性的改革。第三个就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来讲，对于渐进改革，它是可以去掌控的，完全在它的掌控之中，它主动的选择那些可以改，哪些可以不改。” *增量改革有阵痛* 曾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政务官以及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芮效俭提出警告，认为在东亚地区进行增量改革的几个国家当中，都要经历政治上的阵痛期，才导致基本上的改变，最后在位者才交出政权。但他指出了唯一的例外。这个例外说明，如果领导人能主导政治方向，则增量改革可能成功。 芮效俭分析：“唯一的例外就是在台湾。在台湾，你有一个真的为政权转移做准备的领导人，将一党专政，基本上就是独裁制度，转变成为多党制。而在那里增量改革进行的和平顺畅。” 俞可平说，中国政府对于新加坡模式非常有兴趣，因为新加坡能够同时保持经济增长，但政治上依旧是一党长期执政。 *党校教授认“一党民主”* 中国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认为中国可以实行“一党民主”，只要共产党实行“党内民主”。而除了党内不同意见互相竞争之外，市场经济也会推动改革，所以他对于前景感到乐观：“我认为，还有一个市场经济推动力的推动，因为这个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准。” 不过前白宫亚洲政策主任李侃如认为，中国经济力虽强，但贫富不均，阻碍了改革。他提出彭博社在今年3月的一篇报导来说明：“美国参众两院当中前70位最富有议员的个人财富总和，是45亿美元。而中国的全国人大，前70位最富有委员的个人财富总和，是750亿美元。” 李侃如认为，富有阶层同时掌握国家权力，能否真正改革令人质疑。 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俞可平，大约需要多久时间才能达成中国的政治改革，他认为各个目标所需时间长短不同，所以总体改革所需时间难以预测。 收听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0)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1年4月6日以《 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 》为题登载了摘自周有光先生《拾贝集》里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周有光先生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时说：“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在此提请各位注意：周有光先生在“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这个判断里使用了“苏联(国家)解体”与“专制制度”这样两个关键词。十分明确，周有光先生把“苏联(国家)解体”与“专制制度”这两个关键词联结、对应起来，并且判定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专制制度”是“苏联(国家)解体”之因，“苏联(国家)解体”是“专制制度”之果。 　　周有光先生的这篇文章登出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接着在2011年4月9日登出了方绍伟先生题为《 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吗?——“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与“统治商数”的新观念 》的文章，对周有光先生“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方绍伟先生为什么要对周有光先生“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的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呢?对此，他在他的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陈述的：近日，“选举网”转载了周有光老先生在刚刚出版的《拾贝集》中的一篇文章，题为“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我读过文章后，疑问重重，特提出来与大家讨论，希望能推进对“残暴专制”的“冷酷认识”。 　　接着，方先生便对周先生“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论点进行了他所惯用的“冷酷实证”，他说：“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的判断非常解恨，可冷静推敲起来，它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就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这样说有意思吗?不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难道还是“民主导致专制解体”?如果无视其中的“循环论证”，我们还可以自得其乐地说：这是一个“制度观点”，它看到了制度，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无论如何还像是三岁孩童的同义反复和自言自语。 　　为此，方先生提出了与“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相反的观点，认为：“专制制度依靠独裁者的更加专制而得到加强和存续”。他说：不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而是专制制度依靠独裁者的更加专制而得到加强和存续。斯大林如何滥杀政敌，伊凡雷帝如何杀掉大批异己贵族和亲生的儿子，彼得大帝如何镇压反对改革的贵族以及皇后和皇太子，叶卡捷琳娜二世如何杀掉丈夫彼得三世而登上女皇之位，所有这些暴行，说明的根本不是独裁者如何“多行不义必自毙”，说明的恰恰是独裁者靠“统治能力”和政治手腕就能得逞。“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只是芸芸众生的善良愿望，在有“统治能力”的独裁者看来，民心永远是可以通过“利出一孔”来收买的。 　　不仅如此，方先生还声称他已经找到了导致以及防止专制崩溃的逻辑“死穴”，认为：这个“专制的死穴”不是别的，是专制首脑的遴选和继承制度，即“统治商数”。那么，什么是“统治商数”呢?方先生说：我把“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定义为“统治商数”，简称“治商”(有别于众所周知的“智商”)。“治商”即是“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是“统治能力”除以“统治成本”之后得到的商数。只要一个政权制度的“治商”高，只要其“统治能力”能超过其“统治成本”，再高的“统治成本”或“社会不满”都不能导致任何政权的崩溃。透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方先生在文中明确反对专制因专制而崩溃的判断，明确提出：只要专制者能够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专制制度不仅不会崩溃而且还可以得到加强和存续。面对这个观点，我的脊梁骨在发凉、发冷，因为这个观点十分明确地引导和激励暴政和暴君为了维护和加强其残暴统治而不择手段、变本加厉地去打击、镇压反对派，这在学理上比马基雅弗利还马基雅弗利，在现实中比卡扎菲还卡扎菲! 　　言说至此，我以为，有一个事实很有必要在这里指出来，这就是：方先生在他文章中调换了概念(或关键词)、改变了论题。