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

联合早报 | 相蓝欣:“邓小平中兴”还是“民族伟大复兴”?

相蓝欣:“邓小平中兴”还是“民族伟大复兴”? (2011-10-20)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伊朗“刺杀沙特大使阴谋”杂谈 [中国早点] 中小企业有助经济生态更健康 [金融风暴] 德国警告对欧盟救市方案别期望过高 [中国政情] “换代”十八大明年下半年召开 ● 相蓝欣   数年前,笔者曾对中国国内一度流行“和平崛起论”提出强烈质疑,并在《联合早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处撰文批之。笔者的论据是中国处于“民族复兴”(restoration)的过程中,“崛起论”(rise)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会给中国外交的实际操作带来被动。但是,当“民族伟大复兴”取代“崛起论”后,中国官方媒体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好像发展路径已定型,太平盛世也已到来。近来对“中国模式”的吹捧更是误国。作为”复兴论“的始作俑者,笔者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究竟是“民族伟大复兴”还是“邓小平中兴”?现在看来,还是“中兴”(英文也是restoration)比较准确。   所谓中兴指一个政权中途振兴,转衰为盛,常以当政者名号命之。首先,从“天命”(即合法性)来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能算是中兴,因为改革之初,政权并未更换。古人云:“己失之,己得之,谓之反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谓之中兴。”再者,“民族复兴”的标志不是经济发展水平,因为中国经济在历史上有过出色的表现,而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的重建,即“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的复兴。到目前为止,“邓小平中兴”对“德治”这个中国独特的传统非但没有继承,反而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改革之初贫富差距小,用“拨乱反正”偷换“中兴”概念尚可行,现在的社会问题早已超出了“中兴”的框架,政治体制成为从“中兴”向“民族伟大复兴”过渡的障碍。   中兴也分两种,一种是政权灭亡前的回光返照,比如清末同治时期出现的“中兴小阳春”;另一种是重建政权合法性,比如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将汉家天下再续近200年。“邓小平中兴”属于哪一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兴尚未成功,仍有夭折的可能。然而,改革开放不过30多年,中国的政治危机已集中在社会分配问题上,也就是说,财富集中的速度如此之快,不能不令人担忧。一方面,在一个以社会主义定性的国家,人民收入的差距没有理由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取得财富的手段主要是权力。邓小平曾说过:“如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但是,两极分化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领导层没有人承认过失败,也没有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中兴”的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失败   所以,在全社会层面,“中兴”的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失败。现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相结合,并以此为主导的“文化建设”,将制造出最危险的社会炸弹。因为马克思强调从体制结构来看分配不公的原因,而儒学传统注重人的修养来找腐败的根源,把两者结合起来看现实,岂不是为人民造反提供最佳的意识形态根据?   清除体制内的腐败,打破权力对经济主体的垄断,是防止两极分化问题积重难返的唯一途径。无论是“做大蛋糕”先行还是“切割蛋糕”先行的论点都是转移大众视线。“同治中兴”的名臣冯桂芬曾指出,当社会精英借体制内的明暗规则(例)谋私利成风时,社会动荡即在眼前:“谈者谓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挟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乱,于乎尽之矣。”如果说同治中兴失在“官督商办”,“邓小平中兴”则失在无节制地“让一部分人先富”,因为一夜暴富的几乎都是体制内之人。从长远来看,邓亲自支持的早期私企“傻子瓜子”,岂是体制内的“私募基金”的对手?   中兴有功之臣借“洋务”和开放敛点钱财,百姓尚可原谅,但若贪无止境,以“洋务”误了“国务”则不可宽恕。社会稳定便是首要国务。在传统中国,帝王是靠“天命”来统治的,规矩之多,头衔之大,不足为奇。他们需要一种神秘的光环来支撑政权的合法性。头衔最长的也许是乾隆皇帝:“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共27个字。不过,皇帝的头衔至少有传统依据,包括四大要素:姓名,年号,谥号,庙号。自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五段式的历史观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变成了“封建”时代。但这个“封建”既非古代“封邦建国”之意,也非欧洲的封建主义,而是一种毫无学理价值的意识形态概念。在共产党革命时代,封建往往特指革命对象,即军阀和土豪劣绅。到了1949年之后,则变成一切守旧的人和思想。   中共在建国后对“封建残余”本来是不耻为伍的。但在21世纪的今天,中共给自己加的定性头衔(又称行动指南)居然比“封建”时代更长。中共十八大的党章修改后,这个称谓将起码有31个字。中共八大的党章直接定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亦未进入。到了十五大,行动指南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共17个字。及至十六大,加上“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为26字。而到了十八大,至少我们可确定的是5个新字“科学发展观”,或许还有“和谐社会”。   更有甚者,修党章的着眼点只在谥号,即为前任评功摆好。既无逻辑,又无章法,只好凭空堆砌。读来诘屈聱牙,文法完全不通,如用外文诠释,更加勉为其难。其实,“邓小平理论”用“猫论”即可概括;所谓“三个代表”,究竟是说中共“必须代表”还是“已经代表”也语焉不详。“科学发展观”实际等同“为人民谋利益”。其实,只此一条便能够凸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并对执政基础做出清晰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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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崔武年: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

