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

中国地产的生死时速 作者：杜君立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0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0 23:41:09 阅读量：0次 　　在中国凡是公共的东西，都是不大容易保存的。倘其落在内行的手里，就会被偷完;倘其落在外行的手里，就会被糟完。 　　——鲁迅 　　自从2008年“拐点”以来，中国地产在人们的瞠目结舌中一路高亢前行，直到3年后，从温州到鄂尔多斯，进入10月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46个城市素来坚挺的房价终于出现停涨或下降。被很多开发商寄予厚望的“金九银十”黯然收场，低迷的成交态势仍在延续，能按进度完成销售比例的开发商屈指可数。很多企业无奈之下选择降价促销，结果引发了先期购房者的愤怒抗议，甚至成为可怕的群体性事件。在量价齐跌的严峻势态下，“卖不掉”的问题仍在持续发酵，逐步演变成整个地产行业的最大危机。沪深两市上市房企(申万分类)2011年三季报已披露完毕，各上市房企存货高居不下、资产负债率节节攀升、净利润/净利润率悉数下滑、经营性现金流近七成企业告负，可谓危机四伏。向来以中国地产的旗手而著称的万科资产负债率已高达78.97%，这个负债率也是万科2008年以来近4年期间里的最高值。让中国地产商感到绝望的是，这种败相或许还只是开始。 　　作为房地产的未来预期，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中国土地市场成交巨幅缩量，住宅用地成交量更是创出年内最低。中国指数研究院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133个城市共成交土地1365宗，成交面积5500万平方米，环比减少40%，同比减少37%;其中住宅类用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宅用地的综合性用地)408宗，成交面积2004万平方米，环比减少37%，同比减少45%。今年初，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就公开承认，最近5年来，中国政府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3300多万亩，获得土地暴利7万多亿元。仅仅过去的2010年，通过毫不留情的土地抢劫和拍卖，中国政府就获取暴利达27000亿元。通过无数唐福珍钱云会这样的惨案，这些来自土地的巨额黄金最后都通过地产进入官僚们的金库。 　　对中国来说，房地产从来就是政治问题，对中国房地产来说，这里没有真正的市场，却有真正的政治。可以说，这10年来，地方财政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依靠玩弄房术的“土地财政”。 　　土地出让金是指各级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土地使用者，按规定向受让人收取的土地出让的全部价款，即土地出让的交易总额。或者说，就是土地使用者提前70年向地主(政府)缴清地租。从道理上说，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行为。因为每届政府为5年(连任为10年)，所以地方领导决策的出发点和边界一般都比较短视。现在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将70年的收益全部收入囊中，等于占了后面若干届政府财政的便宜。这也是地方政府强烈反对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根本原因。 　　中国地产从一开始就与居住无关。社团宣传工具《人民日报》去年毫不讳言地宣布，普通购房者已被中国房地产彻底抛弃。白岩松则嘲讽道：“其实在北京也好，或者说是上海也好，对于普通的，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来说，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老百姓来说，当房价超过1.5万元之后，其实涨不涨跟大家没关系了，大家的注意力恐怕不再关注，你说3万元涨到4万元有什么区别，反正买不起。”曾有-份中国社科院城调队的统计报告在网上盛传：中国闲置房共有6540万套间，在建房有1250万套间，如果以每套间3人居住的话，闲房和在建房相加共有7790万套，可供2.6亿人口居住。中国目前城镇人口为5.5亿，假设这个7790万套的一半投向市场就可以供1.3亿人口使用。以目前中国房地产每年1000万套的在建速度，到2013年，中国的剩余房将达到1.1亿套住宅。类似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城和郑东新区这样的“城市幻影”、“空城计”、“幽灵城”在中国绝非孤例。 　　曾有一部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叫《生死时速》，英文原名《Speed》。电影情节很简单，恐怖分子在一辆巴士里安装了炸弹，只要巴士的时速超过每小时50英里，就不能减速。一旦低于时速50英里，就会引发炸弹爆炸，导致车毁人亡。所以整部电影都在这个疯狂疾驶、充满死亡恐惧的巴士中进行。 　　随着30年来实用主义下的去政治化发展，原始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控制力和凝聚力几乎已经荡然无存，经济和金钱成为所向披靡的新意识形态，拜金主义、消费主义、GDP主义和功利主义不仅主导了中国社会，甚至主导了国家体制。政治改革受阻以后，中国的僵尸政治在不折腾思想的指导下，再加上法治缺位腐败滥觞，泥沙俱下的经济泡沫如蛆虫般肆虐赘生泛滥失控，身患重病开始腐烂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冒险的乐园和生活的地狱。“一个民族的法律实际上是他们的智力和性格的缩影”，在法律成为禁忌的中国，三聚氰胺、血铅、强拆、矿难、高铁灾难、黑幕、出逃等等，每年数万起群体事件冲击着社会的防洪堤，“维稳”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温家宝说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在缺乏契约精神和政治文明的大社会背景下，公义的政治已经完全被私利的经济所代替，整个中国已经成为被经济增长劫持绑架的人质。而中国房地产不仅是唯一的引擎，也是为中国发展埋设的定时炸弹。房地产业在过去几年完全陷于一种失控的非理性繁荣。房地产泡沫吸引大量实业资本杀入，中国的经济结构迅速地房地产化。作为一个典型代表，曾经作为中国电脑第一企业的联想竟然早已放弃了电脑制造，而急急杀入地产。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越来越趋于纯粹生产型国家，只制造，不创造;只生产，不消费;只出口，不进口。西方国家则越来越趋于纯粹消费型国家，只创造，不制造;只消费，不生产;只进口，不出口。在欧洲陷入一片经济困境之时，温州的失落已经成为一个不祥的预兆，中国的经济问题最终仍要回到内需层面。但仅仅依靠腐败群体的挥霍来拉动内需只能制造一个“内虚”的中国。内需的缺失与出口的受阻将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到了极端情况，就是生产设备和设施的大量闲置，甚至机器设备只能当做废铜烂铁处理。而目前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2009年，中国钢材产能达到7亿吨，产能过剩将近5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75%。从某种程度上，地产从一开始就成为提振内需的唯一砝码，房术也就成为拯救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唯一技术。在2009年全球一片萧条负增长中，中国面对出口的失望萎靡，依靠国内房地产行业45%的高增长率，终于保住了8%的GDP红线，加额称庆地平安度过2009年。上海2009年GDP增长率为8.2%，仅仅房地产增加值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就占到39.4%，房地产对GDP的拉动可见一斑。由此可见房术的巨大魔力。 　　房地产在推升GDP增长的同时，在政治上产生了更加诡异和无法替代无法动摇的作用。首先，地产有效地化解了产能过剩的严峻压力，钢筋水泥的高消耗高耗能消解了最大的产能过剩。连续最近10几年来，中国钢铁和水泥产量和消耗量一直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而其中绝大部分被用来盖房子。2008年全国水泥总产量13.9亿吨，平均1个中国人1年就要消耗1吨水泥。钢铁和水泥行业都是典型的高耗能产业。目前中国建筑行业的总能耗已经占到整个社会总能耗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每年新屋建设量也占世界60%以上，而中国只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其经济总量只占全世界的7%左右。 　　其次，房地产解决了严重的失业压力。虽然汽车行业突飞猛进，但汽车行业已经进入全自动化无人车间时代。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队伍在过剩的农业产业之外面临艰难的就业困境，而建筑恰恰是无法实现工业化批量自动生产的古老行业，同时，它对从业者的技术要求较低，而需要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在中国，解决好农民的就业和饭碗是政府最重要的事情。反过来，农民作为这个国家最底层最卑微的穷人，他们只要求有活干有饭吃，如果连这都做不到，那么这些浩浩荡荡塞满春运列车的穷人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成功地解决了大量的非专业人员就业问题。 　　第三，房地产吸纳了富人的富余资金，同时借助房价的节节拔高使富人更加感觉富有，从而使富人得到最大的满足。 　　第四，房地产带动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相关税费短期内持续增长，地方政府奇货可居，甚至囤积居奇，源源不断的巨额土地款和税费黑金支撑了地方政府和官吏群体可以继续长袖善舞大手大脚的好日子。 　　第五，中国政府在全国上下摧枯拉朽大兴土木中获得暂时和谐稳定的喘息之机。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浪费、腐败、不公、污染、暴力、未来和可持续等严重问题暂时被掩盖，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暂时得到安抚。擅长息事宁人的本届政府可以从容体面地全身而退。 　　30年前，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曾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痛苦，银行破产，大量的银行被兼并，整个社会进入10年的经济通缩时代。如果说日本的房灾导致了该国经济倒退了10年，那么中国地产的崩溃将是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政治灾难，远比民主化和富裕的日本和香港更加危险。早在2008年，华尔街空头大师詹姆斯·查诺斯就曾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迪拜严重1000倍以上，甚至更糟。”他认为，中国经济只是一个等待破裂的泡沫，其中房地产是一个风向标。中国房地产业主要靠银行贷款支撑，随着房价进一步下滑，呆账、坏账会成为困扰中国银行业的一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无法在经济增长不出现严重放缓的情况下遏制通货膨胀。专家预计，房价下降30%银行将增加1万亿元以上的坏帐，可以肯定，房价急挫的结果将是金融机构的噩梦，与此带动资本市场的估价，房价下跌就是下挫30%以上，银行就会受巨创，一旦银行倒闭，国家金融崩溃，国家经济衰退。 　　在每年高达1万亿的“三公消费”的奢靡中，中国30年的崛起道路一直弥漫着泡沫色彩， 　　当下的中国就是一辆疾驶的巴士，地产就是它唯一的引擎，推动着巴士不断加速，我们知道它总要慢下来。一旦慢下来，这辆巴士就会马上熄火，变成一座沉寂的坟墓，或者是一场毁灭性的失衡颠覆爆炸。潮水退去的时候，我们将无法掩盖自己在裸泳;春天来的时候，掩埋尸体的冰雪就会融化;转眼之间，包藏烈火的那张糖纸也即将燃烧，那时，整个中国经济都会一起陪葬，失业、物价飞涨、社会失控、政府丧失权威、法治崩溃、携款外逃、民不聊生……但眼下，我们还在自己的座椅上安然无恙地前行，无奈地看着中国房术失控、疯狂，最后崩溃……        

