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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主页 > 亚太报道 温家宝称腐败是最大危险 学者叹政改无期（图） 2011-03-14 中国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星期一闭幕。温家宝总理在会后的中外记者会上说到，腐败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而消除腐败要靠制度和体制的改革。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共高层受到阻力。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报道 图片：温家宝在中外记者会上就当前的热门话题作答。（网络图片/记者乔龙） 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分别于星期天和星期一在北京闭幕。星期一上午，大会表决通过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两份报告都得到二千七百多名人大代表支持，反对加弃权一共不到一百票。至于最高法院报告，475票反对，155票弃权。最高检察院报告也有434票反对，130票弃权。 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闭幕致词时表示，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成为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大会闭幕后，温家宝在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会，吸引了五百多名记者到场，在两个小时的记者会上，温家宝就通胀问题、两岸关系、国际局势回答记者。据在北京的境外媒体记者表示，提问内容，早在上周已经提交。 温家宝在回答法国记者有关近期北非多个国家的政治变化对中国有何启示时说，十分关注西亚、北非发生的政治动荡，但将中国与这些国家类比，并不正确，又强调，应该相互尊重和借鉴各国的选择。 “我们十分关注西亚、北非发生的政治动荡，但是我们认为，任何把中国同西亚、北非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相类比，都是不正确的。”   温家宝强调，中国仍在探索改革道路，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按照自己的国情，选择走不同的路，应该尊重人民的选择，互相借鉴。 对于人们关注的政治改革，温家宝说，只有不断改革，才会有发展活力，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取得的成果亦会失去，他指目前中国的最大危险是腐败。 “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 对于通胀严重，温家宝指，他未来一年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控制通胀，亦要把控制房价的责任放在地方政府身上。 除了中央利用财政及法律手段去控制通涨，地方政府对房价和物价也要负责。 至于人民币进一步升值问题，温家宝称，必须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就业，同时要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对于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上周表示，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温家宝再提政改，湖南作家肖先生评论认为，温家宝这番言论只可看作是个人意见。 “吴邦国不是宣布不搞了，这次改革基本上就停止了。温总理倒是一直都说这个事情，你温总理一个人说一说有什么用？所以，中国要推进政治改革，至少目前难以推进。温总理是个人的意见，自己的看法。现在有些改革主要是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改革，他不牵扯到政治改革。比方说有些机构调整，换个招牌。” 肖先生表示，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时期提出的政改之一是“党政分家”，但稍后被撤销。 “赵紫阳那个时候他是有行动的，实际上在推进，就是说党政分家，一些企业和一些部门撤销党组。党企分家、党政分家这些都在推进的，后面都恢复了。” 宪政学者张博树认为，显示政改步伐受到阻碍。 “温家宝关于中国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大概讲了七、八次。这一次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边，我注意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没有提，肯定是体现了中央政治局他们集体讨论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场合我们可以看出来，目前在体制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关于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个方面的声音是受到阻碍的。” 张博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温家宝他谈了一条，就是中国现在的官场腐败很严重。当然说和做这两者之间，差别还很大。温家宝总理在目前中国政坛上边，他能够做的事情 ，他能够发挥的作用大概也有限，中国就是这么一个体制。我们毕竟还是希望体制内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开明的声音，开明的力量，能够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上，做出一些实质性的事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打印本文

