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折腾

朱镕基成了狼牙棒

如题,人们怀念朱镕基,实际上是把朱镕基当成了狼牙棒,要暴打的对象就是胡温。这一点应该引起胡温的反思。胡温在2002年上场的时候,“胡温新政”让很多人寄予了很多期望。可是这两位在任期间,实在是缺乏政治魄力,除了免除农业税,看不出做了哪些事情。反倒是社会和舆论管控不断强化,贪腐向社会纵身蔓延,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矛盾因这些年的”无为而治“(也可以算是不折腾的另一种称呼吧)而陡然紧张。人们怀念朱镕基,或者拿朱镕基说事,表面上看是怀旧情绪,实际上意味着朱镕基的“铁血”打败了胡温的“和谐”。 在经济上,胡温抄袭了朱镕基当年应对金融危机的路数,但却缺乏朱镕基的远见与魄力,管不住手下的官吏和奸商,搞的物价飞涨。不光中下层百姓苦不堪言,连社会中产阶层也感到生存压力巨大。在胡温这些年,股市和大宗上平就像猴市,上蹿下跳;房地产冷冷热热,几乎榨干了75-85年这十年间出生的年轻人的家族血汗;现在生活用品,像猪肉、鸡蛋价格飙升,甚至传导到美国这边的华人超市都受影响,在国内,更有调侃说“胡温”连“猪鸡”都干不过。 在政治上,胡温上台之初,信誓旦旦好像要褛其袖子干一场事业。可差不多十年下来,老实说,中共在政治层面的改革实在是太过谨慎,在民主制度建设上,除了最近半年在高层政治上的一些动作,在基层的执政能力和政治公信力正在趋于崩溃和瘫痪,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正从鱼水变成水火。中国在这十年间所表现出的僵化和对民意的冷漠与粗暴,令不少体制中人都深感痛心。 像老牛这种人,是坚决拥护中共领导的,相信只有在一个强势的政党领导下,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崛起,才能建立起适应中国的政治和民主制度。但这个强势,不能成为僵化和粗暴的代名词。中共在这十年间,在去专制化、在政治腐败、在民生建设、在法制建设、在社会群里理念建设方面,有进步,有成绩,但这个成绩非常有限,如果和老百姓的期望相比,或从其实际结果看,应该说是打了几场败仗。 尤其是在社会公平建设方面,可以说,胡温乏善可陈。这些年中国社会阶层的固化,以中共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结成以其贪婪、自私啃噬着社会的增量财富,与民夺利,啃噬着人们对中共继续执政的信心,窒息了社会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社会在极个别备有用心者的蛊惑煽动下,才极左思潮泛滥,不少人才希望向祖宗回归,这与其说是民众无知,倒不如说是中共把他们逼到了向后倒退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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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梅宁华:中国社会制度形成的内在规律与历史逻辑

   本文核心观点   ●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把握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制度也要进行调整和改变,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观察一个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应当具有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表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从实践中探索的过程,过渡到把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并已经将这些规律性的内容制度化、体系化、具体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分割严重,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党派利益相互博弈。基于保护私人利益的资本主义政治架构和价值理念,难以凝结社会共识,在重大社会政治经济决策上无法进行有效集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要维护公共利益,也要保护合理的个人利益,能够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统一;既能维护国家大局,又能使社会充满活力,形成了支撑国家发展的持续的动力和制度吸引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模式决定了它可以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把一切经济政治社会资源都组织调动起来,快速高效应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演进的结果,具有客观必然性和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任何一种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建立,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世界上不存在标准单一制度形态。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发展的丰富实践,借鉴一切有益成果,独立探索形成的。制度是规律的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把握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制度建设的根本性作用及内在规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和主要特征,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端,对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深刻认识制度的根本性作用   “制度”一词,在中国思想史上久已有之。《商君书》中就曾有过这样的叙述:“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按《辞海》解释,制度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则。一般来说,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为处理各种问题、达成某种社会共识累积形成的办事规则或行动准则,具有根本性、强制性、稳定性、系统性等特征。   制度化是现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制度化往往和规范化、法制化等并列在一起。   第一、制度具有规范性和秩序性。制度最直接的功能是形成和建构社会秩序,提高人们行为追求和相互合作成功的效率。   第二、制度具有协调性和整合性。制度对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力量具有协调性和整合性功能。良好的制度作为一种适应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能够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合理配置,防止和减少各种社会力量的内耗,形成促进社会发展的“合力”。   第三、制度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制度背后无疑都承载着特定的精神观念与意识形态。共同的制度精神及其价值观,会强化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认同感,从而起到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特别是将大大增强社会在面临危机和挑战时的能力。   制度既有这些一般功能,同时制度形态却千差万别,尤其是社会制度,由于追求的社会目标不同,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其一、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不同,决定了制度的本质属性不同。   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即立场决定了制度的本质属性。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少数人的利益,形成和维护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决定了制度的最终形态。根据制度设计的出发点,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两大类性质根本不同的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维护资本利益,追求的是资本无限增值。这种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本利益不受侵害,维护的是各资本利益集团的利益,且为达到目的甚至不惜损害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而社会主义制度或者其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制度,出发点是共同富裕,人民普遍受益,保护的是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制度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平衡。   其二、制度设计必须符合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历史及国情,同一性质的制度,其具体形态也不尽相同。   一个国家的制度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从根本上说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制度的形成带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历史的深刻烙印,特别是在有深厚文化传承的国家,制度演变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绝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制度形态。历史上,中国的封建制和欧洲的封建制在具体形态上不同,中国的封建制是建立在宗法和集权基础上,强调大一统;欧洲的封建制是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封建割据形态明显。在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也保留了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特征,如英美两国,同为资本主义国家,但具体的制度形态是不一样的。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美国则实行的是总统制。   其三、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必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演进而变化。   制度具有稳定性,但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制度的动态过程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制度设计一定要符合实际,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其次制度一定要随着社会条件的演进而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完善。制度在产生的时候,与这一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实际相适应,这个时候制度体现的作用是积极的,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制度也要进行调整和改变,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观察一个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应当运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独立探索形成的成果   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制度的形成与演进有哪些规律?这是制度研究中首先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摸着石头过河”是制度形成的一种方式;现在人们热议的“顶层设计”也是制度形成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以来制度的形成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通过革命来实现制度的变换,以新制度替代旧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是9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基础上内生出来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和理性设计交织演进的实践成果。这个过程充满着艰辛和曲折,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坚持独立探索的路径;是内生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制度,而不是外来嫁接的制度。   一、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封建制度形态被打破,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向何处去?要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这成为中华民族面对的重大历史选择。尤其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以后,在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各种派别展开“制度之争”。有的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但这种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有的主张实行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要把西方的议会政治搬到中国来,结果也彻底失败。而代表大财团大地主利益的蒋介石攫取了政权,没有也不能提出任何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计,蒋介石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诉求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化为泡影,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独裁政府展开了较量。总之,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的前途有各种各样的制度设计,这些制度设计都有传播者和实践者。究竟哪一种制度更适合中国,历史和实践证明移植他国的制度在中国行不通,必然要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建设道路。   二、新民主主义是独创性的制度成果,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途径、动力、领导力量等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保证,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基础。   中国革命道路的方向以及革命前途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和制度设计,在党的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实践中,产生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地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创性思想理论和制度设计,即新民主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制度成果。   