李光辉：商务部执意为“进口奢侈品”降税值得商榷 进入专题 ： 进口奢侈品降税    ● 李光辉       黑格尔曾经说过，重大事件在历史上都会出现两次。马克思说，一次是正剧，一次是闹剧。2011年6月至9月间，尽管商务部与财政部之间围绕对“进口奢侈品减税”（主要是关税兼顾其他相关税种）问题的连续两轮“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被共识及其否认”的事件不是特别重大事件，但似乎依然遵循着上述“正剧–闹剧循环”的逻辑，值得关注和讨论。     2011年6月以来，随着“中国奢侈品消费即将成为世界之最”[1]步伐的加快，围绕“进口奢侈品税负”问题的争论也持续升温。问题缘起于年初以来，国内外个别学者和媒体以少量同类国外奢侈品（及国产普通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差异、尤其是与美国的价格进行对比，得出“中国物价高于美国，是因为中国税负过高所致”的结论。此番舆论迅速演化为“进口奢侈品价格高于国外，是因为奢侈品税负高于国外，从而导致‘消费外流’，不利于‘扩大内需’，不利于‘贸易平衡’，因此，进口奢侈品税负应该下降”等等观点，此观点及其政策建议也迅速得到国家商务部官方的积极响应。     2011年6月15日，商务部新闻人姚坚公开表示，我国将进一步降低“中高档商品的关税”，并强调这是“大势所趋，各个部门对此已有共识”。6月24日，商务部官网文章认为，应降低进口关税，不仅是奢侈品，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普通消费品的进口关税更应该下调。然而，华夏时报记者就此通过财政部新闻办联系关税司相关负责人试图采访，被采访人却选择沉默。几天后，财政部官员针对商务部所谓的“共识”通过媒体采访表示“没有听说此事”。6月24日，财政部网站挂出最新税收调整方案：从7月1日开始，大幅下调进口商品关税，然而，在其商品名录中并没有涉及到进口奢侈品种类——“共识”显然并不存在，分歧却已针锋相对。6月30日，财政部网站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甚至应该提高奢侈品税负，加大征管力度，以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2]。     公共政策在相关中央部委之间意见相左、并公诸于社会，这进一步刺激着国民的神经，引起学术、媒体和社会各阶层更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论争，层级也不断上升。比如，2011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佳贵在中国社科院财政贸所举办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1/2012)首发式上表示，对奢侈品征收较高关税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调节收入分配，二是促进国内消费。即使奢侈品关税不下调，消费者也照样可以在国外买奢侈品，这样调节不了收入分配，而下调奢侈品关税则可以促进国内消费，“这是好事”[3]。不仅如此，争论的范围也由进口关税扩大到与进口奢侈品相关的进口消费税、增值税等税种的减税方面来。     其实，商务部为奢侈品减税的主张不仅停留在观念上，而且也早已付诸了行动。在此之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就曾屡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国将解决部分奢侈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高于海外的问题。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也称，适当降低化妆品、高档手表等商品的税率，有助于将部分境外消费转化为境内购买，扩大国内市场的销售收入。据此，商务部从去年开始就着手研究下调奢侈品进口关税相关事宜，一年前，商务部有关司局已将草拟的“关于奢侈品进口关税调整议案”，上呈国务院审批，议案涉及的奢侈品种类主要包括化妆品、珠宝、服装、包、高档手表等进口商品，但由于涉及商品种类过多，牵涉部门太广，所以该议案一直在各部委之间辗转，调整的品类和幅度也因此迟迟没有最终定论。但据消息人士透露，按照商务部的调研结果，部分行业希望能够将调整一步到位直接归零，但这种方案可能不会被采纳，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将最终调整幅度定在2%~15%之间……[4]。     然而，“方案”毕竟不是“共识”。何况进口产品关税的调整，并非由某一个部委就可以决定。我国进出口关税政策的调整，需要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国务院批准才能实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主任由财政部部长兼任，组成人员来自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等11个部委。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财政部关税司，承办日常工作。因此，商务部并无权实施这一行为。从行政角度来看，财政部对于关税问题无疑有着更大的权威性。     因此，第一轮商务部的“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财政部的“被共识及其否认”以财政部6月末的实际行动和网站文章暂时画上了停顿号。而商务部则于1个月后自己出面为此画上了句号：在7月15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姚坚首次对两大部委间的争议作出表态称，对于中高档消费品的关税调整，其根本出发点是扩大国内消费及需求。而对于降低中高档商品关税的时间表，姚坚则表示，调整奢侈品关税的时间表需要财政部来表态[5]。     然而，到2011年9月9日，第二轮的“共识”又“形成了”。据《中国经营报》报导称，9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奢侈品」论坛上，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官员达成调降奢侈品关税共识，初步结论是「分层调整税负」。所谓“分层调税”是指，奢侈品关税调整不能一刀切，要对奢侈品进行界定和细分，分层调整税负：对于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奢侈品，比如化妆品、香水，应该适当降低进口税和消费税；而对于城市居民遥不可及的顶级奢侈品，如贵重名表、珠宝等高档商品，不但不减税，必要时还可以增加进口关税。     但是，时隔几天，9月13日，财政部相关部门官员表示，“财政部对奢侈品进口税的态度较此前并没有发生变化”。“税收政策的调整一般以财政部为主，奢侈品进口税是否调整对行业的影响很大，如果有所调整，财政部会第一时间公布出来，但目前财政部的态度较此前没有改变”[6]。显然，这一轮“被共识及其否认”的过程及其短暂，但余音未了。     其实，社会公共政策出现分歧，进行讨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有趣的是，在短短三个月内，本案中商务部与财政部之间连续两轮“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被共识及其否认”的双向戏剧过程中所蕴涵的某种迫不及待、强词夺理以及借助舆论操作手段轮番误导、施压手段的运用确有耐人寻味之处。关于降低进口奢侈品关税和消费税这类有利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消费者利益、并间接影响大众利益的政策主张以中央部委层面的这种公开分歧直接面向社会，实属罕见，但却典型集中地反映着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内在矛盾、大众社会心理的尖锐冲突以及利益分化时代的共识缺失。     那么，商务部执意要为进口奢侈品减税，不惜一再在媒体上公布其并不成型、甚至有越权之嫌的减税政策主张，并自称已经与其他相关部委“达成共识”，广造舆论，形成压力，这种极不严肃甚至近乎闹剧的做法到底意欲何为？其背后的运作值得关注，其表面的主张值得商榷。     本文综合、概括了目前关于“降低进口奢侈品税负”（包括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等进口环节税负和国内经营环节税负）观点的若干理由和具体政策主张[7]，认为关于“进口奢侈品‘税负过重’导致‘外贱内贵’‘消费外流’”等判断有误，关于“通过‘降低税负’促进‘奢侈品市场发展’，通过‘扩大奢侈品进口’促进‘贸易平衡’，‘扩大内需’”等对策失当。正确的选择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并使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高度一致，提高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当前，尤其要主动占领财税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在奢侈品税收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地加强对进口奢侈品经营的税收管理，保持较高税负，保护本土中高档商品及奢侈品生存发展空间，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正确认识奢侈品属性及其积极功能和负面效应，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尊重消费者自主消费意愿，促进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或奢侈品民族品牌的生产与消费，提升生产消费层次，改善贸易结构，满足人们多元需求。           一、关于“进口奢侈品‘税负过重’导致‘外贱内贵’‘消费外流’”等判断有误。          第一，从价格构成要素看，商品价格一般是由原产地价格，加上运费、过路费、仓储搬运等物流费用，店家租金、装修、工资等经营费用、经营利润和国内各种税收组成；进口奢侈品价格除了上述一般商品价格组成外，还包括垄断经营、授权经营所产生的额外经营费用和超额利润，以及进口环节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组成。所以，一般商品都具有“销售地价格高于原产地价格”的特点，是由上述诸多因素形成的，这也是妇孺皆知的常识。至于进口奢侈品就更是如此，“外贱内贵”同样是由上述综合因素所致；而且，从动态角度看，进口奢侈品价格不仅是由上述复杂因素决定，而且也是由国际贸易中各国劳动力价格、供求关系，商品供求关系和货币供求关系等动态综合决定，与各国利率、汇率、税率以及其他贸易政策等直接间接相关。何以统统简单归结成税负问题所致而要“降税”呢？     第二，从奢侈品属性看，作为特殊商品的奢侈品，“价格高昂”是其固有特性，“维持高价、垄断经营，抬高消费门槛”是其通行营销策略，满足极少数消费者“炫耀性消费心理”是其服务理念，其价格弹性和税收弹性都很小，即价格对销量和税收均不敏感。可以说，当预期消费人群极少时，即使降价也不能引起销量的大幅提升，自然就会选择高定价。中国由于总收入水平低，富人相对较少，对高档品缺乏价格弹性，厂商自然会选择高定价。奢侈品利润率极高，绝不会采取薄利多销策略，正所谓“三天不开张，开张吃三天”。所以，税收调节作用有限。即使降低关税、取消消费税，商家也不会降价，甚至会把减税形成的让利通过再提高价格收归己有。纵观奢侈品市场，鲜有“降价促销”的情况。前两年我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同其他商品一样，也降低了香水、手表等奢侈品的关税，但这些商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并未因此而下调，一些奢侈品价格反而因商家的销售策略而屡创新高。这就很能说明减税对促进奢侈品销售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从需求方来看，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不会因为价格高而不去购买，恰恰相反，如果价格降低，反倒不会去购买了，让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正满足了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正所谓“不买好的，只买贵的”。早在百年前，凡勃伦就在《有闲阶级论》中对奢侈消费进行过深刻分析，“任何贵重品，要引起我们的美感，就必须能同时适应美感和高价两种要求”，“凡是代价不高的美术品，不能算作美的”，他进一步论证，高价因素把消费区分为“所属的那个阶级的荣誉消费范围”，成为所谓的身份的标志和荣誉，进而界定了消费者的社会经济地位[8]。     第三，所谓奢侈品“消费外流”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从实际看，产品质量以及消费者对原产地购物品质保障的信任是基本因素。比如购买外国奶粉，即使不是奢侈品，因为国产的质量总是出现问题，也导致人们到境外购买。更何况国际奢侈品大牌在国内被假冒屡禁不止，被仿制屡打不绝呢；从价格看，国外购买价如果再加上出国交通、住宿、时间成本以及其他机会成本，所购奢侈品的综合成本也会大大高于国内价格（除非保持一定的购买量，使之达到某个“盈亏临界点”之上，但那已经超出了纯粹消费的范畴），所以“内贵外贱”也肯定不是所谓“外流”的主要原因，更是与税负关系不大；从常识看，由于近年来出国旅游人员日益增多，万里迢迢、机会较少，归国顺路购买一些附加值较高的原产地消费品带回自用或馈赠亲友，也是极正常的消费现象。而且，除高档手表和化妆品外，人们从国外购买的大多数奢侈品，如高档名牌服装、鞋、箱包、电器、保健食品和保健用品等等，并没有纳入我国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似乎也不能归结到国内税负较高上来。     其实，近年来的“外流现象”又何止于“奢侈品消费”呢？移民潮、资本外流、三公消费、贪官外逃等等，哪一幅“外流”图画不构成巍巍大观的凝重图景？哪一股“外流”洪流不浊起奢侈品消费的浪花或泡沫？而这些，又怎能统统归结为税收负担所致呢？           二、关于“通过‘降低税负’促进‘奢侈品市场发展和扩大进口’，进而促进‘贸易平衡’和‘扩大内需’”等对策失当。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对奢侈品的消费开始消退，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成为世界奢侈品行业主要增长区域。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年6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未来一年内，由于日本地震海啸的影响，中国有望提前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进口国和消费国。