崔武年: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崔武年            前缀          10月6日下午,我按手机短信的通知参加了名为《人民的胜利——庆祝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通知”告诉我,这个会是“受叶帅后人委托,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主办”的。会开的挺好。这么些年了,难得还有人记得在三十五年前,中国还发生过这么一件惊天动地、人心大快的大事件!难得还能在它的纪念日的时候,开会座谈一下(当然,纪念这个伟大事件,对叶帅的后人们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政治事件”多若繁星,但是,象粉碎“四人帮”这样真正令全中国人民都发自内心的拥护、庆祝、高呼万岁的真的是寥寥无几!粉碎“四人帮”,在当年被评价为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事件更是使后来的一切变化都成为可能的黄钟大吕!对于我个人来说,粉碎“四人帮”也算是“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当时,我正处于因为“天安门事件”(是“四五”那一次)被“隔离审查”,写“交代”、追“后台”,天天大会批、小会斗,被搞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     哦,话说远了——我是说,那天的上午,会议的主办者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下午的会安排你一个发言”,我挺意外,犹豫了一下,也同意了。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最近我正好有一个稿子,是呼吁和探讨政治改革的,虽不很成熟,也算一家之言吧,拣其要点,在这个会上讲讲,也应该是“纪念”的题中之意。但是,很可惜,到了下午,“因为时间关系”(规定每人只有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为什么我对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打了引号?是因为后来也有没有“因为时间关系”而讲了三十多分钟的——没有讲完,“十三点”只来得及讲了“九点半”。会后,很多朋友希望了解剩下的“三点半”是什么内容。我想,既然说了大半,索性就都披露出来,以供当政者参阅,也供关心者讨论。是啊,这些话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嘛,公开说说又有何妨!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的人口增加了近十个亿,财富增加了数千倍,当政者的雅量当然也早已非梁漱溟时候所能想象了。     以下为全文。          崔武年于2011年10月8日          正文          粉碎“四人帮”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因为在此之前就是那个人类历史上超级荒诞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破了天,善良的中国人也不会想到,“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会忍心把他们带入到如此灭绝人的本性的长达十年的灾难之中而“运动”得如此疯狂颠痴,如此高潮迭起!     所以,如何避免此类一定会留给万代后人耻笑的悲剧加闹剧,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尽义务——所以,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政治进步问题,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要关心的问题。     记得1986年,中央组织部曾经成功地召开了一次“第三梯队建设理论讨论会”,那是中央工作部门有史以来召开的第一个“理论讨论”性质的大型会议。这个会讨论的主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当年参加这个会的今天在座的就有若干人。现在,二十四年过去了。大家都垂垂老矣!深深困惑中国的,依然是政治体制改革!今天,既然有机会,就说一些看法,作为思想资料提供出来。数了一下,一共十三点——唉,其实说也无用。可是无用还是得说。     一,中国两千多年迄今的主要时间,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或者说,是一个“中央专制”的大一统国家,文明传统延绵五千年而百折不绝,人口繁衍世界第一而无可动摇;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税收和财政收入增长高达两位数的年份更是超过了十余年!可是,境内外的思想理论界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前景却普遍不看好,认为它可能在某一个早上会轰然倒下,而后便“烽烟七十二,反王三十六”,不知有几人称“孤”、几人道“寡”,“藏独”、“疆独”等等揭竿而起,内乱,内战,社会失序,百姓遭难,国也不国,党更不党,从而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这个看法有道理。     二,为什么它可能“轰然倒下”?是因为它坚持了一个没有前途的制度,它排斥普适价值观。     三,前些时候,有些热心人开了个纪念《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十周年的座谈会,我有幸聆听了,挺好的。中共历史上有两个决议,第一个在1945年,距建党二十四年,第二个在1981年,距第一个三十六年。我心存疑惑的是,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中国旧貌换新颜了,可是还有条件再形成一个或名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现实问题的决议”吗?政治上有这种权威吗?思想上有这种共识吗?理论上有这种指导吗?甚至,经济上有这种基础吗?再往前追溯到上世纪这个时候,正是清末民初,风起云涌,改朝换代的时候,是“立宪”还是“共和”,好象也比一百年之后的现在好掰扯。