新民主主义,既不同于西方的民主革命,也不同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西方的民主革命是市民革命,最后是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而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独创性体现在科学地确定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首先经过民主革命,尔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战略观念;确立了中国革命必须是也只能是由中国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根本战略方针;等等。其中一个最鲜明的特征是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所阐述的:政治上“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经济上,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及一切私有制,而只是没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归人民所有,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国策。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得到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同。   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共和国。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制度思想的是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下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三大政治制度,奠定了新中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的政治格局,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全面实践激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在经济上,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根本好转。在军事上,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在国际上逐渐拥有一席之地。总之,这一时期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基础,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开创了条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表明我们经过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把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建设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探索的一条历史主线。1956年,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只是为进一步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制度条件和基础,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一个成型的制度设计。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经济上照搬了苏联模式,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让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一些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成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导和前奏。但这种完全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完全的配给制度,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僵化、呆板的“苏联模式”日益显露其弊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把思想解放到我们过去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上,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坚持走中国式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当时只是一个概念和理论框架,还处在一个初步认识的阶段,也没有具体的制度支撑。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探索中,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探索。在经济上,打开国门,学习国外先进的制度成果,实行市场经济,但是国家的社会主义本质没有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有变,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更加科学有效。在政治上,承接了新中国成立时期确立的制度架构,进一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法律上,没有套用西方的法律体系,而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总之,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我们党成立9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宣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表明我们经过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和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从实践中探索的过程,过渡到把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并已经将这些规律性的内容制度化、体系化、具体化。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理论判断,而且呈现出非常确定的存在形式,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实践性。   ■中西制度比较中的几个本质问题   对于世界上两种鲜明的制度体系,即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我们过去在做比较时,往往用具体事实而较少从制度方面进行论证。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早已形成相对定型的制度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制度还在探索形成进程中,没有完全成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对我们增强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具有重大意义,使人们较为全面完整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有了科学的依据。中西制度比较是重大的议题,但人们往往从表象和单个事例进行分析,很难作出科学判断,只有把握两种制度的本质,才能有更清醒的认识。   一、资本主义制度在解放生产力和发挥个人创造力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的根本缺陷,已难于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深刻矛盾。   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保护资本的利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基于这种特征,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上强调“自由市场”、多党轮流执政、个人价值至上等。这种制度设计相对于封建主义制度来讲,在生产力受到压抑、个人创造能力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对打破封建社会桎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过度保护资本利益、私有利益、个人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由于资本的贪婪与不受节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欧洲爆发,根源在于资本过度扩张、利益分配不均。资本主义制度有解放生产力的一面,也有制约和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一面。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理论,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产社会化进一步扩大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是真理性认识,反映了不可抗拒的规律性。2008年金融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并席卷全球,直至今天美国和欧洲国家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不能自拔,就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无法实现社会利益整合,是西方制度的重大弊端。   由于资本的私有制,以及追逐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分割严重,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存在着各种利益集团,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党派利益相互博弈。基于保护私人利益的资本主义政治架构和价值理念,难以凝聚社会共识,在重大社会政治经济决策上无法进行有效集中。美国的国会两党围绕债务危机互不相让,使国家和人民付出巨大成本。而政治恶斗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国民利益,更不顾及世界各国利益,只是为了各自党派的选举利益,为了一部分资本集团的特殊利益。美国债台高筑,但还要增加军费开支以维护军火集团的利益。政府决策受到多方掣肘,议而不决,效能低下。代表利益集团利益分化的两党之争必然在政治上撕裂社会。   三、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使政策实施具有短期性和不稳定性,难以实行长远规划,缺乏持续发展的保证。   在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政治制度下,每个重大决策都成为政党博弈和争斗的战场。看似很“民主”的多党选举实际上最后变成一种取悦选民的“政策性买票”交易,只要可以讨好选民,对政党的选举有利,就实行什么政策,缺乏科学依据。政策的摇摆和不连贯、不持续、不稳定,引发大量“内耗”,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国家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逐渐缺失。   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历经三百多年,凭借其科学技术的优势、殖民积累的优势以及世界贸易规则的不公平性,极大地弥补了制度缺陷,在相当长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上还有一定优势。但是,西方各国自诩制度“先进”,不思改进,它的历史局限性及弊端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显现。半个世纪以来的经验说明,西方民主政治逐渐丧失活力,与它自身不思进取,自认为“终极”、“完美”有很大关系。这次西方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再次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致使政府虚弱,社会治理能力日益低下。世界上没有绝对完善的制度,制度必须在发展和改变中完善,从现实看,西方国家的制度已经失去了活力。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必须全面把握。基本的有这样几点: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这是推动国家发展的社会共识,形成了支撑国家发展的持续动力和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是“发展为了人民”,其终极目标是共同富裕。这个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侧重于公共利益,保护的是社会大众的诉求,而不是为哪个利益集团服务。从根本上讲,在利益目标上的一致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统一社会共识,这种共同追求有着资本主义不可企及的优势,它能够团结社会成员,凝结社会意志,共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要维护公共利益,也要保护合理的个人利益,能够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统一;既能维护国家大局,又能使社会充满活力,形成了支撑国家发展的持续的动力和制度吸引力。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动员、资源整合方面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讲民主,又讲集中,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党和政府能始终成为社会动员的引导者和组织者。政府既要对社会管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动员全社会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在组织原则上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协商民主使得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和争论,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愿望能够得到充分反映和尊重。这种民主+集中模式,使我们既能够广泛听取意见,又能够形成统一的意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模式决定了它可以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把一切经济政治社会资源都组织调动起来,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上下贯通,统一行动,重点攻关解决难题,快速高效应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形成了不懈怠、不动摇、不折腾的长期稳定发展的制度条件。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鲜明地回答了“五个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而且通过探索和实践,确立了涉及国家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行动准则,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完整的制度体系。