温家宝说，腐败是当前中国面对的最大危险，消除腐败取决于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改革。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周一（14日）结束，会后中国总理温家宝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温家宝对记者说，腐败是当前中国面对的最大危险，消除腐败取决于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改革。他说，国家的命运取决于民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中国电视直播了温家宝答记者问。 温家宝说，在强调政治改革重要性时，政治体制改革要和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进行。他还说，经济改革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会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 强调政治改革和民主 只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让人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温家宝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不仅要实现收入分配公平，逐步减少分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而且要解决教育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问题。 虽然温家宝在回答提问时强调，中国的情况同发生政治、社会动荡的北非和西亚国家不可相提并论。但他反复强调以人为本，社会公平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似乎说明，北非和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动荡令中国领导人更关注民生和民怨问题。 温说把北非同中国相比不恰当。接着说中国经济政治模式如何适应中国国情，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并且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促进人的发展，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对地方政府的疑虑 虽然去年政府出台房地产调控措施，现在公众担心政策能否落实，中国记者问温家宝政府如何确保政策得到实施。此前在两会期间的一次专门关于房价和保障性住房的记者会上，也有中国记者政府如何实行问责制，确保建造和分配保障性住房能够公平进行。这些问题似乎也反映了中国公众对官员腐败和对地方政府不信任。 温家宝承认房价调控的关键是能否落实已经制定的各项措施。对中央政府的责任是加强对地方政府落实房价调控政策检查的力度，实行真正问责制，另外地方政府要认真落实房地产调控，首先要公布政府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和房价控制目标。 温家宝还提出，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在今后五年内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从供求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此前住建部官员说，中央! 政府去年和今年都出台文件指示省政府主要负责，市政府直接负责，实行考核问责。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对地方政府的相关考核要考虑影响稳定的因素，住房事关政治稳定。 温家宝苦口婆心的形象似乎同对地方政府政令不畅形成对比。中国似乎早有将问题归咎于地方官吏的传统。“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说法就是指地方官固守地方利益，妨碍全局。

“两会”闭幕 “演出”结束 14.03.2011 3月14日，随着中国人大会议的闭幕，历时多天的”两会”结束。两会期间中共高层关于政治改革的不同表态、拒绝司法独立及”两会代表雷人提案”等，依然成为公众热议话题。 3月14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了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的闭幕式，如同以往的人大会议一样的程序，表决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决议草案、财政预算2011草案等。 盘点其中：政治改革、宏观经济调整、通胀应对、法制等关系未来政治走向及公众社会权利保障的内容，似乎并无突破性进展，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莫之许在推特上发出对两会的相关评论：”两会提案只有一个属性，那就是如何更好地管老百姓，至于如何制约权力的，一个都没有” “中国配合最默契的黑脸和白脸搭档，原来是吴邦国和温家宝，一年一度的堂会，总是激发起亿万人的关注，前者引人愤怒绝望，后者使人期待幻想，莫衷一是之中，一年又过去了。” 政治：政改无望 在此次两会中，吴邦国强调：”中国不搞多党制”，而温家宝在人大闭幕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二者大相径庭的声音，有公众指中共高层出现分裂，也有人指二者只不过扮演不同角色，但是二者为利益共同体，目标是一致的。 德国之声就此采访了中国的宪政学者陈永苗，他认为：”他们两人之间说话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温家宝即使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也很清楚的看到他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所说的政改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党建活动，意在加强中共的领党，建设共产党的能力，这不是真正的政改。二者之间也不可能有区别。” 关于中国政改的未来，陈永苗表示并不冀望中共体制内：”现在清楚的看到有变化的是两个阶层：一是权贵之下的知识分子，慢慢的从原来相信政改，到再相信政改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再把信心寄托在体制内的改良上，因为体制内的革命已经死掉。他们开始相信体制外的改革与转型，所以开始推动维权运动和建设公民社会；第二个有变化的阶层是底层民众，由于社会不公等因素造成他们站到维权运动的最前沿。这些是未来社会转型的力量。” 法制：没有任何突破 吴邦国在两会上作报告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则明确的表示”不搞西方分权式的司法独立”。