目前，世界公认的顶级奢侈品品牌中有80%以上已进入中国市场，征收进口关税和消费税等并没有让我国奢侈品市场萎缩，销售额一直在高速增长。早在2009年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已经有60%发生在中国大陆地区，国内奢侈品消费的增长远大于在国外消费的增长[9]。可见，目前的税收政策并没有影响到我国“奢侈品市场发展”，更不需要减税。     如果说“有影响”的话，恰恰是进口奢侈品大量充斥国内市场，的的确确影响了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发展和奢侈品“民族品牌”的培育，这倒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而恰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要通过加强对进口奢侈品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征收管理以及其他贸易政策等手段，进一步保护和扶持本土中高档商品和奢侈品“民族品牌”生产与消费，满足人民多彩生活需求，这才正是我们努力的主旨和方向，而不是相反。     就“扩大内需”而言，即使在凯恩斯“总供给-总需求”理论体系框架中，“需求”也决不仅仅是指商品市场上的批发零售，而是出口、投资和消费的统一体，其背后的实质意义在于由此导致的生产与消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协调统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强调“内需”则尤其是指向的国内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而不是国外产品的进口和消费。如果扩大对进口产品的消费需求，恰恰是拉动“外国的内需”（即外国的出口），促进的是外国的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我国消费者无论是身在国外还是身在国内，所购买的外国奢侈品都是增加了国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科学意义上的“扩大内需”是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更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无关。“把消费者在国外的奢侈品消费转移到国内，有利于‘扩大内需’”的观点，即便不是出于别有用心、无知愚民，也起码是望文生义，以讹传讹。“这种扩大内需”带来的只是数字游戏，增大的也只有国内贸易和GDP的苍白数目字而已，无助于国内生产技术升级和绝大多数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而且，所形成的市场虚假繁荣景象必将迷惑形势判断，所增长的漂亮内贸数字也必将误导政策走向，贻害无穷。     另外，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看，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且只能是增加全体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扩大居民消费，提高生活品质。“目的”和“手段”不能混淆，也不能颠倒，不能为扩内需而扩内需，更不能为拉动外国经济增长而损害本国根本利益。再进一步而言，“内需说”作为凯恩斯学说及其话语体系中核心内容，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和本质把握到底有何适用性，其实在基础理论层面一直是有重大分歧的，早在上个世纪罗宾逊夫人与凯恩斯的论战中，围绕到底“是内需不足，还是分配不公”一直延续至今，对当今中国而言，哪个问题更真，哪个判断更贴近本质，其实也是愈来愈明显了。     就“平衡贸易”而言，有观点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贸易顺差压力大，面临一个“调结构、压规模、扩内需”的问题，因此，“扩大奢侈品进口有利于平衡我国巨额贸易顺差”。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双顺差”问题（即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双顺差）就已经出现。尤其是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十几年来，出口价格指数持续低于进口价格指数，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呈现出商品和资本的单向流出模式。弥补并维持这一模式持续下去的是，除了有限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之外，大部分是亿万工农的低收入、土地低价格、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以及长期冻结的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低估所产生的红利，相当部分甚至是“赔本赚吆喝”得来的血汗钱。     尽管我们的GDP一直维持高速增长，而且“在金融危机时代仍然一枝独秀”，但是，从GDP的统计学意义上看[10]，这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而非主体性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企业主体是外资企业，那么，他只是由于占用了我国的地域空间而增加了我国的GDP数字，我们除了获得土地收益、工人工资和国家税收等收益之外，其他巨额利润收益均与我们无关，更不参与分配。由于目前将近60%的出口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其中的80%是高新技术产业），一半左右的出口是加工贸易形成的，还由于我们对这些出口长期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所以，如果说这种GDP和贸易顺差能带来利益，那么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贡献给了外来投资者，补贴给了外部经济及其消费者[11]。     更为关键的是，顺差问题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由此而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截止2011年6月底已高达近3.2万亿美元，无法在短期内通过宏观政策（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纠正。只有长期努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改善法治环境、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公平竞争，实行国民待遇，提高本国经济技术层次和经济效率，同时，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真正提高消费能力，彻底屏弃靠让利政策和恶性竞争引进外资的战略，根本扭转过度依赖外资和外需的局面。     那么从短期看，如何通过扩大进口来进行贸易平衡呢？现实是：当我们购买实在的矿产资源时，却屡遭价格讹诈（比如澳洲铁矿石问题）；当我们投资紧缺的石油资源时，则又逢外交、军事干扰（比如中东、北非石油问题）；当我们引进真正的高新技术时，专利壁垒和技术封锁让我们迎接不暇；当我们购买先进的防御武器时，则又面临长达二十多年的对华武器禁运……     由此看来，巨额贸易盈余没有更多更好的出路，也只有退而求次“投资”美国国债一求保值增值喽。最近似乎为“分散风险”，又“投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等国的（垃圾）债券[12]。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欧美（主要是美国）之间的一个魔术出现了：     对中国而言，国内商品流出，美元流入，然后美元再流出（购买美国国债借给美国），但却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国内流通，于是，国内商品减少，流通货币增加，最终物价上涨；对美国而言，中国商品流入，美元流出，然后再发债收回（发行国债卖给中国），于是，国内商品增加，流通货币减少，最终物价下降——这就形成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与美元“对内升值、对外贬值”的奇妙对称平衡格局[13]。在这种格局下，中国不仅损失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而且连流通的货币财富也遭受贬值损失；而美国等则恰恰相反。而且，由于中国对出口商品还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对外国消费者进行额外补贴，也导致国外物价进一步下降——这也是前述同类国产商品“外贱内贵”的基本原因。     游戏的不可持续性是显而易见的，依稀的崩盘也在步步临近。     终于，“平衡贸易”的机遇和利好来了，讽刺而又吊诡：一直以来，几乎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每项进步，都无不如影随形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不满、指责或困惑，但是2011年6月，“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的王冠将于2012年戴到中国头上”的消息和现实，却受到西方“一致而又热烈的欢呼”。无论是被超越的日本，还是“受益无穷”的欧美都一起“喊好”。世界奢侈品协会称，日本庆幸“第一奢侈品消费国”这一王冠将被中国“抢”去，日本《读卖新闻》称有两大好处：一是日本人重新捡起原有的勤劳节俭意识；二是处于经济不断上升的中国国民对奢侈品的向往，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商机。德国《柏林日报》6月11日称，中国内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经达到107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4，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德国财经网称，德国经济直接获益于中国人的奢侈品热情。2010年，中国消费者在德国人均采购金额为454欧元，大大超过欧洲最富有的瑞士人的127欧元。六月里，有关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报告扎堆出现。亚洲国际豪华旅游博览与胡润百富14日共同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旅游者的购物花费也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占全球跨国消费的17%。英国《卫报》日前引述研究机构的预测称，到2020年，中国的名牌时装购买能力预料将占到世界的44%。英国“市场观察”网站称，众多西方奢侈品牌对此“欢欣鼓舞”，普拉达、巴宝丽、新秀丽等西方奢侈品牌争相谋划在香港上市融资[14]……     背后的故事既简单、又直观：中国内地消费者已经成为世界奢侈品销售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比简单直观的故事更严酷的现实是：“人前挎LV，回家吃泡面”的畸形消费和“未富先老”、“未富先奢”已经在中国大地呈现。中国整体GDP与美国还有相当长距离，中国人均GDP落后很多国家，甚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中国的最终消费占GDP 的比重从2000年的62%已经跌破50%以内，其中居民消费从占GDP的46跌破到35%以内，而奢侈消费却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对此，有海外学者将其称之为中国经济“崩盘的预兆[15]”，也有西方学者称之为“新奢侈鸦片贸易[16]”。     难道，这是我们需要的“贸易平衡”吗？难道我们的贸易政策、财税政策要配合、支持的就是这种“贸易平衡”和“扩大内需”吗？           三、全面历史地认识奢侈品属性及其积极功能和负面效应，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尊重消费者自主消费意愿，促进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或奢侈品民族品牌的发展，提升生产消费层次，促进技术经济发展，改善对外贸易结构，满足人们多元需求。          “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显然，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桑巴特），但在奢侈品经营业内还是有一个大致的定义：“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具有“奢华性、非必需性和价格高昂”等特性。目前，国际公认的“奢侈品”主要包括高档服装、皮具、珠宝、首饰、豪华游艇、私人飞机等。     奢侈品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涵和形态都在发生着变化，但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和负面效应却是一贯的、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17]中，基于大量史料，精辟地分析了奢侈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于奢侈的消费原则之著名论断。     