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至关重要,是不懈怠、不动摇、不折腾的制度条件。邓小平同志曾说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长期坚持下去,就要靠制度来体现和保障。这种政策的长期性在西方国家是很难做到的。中国制度条件下的发展使党和政府能够制定中长期规划,实现跨越选举周期的大型工程和建设目标,从根本上避免短期行为对资源造成的巨大浪费。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运用的基础之上,对社会发展阶段有清醒认知,并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断进行变革,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让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制度框架,使我们在完善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方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但制度的确立并不等于制度的定型。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邓小平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必须清醒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依然处在不断变革过程中。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会不断用好的制度来革除过时的制度,用优良的制度环境来取代积弊的制度环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科学、健康、规范、进步的制度保障。在制度运行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身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日益显露出自己的优势,在不同的文明交融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来自于事实,来自于制度本身的科学性,这是在实践过程中得到检验的。当然,也要承认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如结构失衡、发展不平衡和社会分配不公等,还有如面对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社会利益的深刻调整,社会结构更加复杂,社会矛盾更加突显。这些深刻变化要求党和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加科学,新的发展形势需要我们不断深化改革,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确立,对于中国人民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为人们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制度比较中更加自信。这对于凝聚中国人民的意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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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上)

2011年09月08日 22:14:44   徐 贲     1、就是不说理: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2、“事实”和“看法”不辨: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人们可以共同确认“事实”是否确切,例如,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而对“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共同确认。例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共产党是英明的。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比较可以共同认可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则是有待个人理解的字词,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客观的“事实陈述”说:“请你核实”;强梁的“看法陈述”则说:“我说对,就没错。”前者是谦虚的、协商的;而看后者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3、定义暧昧、武断和含义模糊:     说理所使用的词语应当有清楚的定义。在任何具体的,尤其是较复杂的说理中,主要概念(关键词)的定义不会就是《新华字典》一类工具书的定义,而是需要作“特别界定”(stipulation)。说清词义是说理的第一步。     一般来说,有5种字词定义方式 1)正面定义:以它是什么来定义(字典中一般是这种定义)。(2) 反面定义:以它不是什么来定义。(3)举例定义。(4)特别定义,即在具体说理话语、场合中的特定含义,有的还要说清楚主体和对象(例如,“折腾”,要说清楚“谁折腾”,“折腾谁”)。(5)综合定义:灵活使用上述4种方式。第4、第5种定义是最有用的。     说理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定义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当作是当然正确、不容置疑、不容他见的真理。在群众社会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这往往是一种蓄意误导的宣传手段。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勒庞,2005: 83)。眼下高频率使用的“和谐”、“代表”、“发展”、“崛起”等等都是这一类词语。     4、“新说法”胡弄:     勒庞把说法翻新看成是宣传吸引群众兴趣的一个主要手段。他指出,“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     (勒庞,2005:86)。文革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说法,如“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说法”往往是恶狠狠的:“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斗争”是一种有争辩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一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进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和谐”用来消灭异己,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如果“改革开放”用来辩护社会不公正,开放就会是为腐败打开大门;如果“代表”用来强奸民意,代表就变得不代表。     5、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个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6、断言、重复和传染:     断言、重复和传染,勒庞早就把这三项确认定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     断言:“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勒庞,2005:102)。     重复:“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勒庞, 2005:102)。     传染:“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勒庞,2005:103)。     有断言、重复和传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提高。”“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样的话,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就变成了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识分子的思考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     (勒庞,2005:     106)。就接受宣传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一位卖鹅蛋的老太太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杨恒均,2009),而教授张旭东则说:“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张旭东,2009)。     7、套话:     僵化、程式化的宣传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场合,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套话使人在不思想的状态下照样可以滔滔不绝。     套话是一种动嘴不动脑的说话方式:“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勒庞,2005: 83-84)。     8、感情用词,诉诸于情感:     凡是自己喜欢的,定用“好词”,正如顺口溜所说的:“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凡是自己不喜欢的,必用“坏词”,还没说什么,用词先已经预先设定了贬意:“密谋”、“公然”、“妄图”、“一小撮”等等。无需分析、辩驳,便斥之为“一派胡言”、“猖狂攻击”、“大放厥词”。     9、人多势众、以“人民”的名义:     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     “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们都说,……”、“大伙份份表示:……”、     “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10、诉诸于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邓小平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其他类似的说法有,“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实践证明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稳定发展,决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否则中国将倒退若干年”、“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荐罪。”     11、诉诸于权威:     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党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要求我们做到……”、“在党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极度简单化: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一句顶一万句”。     文革时的“一句顶一万句”,现在有了新版本。新闻报道《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     称表达了全国人民意志》称: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三字的含义。王晨说,“这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总结30年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我们中国在下一个30年、下一个50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折腾’确实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全党的共同意志”(王晨,2008)。     13、笼统泛论:     这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环论证:     这是一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例如,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某制度,因为它具有中国特色。     15、不当的或谬误的类比:     任何类比,即使在结论正确的时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说明”,不能用作结论的“论证”。许多类比甚至根本就是谬误类比,例如,《不高兴》中说:“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这是一个谬误类比,因为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别关系。2010年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两会”记者会上,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及:美方认为,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包括人权。请问人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杨洁篪则以“画”来类比“人权”,他说,谈人权,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我既喜欢油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这是一个谬误类比的宣传,因为人权与艺术画本来就不是同类的东西,是杨洁篪为逃避人权问题,而被牵强附会地硬扯到一起来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之一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所以一定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所以一定一贯正确。”     17、虚假两分对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例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两者并存?完全是专门为了抵制“军队国家化”,才杜撰出这么一个子乌虚有,与之对抗的“中华武德”来。     18、叫你两头不讨好:     这是一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将对手于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一,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     美国历史上民主选举权不包括妇女、黑人,就说是假民主(当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选,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国式民主”,仍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     19、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国发布了针对多国的《2007年国别人权报告》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立即发布了一份专门针对美国的《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0年又如法炮制《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敢不敢说我脏。     