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厥斯坦

　　 “东突”是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力图将新疆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变成一个独立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运动。 　　 从组织结构上讲，在当代，”东突”分裂势力已经不是一支统一的力量，他们有各种大小不同和分散的组织机构，并在土耳其、美国、德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俄罗斯等国家都建立了分支。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将新疆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 　　 “东突”民族分裂运动的两个主要意识形态是19世纪以来产生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这两种政治思潮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新疆和整个中亚及西亚地区，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人民在宗教上基本都信仰伊斯兰教，在语言上基本都讲突厥语族的不同方言。”泛伊斯兰主义”比较容易理解，它力图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建立一个穆斯林统一体(“乌玛”)，这里暂对泛伊斯兰主义存而不论，单就泛突厥主义问题作一多层次的考察。 　　 何谓”突厥”？ 　　 要了解什么是”泛突厥主义”，首先得搞明白”突厥”是什么。 　　 突厥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部落的名称。公元6至8世纪中叶，突厥部落游牧于漠北广大地区。突厥初属柔然，6世纪中叶并铁勒部、灭柔然，建突厥汗国，其势力范围最广时东起辽水，西抵里海，西南隔阿姆河与波斯相邻。6世纪末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后相继并于唐朝。唐末东、西突厥衰败，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关于6世纪之前”突厥人”的历史，多为一些神话传说，而没有并入唐朝的残余”突厥人”则继续其游牧生活，与其他部族一起融合、迁徙。作为古代部族的”突厥”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不同部族的游牧人说着同突厥部族大体相同的语言，于是在南方的、操着与之完全不同语言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开始把他们统统说成”突厥人”。 　　 严格地来讲，”突厥”不是某一个特定民族的名称，而是指使用基本相同语言(皆属突厥语族)的”部落联合体”。从起源上讲，生活于中国北方的许多古代部族，如匈奴、月氏、柔然、丁零、乌孙、敕勒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突厥部族的形成。经过长期历史发展，”突厥人”在欧亚大陆腹地形成了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鞑靼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等几十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统称”操突厥语诸民族”。在统称”突厥人”的时候，严肃的学者一般会使用”操突厥语诸民族”或”突厥各民族”这样的术语。土耳其学者也同意，”突厥”应该是一个通用的名词，指的是很早以来就开始讲着突厥语的那些部族。 　　 根据语言学上的分类，”突厥语”是一个”语族”(languagegroup)，它属于阿尔泰”语系”(languagefamily)，”语族”之下又分成不同的”方言”(dialect)，土耳其语、维吾尔语、吉尔吉斯语等都是突厥语的方言。笔者在土耳其访学期间曾遇到过很多来自中亚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选择来土耳其留学，除了经济上比较便宜和土耳其教育比较发达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语言上基本没有障碍。比如，一个来自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花四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土耳其语。 　　 中国有学者指出，突厥是一种民族专称，而非民族泛称。它是一个历史地产生、历史地消亡了的古代民族:”6至8世纪乃突厥民族最为活跃的时期，8世纪以后，东、西突厥的汗统都已断绝。……至迟于11世纪，东、西两大支突厥部落相继消失了。其后裔加入了所在地的其他部落，改用了其他民族、部落的名称，与之混血，开始了新的历史航程。” 　　 近代以来，某些西方的和土耳其的学者倾向于把匈奴人当作是最早的”突厥人”，把讲突厥语不同方言的民族说成是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突厥人”或”突厥族”的后裔。 　　 对国外学者的这种观点，中国学者认为他们的共同弱点是:”……以语言学的优势掩盖了历史学的劣势，过分倚重波斯、阿拉伯文献而黯于汉文史料，结果导致突厥外延的无限扩大与突厥史研究范围的模糊不清。’突厥’似乎已不是一个有其明确限定的历史古族名称，而是泛指西至达达尼尔海峡，东至河西走廊的庞大突厥语族，甚至变成连历史上的匈奴、蒙古都可囊括在内的北亚中亚游牧民族的共名。这一理解是根本错误的，我们不应盲从，而应批判地对待。” 　　 也就是说，突厥民族与突厥语族是有明确区别的两个范畴，而西方学者却混淆了这两个范畴，”……以语言学研究顶替和取代了历史学研究，得出了近世突厥语族诸族皆为突厥的后裔，拥有共同历史，共同文化的错误结论。” 　　 泛突厥主义的历史 　　 泛突厥主义最早产生于沙俄统治下的中亚鞑靼人地区。鞑靼人长期受俄国人统治，是被压迫和被统治的民族。为对抗”泛斯拉夫主义”，鞑靼人需要寻找一个能够与之抗衡的思想武器。19世纪末，鞑靼人仿照”泛斯拉夫主义”提出了”泛突厥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地区遭受重创，更多的泛突厥主义者逃往土耳其地区。 　　 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该帝国的建立者是一个从中亚西迁到小亚细亚的突厥部落。在突厥部落西迁和创业的过程中，他们与当地其他不同的种族通婚、融合并改变了种族特征，形成新的民族。但其自身的语言和文化得以保留，这是现代土耳其人延续其与中亚之关系的最重要基础。奥斯曼帝国绵延六百余年(1299－1919)，辉煌一时，其最强盛是在16世纪，疆域地跨欧亚非三大陆，地中海当时就是它的内陆湖。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绑在一起，战败后，帝国就分崩离析了。1923年，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 　　 历史上，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统治者的土耳其人，对中亚的记忆是逐渐淡化的。换句话说，土耳其人一直是往西看的，到现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渴望加入欧盟。但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那就是自19世纪以来，土耳其人又”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中亚传统。