一百年过去了,“革命党”携带着他们的激情远去了,“保皇党”也不“恭请圣安”了,但是,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可是,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却都是大的吓死人!所以,还有基础吗?     四,没有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以为,是当政者,以及相当一批党政干部,以及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很多“智囊”、 “精英” 和“企业家”们基本上已经“进化“成了既得利益的占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198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国家的兴起和衰落》。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配置、利益分配、政治机器,包括行政和法律,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调整。它们会变得越来越精明、成熟、有技巧,它们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来越丰厚;同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各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也越来越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进而,使得这个国家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政府部门越来越僵化,社会矛盾越来越积蓄和尖锐;最终,导致国家和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同归于尽。奥尔森说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那些多党的、三权分立的、法制健全的欧美国家都在里面,所以它肯定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中国一定是这个“奥氏理论”的典型标本!中国当前是“稳定第一”,而且这个方针已经实行二十多年了,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了一个甲子了,你不让他生成“特殊利益集团”都难!     五,毋庸置言,中国的国内问题很多,很严重,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国内。可是,我倒是不这么看。我以为,中国当前的危机主要的是来自于国际,而且越往后越是如此。依据嘛,大略有四:一是世界已经是“地球村”——并且越发是“地球村”了,在中国发生的事都是“村”里的事——并且越发是“村”里的事了;二是以欧美为首的“国际社会”,也就是“地球村”的“村委会”经过了二战,经过了冷战,再经过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二十年“乱战”,对中国当政者在政治进步上顽固的抱残守缺已经不抱希望;三是那个“村委会”所倡导的普适价值观与人的天性相符,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魅力,对中国当政者所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地产生着既铺天盖地又细润无声的冲击和侵蚀作用;四是“村”里诸事都难为你,什么政治歧视、经济陷阱、贸易摩擦、科技封锁、人权抨击、军事戒备,无所不包。所有的游戏规则都不是你制定的,而你要与那个“村委会”制定的所有的规则“接轨”!除此之外,在打了十年的“反恐”之后,美国正在高调返回亚洲,俄罗斯则一心融入欧洲,南海各国对你的“搁置争议”不削一顾,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朝鲜问题、钓鱼岛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看起来大家都和你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实际上“村”里人没有谁可以算作你的“铁哥们”,你的那些老问题,没有一个真正得到了解决!我说,在度过了江泽民的十三年(其中三年是续赵紫阳的未了任期)和马上就要度过的胡锦涛的十年之后,对于习近平来说,恐怕不会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     六,即便如此,众所周知的,中国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国家安全战略的大国。毛泽东时代,它的国家安全战略先是“一边倒”,接着就是毛的“世界革命中心”或“世界革命领袖”“战略”;1989年“六四”以前,国内百废待理,国际雾里看花,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处于混沌时期;从那时至今又是二十二年了,在国家安全上,大概还是没有脱出邓小平“韬光养晦”那四字真言的桎梏。原因何在?我以为,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国家安全始终是意识形态驾驭之下的骡子。这个“骡子”累啊!它被罩着眼睛,压在它身上的是那个“上是黄泉下碧落,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意识形态!它的依据经常只是最高领导人的只言片语,而后就是在这些只言片语划出的圈圈里作道场,并且很难越出雷池一步!它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科学论证,缺少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本依托。作为大国,中国的国际环境是最恶劣的!这么多“研究室”、“研究院”、“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又是“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可是谁又能跨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骏马纵横捭阖一番呢?可怜啊!悲哀啊!     七,总之毛病都归到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上。中国的政治制度叫“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党制”。我以为,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个“形而上”的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搞不清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更没有兴趣去搞清它们——只要能过上好日子,什么“主义”都是可以接受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一党制”。