又例如,设置网络防火墙,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传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权利,却偏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对网络进行“管理”的,意思是说,“管理”就得限制自由,你既然也在限制自由,为什么我就偏偏不能这么做?这是一种故意混淆关键概念(“管理”和“压制”)的宣传手法。     20、绝对的“最”和最强语势: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亲”,“最高指示”。报纸如果不用“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这样用最高级形容词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一定出了麻烦。     文革后这种““最最”句式”延绵不绝,例如,“中国银行业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李稻葵)、“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来不断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焕发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颜圆圆,2008)。“事实表明,现在是藏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可曾有过“不太好”的时期?     《中国不高兴》说:“近30年来,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最大”和“最亲善”是和什么比较出来的呢?     21、滑坡推论:     从一个看上去是事实的断语,一路不加中介论证地随意引申。例如,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说:“人民代表大会民主优越性第三个体现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西方利益集团之间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选举成了金钱政治,效率不高;我们没有利益集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的结论来自一系列滑坡推论:美国有利益集团,所以就有民主竞选,竞选要花钱,花钱不如不花钱,民主得花钱,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花钱的民主不如不花钱的不民主。再得问了:“西方利益集团”,哪个西方国家?哪个利益集团?工人、农夫算不算利益集团?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钱?     相似的论调:美国危机深重,奥巴马救不了美国,奥巴马是民选产生的,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     22、因人废言: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例如,     “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人赞美道,“说得好,有骨气!!!”     可是,“自己吃饱”和“批评别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原话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那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     类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孙东东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     23、常见就是必然(Argumentum ad nauseam):     经常有美国枪击事件报道,可见美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经常有美国人因买大房子而负债的报道,可见美国人全都很贪婪。美国常出头干预别国事务,可见美国是世界警察。     有没有想过,尽管人们不喜欢警察,没有警察的社会是更安全一些?还是更不安全一些?谁最怕警察?没有美国干预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好一些吗?     24、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     这种宣传往往用一些高调、抽象,普通人无法用经验来证实或证伪的“知识”愚弄和欺骗听众。例如,教授程恩富说:“中国面对危机,我们各个阶层是没有区别的,哪怕牺牲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来应对危机,西方国家就很难,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家有想法,下层人员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矛盾协调起来方便,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不仅经济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听程恩富这话,又相信他的人,必须对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冲突一无所知,必须是一个十足的无知愚民。     又例如,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个人中心论上的,美国的媒体都是操控在大财团手里,哪里能有独立的舆论”。相信这样的论断必须不知道美国也有人重视家庭、社区、社会,也有人关心社会正义和弱者权利、福利。当然也不能知道美国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独立媒体。     25、半真话,全假话:     以表面“事实”,掩盖实质谎言,例如“反右运动”中,说“右派分子”有“言论”,那是“半真话”,因为这么说“不假”。但是,有言论就上纲上线为“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全然的假话。同样,说中国“公民权利受宪法保护”,那也是一句半真的全假话,因为中国虽然确实有宪法条文(不假),但公民权利却并没有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     26、大胆说谎:     胆子越大越好办事,谎言越大越是有气派、听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秦华)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论论坛,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性、人民的权益,体现程度不同,体现性质也不同。优越性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议员那样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我们的人民代表,个人属于某党派或者属于某一阶层,属于企业、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但一旦作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反对人大代表单纯从个人所属的群体阶层或者地区来说话。”     程恩富这是在大胆说谎,中国的“人民代表”绝不可能不和共产党保持一致,也绝不可能违背共产党的利益随意表示自己的意见,他难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说的“西方议员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个“西方国家”。就以美国而言,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选民直选出来得,选民虽支持某个政党,但并不是党员,许多选民根本就是对竞选议题进行投票。众议员代表选区,参议员代表各州,虽有政党分别,但在具体问题上的表决,并不代表党。共和党的可以投民主党的赞成票,民主党的可以投共和党的赞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党州长就和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许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也没有听说因为不代表党而受到什么党内纪律处分。     27、老百姓的话:     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老百姓”来做主语,造成一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一定正确的假象。这种假象就是谎言诱骗效果。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人民喜爱的春节晚会”、“一农民新年感言:胡总书记的“不折腾”说到了咱心坎上“、     “‘不折腾’是中国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愿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说成为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一等,施虐者没有负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几只苍蝇嗡嗡叫”、“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引蛇出洞”、“关牛棚”、“小爬虫”、“害人虫”、“走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语言把人划分成“我们”和“敌人”,用无法讲理的“你死我活”来代替必须讲理的相互沟通和妥协。以战场逻辑来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规则。例如:利用“打倒”、“消灭”、“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等等诋毁性、攻击性的语言,来挑动仇恨和暴力。这些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词汇,数十年如一日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下意识之中,一有机会或需要就会重新被启用。     30、篡改真相:     对真实信息作手术切除。例如,连《开国大典》这样的历史文献画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之后。当时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     “文革”爆发后,“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将《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去掉。这时董希文己身患癌症,不得不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躯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做画面修改。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画像的位置换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继尼,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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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飚 | 梁振英的戏份在哪里?

2011年09月05日 05:32:00 这是去年3月份写的分析,最近关注香港,发上来供批评,香港大选也许是明年中国政治剧场上仅次于18大的戏。     [导语]香港人,英国留学,亲大陆,这是梁振英参选特首选举的三大看点。     谷歌撤到香港,这不是结束,是一场新戏开始。2010年,香港经历了公投起义、高铁抗争,现在来了谷歌观察员,2012年特首选举,适逢大陆政权交接,习近平上位前第一场历练就是港澳事务。给香港政坛维稳,可能已经让很多人操心了。     大陆对民主追求,基本上与不折腾,讲实惠、好办事捆绑。假如民主的好处被说得天花乱坠,一旦看到,议事那么麻烦,整天开会吵架,辩论抖机灵,于是特别希望有个形象厚道又不失为威严的人物出现,说几句实在话,贴心话,派派糖,就满足了。梁振英就是在这样的锣鼓声中亮相。     翻看梁振英经历,风格低调,近乎神秘,步步踩着鼓点走,属于快速积累财富,迅速切入政治的路线。1974年,年仅20岁的他留学英国留学,23岁海归香港,奋斗十几年成为工商界能人;政坛更是一支奇兵,31岁进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不久担任秘书长。     即使他最为民主派诟病的政绩方面,也并非乏善可陈。除了参与基本法立法,回归后,马上出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2002年出任非官守成员召集人,这个职位在功能上被低估,但是在政治意义上需要重新被认识,在英国传统政治机构中,地位惊人。对英国政治的关注,议会、法院和内阁是焦点中的三位一体,其实忽略了另外一个枢密院的存在。这个行政院召集人角色,回归前套用英国西敏寺体制,就是香港的枢密院,回归后,这个职位是对其人政治地位一种认可,甚至被认为政治酬俑。梁振英从开始到现在,都身在其中。以其31岁涉足基本法起草,到稳坐行政会议席位,不显山不露水,却内劲十足。     梁振英保有这个职位,在大陆政治文化中,相当于党龄不断,高官补上一个大学博士头衔。距离2012年还有两年,梁振英补补具体政绩,还来得及,还能显出博士的含金量。至少从目前看,梁振英已经在用功了。第一是搞最低工资立法,第二更是厉害,给香港转型把脉,搞香港的软实力,比如海事法服务。即使没有大的成就,只要2012年功课做足,就是一个政绩。     在前两届特首选举中,所谓的行政经验,其实并不重要。董建华在行政方面的历练,还不如梁振英,而挑战曾荫权的梁家杰,也是律师出身,并无行政经验可言。所以现在民主派造势,要从梁振英的行政资历不足下手,无异于抽自己的耳光。     以目前形势看,梁振英上场已经没有悬念,他的上台,也不是什么难事。按照现在特首选举规则,800人的立法会,只有30席位是港区选民直接选举出来,受到民意选票的左右。笔者注意到,在梁振英推出的个人网站,就大秀当年在英国布里斯托读书时候艰辛岁月,讲述自己在鱼条店打工的辛苦,据说一个公文包现在还在用,还请过去的老东家来香港玩,可见阶级情深。梁振英的政治诉求,现在是定位在底层和小业主,这个口号在香港很特别,也很有卖点。     梁正英只要继续在政治话题出现,比如最低工资立法,在香港底层民众中造势,实行南丫岛、元朗保卫中环的策略。因此那直选立法院席位中,会有部分会民主地导向梁振英。至于功能组别之类的选票,那就得闲call我饮茶,好好做做工作啦。     现在,梁振英虽然民调偏低,但是崛起势头不可挡,这是港人的普遍感觉。     2月8日,9日,《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给他做了两期访谈,一贯插科打诨的窦文涛逗哏,马博士捧哏的组合,在振英哥浑厚的男中音之下,基本上听了一场政纲宣讲。不过说实话,如果大陆移民在港比例再增加一些,梁振英胜出的可能会更大。因为振英哥说话实在,很像总理,大陆人心肠比较软,爱听。     相反,如果梁振英出选,将激发香港民主派斗志。高铁抗争已经告诉世人,港人新生代力量不甘心被代表,已经集结。2012年的特首选举,是不是灾难片不清楚,但肯定是大片。 上一篇: 归国同学会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57)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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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8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3 18:43:54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标签: 中国经济 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 ● 柳思维       一、关于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的再思考          2006年11月,CCTV推出了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这是一部发人深思的电视政论片。