早在l3、4世纪，西欧各国出现财富迅速增长、并且由封建地产向资本财富转化的过程中，西方上流社会的消费观念开始向奢侈转化。无论是新兴的富人阶层，还是没落的旧贵族，都为追求奢侈消费投入了巨额财富。奢侈之风的盛行引发社会财富流向的变化、社会结构重组和阶层阶级分化。奢侈，以其特有的方式折射、引导出资本主义崛起的经济基础与精神因素，奢侈消费还对资本主义初期的贸易、农业、工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直接的促进作用。     由于海外市场有限，国内市场狭小，普通民众对普通商品的需求拉动作用极小，而唯有奢侈品附加值较高，能够刺激富人需求，从而为资本主义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支撑。          在纺织品、装饰品等奢侈工业的巨大利润吸引下，欧洲及殖民地农业都为了满足奢侈工业品的需求而向大规模、精细化方向发展，由此催生18世纪欧洲农业组织形式变革。     奢侈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从市场经济整体状况看，“即便是最愚钝的人也能看出”，由于大规模的大众消费市场还未出现，只有奢侈品才成为投资增值的载体；从奢侈品生产的特殊工序来看，来自远方的贵重原料，繁琐的生产工序、严格的管理、高昂的费用、管理者广博的见识、卓越的才能，专业分工和联合作业的互补结合，这一切都只有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才能实现；从奢侈品市场状况看，由于奢侈品价格高昂，金额巨大，且需求经常受到“时尚”和市场波动的更大影响，这种波动风险只有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才能有效积极应对。正是基于对奢侈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桑巴特甚至得出如下结论：“奢侈，它本身是非法爱情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     的确，“奢侈鼓励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促进工业新产品的发明创造井投入大批量生产，它是我们经济生产的动力源之一，工业的革新与进步，所有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都应当归功于奢侈[18]”。现代战略家拉茨勒也直言：“奢侈品对于社会的迅速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们明显刺激社会取向效益和成果。奢侈品能提高主观能动性，刺激产生新想法。”他还相信：“奢侈对于各种形式的国民经济还会起到作用。奢侈刺激革新，创造工作机会，塑造品位和风格，而后所有的人都从中受益[19]”。     随着工业技术的革新与进步，奢侈品生产的效率提高使得成本下降，产量提高，消费得到普及，原来的奢侈品变为大众产品，实现了消费的逐步升级，也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高质量生活的不断追求，于是，一个更高起点的奢侈品创新发展的螺旋上升过程便又开始了。     可见，奢侈品以及中高档消费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具有积极功能和正面作用，因此，我们应通过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和相应的财税政策，积极鼓励扶持国内中高档民族品牌发展，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信誉和服务，以此吸引国人消费国产奢侈品和中高档消费品，吸引消费回流，拉动真正意义上的内需；同时，对进口奢侈品及中高档消费品也应按照公平贸易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适量进口，丰富国内市场，同时起到“鲶鱼效应”，逼迫国内企业提高质量和档次。     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消费精神经历了一个由节俭向奢侈、由世俗禁欲精神向消费主义的流变过程，消费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逻辑，成为不断为经济扩张提供驱动力的神话，其经济功能具有正面意义，但也具有道德风险，其经济主义的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生态问题、公平问题、人的异化问题等等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当今中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超越收入分配水平，过分刺激奢侈品消费，过度张扬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功用起负面效果尤其不可忽视。     比如，奢侈品消费所引起的消费差距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外在表现，同样存在一个伦理限度问题，即这种差距应当是能够为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容忍或接受的程度；这种差距的存在，必须能够使所有人得利，尤其是使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获益（其中，让奢侈品消费者承担更多的税负，转移支付给低收入者，正是一种这样的有效机制）。从当代中国现实来看，大多数社会成员是认可这种消费差距的，对公平的看法较以往理性和全面得多了，他们反对的是那些通过不当、不法方式获取消费资料却又在大肆挥霍、渲染自己高消费方式的行为，或者自己过着所谓的高贵的奢侈生活方式，却对大多数穷困者的生活境遇报以冷漠甚至鄙夷，不耻与之为伍，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加剧社会“仇富”情结。过大的消费差距是对社会公平的践踏，是对守法敬业、诚实劳动、勤俭致富等传统美德的讽刺，伤害了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感，带动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助长了投机、浮躁、奢侈、冷漠的不良心态，甚至加速了社会结构的断裂和不同阶层人们之间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与社会和谐背道而驰，最近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因此，消费是个人权利，奢侈品消费追求个性自由，既是个体获得自尊与自信、激发个体创造性的前提，也是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标志。然而，每个人的消费自由却不是绝对任性和纯粹自我的，个人必须关注社会公平，必须使自己的自由限制在一定的公平范围之内：要考虑到消费差距的合理限度，尊重和维护甚至关心他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生存权利，不放任欲望驱使，更不能任性妄为。全社会培育形成这样一个社会风尚，建立健全相应制度体制予以保障则尤其显得紧迫而又重要。           四、要旗帜鲜明地加强对进口奢侈品经营的税收管理，保持较高税负，有利于保护本土中高档商品及奢侈品生存发展空间，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有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和谐。          在中国税收制度体系中，并没有单独设置针对“奢侈品”的税种，奢侈品作为普通商品大家庭中的一员，负担与其他商品同样的税种，理应承担在进口环节统一交纳的进口商品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并承担在国内经营过程中的国内相关税收，这是国际普遍通行的做法。当然，国家根据国情需要，会在统一税收体系框架下，通过不同商品适用的税率高低、征收环节和减免优惠等税收要素调整体现对不同商品的奖、限意图、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和发展战略，从这个意义上，税收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是国家主权的基本标志，更是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象征。     第一、从体现国家产业政策角度看。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还需要保护，还需要提高资本积累，遏制不合理消费，尤其是进口奢侈品的消费。因此，通过征收关税和其他进口税收，就是要保护本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设置关税等进口壁垒的基本原则是：初级产品进口壁垒低于制成品，零部件进口壁垒低于整车整机，奢侈品进口壁垒高于中低档消费品，使民族产业能够从较低档产品起步，逐步发展壮大。这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的成败，也是衡量一国政府行动能力的重要标杆。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国外奢侈品在中国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境外价格或在其母国的价格是由于进口环节关税过高”的话，那也恰恰表明了中国产业发展政策及关税政策是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抑制不合理消费的作用。     对此，有人视而不见，反而以“全球化”、“自由贸易”、“国际接轨”“拉动内需”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提出不断降低关税等政策主张，尤其提出要降低奢侈品关税，甚至取消消费税，无疑是要敞开大门，让国外产品直接冲击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以这种新历史条件下的“新型鸦片贸易”以极不对等的方式掠夺中国财富[20]，这正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十年了，需要总结和反思的问题很多，其中，正确发挥关税等进口环节和国内环节税收的作用问题尤为突出。我们不能忘记，当最早把“全球化”理念和手段付诸实践的英国人“为自由贸易而战”时，英国的平均关税率高达30%以上[21]，而当时满清政府的主要进口商品的官方关税率多在5%以下，实征也在20%以下[22]，但是，即使这般“门户开放”，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仍然招致了列强卑劣的鸦片贸易、血腥的坚船利炮和屈辱的割地赔款；我们不能忘记，当年，这些发达的经济富国无不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靠贸易保护政策（还有屠杀、掠夺）暴发的，而现在却高唱着自由贸易至上（还有“新干涉主义”）的滥调，其实只不过是以过河拆桥的方法来扼杀新的竞争对手；我们更不能忘记，当年面对英国兜售“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时，恰恰是德国、法国、美国等诸后进国家没有盲目与“国际接轨”，美国总统林肯不无忧虑地说：“如果取消关税而支持自由贸易，那么，我国每一经济部门的工人便将和欧洲工人一样，降低到农奴和贫民的水平[23]”。而德国则在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学说的指导下成立了德国关税同盟，实施了坚决的贸易保护主义[24]。     可以说，如果没有以关税为核心手段的一系列保障屏障，就没有美、德、法诸强国在19世纪的崛起。直到20世纪，法国对丝绸征收的进口关税还高达80％[25]；在号称实行了自由贸易以后(1850年以后)的英国，对丝绸制品的关税仍高达15％[26]；在整个l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一般都在20％以上[27]。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垮掉了。其原因：一是鸦片，二是战争赔款，三是不公平的贸易关系。这导致人民经济收入减少、税赋加重、内乱滋生和国家贫弱。中国文明的衰败并非自由贸易之过，而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之过[28]……百年沧桑，开放的中国更加坚定地认同了全球协同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时代主旋律，也应坚定地确认构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包括税收关系，绝不能违背全球公正原则。     第二、从维护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角度看。目前国际奢侈品在中国的经营模式一般采用垄断直营的方式，贸易路径一般利用香港作为中转站进入大陆市场，赢利模式一般是利用香港的控股公司进行关联交易、靠避税和垄断利润获得多重高额利润。由于香港是世界著名的“避税港”，“税种少、税制简[29]”，特别是香港税收对商品及服务的依赖程度很低，没有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而这恰恰是国内的几大主力税种），而且税率较低，企业利得税率仅16.5%，为内地的66%，在这种税制结构下，奢侈品跨国集团按照“纳税筹划、合理避税”的要求，大都在香港成立完全控股的贸易公司，专司进口奢侈品业务，并出口内地，与内地所设垄断直营的奢侈品卖场（公司）之间表面是独立企业，其实形成关联公司，通过价格操纵手段，即大大高于一般交易价格的关联交易价格出口内地，并以极低税负在港完税，从而将高额利润锁定并在香港公司财务报表上实现，以规避税收。