两会的法律风向标指向如何，德国之声采访了中国政治大学法学学者王建勋，他并不认为这次两会上在法律方面有任何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样的提法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即使有足够多的法律，并且涉及各个领域，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讲和法制毫无关系；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在法制领域裹足不前，所以炮制出这样一个名词，会让老百姓和非法律专业人士错误的认为，法律越多、越齐备、越完善，在法制方面就有突破。” 这位法学学者认为，中国距离法治国家还非常遥远，因为”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分权、就不可能有法制，必须要承认分权的意义和重要性、必须要承认’三权分立’这样的制度安排。否认这些，就没有办法限制政府的权力。司法不可能独立于行政权和立法权。没有对权力的限制，就不可能保护民众的利益和自由。” 经济：控制通胀后财富的重新分配机制是最重要的 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及答记者问时都表示政府将努力控制通胀，通胀也是有可能引发中国更大的社会矛盾。中国政府是否能控制通胀？中国著名的经济评论人叶檀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是表示：”从二月份的数据来看，基础货币的发行量已经在下降，所以短期内控制通胀是有可能的。现在关键是控制通胀之后，国内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协调，我想这是比较难的事情。控制通胀之前经常出现反复，如果经济要发展、就业要上去，就有通胀的风险。调控货币、通胀下来后，经济增速也会下来，就会导致就业率下降，社会矛盾尖锐。从现在来说，给民众财富的重新分配的机制恐怕是最重要的。” 社会稳定：维稳经费首超国防预算 在今年两会上，当财政预算公布时，其中维稳经费首超国防预算，中国用来维护稳定的预算在2011年将达到高峰为6244亿人民币。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执行秘书潘嘉伟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这反映了中国当局对于民间维权人士等有更严厉的打压：”我觉得中国政府非常脆弱和紧张，他们非常惧怕维权人士的影响力，通过这个数字也可以想象国内的打压力度和人权状况是非常的糟糕。但这样的作法只会更加激化社会矛盾，因为打压力度越强，就会有越多的人透过社会不同层面把他们的遭遇表达出来。过去几年，我们没有看到高压之下维权减少的情况，相反，有很多的维权律师站出来，更有一些底层公众站出来发声，政府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 选举：未来应该允许人大有竞争性的直选 两会期间，中国网民汇总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雷人提案”，如：”农村孩子不宜上大学”、”提案唱红歌”、”企业一定要听党的话”等，对此中国选举专家李凡认为这些代表大部分不合格：”早前有学者和媒体说我们的人大代表，就是’橡皮图章’，虽然现在有所改变，但基本就是这样。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做人大代表。” 李凡还谈到区台湾观摩选举的感受：”台湾也有一些立法委员也不知道如何在立法院应该做什么，但是他们会针对公众做地方服务。而我们的人大代表代表既无地方服务，又不在人大会议上履责，所以讲了很多’雷人’话和不靠边际的提案。人大代表应该是选举产生的，我们的人大代表直选是在县、乡、和城市的区，再往上都是间接选举，这些本该直选的地方那些代表是不是直接选举都有疑问。未来应该在人大允许有竞争性的直接选举，人大代表还要学会公共政策、了解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等，也要学会代表公众表达权利。” 作者：吴雨 责编：谢菲

主题词：两会说钱    一．两会花销知多少？       去年政协会议花费5900万 ： 3月2日 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赵启正被美国记者问及 每年开“两会”花多少钱？赵启正 被问住 ： “花多少钱，我还真没有数据。” 两天后答复： 去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是5900万元。据了解，会议费用包括了会议期间委员、工作人员及各项会务、后勤保障等方面的花费。 ——记者问的是每年两会，得到的答复是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而且只是会议 直接支出部份，并不包括地方政府支持会议的开支 和 其它社会成本。 比如 安保费 、 环京护城河造成的经济损失 、 委员往返专机 ……     如图：这个费用肯定不包括在内   即便只算会议直接开支，2237个委员，平均每人2万6千以上，数目也巨大。一人几天会议的直接耗费跟我国去年人均年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比比？   所以，当云南地震、日本地震发生，网上呼吁 ： “代表们，人民喊你们捐款了！！！”从3/3～3/14日共12天,全国人大代表2981人,政协委员2237人,共5218人。他们的吃、住、行和办公经费都由中国纳税人负担。代表们既然代表人民自己投票，就应该代表人民自己捐款！建议每个代表向中国-日本遭受地震灾难的灾区各捐款10000元人民币！爱无国界！生命至上！      二．政府之富，富甲天下      分税制事权、财权极端不平衡之下，地方政府卖地财政、跑部钱进      全国人大代表、清远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周海波： 财力严重失调，地方政府卖地筹钱      周海波说：《预算报告》可以看到，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是8308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42470.52亿元，占总财政收入的51%多，地方本级收入40610亿元，占48.9%.  “ 中央财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财政 ，全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 中央本级支出15972.89亿元，占本级收入比例的37.6% ，而 地方本级支出73602亿元，占地方本级收入的181% ，缺口由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这也让地方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资金成为支撑地方本级支出的重要部分，财权集中在中央，而保运转、保民生、促发展等任务都落在地方政府肩上，政府的财力和事权已严重失调，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和人民赋予的重担，不得不依靠出卖土地和负债来筹集资金。