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所见，纪念的解决方式无一胜出，哪怕是抒情作为方案，也被严厉拒绝。扭曲的纪念日心态，反倒创造出另一种纪念方式。也就是说，在禁止纪念的情况下，人们争相谈论纪念的缺失、匮乏、不能，俨然已有社会情绪的通感作用。纪念在无纪念的状态下诞生了。
不许纪念的动机很简单，生怕就事论事的埋怨波及一种存在的基础，动摇某种被许多人严密持守的根基。但是在那么多想要记住的人那里，纪念心态却也是迥异，有的无非是要求得一场痛哭。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哪怕是最不相关的吊哭也成了禁忌，像皮鞭夺走滴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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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个调查，问大家，你认为在京沪，家庭年总收入达到多少才能叫中产？截至17:10，六千多人参加投票，结果如下：...
阅读更多上周，财经界一个重要新闻，就是习近平亲自召开经济学家座谈会。从报道看，这无疑是一个服务于“宣传”和“统战”的“务虚会”，因此，微信中的议论多与座谈内容无关，而聚焦在谁出场谁没出场的八卦。但是，对于无缘当面谏言的严肃学者来说，一些人已难以按捺对中国经济前途的不安。本周一，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分析师吴胜春发表研究报告，题目是《重建激励和适度分享——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提出重大建议，设立10万亿规模的补短板基金，为一亿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加快土地改革，放松户籍管制等方式进行重点城市群建设；同时吸引民间投资进入，并加快与英、德自贸区协议谈判等建议。这个报告事实上对习李“碎片化”的“托底”经济方针做出了婉转批评，正确指出，人力资本匮乏才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大隐患。他们建议，设立十万亿规模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基金，“主要为未来数年可以落户城市的一亿农民工（及随迁子女）提供公共服务，投向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兼顾公共住房、旧城改造等。这是当下中国最大的分享，通过对于教育、公共服务的投资，带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需求。（这也是）最后一次扩张中央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整个国家的对外资产负债表。并且，最后这点可通过向全球发行人民币标价的中长期国债来实现，由此同步完成六大宏观部门内部的杠杆转移和再平衡。”尽管这个建议有过于理想化的问题，但应该说，他们指出的是一条“应对中国内忧外患”的正道。我认为，沿著这个方向，中国确实可以找到技术上和政策上可行的办法自救救人，极大地稳定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这是习李和他们所信任的经济学家目前提出的对策所不能做到的，也是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症结所在。问题是，习李和他们所器重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没有想到，或者说虽然想到了，但也不愿提出来投资人力资本的正道，而是坚持那些在海内外无法建立稳定预期的“碎片化”政策？难道他们真的不懂，只有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中心的“稳增长”政策，才可能稳定各方面的预期，才可能让中国经济走出“内忧外患”的险境？难道他们真的不懂，高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速培养一流中国经济学家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恶化各方面对中国经济未来预期的简单道理？我对这个问题有这样两个解释，第一，习李不能选择稳定各方对中国经济未来预期的正道，除了有他们自身认知能力的问题，还与他们对高层政治预期不好有一定关系。习李不和，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要制定稳定各方预期的长期经济政策几乎不可能。那为什么那些身处要职的经济学者也不能像东方证券的两位经济学者那样，大胆谏言呢？我想，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习李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方针，因此，提出这样的方针只会损害自己的名位，而于事无补。那么，习李真的不可能接受东方证券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正道”吗？我想，至少在十九大之前，也就是未来中共权力格局明确之前，习李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正道”是大概率事件，那么，十九大之后呢？是不是也不可能接受？我的判断是，要看当时中国危机有多严重，危机越严重，中共领导接受“正道”的可能性反而越大。为什么？本期《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可以作出解释，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道，不能没有中产阶级参与政治来护航。而中国的内忧外患不达到一定程度，决策者自然不会走这步棋。这当然也意味著，等他们作出决策时，会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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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经济学人》7月7日刊登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中产阶级：2.25亿个让中国领导人担心的原因”。