显然，这种经营模式下，奢侈品企业的税收负担大大低于国内同类企业，极大地损害了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损害了国内厂商和消费者的多种权益，理应通过加强反避税举措和正常税收管理予以矫正，更不应该对其进行减税优惠。同时，对于国内消费者个人通过国际旅游形式、网络邮购等方式等规避了正式贸易渠道下的关税和消费税，获得了奢侈品的低价格，削弱了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也应该好好研究堵塞这些漏洞。     第三，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调节收入分配角度看。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基本上是由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结构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30]，消费问题实质上是分配问题的延伸，是现实利益分配状况的直接表现。因此，消费中的公平问题本身就是分配问题的深化与具体化，其表现也是复杂多样的，比如，在自然资源享有中的代际公平问题，富人与穷人在消费生活中的两极分化问题，某些杜会成员非法掠夺或过多占用消费资料问题。其中，奢侈品消费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问题。奢侈品的特征是奢华性、非必需性和高昂的价格，“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就是对富人征税”，是对两极分化问题的有效矫正，也是对不合理消费需求的有效抑制，不但不应降低，相反应该提高。同样，这也与税收固有职能高度吻合：从财政职能看，奢侈品附加值高、含税量大，以奢侈品为载体或税基，把富人过高的收入通过奢侈品消费环节征收一部分，税收执行成本较低，社会总体效用较高；从调节职能看，税收体系的调节作用除了在生产、交换和分配环节之外，还在消费环节对高收入者的奢侈性消费进行征税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矫正性机制，这种机制正是通过对消费差距征税来逆向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手段。把从那些花得起大价钱购买奢侈品的人那里征得的税收，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才是真正合乎民意的选择。所以，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对进口奢侈品保持较高税负（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等），加强税收管理，同时，应该把更多的进口奢侈品纳入到奢侈品消费税征收范围来，充分发挥奢侈品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五、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并使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高度一致，提高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当前尤其要主动占领财税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          在2011年7月15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首次对两大部委间的争议作出表态，他表示，“前一阶段我们看到有一些专家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评论，我想各方的评论都有他的出发点。”姚坚解释，但还是要以扩大国内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且“降税有利扩大中产消费”等等[31]。问题在于，制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到底在哪里？应该以什么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扩大内需应该着眼于哪个社会阶层的需求？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评价社会生活中一切现象的终极价值尺度。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消费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确认，也是人的本质的不断升华、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制定消费经济政策的依据和目标就是要尊重人们的消费意愿，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同样适用奢侈品消费政策。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存在与消费之间的内在紧张和潜在风险，比如，生态方面的主体权能与生态限度之间的矛盾，自由方面的个性自由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人性方面的人自身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矛盾，在奢侈品消费问题上要把积极促进与合理引导相结合，彻底屏弃单纯的经济功利观，通过财税政策、消费政策等手段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以马克思主义“利益矛盾分析方法”和“社会再生产四大环节辨证统一”理论方法为根本指导，借鉴凯恩斯“三架马车”理论方法的有益成分，科学地区别表象和本质，分清主要和次要，弄清手段和目的，辨别真问题和伪问题，最终抓住影响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中最为突出的分配问题，从而把握轻重缓急，实现政策有的放矢。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以少数权贵阶层的局部利益为本。其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统一、协调发展。     然而，以此观照“奢侈品减税”等政策主张，从决策依据看，能以极少数富人阶层的奢侈消费价格代表中国总体物价水平吗？显然不能，因此也就不能以偏盖全地认为奢侈品消费能影响到“拉动内需”，现阶段奢侈品无论是消费总量和消费者占比都不是中国整体消费的主流，更不是目前中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关注面。只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消费增长的提升，才能带来可循环的内需增长，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驱动力。然而，我国两极分化严重，高收入群体收入和财富对大众的倍数更多，话语权更重，以他们的消费作为衡量全国物价水平的标杆，扭曲程度更为严重。同时，在媒体的放大作用下，少数高收入阶层对他们理应承担的较高税费的抱怨被误读夸大为大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少数人的意愿歪曲为大众民意，从而使有利于公众和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政策遭受巨大舆论压力。     从政策研究的出发点和选择时机看，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今年春天“济南菜农因“8分钱一斤卷心菜”而自杀，而北京等大城市菜价畸高，低收入群众为吃不起菜而发愁，最近海南蕉农“成本八毛只卖两毛，无奈之下香蕉喂猪”等报道令人揪心；另一方面，“郭美美炫富”事件刺激公众神经，挑战公众忍耐底线，富人挎着名包、戴着名表、开着豪车甚至私人飞机到处跑；再一方面，群众基本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样的氛围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要求，应该干什么，应该缓干什么，应该不干什么，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吗？有关部门和人士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众衣食住行等生计问题上，而是研究如何满足极少数富人的奢侈需求，甚至利用公共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帮助跨国集团在中国推销奢侈品，不啻是天方夜谈，然而，这一切就发生在眼前。     进一步引申而言，应高度重视国际奢侈品巨头背后的跨国公司利益集团。目前在中国的外资早已不是开放初期的散兵游勇了，而是演变为垄断资本，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势力及母国强大的政治后盾，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民间团体和大学、研究机构，成为谋求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产生影响，实现更彻底的垄断、控制和暴利的利益集团。其主要手段是：利用媒体、强力公关、利益输送、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跨国垄断资本结盟、借助与培养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以非常手段操纵腐败官员等手段侵蚀中国经济主权和利益。其严重危害是：影响重大决策乃至立法，损害法律尊严、损害政府威信，谋求垄断优势，扰乱市场秩序，掠夺巨额利益。跨国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对中国经济安全产生越来越大的危害，主要在于思想领域放弃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在思想文化领域自我麻痹，自我缴械，轻易放弃思想舆论文化阵地，使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错误思潮畅行无阻；某些无良学者和买办充当跨国垄断资本代言人，有意误导决策和舆论，唯外资马首是瞻；某些政府部门“不当决策”和“错误决策”、监管能力不足、监管行为滞后；其中的某些个人私欲膨胀，急功近利，甚至丧失原则立场，置国家和民族大义与不顾，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近年来查处的诸多涉外案件无不惊心动魄地展示了上述场景。     ……在这些场景的映衬下，透视近期我国“奢侈品税负过高”、“痛苦指数世界之最”、“税负过高导致中国物价高于国外”、“降低奢侈品关税拉动内需”等诸多争鸣，发现有的早已超出了正常的学术探讨和政策辩论范畴，不乏逻辑混乱、流言蜚语、漫骂攻击和恶意诽谤等等，其中徘徊着一股不良倾向，就是“税收原罪论”倾向，很多人把税负问题当成了空筐，把一切问题，比如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收入不高等都看做是税负造成的，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国家税收掠夺了他们的财富和幸福所致。在这股舆论冲击中，撇开正常的解疑释惑、学术争鸣以及宣传不够和财税缺陷等因素之外，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了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作祟的魅影了。     基于对我们已成功进行60多年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认识，基于对已经开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伟大社会建设工程的现实认识，基于对税收所固有的作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物质基础本质特征的理性把握，更基于对古今中外波澜壮阔历史画卷中久演不衰的“税能载舟，亦能覆舟”鸿篇巨制的了然于胸，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起码的意识：税收问题不简单，事关商品价格，影响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有机统一、关系到我国进出口平衡、财政收支平衡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宏观经济问题，而且还与收入分配、社会风尚、文化发展和社会和谐紧密相关，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结合部。对于目前围绕我国“税收负担”所展现的正常学术争鸣之外的、似乎有步骤、有组织、有重点地聒噪、纷扰和步步紧避，其背后的真正指向和用意的确值得我们提高警惕，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占领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并采取多种措施加以坚决有效地应对。