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截访

　　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头儿，先知先觉，靠的是啥看家的本领？ 　　这天，新上任的朱县长到小吃摊吃早餐，刚找个板凳坐下，就听炸油条的胡老头一边忙活一边唠叨：“大家吃好喝好哦，城管要来撵摊儿了，起码三天你们捞不着吃咱炸的油条了！” 　　县长心里一惊：“省卫生厅领导最近要来视察，这老头儿怎么今天一早就知道了？” 　　哪料这件事还没弄明白，另一件事儿让县长脑袋里的问号更大了。这天，他照例到胡老头这儿吃油条。没想到，老头居然又在发布消息：“上面马上要来青天大老爷了，谁有什么冤案，就去县府宾馆等着吧！” 　　朱县长大吃一惊，省高院的工作组星期三要来清查积案，这个消息昨天晚上才在常委会上传达，这老头儿咋这么快就知道了呢？ 　　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头儿，居然能知道这么多政府内部消息，毫无疑问，定是某些政府工作人员保密意识太差，嘴巴不紧。于是，他立即召开会议，把那些局长，主任们狠批了一通。还是公安局长胆大，忍不住问道：“这胡老头儿的事，是您亲眼所见，还是听说的？ ” 　　县长声色俱厉地一拍桌子：“都是我亲耳听到的！我问你，你们城关派出所今天晚上是不是要清查娱乐城？” 　　公安局长一脸尴尬，愣在那里。县长见状，当场下令：“你亲自去查查这老头儿到底什么背景，明天向我汇报！” 　　公安局长连连称是，当即换上便装，来到胡老头的摊位进行暗访。只见老家伙正向大伙儿发布新消息：“城关镇的镇长最近要倒霉了。大伙等着瞧，事儿不会小的……” 　　公安局长一听，很是诧异。少顷，他运了口气，装傻卖呆似的问道：“你咋知道的？难道你儿子是纪委书记？” 　　胡老头呵呵一笑：“我咋知道的？那孙子以前吃我油条的时候，都是让司机开专车来买，这两天一反常态，竟然自己步行来吃，还老是一脸愁容。那年他爹死，都没见他那么难过。能让那孙子比死了爹还难受的事，除了丢官儿，还能是啥？” 　　局长听了，暗自吃惊，这老头儿还真有两下子。于是他不动声色继续问道：“那昨天派出所清查娱乐城，你是咋知道的？” 　　胡老头又是一笑：“你没见那几家娱乐城一大早就挂出了停业待修的牌子？人家有眼线，消息比咱灵通！” 　　“那卫生厅领导来视察，你事咋知道的？” 　　胡老头儿说：“除了上面来人检查，你啥时见过洒水车出来过？” 　　最后，局长问了个他最想不通的问题：“上次省高院的工作组来指导工作，你咋那么快就得到消息了呢？” 　　胡老头撇了撇嘴说：“那就更简单了。俺邻居家有个案子，法院拖了八年不办。哪天，办案的法官突然主动来访，满脸笑容嘘寒问暖，还再三保证案子马上解决。这不明摆着上面来了人，怕他们上访嘛！” 　　局长佩服的五体投地，连忙回去把情况向县长汇报。县长听了，大动肝火，马上再次召开会议，做了四小时的训话：“同志们，一个炸油条的都能从一些简单现象中，看出我们的工作动向，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存在太多的形式主义。这种官场恶习不改，怎么提升政府的美好形象？从今天开始，哪个部门再因为这种原因泄密，让那老头‘未卜先知’，我可就不客气了！” 　　第二天一早，县长又来到胡老头儿这吃油条，想验证一下开会的效果。没想到胡老头儿居然又在发布最新消息：“今天，上面要来大领导了，来的还不止一个！ ” 　　县长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下午，要陪同省领导来检查工作，自己昨晚才接到通知，这老头咋又提前知道了？县长强压怒火，问胡老头：“你说要来大领导，到底有多大呢？“ 　　胡老头儿头也不抬地回答：“反正比县长还大！” 　　县长又问：“你说要来的不止一个，能说个准数吗，到底来几个？” 　　胡老头儿仰起头想了想，确定的回答：“四个！” 　　县长目瞪口呆，省级领导还真是要来四个！他心里怦怦直跳，又问：“胡师傅，这些事儿你怎么知道的？而且知道的这么准确。” 　　胡老头儿淡淡一笑：“这还不容易？我早上出摊儿，见马路上增加的巡逻的武警，县政府宾馆的保安都戴上了白手套，一个个如临大敌，肯定是上面来人了。再看看停车场，书记，县长的车都停在了角落里，肯定是来了比他们大的官儿。再仔细看看，书记县长停的车位是5、6号，说明上面来了四位领导。你信不信？当官儿的和咱老百姓不一样，上厕所都要讲究个级别，排个先后顺序呢！” 　　县长听罢，面红耳赤，两眼发直，那塞满油条的大嘴一动不动，好像僵化了似的。   　　编者按：本文虽然可能只是一则故事，但却反应了基层官场的生态，切勿对号入座。