据统计去年全国卖地收入达2.9万亿。”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制度安排让地方“跑部钱进” 。 按照目前分税制的制度安排，中央 虽然 会按比例返还地方 ，但 “这些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返还的资金，很多是通过部委来执行，结果就变成了部委掌握了大量的财权，让一些地方时常跑北京跑部委跑钱，而这也要花大量的钱”。       如图：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山纪念中学校长 贺优琳        贺优琳 ： “这种高度集中的财政，虽然有转移支付，有一些补贴，但再次分配过程中不尽公平、合理，甚至浪费、滋生腐败，人情关系‘跑部钱进’、增加成本、层层截留”。         三．出钱的太没钱、花钱的太有钱      如图：全 国政协副主席、 前审计长 李金华   李金华： 有些事不能太讲排场 不能太争世界第一 “ 我到一个县看过，一个县搞一个体育馆花了8个亿。类似问题可能不在少数。 ” “ 有些事情不能太讲排场，不能太争世界第一。 ” “ 我们搞了那么多运动会，花了多少钱，有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有些活动放烟火就花多少钱，有这个必要吗？南非搞世界杯也没花多少钱，我看效果也很好。 ” “ 外国来宾看到中国部分城市超前的体育设施建筑，甚至难以相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来中国想援助的，看到这些现象后认为 ‘ 中国根本不是发展中国家，要对世界做贡献，要中国给援助 ’” 。 李金华 说： 中国政府花钱最容易，给老百姓增加点补贴难得很      “政府、公共机构、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浪费尤其严重，有些花钱也要跟老百姓打个招呼啊，都是纳税人的钱啊。中国政府花钱是最容易的，国外要通过预算讨论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我们8万亿财政收入节省出10%，拿出8000亿去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给中低收入家庭增加点收入和物价补贴，那效果就不一样。 现在要是增加点补贴难得很，为什么有些钱就花得那么容易呢？” “有时我们邀请国外政府人员来中国，他们就回复来不了，因为是预算不够。我们中国只要有指标，有钱没钱都能出国。” 他希望政府能拿出更多的钱，让老百姓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经济实惠。          如图：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高明华 ： 参与调研的 《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显示，中国国内居民收入水平远不如美国，但一些垄断行业产品的价格，却高出美国很多，而美国的这些行业却不一定有国有投资。 同为报告起草人的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赵农也指出 ： 2001-2008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 4.91748 万亿，但同期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以及获得财政补贴共计 64766.91 亿元。如果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各种享受的补贴和各种低额的成本， 2001 年至 2008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 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 – 6.2% 。 ——啊，真实净资产收益为负数！           老百姓钱不够　政府突击花钱   如图：蒋洪委员盼财政公开盼白了头   如图： 蔡继明委员        蒋洪：现在不少老百姓买房买不起，看病养老都需要钱，可钱不够。另一方面，政府花钱好像钱层出不穷，有的还要想着法子花。      蔡继明：得突击花钱，年底前必须花出去。           贺优琳痛陈民艰，“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发展建设宁可慢几年，也要使百姓活得更有尊严”。       四．公车消费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 ： 公车 仅三分之一用于公事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已经达到了 200 多万辆， 还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和军队的配车 ，这些公务车辆每年消费支出已经达到了 1500 亿 -2000 亿元，每年车辆购置费增长率都在 20% 以上。         公车使用奢侈浪费、资源利用率低、行政成本高、公车私用突出、货币补贴被当福利…… 他说， 据统计，每辆公务车年消费额平均为 8 万 -10 万 。 社会轿车每一万公里的运输成本是 0.82 万元，而机关公务轿车则高达 3 万元以上，运行成本是社会轿车的三倍多。而在使用效率上，公务车辆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六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 办公事的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了三分之一，此外司机私用占去了三分之一。一些地区和单位不按照规定配备公车，耗资超编超标购车，他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超编配车率达到了 50% 以上，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甚至出现了一人配备两台专车的现象。     如图：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交通厅厅长杨光成 杨光成： 公务员下乡需要 25万元以上的车 他说：云南94%是山地，交通非常不便，大山里应该配好车，这样才能保障安全。公务员下乡坐25万元以内的车，那不现实。 ——杨厅长荣获南都报“ 忧官哥” 称号。据南都， 杨厅长的发言让众多网民不解：官员进山，路不好就要配好车，“乡下人要到城里办事，派好车接不？”说到保障官员行路安全，网民的建议还是值得听取的，比如骑驴、抬轿子，或者干脆走路算了。 