那时候，随着欧洲的胜出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其他欧洲、北非和阿拉伯的不同民族开始离心离德。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失败之后，一些曾留学欧洲并习得了一点”突厥学”知识的土耳其知识分子，开始为帝国境内讲突厥语的这群人谋划未来。 　　 与此同时，土耳其人也受到了中亚地区鞑靼知识分子的影响。19世纪后期以来，奥斯曼帝国逐渐成为俄国压迫下的穆斯林鞑靼人的向往，年轻的学生被派到伊斯坦布尔学习，还有一些人从伏尔加河流域、阿塞拜疆和克里米亚等地迁到伊斯坦布尔，并定居在奥斯曼帝国，这些流亡者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他们熟悉俄国的突厥学成果，经历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迫害，并受到当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民粹主义和革命倾向的影响，他们把这一切带到了伊斯坦布尔，传播了突厥历史和语言，并带来了泛突厥主义思想。 　　 在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泛突厥主义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复兴了帝国境内的土耳其民族意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走上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舞台后，既出于泛突厥主义的激情，又出于一种投机性的对外政策考虑，青年土耳其党人在中亚地区开始推行其泛突厥主义政策。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运动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建立了联系。有一些土耳其人在当时帝国政府的支持和默许下来到新疆，鼓吹泛突厥主义。当时有不少的维吾尔人受到影响，并到土耳其留学，有的就在土耳其定居下来，有的回国后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活动。在新疆地区的分裂运动失败后，有一些”东突”分裂分子又陆续逃亡到了土耳其。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对泛突厥主义者而言，算是他们走向胜利的第一步，因为，泛突厥主义现在可能有了一个潜在的”积极而革命的”国家来支持。不过，在新土耳其，这些泛突厥主义者也面临一个他们从未遇到的矛盾:一方面是他们的泛突厥主义诉求，另一方面是新土耳其国家的需求，这两者之间存在分歧。 　　 凯末尔领导的新土耳其国家，一方面力图借用泛突厥主义在种族、文化、语言和历史等方面的”成就”，强化这个新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另一方面，作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凯末尔党人也意识到，泛突厥主义的政治诉求根本就是个幻想，只会给新国家带来麻烦，土耳其国力弱小、百废待兴，根本没有能力去搞什么”突厥联盟”。凯末尔很早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绝无搞”民族统一主义”的野心。 　　 泛突厥主义与突厥学 　　 “泛突厥主义”的思想认为，所有讲突厥语的诸民族是同一个民族，他们的祖国应该是”土兰”(Turan)；他们应该在语言、思想和行动上联合起来，通过创造一种突厥人的”共同语”，使”突厥人”达到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统一；他们主张将所有的”突厥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民族联盟。当然，泛突厥主义者也明白，要同时实现所谓”突厥人”的独立和统一是不可能的，他们也转而主张不同区域的”突厥人”可以先行独立建国，然后再实现所谓的”突厥联盟”。 　　 泛突厥主义是一种”大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现象，也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新鲜事物。尽管有关它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学者们一般都承认，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欧洲，并从欧洲向世界各地传播。 　　 在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些所谓的”大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可以叫”泛”民族主义，比如，在19世纪的欧洲就出现了泛意大利主义、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等。称其为”大”或”泛”民族主义，原因就在于，它主张把讲相近语言、有相似文化的不同民族说成是一个民族，并在这些群体中鼓吹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完全不顾这些民族生活于不同且分散的区域这一事实。 　　 这种以语言－文化为号召的民族主义，最终往往又会走向一个虚构出来的共同起源(种族)。所以，语言－文化的民族主义跟种族－民族主义通常难以区分开来，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它们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强调语言、文化，还是种族因素，这些东西都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创造，而是新兴知识精英阶层的发明。比如，恩格斯曾说过，泛斯拉夫主义就是”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的”。 　　 通常认为，泛突厥主义出现在19世纪的中亚鞑靼人地区，当时的中亚面临日益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压力。因此，泛突厥主义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对俄国压力的一种反弹。同时，对泛突厥主义而言，它的思想资源主要就是来自欧洲。 　　 对中亚和西亚地区的讲突厥语诸民族而言，在19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统一的突厥意识，当时的”突厥人”也早已遗忘了自己的古文字和历史，是欧洲的”突厥学”研究开始重新发现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的。当时有一些欧洲学者(德、法、英、俄)开始研究残存于中亚草原上的古突厥碑铭，进而引起了对突厥历史和文化的极大兴趣。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很多混乱，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突厥语族”混同为”突厥民族”。泛突厥主义者耳熟能详的欧洲突厥学家的名字有德经、阿瑟·大卫、范伯利、莱昂·加恩，等等。 　　 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祖师爷”齐亚·格卡尔普就明确地将泛突厥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突厥学”。 　　 范伯利是匈牙利的突厥学家，他曾在1861年开始其中亚之旅。他化名雷什特，并乔装改扮成一个托钵僧，在中亚地区游荡了三年，然后返回匈牙利，又从那里直接去了伦敦，为英国殖民当局效力。范伯利在他于1868年出版的书中说，所有的突厥族群都属于同一个人种，并可以根据体质特征和习俗再进行细分。