各位应该没有忘记我在此前提请各位注意的：周有光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使用的是“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这个判断句，而方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使用的则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这个判断句。周先生把“苏联(国家)解体”与“专制制度”这样两个关键词联结、对应起来，以揭示 “苏联(国家)解体”与“专制制度”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方先生在他的文章中通篇都没有谈论周有光先生“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这个核心论题，而是把周先生的“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的论题调换为“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的论题，大肆谈论不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而是“专制制度因更加专制而得到加强和存续”。只要稍微具有一点逻辑常识的人都会看得出来，周先生在“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这个判断里是把“苏联(国家)解体”与“专制制度”这样两个关键词相联结、相对应的;而方先生在他的“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这个判断里则是把“专制制度崩溃”与“专制制度”这两个关键词相联结、相对应的。“专制制度”当然可以等于“专制制度”，但“专制制度崩溃”决不等同于“苏联(国家)解体”。所以，指出方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调换了概念、改变了论题这个事实，实非常必要的，也是一点没有违背事实的。 　　然而，尽管方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调换了概念、改变了论题，但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讨论的问题却是十分有价值的。以我有限的理解、归纳以及表述能力，我以为，方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讨论的问题可以这样表述为：是“专制因专制而亡”(方先生的原话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专制因专制而亡” 是我依据方先生的这句话的意思抽象、归纳出的表述)还是“专制因专制而存” (方先生的原话是“专制制度依靠独裁者的更加专制而得到加强和存续”。“专制因专制而存”同样是我依据方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抽象、归纳出的表述)?对于这两个判断，方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质疑、否定了“专制因专制而亡”的判断，认为这是“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或形式逻辑的循环论证谬误，所以这个判断为假。为此，他提出了“专制因专制而存”的判断，认为这个判断不是“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或形式逻辑的循环论证谬误，而是他经过“冷酷实证”得出的事实结论，所以他认为这个判断为真。 　　把自己的“专制因专制而存”的判断说成是经过“冷酷实证”得出的事实结论(为真)，而把别人“专制因专制而亡”的判断说成是“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或形式逻辑的循环论证谬误(为假)，这表明方先生也没有摆脱形式逻辑的局限，因为当方先生在批评别人是同义重复、循环论证时，别人同样可以反过来批评方先生也是同义重复、循环论证。如果“专制因专制而存”和“专制因专制而亡”这两个判断之间同值对等地相互指责为同义重复、循环论证，那么这两个判断就会同样失去了相应有效的解释力。为此，当形式逻辑由于其自身天然的缺陷——不具备解决事物是真是假的能力——而对这两个判断自然就失去了有效解释力。为此，我们就必须另寻出路，去寻找能够解决事物真假值的逻辑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在人类理智认识史上，只有辩证逻辑才能解决主客存在真假值问题。因此，在这里我尝试借助并运用辩证逻辑的分析方法来评估、分析和论证一下这两个判断各自到底多少成分是真、多少成分是假，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所在。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已经看出：形式逻辑的先天不足就是不能解决事物的真假值的问题，形式逻辑的推理、判断局限于非此即彼、非真即假，但事物往往不是那么简单的非此即彼、非真即假，人类先哲正是根据事物的这种状态发现、总结和创立了辩证逻辑，以揭示和还原事物的即真即假、即此即彼的原本状态。根据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专制因专制而存”这个判断要么是真的要面就是假的，二者之间只能选择一个;同样，“专制因专制而亡”这个判断也要么是真要么是假，二者之间也只能选择一个。方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判断“专制因专制而存”为真、“专制因专制而亡”为假，这明显是使用形式逻辑的推理、判断方法所得除的结论。依照辩证逻辑的分析、判断方法，我们发现，“专制因专制而存”与“专制因专制而亡”这两个判断，其中各自都有真的成分也有假的成分。这两个判断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在什么条件下为假，这是政治哲学必须考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下面，我将尝试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分别对“专制因专制而存”与“专制因专制而亡”这两个判断各自具有的真值作一粗浅分析，然后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分析事实，尝试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认识性的结论。 　　二、“专制因专制而存”判断的真值依据分析 　　在我看来，支持“专制因专制而存”这个判断为真的依据可以列举出来的大致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事实依据 　　方绍伟先生在他的这篇文章中振振有词地说：不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而是专制制度依靠独裁者的更加专制而得到加强和存续。斯大林如何滥杀政敌，伊凡雷帝如何杀掉大批异己贵族和亲生的儿子，彼得大帝如何镇压反对改革的贵族以及皇后和皇太子，叶卡捷琳娜二世如何杀掉丈夫彼得三世而登上女皇之位，所有这些暴行，说明的根本不是独裁者如何“多行不义必自毙”，说明的恰恰是独裁者靠“统治能力”和政治手腕就能得逞。“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只是芸芸众生的善良愿望，在有“统治能力”的独裁者看来，民心永远是可以通过“利出一孔”来收买的。 　　是的，从整个人类专制史看，方先生所列举的事实确实存在和发生过。由此可以以做出判断：这些历史事实可以有限度地支持方先生“专制因专制而存”为真的观点。 　　第二，微观、中观历史观依据 　　“专制因专制而存”的历史事实只能由微观、中观历史观来支持。因为，专制的存在，在空间范围上，不可能覆盖全球各地、各国;在时间跨度上，不可能与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并列、重合。