该片在中央电视台连播后,广泛受到好评。同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晋主编的《大国崛起》一书,该书内容与电视片基本相同,全书以15世纪后陆续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全书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分析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探究其兴衰背后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大国崛起》及《大国崛起》一书将这九个国家都定义为大国崛起,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准确的定义应为强国崛起。因为这九个国家按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小国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葡萄牙、荷兰两国,均是大西洋岸边的西欧小国。二是中等国家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西班牙、英、法、德四国,这四个国家的疆域、人口都比葡、荷两国大,但又小于俄罗斯、美国。三是大国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日本、俄罗斯、美国三国。这三种经济规模类型的国家在实行经济强国的方式方面又各有特色,也可分为四种模式:     1.外向扩张主导、贸易型经济强国模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均是这种模式,其成功的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独特的邻海区位优势;二是抓住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通过跨国跨海的殖民扩张,强占别国领土资源;三是通过海上航路的控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及转口贸易,实施重商主义的富国战略。如最先崛起的世界经济强国葡萄牙人口不到200万,却在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中捷足先登,经过4位国王持续80年不懈的海外扩张,建立了横跨美、非、亚的殖民帝国,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海洋贸易航线,打破了阿拉伯人和意大利商人对印度洋贸易的传统垄断,建立了自己新的商业垄断,先后垄断了全世界的香料、食糖、黑奴贸易,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商业帝国、贸易与经济强国。西班牙则通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把整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大肆掠夺拉丁美洲的金银,从1545—1560年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拉丁美洲运回黄金5500公斤、白银246000公斤,同时全面垄断殖民地贸易,借资易生财①。后来崛起的荷兰更是以垄断海上转口贸易称霸世界。荷兰面积只有41000多平方公里,全国有40%的国土低于海平面,17世纪时人口只有200多万,其区位优势明显,地处欧洲三大河入海口,具有天然的优良港口,是北海、波罗的海至地中海的商业通道与大西洋的航线中心。荷兰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专注于航海业与海上贸易发展,凭借强大的海上航船队进行殖民扩张,并建立了国际性的荷兰联合东印度贸易公司向海外争夺殖民地与市场。17世纪初期荷兰商船队有商船16000多只,拥有全欧商船吨位的4/5,商船吨位总数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的总和②。荷兰人控制了波罗的海、北海与欧洲的转口贸易,控制了欧洲与亚洲之间、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贸易,成为全世界以经营海上转口贸易、国际货运而崛起的贸易强国与经济强国。     2.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先、工业主导型经济强国模式。这种模式以英国、美国为代表。与葡、西、荷三国崛起的路径有所不同,这种模式的经济强国也明显兼有对外扩张的特色,但已不是靠单纯的海外殖民掠夺与贸易主导,而是靠制度创新的优势与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主要依靠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先、工业主导得以崛起。其成功的要素除了海外扩张外主要有三个:一是政治制度的革命与创新为工业革命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体制障碍;二是抓住机遇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迅速实现工业化而执世界经济牛耳;三是建立国内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基础;四是靠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如英国在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前,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一直没有间断,并在17世纪80年代终于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权的统治,用议会限制了国王,自由取代了专制,法治取代了人治,在世界上第一个结束了封建专制王权,第一个建立了现代内阁责任政府,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产生了一套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激励技术创新和发明在工业生产中广泛应用,让人们追求个人目标,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力,从而为生产力新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成长的制度框架。随之,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与中心,1851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世界第一届博览会时,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号称世界工厂,1850年英国进生产了世界50%的生铁、50%以上的煤炭,加工全世界50%的棉花,1850—1870间英国对外贸易量总额超过了法、德、美三国总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强国③。     美国在制度与技术创新方面更比英国突出。美国作为历史最年轻的大国,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并由此而崛起。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实现独立,到扫荡南部农奴制度实现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及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美国的制度创新比英国更彻底和更富有特色,特别是不断完善以法制为基础、权力制衡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完善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使美国的制度设计彻底摆脱了英国封建专制和美国奴隶制的影响,不断完善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体系,充分调动人们开展技术创新与技术革命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把领土扩张与经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东西部濒临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区位优势,又采取开放兼用国际资源及广纳世界各地人才、资金的正确战略,如到1890年美国吸引欧洲投资达30亿美元,1871—1907年有2000多万国外移民来到美国,为美国工业化是提高了大量劳动力,保护私人发明专利权制度刺激了科技创新,1860—1890年间美国政府颁发专利证达44万份之多,使美国很快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19世纪末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位,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霸主④。其后由于美国的制度与技术优势明显,国内政局长期基本稳定,又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及产业革命保持了其领先优势,其经济强国的地位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世界经济强国中长期得以持续发展的国家。     3.技术与工业优势支撑下的武力侵略型经济强国模式。这种模式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其主要特征:一是拥有经济强国的技术基础与工业基础,应该说二战前的日德两国都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二是其强国理念的反动性,强国理念的反人性、反科学是这两个国家误入穷兵黩武陷阱的思想根源,德国与日本法西斯政界军界统治者以极端反动的民族优劣论唯我独尊,竭力鼓吹日耳曼民族及大和民族对外征服有理论,毒害国民。三是建立高度集权的军事官僚专制体制,集中调配资源重点发展军事工业。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德国、日本跃居为军事强国,便选择了以侵占别国领土为目标的“武力崛起”之路,企图重演过去葡、西、荷的殖民扩张之路。但这种以武力输出的法西斯模式无可避免地导致最终失败。     4.法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则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强国模式。法国与俄罗斯的崛起除了与英美模式有相同的因素外,如对外扩张等,还有更复杂的地理、文化与制度因素。如法国是欧洲的大陆型国家,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崛起与强大离不开国家的统一与权力的集中,离不开法兰西革命中政治思想制度创新。而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国土辽阔的国家,既有欧洲文明的特征,又受亚洲专制文化的影响,兼有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资源的特色,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强人的出现,是国家崛起的重要条件,彼得大帝与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俄罗斯的强盛就说明这一点。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斯大林时代,前苏联仅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大国与军事强国的路程也说明这一点。前苏联斯大林强国模式的特点一是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建立在政治强人的威权与“唯意志论”基础上,三是在经济发展上忽视民生、极端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片面“赶超战略”。因此法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又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强国模式。     以上说明,即使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其强国模式也是有差异性的。中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和平崛起,上述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复制,而只能借鉴其中某些精华,例如英、美等国重视制度革命、科技创新、工业强国的经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弥足珍贵。          二、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奇迹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令世界瞩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中国经济总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连续30年中国GDP年均高速增长9.8%,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及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为3645亿元,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9.8%,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有明显上升,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08年6.4%。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折合成美元,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作为工农业生产大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初步确立,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甘蔗、大豆分别居第三、四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五位。其他主要产品产量的位次也明显前移。按照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由1995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1.4%。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而在发展中国家中,除机动车、拖车、半拖车一个大类名列第十一位外,其他21个大类所占份额都名列第一位。     2.改革开放的30年,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大加强的30年,是交通、能源、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的30年。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交通基础设施实现快速扩张,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和管道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基本形成。铁路营业里程由1978年的5.2万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7.97万公里。公路里程由89万公里增至358万公里,增长3倍,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08年末达到6.03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里程由14.9万公里扩大到246.18万公里,其中国际航线由5.5万公里增至104.7万公里,增长17.9倍。