“一党制”起源于前苏联,搞了七十三年,垮掉了。到现在还原汁原味地搞的,只有中国、朝鲜和古巴。对于这个“一党制”,我们这个“地球村”的“村委会”肯定是认为不好。但是中国还是坚持。中国坚持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在这个体制下,中国取得了辉煌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但是,很遗憾,人们同时还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党以代政、机构庞大、官僚特权、腐败遍地、贫富悬殊等等;还总是记得曾经发生过的暴力土改、五七“反右”、三年饥荒、“革”文化大革命、“六四”开枪等等!只一个党,风险太大了!好起来还可以,万一坏起来,那可怎么得了!就跟投资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一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总不会就心甘于——或者说,就愚蠢到——把自己的全部幸福都托付给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正确”上去吧!更何况实践已经证明,它的确不是经常的“英明”、“正确”的。所以,“一党制”不行,并且是肯定不行。     八,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这一点,现在连胡锦涛总书记也不否认了。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改什么?在中国,这是个十分古旧的问题。我说它古旧,是因为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前,就由辛亥革命用实践提出来了。开始时我说,一百年过去了,这个“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是“立宪”还是“共和”?意即是“专制”还是“民主”?现在我发现了,其实我说的不大严谨——“立宪”是“君主立宪”的简称;应该说,这个“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本质上都是要民主而不是要专制,“君主立宪”也是君主虚位、议会立法、内阁行政;至于“民主共和”就更不用说了——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辛亥革命的“革命党”老祖宗们和辛亥“被”革命的前清的亲贵王爷们实际上就都摈弃了“专制”——不管它是“皇权专制” 还是“政党专制”,也不管这个“摈弃”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总之,在辛亥年间,这个“专制”就已经被排斥在革命的“选项”之外了!可是,我们搞了一百年,一百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推进政治改革(一百年之前叫“革命”)的时候,这个“专制”却堂而皇之地成了我们选择中间的一个“选项”——是继续坚持“专制”,还是逐步实行“民主”?痛苦。荒唐。无奈。     九,刚才我说了“一党制”和“专制”。这里再专门加上两句话以强调我的看法:第一句话,“一党制”和“专制”的内涵不完全一样,在理论上“专制”不等于 “一党制”,在操作上“一党制”绝对等于“专制”。第二句话,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政治改革的对象主要是“专制”或曰“一党制”。     十,可是在今年的“两会”闭幕式上,吴邦国还是高调讲了“六个不搞”。当然,国内国外有相当多的人都认为他讲的唐突了。地球天天在旋转,社会天天在进步,人类天天在接受新事物反思旧事物,那六个声明说“不搞”的东西,“村”里的很多人都在搞嘛!而且搞的时间都很长了嘛!而且搞的都还不错嘛!怎么就不可以有一点借鉴意义呢!这“六不搞”实在是有问题,而且实在是在常识上都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不必我在这里饶舌批评。但是,积极地看,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吴邦国的高调讲话,虽然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是啊,既然规定了国家是“六不搞”,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怎么改?答案就只能有一个了:只能眼睛向内——向党内,作党内的文章了!就是说,“村”里人搞的东西,国家不能搞,党内还是可以搞搞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三个代表”,当然具备这个素质。我觉得,这倒是也符合我们历届党的领导人关于“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是搞好我们这个党”的一贯思想精髓的。方向很明确:中国的政治改革,要面向党内,要从党内开始。     十一,我生而逢时,幸而是中国人,又幸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到我是三代共产党人——我的外婆、外公和父亲、母亲以及岳父、岳母两代人都“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我自己也有了三十八年的党龄,年过花甲,也快“一生”了,所以,我又幸而是“救党派”。我以为,虽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搞政治改革是等死,搞政治改革是找死”——“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都是大的吓死人”;但是,政治改革还是要搞,好的选项还是要选。中国的当政者一定要确立这个基本态度。     十二,这一条原本是我对“从党内开始的政治改革”的若干具体建议,这里就省掉了。在这个场合,我想说的是,我想起了蒋经国。是的,想起了蒋经国!我们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一位女性朋友说:大陆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蒋经国!一言一出,举座默然。都知道历史是不能复制的,也都知道全世界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人物,可是我真的希望中国能再出一个蒋经国!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蒋经国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毅然决定放开党禁、报禁,解除“戒严”,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不担心新闻自由后国民党会遭到清算,不担心放开党禁后会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会丢掉政权!