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专制因专制而存”的判断只能由微观、中观历史观来支持。 　　第三，历史循环论依据 　　方绍伟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不仅认为“专制因专制而存”，更有甚者，他认为，专制常常是死而又生。我认为，支持这一观点的只能是历史循环论。 　　历史循环论在中国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相比，有着更加巨大的影响力。华夏经典的首经《易经》描述的就是一个自然、人生、社会历史循环图。《易经》把它所描述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自然图景，投射、覆盖到人的生命和生活以及社会和国家运行状态上，便形成了大多数中国人愿意接受和运用的历史循环论。但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对中国的这种历史循环论却作了相当激烈和尖刻的评价和批评。黑格尔认为古代中国没有历史，因为中国社会都在那里周而复始地上演着一个王朝灭一个王朝兴的轮回故事，这就像一个车轮悬吊在空中，尽管在不停地转动，但从来也没有前进一步。 　　第四，价值相对主义的依据 　　“专制因专制而存”的判断必须依托价值相对主义。价值相对主义认为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正是相对的，邪是相对的;真是相对的，假是相对的;善是相对的，恶是相对的;美是相对的、丑是相对的，是是相对的，非是相对的。价值相对主义认为人世间没有衡量和测度正邪、真假、善恶、美丑、是非的标准。因此，我认为，价值相对主义是支持“专制因专制而存”这个判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依据。 　　第五，国门封闭依据 　　以古代中华以及古代俄罗斯这两个专制帝国为例，专制政体在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持续长存，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国门持续封闭。中国的国门时至1840年才被打开，在此之前，中国社会都是在周而复始的王朝兴灭的历史循环中度过。因此，我认为，国门封闭是支持“专制因专制而存”这个判断的又一个重要依据。 　　三、“专制因专制而亡”判断的真值依据分析 　　与支持“专制因专制而存”判断为真的依据相反，支持“专制因专制而亡”为真的依据大致也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事实依据 　　如同方绍伟先生为了论证其“专制因专制而存”观点的正确性而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一样，“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的持有者同样也可以列举许多历史事例来论证他们的观点的正确性。 　　为了论证“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的正确性，“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的持有者会指出，方先生所列举的“专制因专制而存”的专制暴君们尽管得势一地、猖獗一时，但他们都不能如其所愿永世长存、千秋万代，他们都因他们的专制残暴而昙花一现、灰飞烟灭。 　　“专制因专制而亡”论持有者为了支持他们的观点为真、他们会援引如下例证：1215年英国颁布自由大宪政，以此为标志，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以限制君主专制权力为目的的宪政国家，众所周知，所谓宪政，就是对专制暴政的制约和限制。另外，1776年北美发生了一场独立战争，战争过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美国民主政体的出现，同样也是对其宗主国专制特权的一种反抗和拒绝。接着，欧洲出现了法、德等民主共和国。作为中国人，最了解和清楚的还是亚洲专制政体的毁灭。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地区经过蒋氏父子两代统治，最终也不得不放弃其家族专制统治转而接受现代民主政体。还有，最近发生的突尼斯、埃及的反专制的革命，以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的、正在发生和进行的利比亚反对派武力反抗、推翻卡扎菲独裁统治集团的战争，所有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事例，无不佐证了“专制因专制而亡”这个观点和观点的合理正确、无可辩驳。 　　第二，宏观历史观依据 　　毋庸置疑，方先生是依托中观、微观历史观来支撑他的“专制因专制而存”的论点的。与此相对应，“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的持有者则是依托宏观历史观来证明他们的观点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以全球为地域范围、以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为时间跨度考察专制暴君的生命力，我们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专制不能持久、专制都因专制而亡。 　　第三，历史进步论依据 　　“专制因专制而存”观点持有者认为，历史是循环的;而“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持有者则认为，历史是进步的。没错，方先生不仅认为专制因专制而存，并且认为，“独裁统治总是去了又来、经久不衰”(方绍伟：《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介绍和解读西方的相关理论》)。这个观点表面看上去似乎有理，但如果把它放置到整个全球范围以及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去考察，我们立即会发现，这个观点是多么的经不起推敲和验证。 　　人类历史到底是进步的还是循环的?是在某一时段内有循环还是在整个历史长河里都是循环?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人类历史在某一时段会有循环，但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人类历史不可能是往复循环的，人类历史只能是逐渐进步的。基于这个观点，我们不难看出，方先生错把人类历史过程中某一时段出现的循环现象等同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全部过程都是循环的，这下方先生就犯了以点代线或以线代面或以面代体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逻辑错误。 　　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史表明：专制独裁尽管有时候如同方先生所说的“去了又来、经久不衰”，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渐消亡，在专制独裁逐渐消亡的同时，民主自由也在逐渐发生和成长。已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先生在他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的《序》中对人类社会专制逐渐消亡、民主逐渐增长的历史进程作了十分有价值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和论述。他说：“首先，始于十九世纪初的民主化长波到1920年为止，导致了民主在约30个国家取得了胜利。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由于威权主义的复辟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到1942年止，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了约12个。