管道输油(气)里程由0.83万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5.83万公里,增长5.9倍。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985年的3.1亿吨增至40多亿吨,增长11.5倍,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一。200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6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08.5倍,年均增长8.3%,已经成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能源生产国,能源总自给率达到90%。在主要能源中,2008年原煤产量27.93亿吨,居世界第一位,比1978年增长3.3倍。2008年末,发电装机容量185万千瓦,比1978年增长11.6倍,年均增加9.1%。邮电通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基础产业之一。已初步建成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全面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固定电话用户由1978年的193万户增加到2007年的36564万户,增长189倍。移动电话用户从无到有,由1990年的1.8万户膨胀到2008年末的64731万户。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3亿人,居世界第二位,宽带上网人数2.7亿人。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发展速度也位居世界前列。     3.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开放型经济与国内外贸易发展最快时期。经过30年发展中国已从贸易小国走向贸易大国、市场大国。1979-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6.7%,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9%。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也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大力引进外资,中国直接使用外资由1978年的0.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由于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中国已从外汇储备穷国走向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外汇储备实现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39亿美元,到1978年也只增加到1.67亿美元。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外汇储备逐步由短缺走向富裕,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扩大到1946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1978年的1264.9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10万多亿元。     4.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受益最多的时期。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43元、134元,2008年城乡居民纯收入分别达15781元、4761元;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累计211亿元,2008年超过21万亿元;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分组,人均国民收入906美元—11115美元属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人均906美元—3595美元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3596美元—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我国人均GDP2008年已达3300美元,处于低中等收入国家的高端,估计再过两年,人均GDP将超过3600美元,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届时,城乡居民的富裕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国家财力大增,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1985年翻了一番,达到2005亿元,1999年跨上1万亿台阶,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1979-2007年年均增长14.1%。2008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6万亿元。     (二)从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中看中国模式     从历史的纵向比较看,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世界经济史上增长最快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以连续40年的增长实现美国经济跨越式发展:1820年美国人均GDP相当英国人均GDP的73.3%,1870年为75.3%,尔后美国经济起飞,1870-1913年GDP平均增长3.9%,同期英国GDP年均增长为1.9%,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已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美国IT技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历史上最长波的经济上升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实现跨越式发展:1950年日本人均GDP相当美国人均GDP的19.6%,1953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1953—1992年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长6.5%,同期美国为3.0%,到1992年日本人均GDP相当美国人均GDP的90.1%。而中国连续30年年平均增长9.8%,大大超过了美日两国。     从同期的横向比较看,中国更是近30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1978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约为3%,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速为4%,发达国家年均增速为2%,其中年均增速最快的亚洲小国新加坡为6%左右,中国连续30年年平均增长9.8%也大大超过了新加坡。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至今的30年中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状态、结果的多样化,引发了人们对大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考。最近,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⑧ 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说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对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而言并非是最理想的选择。而俄罗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与东欧发展中国家的折腾与不成功,也说明移植“新自由主义”模式对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实施经济改革的前苏东国家也是一种灾难。与此相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经济发展过程、状态、结果的独特性,说明一种正在探索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有别于当代“拉美模式”、“东亚模式”、 “俄罗斯模式”,又有别于历史上的欧美各种类型的经济强国模式,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          三、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          中国模式是国内外媒体近年热炒的一个话题,而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对这个模式如何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尚在形成中。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质是投资需求的继续强劲拉动、出口需求的继续拉动、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的主导推动,是中国的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综合优势的发挥,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联合互动,笔者认为以上这些只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也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有。笔者认为发展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与三大战略的有机结合     战略举足轻重,决定全局,影响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首先是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以及三大战略的有机结合。这三大战略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抓住机遇实施的以经济中心主导社会发展的战略、经济发展以富民为目标的分步走战略、制度创新实施的渐进式改革战略。中国最富有特色的国情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的人口存量已超过13亿,人口年自然增长率5.3‰左右。按此计算,年人口净增量近700万。中国的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满足13亿人的基本需要,如果不实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不解决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要,否则一事无成。30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国内局势有什么新变化,我们党始终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不动摇。并且围绕这一战略确立经济发展以富民为目标的分步走战略,在不同阶段相继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如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分步走目标,进入21世纪提出新世纪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等。     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摆脱贫穷、强国富民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要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与强国富民必须坚定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破除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而改革涉及到各个主体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不能引起社会震荡并反过来阻碍发展。我国扬弃了冷冻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思路,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战略,采取先易后难、先点后面、先农村后城市、先农业后工业、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努力降低我国诱制性的制度变迁成本,使中国经济发展加快。同时,这样做使三大战略有机结合,形成整体合力,引导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与宏观调控科学化的有机结合     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要冲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必须引入市场调节与市场化改革,30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活力来自于市场化。正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堡垒一个个被突破,新的体制因素不断扩大,由此加快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现在,市场决定商品价格的比重占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6.1%⑨。从国际看,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竞争激烈的特大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运行市场化的同时,我国抵御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重视不断完善市场放开后的宏观调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于市场发展的调控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并由此积累了对整个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能力和经验。改革伊始,即注重对商品市场供求运行的宏观调控,较快地改善了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1988年我国商品市场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市场抢购”,1990年前后又出现了“市场疲软”,在市场的急剧波动面前,我国采用了综合调控手段,一次又一次化解了市场的危机。其后我国又经历了1993年的经济过热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的冲击与影响。进入21世纪后,我国又经历了2003年“非典”的肆虐,以及2008年特大冰灾、汶川地震、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每次大的冲击与灾害面前,由于调控得力,我国的经济都保持了正常发展,未出现因各种事故引发的市场危机。     (三)公有制经济主导与经济主体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而只能实行公有制企业与非公制企业并存的格局。非公有制的企业将是我国市场经济新的生长点。