我建议，配直升机得了！     五．税与费  赋税沉重： 政协委员 蔡继明： 现在要从过多依靠投资转向靠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拉动经济。很明显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增加居民收入。我们期待：第一，个税起征点应该提高，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当中，提高劳动者收入。 第二，要减少个体工商户的税收负担。      政协委员 蒋洪： 企业，“三险一金”也是政府管理。统计显示，这部分有的相当于工资的 40% ，也有说是 40% 以上，还不包括各种各样所得税、流转税等。从这个意义上判断，中国人负担肯定过重。     个税起征点（或免征额）之争：       蔡继明：最初起征点是 800 块钱，当时平均工资才 40 块钱，起征点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 20 倍，纳税的是很高 ( 收入 ) 的阶层。 现在起征点是 2000 块钱，还达不到平均工资水平。不可能再达到过去的 20 倍标准，但至少 2 倍总可以。      如图： 政协委员、北京星牌体育用品公司董事长甘连舫 甘连舫 ： “我建议多收我们点税，我们不怕。”“我现在平时工资是3万多元，一个月交9000多元的税”，“把我们这样的管好了，对老百姓就放一马。”“国家这么富，老百姓囊中羞涩” “ 我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建议，应该说是呐喊：为什么这部分人纳税这么高？ ”       “ 稿费、加班费、福利，都不应包括在内，这方面 ( 征税 ) 应该免除。因为这是工资之外额外的劳动，劳动法规定是 8 小时工作制，他去加班了，额外取得的报酬是要成本的。 ”   我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建议，应该说是呐喊：为什么这部分人纳税这么高？赚 3000 元，还要纳几百元钱税，这几百元钱对我来说无所谓，对他来说就是煤气罐的钱。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陈万志 ： 消费税和企业增值税分别占营业税的23.5%和28.8%，都摊到商品价格上，“很多国内生产的商品，到国外买便宜得多”。 他 说，真正构成低收入家庭生活负担的不是个税，而是增值税、消费税。  ——这种税是隐形税，每个家庭消费就在纳税，但纳税的事实和纳税人身份却被遮蔽了。       如图：崔永元 崔永元提议个税不应该 “ 一刀切 ”。 他说 ： 崔永元一个月挣3万，征他税也许合适，一个煤矿工人挣了8千就不应该收税，他是在玩命，他进去就不一定能出来，我进演播室就一定能出来。      针对民间、学界和不少两会代委提出 个税 要 考虑赡养系数、按家庭征收 。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 操作上有困难。就家族信息的掌握情况来看，目前在一些地方掌握的翔实程度是不够的。    —— “操作有困难”，你信吗？谁发了不受权力待见的言论，跨省拿人，那可是精准得很。对拆迁钉子户搞株连，对付拆迁血案、校园飙车致死人命的家属，连远亲都摸得清。 而且， 关键还不在 起征点（或说免征额） ，而在于绝大多数纳税人的身份和权利被遮蔽以及“为什么交税”，“税款怎么使用”这样的根本问题不清不楚，税收实际上往往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更糟的是用于对付纳税人，维稳经费逐年增高甚至超国防经费，对纳税人来说，是悲剧。   费重如山：   如图：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科协主席黄细花 黄细花 ： “拉货不超载肯定会亏本”      黄细花 向 全国人大会议 递交了 一份 “关于降低公路收费标准的建议” 。 建议 写到： “全世界建有收费公路的国家和地区有 20 多个，建有收费公路 14 万公里，约有 10 万公里在我国；我国公路收费高于欧洲 9 倍，公路运输成本中 20% 是各种路上收费，公路收费、过桥费名目繁多”。“山西大同市的交管部门曾做过一次试验，用红岩牌 16 吨的载重汽车按照规定装载，从大同运往天津， 一路上这辆车没有任何违规行为，但到达天津后这辆货车还是亏损了 3200 多元 ”。 她得出结论 ： 原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收费公路，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垄断和牟利的工具……收费公路林立正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   有网友笑言，“大同到天津才 400 多公里，就亏 3200 元，广州到北京 2000 多公里，那得亏多少？”        黄细花“拉货不超载不违规亏损 3200 ”的内容在网上曝出，司机反应热烈。一位 司机叫苦： 650 公里高速大客车缴 1024 元路费 。 一辆从福建诏安开到浙江汾水关的核载 32 人的大型客车，经过了 650 公里高速路，过路费竟高达 1024 元！平均每公里收费约为 1.58 元。司机金仁杰叫苦连天。      ——过路费，只是多如牛毛的费中一种！      六． 财政公开、独立预算      李金华 ： “ 公务人员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你在用钱的时候必须是非常节省的，应该是穷政府，现在我们很多政府很富裕，花钱大手大脚。说到底，还是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 ”         关键领域要推进政务公开      李金华认为要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政务公开。 “ 原来我搞审计的知道，比如财政预算公开发展还是很快，但真正要想在一些关键领域实行政务公开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除了涉及国家机密以外的重大决策，比如问题比较多的投资领域，一些关键的岗位上，比如政府采购，基本建设的招投标，这些地方的政务公开还有待完善。 ”     “ 除了财政预算以外，还有一些钱在财政预算以外不受监督。 ” 李金 华告诉记者，比如通过小金库等其他渠道，而土地出让金有的已经纳入预算了，还有些城市没有纳入预算。        “ 很多问题涉及到体制和制度的深化改革的问题，这个不容忌讳的事情，但恐怕还有个过程。比如说，如何控制权力、如何监督权力、如何深化政府部门权力的监督和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和重要的环节加强权力的监督。 ”      李金华说的问题， 重庆 的 黄奇帆 代表、香港刘梦熊委员提供了佐证 ：      黄奇帆： 一些国企在汽车产业上“高歌猛进”，一些国企老总已经疯了，昏了头。