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世界的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到30个以上。在此之前，这些国家中，又有许多民主政权垮台。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化的速度更快，在规模上也超过了前两波。20年前，世界上约有不足30%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现在，60%多的国家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公开、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来建立政府的。约在25年前，威权政府(军人政变集团、个人独裁政权等)似乎蔚然成风，今天，千百万以前曾在独裁专制统治下受苦受难的人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于历史上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和平地带也得到了大大地扩展，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地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由此可见，亨廷顿所描述的全球民主化所经历的三次浪潮的基本过程有力支撑了历史进步论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与此同时，也就否定了历史循环论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同理得证：历史进步论又有力地支撑了“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同时也就否定了“专制因专制而存”观点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第四，价值基准依据 　　“专制因专制而存”观点持有者所依托的是价值相对主义或价值虚无主义，而“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持有者则认为价值不是虚无的而是存在的，价值不是相对的，价值有其不可突破的底线，价值有其普遍公认的标准或准则。我以为，这个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底线、标准或准则，就是人类远古共同认可并遵从的原初道德原则，这个原初道德原则就是善，这个善就是公平正义，这种公平正义的善的道德原则到了现代就是人权政治哲学，这个人权政治哲学的具体成果就是1948年联合国制定公布的人权公约，联合国人权公约就是人类有生具有的原初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所表现出的公平心、正义感在当代人类道德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法律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所以说，价值存在论、道德底线论、价值准则论以及现代人权政治哲学是支持“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持有者合理性和正确性的最为重要的一个依据。 　　第五，开放社会依据 　　残暴专制政体之所以能够存续、持久，其所依靠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闭关锁国、与世隔绝。中国这个老大帝国之所以像翻烙饼一样一个王朝灭一个王朝兴地反复反转了几千年，其中一个十分重要原因就是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当今的北朝鲜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其就是拒绝对外开放、拒绝融入国际社会。近代的欧洲诸国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相继结束了专制政体走上了民主道路，就是因为当年地处欧洲的那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由于地缘特点可以做到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历史事实证明：前苏联东欧在冷战时期铁幕分割之下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可以勉强为继，到了后来一旦对外开放，专制政体就立即土崩瓦解。由此可见，对外开放是导致“专制因专制而亡”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因而也是支撑“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的一个重要依据。 　　四、结论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在此对全文作一个简短的结论：支持方先生的“专制因专制而存”观点为真的依据大致是：有限历史事实，微观、中观历史观，历史循环论，价值相对主义以及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国家存在状态。支持“专制因专制而亡”观点为真的依据大致是：历史事实，宏观历史观，历史进步论，价值存在且有准则和底线论以及对外开放下的国家存在状态。根据以上对“专制因专制而存”与“专制因专制而亡”这两个观点真值成分所作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发现：“专制因专制而亡”的观点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因而是真的;“专制因专制而存”的观点本质上是不合理的和不正确的，因而是假的。尽管“专制因专制而存”的观点在瞬时历史事例上有那么一点真值或合理性，但这点真值和合理性也是极其有限的。有鉴于此，我想，在此，我还是非常乐意引用20世纪人类伟大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先生在他的《第三波》一书的最后一段中的最后几行文字作为我的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亨廷顿先生说： 　　“民主在世界上传播的程度取决于世界上和个别国家掌权的人需要传播民主的程度。在托克维尔观察到近代民主在美国出现的近一个半世纪之后，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冲击着独裁的堤岸。在正在兴起的经济发展的浪潮的推动下，每一波浪潮都比前一波进得更多，退得更少。套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但是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导人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的确会前进”。 　　是的，伟大的亨廷顿先生说得对，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民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民主发展、进步的规律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的规律完全相同、毫无二致：它们都是波浪式前进，它们都是螺旋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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