在1871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中，范伯利还提出了建立一个大突厥帝国的泛突厥主义方案。尽管后来范伯利收回了自己说法，并认为泛突厥主义只是一种妄想，但他所提出的泛突厥主义方案却被一些极端主义者所接受下来。 　　 古代突厥部族消亡之后，在从中亚到西亚的广大地区，能够使讲突厥语诸民族仍然认同于”突厥”的就剩下语言了。 　　 “突厥学”则以貌似客观的学术”复活”了一种突厥意识，并被中亚和土耳其的知识分子所利用，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和政治运动，即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意识形态把语言上的相近性扩大至人种/种族/民族，认为所有讲突厥语不同方言的人都是”突厥人”。显然，这与民族的普遍理解是不相符合的。”突厥族”就成了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共同体。 　　 （作者昝涛，北京大学历史系学者。本文综合《东方早报》2009年7月刊发的《泛突厥主义：从中亚到土耳其》、《泛突厥主义与突厥学》、《何谓”突厥”》三篇文章。）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地区问题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704.html

　　 2014年新疆暴恐分子在春城昆明实施了致29人死亡，伤140余人的“3?01”暴力恐怖事件，震惊国人。 　　 我们在强烈谴责暴恐分子的同时也应冷静思索，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烈的暴恐事件？ 　　 我们认识新疆吗？我们能走近新疆吗？究竟何谓新疆？认识新疆，或许我们不仅凝视更要反思和透视，才能找到解决新疆问题的思路。 　　 当下的新疆，对外形象展示就是简单的大美和辽阔，或是反分裂、反恐的决心和行动。夜深人静，每当我细细沉思，这些年来，新疆人群中，“你们”和“我们”二元结构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 　　 近5年发生的一系列涉疆暴恐事件需我们沉思：新疆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还是文化冲突问题？新疆问题的成因是什么？露头就打，以暴制暴，以血还血是唯一的路径吗？新疆问题是可逆转还是不可逆转？ 　　 新疆问题历史追溯 　　 新疆，先秦称之“柱州”，汉朝始改为“西域”，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之后建省“新疆”。新疆位居东西方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原住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 　　 早在先秦时期，《穆天子传》等典籍里就记载了新疆情形。古代中国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东海指今日东黄渤海，北海指贝加尔湖，西海就是指里海，这“四海”之内，包括新疆地区。前101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开始了对西域的管辖。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西域都护府断断续续的存在了近百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23年，公元74年至公元75年，公元91年至公元107年）。公元123年，班勇出任西域长史，此后，西域长史府作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行政机构持续到魏晋时期，楼兰城则是西域长史府的所在地。唐代又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新疆地区，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起，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安西都护府共存在约170年。 　　 此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长期中断。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 　　 即使是中央政府没有管辖西域的时期，也与新疆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甚至要求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632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泥孰被推举为西突厥可汗后，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内附。在北宋时期，962年、965年以及981年和983年，高昌回鹘皆遣使献方物于宋。981年其王向宋太宗上书时，自称“西州外甥”。 　　 新疆问题早期生成与“双泛主义”相关。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 　　 “双泛主义”，即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的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 　　 “东突厥斯坦”是19世纪末期西方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制造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概念。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个政治概念。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祥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而让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能够在维吾尔族社会中成长的摇篮，就是大量接受了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影响的“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维吾尔族社会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们之所以要发起“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就是出于对于民族的危机意识。在当时新疆特殊的双重社会结构下，地域社会中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不断加剧；在传统的维吾尔族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下，民族社会层面上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所以造成了这种危机意识。 　　 由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这种思想传承关系，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深受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推翻中国的统治”和争取“民族土地的解放”，而它的最基本的行动特征，就是攻击和排除一切具有“中国”符号的东西。