“这样的企业到处布点，如果他们是我管的话，我一分钱都不让他动……我有心理预感，这些企业会把过去20年辛辛苦苦积累的资本，在5年里付之东流，将来全部坏账，你信不信？”  他还说： 国企对坏账累积的民营金融机构进行重组，救活了这些金融结构。然而“一个银行的资产，90%多是老百姓和企业的存款，资本金只占8%到10%，一旦倒闭，国家只损失一点，而社会资产就会蒙受巨大损失，容易引起社会振荡。”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刘梦熊；按国际金融交易惯例，购买债券、股票的中介有佣金可收，中国投入 “ 两房 ” 债券数额惊人，其佣金也惊人。这些佣金真正流向如何？有没有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     早 前， 他曾怒斥：“ 你们这班败家子哪里来这麼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 3763 亿美元美国 ‘ 两房 ’ 公司债券。现在 ‘ 两房 ’ 基本上已破产，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人大常委会应立即组织特别调查组彻查，追究责任！ ”                如图： 全国政协委员秦晓 秦晓表示：“ 要通过资本市场和社保，把国企资产稀释掉，分散到民众中去 。政府应该拿这些钱，做更多应该做的事，比如住房、教育、医疗。政府，从长远来看，不需要去经营国企。”应该破除公有制、国企是执政党基础的错误观念，执政党基础首先是老百姓的拥护，然后就有正当性的税收 ——不过， 吴委员长 用 一连串“不搞” ，回应了包括 秦晓 在内的种种诉求。 如图： 全国政协委员 王大成        王大成 ： 建议 借鉴美国， 设立独立预算局        美国 “ 在总统下设专门机构，叫做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通俗点说就是预算局，直接对总统负责，有国会审查并通过，再由财政部负责任税收和预算的执行。总的来说就是决策、执行、监督三者相分离，整个预算的全过程分别由预算局编制、财政部执行、国会批准和监督 ”      如果把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放在一个部门，就好比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编制预算自己执行，权力过于集中，很难说这是科学的。美国的预算是世界公认比较科学合理的，我认为我们不妨借鉴和学习。不要因为它是美国的，我们就排斥。        我建议成立国家预算局，既不要放在财政部，也不要放在发改委，而是直接对总理负责。 美国在行政制度设计方面，决策、执行、监督的做法，我们可以根据国情实际予以借鉴。我去考察了十多个国家，目前就只有美国的预算制度比较科学，这是国际上公认的。       ——财政公开、独立预算都是必须的，可是，如果权力不在阳光下运行，财政公开、独立预算，都只是忽悠。 如图： 全国政协常委、济南大学副校长 张承芬   张承芬 向人大提交议案，要求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建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力争从源头上斩断腐败产生的条件。      “腐败情况触目惊心，腐败官员让人痛心。”提起公共资源配置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张承芬委员就不断摇头叹气，“目前 国家绝大部分财政和公共资源实际上被全国不到 10% 的人操控和掌握，仅为 30% 的人享有和利用。 ” “只要有利益，没有不去捞的！ ” 她 举例，“一个地方的爱卫会利用采购鼠药之机就受贿 30 多万元，就连专门与死人打交道的殡仪行业也成了腐败热门”。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黄泽民 ： 作为金融领域的专家，他对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方面的漏洞感到忧心。“外汇储备没管好对我们中国来讲是大事件，国内的就业问题、内需不足的问题、内外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根子就在外汇储备没管好。” 他 指出，在中国，政府掌握着越来越多的资源，这些掌握资源的权力如果没有人监督，就容易猖狂。 黄泽民建议政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就要监督官员。“你监督他，他就把你当回事，你不监督他，他就越来越牛，就会糊弄你。 ” ——黄委员说得是：权力无监督，就容易猖狂。就越来越牛，就糊弄你。可问题是，没有制度保障，官员升迁沉浮的最终决定权不能掌握在民众手中，你说监督就能监督得了吗？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熊伟既是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唯一的员工。——韩福东 摄 3月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时分。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月份，近5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会带上建议和提案稿云集北京，其背后则活跃着一批民间人士的身影。他们或是有固定诉求的民间组织，或是有着强烈责任心、渴望参政的个体公民；他们没有固定的称呼，“民间谏客”、“提案游说者”、“代表助理”、“编外代表”等便是对他们的形容。 本报记者 崔烜特 约记者 赵淑菊 发自北京 从十届人大一次会议至今，这已是陆军持续第九年关注全国两会议案提案。 但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两会关注者。作为北京益仁平中心的负责人，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会撰写一些提案，游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到两会上。 3月2日，陆军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今年他们一共撰写了4个提案建议稿，如《关于在就业歧视案件中对损害赔偿进行量化的建议》等，尽管涉及的领域不同，但大都与弱势群体有关。 在近5000名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背后，活跃着一批像陆军这样的民间人士。他们或是有固定诉求的民间组织，或是有着强烈责任心、渴望参政的个体公民。他们没有固定的称呼，“民间谏客”、“提案游说者”、“代表助理”、“编外代表”等便是对他们的形容。 “编外人大代表” 当益仁平中心的员工忙着处理有关提案的事情之时，3月7日晚，北京圆明园附近一间堆满书架的出租平房里，刚刚参加完一个有关“微博打拐”电视辩论节目的熊伟，陷入了沉思。