从企业所有制变化的趋势看,我国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形态。一是国有企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与国计民生命脉的基础产业、主导企业、骨干项目中,在军工、能源、钢铁、重化、机械、电子、交通、金融、通讯等领域,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主体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同时,国有企业要探索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二是集体企业。这是指以生产资料归一定范围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企业。集体企业在我国数量多、分布广、类型杂。三是私营企业。这是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主要部分。私营企业不同于劳动者个体经济,它是生产资料归私营企业主所有、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进行生产或经营的企业。四是“三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陆续引入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随着第三产业领域对国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三资企业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获得大发展后,目前正在向内陆地带的中西部地区扩展。五是股份制企业。这将是我国市场主体中发展较快的一种企业所有制。股份制企业将在国内各个领域、各个产业中增多,股份制企业形式在我国是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同时股份有限公司(含股票公开上市公司)也会逐渐增多。六是混合所有制型企业。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的所有制经济中还有一种混合型企业,即一个企业中存在多种所有制成份,产权性质各不相同。这种企业数量不多,但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存在的。在除了上述企业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外,我国现阶段还有大量的个体经济。以上说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主体的企业所有制结构模式是多元化的,这既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模式,又区别前苏东计划经济模式。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所有制企业的相互并存,形成了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彼此平等竞争,各显其能、发挥优势,大大提高了市场的开放度、竞争度,有利于促进市场的繁荣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多种所有制企业中也不是平分秋色、不分主次,而是有主有从、互相协调,从总体和全局上看是公有制企业为主体、为主导,这是由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至于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结构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领域、不同部门、不同时期并不是千篇一律按一个比例格局去实现的,而是各有不同。而且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互相渗透,在许多非国有企业中就有大量的公有制经济要素。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     (四)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及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在利益分配格局上努力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因此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上有效地实现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一方面是按劳分配为主体,主要体现是:一是在多种分配形式中,按劳分配起着主导作用,决定着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性质和方向,在个人消费品的所有分配方式中占较大比重。同时,在公有制经济主体中,劳动者的收入主要由按劳分配途径取得,其他非劳动收入仅起补充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中,劳动者收入也主要是劳动报酬所得。二是按劳分配主要体现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中,即在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主要实行按劳动分配的方式,非按劳分配形式是一种补充。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按劳分配是主体,同时还存在多种分配形式,主要有:一是按资本分配。按资本分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最重要的部分,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及资本市场的功能。所谓按资分配简单地讲就是资本所有者依法凭借其资本投入的量来获取新增的国民收入。二是按资金分配。按资金分配是指我国居民个人依法将自己劳动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股票、债券和参与企业内部集资以及银行存款所获得的股息红利或利息收入。三是按经营成果分配。按经营成果分配是指企业经营者依法或按合同契约在一定时期内根据自己经营成果状况取得的收入,它包括个体劳动者、承包人、租赁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应取得的收入。四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在私营企业及“三资”企业中的劳动者与业主之间仍然是一种被雇佣与雇佣的关系,这些企业中劳动者取得的收入本质上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体现着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五是按无形资产(本)投入分配。知识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使技术专利、版权、著作权、技术秘密、商誉、商标、专用名称、计算机软件、经营理念、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无形资产(本)都是智力资本的凝结,按其投入参与分配。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提高效率,能从根本上打破传统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但也就意味着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由于劳动与生产要素投入不同,人们的收入差距会拉开,这有利于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社会上会有弱者、老者、幼者、失业者、贫困者,因此必须注意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保持社会公平。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     1992年邓小平在巡视南方谈话中就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此后中国在建立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分配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首先是力求为所有劳动者提供起点的公平、机会的公平。起点与机会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正,只有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施展才干的机会,为广大经营者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为广大科技人员提供平等的科技创新机会,才能较好地体现社会公正。其次,要注意通过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一是调整居民收入结构,包括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努力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二是加快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快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将养老保险制度范围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事业单位,所有城镇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制。全面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城镇所有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必须建立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企事业单位员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证城镇生活困难居民得以解决温饱问题的“最后保障线”,凡城镇居民,包括已经失业,或正在待业,或发生天灾人祸,其收入标准未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由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社会保障资金予以补贴到最低保障线。近几年来我国正注重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有的地方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已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五)经济联系的开放性与独立自主的有机结合     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性经济将国际国内市场融为一体,以全球化思维推进国际化,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一是从沿海四个特区试点起步,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原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发展迅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与经济全球化紧密联系。二是加快进出口贸易发展,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需求动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三是在国内外商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充分发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市场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积极承接和参与国际产业转移。四是在大力引进外资、外企的同时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开展海外投资与国际技术经济合作,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生产加工企业、研发窗口及原材料基地。五是在国际国内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接轨程度提高的基础上,促进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规则相“磨合”,对国内的相关改革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改革的向前推进。六是把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坚持独立自主有效结合起来,对不同产业领域实行充分开放、适度开放、有限开放的差别性开放政策,注意维护中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主动防御和及时化解国际市场传递的各种危机和风险,处理好各种经济贸易摩擦与纠纷,避免了南美模式及东亚模式危机在中国的重演。     (六)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结合     放权让利的市场取向改革释放了社会成员长期以来在被计划经济、集权体制压抑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性,释放了各个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单位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也释放了各个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横向的经济活动拓展,市场不断活跃,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逐利性、开放性、竞争性、效率性充分显现出来。但与此同时在一个经济大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从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如何在保持市场经济活力的同时,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底子薄、地域辽阔、民族多样、农村人口比重高且文化素质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未经历过工业革命阶段的大国,如何借鉴世界政治文明而又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上创新,以实现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结合,便是中国模式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实施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我国基本构筑了既促进市场活力不断发展,又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活而不乱的现代政治体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市场经济、体现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模式;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结构,当然这种公共治理结构亟待完善。二是基于现代法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和目标,并按宪法精神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基于多党合作、体现共产党执政的民主协商政治模式。其基本要求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实现协商政治和民主监督。四是体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还存在缺陷,还需不断完善,但上述基本构架既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成果,又从中国实际出发,体现了中国特色。