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     ——————————————————————————–     注释：     [1]《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2]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载于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载于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载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3] 参见《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0%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 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4]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5]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6]《多 部 委 就 奢 侈 品 税 分 层 调 整 达 成 共 识 高 档 品 或 增 税 》2011年09月10日 〈中国经营报〉作者：徐聪；《财政部否认奢侈品分层调税说 称态度未变》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4日 10:11 财经网；《消息称各部门就奢侈品降税达共识 最快年底明确》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3日〈中国青年报〉     [7]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为什么不在国内消费奢侈品？》载于2011年0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社科院蓝皮书：2015年前中国或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载于2011年06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 0 %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 载于《新华网2011-07-01，国际先驱导报》；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作者博客，2011-7-1 ；     孙韶华：《中国商品含税是美4倍 专家建议奢侈品区别降税》载于中国新闻网，2011年07月04日；     《全球奢侈品市场走出危机 中国消费量已超过日本》2011年05月05日《京华时报》。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本文中所列观点和数据，除特别标明的之外，均引自上文。     [8]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第1版，第96-97页。     [9]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10]宋小川：《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11]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载《经济研究》2007年12期     [12]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 》作者博客，2011-7-1     [13]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聂辉华赴美研究发现，在繁复的物价比较当中，两组统计数据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一组数据是，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其物价之稳定从一个细节就可见一斑：自美元诞生百余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始终在市场上流通。另一组数据是，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关于当今中国物价是否已经比美国还贵的问题，几位接受采访的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相对于购买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究其原因，一个被广泛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20%多，从而导致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同时，在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战略下，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在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必须要以基础货币增发来对冲，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参阅《中国青年报》2011年6月29日报道《中国人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引发大讨论》     [14]本段落中西方各国报纸消息和数据，均引自《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15]张琪：《黄亚生：中国现在本应该人均收入15000美元》经济观察网，2011年07月04日     [16]程惠建《别让奢侈品成为另种“鸦片”》载于2011年05月09日《国际金融报》     [17]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2005年4月第1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8]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著，韩光明等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3页。转引自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04页。     [19]沃夫冈·拉茨勒著，刘风译：《奢侈带来富足》，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转引自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04页。     [20]如今，中国的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只有两万元左右。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一年的收入尚不足以买一个奢侈品的手袋。其实，在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不对等的“交换”，或者就是一种剥夺。“奢侈品是精神鸦片。”财经作家叶楚华在09年时就如是指出。“奢侈品其实是‘高雅’国家对相对‘低俗’国家的一种剥夺，因为这种高价值的东西，可以一夜之间剥夺掉他国的巨额财富”，是国际列强掠夺中国财富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有媒体做出的反思更为犀利：“在追逐精致生活的梦想中，人群走火入魔地失去了起码的价值判断力，用一个中国工人生产一百件衬衫的血汗钱去换一只其实除了‘标志’并无多少‘奢侈’可言的皮包。物欲交换被诱入如此的信仰窄门，怎不让人联想到吗啡与其吸食者的危险关系？！”不仅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其毒害麻痹程度更为显著。“西方奢侈品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其实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志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奢侈品就是始终把人维持在乞丐状态，却给他做皇帝的错觉。”参见《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 载于《新华网2011-07-01，国际先驱导报》     [21] 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2]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3] 马丁等：《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24]这种学说宣称，工业发展后进的国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参见韩德强：《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参见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5] 赵淑敏：《中国海关史》，中央文物出版社l982年版，第59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6]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中卷，l986年版，上卷，第613页；中卷，第l5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7]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8]参见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31页。     [29] 没有流转税（营业税、增值税等），而且是唯一没有征收一般消费税的经济发达体，只有利得税、薪俸税、物业税、印花税、博彩税、酒店房租税，其中，利得税占税收总额的50%以上。另外，豁免征收香港境外交易收入或利润的税项。     [30]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分配，如果物质生产的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13页。     [31]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参考文献：     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载《经济研究》2007年12期     王小鲁、樊纲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余永定：《双顺差的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载《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2010年6月三联书店第一版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2005年4月第1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第1版     宋小川：《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江涌：《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李光辉：《税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税务》2000年第4期     马丁等：《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韩德强：《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为什么不在国内消费奢侈品？》载于2011年0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社科院蓝皮书：2015年前中国或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载于2011年06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     《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 0 %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载于2011年7月1日《国际先驱导报》     程惠建《别让奢侈品成为另种“鸦片”》载于2011年05月09日《国际金融报》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作者博客，2011-7-1     孙韶华：《中国商品含税是美4倍专家建议奢侈品区别降税》载于中国新闻网，2011年07月04日     《全球奢侈品市场走出危机 中国消费量已超过日本》2011年05月05日《京华时报》          本文删节版本发于《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9/10期合编本，作者授权爱思想网站首发全文版本。    