“我怎样才能把保护未成年儿童的建议案再改一改，免得落入微博打拐的窠臼呢？”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他自言自语道。 两天后，这位2005年成立的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的创始人又告诉记者，他在今年要提交的《建议在新闻联播中插播普法公益广告》的建议稿中补充了一部分，重点强调“例如传播《刑法》四十一条”的新内容。 对熊伟，湖北省的人大代表有一昵称—“编外人大代表”。 1999年3月，当时还是《湖北经济报》记者的熊伟，跟着湖北人大代表团来到北京，在代表团驻地湖北大厦附近租下了一间地下室。整个全国两会期间，他每天都去找代表，希望他们帮忙递交自己撰写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份历时五年撰写修改的“万言书”里提出了20多条建议，比如“修改刑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建议中纪委在全国设立办事处”、“三峡工程要防止恐怖活动威胁”等，政治史专业毕业的他很“幼稚”地希望自己能够影响到国家政策。 熊伟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注意。3月7日他回忆，当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径直询问他来京“骚扰”代表的用意。 “国家大事嘛，我就是关心一下。”他如此回复。 熊伟说，他之所以选择人大代表这一沟通渠道，源于之前的挫折。1994年开始，他共4次向北京有关部门寄出《位卑未敢忘忧国》一文，要求转交某位领导人，但始终杳无音讯。这让他非常恼火：“就算我的建议是错的，也该给我个回复。”于是他又追加了一封挂号信，并在信中写道：“按照规定，你们应当给出回复，我现在再寄一份，如果再收不到回复，我将向法院提起诉讼。” 很快，熊伟收到了国家信访局回信：“有关建议已经转到相关部门办理。”但此信之后依旧没有下文。 “我当时想，人大代表每年两会都会递交议案，何不找他们帮忙呢？”熊伟说。这一年是1998年，记者熊伟就此开始了他的公民参与立法之路。他经常从公开报道中寻找人大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向工作单位询问他们的联系方式，然后寄上他的意见书。 也就是在那一年，在湖北人大办公室一位处长的介绍下，熊伟见到了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民代表梁建国。两人似乎有点投缘。“梁建国后来跟我说，他觉得，这个人不是为了上访，也不是要谋求什么利益，只是对国家提出建议，建议的内容也很好，可以帮一下他。”熊伟回忆说，梁建国后来帮他递交了意见书。 与全国人大代表接触的过程中也有过一些不愉快。在湖北大厦，有人就曾自称“记者”，质问熊伟到处找人想干什么，并要求他离去。“我一看就知道是驻京办的人。我就跟他说，作为公民，我有权向代表反映意见。”熊伟说。 虽然屡遭冷眼，但在几次见面后，熊伟逐渐跟许多代表熟悉起来，这些代表有时还会介绍别的代表给他认识。 “我记得九届人大里面来自基层代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他们都很愿意倾听来自下面的声音。”熊伟后来将重点放在了那些“非官员代表”身上，主动跟他们交朋友。 在代表们的提醒下，熊伟才意识到《位卑未敢忘忧国》与正式的人大建议案相差甚远，内容过于庞杂，论证也不够充分，并且不符合建议案的文体格式。于是他将意见书拆分为20多条建议，加以补充完整，每年拿着这些建议案寻找人大代表的签名。因为经常扎在代表堆里，湖北人大代表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编外人大代表”。 熊伟至今对梁建国无法忘怀。“从1999年到2002年，我通过他总共递交了三四十件建议案。”他说。但令他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数年前他就与现年近70岁的梁建国失去了联系。 “草根”游说立法 在熊伟的记忆中，2002年起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案，真正令他触摸到了游说代表成功的感觉。 当年6月，身为记者的熊伟到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前黄村调查一起村民选举纠纷案，事件中当地公安局以“非法拘禁政府工作人员”为由抓捕村民，100多名村民被迫流散外地。 同类事件在熊伟的记者工作生涯中时常遇到。“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存在漏洞，希望能推动这部法律的修改完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在时任人大委员长彭真推动下开始全国试行，1998年才得以作为正式法律颁布。强大的阻力让这部法律在许多方面难以施行。 熊伟希望能针对村委会选举问题制定一部真正完善的村委会选举法。结合自身之前接触到的一些个案，他以公民的身份起草了12章2万多字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人大代表梁建国在当年12月领衔向人大常委会递交了这份议案，共有31名代表在议案中签字支持。 2003年，人大换届。熊伟回忆，在十届一次人大会议上，熊伟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第二稿征集到了155位代表的签名，共有5个代表团提出议案；2007年，签名支持的代表人数甚至达到了1000人。 “根据人大的规定，代表自己递交的只能叫‘建议案’，要形成‘议案’必须要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支持，但人大代表一般只在自己的代表团内寻求联名，每个代表团基本是一百人左右，所以提交议案的难度还是相当高。”熊伟介绍说。 但说服代表签名的工作并非由熊伟来完成。一般而言，熊伟会在每个代表团中寻找一位代表作为议案发起人，再由这位代表在团内寻找签名支持，最终形成议案。 “要说服代表领衔发起议案其实是很难的，他们会考虑到风险的问题，怕别人说自己爱出风头，所以往往特别谨慎。也有一些代表在允诺后又反悔了，这个议案也就做不成。当然，要代表签名支持相对简单一些，只需签名就可以，不需做太多的调研修改工作。”熊伟说，与他合作的代表一般会对熊伟提供的稿子进行仔细审定，也会根据情况作出改动，同一个议题，议案的内文常常不一样，这样也能避免议案审议者产生顾虑。 人大代表周洪宇在2005年也曾提出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建议案，并在附件中也加入了《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与熊伟提供的稿子基本一致。 如果说熊伟的参与方式是通过人际关系的话，以陆军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则更多是以提案的专业性来说服对方。