在现阶段这种政治体制既可以保持国家、社会的统一,有效防范民主政治进程中社会的动乱,又可使国家有比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掌控能力,集中力量办一些有全局影响的重大事项,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家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市场经济健康的发展。          四、重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长中的问题与治理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长中的问题     1.体制制度中的封建残余影响。这是目前被理论界普遍忽视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应刻意回避。从历史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与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民主管理及民主法治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缺乏。相反,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宗法思想、人治、官本位、封建特权等思想与价值体系一直延续下来。至于近代中国,更由于未经历过大规模工业革命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冲击,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畸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思想体系未有任何变化而承袭下来,其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封建专制历史最长、封建专制思想影响最久的一个人口大国,因而我国的封建思想的历史包袱也最重。因此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十分尖锐地指出了破除封建残余思想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⑩ 他在谈话中对特权、家长制、官本位等封建思想残余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将其作为一个主要部分集中进行阐述。今天当我们讨论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时,如何防止封建残余思想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注意防止出现封建权贵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扭曲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现有的制度体系深层改革中要认真解决三大问题,即如何突破封建特权观念的束缚,真正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平等观念;突破“官本位”思想,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民本位意识与观念;破除封建“人治意识”,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理念。要防止在制度设计与调整中强化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人治理念等封建残余,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重点是推进以建设现代民主为目标的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     2.崛起观念中的思想误区。急于求成的过分乐观主义与盲目自大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经济崛起中思想观念的困境。在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这两种理念和情绪不时会在专家学者的文章、演讲及网民的博客中反映出来,并试图影响顶层的决策。有的一谈中国崛起就忘记了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几年之内中国就可全面超过欧美,独步天下。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在现代化,但从总体上讲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期间甚至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还有的一谈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就认为中国的经济产业已全面陷入美国的阴谋圈套中,习惯于唱传统的冷战思维高调,极力主张用强力办法解决中国与各国的争端,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这就完全背离了党中央关于和平崛起的战略。我们应牢记毛泽东关于中国永远不称霸和邓小平反复告诫的“中国人要谦虚谨慎,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的指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坚持和平崛起。     3.经济社会发展中“三农”问题突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从农村向城市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特殊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的窘境。目前主要表现:一是农业生资价格走高农民增收难;二是耕地减少是刚性趋势,存在粮食安全隐患;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差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产品供给落后,城乡发展差距扩大;五是农村生产要素及商品市场体系发育严重滞后。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例,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当年的中国是其中之一。在此后的10年中,中国城乡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更是有增无减,2005年超过了3∶1。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1.86∶1——扩大到2005年3.22∶1——2006年的3.28∶1——2007年继续扩大到1∶3.33。此外农民失地及利益损失严重。     4.重大经济比例不协调。一是投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并存;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快速工业化的进程,我国消费率处于持续下降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的65%左右降至50%以下,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消费率快速下降,从2000年的62.3%下降至2007年的48.6%,8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8年的43.5%,上升了8.2个百分点。二是一般产品市场过剩与重要资源短缺并存(产能过剩产品过剩)。三是经济增长持续走高与就业压力加大并存。四是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失调,如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与出口质量严重滞后并存;如中国虽然成了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价值链中仍处于低端环节为主。     5.收入分配关系失衡,贫富阶层分化严重。据权威专家组调查中国基尼系数在2006年就已达0.53,(11) “中国财富正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已是不争事实;同时存在人口较多的贫困阶层,主要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与相对贫困人口、失地农民、城市下岗失业难再就业的低收入者及无收入人口;低收入与贫困阶层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突出。贫富差距非正常扩大重要原因是大量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存在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贫富差距的非正常扩大一是影响社会和谐,二是影响市场消费需求的启动,加剧市场过剩。     6.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难,资源危机、生态危机进一步显露。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征是“四高一低”即“成本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高、综合效益低”,加剧了短缺资源的短缺以及环境污染;如2008年,中国创造了世界6.4%的GDP,却消耗了世界7.4%的原油、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和40%的水泥;制造业的能耗占全国一次能耗的63%,单位产品的能耗高出国际水平20%~50%;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生态恶化形势严峻,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km2,沙化土地面积约100万km2,原始林不足1/10,森林质量下降,草地退化面积达2/3,地下水超采(海河平原漏斗面积2万km2)全球1121种濒危物种,中国有190种(IUCN)。     7.市场混乱与无序状态严重。一是诸侯经济分割统一市场。二是非正常垄断破坏公平竞争。三是商业贿赂盛行加大交易成本。四是诚信缺失,欺诈掠夺经营,造假贩假;如非法传销、非法集资、虚假广告、信息披露失真、制假贩假、网络欺诈等,2008年的三鹿奶粉质量事件曾震惊中外。此外公权腐败严重,广泛蔓延的腐败更使收入差距存在雪上加霜,同时权力商品化冲击市场平等竞争,助长市场混乱。     (二)加大制度创新努力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当然上述问题只是中国前进中的问题,但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完善,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本质特征开始显现,但中国现代化任务还未完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更需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从制度创新层面去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历经30年较长周期的高速发展后,深层次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危机都已暴露出来,在这些困难和问题中,笔者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体制与制度的滞后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12) 如公共权力的腐败和寻租活动的制度化与泛化,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太大,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来临,主要经济比例的失调,市场诚信的缺失与无序严重等等。在这些显露出来的问题中,最深层的是权力扭曲了市场的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正使市场发生变异,权力扭曲市场正成为市场发展的深层障碍,它极大破坏了市场的平等竞争和市场的效率。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缺陷必须重视制度创新,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认为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又过度下移;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又如市场机会的垄断、公权的腐败、贫富差距非正常扩大等都要从制度改革中去求解。由此我们应更加重视制度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正如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所得出的结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而制度和技术同样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经济制度的演化可以认为是人类为了减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技术进步可以认为是人类为了减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做的努力。从历史上看西欧的英国和美国率先从农业国演变为后来工业化强国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一个有利于市场运行的制度。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历史上的强国的衰落以及前苏联由强大而解体,也都是制度滞后所致。     因此,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实施《宪法》,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加快现代民主、法治建设,深化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冲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真正认真荡涤封建集权政治与自然经济留下的腐朽观念,认真克服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模式与计划经济留下的思想影响。同时,切实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统筹对外开放与对内协调发展,大大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要加快两型社会建设,加快低碳型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协调,提高社会公平度,减少贫困者及低收入阶层,完善社会保障,普及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扩大和保障民众参与经济政治事务权利,增进国民福利,提高居民幸福指数,努力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2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相同主题阅读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黄亚生:经济增长须辅以政治改革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黄亚生:中国还是“瘦子”,别担心“肥胖”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陈潭:“不差钱”*“不高兴”*“不折腾” 周其仁:中国经济的平衡与选择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三)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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