进入专题： 进口奢侈品降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国际贸易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21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 　　言论自由是人类全部自由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自由都将无从保障。在没有言论自由或者言论自由被侵袭的地方，虐政必将横行，在现当代，这种虐政有一个专有名称，这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说极权主义、极权专制主义。极权专制主义可能会导致很多社会罪恶，然而在我看来最严重的罪恶在于对人的精神扼杀，甚至可以说，我们平时所指摘的社会罪恶是极权专制主义对人进行精神扼杀的结果，也是绝大多数社会罪恶之所以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怎么想起要说这样一番话呢？源于与几个年轻朋友的交谈。 　　我很看重与年轻朋友的交往，这里边当然有作为小说家的小小的私心，出于写作需要，我需要就近观察年轻人的心态和言谈举止，了解他们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以便把他们植入长篇小说；但这里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把他们看成我的老师，我认为在对时代的见解上，他们远比我们这些所谓“过来人”更直接，更纤细，更敏锐，也更深刻。结果，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四五个这样的朋友聚集到了我的客厅。 　　话题是广泛的，因为他们都处在不同的人生情境之中，都在为生存奔忙，各有各的烦恼与欢乐。不知道怎么话题就扯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现状上，大家都表示了不满足，觉得没有值得看的作品，有人甚至对中国当代作家群体表达深深的失望和鄙视，认为他们集体缺席了时代大潮前端的思想碰撞，萎靡不振，蝇营狗苟，奴颜婢膝。一个很有天分和文学潜质的朋友，在随后写给我的信件中，说到他最近出于工作需要正在阅读前些年出版的一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没想到这本著名的作品让他大大地失望了，他说它“有故事没有人物，有人物没有心灵”，认为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他很不理解这样一部不成功作品为什么获得了中国最高的文学奖项，并且在读者中如此著名？ 　　在那次聚会中，所有谈论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精神产品的大面积品位下降和思想萎缩？真正有思想艺术质量的作品为什么很难被出版，平庸之作为什么反而会大行于世，甚至受到国家旋床部门的表彰和鼓励？ 　　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之所以很不谦虚地用“回答”两个字来说这件事，是因为我的职业经历。我在《我为什么选择了文学》（2006-10-28）一文中，曾经回顾1969年插队以后因为在我所主办的油印小报讨论不该讨论的问题（例如怎样看待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问题），被一位北京市政府派到陕北管理知识青年的干部挟私报复，在全副武装民兵的押解下，在全公社范围内轮流批斗、丧失人身自由达半年之久。那一年我18岁，几乎是个孩子，还很稚嫩，这场严酷的生活风暴几乎把我毁灭，我甚至无数次想自杀，然而有一天，当我站在几十丈高的悬崖上，最终决定不再考虑跳下去的时候，我竟然面对着辽阔的陕北高原发誓说：“我一定要当一个作家！一定要说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理想从来没有动摇，以至于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1974年招工，三年以后我想方设法上了大学，就读的是中文专业；1977年毕业我选择了一个可以从事创作的文化单位工作；1983年我的小说创作获得一定影响，藉此我选择了到出版社工作，先是主编文学刊物，后来从事编辑图书，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虽然后来在某种强力作用下，职业发生了改变，但基本上可以说，我一生都在从事出版工作，做过编辑，做过编辑部主任，做过出版社社长，也做过总编辑，应当说，我熟知一本书出版过程的全部细节，比较了解内情。 　　众所周知，在中国，或者说在极权专制主义状态下，很多真相都隐藏在内情之中。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西方社会学家参访苏联之后曾经慨叹：苏联有两个现实，一个是宪法、法律条文以及所有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冠冕堂皇的现实，一个是掩藏在这一切政治喧嚷之下的真实的现实，人的处境恰恰是在后一种现实之中，我认为这位社会学家的说法适用于我们经验的这个世界。 　　现在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2 　　我们假设你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为种种极端的社会弊病所激励和鼓动，写作了一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或者涉及官员对民众利益的严重侵犯，或者涉及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入城市打工遭遇种种困顿的生活情境，或者涉及城管人员对小商小贩近乎于摧残的穷追猛打，或者涉及城市居民因为反抗政府拆迁而点火自焚，或者涉及遣返制度制造的大规模社会罪恶，或者设计天文数字的“三公消费”，或者涉及传说中的“特供”，或者涉及国有垄断企业对国民财富无休止的掠夺，或者涉及耸人听闻的贪赃枉法草芥人命的司法黑幕，或者涉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由于权力寻租造成的创业艰难，或者涉及思想者因为思想而被主流社会驱逐到社会边缘，或者涉及一桩影响全国的腐败大案，或者涉及“天上人间”常客的官员身份及其政治背景……总之，你像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作家那样坚守着良知，在作品中反映了中国真实的社会状况，描写了普通民众真实的生存处境，那么，你会遭遇到什么呢？ 　　你用帆布挎包背着稿件，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然后蹶蹶地向出版社走去，觉得天晴日朗，精神愉悦，就像收获了爱情一样。然而到了出版社，你的书稿通常会遇到如下三种情况：一、作为第一道关口的责任编辑直言不讳：“哥们，你把生活描写得太阴暗了，我要是把这样的书上报选题，领导一定会认为我缺乏最基本的编辑素质，我不能干这种傻×才干的事。”这个世界毕竟是聪明人居多，傻×很少，结果就像《水浒传》中王婆说的那样，你的事就完了。二、假设你碰到一个像你一样抱有文学信念的编辑，不惧怕影响职业生涯，硬是把这本书上报给了编委会，讨论的时候，社长、总编辑会怎样说呢？“书的确是好书，甚至可以说比我们已经出版过的任何一本长篇小说都优秀，但是最近主管部门对这类题材图书有明确要求，不能安排出版。”社长、总编辑都是吃体制这碗饭的人，谁会为一本书丢掉特权和地位呢？结果你的事又完了。三、假设这家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是社会责任感很重的人，认为“如果这样的小说不能出版，是我们的失职”，于是出版了，管理部门马上就会发现有人违背了出版纪律，随之就会有电话打过来，先是要求出版社自查自纠，停止发行，如果出版社仍旧拖延，就会有行政命令传下来，强制停止发行，社长、总编辑因此丢掉官职也未可知，社长、总编辑都完了，你的事还不完么？当然是完了。 　　完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死了，你的精神产品死了。 　　“为什么？”书呆子式的你义愤填膺，“我一本虚构的长篇小说不过是反映了生活的某种真实，并不涉及政治，碍着什么了？怎么就不能被出版呢？为什么要被查禁呢？”责任编辑、社长、总编辑愁容满面，说：“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你看着眼前这些亲手扼杀你这本书的人，可能会在心底里诅咒他们不是东西，放弃了人的责任，无良，无耻，还有某种程度的缺德。但是你错了，你错怪了他们。从表面上看，责任编辑、社长、总编辑的确亲手杀死了你这本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哲学信念或者社会学思想的人，看得到表面下的机理，你就会发现，任何事物都是某种作用力的结果，这件事的作用力或者说它的动力总成，不在某个具体的个人，换一句话说，出现在这件事中的责任编辑、社长、总编辑对一部作品的扼杀之力，是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向个体延伸的结果，他们只是这架国家控制机器末端的一个环节，一个齿轮，一颗螺丝钉。 　　那么，国家机器是通过什么方式向这部机器的末端传导它的动能的呢？如果我们认为神圣的宪法权利被消解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肌体无所不在的侵蚀与控制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国家控制机器末端的那些人作为肌体细胞，又是怎样存活、在怎样的心理机制下行使职能的呢？ 　　我们的问题又深一步了。 　　3 　　据我所知，在我国，体现中国公民表达意愿和思想言论自由的最高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白纸黑字看得见也摸得着的，责任编辑、社长、总编辑为什么没有遵行这项法律，反而以“把生活描写得太阴暗”为由扼杀你那本用心血写成的书呢？难道还有一部作为国家宪法下位法的《描写生活光明法》颁行于天下，具体规定了在描写农民工生活、城管对小贩的穷打、城市居民反抗拆迁、遣返制度、国有垄断企业掠夺、司法黑幕、三公消费、特供、大学就业和创业艰难、思想者沦落社会边缘、腐败大案、进入“天上人间”官员背景时必须突出光明面，表现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祥和喜庆、欣欣向荣、人民群众欢乐幸福……以至于对责任编辑、社长、总编辑形成了明确的法律制约，使他们可以依据法律条文判断一本书可以出版或不可以出版吗？ 　　我很愚戆，竟然花一整天功夫去查阅厚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吃惊的是我没有找到被称之为《描写生活光明法》的法律，这就是说，国家法律从来没有具体规定过文学作品必须表现社会光明，相反，我们从国家宣传机器中看到的全部是对文学工作者社会责任的强调，教导他们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生活。这样说来，责任编辑、社长、总编辑真的如同那位作者心里所想的那样“不是东西，放弃了人的责任，无良，无耻”，胆大包天，逾越国家法律，漠视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像匪徒一样扼杀精神产品了吗？ 　　事情没有这样简单，下面我依据自己的体验说一说这件事情。 　　暴力和警察固然是极权专制主义的独有特征，然而并不是最显著的特征，最显著特征是以挟制言论自由为主要特征的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这种控制弥漫在整个社会，无色无嗅，却寒彻骨髓，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它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当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施罪恶的时候，不是遵从于明确的法律、法规、文件或者命令，而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自觉，就好像有一个声音要他这样做一样。强拆大队是这样，城管是这样，警察是这样，坐在办公室一边品茶一边决定小说、电影、电视剧、戏曲、音乐和美术作品、电视娱乐节目生死的国家公务员是这样，当然，我们正在谈论的责任编辑、社长和总编辑也是这样。 　　人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历经六十余年血腥的政治风雨，就是再没有记性的人也应当知道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违了，这个民族积淀起来的集体无意识不仅成为了人们的生存指导，更是渗透到了幽深的人性之中，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身为何物，不知道世界何为真实、何为虚假了。我做编辑的时候，当社长的时候，也不敢触碰敏感题材的图书，也曾经拒绝过在我看来绝对优秀的作品，而拒绝的理由同样也是无理由，即遵从于非理性的直觉，听从于虚空中的声音：“你是吃体制这碗饭的，千万别惹麻烦。”前些日子我把最近写作完成的长篇小说书稿交给出版社，遇到了一个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的责任编辑，不仅试图删改某些他认为“消极”的段落，甚至连行文和人物对话中的“政治”两个字也要用别的词汇替代。这位责任编辑是文艺学研究生，不过二十来岁，按说没有经历过生与死的政治洗礼，为什么竟然会如此谨小慎微呢？