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第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就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参加者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另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是通过“伊斯兰教圣战”的口号来号召维吾尔族民众。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既有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的部分，更是缘于当时的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 　　 清王朝在新疆所构建的政治体制，是把维吾尔族民众看做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他们与汉族社会接触，将维吾尔族居住的新疆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族向这里迁移，目的就是把维吾尔族纳入到为牵制内地汉族而建立起来的藩部体制里。此体制让维吾尔族身处在伊斯兰教的“乌玛”与中华文化间的夹缝中，同时阻止了维吾尔族民众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变成一个孵化独立思想的病灶，深深地埋植在了维吾尔族社会的肌体里。这是新疆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 　　 满清王朝和民国政府治疆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胡萝卜加大棒，却未真正解决新疆根本问题。真正使新疆问题得到控制和改善是建国后，党组织建在基层特别是乡村+政治思想+阶级关系统领。但改革开放之后，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侵入和深化，加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极端宗教思潮的渗透，让新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当代新疆问题的缘由 　　 人们不解和困惑，为什么近5年来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频发？新疆为何突然间变得愈来愈不稳定？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代新疆问题生成可追溯到四十年前。 　　 严格的说，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在中央及新疆高层部分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及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严重的失误。 　　 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 　　 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同年11月1日正式运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60年代，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新疆现代工业基础主要由生产建设兵团缔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却做出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二是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定为1960年11月12日，与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均于11月12日建立）是同月同日。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据统计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 　　 然而，在获取充分、确凿的证据的条件下，1975年8月自治区革委会却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作为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 　　 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情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 　　 尽管后来邓小平听从王震建议，指出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而且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已大伤，损失无法挽回，时到今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新疆地方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总体来说，1949年后30余年，新疆民族关系相对融洽，暴恐事件较少发生。毛泽东时代治理新疆具有八大特征：阶级关系和斗争遮蔽民族宗教等关系和矛盾；多种文化有基本价值认同：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工资福利与西藏成为全国最高地区；各族人民特别是支边知识青年有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光荣感和神圣使命；粮票布票等票证在全国高标准；党群关系一条心，这是各族团结的核心；对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茶叶糖布匹等实行低价优惠供应；公社化后自留地未“割掉尾巴”，城乡差距较小。 　　 改革开放初期10年，新疆生产力得到解放，开放态势明显，新疆问题一度缓解。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民族宗教体制和政策的固化及双泛主义思潮的渗透泛滥，新疆问题有恶化发展的态势。 　　 首先是民族宗教关系高于法律法制关系。在改革开放以前，阶级关系地位最高，民族和宗教问题暂时被遮蔽了，加之新疆实施高工资政策和利益分配较为公平，使得新疆问题相对缓和，呈现稳定祥泰的气象。改革开放时期，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被经济建设取代，但未建构法律至上的机制和公民社会体制。事实上，在新疆民族宗教关系至高无上，甚至大于法律法制关系。 同时，新疆伊斯兰教发生了巨变，据统计，新疆伊斯兰教清真寺由1979年的2000多座发展到现在的2.43万座（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迅猛增长），教职人员由3000多人增加到2.8万多人。新疆穆斯林平均500多人拥有一座清真寺，而中东平均1200人，伊朗约1.1万人，埃及约为2500人。新疆初等教育学校及大中专院校近5000余所，新疆清真寺的数量是学校的5.3倍。新疆有8921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拥有2.7座清真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7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