　　政治社会学已经在国内有所斩获，必当是未来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视角。而致使我对“底层社会”研究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在我过去的童年经历中，有一个事情是难以被我忘却的。事实大致如下：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正在修建襄荆高速公路，我在沙洋县五里镇的一个小镇上补习英语，为此我经常骑着单车，在这条侵占了不知多少农田却又补偿的极为可怜的道路上狂奔，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何为上访，更不知道这条道路的修建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一时的快感在那飘荡的风中得以慰藉和满足。不幸的是，一年多之后，我听闻了这样的苦难，二姨父因为上访而被他所地的乡镇府派人用车碾死，全车7个人死了6个。此新闻并未被媒体曝光，后来不知所云，且这样的说法也未得到确认，来自于民间的传言，多多少少都有些道理，但不可全信。而二姨父的死，得到了15万“生命死亡的赔付”。不过，镇政府之所以阻碍他们上访（因为对农田的补偿甚少的不满），原因很明朗，在于“不想被告发”而影响他们“升官发财”的机会。于此，这样一个糟糕的印象与惨痛的隐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这一片苦难在我脑中回荡了足足十二年之久，至今依然存留着，不仅是因为我与二姨夫的关系甚好，难以接受，而是我无法容忍这样欺压百姓的事实。 　　其次，我生于农村，在大片大田野得知了那种源于底层的不公，很多时候，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一员几乎是处于挣扎与哑然的状态中，话语权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片“空气”。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诉求利益，而只能是采取暴力与抱怨的形式来做反抗。 　　殊不知，群体性事件，是近来被国内学者西方世界引入国内的一种分析话语，而原先的“集体行为”或许更附有一种“本土化”。但是，无论是采取何样的分析框架，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精英政治”对于解决农村问题与农民问题会有多大的损害，这一点于建嵘曾经着重的批评过。也就是说，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不仅立足于“精英政治”的立场，而且必须有“底层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将问题分析的更为透彻，况且，我们的底层社会必须有人来代言。而徐贲所言的中国文人为何喜欢做“御用文人”的腔调更是质疑了这一怪现状：毕竟资源有限，权力大于一切的同时，为了生存与发展，苟且丧失了立场与独立精神，最后不得不“左右不逢缘”。底层社会由此被遗忘，而研究者的成果，最终被判定为一种“无用之术”。甚者，底层被绑架，最后也沦为了一种跳板和工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更是一种悲哀。 　　再者，做政治社会学一块，需要很好的政治学基础与哲学分析与推理的能力，更需要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结合，这是社会学分析的一个必备。如今，政治社会学在当下逐渐被重视起来，最主要的因素在于，群体性事件与群体上访的不断深化与加重。不幸的是，大多数的“治理”都是基于如何去控制来完成这一研究分析，笔者并不觉得这样做就不对，而是我们需要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和独立精神。在“事件—叙述”的历史学方法内，做一定的努力，特别是对这样的底层社会进行一个总体性的概括与对策性的建议，比起所谓的简单而又滑稽“问题—对策”要好得多。因为，底层社会的种种都需要一个真实的呈现，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去了解底层，赫然就需要一个“翻开”的过程。研究者需要做这样的“描述—代言”的工作。而这一点，备受国内研究政治社会学的某教授的影响，故此我又对于“政治”暗知一点。就步入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循环”之中。 　　时而设想，虽说分支社会学现在琳琅满目，比比皆是，但是政治社会基于我们的生活，个人估算应该是比较大的。并且，无论对于何样的分支社会学，都会被《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版）中所言及的“复杂性”所困扰。变量太多，且这个社会变化又太快。 　　这却又失去“真理”的后现代话语社会，“一家之言”只能算“一家”。而如何对于一个社会问题弄清楚，更需要社会科学家门的并举与齐发。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相互的协助而不是各自为战，方能有所斩获。故此，这也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者所有担当，而不是仅仅局限在自己所学的本专业中去看待问题。因为，一个社会问题本就不是“社会学”或者“心理学”那么简单。但我相信，如果说政治社会学是诠释社会问题的一个必须考虑的视角，那么它对于问题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或许是最有力道的。但却也是最难做的，因为这是中国。故此，这条漫漫长路，岂能只是“求索”而能达之？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作于兰州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赵鼎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定价45元。

（维权网信息员夏飞石报道）６月１７日上午９点１０分，山东省莱州市访民聂延丽拘留期满，从莱州市拘留所获释回家。 据了解，聂延丽现年４４岁，是山东省莱州市公安局维权警察贺冠山的妻子，现住莱州市光安路小区１３号楼３单元５０５室。因为丈夫贺冠山举报公安局内部的腐败加上参与维权活动，受到莱州市公安局的报复，在上个月被停发了工资，造成一家人生活困难。 聂延丽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上午，在北京和杨振亭、张瑞莲、荆美杰、韩希梅、郝伟英等４０余人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门前上访。被莱州市公安局以“非法集会、示威”为由，处以行政处罚拘留１０天，从６月７日至６月１７日止。 聂延丽家电：０５３５——２２５２６９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