只能说，他秉承了六十年血雨腥风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父辈或者祖父辈的惨痛经历改变了他心灵的颜色，非我以察觉不到的形式进入了自我，当他作为社会角色做出社会行为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身为何物，更不知道世界何为真实、何为虚假。 　　人就是这样丧失自我，丧失体温，成为国家机器中冰冷零件的，国家意志就是这样从中枢神经传导到神经末梢的，当年那些天真无邪的德国青年就是这样燃烧着热血成为纳粹分子的，法西斯德国就是这样成为世界灾难之源的。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 　　在一个有病的肌体上，每一个细胞都不健康，我们（包括痛陈极权专制主义罪恶的人）身上流淌的鲜血都不干净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构成了极权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不同点在于表现方式不同，表现程度不一，仅此而已。 　　4 　　“陈行之先生，你说的那个非理性直觉究竟什么意思？你难道是在强调只有人性罪恶才是导致社会罪恶的原因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人的意识活动中的直觉并非仅只是人类生物机能的衍生物，诸如唾液、汗液、精液之类；它也绝非仅只是上帝、佛陀或者穆罕默德先知的神秘暗示，诸如天启、顿悟之类，相反，它是人类“在”之结果，是实在事物在人类灵魂幕布上的映像，如同叔本华表述的那样：世界是我的表象。浅显的说法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白天惦记和警觉什么，梦中就会出现什么，或者是让人魂不守舍的美女，或者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厉鬼，完全取决于你白天的生活状态。倘若一个人被土匪围堵，四周刀光剑影，杀戮随时都会发生，那么他是不大可能在梦中与美女厮磨的；相反，倘若一个人对自己的女人爱得要死，共赴温柔之乡时如同干柴烈火，折腾了整整一个通宵，疯狂得把床上的东西都抛撒了，天明时昏昏睡去，除非是在《聊斋》里，他怎么可能会梦到索命的阎罗呢？可见，即使是直觉，也有很多孔隙通往现实世界，是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奠定了直觉的形态。 　　那么，具体到一本书的境遇，“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又是什么事物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没有体现言论自由的民间开办的报纸、新闻、广播和电视机构，这些机构都是国家设置和控制的“社会主义舆论阵地”，是“党的舆论机关”，既然你是党和政府的舆论机关，你当然必须无条件遵从和服务于党和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宣传党和政府的意志和主张，这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报纸、新闻、广播和电视的最重要职责，并非为国民提供宪法所规定的表达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平台，而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是干什么的呢？当然是遵从于党和政府的意志，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的–用我们那位官员质问新闻媒体的话说：“你究竟是为群众说话，还是为党说话？”党的报纸、新闻、广播和电视当然是为党说话的，当然要严格宣传和遵守党的纪律，贯彻和执行党的决议，这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位官员并没有错。 　　这样说来，对新闻出版领域不很了解的朋友很可能会以为我们国家在宪法之外还有一部用以规范报纸、新闻、广播和电视行为的国家法律，譬如《新闻出版法》之类，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没有这样一部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有远见的专家学者曾经大力呼吁和推动过关于报纸、新闻、广播和电视的国家立法，但是最后都成了死胎，据我所知，直到现在国家立法机构这个美丽的孕妇仍旧腹部平平，看不出有什么《新闻出版法》之类的婴儿在肚子里孕育，所以你也就没有办法期待它的诞生，至少在近期，你是甭指望听到它来到人间的那声响亮啼哭的。 　　既然没有这样一部法律，国家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如果认真实施又会带来很多不便，那么，国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法律对报纸、新闻、广播和电视进行管理的呢？这里就要说到一个显著的中国特色了：在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文件而非法律，即所谓“文件治国”、“领导人讲话治国”。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态，也把主要观察点放到文件和领导人讲话而非宪法、法律上，不是偶然的。 　　尽管我们没有《新闻出版法》，我们却有很多对报纸、新闻、广播、电视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大量公开、半公开、不公开的通知、意见、口头打招呼、决定和规定（有一些甚至是实行了几十年的“暂行规定”）以及实际通行的惯例，这些规定和惯例涉及到出版机构的创办、主办和主管单位的职责，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选用，报刊和出版社的登记、变更与撤销，印刷机械、纸张的控制等事项。 　　以书为例。国家对某些特定题材图书（比如延安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六四、宗教活动、法轮功、国家和中共高层领导人物的活动、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生平活动等等）的出版做了明确限制，凡是涉及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工作和生活情况的作品，介绍中国政府官员情况的出版物，中共党史重要事件的回忆录、地下斗争的回忆录，乃至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状况、中国古旧小说、性知识、性科学、现代外国学术著作和政治著作、具有反共反华倾向的学术著作等等，都实行严格的专题申报审查制度。我们还可以把新闻界的情况拿来作为佐证：国家对重大新闻的发布、重大灾情疫情的发布，对领导人的活动和突发事件（恐怖主义行为、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对友好国家友好党的内部事务的报道，对社会治安领域诸如溺弃女婴、吸毒贩毒、拐卖人口、暴力犯罪、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批评报道，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其精细程度甚至到某个词句如何使用的程度。新闻出版机构在实际运作中不得不面对上报、报送、送审、审定、审批、审查、审核、核准、核定、不要、不准、不得、不许……构成的无数限制性规定，出版界的朋友经常用“戴着脚镣跳舞”来自嘲自己的处境。 　　这不独是出版人的处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更是国家的处境。 　　5 　　我等都是肉眼凡胎，蝼蚁一般讨生存的人，所谓出版人的处境、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好还是不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的工作无非难做一些，你那本有质量的书无非因为有质量而得不到出版，然而作为国家可就不一样了，这种不正常的处境是会产生社会后果的，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六十多年来，我们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除了产生几个把卫星打上天和制造原子弹、氢弹之类杀人武器的科学家之外，在社会人文领域，没有给人类贡献一个被世界公认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哲学家、法律学家、人类学家、水力学家、天文学家、气象学家、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这些人都跑哪儿去了呢？不好意思，在反右派斗争中在夹边沟被饿死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自杀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了，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中被逐出学术队伍了，在政治风波期间被以“反革命罪”宣判了，由于为农民维权被抓起来了，因为呼吁以法律手段杜绝强拆被从立法者队伍中驱逐出来了，因为非议建设三峡大坝被边缘化为在家养鸟遛狗的老人了，因为主张公民的宪法权利被投进监狱了……一句话，狗日的们全部因为在一个阶段之内没有坚定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意志、主张、政策、策略、决议、规定、意见、通知、打招呼，而成为了自绝于党和国家的人。 　　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言论自由的严重缺失，由于思想被强制禁止流动，我们才失去了这些宝贵的民族精神的建构者，也正是因为失去了他们，我们同时也就失去了精神产品的滋润，我们这个民族才在社会层面出现大面积精神干渴和精神萎缩，我们的道德才发生畸变，我们的良知才被泯灭，我们的人性才被扭曲……沙叶新先生痛心疾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孙立平先生警示人们“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溃败”，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验到的事实。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没有赢家，绝对没有赢家！历史将证明，不管你是坐拥千亿私人财产的政府官员还是500个特权家庭中的一员，只要这艘大船倾覆，你们都将随着它的沉没而沉没，淹死的不可能都是被你们称之为“屁民”的人，正是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到最后“做鬼都不会放过你”，那将是死亡和鲜血汇聚成的大海，那里一定也有你们的鲜血！#p#分页标题#e# 　　让我们回到话题当中。 　　当一个社会的精神肌体发生如此严重溃烂的时候，在政治层面，必然会麇集起众多不受约束的权力者，虐政或者说极权专制主义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极权专制主义既是野蛮的权力者产生之因，又是权力者群体野蛮地奴役社会之果；极权专制主义既是精神扼杀的实施者，精神扼杀又是极权专制主义的动力源，它们彼此狼狈，相辅相成。 　　6 　　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1921-2002）在《正义论》（1971年）中指出，看一个社会体制是否正义，只要看其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如何分配就可以了，为此，他反复论述了如下两个基本的正义原则– 　　第一，平等原则。社会制度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各种基本的平等自由（选举权和出任公职的权利），言论、集会、信仰和思想的自由；人身自由和财产权；法治观念中不受任意逮捕和搜查的自由，等等。 　　第二，正义原则。任何形式的社会制度都无法完全避免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不平等现象的存在，社会正义的原则要求，制度必须对所有人都有利，它必须保证人们指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顺利地做到这一点，这就要求地位和权力必须对一切人开放，让具有同等才能的人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 　　在我看来，这两个原则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最基本权利言论、集会、信仰和思想自由的权利能否得到保障，没有这个东西一切都无从谈起。如果把被正义支撑的社会比喻为一座大厦，一本书就是一块砖石，思想言论自由就是它的根基，如果你一个劲儿拆解砖石，如果根基发生了动摇，大厦必将发生倾覆。让人痛心的是，我们所有的社会控制手段，每天都在动摇这个根基。 　　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不敢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 　　作者注：本文是随笔集《陈行之极权主义微观生活谈片》中的一篇，另外还有：《权力状态下的英雄价值》（2007-3-25），《权力状态下的道德畸变》（2008-10-9），《权力状态下的良知泯灭》（2008-10-26），《权力状态下的人性扭曲》（2008-11-9），从为我开设专栏的网站都可以查得到，我还将陆续写作一些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