以下为译文：在1990年代末以前，中国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在2000年，中国有500万家庭年收入介于现在的1.15万美元和4.3万美元之间；今天，有2.25亿达到了。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队伍可能多过欧洲人。这个惊人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地的增长并改变了中国。一块块水田已经让位给了摩天大楼，自行车让位给了交通拥堵。这个“内向”的国家已经变得更加国际化：去年，中国出国旅行的人次达到了1.2亿次，在十年里增长了4倍。社交媒体上涌现了庞大的中国聊天族。然而，缺失了某些东西。在其他变得富有了的专制国家，新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变革。在韩国，1980年代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帮助结束了军政府统治。在台湾，1990年代的中产阶级要求民主，导致了独裁政府允许自由选举。许多专家认为，中国是这个模式的一个例外。中国许多的城市现在如韩国和台湾当年开始改变的时候那样富裕。然而，自从1989年坦克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以来，中国没有见到有要求民主的大型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民主政治轻蔑已极。有证据表明，这种办法是奏效的。强硬派的习先生在中国被广泛推崇为一个强人和反腐败的斗士。极少有中国的中产阶级说他们想要民主，不仅仅是因为这样说会令他们陷入麻烦。许多人看的是阿拉伯之春接下来的混乱和退缩。一些人把英国决定退出欧盟视为一个迹象——不能信赖普通选民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中国政府或许对它的批评者是无情的，但是它至少让人民挣钱了。只要不碰政治，他们可以说以及做想要做的事。然而，拨去表面，中国的中产阶级远未满意。中产阶级的成员是优裕的，但是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担心老了之后谁来照顾他们；大多数夫妻只有一个孩子，以及公共安全网不发达。他们担心，如果生病了，住院费就可以抹去他们的财富。如果拥有房产-他们80%的人有房产，他们害怕会失去它；在中国，贪婪的官员可以心血来潮地让人们失去房产权。他们也担心他们的储蓄；银行提供的利率微不足道，其他的投资方式监管很差或完全没有监管。历史上没有一个庞氏骗局诱骗的投资者超过今年1月在中国崩溃的那个。中国很多的中产阶级也很恼火。当他们被强行灌输马克思主义时，很多人嗤之以鼻。对于腐败他们更加愤怒，腐败摧残了每一个行业和活动，还有裙带关系，它给予的回报胜过才智和努力。几乎所有中产阶级都对污染愤怒，污染堵塞了他们的肺，缩短了他们的生命，伤害了他们的孩子。他们不禁注意到一些有后台的污染大户污染了空气、土壤和水却不会受到惩处。而有些人感到沮丧。中国具有超过200万个非政府组织。其中许多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是中产阶级，他们希望能改善他们的社会，独立于中共这个党。一些人鼓动要有更清洁的环境、更公平地对待工人或结束对妇女和农民工的歧视。这些团体没有一个公开挑战中共的权力垄断，但是它们常常反对中共挥动权力的方式。中共明白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支撑的基石。当习先生于2012年上台以来，他谈到了鼓舞人心的、亲中产阶级的“中国梦”。该党调校舆论，试图来回应人们的期待，缓解社会压力。即便如此，难以想象：没有一个更加透明、更负责任的政府，中国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没有法治，个人的财产或人身安全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没有一个更加公开的政府体制，能够自动察觉和消灭腐败。而且，没有言论自由，非政府组织也不会带来改变。经过千百年动荡的历史以及更近期对于1960年代血腥文革的记忆，中国人常说他们真的非常怕“乱”。但是生活在中国城市里的人，将近一半不到35岁。他们对毛时代的无政府状态知之甚少。当他们感到政府不在听时，一些人就会站出来抱怨。拿南方的禄步镇为例，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在7月3日抗议在那里修建垃圾焚化炉的计划。他们与警方作战，并试图冲入政府办公室。这样的抗议是常见的。根据清华大学的数据，在2010年有18万起。当经济快速增长时，随之而来的是稳定，但是当经济放缓时，动荡可能会蔓延，尤其是当中共必须做出象关闭工厂、重组国企和节制污染这样的艰难选择时。最终，中产阶级抗议的命运可能取决于党的精英。1989年亲民主运动的起飞是因为中共的一些精英成员也赞成改革。没有迹象会出现又一次的天安门（运动），但是在领导层内部关系紧张。习先生已经在他的反腐败大清洗中树立了众多敌人。习先生的同僚们正在争夺权力。中共或许能够抵挡许多年的挑战。中国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能够行动迅速地镇压动荡。然而，依靠单纯的压制将是一个错误。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将越来越壮大，他们将会要求变革。中共必须开始满足他们的要求，否则这个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可能会摧毁该党。原文China‘s middle class：225m reasons for China’s leaders to w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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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卢昱宇失联。我翻看三年前的访谈记录，回忆起这位朋友，如何以一人之力收集记录着每天中国各地的抗争事件，从不声张，亦不间断，在边缘中找到绝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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