他和一些志愿者每年都会试着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电子邮箱寄出他们所写的提案材料，每年集中在3-5个议题上面，往往都会有人回复，承诺在两会上提出。 “我们主要把目标锁定在政协委员上面，因为他们提交提案相对容易，只需要个人认可就可以，而人大代表则需要联名才能成为议案，这很难做到。”陆军联系的政协委员主要是大学教师，并通过与学生志愿者合作来寻找他们的老师。 雷闯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者。从2009年开始，当时还在读本科的雷闯通过搜索论文的方式找到了大量两会代表留下的有效邮箱，并最终建立了一个两会人大代表的联系数据库。在陆军和雷闯眼里，这显然比当初发动志愿者去找电话的方式更为有效。 联合其他民间组织也是一个相当便捷的办法。“广东汉达康福协会的理事张萍今年在看到《关于在公务员系统中落实残疾人就业、提高统残疾人比例的建议》的提案后非常感兴趣，就跟我们说要一起做这个事情，她立即取得了跟她相熟的政协委员朱征夫的同意，就非常顺利了。”陆军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NGO领域内并不乏类似陆军这样的成功例子。自然之友一直都通过已故的梁从诫先生或会员提交环保议案，今年他们最终通过微博私信联系上全国政协委员盛连喜，将“小南海”问题形成了两会提案。而据国内最大的微博站点新浪微博统计，截至3月9日15时，共有全国两会代表、委员373人开通了新浪微博，其中代表164人，委员209人。通过微博，普通公民与两会代表接近了关系。 “以往NGO主要是对它的上属机关或它自己的领域发出声音，因为这样相对而言比较熟悉。显然，现在NGO已经注意到这一渠道的重要性了，很注意去联系两会代表，通过两会来表达，更能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分析道。 三角同盟 在2003年，当益仁平中心的陆军开始主动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递交反乙肝歧视提案之时，同样是在十届人大会议上，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熊伟起草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征集到了155位人大代表的签名，首次成为两会中的议案。也正是在这一年的9月，湖北省人大代表周洪宇创建了一个名为“洪宇在线”的网站，其后被媒体称为“首个全国人大代表议政型个人网站”，通过网络，周洪宇开始了与民间人士的建议案合作。 九年之后，他们失去了一位共同的朋友—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一个公民立法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合作者。代表、学者、民间团体、个体公民，虽然诉求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行动共同构筑了一条公民参与立法之路。 “凡事总需要有人来做，公众参与立法，除了公众立法听证的形式，公众在立法的提案权上能发挥作用，也未尝不可。”蔡定剑教授曾这样评价公民参与立法的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就参与《村组法》起草工作的蔡定剑很早就注意到了熊伟等人的努力，在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草案研讨会上，作为主持人的蔡定剑还曾力邀并非法学学者的熊伟参与讨论。 周洪宇对蔡定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曾经在反就业歧视立法方面的合作。2004-2007年间，蔡定剑、周洪宇、陆军分别作为学者、人大代表、民间力量结成了一个“三角合作”的关系。 “2003年，蔡定剑还在人大任职，他到武汉大学去讲学的时候就主动联系到我，说特别希望有人大代表关注这个问题。”周洪宇回忆。蔡定剑在2003年底离开了人大秘书局，与周洪宇的合作都是以公民的身份。 2004年，在蔡定剑的鼓励下，周洪宇正式提出了要推动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并在网站发帖，称希望网友将意见提供到他的“洪宇在线”信箱。 这很快就引起了当时正在积极联络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陆军等人的注意。作为国内知名乙肝维权网站“肝胆相照”论坛的版主，2003年他曾积极地在各大网站发布《呼吁尽快出台乙肝及携带者工作权益保障法》，引起了一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注意，并在当年做了相关的提案。其后他们意识到了这一表达渠道的作用。 陆军试着向“洪宇在线”发出了他们写的建议稿。三天后，周洪宇在网上发帖回应，“准备把保护乙肝携带者的权益问题带到两会上去，提出尽快制定《反入学、就业歧视法》的建议。” 从2004-2007年，周洪宇连续四年提交了关于反乙肝歧视内容的建议案，并在建议案的最后署上了“代表助理”陆军的名字。 合作之路待拓宽 “这几年草根民间组织希望参与两会议题的意愿高起来了，很多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在一些场合碰到我的时候都希望我帮忙联系代表提交建议。”除了以公民个人身份参与立法，熊伟近几年逐渐成为了代表和媒体、民间力量之间的桥梁。 然而，热情能化为行动的依然罕见。熊伟说，最终通过他向两会代表提交正式材料的民间组织依然为零。 “虽然在2007年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时候就提出过‘按照法定的立法程序，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但至今还没有相关的章程。不仅以官员、企业家为主的大部分两会代表尚不理解这种行为，民间组织和公民也有很重的怀疑情绪。”熊伟说道。 事实上，熊伟这样的参与方式基本无法复制，早已不再从事媒体工作的他每年的收入来源是受捐赠资金，而主要支出花在与人大代表的联络上，至今他还在为出版《公民参与立法指南》的资金感到发愁。 但这并没有动摇熊伟的参政决心。经过多年锻炼，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与真正的人大代表区别不大，从今年开始，他将着手准备参加北京的区人大代表竞选，亲身体验立法的过程。 “游说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政府、代表、人民三个主体之间沟通，而不一定是直接解决什么问题，沟通是问题解决的前提，只要能沟通，接下来就好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强调说。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