当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后来有人评论,“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万夫所指;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国民党是个“百年老党”,历史旧账不胜枚举,蒋经国又是靠蒋介石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是个标准的“世袭”的“蓝二代”,可是国民党就出了个蒋经国!中国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有九十年的奋斗历史,出类拔萃之辈聚若河汉——又一位女性朋友说:“不信就出不了个共产党的蒋经国!”我深以为然。     十三,对于中国,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对于中国的当政者,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政治改革的紧迫性空前的严重!中国共产党的前总书记赵紫阳说过:“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引自2001年11月11日的《杜导正日记》)赵紫阳真是高瞻远瞩!真是深谋远虑!真是忧国忧民!真是爱党爱国!根据中国国情,我再补充一句:中国培植反对党,从党内开始。至于现有的那几个“民主党派”,本来就是由统战部安排的,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期内,就由统战部继续安排,继续“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也罢,以后会怎样,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年。一百多年前,满清王朝有选择“君主立宪”的机会,可是那些皇亲国戚们为私利所累,愚顽不化,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求“立宪”而不可得!孙中山先生有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顺昌逆亡,中外历史上已经有太多的先例。我希望历史不要重演——正面反面都不要重演。          草于2011年10月初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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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迈向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

  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了。这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致认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就,为实现“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次全会是一次从战略上对文化改革发展进行研究部署的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面总结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形势下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决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肩负历史使命的深刻把握、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对文化建设的高度自觉,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再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不断推动着文化建设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党中央作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无论是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还是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力度不断加大;无论是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还是文化惠民重点工程的建设,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文化发展活力,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回答好走什么路、朝什么目标迈进这个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长期战略目标。这一目标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相承接。这一目标,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推动力,必将大大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热情,凝聚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开启迈向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改革开放。这“五个坚持”,指明了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根本性质、根本目的、根本要求和根本动力,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遵循。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从战略和全局出发,按照《决定》确立的目标、谋划的战略、提出的举措,健全领导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这既是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求。   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奋斗。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1682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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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小远 | 我们都是第十九个路人!

