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截访

广东鹤山数百名村民多次聚集上访告倒村支书-《财经网》 广东鹤山数百名村民多次聚集上访告倒村支书-《财经网》 【《财经》综合报道】 据羊城晚报报道，江门鹤山沙坪街道中东西村村委会支部书记兼主任冯维根在处理村委会集体资产中有违法违纪行为，日前被鹤山市纪委立案并“双规”。数名涉案人员被警方刑拘。 报道称，从10月9日起，鹤山市沙坪街道办事处中东西村委会的数百名村民连续多次聚集指数到鹤山市信访局和市政府大门外上访，反映该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冯维根伙同他人，将村民赖以生存的价值数亿元的商铺低价贱卖，并违规出租鱼塘、厂房和商铺等，以谋取个人利益。村民要求有关部门对此进行彻查和追讨村的集体资产。 10月26日，鹤山市专门成立查处中东西村民上访事件的领导组，引导村民对审计时间提出书面申请，查封账本，暂停办理涉案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并定期召开村民见面会，向村民反馈情况等工作。 11月15日，领导组召开了调处联席会议，听取专责工作小组近期调查的情况和各项工作的进度后于11月23日，鹤山市纪委对中东西村支书兼主任冯维根实行“双规”；公安机关对其他数名涉案人员采取刑拘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 《财经》综合报道 】 (责任编辑：吕强)

昨天16时左右，河南商报记者王向前在南阳市信访局采访时，被信访局工作人员拳打脚踢。

今年的10月17号是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诞辰92年纪念日。有海外媒体报道说，北京当局已增派人员，加强对赵紫阳故居的监视，重点防范上访者、政治异议人士和外国媒体。 博讯网星期天的报道说，今年赵紫阳诞辰到来之际是在中共高层面临交接班的关键时间段，所以格外敏感。北京已经全面启动了国家机器，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特别是要严防上访者、政治异议分子和外国媒体的聚焦报道。现在美国的原《人民日报》编辑吴学灿认为，现在令中国当局紧张的敏感日越来越多。 “敏感日为什么越来越多？这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做的坏事太多了。你看五一二地震，天灾是次要，人祸才是主要的。再比如胡耀邦。胡耀邦他做了好事，每年胡耀邦四月十五日的忌日都成了敏感日。因为老百姓想，胡耀邦这个人虽然当过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中央主席，还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但是他有良心，想为老百姓做点好事，不想让老百姓太苦，所以老百姓怀念他。赵紫阳也是。赵紫阳就是因为八九年反对戒严、反对镇压学生。他认为学生以及我们这些北京市民都是为了把国家搞好才反对共产党政府的腐败。赵紫阳自己也知道， 说腐败可以从我自己儿子开刀，所以赵紫阳有觉悟了，而共产党就不允许有觉悟的人出现，不允许别人做好事，因为他们自己做的坏事太多了。” 报道说，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华门派出所政委刘威在不知道博讯记者真实身份的情况下，透露说，位于北京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的赵紫阳故居一带会被无死角地拍摄监视，10月17号当天，军队保卫部门、国安、公安三方总计有大约120名人员参与行动，富强胡同所在区域不仅会出现大量便衣人员，也会出现少量东华门派出所的着装民警，进行“执法”。为了降低由敏感事件所引起的巨大社会效应，当局还安排了约40名社区工作者参与行动，这些人大都是些退休人员，还有少量由街道安置工作的低收入者。这些人会统一佩戴红袖标，微笑着站在灯市口西街一侧富强胡同最明显的地方，成为一张粉饰太平的活名片，以淡化政治意图，达到迷惑外界的目的。 谈到中国当局对赵紫阳故居的严防死守，原香港《文汇报》驻大陆记者姜维平表示： “赵紫阳在中国历史上我认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最近出了一本书，是由赵紫阳的一个部下原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杜导正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做《赵紫阳晚年又说了些什么》这本书我看了之后很感动。他提出赵紫阳在晚年悟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中国必须要走宪政民主这个道路，也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现在中共中南海的领导人最担心的就是赵紫阳思想的传播、他遗留的精神财富的传播，这个他们是非常恐惧的。你看现在民间的上访也好或其他形式的民间抗争也好，这些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而是一个专制统治的社会，是一个一党执政的社会。赵紫阳根据自己晚年的切身经历，特别是六四血与火的考验，他被囚禁了十几年。在这些日子里非常可怜，他和一只猫整天生活在一起，他的思想、回顾过去，得出结论。这个结论是中国领导人最担心的。” 姜维平指出，由于中国领导人可以任意决定把税收用于何处，所以在赵紫阳诞辰纪念日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维稳不足为奇。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维稳经费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这一数字比去年增加了21.5%，也超出了中国官方公布的2011年军费预算 6011亿元人民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来源：新浪微博 今日（10/16）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左右，用户名为@石家庄的事 的新浪微博用户发出如下微博，称遵化客运站前往北京，天津及石家庄方向购票需村级以上的介绍信。...

我与妻皆下乡知青，1978年，我们先后调回城市，由于接收单位只有单身宿舍，两个女儿不能迁户。为此我多次找到旗公安局治安股，要求为女儿们办理“农转非”户迁入我的户口之上，无果（那时有文件规定农转非的控制指标为千分之三）。无奈我只好求助于信访试一试，同样内容的信分别寄往国家公安部、自治区党委知青领导小组、自治区公安局（那时不叫厅）和盟公安局，共花了3角2分邮票钱。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自治区公安局的回信。“你给公安部来信，要求解决子女户口问题，已转至巴盟公安局处理，请你与巴盟公安局联系。”凭此信我就在第二天找到旗公安局，很顺利地拿到了准迁证。 这封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局1979年4月17日的回信我保存至今，当年几级公安部门为我一介草民之小事办事效率之高，本人所付出的上访成本之低，对比眼下，常使我感慨万千。 (作者为包头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