小悦悦悲剧的意义在于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拷问自己的灵魂! ——作者手记 发生在佛山的小悦悦事件,绝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充满着中国特色的荒诞诡异。其残忍、冷漠、麻木、不可思议,既令人伤心绝望窒息,又足可以让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成果归零甚至成为负数。如果可以预料,所谓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就是以社会道德的全面崩溃和丧失为代价,那么,相信很多人宁肯选择暗无天日里的人性光芒,也不愿意在这种畸形繁荣里失去人味。 当然,我们可以把造成这种事件的原因大而化之到体制身上,我们可以从社会转型期的所有混乱弊端动荡里找到借口,那个贾雨村一样错判葫芦案的南京法官身上孕育了今日人与人之间不能坦然相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种子,还有许多恩将仇报的现实让人们面对他人的灾难在伸出援手之前忐忑不安、甚至有一种恐惧心理。当然,腐败、专制、谎言、欺骗、肆无忌惮和鲜廉寡耻都会对我们的良知和悲悯之心产生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当我们将一切归结为这些客观原因的时候,是否也忘记了,我们本来应该坚持和坚守人的善良、仁慈、同情心和爱呢?当我们放弃一切屈从于体制的暴虐和腐败的时候,当我们丢弃人的良知尊严而去做残酷现实的妥协者甚至苟合者的时候,我们作为人的人性和人格哪里去了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对着小悦悦的悲剧指手画脚、口诛笔伐的时候,请思考并且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经过血泊里的小悦悦身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成为第十九个麻木而过的路人呢? 体制是有罪的,但是,我们能够因为体制有罪就原谅自己的麻木冷漠,要知道,我们自己就是这个罪恶体制的一部分?南京法官、诸多现实里恩将仇报的例子助纣为虐般地伤害了这个社会的良心,但是,这难道就是我们也将自己的良知放逐到地狱里的充足理由?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必须改变,可是,在它们没有被改变之前,我们就要一任自己的躯体和灵魂去做狗、做猪、做一个无知无识的牲口?即使有一万个借口,我们都不能有一个拒绝良知、善良、悲悯和爱的理由!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其他人所受的苦难我们感同身受,同样,其他人犯的错误甚至罪过,我们也不是毫无关系的旁观者。设身处地地去想、去质问,今天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当你置身于那十八个走过血泊里小悦悦身边的路人的处境里的时候,你是否会做第十九个路人呢? 我不知道当时我会不会,但是,我要说的是:从此以后,我不会做这样冷漠麻木的路人,永远都不会!   小远2011年10月17日星期一 23:47晴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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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全耀 | 陈光标作秀为啥让猪享受“公费医疗”(图)

河南农民花90万元读清华总裁班, 作秀。万梓良就读传媒大学,作秀。北京航空大学鸡蛋五毛一个玩限购,作秀,100名农民工免费上北大,作秀…… 尽管中国的大学爱作秀,却没有一个培养专门作秀人才的作秀系。分门别类,作秀当属文科范畴,如果北大或传媒大学办了个作秀系作秀学院什么的,本博秦全耀正式推荐主任院长,一个是美国人骆家辉,一个是中国人陈光标。 骆家辉身为驻华大使的部长级高官,其可贵就在于他能把“作秀”作到实处,说坐经济舱就坐经济舱,说下了飞机扛行李就扛行李,说坐过山车排队等候就真等候。 前不久本博刚写了《台湾女企业家要把陈光标申请成猪商标》的文章后,就传来了陈光标在毕节的演唱会结束后捐赠的猪患病死亡的消息。还好,猪感冒不是猪流感,陈光标掏腰包,连作秀的猪病了,都能享受“公费医疗”。据悉,医疗费花了小10万,对此,毕节的贫困群众又怎能不叫好!老秦相信,倘若猪死了,开个追悼会,陈光标能不能给猪致悼词“永垂不朽”? 所谓作秀,就是利用媒体宣传等途径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作秀”有三种解释:一是表演、演出;二是展览宣传活动;三是弄虚作假,装样子骗人。在人们看来,“作秀”是一个贬义词,含有夸大其词和作表面文章的意思。其实,让作秀成为褒义词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作秀都能像骆家辉和陈光标那样说到做到不放空炮,管三包有售后,我就不信作秀成不了三个代表? 人都不能“公费医疗”,陈光标竟然为猪“公费医疗”,这个秀作得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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